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永棂 二篇
邹永棂，于1932年出生于孟溪大垸甘家厂一个商人家庭。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毕业于解放军武汉军事经济学院。离休前任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
甘家厂闻人轶事
邹永棂
汪夫子
夫子汪宗洋的大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孟溪大垸，可以说无人不知。
汪先生系何家坛人。出生年大约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其家境并不富有，但温饱有余，不愁生计。先生先是就读于湖北省立武昌师范学校，以后又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专业是船政。适逢五四运动时期，据说先生也参加过学运。学成返乡，没有从事所学专业，也没有去从政，在乡里执教20年。我接触先生，是在他担任县立甘培乡小学校长时。那时，我读四、五年级，受教于先生两年。
先生身高约一米八，国字脸，留背头，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谈吐爽朗，语音洪亮，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俨然天成。他虽属文人，但由于身材魁梧，体魄健壮，行止利落，不怒而威，又很像传说中武士模样。
先生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我从未见过他像那些追求时尚的人那样，西装革履，满身洋气。他夏天一袭夏布长衫，头戴宽边草帽，白袜青鞋；冬天一领官布棉袍，外加藏蓝色罩衫，仍然是白袜青鞋。偶尔也见到他着对襟短褂过膝短裤、长袜麻鞋，农夫打扮，朴素之至。
先生文采、书法，皆属一流。镇上村下，如有求为文的，比如贺词、祭文、挽联、碑铭、谱序等皆登门恳请；每逢春节，求写春联，或婚丧嫁娶求为主持，先生皆有求必应。既不摆架子，也不收润笔。平时为乡里排难解纷，被请管公说道，从不吃请或收受礼物。所以不论走到何处，都极其受人尊敬，让人仰慕，被推崇为乡贤。其人格魅力和社会影响力远在一般读书人之上。
先生与吾家属通家之好，和祖、父两辈人都有过从往还。
不见先生有什么不良嗜好。不抽烟，约略喝一丁点儿酒。记得我童年时，有一年祖父请春客也请先生到家做客，席间饮酒，二钱五的小盅，也仅三盅而已。
先生在担任小学校长时，正是抗日战争胶着时期，时局危殆。办学条件，极端恶劣。我们的校址，是由先生出面租赁的甘家厂南头钟家么木匠（此人既是木匠，也是木材商）的一座木板楼。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师亦不能按时领到薪资。学校不好聘请靠薪俸为生的职业教师，于是请了一些原是受教于先生的在读学子，他们大多家境宽裕，领不领薪水于其生活无碍，做义工也都心安理得。本来按规定，校长是无须代课的，但为了节省经费，校长代了高年级的公民课（即政治课），课本内容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先生授课，多脱离课本，讲当时的时局时政。比如讲台儿庄会战，讲武汉失守；讲我军将士如何英勇报国拼死抗敌，日本侵略者如何野蛮残忍烧杀抢掠。断言日本终将败北，我国抗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慷慨陈词，起到了动员抗战的宣传鼓动作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沙市、公安相继陷落，成为沦陷区。当时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全部撤退，稍微有些头脸的人以及相对富裕的人也都纷纷逃难而去。而汪夫子却留了下来，他为何未逃呢？第一，考虑全校师生的去向，他一走，学校必散无疑；第二，他觉得自身与党政军公了无干系，不过一教书匠而已，有何惧哉？
