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巴金
一
1942年的冬天，我和几个朋友离开上海到内地去。我的目的地是重庆，打算在那里继续读完没有结业的课程。在重庆，我没有朋友或亲属，对四川这个陌生而又亲切的省份则充满了迷惘的憧憬。我对四川的知识很大部分是从古书里得来的，例如唐代诗人李商隐美丽而不易捉摸的诗句。不用说，这是些距离现实十分辽远的古昔的影子。正如李商隐诗“红楼隔雨相望冷”，当时在我心目里的四川，倒正像笼罩在如尘的雨幕后面的红楼吧。
在我的旅行包里藏着几封信，其中一封是一位中学里的老师写给我的。收信人是他的一个住在重庆的弟弟，当时已经是著名的作家了的巴金。好几年前我已经在天津学校的宿舍里读过了巴金的名著《家》，从小说里认识了成都。比起唐代诗人来，小说的描写可要真实、生动得多了。它更接近于现实，更何况小说里还有着活生生的人物，他们和千万个读者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他们是住在成都的，成都是四川的一个城市，而四川则是中国的一个省……
我的旅行包里藏着好几封介绍信，全是父亲的朋友写给他们的朋友的，必要时我可能请求并获得他们的一些照拂……但其中我最珍重的是李林先生写给我的信。和千万个青年读者一样，我非常希望看到自己所熟习、喜爱的作家。自然，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会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倒不是由于胆怯，当时多的是勇敢的狂想，其实是根本没有想到。
当我在重庆的扬子江上定居下来以后，就怀着激动的心情，跑到城里去找巴金。非常失望，他到桂林去了，没有遇见。在那一年苦闷、寂寞的日子里，我写了一些散文，记下了入蜀途中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风景、人物。1944年夏天，我离开了学校，来到桂林，准备到湘桂前线去。在来到桂林第一天的傍晚，我就到城里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去访问他，他又离开桂林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使我非常怅惘，今天我还记得一个人在斜风细雨中走过漓江江畔，在闪烁着微黄灯火的桂林街头徘徊的寂寞心情。
这以后我就到了印度。在那里我编定了我的第一个散文集子——《锦帆集》，我把这样一册幼稚的、薄薄的小册子寄给了巴金。这件事就足以说明我当时有着怎样的激情与勇气。我竟毫不惭愧地将一本年轻人的习作寄给了一位著名的作家并要求他为我找一个出版的机会，更出乎意料的是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回信很短，他告诉我已经把那本散文编入一个丛刊了。我在那封短信里没有发现一个前辈似乎应有的气派声口，这在当时甚至都使我感到有些失望。他那封装在重庆土纸印的信封里的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
我第一次看见巴金，是在1945年秋天的重庆。抗战胜利使我失了“业”，从昆明回到重庆，依旧住在九龙坡学校的宿舍里，开始了一个真正的“作家”的生活。那就是说，开始卖稿为生。我把一年多来看到的战争场面、人民的生活与苦难……用笔记录了下来。后来，我又成了一个记者。我到重庆市民国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去看巴金，我在那座轰炸后的断瓦颓垣改修的“大楼”的底层的书店办事处里看见了他。那一次见面好像并没有谈多少话，我自己说不出什么话来，同时发现巴金也并不是一个会滔滔不绝发表议论的人，甚至是一个拙于言辞的人。我向他表示了敬意和感谢，我请他到上海后问候李林先生，我只知道李林先生在生病，却料不到那时已经邻近他生命的结末了。我很快地就结束了这次“访问”，在我记者生涯的初期，这是一次真正的“失败”。最近我还遇到一位当时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她还提起她当时的印象，说我那种说不出话来的样子简直不像一个记者，更不符合从我的文字中所能引起的关于我的印象。我想她的记忆是真实的。
二
《家》是巴金四十七年前写成的，是他影响最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家》在去年印行了新版，作者在《后记》里说，“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我读到这里就立即在眼前浮现了一幕不易忘记的场景。去年冬天一个早晨，我走过上海老西门，发现马路上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队伍之头在新华书店门前，尾巴则看不见，已经伸展到中华路上去了。在上海，排成这样长的队伍是少见的。在书店关紧的铁门上面，攀附着一大群年轻人，看样子是中学生；队伍中间有男有女，有中年人也有老人，他们都安静地排着队。时间还早，离书店开始营业大约还有两小时光景。我猜不透今天书店有什么新书供应，就找一位老先生打听，他对我说，“听说今天书店里可能供应《家》。”我肃然了一下，就赶车去了。
