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护排长、售货员、洗衣工
1936年12月底，母亲所在的部队到达延安后，驻军在离延安十五里的延店村。经过整顿调整，经历了过雪山、草地幸存的战友们，将按照组织的安排奔赴延安各个新的工作岗位。这对于母亲来说，既兴奋又激动，但要与共同经历过艰难困苦和生死危险的战友分开，心中又是那样的恋恋不舍。而母亲心中最盼望的，是能够去学习文化，赶快摘掉文盲的帽子，做个有文化、懂得理论的革命战士。
长征时，母亲在红四方面军88师医院担任护士排长，长征一路上都是和伤员相伴。她想，这次可能会分配她到延安的医院去当看护。但是春节过后，她接到的却是去延安妇女商店卖鞋的工作通知。母亲心里一惊：怎么把她这个看护分配到商店去卖鞋子呢？但她又想到领导和老同志们的教导：“革命工作就是需要，工作岗位就是责任。”既然分配自己去商店，那肯定是商店的工作需要她。尽管她根本不知道做买卖是怎么回事，也从来没有叫卖过东西，甚至都不认识钱币，但还是很痛快地服从了组织 分配。
要走上一个陌生的岗位，她的心里既紧张又着急，生怕自己做不了这份工作。老同志开导她说：“着急、紧张有什么用？不会就学呗！谁从娘肚子里出来都不是圣人。看看那些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团长、军长，再看看红军妇女独立团喊操的女娃子们，有几个不是在干活中跌打出来的！”母亲想想也是：没有革命，自己逃不出火坑，也到不了队伍上，到不了队伍上，还不是什么都不懂都不会，到头来，只能是受地主老财剥削和压迫的奴隶。于是，母亲主动找领导说，她一个睁眼瞎能学会当看护，就也能学会卖鞋子。还说是革命解救了她，革命需要她做的工作，她都热爱，都会努力去做。经领导批准，母亲非常自信地打起背包到延安市场沟的鞋店报到。
母亲去了才知道，商店卖东西可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商店很小，只有一间房大。店里除了有限的一些鞋子，再没有其他的东西。虽然前来买鞋的人不多，但几天一次的什么对账、盘货，实在叫母亲头痛。再说，母亲岂止是不认识钱，从小根本就没有见到过钱。卖鞋子既收钱又找钱，她怎么做得来呢？母亲觉得当看护学学就可以，而在商店卖货可不是看看就会的。于是，她第一次懂得和体会到什么是“难”。
然而，她并没有打退堂鼓，因为她亲眼见过自己身边的好多女战士，她们中没有几个识字的，可是她们在队伍里喊操、做思想工作、发动群众、作报告、带兵打仗等等，样样都学会了，尤其是妇女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好多地方都比男同志还强。母亲又想起动员她参军的那些女娃子和李元发大姐，相信她们能干的，自己也一定能行！于是，她就先从认钱开始，不厌其烦地向先来的、有经验的同志求教。学习中，她知道了识数儿和收钱找钱根本不是一回事，这当中又有加又有减。当母亲学会卖鞋子收钱找钱后，她对其他与商店有关的事也关心起来了，什么搬东西、整理鞋子、打扫卫生等等，她都抢着干，慢慢地对商店也有了感情。母亲曾对同事说，这会儿真要调她去干别的，她还有点舍不得呢！
哪知好事不长。因为商店鞋不多，而且当时的延安人民几乎就没有钱买鞋，所以商店总是很冷清，那么多人都闲呆着没事干，都看着别人忙忙碌碌，心中也很不是滋味。正巧领导要对人员进行调整，准备留下几个调走几个。母亲虽然表现不错，但因年龄比较小，就又成为再次被分配工作的对象。
几天后，母亲被通知到延安北门内的中央二局当洗衣工，给那些学习无线电和报务的学员们洗衣服。这个调动让母亲感到有点意外。她以为会调她去医院，没想到又调她去做洗衣工。
起初，母亲对这个工作有点想不通。她觉得到延安来的人，都是来革命的，怎么学员还要有专门给洗衣服的人呢？那不是又出现人剥削人了吗？后经领导介绍，知道这些学员中许多人都经历过斗争考验；不少人有知识文化，放弃城市优越生活到延安参加革命；还有些陕北当地的年轻人，也冲破种种阻力积极要求参加革命工作。总之，他们都是些革命好同志，而学校将根据工作需要，准备把他们培养成无线电和报务方面的专门人才。为了让他们更集中精力学习，所以在生活方面就关照得多了一些。领导还特别讲明，学员和洗衣工都是革命战士，学习和洗衣都是革命工作，只是革命工作的分工和岗位不同；并且鼓励调到新岗位的同志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争取更大的进步。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领导讲的这番道理她听明白了。她认为自己这个经历过长征的战士，应该带头做好为他们洗衣服及其他服务工作。而且这时母亲也懂得了一个道理，即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分配你做的，就肯定是革命最需要的。母亲二话没说，愉快地服从工作的需要，去当了一名快乐的洗衣工。
陕北的2月可冷着呢，你要在窑洞外站一小会儿，就能冻得透心凉。在母亲看来，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比过雪山草地没吃没穿强得太多了。所以，母亲一天出来进去多少趟，洗了晒，晒了洗。当年的延河有水，河面上结着厚厚的冰。她舍不得使用缸里的水，总是抱上一堆脏衣服拿着盆，去延河凿冰洗。手虽然冻得又红又肿，但看到窑洞前晾晒的干净衣服，心中也是高兴得很。这样，她也就越发起劲工作了。她希望学员们不为洗衣等一些杂事情分心，能全心全意学习得更好，好早早奔赴工作岗位。
虽然母亲是洗衣工，但凡是为大家服务的事，她都抢着去做。她认为服务是为大家，所以无论什么事情、什么工作，自己多做一点都是应该的。有时要是听到领导表扬，她还总是显得很不好意思。
和母亲一起分配来的其他小女娃，不但羡慕她的能干，还都挺佩服母亲做事积极、主动、利落和能吃苦。她们说，走过两万五千里的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母亲却觉得这些都没什么。因为她不会说谦虚的话，就很真心地对她们说，自己是受苦人出身，从小当过地主家丫头也做过童养媳，就是在苦累和贫困中长起来的。再说，洗衣工作有什么累的！跟在地主家受的苦和累简直没法儿比。那时是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现在做的是革命工作，感觉和心情根本不一样。母亲还对她们说，自己过去没有学习认字的机会，现在，虽然不是专门学习，但能为集中学习的战友们洗衣服，这也是组织的信任，感到很光荣。她常对小姐妹们说，是红军、是革命解救了她，所以革命需要她干啥，她就干啥。而且她觉得，革命工作是没有分内与分外之分的。母亲的真诚、朴实和热情，赢得了大家的喜欢。七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母亲回忆起当年洗衣工的生活，她依然充满深情和快乐。
1937年4月，中央决定在延长县办女工厂。组织上又考虑调母亲离开中央二局，和100多个单位推荐的几百个女战士，集中到延长县去参加办工厂。去的这些女同志，都是经过组织挑选的精兵强将。她们中多半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觉悟高，组织纪律强，个个能吃苦打硬仗。因办厂所需工人较多，又从云崖调集四个连的女战士，也都集中到延长。
当领导找母亲谈话说明组织意图后，母亲心情很激动。她没有想到，组织能调她去做这么重要的工作。虽然没做过工，也没有文化，更不知道工厂是怎么回事，但她还是满怀信心地服从组织调动，离开延安的二局到延长女工厂。
