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无房户
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水经注》，提到了孔子的不动产。他说：“孔庙，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顷。所居之堂，后世以为庙，……庙屋三间，夫子在西间东向，颜母在中间南向，夫人隔东一间东向。”[1]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山东曲阜城中，保留着孔子的住宅，占地大约一百亩，盖了三间房，孔子住在西边那间厢房，孔子的爱人住在东边那间厢房，孔子的生母颜氏住在当中那间正房。
这段话是郦道元亲自考察后写的，应该可信。
春秋战国时期，一亩相当于现在零点三三亩，一百亩相当于现在三十三亩，折合两万多平方米。两万多平方米的宅基，只盖三间房子，这让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很怪异。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住宅特征，就不会觉得怪异了。至少在南北朝以前，中原一带的民宅，包括一些小城市的市民住宅，占地都很大。孟子常说“五亩之宅”，荀子要求国君分给农民每家“五亩之宅”，到了南北朝时候，北周太祖制定土地政策，凡家庭人口在十人以上的，还分给五亩宅基。这些还都是平民的住宅，如果是贵族，住宅的占地面积更加大得吓人，像汉成帝时期，王侯住宅可以占地一千亩，公主住宅可以占地三千亩。
这么大的宅基面积，并非全盖成房子，其中绝大部分空地，是用来种菜、种树、搞畜牧养殖的。也就是说，南北朝以前的住宅，经常跟耕地连在一块儿，近似今天美国常见的家庭农场。《周礼·载师》有云：“宅不毛者，有里布。”意思就是房子周边的空地上不种菜不种树不种庄稼的，要罚钱。可见在那时候，政府曾经强令居民把住宅变成农场。
孔子所居住的曲阜，在春秋时期是大城市，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但即便如此，仍跟现代城市有本质区别。现代城市里见不到大片的耕地，也不可能有大量的农民，即使有，也是离开耕地的农民工。而在春秋时期的曲阜，包括同时代的其他大城市，都是士农工商杂居一城，在最繁华的城区街道上，你也能见到扛着锄头的农民下田耕作，大片的农田点缀在商铺、官廨和民宅之间，颇有田园牧歌的气象。类似的场景在欧洲也出现过。譬如12世纪的乌尔姆和纽伦堡，麦收季节响彻铁连枷的声音；15世纪的慕尼黑和巴塞尔，闹市区内遍布三年轮作的耕地；18世纪的法兰克福和威尼斯，人们在街上围栏养猪。甚至直到我们的盛唐时期，唐代宗还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长安城的市民植桑种麻，之所以禁止，当然是因为已经种了。
孔子在曲阜城中拥有三十三亩宅基和三间房子，在当时算不算豪宅呢？看跟谁比，跟平头百姓比，大多数家庭只有“五亩之宅”，折合成市亩不到两亩，那么孔子的房子当然算豪华。可是跟当时鲁国季孙氏、孟孙氏等权贵相比，就显得很寒碜。因为季孙氏等人都有封邑，封邑里有属于他们的百姓，有属于他们的城池，有属于他们的上百万亩的土地。孔子活着时，名声很大，影响很广，但终究不是上层贵族，他一生没有自己的封邑。《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从蔡国出来，接到楚国国君楚昭王的聘请，昭王要封他“书社之地七百里”。这“七百里”不是方圆七百里，而是七百个小型社区，一“里”是二十五户农民，七百“里”就是一万七千五百户农民。如果真的封给孔子，这一万七千五百户农民的土地、房子，其收益权归孔子所有，每年收获的粮食，每年赚到的房租，都得交到孔子手里。遗憾的是，楚昭王还没有兑现承诺就去世了，这让孔子失去了一个拥有巨额不动产的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