日军占领甘家厂后，要组织地方维持会，会长其人，需要在地方上有点威望、有些影响力，而有条件的人都已逃避，遍寻不得。当他们得知汪宗洋夫子尚蛰居家中，如获至宝，当即派人登门敦请。先生得知来人意图，二话不说，拒之门外。第二次来了个日本人，带了一名翻译，两个卫兵，强行登门求见。日本人通过翻译说：建立维持会，是为了在皇军庇护下让各行各业正常运转，让百姓安心，让百业兴旺；先生是有名望的教育家，又是地方耆宿，应该出来为地方负责，为公众办事。来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先生听罢，面带冷笑回答他们：我为公众办事，就是办教育；我只知道教书，从未参与政事，也不会干你们所说的事。来人听完先生的话，表情十分尴尬，想发作又不便立即发作，只好又通过翻译说出了软硬兼施的一番话：我们的意见表达得很清楚了，请你权衡利弊，认真考虑，我们于三日后听取回复。日本人走后，家人及乡亲们劝先生避难远走。先生考虑后说：倘若我出逃，家人必受牵连，甚至会殃及全村，还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
果然，三日后日本派一少佐级军官携带翻译及卫士多名到村找先生要答复，先生只说了三个字：“我不干。”“为什么？”“干不了。”
日军少佐听罢，内心本来很窝火，但还是装出很有绅士派头，通过翻译宣传他们常说的那套话：我们来中国，是来寻求中日亲善，来帮助你们赶走西洋人，建立王道乐土，以后还要建立整个的大东亚共荣圈。
就在这三天里甘家厂及周边连续发生了几起日军暴行。一群从驻地窜出来找乐子的散兵，先是在一家杂货店抢烟酒，老板本想用一两瓶酒、几盒烟打发他们，哪知他们竟然将货架内的烟酒全部拿下装入大口袋。杂货店小本经营，损失过大，何以营生？于是主人揪住袋子不放，求他们留下一部分，就在互相撕扯中，其中一个日军拔出刺刀，对其咽喉连刺数刀，主人倒在血泊之中，日军提着装满烟酒的袋子扬长而去。还是这群日军，掳了数名妇女，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强暴。其中有一名尚未出嫁的姑娘，竟然被三个日军轮奸，受害人身心均被摧残，无颜苟活，于是跳湖自尽。这些暴行一夜之间，在四里八乡迅速传开。先生得知，义愤填膺，满腔怒火，无以发泄。于是在听完少佐的鬼话后，拍案而起，双目圆睁，怒指着那少佐的鼻子，斥他是强盗论道，自欺欺人。那少佐稍一愣，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摊在桌上，通过翻译对先生说：你能在上面签下大名，一切好商量，如若不签，哼哼，你会知道后果。先生乜斜着眼睛瞟了一下，见是一份“委任状”，眉头一皱，提笔就在其上写下16个铿锵有力的大字：“生做人杰，死为鬼雄，区区蟊贼，岂奈我何？”日寇通过翻译知其大意，目视卫兵一声大吼：带走！日寇将先生关押在原乡公所驻地，经过三天时间，用尽一切手段，强逼先生就范，但先生均不为所动。因为先生早已定下牺牲报国的决心，屡屡痛斥日本侵略者，使他们无可奈何。最后，鬼子竟然将先生残忍地枪杀于淤泥湖畔。时间是1941年深秋，大约是寒露、霜降时节，其时秋风瑟瑟，草枯叶黄，大地一片肃杀；细雨蒙蒙，日月不出，苍天为之动容。其年先生仅42岁，正是壮年有为之时。
先生就义前，曾赋诗明志，对抗日必胜充满信心：
风云变幻时势艰，国破家亡亦何堪，
区区东洋逞淫威，泱泱古国岂就范。
四亿神州共戮力，必复中华好河山；
儒生无能死疆场，一片丹心报轩辕！
噩耗传来，四里八乡的民众赶来悼念英魂，为先生举行了盛大葬礼。生前同仁陈吉甫先生曾有挽联悼先生：
传道授业，教书育人，德冠故里，夫子典型千秋在
抗倭御侮，舍身报国，功盖同仁，文山风范万古存
先生的牺牲，为后世垂范，是我们故乡的光荣，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而今民族复兴，国家已迈入康庄大道，足可告慰英灵，安心长眠了。夫子大人，名垂千古，浩气永存！我钦羡，我敬仰，特作挽恩师词一首以志纪念：
民族俊秀汪夫子，辛勤耕耘，终身当园丁，种得桃李春满园，收获乡贤赞美声。
身逢乱世遭劫运，头悬国门，不幸亦有幸，男儿当遂报国愿，赢得中华骄子名。
姚铜匠
姚铜匠在甘家厂开一爿铜匠店铺，尽人皆知。比他年纪大的或有身份的人都叫他姚铜匠，比他年小或无甚身份的人称他姚师傅，从未见人直呼其名。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据说姚铜匠是汉川人。抗战前，曾是汉阳兵工厂的锻工，也就是铁匠出身，属产业工人。武汉沦陷后，他只身流落甘家厂。未见其携带家室，不知是没有成家还是家人失散。其时，他大约30岁，正是血气方刚之年。中等身材，面庞黑中透红，五官端正，身材匀称，体魄健壮，一看就知道属于那种孔武有力之人。他为人忠厚，性格和善，与人交往很讲义气，遇事宁肯自己吃亏，也决不让别人受损。他不抽烟，能喝酒且量大，但从未见其醉酒滋事。他虽然单身，也没有传过他有绯闻。