延长虽然不是个大地方，但在延安却小有名气。当时在延长驻军的有中央卫戍区、警卫连，还有一所医院和一个兵工厂。因为工作的性质，延长的单位、街巷，甚至老乡的窑洞前后，没有什么喧闹声。但女工厂筹备工作一开始，整个延长都热闹起来。虽经过近十个多月的努力，但由于来自多方面的主要是国民党的干扰、阻挠、封锁和破坏，无法开展工作，而且生活秩序也都被打乱了，致使整个筹备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只好停止工厂的筹备工作，设法将这些集中起来的上千女战士，另行分配到延安其他的地方和单位。这样，没等母亲看到工厂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自己将来是个做什么的工人，就又面临着新的工作分配了。
就在这时，经杨金秀、于光银两位红军战士的介绍，母亲在这里，也就是在延长，于1937年7月4日，由共青团员转为没有预备期的中共正式党员。这就意味着从今以后，她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母亲在心里牢牢地记住了：从这天起，自己不再是一个普通群众，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各项工作中很好地发挥党员的先进带头作用。
不识字的伙食管理员
1938年二三月份，组织突然通知母亲去富县的抗属学校报到，说调她到那里去学习。这个消息真是让她喜出望外！因为母亲识字不多，自己的名字蒲文清三个字还是刚刚认识的，还不会写呢。这时能去学习文化，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她高兴的呢！
抗属学校是军委办的，刘少浦、胡德兰、魏公子等这些革命大姐，都是学校当时的负责人。学校有5个队，有孩子的都集中在一个队里。母亲还不满20岁，她去的三队都是些年轻女娃娃。领导说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文化。这些学员是几个红军部队选送的，也有陕北红军和地方政府选送的。尽管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但像是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相亲相爱，团结互助。
学校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学习气氛很浓。每天除学习开会以外，还有一些唱歌、队列、出操等活动，大家觉得很新鲜也很充实。休息的时候，母亲她们这些女娃就相约去五队，逗逗那些随母亲来学习的孩子玩，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充满了快乐。因为他们这些学员入伍前都不识字，文化基础很差，所以在教员的讲授下，人人都非常刻苦努力学习。母亲记得何克春、郑光明、钟英桂等，都是她当时的校友。她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谁有了一点儿进步，大家都为她高兴。然而，让母亲倍感遗憾的是，这样的日子太短，几个月后她们就各奔前程了。
然而几十年后，当她们在北京再相见时，都抑制不住战友重逢的喜悦与激动，任热泪尽流。她们能回忆起短暂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甚至还能说出当年母亲当伙食委员时，因为不识字也不认秤的好多趣事笑话。母亲更是记忆犹新，她说，那时她文化水平低，斗大的字不识二升，买粮买菜不会记账，让别人记不放心；自己学，可又不是那么容易。有的时候，母亲甚至想用图画记下所买东西的分量和钱数，无奈自己不会画。母亲心想，组织既然让她这个不太识字、不会写字、不会记账、更不认秤的人当伙食管理员，自己总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呀。这怎么办？现学现卖肯定是来不及的，母亲想出自己的土办法。
是什么办法？她的战友们会不约而同地告诉你：“文清为了把账记清楚，居然能挑上一大担柴，走十多里路，去找友邻大队的司务长帮助过秤、记账。”每逢这时，战友们看她累得太狠，心疼地帮她端水擦汗。有的战友笑话她太傻：过个秤、记个菜钱有什么了不起，还至于挑着担子跑几十里？真是有劲儿没地方用了。而大多数的战友们夸她能干、能吃苦，夸她实诚、认真、负责；更有战友夸她这个人忠厚老实。母亲则不管听到什么样的话，都仍然好好当她的伙食委员。只要是外出买伙食必需品，她照旧使用她的笨办法。虽然她不怕别人笑话，但心里已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文化。她鼓励自己“不怕慢，只怕站”，只要行动起来，就没有学不会的！
伙食委员虽然不是什么官儿，但管理好柴米油盐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了把伙食搞好，母亲想方设法把饭菜做好。说实在的，她长那么大，除在地主家和她的恶大娘家煮过猪食，哪儿做过饭、哪儿吃过正经粮食啊！现在领导让她管伙食，她自然把每一粒米、每一把面、每一颗豆、每一根菜、每一滴油，看得比什么都金贵。她要求自己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浪费。为了调剂伙食，把有限的几样菜和小米、粗面、杂豆等做得好吃一点，母亲四处学习，到各队征求意见。为了节约开支，也为了让大家吃得顺口一些，母亲学习腌菜和泡泡菜。她不顾劳累，把萝卜、豆角、茴子白、蔓菁等菜，洗净晾干切细，腌成咸的、辣的、酸的各种味道。菜虽粗粗拉拉，但味道鲜美，开饭时大家都抢着吃。不管是四川的、甘肃的、江西的、贵州的、青海的，还是陕北的，都夸她的菜腌得好。每当此时，母亲总是自谦地说，她从小受苦，没吃过正经饭菜，除了割猪草、煮猪食，她不会做饭。会腌菜，也是地主老财逼出来的。她还会傻傻地对大伙儿说：“只要你们吃得来，我还会腌得更好吃些！”
母亲还发现，腌咸菜、晒干菜、泡泡菜，都比炒菜节省伙食费。她想自己劳累些没有关系，只要能让大家吃好、能为公家节省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学员一夸她，她可来劲了，恨不得让伙房里外都是腌菜的缸和晒菜的绳子。领导发现了这个情况，也有学员向领导反映，说母亲做伙食委员太小气，一天三顿饭，给大家吃得快成猪食了，除了腌菜就是泡菜，除了泡菜就是干菜，连煮洋芋都舍不得。可领导了解当时的条件，支持她这样做。
冬天是比较难过的，粮食有些，可一片儿青菜也没有。同志们也不能饿着肚子出操上课学习，更不能饿着肚子干活。母亲到底是吃苦长大的孩子，她会弄干菜，就是一立秋，一边腌咸菜、泡泡菜，一边组织没有课的学员晾晒干豆角、茄子片、长豇豆，甚至还晒些野菜。等冬天没有青菜的时候，这些干菜可都成宝贝了，尤其赶上杀个猪，一大锅猪肉炖干菜，可是让大家都胃口大开，赞不绝口。
母亲是伙食管理员，但她从来不分分内和分外。她认为，只要是伙食班的需要就是她的工作。她常常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相约些学友们去挖野菜，以调剂口味，改善大家的伙食。同学们都奇怪：这个蒲文清怎么不知道累呀？大家看她从早忙到晚，而且天天都是乐呵呵的。同学们喜欢她，更体贴她、支持她，也常向领导反映母亲能吃苦、能干活，还夸奖她勤俭节约、伙食管得细管得好。学校领导刘筱圃同志也几次夸奖母亲说：“你咋咯弄得那么好嘛！”母亲听罢，表面傻傻地一笑，而心里却觉得甜甜的。她对自己说：“蒲文清，这是革命工作，以后要做得更好些才是！”而她的心里明白，自己争取的最大进步，是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所以她一边做管理员，一边跟别的同志学习常用字。慢慢地，那些菜的名字她都能写得来，也能认秤了，甚至还教其他姐妹认秤杆上的星星代表几斤几两。