我坐在车上想，巴金在《家》的后记里表示的愿望，可能是并不切合实际的。今天的读者，看来还不想忘记这部四十七年前出现的作品。
我最近又读过一次《家》，连同作者为作品写过的一些序跋。我思索着一个问题，作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应该留给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去解答，我自己只能思索一些比较浅显、更为实际的问题。譬如，作者在序跋文里反复声明，小说里只有两个真实的人物。可是四十多年来读者似乎都不大肯接受这样权威的解释，他们直到今天还在关心着小说里一些人物的命运。看来读者并不都是像“特种学者”那样有什么“历史癖”，他们对小说里人物的同情、关心，或厌恶、斥责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这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应该得到尊重，而且这正是说明作品力量的所在。
四十多年前我在中学里第一次读《家》的时候，也曾暗暗研究过我们的英文老师和觉民之间的关系，也想象过小说的作者与觉慧的关联。不用说，我当时并没有什么“历史癖”，也并无野心去写什么考证、索隐的论文，有的不过是一个年轻人的好奇心。我也始终没有向我的老师探询过这样的问题，那原因也并非怕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实在只是腼腆。我失悔当时没有向李林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我相信，我是不会受到斥责的，不，他不是那样的人。
今天，我倒想根据自己的回忆，说明小说所写并非真实人物的传记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最近我常常发现，我是只能研究这样浅显的道理的，而且觉得这是我的一种小小的进步。
我手边还保存着一册1934年的《南开同学录》，这已经是历史文献了。当年的老师有很大一部分已不在人间，同学也多半久已不通音讯。翻翻旧录，却能引起许多回忆，往往仍鲜明如昨日事。在“男中学部教员”里就有着这样的记载：
“李尧林，四川成都，本校西楼，燕京大学毕业，英文。”
这就是我的英文老师，冈查洛夫《悬崖》的译者，李林先生。
在我的记忆里留存的有关南开的种种，有许多是美丽的。离开南开以后，我也曾住过别的几处学校，对比之下，就使我更加觉得南开是值得怀念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南开是什么天堂似的所在，不，完全不是这样。但，我仍不能不说，南开是值得怀念的。
后来也曾在南开做过教员的何其芳先生，曾经在一篇散文里不指名地称这个学校为一座“制造中学生的工厂”。我没有听过其芳先生的课，但对他的诗与散文是非常佩服的。其芳先生的愤慨和对南开的指摘，也都值得认真考虑，但我仍觉得不能简单地接受他的那个结论。不用列举别的理由，在南开，曾经有过李林、何其芳这样的教员，就很可以说明南开的特点。更不必说这座“工厂”的大量“产品”中间，曾经有过许多出色的人物了。1951年巴金从朝鲜前线回国休假，其芳先生在北京请巴金夫妇吃饭，我也被一起拉去。本来想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终于因踌躇而不曾提出。其芳先生在经历了长期的磨难之后逝世，在这里我要表示一个曾经受过他影响的学生的敬意与悼念。
南开中学的教员也真是五花八门。有浑身卫道气息的老夫子，有刚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太太，有才从大学出来、比大学生大不了几岁的不像教员的教员，有“从×××先生习武二十年”的武术家，自然还有必不可少的“辅导干事”。就是这样一些出身、教养、性情、作风都天差地远的人在南开独特的“教育方针”统摄之下工作，这是一个怎样复杂的矛盾集合体，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教员群中，李林先生是个十分突出的人物。
在他的班上，有时课上了一半，他会突然宣布，全班排队到外面去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已经忘记了，大约是到墙子河边去散步吧，反正与英语无关是肯定的。他教英语，不大注意死板的文法，而着重阅读与朗诵，还有就是教我们唱英文歌，这可是经常的，每次上课都要唱。到今天我还记得一首歌的词句和唱法：
Row，row，row your boat，gently down the stream，merrily，merrily，merrily，merrily，life is but a dream.