1941年夏，日军进入甘家厂，同仁乡成为沦陷区。这一期间，姚铜匠办了两件使全镇街坊为之动容的善事。一件是镇上多年寡居的王三婆的独子王臣租船去长沙靖港采购瓷器，返回时船过洞庭湖，不幸触到政府军布下的本是对付日本人的水雷，船被炸沉。王臣沉入湖底顷刻殒命。消息传来，王婆号啕大哭痛不欲生，老境凄凉，将如之何？此时姚铜匠站出来对王婆说：你要不嫌弃，我认你为干妈，做你的干儿子，以后为你养老送终。老太太感激涕零。乡亲们无不为铜匠的义举所感动。
第二件事，更是凄惶之极。锡匠于老二子继父业在街上开白铁铺。一天，两个日本兵闯进他家抢夺钱财，双方撕扯起来，毫无人性的日军竟将于锡匠夫妇双双用刺刀捅死，血流满地，惨不忍睹。姚铜匠和于老二是好朋友，强忍着极度悲愤，带头主事为于家办理后事，埋葬于氏夫妇后，铜匠在其坟前喃喃放话：狗日的抢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老子一定要你血债血还。于老二还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失去怙恃，顿时成为孤儿。姚铜匠又与街坊邻居商量，由他领养此子，做孩子的义父。小镇上对他一片赞美声，并由此对他产生尊敬。
铜匠行为，并非沽名钓誉，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良使然。再就是他闯荡江湖，有侠肝义胆，扶困济危也属本性。另外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只身流落他乡，形单影孤，认一个干娘，收一个义子，可以得到情感上的慰藉，总之是善人善举，大得人心之事。
铜匠凭着一身手艺，店铺生意红火。这是因为他活计有两大特点：一是工艺精湛，货品美观；二是质量实称，经久耐用。所以甘厂四周但凡买铜器的人，都要找姚铜匠店。他还有一门秘不外传的手艺，就是会做一种叫撅把子的手枪。此种单发手枪，结构简单，无须多工种配合，没有弹夹，不要撞针，只要一根枪管，一个枪把，射击时将子弹直接装入枪管，扣动扳机，即可击发。据说他一共只造过两支，一支自用，一支给了同道战友，这成为他尔后打击日军的武器之一。
自从日本人来后，人心惶惶，百姓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市面上百业萧条。目睹日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国仇家恨，激起正义的人民无比愤慨。一股报仇雪恨、卫国抗敌的意念，在铜匠心中迅速升起。于是他联络一二同道，共同谋划如何打击敌人。果然，不出十天，甘家厂及其周边就传出了有日军被击杀的消息。私下也密传姚铜匠在替天行道，惩罚恶人。原来由铜匠挑头建立了一个三人抗敌小组。专门猎杀日军的散兵游勇。他们使用的武器是撅把枪、麻绳和装满石灰的巴掌大的纱布口袋。他们经常暗候在敌人出没的地方，对单独行动的日军发动突袭。手段是先以石灰袋猛扑其面，日军猝不及防，立即失去还手能力，再以麻绳套其脖颈将其反背或倒拖至僻静处放下，先是用竹条或麻绳一顿暴打，打得日军满地乱滚，喊爹叫娘，然后，将其押到“根据地”，大家休息吃饭。出于人道，也喂日军一饱。入夜，将日军绳捆索绑，投入松东河。如果在镇北面所逮，即将其投入淤泥湖，无声无息，干净利索。
有一次将一个日军投入河心后，铜匠自言自语，念念有词：东洋小鬼，莫要怨我，找上门来打架，你们不仁在先，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吧，从这里一路南下经洞庭湖转道长江，入东海再向东偏北就见到你们的小岛了；你们这些鬼头，受骗上当，来中国肆虐，我们会将你们一个一个都送回老家，中国人说话算数，等着吧，呜呼哀哉，尚飨！说完，手向口袋掏出两只烧饼，狠狠地向河中掷去，同时又说：满禄去吧！
又一次，还上演了一出喜剧。一天，一个日军大摇大摆走向一家水果摊，将各色水果取下装入一个大网兜，二话不说，径自走人，摊主虽心疼损失，但为不找麻烦，只好忍气吞声算了。恰好铜匠和一位战友经过此处，心想：送活上门了。于是尾随日军，待到无人处，如法炮制，将其逮获。回到“根据地”，取出棍子就打。起初日军忍着不出声，待打得实在受不了，就跪地求饶，随后口称：“请饶了我吧，我也是中国人，家在东北，是被日军强征凑数的。”铜匠一听，夺过棍子，又狠狠抽了假鬼子两下，边打边骂道：“你他妈的，也配做中国人，帮着东洋鬼子欺负自己同胞，你不觉得亏心吗？”俘虏连声诺诺，说自己并非出于自愿，愿意痛改前非。家中尚有老母、妻子及子女二人，愿立即脱离日军潜回老家，与家人团聚共度余生，请各位长官开恩吧！铜匠问：“你是真心话？”回答：“真心话。”铜匠接着说：“那好，我们看在同胞的份上，念你有老母、妻室儿女，就帮你实现诺言。”又说：“今晚，你要写一份实实在在的悔过书。晚饭后写好，早些睡觉，明天就送你上路。”