母亲对自己在抗属学校的每一点进步都看得很重。她认为参加红军是她革命的起点，抗属学校所学到的东西，是她今后做好工作的基础。她长征到延安以后，被组织分配去过好几个单位，但她就感觉在这里收获最大。收获是什么？母亲认为她懂得了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的意义和快乐；还懂得了她虽然是个普通的战士，在革命队伍里、在平凡的岗位上，也有自己的价值；她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和战友们的尊重。母亲常常自勉的一句话是：只有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才会有人的平等和尊重，这种平等和尊重，是她一辈子为群众服务的动力。所以母亲一生不为名、不求利，只要求自己的工作让同志们、让群众满意。
抗大的红领章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抗大的原校址在延安城内二道街，1938年日寇空袭延安后，就搬到东关的黑龙沟。这可是一所名震四方的革命学校，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摇篮，是全中国革命青年无限向往的地方。母亲这个文化基础很差的人对抗大既充满着敬仰又感到神秘，抗大对她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当然，母亲的内心也充满矛盾：万一能去抗大学习，自己文化水平这么低，听不懂老师讲课怎么办？
母亲在抗属学校学习半年时间还没有到，传来了延安抗大招生并且可以自愿报名的消息，这实在是又一次让母亲喜出望外。尽管她参加革命整整五年了，也跟战友们学习认了些字，有了一点点文化基础，但她知道自己文化水平太低，转党的申请和支部会上的发言，是支部几个同志帮助才写好的。要是靠自己那一点水平，肯定是说不明白也写不清楚的。所以，她看到学校那些能看书写字、写板报、抄歌词、编节目的战友，羡慕得不得了，总恨自己太笨，进步太慢。现在真要是有机会到抗大学习，这是她这个苦娃子、童养媳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母亲想：上抗大学习政治文化苦，还能苦过地主老财的压迫剥削？能苦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吗？所以，母亲做好思想准备，也下定决心，她一定争取到抗大去学习。
可是，领导会支持她并给她这个机会吗？
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她刚刚向领导表明想去抗大学习的想法，领导就给了她一个最大的惊喜和意外：立刻给她开了介绍信，让她马上到延安去找抗大招生委员会报名，还嘱咐她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富县离延安好几十里。母亲不顾路远，更不顾当时有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延安的危险，说走就走。她背上背包，和其他几个女战士一起，向延安出发。
等她们风尘仆仆赶到延安，却没有找到抗大招生委员会。因为防止敌机轰炸，机关单位人员纷纷疏散，她们问不到一个准确的情况。后听说招生委员会在安塞，母亲她们又急匆匆赶到离延安七十多里的安塞。到安塞才知道，抗大招生委员会没有疏散出去，就在延安东关清凉山的半山坡上。于是，母亲她们几个又马不停蹄地返回延安，终于在东关外清凉山半山坡上的窑洞里，找到了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委员会。
当时与母亲同去的潘家珍、贺玲、钟玉萍、王克（王子鸣）、何玉兰等十几个女娃，高兴得大喊大叫。她们争相挤进屋里去报名。虽然她们不会填写报名表，但是她们都如愿以偿地成为1938年抗大的学员。母亲被分在八大队二区队。八大队的主任，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同志。
母亲入学后最兴奋的，是领到一副崭新的红领章。她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左看右看爱不释手。因为母亲心里明白这副领章所代表的意义，所以往领子上缝的时候十分小心。但因从小没有学过针线活儿，她怎么也缝不好钉不正，最后还是一个大姐帮助缝好的。以后每当换洗衣服的时候，母亲都不把红领章拆下来，而是小心翼翼地把领子脏的地方，一点一点刷干净。生怕稍有闪失会弄坏她心爱的红领章。
母亲参加红军长征前，曾领到一套半新不旧的灰军装，衣领子上还缀着一副红领章。虽然领章已褪色，而且四角冲上翘起，但母亲仍然格外珍惜。她总感觉这是哪个牺牲的烈士留下来的，所以穿在身上也总是小心翼翼。尤其是为了领子上的红领章，她总是把风纪扣扣得严严整整。母亲回忆说，当时认为爱惜红领章，就是对那个同志的敬爱，不管他是不是牺牲了，我们都要把革命红旗高高举起来。所以，只要军装穿在母亲身上，领子上的红领章，永远是干干净净、平平展展的。
但是，这件灰军装和红色领章，却没有能伴母亲走过长征。因为，为掩埋牺牲在党岭山的红军营长宋益民同志，母亲脱下它盖在了这位烈士的身上，而被永远地留在了雪山，成为母亲永生的怀念。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母亲脑海里时时出现这副红领章。她说自己的眼前，总是有雪山上闪现的红光。
自此以后，母亲只要看到战友佩戴着红领章，心中总是不由自主地充满羡慕，而且也会常常回忆起牺牲的战友，和那留在雪山的军装以及她珍爱的红领章。她也时时盼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再领到一副真正属于自己的红领章啊！她希望自己在红领章的引领下，在革命队伍里好好服务，替那些牺牲的英雄们、烈士们多多地做些工作。
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实现了母亲想学习的愿望，同时随着发新军装，她又得到一副红领章。她心中那个欢喜和满足就别提了！
母亲发现，当时有的学员不满足只发一副红领章，总希望有两副替换佩戴。母亲很耐心地对他们说：“一副都来得不容易，还想要几副呀。我在延安好几个单位工作过，只有抗大才发。我们好生爱惜吧。我有个红军战友，过草地时陷到泥潭里，他不顾自己死活，硬是把有红领章的衣服高高举在头顶，直到自己慢慢被淹没。当时救他的战友没有不落泪的。”
母亲是怎样珍惜她的红领章的呢？她的上衣永远整齐，衣领永远平整，风纪扣永远扣紧。在她的心目中，红领章是军人精神和作风的标志。所以，当她有了一副属于自己的红领章以后，她更是注意自己的军容风纪。直到母亲90多岁高龄的时候，她依然始终保持衣领严整，走有走姿，坐有坐像的仪表姿态。即使唱歌的时候，也是一本正经地抬头挺胸，摆动着双臂，踏着有节奏的步子。所有这些，无不显现出一个红军战士、巾帼儿女的飒爽英姿和感人气派。母亲说，红领章代表革命。抗大的这副红领章，给自己留下的不仅是回忆，还有刻在心中的革命信念、永不动摇的意志和不懈的人生追求。
