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板桥魂与士人魂
郑板桥，这个竟然能将“四书”默写得一字不差的人，其灵魂深处首先打上的是儒家精神的烙印。在他血管里流淌的主要是原始儒家的民本理想。
(一)“大丈夫立功天地，字养生民”——板桥的责任意识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正直士人，大都带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入世情怀。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学说，使得传统的中国士人在极其困难的人生处境里不易逃脱到宗教之中。特别是在儒家学说浸淫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之后，士人的这种“责任意识”就更为强烈。生在清朝盛世的郑板桥，在科举取士而又以朱熹集注的“四书”为考试内容的时代氛围下，不能不感染这一传统文化精神。他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独特的人生经历，使这一抽象、普遍的文化精神，获得了个性的生命形式，从而展示了这一文化传统的生命力。
八股取士及其用人制度，固然扼杀了一大批不羁之才，也培养了一批官场蠹吏。然而，对于那些下层寒俭之士，科举途径则是他们改变自己身份，为民为国效力的唯一“正途”。他们长期居于下位，经受着生活的磨难，“四书”“五经”中所蕴含的“民本思想”、忧国忧民意识，恰恰教给他们以强烈的责任情怀。郑板桥，这位出生于下层士人家庭的寒俭之士，正是从这些经典中汲取了忧患天下、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思想精华。尤其是在他获得了七品县官的职位，能够施展个人经世才能的时候，他的这种责任意识更为强烈。纵观板桥诗歌、家书，其中表达强烈经世意识的作品，均是在做吏山东时所作，揭露现实矛盾的诗歌如《逃荒行》《还家行》《孤儿行》《姑恶》等代表作，均创作于任职范县和潍县的时候。在《与舍弟书十六通》中，板桥大讲关心民瘼、字养生民的道理。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板桥告诫其弟：“吾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并认为这是正直的读书人高于农夫一筹的原因所在。而那些“锐头小面”的人物，“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多置田产”，对这种人，板桥最为痛恨。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中，板桥借论诗大谈“忧国忧民”的道理。他认为杜甫的诗之所以“高绝千古”，就是因为他在命题时“已早据百尺楼上”，那就是或“悲戍役”，或“庆中兴”，“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邱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在《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五书》中，板桥大谈文章经世的道理，并衷心地称赞诸葛亮为民立功的人生，不同意一般文人或帮闲文人所认为的那样，把“写字作画”看作是雅事。板桥说：“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为枯竹石，不害也。”至于像王摩诘、赵子昂等，只是“门馆才情，游客伎俩”，不足称道。他认为，只有诸葛亮才真正称得上“名士”二字，而当时街上“写字作画”之辈也妄称名士，真是令人可羞。板桥这种偏激的“功利”艺术观念，固有其不妥之处，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责任意识与济世情怀。
在为官山东之时，板桥在权势与金钱的夹缝里，为民众办了不少好事，艰难地践履着“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人生理想。他在任范县知县时，“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调任潍县时，恰遇荒岁，人人相食。郑板桥“开仓赈贷”，“发谷若干石，令民具领券借给，活万余人”。这一系列的“字养生民”的政治行为，充分地展示了板桥的“责任意识”。
相比稍前的蒲松龄、同时代的吴敬梓来说，郑板桥在科举制度下算是幸运者，毕竟，他还中了进士。虽然他发迹很迟，五十多岁才得了七品县令之职，但他还是获得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实现了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士人的美梦。但板桥与一般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把当官看作是个人发财之道，没有丧失正直士人的良心。在板桥身上还流淌着道家批判现实的热血，还存留着陶渊明、苏轼等士人“不为五斗米折腰”、不阿附权贵的正气。还有道家那超越的气质，使得板桥有一种不屑与现实同流合污、不怕辞官归隐等传统士人的优秀精神气质，这一精神气质，使得板桥无论是未仕之前，还是既仕之后，都能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品格和追求自由的超越意志。
(二)道家的批判意识与遁世情怀
在陶渊明、苏轼等人身上，集中地体现了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士人的自由意志。他们在现实的种种束缚中，往往借酒和艺术来抒发心中抑制不住的自由意志。板桥亦如此，他虽不善酒，却十分爱酒，时时离不开酒，且善书、善画。在做官之余，在牢骚之际，诗、酒、书、画就成了他发泄心中感情，抒发心中苦闷的最好工具。未仕之前，他一方面自与心竞，发愤攻书，精进于艺；另一方面用诗歌、酒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用道家的超世精神来批评现实，否定现实的意义，如在《道情十首》中，板桥高唱“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用遁隐到山中去的人生闲适来代替现实的仕途进取。既仕之后，为了排遣官场上应酬之苦，舒展被压抑的人性，亦借诗、书、画、酒来宣泄心中的郁闷。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往往在人生失意之时，板桥对封建社会的致命病根反而有更清醒的认识。组词《瑞鹤仙》中的《官宦家》《帝王家》两首，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家天下必然灭亡的命运，比起他早年创作的《道情十首》具有更锋利的批判锋芒。《官宦家》说道：“羡天公何限乘除消息，不是一家悭定。任凭他铁铸铜镌，终成画饼。”对封建家天下必然灭亡的趋势有清醒的认识。《帝王家》则批判了禹、汤以私废公的政治行为，歌颂了理想中“废子传贤”的陶唐时代的“公天下”，并朦胧地意识到了私有制家天下的根本毛病：“藩王”“戚里”是造成封建家天下灭亡的根本原因。这与明清之际大思想家对封建政治的批判思想，在精神上基本一致，体现了板桥批判意识的时代特征。