那人确实当晚写好悔过书呈上。
铜匠展纸看到上写：
我，李长根，今年三十岁，辽宁省阜新县人。原籍山东，民国五年，我四岁随父闯关东，在东北生长已二十六年。民国二十年被日军征用，误入歧途，干了许多伤害同胞的坏事，悔恨之极。而今遇到善人得救，诚心悔过，改邪归正。脱离敌营，回家继续务农，安守本分。诚惶诚恐，敬待赦宥。
罪人李长根叩首
民国三十年×月×日
铜匠看完，哈哈一笑，说道：写得不错，这家伙还有点文化，写得还蛮有文采。
于是经商酌后，由另两位战友送其离开。第二天，三人化装成行商模样，由甘家厂走藕池乘船到岳阳再转火车北上。两位英雄与李长根在江边分手时还掏出两块白洋送他，又叮嘱他一定要知过改错，重新做人。李长根千恩万谢，立下保证，向恩人鞠躬致敬，洒泪而别。也不知此人后来如何结局，如果他的后代以后发达吉祥，他们应该庆幸其祖先当年遇到了活菩萨。
抗敌小组的活动毫无规律可循，敌在明，我在暗，敌人挨打被动，我则灵活主动，所以打击很见效果。零散四出扰民的日军少了，大概是内部有了约束。日军发现自己人失踪之初，已经有了警惕。开始发动走狗四处侦察，并悬赏缉拿。可是不仅毫无结果，继续丢人现象仍然时有出现。日军队部判断必是地下抵抗组织所为，请示南平指挥所派兵镇压。正在他们部署从闸口兵营派出部队对甘家厂及其周边实行扫荡报复时，太平洋战争爆发，闸口日军要开赴南亚。日本人只好放弃了扫荡计划。真是叨天之惠，我的故乡的那些善良的乡亲们得以幸免一场塌天之祸。
从1941年夏到1942年底，日本人完全撤离。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铜匠领导的抗敌小组在同仁乡辖区共猎杀了七名日寇，其中包括一名曹长。当时在沦陷区，国共两党均有地下抗日组织。在江北新四军的抗日游击队经常出没。不知铜匠们是否与这些抗日组织有过什么直接或间接的联系。1943年我们逃难返乡，我还见过铜匠本人。1944年我在同仁乡小学毕业后升入当时设在申津渡的公安县中，直到1945年秋日本投降，抗日战争最终胜利，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姚铜匠了，不知道他是投奔了新四军，还是回故乡去了。
姚铜匠，抗日无名英雄，是我们故乡最受尊敬、最值得纪念的人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我经常心中怀念、衷心敬仰的革命前辈。
他如果健在，如今应已是105岁的高龄老人了。我怀念他老人家。倘若已仙逝，我恭祈他英灵永存。
颜老师
我们甘培乡小学，同仁乡中心小学唯一的一位音乐老师，也是唯一的一位女教师，名叫颜学洁，毕业于湖南澧县师范学校。初执教鞭，大概只有18岁。那是1942年。我从四年级起直到小学毕业，受教于颜老师整三年，对她纯正无邪、敬职尽责的师德，和蔼可亲、善待学生的师风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颜老师和我是街坊。我家在甘家厂的正街偏北，她家在镇上偏东南的斜街上。
她祖籍是湖南澧县，何时迁徙至甘家厂，我不知道，但肯定是在我出生之前，因为在童稚之年，镇上就早有她家开的“多安堂”药铺了。堂主人儒雅倜傥，学养有素，为人亲和，彬彬有礼。可以看出书香世家之风，这位就是颜老师的父亲。
颜家家境殷实，不仅在甘家厂有房产、店铺，在澧县也有田产。她家虽不是坐地户，但也是很有声望的人家。周围四里八乡都知道甘家厂有一家“多安堂”药铺，店主是一位敦厚仁义的长者。甘家厂那时共有五家药铺，唯有“多安堂”的药品不论贵贱，均可赊销。平时还可为穷人免费抓药。遇瘟疫之年（比如1945年甘家厂霍乱流行），颜家都会布施药物，救济灾民。
颜老书法极佳，一笔颜体，独具一格。平时求写个对联挽幛，春节时街坊邻居求写春联莫不有求必应。颜家奶奶，待人也很和善。特别喜爱孩子，凡稚龄儿童进她家，必有糖果、糕点之类的赏赐。你要不接，她会很生气。我幼年时随大人去她家抓药，就曾受过这种“优待”。
在她家正房和偏房之间有一块十米见方的露天空地，辟为一个小花园，种些菊花、月季、鸡冠花之类，平时供人欣赏。其中还有一株栀子花树，开花之季，正好是端午时节。每年此时，向街坊邻居的女娃们开放，可以自由采摘，但每人只可摘两三朵。栀子花香气浓郁，乡俗少女们用此花浸泡于清油中梳头，头发不仅亮丽光滑，而且香气四溢。
颜老师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既有文化底蕴，又和谐温馨的家庭里，当然陶冶得十分出众。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眉清目秀，发如青丝，平时淡妆素雅，举止端庄温文，加上性情婉约，是一位典型的窈窕淑女。而且是我们镇上同辈女性中唯一接受过专业知识教育的人才，真可说是小镇名花。