母亲在抗大学习最引以为豪的，是曾经亲耳聆听过毛主席的时事报告。当时人很多。一人坐一个小板凳，排列很整齐。大家都把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聚精会神地听。虽然不能全部听得懂毛主席的湖南话，但号召我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以及要求抗大的学员不怕困难，一边学文化，一边学军事，随时准备上前线抗战的讲话，还是听懂并记在了心里。母亲很遗憾自己当时不会记录，否则，她会将记录本保存到现在。要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本子就会成为一个宝贵的革命历史文物，母亲也定会将它捐赠给博物馆，以供后人参观学习。
母亲对抗大最感到留恋和难忘的，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和学习生活，以及她在这所革命的大学校里，学会的许多红军和抗战时期的革命歌曲，如《当兵就要当红军》《过党岭山》《八月桂花遍地开》《革命的友爱最深深》《打靶歌》《战斗学习歌》《红旗在飘扬》《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几十首。直到她离世之前，母亲不但能哼唱出这些歌的曲调，还能将歌词背个八九不离十。母亲非常自豪：这是她一辈子最为珍贵的财富。只要有老同志聚会或者参加青少年联谊活动，母亲都会激动地、忘情地唱上一首，往往还是昂首挺胸、摆动双臂并踏着有力的步子。在许多联谊活动中，母亲每次都要唱歌，常常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总感动和带动了全场好几百人。一次记者现场采访母亲，她没有多讲别的，只是很自豪地告诉记者：“抗大出来的，没有不会唱歌子的！比我唱得好的有的是！”
母亲还记得抗大那嘹亮的军号声，起床、集合、出操，以及八个人端着小米饭围成一圈，蹲在地下吃着一小盆子菜的情形。每当回忆起这些，母亲就神采飞扬、激动无比。用她的话说，那就是过电影，一切都历历在目。尤其令母亲亢奋的是，开大会或听报告前，各班各队在文艺委员带领和指挥下，此起彼伏的拉歌声。母亲说她不会形容，她只觉得这拉歌声震撼着她的生命和灵魂。而且，“革命歌曲大家唱”也深深地植入她的心底，所以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什么场合，只要允许，她都会放开嗓子高声唱一唱。几十年来，高唱革命歌曲，已然成为母亲参加活动的保留节目，也成为她参与活动的一大亮点。在2009年9月27日，由革命后代们组织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活动中，母亲虽然没有佩戴红领章，但头上灰色八角帽的红五角星却在闪闪发亮。她腰不弯、背不驼，不用搀扶走上台，整整衣领，精神饱满、声音有力地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她的激情感染下，全场300多人起立，和着拍子共同唱起大家心中的这支歌。事后记者和几个小青年向她伸出大拇指，母亲不无自豪地回复他们：“我是一个老军人、老战士，无论我90岁还是100岁，都要保持军人的姿态。”母亲还用她的四川调唱道：“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然后，一阵哈哈哈地爽朗大笑。
几十年来，母亲心中的红领章，总是和她热情、高亢的歌声连在一起，她认为这是抗大人的标志和自豪。
母亲在抗大八大队，经过近半年的学习后，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学校决定分配她到延安清凉山中央印刷厂，也就是原来的边区印刷厂当工人。可以说，这个决定，是母亲的又一大惊喜和幸运，因为组织居然把她这个刚刚摘掉文盲帽子的人，分配到知识分子才能去的印刷厂。她对自己说：“蒲文清，这一回可能真的当上工人了。”她又对自己说：“管它怎么样，分配哪样工作都光荣，都要好好干才是。”
清凉山的不了情
清凉山在延安城东，它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物古迹。据史书记载，清凉山因其独有的佛洞、奇景和摩崖石刻而被称为“金仙胜境”，闻名于世。山上18个洞中的万佛洞、三世佛洞、弥勒佛洞、释迦佛洞等更为有名。尤其是万佛洞，又高又宽又深，洞内四壁雕刻的万余座佛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母亲曾多次笑着说：“延安印刷厂建在清凉山上的佛洞里，能得到这么多菩萨、佛爷的保佑，又安全又保密。其实呢，共产党不信神，不信鬼。只信革命、信枪杆子。因为靠佛爷、菩萨显灵，革命是取得不了政权的。”
每当说起这些，母亲总是想起小时候被大娘赶出来住在破庙里，向四面的菩萨磕头作揖求保佑的情景。那时，任凭她哭死或把嗓子喊哑，菩萨也好、佛爷也好，谁也救不了她，还是红军把她拉出火坑，走进革命队伍她才真正得救了。所以，她常常告诉那些比她年纪小、参加革命比她晚一些的战友说，洞里的佛爷、菩萨有千万，都是人打造的，哪里能显什么灵啊。还是《国际歌》里面说得对，要靠革命斗争，要靠自己救自己，才能把旧社会打个落花流水。
但母亲也倍感遗憾，因为那时年纪轻、文化水平低，不了解清凉山的悠久历史和名字的由来，不知道清凉山是座天下有名的历史名山，更不知道它所蕴含着的深厚佛教文化。所以，母亲虽然在那里工作近一年时间，却从来没有在清凉山上转一转，更没有去那么多佛洞和寺庙里看过。那些老百姓敬神拜佛和历史传说的有趣故事，她也没有听到过。也就是说，在这偌大而令人神往的清凉山上，除了印刷厂，其余的母亲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清凉山虽然由于佛洞、奇景和石刻而有名，但真正的名气，却是因为它曾经是我党新华通讯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社、边区群众报社、新华书店等的所在地而享誉中外。许多重要的刊物，都是由清凉山印刷厂印刷完成的。而清凉山印刷厂，就是大家常说的延安中央印刷厂。
这个印刷厂除了担负《解放日报》《共产党人》《新中华报》等这些重要的党政文件、政治、文艺读物等的印刷，同时还担负着保密文件，以及近乎绝密品的边区票印刷，所以印刷厂又分为普通厂和保密印钞厂两个部分。
母亲被分配去的是折页、装订、打包的普通厂，她郑重地服从组织分配。于是，她佩戴着红领章，穿戴整齐，精神饱满地去印刷厂报到当了一名工人。
原本人烟稀少而安静的清凉山，因为增加了许多青年工人而变得热闹起来。嘹亮的军号声、机器的轰隆声、工人的出操喊号声、动人的歌唱声、驮送印刷品牲口的吆喝声等等，充满整个清凉山。母亲就整日工作、生活在这紧张的快乐之中。
印刷厂的同事们，老干部、老同志多，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和陕北红军不少，还有许多有文化、有知识、懂技术的知识分子。母亲说，这些同志都是自己非常敬仰和羡慕的人，个个是学习的榜样。母亲虽然也走过了长征，但毕竟文化水平很低。所以，她把自己能在中央印刷厂和这些人在一起学习工作，看作是自己这个穷娃娃最大的幸运和幸福。因此，她时时刻刻努力学习，珍惜每一分钟的时间拼命工作。
因为印刷厂的各个部门都在一个大石窑里，尽管各个程序都有分工，但重要的是各部门有条不紊地协作互助。像母亲这样的新工人，就是大家帮助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刚来，对各方面的情况、程序和要求都不熟悉，干什么都感觉手忙脚乱。可母亲不甘心在别人的帮助下工作，她希望自己能尽快独立地挑起重担。所以她积极、努力、主动了解和学习各种技术。她总觉得自己笨，就要求自己“笨鸟先飞”。还因为她的左手残疾，就觉得自己只有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勤学苦练各种技术，才能够学会和熟悉叠纸、裁纸、对号折页子、装订、包装、打捆等各道工序。所以，无论工作时间多么长、工作多么紧张，母亲从来都不知道劳累，而且还总是乐呵呵的。
