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南北朝时代，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与偏安江南的汉族政权长久对峙。在这个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代里，由于北部中国战乱频仍，北方人民遭到残酷的屠杀，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具有高度封建文化的汉族士大夫及广大人民大量南迁，南朝便成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重心。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这时仍继续在江南延展着。这一时期，显示着整个中国诗歌发展趋势的，乃是南朝诗人的创作。

南朝初期的刘宋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的诗歌，从表现形式到思想内容，都有所突破，有所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优美自然的山水诗、托古讽今的乐府诗和生动热情的民歌，从而打破了玄言诗对中国诗坛的百年统治，把东晋以来衰颓的风气重新振作了起来。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两位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大作家：山水诗人谢灵运、乐府大家鲍照。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一带）人，晋车骑将军、康乐县公谢玄之孙。他出生在会稽郡始宁（今浙江省上虞市南、嵊州市北），十五岁时袭封康乐公。东晋义熙元年（405年），灵运二十一岁，任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开始步入仕途。其后追随抚军将军刘毅，任记室参军、卫军从事中郎等职。刘毅起兵反抗刘裕，兵败自杀。灵运改任刘裕的太尉参军、秘书丞、中书侍郎等职。义熙十四年，刘裕在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建宋国，灵运任黄门侍郎、从事中郎。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建宋朝，改元永初，东晋灭亡。灵运由公爵降为侯爵，改任太子左卫率。由于灵运并非刘裕的嫡系亲信，又曾经为刘裕的死敌刘毅效力，因此根本得不到刘氏王朝的信任与重用。灵运的祖父谢玄，虽然功勋卓著，官爵显赫，但他却是东晋王朝的重臣。而刘宋王朝正是篡夺了东晋王朝的江山而建立的，它的统治者们，对前朝功臣的后代，也自然要另眼看待。所以，朝廷只是给灵运一些官阶虽高却无实权的职位，“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宋书·谢灵运传》）。而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同上）。永初三年，刘裕死，少帝即位，朝政被权臣徐羡之、傅亮等人所把持，灵运仍然被冷落一旁。他就“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同上）。因此，为徐、傅集团所恶，出为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太守。任职仅一年，便托病回故乡始宁隐居。这次遭贬谪，从政治上来看，无疑是对灵运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从诗歌创作方面来看，反而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仕途的绝望与无可奈何，使灵运出世隐逸的思想开始露头。他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林野，想借此来逃避现实，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消极反抗。这时，他创作了大量清新优美、摹景抒情的山水诗篇，如《过始宁墅》、《登池上楼》、《游南亭》、《初去郡》、《七里濑》、《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七里濑》一诗中写道：

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正是灵运这一时期思想感情的真实写照。关于灵运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及创作情况，《宋书·谢灵运传》中也有比较客观的记述：“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刘义隆杀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灵运被召回京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任秘书监、侍中等职，但仍无实权。于是，他依然同在永嘉一样，擅离职守，肆意遨游。文帝得知，叫人放出话来让他辞职。灵运就托病回始宁，第二次开始隐居生活。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作有《入东道路》、《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石门岩上宿》等诗。元嘉八年，灵运的仇人、会稽太守孟诬告灵运有反叛朝廷的“异志”，灵运急忙赶到京城为自己申辩。宋文帝没有追究灵运的罪名，但也不愿再让他重返始宁，而是派他出任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西）内史。灵运在临川仍旧到处游山玩水，不理政务。这时期他写下了《道路忆山中》、《入彭蠡湖口》、《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等好诗。由于当地官吏的检举，朝廷派人前来逮捕灵运。灵运兴兵反叛，兵败被擒，被流放到广州服刑。元嘉十年，灵运又被控告里通村民，图谋造反。宋文帝下令在广州将他处死。灵运死时虚岁年仅四十九。

在这短暂的几十年中，谢灵运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山水诗篇，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他本人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开山祖。在灵运之前，虽然也出现过以山水为衬景的杂诗，如晋初陆机的《赴洛道中作》和左思的《招隐诗》，都写到了山林泉石之美；晋宋之际的谢混，在其《游西池》一诗中也曾写出了“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这样清新优美的诗句。但是，这些诗歌中描山摹水的文字，还只是一种点缀与衬托，并不是诗中的主要成分。到了谢灵运，才第一次把自然界的山水林泉作为主要的审美对象来进行描绘，歌咏山水之美成为诗歌的主要内容，而诗人的思想感情也就寄托在客观的山水景物之中了。