这大约是，我平生会唱的、得自恩师传授的唯一一首洋歌，儿歌。
这样的教授方法，在南开的主管人看来，大约总不免有些离经叛道。不过很奇怪，并没有听到他的饭碗曾受到过怎样的威胁，他在学生中间的威信倒是颇高的。他常和同学一起打篮球、打网球，有几个月还和同学一起在大饭堂里包饭，挤在八人一桌的台面上用不够文雅的方式吃饭。当一本小小的文艺刊物《水星》在北平创刊时，学校校园里出现了一些征求订户的小纸条，下面写着“本校西楼”和他的签名。
回忆起来，早在中学时代我就有了买书的癖好了。学校外面有一家“会友书局”，专门经售文学读物和期刊。我是每天必去，而且总要抱两本回来的。不久，宿舍床头的木板架上就排满了新书。记得有一天，李林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去，相当激动地问我，是不是买了不少新文学的书。然后就告诉我，一个姓傅的“辅导干事”当我们上课时去宿舍查了房间，翻检了我的书物，而且作为一种“危险情况”在教务会议上提出了。他说，他在会上和这种“荒谬绝伦”的意见激烈地争辩了一通，对这种侵犯学生自由的行为进行了抗议。他有些口吃了，说明他的激动还不曾平静下来，而且可以看出，他虽然勇敢地战斗了，但并未取得胜利。结局大约总是不了了之。他最后告诉我要小心一些。对他的警告，我当时是并不理解也不重视的，心想买两本书看有什么了不起，学校的图书馆里不是也添了这些书而且用硬纸板装了封面在出借吗？但对他的出面主持正义则是感谢的。觉得他和别的老师不大一样，他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我回忆这些旧事，希望为读者理解《家》这本作品提供一些资料。同时也想说明，照我看，李林先生和《家》里的觉民实在并不是一个人，他比觉民还要更大胆、更活泼，对旧的传统有更多的叛逆性，他还会做出更多使读者精神一振的事来。
不知怎的，又想到了《红楼梦》。
关于《红楼梦》的争论，可谓多矣。而且不只过去争论得热闹，将来的争论肯定还会更加热闹。过去一段时期，人们正确地批判了一种荒唐的论点，那就是把曹雪芹当作太史公，把《红楼梦》当作由“宝玉列传”“林黛玉列传”……组成的《史记》。这是只有有着“历史癖”的特种学者才说得出的昏话，对这种昏话不加批判是不行的。不过事情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半路上有些论客出来打诨了，他们把本来是不错的意见一个劲地推、推、推……终于推进了荒谬绝伦的所在。谁要是对曹雪芹的身世、经历，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作一些深入地研究，特别是与《红楼梦》作一些对比的研究，他们就气急败坏地喊道，“复辟了！这种复辟太典型了！”这些论客和“特种学者”实际并没有什么不同，花样尽管翻新，目的原是一样。把一部伟大的作品封闭起来，加以取消，不过如此而已。近六十年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对曹雪芹的创作《红楼梦》说过这样的话了：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这是十分平实的说法，经六十年岁月的检验，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说法。特别是经过某些论客的疯狂践踏之后，回过头来看，更感到这种说法的可贵，因为它是实事求是的。
我并不想拿《家》和《红楼梦》对比，不过我觉得两者的产生过程确有某种程度的近似。巴金如果没有他最初十九年的生活，没有那些他所深爱、深知的亲人，没有使他坐卧不宁的激情，那么《家》的产生就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经过思索以后得到的简单结论。至于小说家不是摄影师也不是太史公，则是属于常识范围里的事，这里可以节约加以论述的篇幅了。
不久以前巴金在闲谈中说起，他的大哥和三哥（李林）寄给他的信，他曾经保藏了多年，订成了厚厚几册的，十年前由他自己亲手毁掉了。他说，他是不想落到“四人帮”爪牙的手里，成为“展览”的资料。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都在微笑着。这些信已经毁灭了，他们的影子却清晰地留在《家》里面。作品自有它的力量，它会生存下去的。不论是怎样的“英雄”，对此都将无能为力。
三