但是，母亲却时常为她残疾的左手担心。担心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怕被组织和战友发现后，对她特殊照顾，甚至调换工作。
雷达天是当年印刷厂的副厂长。据母亲回忆，他那时30多岁，对工人非常关心，尤其对新进厂的年轻工人更是关怀备至。因为他很随和，所以和大家关系特别和谐。无论新老同志，对他很尊重也很信任，还时常跟这个老同志开开玩笑，母亲也不例外。但是干活的时候，母亲却总是躲着他。
渐渐地，雷厂长发现母亲个子虽然矮，身体比较瘦弱也比较单薄，但工作肯卖力气。她是折页工，可不管是装订、扛纸、打包，只要有需要，只要是重活、累活，她都会抢着去干。他还发现，母亲的手在做对号折页子、理纸或打包这些活的时候，总有点不太得劲，可是又说不上来是怎么个不得劲。他还发现母亲的左手上总是缠着布条条，布条条上还常有渗出的血迹。
终于有一天，他问起了母亲手的事。
残疾的左手是母亲心头的痛，所以听到厂长问她的手就吓了一跳，可是，又不由自主地把手伸了过去。当厂长看到母亲伸出无名指关节变形、中指完全不能伸开的左手时，也吓了一跳。他把母亲的手翻过来手心向上一看：天呢！这女娃子有着怎样的一只残疾的手啊！“文清，讲讲你的手。”母亲简单地对厂长讲了她左手伤残的故事。
这只手是她4岁时，三姐抱着她在地主家门口熬盐剩下的余火旁烤火，被地主踢倒在火塘烧伤的。当雷厂长听完母亲小手被烧伤的经过，在他愤怒的眼光中充满了对母亲的同情和爱怜，似乎有好多话想对母亲说。但是，他抚摸着母亲的左手只简单说了这么几句：“文清，你很坚强，也很不容易，以后好好干，但别逞强。记住，千万要爱护手，莫再让它受伤了。”母亲牢牢地记住了厂长的话，同时也把厂长对她的关心和温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这以后，尽管厂长和其他领导都没有再问过和提起母亲伤残手的事，但母亲发现，这以后无论在工作、生活和其他方面，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是领导还是班组工友，关心、帮助她的人多了。母亲明白，这是组织和战友们对她的爱护和鼓励，所以母亲就加倍努力工作。由于没有了对残疾左手的顾虑，母亲不管干什么，都是甩开了膀子大干，她想用这种做法，来报答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与帮助。
平时，母亲还是比较注意保护她的左手，可干起活儿来，就什么也顾不上了。那时拼命工作可不是为争先进得表扬，而是人人都在努力为革命多出力多干活。谁出色完成生产、工作任务，都是大家的成绩和光荣。因为他们都把自己融入了战斗的集体之中，所以她们团结奋斗，心甘情愿地为完成工作任务吃苦受累。母亲当然更不例外，但是，她的那只残疾的左手，就总是伤痕累累的，包手的布也总是血迹斑斑。尤其在对印好的文件、书报进行切割、包装和打捆的时候，这些虽然不是母亲的主要工作，但她总是会主动过去帮忙。说是帮忙，其实她每次都是把吃奶的劲儿都毫不含糊地使出来，所以她的那个中指和无名指，就几乎永远布满干裂的血口子。难怪母亲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在自豪中又充满感慨。她说，自己常偷偷地把这只手暖在心口上，多次对着左手自言自语：你跟着我蒲文清受了多少苦和累呀！没得办法，谁让你是我的手嘛！母亲也会常常这样勉励自己：人嘛，手可残，身可残，但心不能残，意志不能残。长在我身上的手，就要听从我的指挥才是噢。
因为折页子、排版、印刷、校对等都集中在万佛洞，所以在老远的地方，就能闻到油墨散发出来的味道，这种味道，母亲过去从来没有闻到过。用她的话来说，这是能浸入到人心里的一种香味，而且，这种香味能一直围在你的鼻子周围，久久不会散去。还真是的，母亲离开印刷厂多年后，只要提起清凉山三个字，她立马会说，那油墨的香味，一股一股地飘到她的鼻子前了。当年战友们工作和生活的情景，也就会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眼前闪过，她觉得好幸福，好怀念。
母亲不光爱闻油墨的味道，而且她还从不忌讳自己腿脚、手、脸面，甚至衣裤沾染上黑色、红色或其他颜色的油墨，所以，她的身上经常留有各种斑点。有战友让她用汽油、煤油或者肥皂洗洗，她总是说没得事儿，慢慢自己就会掉下去的。其实，母亲是舍不得使用那些很稀少、很珍贵的东西。当然，母亲也是从心眼儿里不在意油墨的斑迹，但是，她慢慢地学会了爱护、珍惜油墨。因为她知道，哪怕缺了一点点油墨，就会影响印刷任务的完成。重要的是会影响党中央的决策、政府政令或其他重要信息、消息等，及时、准时发布和传达出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可就是严重的政治责任。这责任，是任何人即使天王老子、地王爷都无法担当得了的。
当年印刷使用的是平板印刷机，印一页翻一页，再翻一页再印一页。机器就是这样在一页页的翻动中，发出哒哒哒的、均匀的节奏声。母亲刚来的时候，对这种声音感到很新鲜，但也很不习惯。因为不管你干什么，它总在你耳边响。即使睡觉或者特别困倦的时候，这哒哒哒的声音也跑不走散不开。但慢慢地，她又觉得离不开这种哒哒的声音了。母亲说这声音总是不紧不慢的，听起来，叫人觉得那么踏实；它又不高不低，不管任务多急多重，你心里都会有数：保证准时完成。母亲还觉得这声音挺神的，有时心里有什么不舒服或不痛快了，还没有被领导或别人发现，这哒哒哒的翻页声就帮你解决了，你说怪不怪。
然而，1939年五六月份，组织的一纸调令不仅使母亲离开了延安印刷厂，而且也彻底改变了她以后的命运。母亲在印刷厂工作期间和副厂长雷达天同志结下了很深的友情，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浩劫。
20世纪60年代初，当年的雷达天同志担任陕西省宝鸡市市长，他得知我父母已转业到国家交通部工作，竟不远千里专程到北京来看望他们。在我家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我知道了他与我母亲及我父亲的革命友情。那时虽然他是厂领导，他说他很喜欢母亲豁达、爽朗的性格；佩服母亲肯学习、不服输、吃苦耐劳的精神；赞赏母亲泼辣、果敢、说干就干的劲头。但他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对人的真实、直率、热情，与那份死心眼的执着。后来他听说母亲放弃不少同志给她介绍的对象，而选择与一条腿的何炳文结了婚。于是雷厂长就在父亲调到南泥湾军委第四生产办公室任副主任的时候，去看他们，并在那里与我的父亲何炳文结下的革命友情，直至“文化大革命”浩劫我父亲被迫害致死。父亲过世后，母亲对雷达天这个延安印刷厂老领导、老兄长、老战友，始终是感激至深，怀念至深。然而这这份友情，也因他的被迫害致死而中断了。
曾经在印刷厂当过总务科长、“文化大革命”前任石油部副部长的焦立人同志，与我家住得很近。他的夫人快人快语，和母亲很投脾气，非常喜欢母亲去他们家串门。母亲也就时常去他们家坐坐，三个人天南地北地聊上一阵儿。焦部长和母亲聊着聊着，话题就回到清凉山印刷厂。他们这才发现，当年的工作和生活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心里，而且他们每次聊起来都满含深情。焦部长尤其赞赏抗大去的这些女学员严整的军风，和永远平平展展的红领章。他夸这些青年女娃子们能吃苦耐劳，爱学习，肯钻研。他还曾诙谐地说：“那时，心里虽然很喜欢，但总找不到个合适的词儿来说这些女娃娃，现在有了，就叫飒爽英姿。那些能干的四川红军女娃子们，个个都了不起得很呢！。”