颜老师人才出众，加上家世家声双好，自然不乏追求者。但颜老师早已心有所系。那是河对岸花驿州的一位世家子弟，其人名叫任师筠，也是我们同仁乡出类拔萃的青年学子，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是浙江大学教育系的在读生。两情相悦应该是在初中同学时。1948年，任师筠毕业取得学士学位，旋即被县政府委任为公安简师校长。他们也就是那时成婚，真可谓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受到街坊普遍叫好。
颜学洁女士因是我乡唯一的一位女教师，故前后两任校长均聘请她担任音乐老师。
音乐课是副科，常不受师生、家长重视，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对于成长中的儿童，初级美学教育，对学生的性情陶冶、性格养成、爱美向善，都有启蒙作用。美学通禅，本能地具有通向佛性的功能，这是一般人所不能彻悟的，我以为。
颜老师教学生们唱歌、跳舞、弹风琴，循循善诱，爱心满满。她那曼妙的舞姿、悦耳的嗓音，至今都使我心旷神怡。她教课有自己的一套程序：一、 讲解，二、 示范，三、 领唱，四、 齐唱。对高低年级要求是不同的。低年级只要求孩子们快乐，有愉悦的心情、动人的笑声，就达到目的了。高年级则不同，不仅要懂得歌词的内涵，而且要理解乐谱表达的情感。诸如有的低沉婉约，有的慷慨激昂，都要求你从歌唱中把这种情感宣泄出来。
有时她还别出心裁，把音乐课变成游戏课。她会宣布：今天不唱歌，带你们到校外活动。还会用童声问大家：好不好？天性好动爱玩的孩子们齐声回答：好！于是跟着老师拥出校门。或去西面的小河边，或去东面的小树林。大家完全随心所欲，自由活动。有的在沙滩上寻找晶莹锃亮的石子，有的到树上采摘野果，有的捉迷藏，有的扔沙包，各得其乐。那时我只知道和同学们嬉戏玩乐，后来我才领悟到老师的良苦用心：她是在培养学生们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对真善美、假恶丑的认知力。从少年开始培养，对一个人一生的道德养成是具有相当大影响的。
颜老师的音乐课，教得有声有色，教学效果极佳。根据教唱的曲谱，有时严肃凝重，有时轻松活泼。我还记得上六年级的那年她教大家学唱的两首歌，就是上面所说的两种境界。
一首是抗日歌曲，当时是1944年，正是抗日战争最紧要的节点，她教唱了一首《募寒衣》，歌词是一首四言诗，易懂易记：
朔风怒吼，地冻天寒，抗日沙场，将士衣单。英雄冻馁，情何以堪！中华同胞，一齐动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赶制寒衣，送往前线。振我国威，壮我军胆，英勇杀敌，一往直前。驱逐倭寇，铲除汉奸，雪我国耻，还我河山。
歌词传达了抗日将士们的艰苦卓绝，号召同胞共同努力支援前线，争取最后的胜利。曲谱悲凉凄切，慷慨激昂，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另一首很像童谣，如梦似幻，极富情趣，极有诗意。她是这样唱的：
我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河岸柳丝垂绦，河畔芳草萋萋。树间鸟儿歌唱，草上蝶舞蜂飞。景色如画，年年依旧。只有那流水，总是一去不回头。流水啊流水，请你别把青春带走。
此歌旋律低回，歌词亲浅，只是略带一点年华易逝的感伤。
这是一首我所学过的歌曲中最难忘怀的歌。每当我在孤单寂寞时，或者在怀念故乡亲人时，由不得从心的深处吟唱这首歌。我的故乡在松滋河畔，歌词多么贴切、多么真实地描绘了我家乡的景物。我离家快70载了，碌碌一生，甚少成就，对我的故乡，对我的亲人，既感恩，又惭愧。人呀！你当及时自励，切莫空负年华，老年悲伤，徒呼奈何！
与此同时，也就不由得想起颜学洁老师，她是一位值得我和我少年时代的同窗们尊敬、怀念的人。我曾经有意打听过她老人家，据舍弟告知，她的夫君任师筠老师曾在湖南长沙任中学教师，曾被误打成右派。不知他们后来流落何方，境况可好，我敬爱的老师，学生将对你留下隽永的怀念。
“大生厚”商号纪略
邹永棂
甘家厂的“大生厚”商号，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整个孟溪大垸，是一块金字招牌。它经营广泛、信誉良好。
它的经营范围包括粮食、棉花、纱布，土特产的禽蛋、生猪、干果类，大宗盐和糖等。每年购销的仅粮棉就有万担、百担之数。以后又开槽坊专酿高粱酒，日产量也在200斤以上。并且兼当经纪人受理包购包销业务。不仅和当地的商户、农户有经常性买卖，也和南来北往的行商做大笔交易。由于甘家厂是松东河上一个重要码头，是湘鄂边南来北往商品的集散地，借着水上交通的便捷，各方商贾云集，成为当时下公安的贸易中心，确实繁荣兴旺了好些年。
