一 圣彼得堡
一九一三年

让我从一九一三年开始写起。阿赫玛托娃的组诗，《没有主角的长诗》用艰涩而闪光的诗行展开她对这一年的回忆，腐烂和刺激的世界的最后时刻。在长诗里，阿赫玛托娃在等候前来庆祝一九四一年新年的客人。点上蜡烛，摆好葡萄酒和水晶杯，取代她所盼望的客人的，是簇拥着她的、打扮成哑剧演员已死朋友的不祥幻影。他们的出现令人想起昔日的圣彼得堡。阿赫玛托娃二十四岁时，时髦的年轻女郎已以诗人著称，身上还伴有以前从未发生过二十世纪的激烈演变。

一九一三年彼得堡是帝国的首都，黑黄相间的旗帜在冬宫顶上飘扬，身穿制服的马车夫驾驶着良种马拉的私人马车。那里有电车和有轨电车，偶尔有汽车驶过。涅瓦大街迷人的橱窗里陈列着巴黎运来的牡蛎，从奥斯坦德运来的龙虾和“水果蛋糕、嗅盐、梨子肥皂、扑克牌、拼图游戏、间条运动衫……以及染上牛津和剑桥色彩的足球运动衫^[1]”。涅瓦大街向阳一边的书店里有新版的诗集出售。

建筑在海平面下，位于波罗的海的岸边，圣彼得堡永远是一个反常的城市。成千上万的奴隶劳动者，为实现彼得大帝朝西方开一扇窗子的宏伟设计而死于疾病和饥饿。即便在宣布圣彼得堡成为他的新首都以后，迟至一七一二年狼群还大胆地在夜间窜进城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吞噬着猎获物。洪水不断地淹没岛屿，一七二一年，彼得本人差点没淹死在涅瓦大街。这是普希金《青铜骑士》的城市，小职员的情人被洪水卷走，当他起来反抗时，法尔科内^[2]的雄伟的彼得塑像追上了他。这是果戈理的阴影和幻象之城。街道和广场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梦魇中的幻象一般贫穷和肮脏。

阿赫玛托娃称彼得堡为她的摇篮，尽管她不在这儿出生。在自传的简短笔记中，她描写了孩提时代充斥着手摇风琴师、鞑靼旧货商和白铁工的街道，屋子髹上深浅有别的红颜色，入口的前端弥漫着女士的香水味和路经的绅士的烟味，后楼梯发出咖啡、油煎薄饼、蘑菇味和无处不在的猫味。

一九一三年是罗曼诺夫皇朝登基三百周年的纪念日，二月份市区的主大街都布置了戴上花环的塑像，建筑物的前面黏上一长排沙皇肖像。一切给外国和外省的游客留下了印象。冬宫、海军部拱门的金塔顶、其他的圆柱、拱门和双头鹰灯火辉煌。有钱人穿上盛装。一家歌剧院于一九一三年上演了格林卡的爱国歌剧《为沙皇献身》，包厢里珠宝和头饰闪闪发光。大多数贵族都住在涅瓦大街或大街的附近，这儿常举行舞会和宴会。到处演奏军乐以颂扬尼古拉二世的专制统治及其辉煌的帝国。

二月的一天开始了周年庆祝活动，皇上一家乘敞篷马车前往喀山大教堂。为保卫自一九〇五年革命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的沙皇，马车前后驰骤着一队近卫骑兵队。卫兵沿路布防。来自全帝国的游客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外国权贵都为这种壮丽的场景惊讶不已。

在这个中心地带的背后，圣彼得堡仍然是一个污秽龌龊和疾病丛生的城市。大量工厂准许朝河流和运河排放废料。平均每三年爆发一次霍乱，死亡率高踞欧洲各国之上。饮用水得用水桶汲来并烧开以策安全，但又干又渴的工人已顾不上这了，于是一般家庭的食水供应就成了斑疹伤寒以及霍乱的温床。伦敦在十九世纪凭建筑物的新式下水道系统已解决了类似的问题。但直至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尚未进行改善这种状况的尝试。

尼古拉自认天授其位，许多农民直接写信给他，把他看作同情自己疾苦的父亲。不过遍及尼古拉的大帝国的、一九〇五年的记忆仍在作疼。报复，包括处死可疑的激进派，以及在沙皇首相斯托雷平的煽动下对异教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犹太人进行集体屠杀。统治当局依然怀疑波兰人和犹太人，他们老被认为很可能是革命者，一九一三年堪称贝利斯审讯年^[3]，该案以中世纪式的捏造的杀害幼儿罪名去构陷一个完全无辜的犹太人。然而，直到一九一三年尼古拉仍抱着子民拥戴他的错觉。