母亲每次去他家串门，焦部长还时不时地称呼母亲为“四川娃子”。旁人听起来可能觉得别扭，可他们之间，却充满了友情和乐趣。他们还盼望有机会再到清凉山看看，来个往事回忆大会餐呢。可惜啊，那时焦部长工作特别忙碌，加之经常去大庆、长庆、胜利等油田视察，没有能抽出时间回延安上清凉山看看，他一直抱着这种遗憾离世。我的母亲，虽然在1987年有机会回延安，并重访当年的故地，但是没能够重上清凉山，重温战友情，重进千佛洞，重摸印刷机，重闻油墨香。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已经93岁高龄且腿脚不太方便的老同志——我的母亲来说，无疑是终身的遗憾。
我了解母亲的心思，所以2009年我回延安的时候，在依清凉山而建的延安革命纪念馆里，细细地看、静静地听霍静廉副馆长、王英、董玉梅等同志的相关介绍，特别进入新闻馆按时况复制的印刷厂排字间里，看看那排字架，摸摸那印刷机，还在那既当睡觉的通铺、又是折页理纸等多种用处的大石台子上坐了又坐。我人虽是在参观纪念馆，但我满眼、满心呈现的，都是母亲讲述给我的他们当年的工作情景，和他们感人肺腑的革命情谊。清凉山啊，印刷厂啊，我这才知道，为什么你给我敬爱的母亲和她那一辈的伯伯、叔叔、阿姨们，留下了那么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年的清凉山印刷厂，处处都叫母亲感觉到温暖。而留给母亲的那深深的同志情、战友爱，着实让母亲感动了几十年，留恋了几十年，感念了几十年。短短的一句话，简单的十几个字，就能说清楚母亲对清凉山的印象和感情，那就是：生命不止，回忆不断，情谊不了。
选择与残疾人结婚
母亲选择的结婚对象是组织介绍的，这在当时的延安很普遍，但母亲选择对象却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好奇与不解。主要是因为母亲当年模样不错，风华正茂，又是长征过来的红军战士，所以给她说媒的不少。但令众人不解的是，她竟然在那么多健全的、优秀的男同志中，偏偏选择了与伤残的、且是一条腿高位截肢的残疾人何炳文结婚。谁问母亲为什么，她都说是组织介绍的。是哪个组织？又是谁代表的组织？一个在离延安十五里的柳林军委汽车站工作，一个在延安清凉山中央印刷厂上班，怎么联络上的？如此等等，都是那些熟悉和喜欢母亲的人所关心和想知道的。但是当时也许没有人清楚，而以后也没有人清楚。当我想写父母的婚姻，恰巧又看到陕西长安《文史资料》中的一篇文章中说，周总理是何炳文的媒人，女方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可我又从来没有听父母讲过，就想借机问问母亲。还没有等我把想问的话说完，她就很不高兴地回答了我：“问，问，问什么！你还想调查组织？几十年的事了，你们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问的！”这样，直到母亲93岁去世，我就再也没有问过。
在我的感觉中，母亲很回避这个问题。我想那么多延安娃父母的婚姻，什么样儿的都有，可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不但不回避，反而对多年的一些趣事津津乐道。而我的父母对他们是怎么结婚的，却讳莫如深。这多少激起我的好奇：他们的婚姻是哪个组织介绍的？谁出的面？怎么见的面？怎么结的婚？而且还是一次见面就结的婚呢？在我听母亲讲述她的经历过程中，对这些她都是守口如瓶。我总感觉在父母之间信守着什么，因为父亲在世时，也从未说起过他与母亲的婚事。而且，根据这么多年我的了解，父母之间充满了绝对的信任，坚守不打听对方的人和事儿的承诺，即使谁有什么重大决定，互相服从就是了，特别默契。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其中的缘由、故事。但是，直到今天把这本书敬献给母亲，仍然没有解除我心中的疑问。但我确信，母亲的选择和父母的婚姻，是有故事的。
那时，在延安驻扎的机关部队以及生产单位人数众多，但女同志比较少。像母亲这些正值青春年华、充满朝气、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红军女娃娃们，就成了男同志们，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找对象的主要目标。
母亲也不例外。所以，好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她介绍对象。介绍给她的那些人，大都是些领导干部，还有什么这长那长的。说实在的，母亲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有些熟识的人把她说急了，她会跟人家嚷嚷：“急么思（什么）嘛！自己还是个娃儿，结的啥子婚吗？”所以她在印刷厂除了干活就是干活，偶尔也和她对路的几个战友在一起耍，摆摆龙门阵。后来她感觉摆来摆去，就摆到谁谁谁找对象结婚了，一些人还对她说：“有人关心女娃娃婚姻是好事情，要在农村，管你愿意不愿意，父母找人家就把你嫁出去了，谁还管你这个那个。”母亲自己也想：要是还在四川老家，大娘可容不得她这么大还赖在家白吃饭，早给她说婆婆让她滚了，就是不滚，爹在世也早把她给哥哥换亲了。她又想起她那狠毒的大娘，7岁就把她卖给地主家做童养媳。要不是红军救她出火坑，自己怕早就被他们折磨死了。这里有那么多好心人关心自己，知足吧，说不定，还能遇上个好人。
所以，母亲慢慢地也不太排斥有人给她介绍对象了。不过，她没有选择好心人的介绍，也没有选择什么长什么官的，而是在1939年底，经过组织介绍，选择了左腿高位截肢的伤残科长，也就是后来我的父亲何炳文同志，他们只见过一面就在南泥湾结婚成家了。母亲从清凉山印刷厂调到父亲身边，随他在南泥湾开荒种地。
母亲与伤残父亲的婚姻，在延安印刷厂和母亲工作过的地方，引起了很多人议论纷纷：“漂漂亮亮的、端端正正的、活泼热情能干的蒲文清，什么人找不上，单单找上个一条腿的。图什么嘛！两个人都才20来岁，她蒲文清要照顾他多少年哟。好可惜！”也有人纳闷：哪个组织给介绍的？一个在清凉山，一个在柳林，怎么见的面？见过几回？互相有什么了解？如此等等。尤其是母亲长征时期的战友、熟人、四川老乡，都甚为不解，更为母亲惋惜。还有人对母亲风言风语，等等。这等婚姻大事，放在谁身上都得想一想，唯独母亲蒲文清，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父亲结婚。直到1968年父亲被迫害致死，他们相濡以沫走过风风雨雨二十九年。
母亲当年为什么顶着各种舆论压力，在男多女少的延安，她放弃了领导、战友给她介绍的不少年轻有为、有官位的干部？而选择与左腿高位截肢的何炳文结婚呢？
用母亲自己的话说，她从组织那里了解到，父亲1918年8月17日，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裴家埪村。13岁时经过刘顺明、樊铭枢介绍，到17路军汽车修配厂当了一名学徒工人。1936年，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革命，不久被派往延安，组织安排他在延安红军总部交际处任司机助手、司机。