1956年，我到四川去旅行，过成都时曾去访问李家的旧宅。不记得那地方已经改为一个什么机关了，只在大门口张望了一下，远远地看了可能曾经是巴金的卧室和书房的屋子，就走开了。我没有走进去，没有去看花园，没有去凭吊鸣凤自沉的湖边“遗址”。这就证明我的“历史癖”并不太深，头脑也还比较清醒。不过我当时确是有着一种小小的计划。我想，如果要认真研究巴金和他的作品，不了解成都的种种是不行的。我在成都住了一个月，看了不少川戏，看了廖静秋的《归舟投江》。这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演员，当时已经身患不治之症，但仍严肃地坚持舞台工作。巴金很尊重她这种工作精神，他和几位四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给“人大”写过一封信，提议给廖静秋拍一部舞台纪录片，信里有这样的话：“现代科学还不能保存她的生命，但是可以保存她的艺术。”后来她留下了一部纪录片。不久以后廖静秋逝世，巴金写过一篇纪念她的文章。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巴金对川戏的感情。
在《家》里描写过五十年前川戏演员生活的一些小小侧面，在另外的文章里他还作过更详细些的说明，看来那时候四川演员的命运和《金台残泪记》这类作品里所描写的北京演员差不多。巴金对这些被侮辱与损害者是同情的。这一点，过去巴金的研究者似乎都没有加以注意，可能就是因为人们对这种社会现象缺乏必要的了解。不过1956年的成都已经再也找不到这种历史残迹的余痕，访问老演员也很难获得这样的材料。我看过《打红台》后访问了著名演员面娃娃（彭海清），他谈了不少表演和川戏流派，使我增长了见识，但他并没有谈旧时代演员的生活，仿佛这一切都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在成都，唯一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发现了一个别有风味的舞台，当时它还被使用作一个主要的营业性剧场。它是在一个旧宅的花园里，舞台不大，池座四周有朱红的游廊，外面就是花园，大约只能接待几百个观众。在这里我看了《抢伞》《辩钗》……这些节目，感到环境和演出十分协调。我想《家》里描写的公馆里演戏那种场面，大抵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巴金是很喜欢川戏的，川剧团旅行演出路过上海，总有些演员到他家去做客。不管是老演员还是年轻演员，都像熟人似的和他随便谈话。川戏在许多地方都赢得了不少热情的观众，其中不少还是狂热的爱好者，碰在一起就热烈地谈起来。在这种场合，巴金只是微笑地听着，把“内行评论家”让给旁人。他在《谈我的短篇小说》的末尾说，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看戏，我喜欢的倒是一些地方戏的折子戏，我觉得它们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说。他举了川戏《周仁耍路》的例子，作了分析，指出这完全是中国人的东西，从人民中间来的东西。他赞颂了我们深厚的传统。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给作家的哺育，而这也正是研究者往往忽略了的。
巴金有着非凡的记忆力。50年代初，有一次饭后闲谈，他兴致很好，随口背诵了好多篇古诗，包括《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长篇。那时我正在起劲地买旧书，他托我顺便给他找—部旧版的唐诗选本。记得后来找来了一部《批点唐诗正声》，选本并不高明，不过是明万历刻，棉纸印的。巴金喜欢买书，但从不买线装古书，这部《唐诗正声》，大约在他的藏书里算是很别致的了。他还托我从相熟的旧书店里买过一整套《绣像小说》，《老残游记》就是最初在它上面发表的。此外还买过全套的林译小说……这些都是他年轻时熟习并喜爱过的读物。他摩挲着这些书时，表现了非常的喜悦。我记起他在《忆》里的一段文字。当他是一个孩子时，晚上在清油灯下，跟着母亲读他自己手抄的词，这是个非常美丽动人的场景，它使我想起龚自珍的《三别好诗》和诗序。龚自珍说有三位文学成就并不太高的作者的作品，却是他一直深爱的，那原因，“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梅村）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吾方壮而独游，每一吟此，宛然幼小依膝下时。吾知异日空山，有过吾门而闻且高歌、且悲啼，杂然交作，如高宫大角之声者，必是三物也。”龚自珍在这篇诗序里表现了他独有的文学特色之外，还表现了更重要、更真实的东西。
巴金的《家》里有两个真实的人物。一个是他的大哥，这是读者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呢？我问过他，他说，“是我的祖父。”