在为官不顺之时，道家的归隐意识往往成为板桥抗拒官场诱惑的精神动力。如在潍县之时，由于不堪官场的束缚，他气愤地唱道：“乌纱掷去不为官”，归隐扬州，写字作画，自谋生路，自畅性情。可以说，道家的批判意识与遁世情怀，为板桥提供了精神家园，在特定的时代，为他的积极进取提供了精神的动力。正因为他不怕归隐田园，他在官场上就有敢作敢为的胆量，就有为民做主的精神动力。道家的遁世情怀，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消极的，但在特殊的历史人物身上却表现为积极的精神。
(三)佛教的“和世意识”与板桥的宽容情怀
板桥对佛教并无研究。他虽也一再表示要拒斥佛、道二教的诱惑，“不烧铅汞不逃禅”，但并不反对佛、道二教，不仅与僧人、道士唱和，而且还为佛教辩护。他认为，杀盗淫妄、贪婪势利的和尚是“佛之罪人”，佛教本身并无过错。他并不赞同当时人将僧人斥为“异端”的观点，认为现实的僧人，大多是“穷而无归，入而难返者”，“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之，亦觉太过”。而在“佛焰渐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经》《四子》之书，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时候，再言辟佛，“亦味同嚼蜡而已”。
从现存的文字资料来看，板桥只是粗略地接受了佛教的“和世思想”和带有辩证意味的宽容意识。如在板桥的印章中有“多种菩提结善缘”“结欢喜缘”“欢喜无量”“随喜”等印，这些印章表明了板桥企图以佛教的和世思想来改变自己与世抗争的性格，表现了晚年的板桥与世俗妥协的心理。他在《为松侣上人画荆棘兰花》的题识中写道：“不容荆棘不成兰，外道天魔冷眼看。门径有芳还有秽，始知佛法浩漫漫。”这是板桥从佛教中汲取的宽容意识的表现。当板桥魂里的和世意识、宽容情怀与儒家的“天道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表现为一种朦胧的追求自由的意志。他在《家书》中所表达的“善恶俱容纳”思想，实质上就是对专制政治的一种抗议。如《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便大谈天道“善恶俱容纳”的宽容意识。在题画诗中，他用形象的语言说，要让荆棘与竹共长，并称这与张载的思想是一致的：“莫漫锄荆草，由他与竹高。《西铭》原有说，万物总同胞。”
非常巧妙地将佛教的和世意识、宽容情怀与儒家的仁爱思想结合起来了。
(四)传统意义的出处原则——“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统一
板桥的灵魂里，其基本的人生态度是传统士人的“出处原则”。在他未中进士之前，一种强烈的用世情怀时时在心中激荡；而他中进士之后等待做官的一段日子里，这种心态表现得更为急迫。在这段时间里，他与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乃至于一般的小官，多有诗作唱和。如《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四首，其中第四首便是干谒之诗。而《读昌黎上宰相书因呈执政》一诗云：“常怪昌黎命世雄，功名之际太匆匆。也应不肯他途进，惟有修书谒相公。”从自己干谒的亲身经历中理解了韩愈为何上书宰相大人求官，一个正直的士人，又不能用贿赂的方法去谋取官职，只有上书王公大人，方为一条不失体面的上进之路。板桥就这样直率地表达了自己求官时曾有过的急迫心情。
可是，一旦真的为官之后，官场的污浊，事务的纷扰，长期的不得升迁，又使他感到十分失望。一种归隐之意涌上心头。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为载臣作《自咏》诗起，板桥便开始对官场产生厌倦之情了。其首要原因是多年不得升迁。该诗这样写道：“潍县三年范县五，山东老吏我居先。一阶未进真藏拙，只字无求幸免嫌。”当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理想化为泡影之后，失望的情绪便油然而生。时至他五十九岁那年，这种为官与归隐的矛盾达到高潮。是年九月作“难得糊涂”横幅，又作《梅兰竹菊四屏条》，其中“菊”条的题识写道：“进又无能退又难，宦途跼蹐不堪看。吾家颇有东篱菊，归去秋风耐岁寒。”该年十一月，书旧作《潍县竹枝词》，回忆起乾隆十二年“告灾不许，反记大过一次”的不快经历，退隐之志更加坚决了。特别是当时潍县连年灾荒，板桥在救灾活动中也已深感疲倦了，他需要休息，需要放纵自己束缚已久的个性，于是连续创作了《思归行》诗，《思归》和《思家》两首词，又作七言联：“作画题诗双搅扰，弃官耕地两便宜。”乾隆十七年秋九月，六十岁的郑板桥作《兰竹石图》，其题识曰：“世间盆盎空栽植，唯有青山是我家。”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摆脱官场的束缚，才能获得自由。这时，再加上潍县的豪绅、不法大商联合攻击，诬告板桥贪贿，板桥为了保护自己，“独善其身”的传统意识最终占了上风。在板桥的灵魂里，“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就这样巧妙地统在一起。
- 张载：《西铭》虽然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爱思想，但并未脱离儒家尊卑贵贱的等级思想。在实际生活中，张载反对王安石变法，竭力维护关中大地主的利益，根本上违背“民吾同胞”的思想。宋儒张载的“仁爱”思想还只是口头上的，与板桥在实际生活中努力践履“仁爱”的作风，不甚相同。毋宁说，板桥是借助了张载的“仁爱”名词，表达自己的人道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