谈到在革命前的动荡中统治一个国家应有的艺术，尼古拉可谓一窍不通。他天性怕羞，像孩子似的被家人宠着。跳舞跳得极出色，精于策骑，会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但在其父四十九岁驾崩时他的惨叫就恰如其人：“什么降临到我和全俄国的头上？我还没准备好当皇帝呢。我不想当皇帝。”他的皇后也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角色。她不喜欢公众的场合，觉得周年纪念日太拘谨，甚至取消了在马林斯基剧院举行的庆祝演出。她在二十二岁时登上皇后的宝座，尽管被俄国人认为是德国人，她其实是英国人。她颁发旨令让伦敦的梅普斯百货公司为冬宫生产家具，这些产品与经典的帝国风格大相径庭。她和尼古拉用表示亲昵的诸如“宝贝”、“心肝”之类的日常英语来相互称呼。

皇后渴望给俄国生一个儿子，但在亚历山大皇子出生前她只有四个女儿，前者很快就被诊断出患有血友病。一个名叫拉斯普京的俄国陌生人被带进她的生活里，因为此人看来禀有某些止住孩子大出血的神奇力量——甚至有一个经过验证的例子，用电报的力量，即所谓斯帕瓦的奇迹^[4]。

作为宫廷里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拉斯普京热衷于礼物、贿赂和性。尽管有人说他性无能，但他仍整天在浴室和妓院里与妓女鬼混。有流言说他的举动很不受皇室的欢迎。既然皇后仍信任他，把他视为自己儿子的救星，尼古拉就不能从宫廷撵走他。

没有一个游客认为，“月亮在白银时代上空冷却下来”^[5]，这是异常的文化骚动的一年。一九一三年人们目睹了俄国最富有意义的现代派小说《彼得堡》第一部的连载，以及马克西姆·高尔基著名的自传体三部曲的出版。当时有三个歌舞团，当费奥多尔·夏里亚宾在马林斯基剧院演出时，要搞到票子简直不可能。星期三和星期天有芭蕾舞演出，在那儿能看到安娜·巴甫洛娃和瓦茨拉夫·尼任斯基，有时候能看到福金的现代舞演出。圣彼得堡有一系列为人喜欢的剧院，从皇帝资助的传统亚历山德里娜剧院到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6]的现代派实验剧院。大量外国电影在圣彼得堡的电影院上演，当时最有名的电影演员是薇拉·霍洛德纳娅，一般人喜欢以单方面的或遭羞辱的爱情为题材的影片。

大部分崭露头角的先锋派运动都形成于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三年间。未来派运用街头剧、诗歌表演和奇装异服，在视觉艺术上效果强烈。无论诗人们是否采用传统形式，他们都天生与围绕着他们的社会价值作对。他们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采用政治形式去改变社会，但到一九一三年之前，俄国诗人都觉得诗歌将会发生一些变化。

在米哈依洛夫广场街道的水平线下，在意大利街的一角，有一个传奇的名叫“浪荡狗”的地下室，它为演员鲍里斯·普罗林所有。要到达“浪荡狗”，你要沿着狭窄的石级走下去，再穿过一道低矮的门，男人得摘下高帽才走得进。咖啡馆的窗户全都堵死了，仿佛要将日常的世界摒诸室外，画家谢尔盖·苏杰伊金用鲜艳的颜色在墙壁和低矮的天花板的凹凸不平的灰泥上画上了花鸟。不羁的艺术家们在剧院关门后聚到此地，每每神聊到天亮。常客兴致勃勃地喝着冰镇的沙布利葡萄酒，其中的亲英分子欣赏白面包要甚于黑面包。屋里挤得满满的——非常闷热，不总是很欢乐，一个自我封闭的社会，几乎不曾感觉到街道上发生了什么。

在一九一三年，“浪荡狗”是圣彼得堡少数几个夜生活的场馆之一，在那儿口袋里经常没几个钱的文人和艺术家发现自己颇受欢迎。有别于“圆顶”或“双猴咖啡馆”^[7]，“浪荡狗”没有一般咖啡馆的功能；它更像一个俱乐部，有正儿八经的演讲、美术展览和音乐晚会。客人以手拿一本用猪皮装订的厚书作标志。顾客中有作曲家、画家、学者，偶尔还有诸如理查德·施特劳斯和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菲利波·马里内蒂一类的外国客人。作家和画家可以免费，一般的客人被轻蔑地称为“药剂师”，每人得掏上不算小数目的二十五卢布。