当然，灵运的诗歌作品，也不都是山水之作，抒写情怀、阐扬道理的诗篇也不在少数。如叹息人生易老、生不逢时的《岁暮》、《豫章行》等诗，歌颂友情的《南楼中望所迟客》、《庐陵王墓下作》等诗，抒发诗人的隐逸之志、阐扬道家清净无为的处世思想的《斋中读书》、《田南树园激流植援》等诗。不过，最能代表灵运一生的创作成就的，还是他的山水诗。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谢灵运的诗歌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以情写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

诗人在描摹山水的时候，擅于把胸中所含的丰富的情感，通过笔墨渗透到字里行间，使诗中所描绘的客观的自然景物蒙上一层浓重的感情色彩，使人读其诗即见其情，有很强的感染力。如《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一诗中写道：“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从这几句对客观景物的描写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与眷恋之情。又如《七里濑》一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则是通过对肃杀的秋景的描写，来暗示诗人遭到贬斥后的那种落寞忧伤的情绪。清人王夫之说谢灵运的山水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卷五），可以说是十分恰切的评论。

二、风格清新自然。

灵运的《石门岩上宿》一诗中写道：

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

这几句写得淳朴自然，颇堪玩味。尤其是“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两句，更是自然清新，浅近如口语，为历代诗评家们所称道。这种清新优美、自然可爱的诗句，在谢诗中可说是俯拾皆是，如“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等等，大都脍炙人口，足以垂范后世。

不过，这种清新自然的风格，却不是不假思索、信手写来就能达到的，而是必须讲求技巧，努力避免直白浅露，经过一番文字的锤炼，而后求得清新自然。

虽然谢灵运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首先，最明显的一条就是几乎每首诗的后面都拖着一条谈玄说理的尾巴，大大地损害了山水诗恬淡自然的意境。其次，是使用典故过多，有时给读者以艰涩之感，失掉了诗歌所应有的谐畅情味。再次，是过分追求句子的对偶及文字的雕饰，有时难免露出斧凿之痕，并且往往造成有句无篇的不良后果。

尽管谢灵运的诗歌创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总起来说，他在中国诗史上的贡献还是十分突出的。正是由于他创作了大量优美的山水诗篇，才最终结束了玄言诗对中国诗坛的百年统治，开创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纪元，并对后世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为发掘、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撷取谢诗中的精华部分加以整理，奉献给广大读者，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谢灵运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五言杂诗尤其是山水诗上，他的乐府诗的成就则远不如他的杂诗，且摹仿的痕迹较重，格调也比较低沉。因此，这次选译，以杂诗为主，共选二十九首，乐府诗只选了三首，聊备一格而已。

鲍照（414？—466），字明远，东海（今江苏省涟水县北）人，家居建康（今江苏南京）。他出身贫寒，早年过的是“垦畛剿芿，牧鸡圈豕，以给征赋”（鲍照《侍郎报满辞阁疏》）的农家生活。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临川王刘义庆为卫军将军、江州刺史。鲍照献诗临川王，得到赏识，被提拔为国侍郎。这是他第一次步入仕途。元嘉二十一年正月，刘义庆去世。鲍照上书临川王世子，自解侍郎之职，返回建康故里。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鲍照曾先后追随过衡阳王刘义季、始兴王刘濬，担任过王国侍郎之类的官职；也曾做过海虞（今江苏省常熟市东）、秣陵（今江苏省南京江宁区）、永嘉等地的县令；其间曾两度客游江北。宋孝武帝刘骏大明六年（462年）秋七月，临海王刘子顼为荆州刺史。鲍照为临海王前军行参军，掌知内命。不久即迁前军刑狱参军事。八年闰五月，孝武帝死，前废帝刘子业立。次年十一月，前废帝被杀，明帝刘彧立，改元泰始。泰始二年（466年）正月，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称帝，临海王举兵响应。八月，刘子勋兵败垮台，临海王被赐死，鲍照在荆州城中被乱兵所杀，终年五十三岁。