由外地来的客商当然都奔有名望的商号，“大生厚”乃成为首选。于是上自沙市、宜昌，下到常德、益阳，都有商家慕名前来与“大生厚”做买卖，“大生厚”甚至与重庆、长沙的商家也有生意交往。买货的人将资金交柜，卖货的人将货物入仓，都放心地住进旅馆逍遥自在去了，到约定的时间，该收款的收款，该装货的装货，从不爽约，所以商号常年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大生厚”商号始创于民国初年。创始人是两位老人。一位是我的祖父邹高荣公，另一位是王传道老先生，在我们这一辈的眼里，他也是我们的祖父。他们二人从光绪末年开始搭档做经纪人。以后越做越红火，由小到大发达起来。二人在甘家厂镇享有极高的威信，受到全镇老少尊重。我记得在甘家厂镇周边拜我祖父做干爹的人至少不下一打。
先说我的祖父。高荣公出生于光绪十二年（1886），原本农民，光绪末年转入商界。民国五年（1916），邹、王二人共谋自立商号。在澧县津市请当时书法名家题写“大生厚”斗大的三个字刻在用实木拼成的牌匾上。匾宽约1米，长1.5米，黑底金字，挂在前堂正中上方，非常显眼。
祖父粗通文墨，能记流水账，会珠算，通晓一些简单的商业文书。他为人耿直，精明强干，有韧性和恒心，懂得让利取信，财散人聚的道理。发迹后乐善好施，助弱扶贫。
那时生产力低下，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但非常重视节气。初一、十五，商户都要给员工“打牙祭”。每年的五、八、腊月都是重要节点，财务结算也必在此时。自家盘点盈亏，与往来户结账，给佣工发薪并短暂放假。同时欢庆节日，开展娱乐活动。
端午节吃粽子，包包子，喝雄黄酒，搞龙舟竞赛。以镇为中心，周边各村均派队携龙舟前来参赛。于是松东河上，龙舟竞渡，旗幡招展，锣鼓喧天，热闹非常。河畔红男绿女，摩肩接踵，嬉笑玩耍，观赏竞赛，街上人潮涌动，商家顾客盈门。过节给人们快乐的同时，也给商户创造商机大赚一把。
八月中秋也是重大节日，此时辛苦一春一夏的农友，喜获丰收，粮食归仓。应该歇缓一下了。甘家厂只要不是凶灾之年，每年都在镇南头城隍庙前广场搭台唱大戏。如果是非常好的年景，农商两旺，交换顺畅，河下商船又多，则同时搭两座戏台，雇两家戏班，唱起对台戏。唱七天大戏，方圆十里，都动起来了。有的是扶老携幼，全家出动；有的是夫携妻、父带子，轮流看戏开心。
春节，是人们最为重视的节日。农村都习惯用农历纪年，春节就是过年了。俗称：有钱没钱，剃头过年，家家过，人人过，大家都过。所以非常红火，准备年货，打扫卫生，孩子们换新衣、穿新鞋。镇上的商家，腊月是最忙的：一是买卖兴隆，二是除旧布新，清货清账。祖父年前年后都要忙，年前是打发，年后是应酬。所谓打发，就是每年按惯例要给一些特定的人发红包。这些人包括：松滋河渡口的船工，镇上常年打更的更夫，常年为我们全家男人剃头的待诏师傅，常年为我们家挑水的人、跑腿的人，为家人看病的郎中，还有曾当过儿孙蒙师的先生们，以及一些常在眼皮下过年有困难的人，还有那些干儿子们。根据其身份和家境，或者一两元，或者三五元、十元八元不等（这里说的计价货币是银圆），总之是帮这些人把年过好。
每年春节时，镇上舞狮子、耍龙灯的人们必是先到我家给祖父拜年，这是底层群众的一种尊重、一份善意。所以祖父除了照例给红包外，还在我家斜对面的“春和楼”订上三两桌席，请他们大吃大喝一顿。
所有五、八、腊月的各项活动，一是要有人牵头，二是要商家出钱赞助，这两项任务都落在我家，因为我叔父既是商会头目，又是镇上的活跃分子。牵头是他，出钱的是“大生厚”商号。祖父乐于公益，为全镇人办好事，出钱总是哈哈笑的。
元宵节过后，乡俗请春客，这也是祖父每年必办之事。根据情况，有时三五桌，有时六八桌，我家堂屋可摆四席，东西厢房也可摆一二席，所请客人大多是当地的耆宿名流、亲友故旧、重要客户，我的老师也必在被请之列。一是联谊，二是答谢，我们两位祖父都是主人，他们对客人礼貌周到，很受赞赏。
祖父除了乐于公益，也常主动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1930年，红军贺龙所部路经公安西上，其中一部经过甘家厂过松东河西行，过河时征用了船工刘老倌的船，红军走后，国民党保安团将刘老倌逮捕，以通匪罪要执行枪决。其妻、子到我家跪请祖父营救，祖父当即扶起母子二人，说：“你们先回，我洗把脸就去。”到保安团找到团总甘吉安，问他究竟。甘吉安说：“刘驾船渡匪，以通匪罪该杀。”祖父说：“刘并非主动，而是被胁迫。在当时情况下，如若是你，你敢不渡？”甘吉安说：“定当治罪！”二人僵持不下。祖父说：“你先关押，等我到区上讨令，但你决不能动他，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下午祖父去区上尚未返回，甘吉安就把人放了，因为他知道邹姓高门大户，虽从不以此压人，但也不会受小人之气。