1956年路过重庆，抽空到“米亭子”去了一次。抗战中这里曾是旧书店的集中地，此刻是冷落得多了。旧书店只剩下两三家，货色也少得多、差得多。我在散堆在门板上的烂书中间，无意中抽出了两本薄薄的诗集，是民国初年成都相当精致的小字刻本。我从书末校刊的后裔列名里发现了李林和巴金的名字。我知道这该是他的祖父的诗集了。带回上海给巴金看了，果然是的。
高老太爷和冯乐山这样的人物，在1956年的成都，恐怕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标本。因此想领教一下他们的“风范”，是困难的。但我在成都市上还是买到了《诗婢家笺谱》，买到死去不久的赵尧生（熙）的诗集和木刻小本《情探》。此外，他们的遗迹在四川各地一些名胜所在的刻石上，还留存着不少。他们有着那个时代一切遗老的共性，同时也有他们地区性的个性。就是这样一些确实无疑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也还是复杂的，不像“四人帮”论客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赵尧生的写出了《情探》，就是一个例子。我没有用《焚香记》和《情探》比勘过，据说两者是大相径庭的。《情探》是鬼戏，是为江青之流所切齿痛恨的鬼戏。但自从三十二年前读了鲁迅先生的《女吊》一文以后，我就对诸如此类的一切高论产生了“免疫力”。无论“‘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唱出了怎样慷慨激昂的高调，一概当作“呆鸟”的嘶鸣。现在看来，这种认识又十分不够了。他们哪里只是什么“呆鸟”而已呢？这又是我近来的一点小小的进步。
在我看来，《情探》里的焦桂英实在是一个带复仇性的、很美也很强的鬼魂。如果人们不是同情，反而责怪她、斥责她的斗争手段卑怯而不科学，那么，照我看来，简直就和手执核子武器，却在嘲笑第三世界人民手里的雕弓与匕首者异曲同工，实在已经大大高出“呆鸟”之上了。
为什么冯乐山，或至少是冯乐山的诗友会写出《情探》这样的作品来呢？这就是使我感到问题并不那样单纯的因由。
1956年在成都的日子里，我还访问过《死水微澜》的作者李劼人，访问过“商场”的旧址，设法吃了有代表性的川菜如“开水白菜”之类，在少城公园吃过茶……目的是想写一篇探索《家》的时代背景……那样的报道。可是这个题目非常困难，时间又迫促，终于不曾写成。
过去，我也曾和朋友合作，用这种不太聪明的方法研究过《红楼梦》，不料却成了“典型的复辟活动”“繁琐考证”的标本。我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一碰上考证，江青、张春桥之流就像被掘了祖坟似的发狂、发怒、发抖呢？他们为什么疯狂地反对写真人真事的作品？似乎这些都是不可理解的。现在可是悟出一点奥妙来了。
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描写过他婴儿时代曾经戴过的银饰，上面镶着尺、剪刀、算盘、天平之类的小东西，这是被当作避邪的法宝的。为什么呢？鲁迅解释道，“中国的邪鬼，是怕斩钉截铁，不能含糊的东西的。”对同样的事物，鲁迅对日本朋友增田涉也解释过，“总之，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弄清事物的。可见中国的邪鬼，非常害怕明确，喜欢含混。”考证这东西，终极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弄清事物。邪鬼之见而生畏，因畏生恨，非灭此朝食不可，不是明明白白的了吗？
鲁迅后来为了探究和好奇，从30年代上海的银楼里买来了几乎一式一样的银饰，叹息道，“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现在是距离鲁迅发出这种慨叹又已过了半个世纪。中国的邪鬼的性情是否有了什么改变，也正难说得很。世间大约没有什么永久不变的事物。我想，至少比起它们的前辈来，今天的邪鬼已经变得更为伶俐，只是银饰式样的法宝，已经难以制服。但无论如何，斩钉截铁、决不含糊，这样的原则，在邪鬼不曾完全消灭之日，总还是适用的吧。
四
1946年秋，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到霞飞坊（现在的淮海坊）五十九号去看巴金，这已经是李林先生逝世的半年以后了。巴金和萧珊就住在三楼李林住过的书房里，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小林。现在是小林自己也有一个小女儿了。一次，我从一面走动一面讲话的小林的侧面，又看到了李林的瘦削、带了分明轮廓的深深小酒靥，我想，有些似乎已经永远失去了的东西，也还会在无意中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