鲍照的一生，没有享受过什么高官厚禄。他所做的都是些王国侍郎、县令之类的下层小官，并且每次都做不长久。可以说，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仕途蹭蹬、穷困潦倒中度过的。

南北朝时代，掌握国家大权的是门阀士族阶层，他们任用人才的标准，不是学识才能的优劣，而是出身门第的高低。贵族出身的士族子弟，世袭着祖、父辈的爵位，坐高官，享厚禄，生活穷奢极侈。像鲍照这种“身地孤贱”（鲍照《拜侍郎上疏》）的寒门学子，因为政治上没有强大的靠山，经济上没有优裕的来源，加上门阀士族贵族的压制，就只能屈居于统治阶级的最低层，处处受到压抑与欺凌，一生都在贫苦潦倒中度过。对此，鲍照曾满怀忧愤而又无可奈何地叹息说：“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瓜步山揭文》）

鲍照的这种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使他在文学创作上选择了一条和谢灵运不同的道路。他没有在贫困卑贱的处境中一味地消极避世，像谢灵运那样寄情于山崖水泊，而是积极地投身社会，把一腔有志不能伸的郁郁不平之气化而为诗，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暴露黑暗统治的乐府诗篇，成为南北朝时代最杰出的乐府诗人。

萧涤非先生说：“盖乐府本含有普遍性与积极性二要素，以入世为宗，而不以高蹈为贵。以摹写人情世故为本色，而不以咏叹自然为职志。……至如鲍照，位卑人微，才高气盛，生丁于昏乱之时，奔走乎死生之路，其自身经历，即为一悲壮激烈可歌可泣之绝好乐府题材，故所作最多，亦最工。”（《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确是很有见地的评论。

鲍照的乐府诗，继承了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描述。他的乐府诗，大多是描写贫贱者的悲愤、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如他的《代东武吟》写一个年老被弃的士兵报国无门的痛苦，《代放歌行》对比描写了不愿入仕的旷达贤士和热衷利禄的龌龊小人，并以正言若反的语气，深刻地揭露了贵族统治的黑暗与残酷，曲折有力地写出了贤士受压抑的忧愤之情。《拟古》诗之六写道：

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稿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

诗的触角直接伸向了挣扎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这种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之被反映在诗中，在六朝时代是极为难得的。这种生活，也只有出身寒微的诗人才注意得到并给予同情。

鲍照的乐府作品中，也有一部分情辞激壮的边塞诗。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一诗，描写了酷寒荒凉的边疆战场景色，歌颂了边塞将士们不畏牺牲，为国奋战的英勇精神，是一首激昂慷慨的爱国主义诗篇。在《拟古》诗之三中，诗人借幽并游侠少年之口说道：“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表达了诗人要为国消除外患、建功立业的忠勇意志。这些边塞诗，大都感情浑厚深挚，风格雄健豪迈，是唐人边塞诗的良好范本。

鲍照不仅在乐府诗的创作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的五言杂诗也是相当出色的。

鲍照的杂诗，主要是些慨叹身世、抒发情怀之作。读这些诗，就能使我们对诗人的一生有一个更加具体生动，更加深刻全面的了解。如《还都道中》、《发后渚》等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此外，鲍照的杂诗中还有许多优秀的山水诗篇。这些山水诗，不仅能形象生动地描写山水之美，恰如其分地借景抒情，而且基本上涤除了玄言的渣滓，使诗中的山水形象更加生动完整，从而把山水诗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登翻车岘》一诗中写道：“高山绝云霓，深谷断无光。昼夜沦雾雨，冬夏结寒霜。淖坂既马领，碛路又羊肠。”诗人凭借自己独特的感受，用寥寥几笔就把一座绝高绝险的翻车岘描绘得如此生动传神，令人叹服。清人黄子云称赞他“善能写难写之景，较之康乐，互有专长”（见《野鸿诗的》，收入《昭代丛书·壬集》，不分卷）。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鲍照的诗歌创作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表现手法新颖活泼，富有创造性。