“他们乐于掏钱，他们在那儿可以观赏芭蕾舞女演员塔玛拉·卡尔萨文娜在福金设计的大镜子前打拍子，或者目睹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身穿有名的条纹衬衣，以受伤的角斗士的姿势躺在一面土耳其大鼓上，一看见每个打扮得离奇古怪的未来主义同志，就得意洋洋地敲它一下！^[8]

到早晨四点钟，“浪荡狗”到处是烟气，空瓶子，只有几张桌子还有人坐着。在早期的诗作里，阿赫玛托娃描写出这醺醺然而颇感压抑的氛围：

这是一个进行着各种实验的世界，特别在性方面。女人之爱或男人之爱以及三人同居轻而易举地为知识界所接受。安娜·阿赫玛托娃也是这种性混交社会的一员，尽管她已于一九一〇年下嫁给古米廖夫。她晚年时谈及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有如“陌生人的婚姻”，而古米廖夫形容他索然无味的生活归咎于娶到“一个女巫，而不是妻子”。

音乐家阿图尔·卢里耶，其时被认为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作曲家^[9]，他演奏钢琴，而伊利亚·萨茨，因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剧院上演了他的剧本而为人所知，有时则按比他晚得多的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的方式试验调音钢琴。萨茨一头浓黑的头发，蓄着海象般的髭须，坐在“浪荡狗”里，写出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山羊腿仙女》。象征派，未来派，阿克梅派，围着挤满人的小桌子为彼此审美观的歧异而争论不已。最重要的是诗人。身穿黄上衣的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米哈依尔·库兹明^[10]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眼睫毛又长又黑的瘦小男孩子，他因纽扣上插着一枝从山上采来的百合而偶尔为人提起。阿赫玛托娃经常坐在桌子旁抽烟，她身穿一条绷得紧紧的裙子，肩膀上围着披肩，头颈上佩着黑玛瑙项链，老被赞美者簇拥着。亚历山大·勃洛克，上一代的大诗人，他发现阿赫玛托娃的美异常惊人。曼德尔施塔姆形容她为带着上帝印记的“黑天使”。

就在她站着朗诵诗作时，阿赫玛托娃的整个举止发生了变化。她的脸发青，有点紧张，仿佛为读者催眠。她的魅力部分源自她的声音。画家尤里·安年科夫写道：“我不记得还有其他哪个诗人朗诵诗作能如此的富于音乐性。”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回忆：“现在，当人们回忆她时，有时会称她为美人；不，她不是美人。然而她比美人更出众。我不曾见过这样一位女性……她的表达力、真实的脱俗气质以及难以名状的突然的吸引力，使她无论身处何地都显得与众不同、傲立群芳。”众多的画家尝试在画作中捕捉她的姿态，包括纳丹·阿尔特曼。阿赫玛托娃在他著名的画作中常常显得很矛盾，她在画中身穿丝织的蓝衣服，衣服的皱褶，正是立体派画家所强调的，她还披着鲜黄的披肩。相比之下，她更喜欢亚历山大·特施勒画的肖像。

“浪荡狗”酒吧的中心人物是演员奥尔加·格列波娃-苏杰伊金娜。奥尔加曾在小剧院跳舞并在梅耶霍德的《科鲁宾娜的披肩》中饰演科鲁宾娜。她在表演萨茨的《山羊腿仙女》时异常大胆。她也在根据米哈依尔·库兹明的剧本改编并由萨茨作曲的《贞女与孩子们逃亡埃及》中饰演童贞女。

在《没有主角的长诗》中，奥尔加的幽灵在阿赫玛托娃的头上飞翔，她手上舞着黑色和白色的扇，嘟囔着春天的时光，并唤回她们一块失去的青春之梦。阿赫玛托娃称奥尔加为“孪生姐妹”，然而两位女性在外表上并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奥尔加梳着长长的金黄色辫子，正如阿图尔·卢里耶所说，“像梅利桑德”。无论奥尔加多么富有魅力，阿赫玛托娃有的则是另一种美。她优雅的苗条达到有棱有角的程度，腰板笔直，举止高傲。脸上颧骨高耸，有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和柔软的嘴唇。黑头发披在脖子后，前额留着一绺刘海。她的面容有一种经典的完美，尽管从一旁打量，她的鹰钩鼻子在今天已不受赞赏。她的脸和整个外表都给人深刻的印象。当她披着披肩往舞台上一站，那种奇异的沉着的高贵与她的形象和谐地融合起来。