1946年，孟溪大垸大旱。百日无雨，陇亩干裂，禾苗枯槁，饥荒之年历史少见。这年夏秋之际，有三名大门土地青年到胡厂一易姓地主家，从粮仓里强抢了三担稻谷。失主将三名涉事人告到当时的公澧安石四县联访指挥部。联指立即派人将三名刚20岁出头的青年人抓捕，并很快作出判决，以抢劫罪、扰乱治安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犯人家长找到祖父帮助营救。指挥部驻县府地南平，其指挥长易法熙是我们邹家女婿，论辈分，应该系祖父孙辈。此人那时在甘家厂有一情妇，恰好这两天住在姘头家，于是我祖父立即找到他，直截了当直呼其名说：“法熙，听说你们把几个抢粮的孩子判了死刑，是不是判得太重了。自古以来，饥民抢食，没有死罪，何况是娃娃，又是凶荒之年，杀人太多，也于你们影响不好。”法熙说：“那您说该怎么办？”祖父说：“取消死刑，责成乡取保从轻发落。”易法熙当即从上衣口袋拔出钢笔，取了一张便笺，写了一行字：
停止执行死刑，犯人交同仁乡公所发落。
易法熙
×年×月×日
祖父拿到批条说了声：“多谢二相公了（法熙行二）。”就立即吩咐我叔父骑马赶赴刑场，其时犯人已被押赴刑场准备行刑。叔父恰好赶到，将批条交给县中队长甘勇行，将三名后生救了下来。据说这三人在其后都娶妻生子，解放后家庭兴旺发达。
我家隔壁，有一易姓寡妇，携幼子摆摊为生，夏天卖水果，冬天卖炒货。孩子要上学，日子很艰难。大生厚商号每年都成批代客销售干果，一到秋后，祖父就将装满麻袋的板栗、花生无偿地支援她，帮助她渡过难关。他儿子名叫易继智，和我是同班同学，1949年我们同时参军。我俩虽各处一方，但常有书信往还。他比我早转业地方，离休前曾是广东省经委纪检书记。于2013年去世，他有两子在广州、深圳。
一个叫甘其卫的老爹，住在河堤东坡下的小草屋里，老两口无儿无女，无土地，无恒产，靠拾荒度日。孤老无恃，十分可怜。祖父顾念孤寡贫穷，就让他每天去官垱湖捕鱼卖钱，有了固定的收入，就不愁生计了。当年官垱垸里的官垱湖本是甘姓族内公产。由于族人起内讧，争权夺利，族内人谁管都不行，只好出包给外姓人，祖父名声好，诚实守信，就承包了此湖。每年以现金若干交租，湖产由承包人享有。这座湖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1000米，面积800亩左右。此湖恰好供官垱垸蓄水、灌溉之用。湖产很多，我的祖父只要两项：一是湖莲，这是一个大项，每年产量有10担左右，除了交租，尚有剩余；另一是渔业，提供给渔户，他们用船批量捕捞，二八分成，祖父二，渔户八。零星捕捞不计，其他湖产如菱角、荸荠、芦笋、蒿瓜、鸡头包米，以及秋后的莲藕，湖区周边百姓，都可自由采挖。谁采归谁，不收分毫。因此，祖父管理此湖多年，深得官垱垸百姓称许。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襄樊相继失守。甘家厂从南北两面拥进一大批难民，一时有人满之患，祖父同情体恤难民，为他们提供衣、食、住多方面援助。记得我家腾出厢房和后屋，共收纳五户难民，居住半年之久。
祖父对公益热心，对他人慷慨大方，有求必应，但本人却不尚奢华，极其俭朴。夏天一身土布褂裤，冬天一袭官布棉袄。我曾见他有一件羔皮小袄，从中年一直穿到老死。他平常最爱吃的饭，就是稀粥拌炒面，就着自家腌的酱菜，一面吃得津津有味，一面对同时进餐的人们喃喃地说：萝卜白菜小人参，粗茶淡饭好养人。我一直铭记他告诫子孙的两句话：勤劳俭朴得天助，诚信立身结人缘。他对《名贤集》中的两句格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终身恪守。正是因为他有以上信念，所以对人大方，对己悭吝。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在我七八岁时，我家养了一只八哥，黄眼圈，黄腿，红嘴壳，羽毛又黑又亮，并且会说“你好”“欢迎”“再见”等人言，是我和小朋友们很好的玩伴，大家一下学就逗它玩。一次，一个宜昌来的富商来找祖父采购生猪，此人见了这只神奇的鸟儿，十分喜爱，就和祖父商量可否出钱买下。祖父说：不卖。商人说：城里人难得此鸟，你们乡下可以再去捕捉。祖父说捉鸟容易驯鸟难。商人再三恳请，愿出20块银圆买。半晌，祖父说：“你真喜欢？”“真的很喜欢。”又问：“你会养吗？”答：“带回去我找专人喂养。”祖父于是说：“不要钱，送给你吧！”商人大喜过望，连喊：“爹爹，我回去后替你宣传，叫宜昌人都来找你做生意。”祖父说：“承情，承情！”