首先，鲍照大胆地采用了为当时的一般文人所鄙视的北方牧竖的歌曲形式《行路难》来进行创作，并且以丰富的内容来充实这种形式、以革新的精神来改造这种形式——把五言句和七言句无规则地交杂组合着，变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且可以自由换韵。这些新鲜自由的创作手法，更加便于描写社会现实，抒发思想感情。其次，从曹丕后一直冷落寂寞了的七言体，在鲍照的笔下开始大量出现。这就为文人诗歌创作的表现形式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对于七言诗体的最终形成与巩固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再次，对不同的内容，鲍照往往分别采用最恰当的诗歌形式来表现。如乐府诗《代春日行》，是一首歌颂春天，歌颂爱情的诗篇，诗人采用了比较少见的三言诗体。这种三言诗的短促的诗律节奏，如同乐曲中的快板，生动而恰切地表现了明媚春光中，男欢女爱时所特有的那种热情欢快的气氛，真是独具匠心。

二、语言生动自然，富有表现力。

这主要是指鲍诗在语言方面的民歌特色而言。如“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拟行路难》之四）、“莫惜床头百个钱”（《拟行路难》之十八）等等，简直就是当时的民间口语。而正是这种通俗的群众语言，最富有表现力与生命力。即使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读了仍然使人觉得十分亲切。

三、风格俊逸雄健，很有感染力。

鲍照的一生，尽管是穷愁潦倒，极不得意，但他却没有像谢灵运那样消极地隐遁山林，到清虚无为的老庄思想中去寻找慰藉，而是满腔热情地投身现实社会，去争斗，去批判，去歌颂。这就使他的诗作焕发着一种豪迈积极、雄健俊逸的精神。如“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行京口至竹里》）两句，表现了诗人不甘贫贱、顽强奋斗的精神，于蕴藉中见气骨。“且共倾春酒，长歌登山丘”（《代阳春登荆山行》），表现了诗人从艰难愁苦中毅然奋起的豪迈气概。“宁能与尔曹，瑜瑕稍辨论”（《见卖玉器者》），则表现了诗人对腐败堕落的士族贵族的极大蔑视与洁身自爱的孤高品质。可以说，每一首鲍诗中，都饱含着诗人的真切情感和一种勃勃的生气，读之感人至深。

当然，鲍照的诗歌创作也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他的作品中，有的摹拟的迹象比较明显，甚至只是传述古人之意，并无多少新鲜的内容；有的用语过于险俗，减损了诗歌所特有的那种高雅的意境之美。不过，这都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

总的说来，鲍照仍然不失为南北朝时代最杰出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下层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他的诗歌，语言通俗精朗，风格俊逸雄健，在六朝诗人中显出无比卓越的艺术价值。在当时的门阀社会中，他虽然因“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梁钟嵘《诗品·中》），但其作品却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在唐代诗人李白、高适、岑参、杜甫等人的诗歌作品中，几乎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因此，鲍照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今天，选译鲍照诗歌中的精华部分奉献给广大的古典文学爱好者，应该说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鲍照的诗歌创作，无论是杂诗还是乐府诗，都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因此，这次选译的三十二首鲍诗中，杂诗十六首，乐府诗十六首，各占一半，无所偏重。

这次选译谢灵运、鲍照的诗歌，主要遵循了这样两个原则：（一）尽量选取最能代表他们的创作特征与艺术水平的作品。（二）尽量选取能反映他们的生平事迹的作品。每首诗前面的提示，除了说明诗的主要内容、分析诗的形式结构及艺术特点外，都比较注意介绍诗人的行踪。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读者能够把每首诗歌都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阅读理解，以期对诗人的生平事迹及诗歌创作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次选译，以翻译为主，注释只起辅助作用，以准确简明为准则。

在这次选译工作中，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董治安所长、王绍曾教授、杜泽逊老师都曾给予耐心的指导和热情的帮助，文史哲研究所的宋开玉老师也曾帮助作者搜集资料并协助作者完成了部分鲍诗的注释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深挚的谢忱。

这次选译工作，对于作者来说，尚属初步的尝试，还很不成熟，而且本人水平也不高，时间又比较仓促，书中的谬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与专家学者们批评指正。

刘心明（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