1937年4月下旬，作为司机助手，父亲奉命执行任务时，汽车在离延安不远的甘泉县劳山突然遭遇众多敌人伏击受伤致残。负伤后再三向组织要求参加工作，他就被分配到延安七里铺柳林镇的军委交通管理局汽车站当站长。
特别是母亲还从组织那里了解到，一条腿的父亲身残志不残，他积极加强一条腿适应生活和工作需要的锻炼，在伤口还未痊愈时就回到原工作岗位。以后又听从组织安排，在南泥湾军委第四生产办公室任副主任，组织军委的人开荒、种地，搞大生产。这些对母亲的触动和影响特别大，她认为他的觉悟比自己高，他的意志比自己坚强，他对革命比自己坚定，等等。这些已经足足打动了母亲的心。何况，这个为革命负伤失去一条腿的年轻人，不但不怨不悔不依赖组织，还立志做一个残而不废的人，立志做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自己应该向他好好学习，如果能在身边照顾他也是应该的。所以，母亲不顾众人怎么看、怎么说，就果断地选择了与伤残的何炳文结婚。
以后，有关心她的战友问她：“你们见过几次面？了解他有多少？你四川人，他陕西人，能弄到一块吗？”母亲告诉他们：“我相信组织。见面就结婚，我是跟何炳文结婚，又不是跟别人。”而且母亲认为，既然组织介绍我们结婚，是组织觉得合适。大家都是革命队伍里的，什么职位高低、权力大小、搞什么工作，残不残废，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革命坚定不坚定，听不听党的话，革命表现怎么样。我相信组织介绍的何炳文。母亲还觉得，她身体壮，能吃苦能干活，照顾残疾是应该的。她愿意照顾何炳文一辈子。母亲的决定，让好些熟悉、了解她的人为她惋惜，而母亲却大主意一定，绝不改变。
结婚后，父亲几乎没有向母亲介绍过他自己什么，母亲觉得自己也没什么可问他的。但母亲发现父亲话少，也不爱摆龙门阵聊天，而母亲是个快言快语的人，还是个急性子。白天劳动生产忙得顾不上说话，晚上吃完饭就闲着没话呆着挺不习惯。起初，她认为刚认识就结婚太生了，不好意思、也不知道主动说什么。时间长了，母亲发现父亲就是话少，但是爱学习，没事就在炕边的小凳凳上学习。而学习，一直以来都是母亲特别羡慕和向往的，她觉得应该向父亲学习。同时，母亲又发现父亲干什么都细心、仔细，有条有理，而母亲是个快性、粗粗拉拉的人。这点自己不如父亲。最让母亲感到惊讶和震撼的，是父亲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从不依赖母亲，有时母亲主动帮他都不接受。为此，母亲还跟父亲嚷嚷过：“组织上介绍我跟你结婚，就是让我好生关心照顾你，你可好，啥子都自己干，要我还有什么用！”父亲只简单地对母亲说：“哦，腿残了，其他都好着呢，没事。”简单的一句话，赢得母亲对父亲一辈子的尊重与敬爱。
母亲之所以选择与伤残父亲结婚，就是因为何炳文在她的心目中，虽然是一条腿的残疾人，但不是残废人。他很坚强，不离开革命，不怕工作和生活的艰难。他为革命负伤锯了腿，可他不后悔，不依赖组织养活，要自食其力，还要继续努力工作。他不像有的人，做了点好事就居功自傲。母亲对父亲最为佩服和感动的，是他对自己充满自信，没有任何自卑和虚荣。他虽然一条腿，可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显得少点什么。在母亲看来，何炳文这样的同志不找，你还找什么样的！母亲还认为，何炳文这样的人，应该像完整人一样结婚成家，享受家人的关心与照顾。残疾人怎么了？难道嫁给残疾人就丢人、就矮别人一等吗？！所以，母亲从不后悔对婚姻的选择。
这就是七十年前，我敬爱的母亲的婚姻观，也是一个红军女战士崇高感人的革命情怀。而这种婚姻观和高尚的情怀，正是当年许许多多革命女战士的代表。他们从相识到结婚，没有甜言蜜语，没有山盟海誓，
这是我们一家六口
也没有相互的承诺和浪漫。但是，他们的爱，他们的情，却是那样长久，那样感人，直到他们的孩子渐渐长大，他们自己慢慢变老。无论谁向谁先行了一个告别的军礼，他们的情依旧，他们的爱永在。这就是我们的父辈的恋爱和婚姻。我在书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特别怀念已经去世四十多年的父亲，但我更为我的母亲感动和骄傲。
从1939年和父亲结婚，至父亲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父母这对革命伴侣，携手走过了二十九年的婚姻历程。其间虽然历经转战南北、战火硝烟、物质贫乏、艰难困苦、社会动荡等等，但他们始终乐观坚强，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理解。
在母亲的心中，父亲是她的丈夫，更是她极为尊重和信赖的革命同志和良师益友。可以这样说，身体虽然残疾的父亲，在母亲的心里却是无比完美的，他更有着完美的品行、情操和人格魅力。
一辈子好夫妻
父母结婚后，1941年8月，在延安下寺湾生下了我。当时，正值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政治和经济封锁的困难时期。而边区在毛主席领导下，正开展轰轰烈烈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
对于父母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工作和生产劳动的家庭，对于一对结婚不久、又没有家庭生活经验的年轻夫妇，又有了孩子，其困难是不可言喻的。但他们却比荣校其他干部干得更欢实。尤其是父亲，以他的残疾之躯活跃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事事身体力行都走在前头，既要做好总务科长的本职工作，又要组织好伤残荣军的学习和劳动生产，还要管理好家属和大小娃娃，谈何容易。整个荣校，荣军休养员近千人，加上家属、娃娃就有一千好几百人。而且居住分散在下寺湾、刘峁沟、田家沟、阎家沟等，好多条沟沟坎坎山梁子上的一眼眼窑里。而一条腿的父亲在母亲的陪伴下，几乎走遍所有有伤残荣军及家属娃娃的地方。可以说，父亲对每家的情况都非常了解，甚至对一些情况特殊、个性特殊、经历特殊的人，去了解且亲近。而父亲从不把自己当成残疾人或什么特殊人，事事身体力行、亲力亲为，也得到休养员们的称赞、好感和尊重。
对母亲而言，父亲以其残疾之躯忠于职守，坚强、乐观、不畏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困苦，出色完成本职工作，对党的忠诚、坚强的意志、高尚的品质、生活的简朴等，都对母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使母亲更认定她选择与父亲结婚的正确性。她佩服父亲，敬重父亲。她感觉自己一辈子都要向父亲学习。
2009年9月，当我第一次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清凉山印刷厂馆及劳动模范墙上，看到当年的印刷机、土炕兼工作台，开荒生产、纺线线、闹秧歌的图片等等，百感交集。我看着劳动模范名单墙上父亲何炳文的名字，泪如雨下。想起父母亲，尤其是父亲——一条腿的伤残人，他为荣校、为荣校伤残荣军、为荣校的家属娃娃、为荣校的生产劳动，付出了多少辛劳、汗水，那“劳动模范”称号的背后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啊！然而，他和母亲却从不向任何人讲述他们自己的点点滴滴。你要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很简单地告诉你，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就对了，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从延安回来，欣喜地、迫不及待地告诉母亲我看到的一切。哪知母亲淡淡地说：“早就知道。好几千荣军就选了你爸爸他们两个。你爸爸还去延安开了三天劳模会呢。他去的时候骑了两天牲口，在甘泉住了一晚上。开会休息时，他还去看了周副主席。”“妈，怎么没听你和我爸说过呀？”“有什么可说的。你爸当模范都不说，我叫唤啥嘛！做好工作是应该的。没有谁争当英雄模范。亏你还是共产党员！”