甚至她的珠宝饰物也禀有圣像的特点。阿赫玛托娃的祖母遗赠给她一枚黑戒指，平滑的镶边涂有一层金珐瑯。中间有一颗小小的珍珠。安娜相信它有保护佩戴者的力量。

在阿赫玛托娃《彼得堡的故事》里，《普绪客的毁灭》的人物住在用奥尔加家的方式陈设的房间里：

奥尔加对意大利的即兴喜剧、面具和傀儡极感兴趣。而令人惊讶的是，她祖父是普斯科夫省的农奴，父亲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穷官吏。并非每个人都懂得她的情趣。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奥西普的妻子，不怀好意地称之为圣彼得堡的小玩偶，评论过她褪色、疲乏的表情，甚至认为她是一个美好、轻佻、爱发奇想的人。维拉·德·波塞特——之后成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妻子——在从奥尔加怀抱里夺走了苏杰伊金之后嫁给了他；她认为，她“基本上是一个头脑空虚的小东西，惟一的兴趣在求爱者”^[11]。阿图尔·卢里耶，即使与她生活过一段时间，仍认为她极富音乐才华，有着迷人的笑靥和顽皮的举止。她喜欢制作玩具——唐璜，黑夜的皇后和苔丝德梦娜——并收藏在特制的箱子里，只有客人上门时她才取出来。她爱逛亚历山德罗夫市场，在那儿选购古瓷器和诸如鼻烟壶、袖珍画一类小玩意。“她爱在著名的奥扎洛夫剧院休息室开招待会。这所高雅的小房子布置着用卡累利亚桦木制作的伊莉莎白家具，大键琴，威尼斯镜子，俄国玻璃杯……她耳朵极灵，有极好的音乐听力。马上可以引吭高歌。”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二十世纪俄国诗坛的巨匠之一，经常坐在阿赫玛托娃的书桌旁。他擅长朗诵自己的诗作。而讨厌听朗诵的阿赫玛托娃，对她晚年的朋友阿纳托利·奈曼^[12]说：“我们大家都朗诵诗，只有曼德尔施塔姆的朗诵有如白天鹅在滑翔。”曼德尔施塔姆总认为自己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更准确些说，是一个不属于社会特定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于一八九一年生于华沙，父亲埃米尔是一个犹太裔的皮革商人。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曼德尔施塔姆很快就适应了“浪荡狗”的社交圈并经常陷于恋爱之中。但阿赫玛托娃却因他爱上自己而讥笑他，她只想与他交朋友。通过他爱上的美丽女画家安娜·米哈依洛夫娜·泽尔曼洛娃，大诗人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小圈子里的成员莎乐美·安德罗尼科娃公爵夫人，阿赫玛托娃成了他密切的知己。

尽管她有许多赞赏者，但阿赫玛托娃的头两部简练、亲切的小诗集主要写的还是强烈的单恋，正如著名的批评家和翻译家科尔内依·楚科夫斯基所说。她的第一部诗集《黄昏》（1912），“无论他们何时陷入恋爱，都伴随着下两三代俄国人。”她因谁而怀有这样强烈的感情从不明朗，她冷静的举止看不出不幸的标志。

在“浪荡狗”的地窖里，当茨维塔耶娃在一九一三年写到她时，阿赫玛托娃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皇后了，

茨维塔耶娃在聆听阿赫玛托娃时，十分为之倾倒，以后她曾把整整一组诗题献给后者。一九一三年她更直率地惊叹：

[1]所罗门·沃尔科夫《圣彼得堡文化史》（伦敦，1997），第147页。

[2]法尔科内（1716—1791），法国雕塑家。

[3]梅纳汉姆·贝利斯（1874—1943），乌克兰犹太人，被控杀死十三岁的乌克兰小孩，史称贝利斯案。案子引起国际社会对俄国政府反犹政策的谴责。

[4]1908年，沙皇一家到波兰斯帕瓦度假，亚历山大皇子又犯病。尼古拉二世驰电彼得堡，向拉斯普京求援，后者回电说，皇子不会死。电至，皇子即止血。

[5]引自《没有主角的长诗》。

[6]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1874—约1940），俄国戏剧家、导演，大清洗时被杀。

[7]巴黎酒吧，顾客多为文人、艺术家。

[8]《圣彼得堡文化史》，187页。

[9]康斯坦丁·波利瓦诺夫：《阿赫玛托娃及其周围》。

[10]米·库兹明（1872—1936），俄国诗人，散文家，同性恋者。

[11]《圣彼得堡文化史》，第194页。

[12]阿·奈曼（1936—　），俄国诗人，曾任阿赫玛托娃的秘书，著有《阿赫玛托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