我下学回家听说此事，求祖父不要将鸟送人。祖父淡淡说：“小玩意儿，不要计较。”接着又很严肃地对我说：金银财宝、器皿玩物，都不过是身外之物，就像手上的泥垢，去了又生，人要成大事，需要学会忍痛割爱。当时对他的话似懂非懂，但觉得他可能是有道理的。他又从柜中取出一件珍藏了很久的玩具给我，是一台真正的八倍望远镜，虽然不能补偿失去了可爱的鸟儿的那份感情，但也算是对一颗童心的抚慰。
大生厚商号另一位开拓者王传道老先生，犹如我的祖父。他原籍澧县，出生于光绪七年（1881）。青少年时期，在津市学徒经商。从小进过学，有一定的文化根底，不仅识文断字、能写会算，而且知晓不少文史知识，知道古今中外许多掌故。从《三字经》《论语》《幼学琼林》到《千字文》《名贤集》他都能一一背诵。对我发蒙的一些初级读本，也都能进行辅导讲解。他还很会讲古（故事），经常用一些古典教育儿童，教化成人。比如给我们讲“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的故事，给妇人们讲“打狗劝夫”、“审双丁”之类的故事，都是劝化人们孝亲敬友，杜恶向善，做循规蹈矩的好人。他除了对商号商务全程参与决策外，邹家的家事他也经常施加影响，比如我祖父对家政问题的处理，我父辈的婚姻前程，家里婆媳、妯娌、姑嫂之间出现矛盾，他都能提出建议，常跟晚辈讲家和万事兴的道理，勉励他们担当好各自的角色。特别是对儿童教育极有兴趣，极为耐心。记得在我入学前，他就教我识字，学珠算。到入学时我已学会了珠算中全部加减乘除各种算法。孰知这么一件小事，却对我尔后职业生涯起到了决定性影响。我17岁那年参军，到部队的第一天，二野（以后是西南军区）驻宜昌兵站的政委问我会不会打算盘，我当即肯定回答：“会！”政委说：“你有高中文化，那就给我们当会计吧！”按当时部队干部管理制度，会计职务就是干部，所以我一当兵就当干部。工作几年后组织上又送我到相关院校进修。除了“文化大革命”当过两年工人外，终其一生，我都是一名财务管理干部。
王传道老人是甘家厂商界有名的经纪行家，深谙商业经营之道。他对南北商品流通的行情非常熟悉，对相关信息的掌握也很敏捷，所以大生厚商号在购、销两个环节比诸同行常能取得先机制胜之利。但老人仁义，经常向同行通报商业信息，有时还将本号所承接的项目分一部分给同行，他有一句口头禅：有钱大家赚。由于为人厚道，待人和气，办事讲公道，做人凭良心，所以甘家厂无论男女老少都很尊敬他，商场称为王管事（民国时代称经理为管事），晚辈尊奉他为王爹。
王爹一生无不良嗜好，从不涉足邪恶场所。唯一喜好，就是坐坐茶馆。一是休闲聊天，二是陪客户谈生意或交流行情，当年大生厚商行的对外联络工作和对客户的接待工作都由老人一手操持，这对商号兴旺发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人对公益活动也很热心，对贫苦大众也是极为慷慨，尽力照顾的。一是在上文所说我祖父所做的公益活动，都是由两位老人共同商定而后按决定行事的。二是老人经常在口袋里装着若干现金，随时准备给遇到的需要帮助的人以施舍。我上小学时的零花钱，我嫡亲祖父常吝不相予，都是由这位异姓祖父给予。而且只要我有同伴，也都一一相赠，可见老人的慈爱。
应该说老人一生在事业上是很有成就的，可是在家庭和私生活方面却是很不幸的。他的眷属留在澧县老家，直到他年近五旬，才把家属接到甘家厂，到此不出三年，老伴因疾成盲，不久过世，老人未再续弦。他有一子一女，儿子因患肺病夭折，女儿嫁了个破落户子弟，既无特长，又无劳力，虽经老人长期扶持，但终不成气候。老人不愿和女婿住在一起，所以就一直和我们同住。我们老、中、少三代人视老人如兄、如父、如祖，他也把我们视如己出。其常年衣食也都由我的祖母和母亲打理。他已完全融入我家，成为邹家一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工商业进行改造（其时我祖父已过世）。由于老人的业务技能和人气，基层领导对老人都特别关照，不但毫不歧视，而且仍将其纳入管理层。在三年饥荒期间，老人用他有限的口粮和微薄的工资，又照顾起邹家的第四代人。老人于1970年辞世，从1916年算起，他与我们邹家共同生活了55年。老人一生正直，无疾而终，享年90岁整。他临终遗嘱：葬于松东河畔高处，便于眺望河上风帆。其时我正在军中，正是“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不能返乡奔丧，留下终生遗憾。
一位善良的仁人，一颗仁慈的佛心，一个纯洁的灵魂，永远活在我心中，我还要告诉我的后世子孙，永远铭记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