以后，在1947年的延安保卫战疏散、转移、转战陕北、东渡黄河挺进大别山，两千多里的行军路上，母亲都样样带头，照顾好几十个荣军、家属和孩子。1948年1月，父亲受命负责组建晋冀鲁豫炮兵旅供给处，并走上战地后勤供给艰难、危险的领导岗位，他不顾安危亲临各个炮点、物资补充供应点、民工伤员转换点等，率领炮兵旅供给处的同志们，在旅党委领导下出色完成战时后勤保障供给任务，获得军区的肯定和表彰。而身为炮兵旅家属队长的母亲，始终是父亲的左膀右臂，带领家属娃娃完成转移任务。父亲，则以他残疾之躯的实际行动，创造了战场上没有残疾人的奇迹。而母亲，就是父亲最可靠、最给力的家属大队当家人。
1947年3月，我们从延安转移出发前，经过组织批准，我就从保育费改为战士待遇了。而且在以后的一路上，就因为我是战士待遇，所以我就不能像家属队的孩子和保育院的孩子们那样，能够骑毛驴或是可以坐架窝子（牲口背上的驮筐），我只能跟着队伍里的叔叔们徒步行军。但我毕竟是个只有6岁大的小孩子。这么大的事情，因父亲在延安工作，母亲就自己做了主。父亲知道后非但没有责怪的意思，反而说母亲党性强，顾全大局，给荣校的家属们带了头。他只对母亲说：“孩子是小了些。不过没有啥了不起。”他还想跟母亲商量把小弟弟寄养在老乡家的事。听母亲说背着我的弟弟宗儿走，父亲平静地对母亲说：“你要背着娃走，好嘛。那咱就这么办嘛。”
就这样，在以后行军队伍里，有个既不能骑马，也不能坐架窝子，谁也不能抱不能背的只有6岁的战士何贤钟（本书作者何丽）。还有个背着孩子的女队长——我的母亲。在转战陕北两千里行军中，我和母亲就这样跟着队伍走啊走。
至于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我不知道，但走着走着就明白了：战争年代，队伍上多一个人、多一匹牲口，就多一份战斗力。当时荣校健全人员少，牲口配备特别紧张。组织为了父亲执行任务的方便，也只给他这个率队的派了一个马夫，分配了一匹马。父母都是这样讲：“能多腾出一个人，多匀出一匹牲口，哪怕多出一个架窝子，都是极大地减轻了组织的负担，也就为转移任务的完成多提供一点可能性。”所以，我跟着队伍步行，母亲自己背着小弟弟宗儿走，就是最好的、最正确的选择与决定。
这就使我又想起父母1953年转业的事。他们当时转业不是组织上的决定，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的考虑是：第一，当时抗美援朝虽已停战，但他们所在的炮兵部队将南下广西，父亲感觉自己残疾和伤痛会给组织和部队带来很大影响和麻烦。第二，1953年国家正处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地方也需要大批人员。第三，国家在恢复时期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抗美援朝增加了经济上的很大压力，要求中央部委带头精简人员。
鉴于此，当组织上征求他们的意见是留在部队，还是转业，或是去荣军休养院时，父母连想都没想就选择了转业。父亲还曾对我解释说：“我们的实际考虑是为了减轻部队负担，到地方是薪金制，养活你们几个应该没有问题。这样，部队给我配的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以及弟弟妹妹们的保姆等都可以取消，可以节省许多人力和军费。我按地方的规定，也不必再享受这些待遇了。”他们就这样决定而且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了。
对于组织想安排他们去荣军休养院的考虑，父母连想都没有想。父亲说，他们都能工作，为什么要组织养起来！转业到地方应该是最适合他们的，所以父母就明确给组织表了态。
当时华北军区首长、军区后勤领导，以及炮三师、炮兵基地父母的战友们，上上下下都劝他们慎重。说部队与地方的待遇相差比较大，甚至级别都要低一级，警卫员、炊事员、保姆、车等等都没有了。而父母不为所动，迅速办理好相关手续，就从石家庄来交通部报到上班了。
转业后，父母的确经历了一段适应地方工作、生活、人际关系等的生疏而且比较困难过程，遇到了因工资低而生活出现的种种困难。当父亲在交通部行政处一上任，就担负办公大楼的督建及后勤等从未接触过的工作，他们夫妻互相支持、鼓励，一如既往，无怨无悔。在母亲的工作、级别、工资的问题上，因父亲是办公厅党总支书记，就没有跟母亲商量，也没有向组织提什么，自己给母亲报了科员，每月70元的工资待遇。母亲呢，都欣然接受，还感觉特别满意。
父母在转业交通部前，先经华北军区后勤干管部批准安排我和两个弟弟入八一学校。我的战士供给关系转到学校。可父母却向组织提出，取消我的战士供给制和两个弟弟的保育费，改由他们的工资交付。这样三个住校孩子的费用，增加了父母很大的经济负担。当1955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父母也没有再向华北军区后勤部提出恢复我的供给制关系要求。这就等于父母自动取消我1947年以来的军龄。后来我上中学、上大学，都是家里供的。就这样，我退休工龄就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开始计算。这就是我的父母。
他们这对夫妻，在革命的道路上、在对待个人与革命大局以及在对待利益、权力、责任和义务的问题上，都是出奇地一致、默契！这充分印证了，母亲当年的婚姻选择何炳文是多么的正确。他们，是真正的一对有着共同革命信念、意志、原则的革命好夫妻！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初期，父亲曾几次跟我谈到我的供给待遇和军龄问题，他说：“战争年代，你年岁虽小，还是做了些工作，像帮助家属大队照看娃子；在湖北、山西教士兵认字，参加忆苦、斗争地主大会；在三桥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帮农会收军鞋。尤其在解放太原战役中，在红房子过儿童节时帮了不少忙，在战斗胜利后，又与战士们一块打扫战场等等，这都是革命工作。就是在石家庄永壁镇上学时，戴上红领巾还参加不少活动。可是进入八一学校就不同了，就只有一个念书的任务。中学也是这样，没有为公家做任何工作，公家为什么还要供你，你也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了嘛。将来，你也没有理由、没有资格再向组织提出什么待遇和军龄问题。”
我记住了父亲的话。没有向组织，甚至工作中的同事、朋友，谈起过自己的经历。
1956年，国务院通知精简机构，动员中央机关党员干部带头支援地方。身为交通部办公厅党总支书记的父亲，带头向组织提出母亲提前退休的申请。父亲在替母亲填申请表时，跟母亲说了通知精神，又说了自己的想法。不想，母亲只说年龄不到，当时只有37岁，怕上级不批。父亲又填写了“因劳成疾”。父亲主管该工作，在表上大笔一挥，就直接退休到所管地区的交道口办事处。母亲就高高兴兴地到街道报到去了。
母亲，这个“因劳成疾”而提前退休的病号，在二十三年的街道居委会工作中，竟然没有请过一天病假！
二十三年后，中组部批准母亲重回交通部。对于组织不认可她那二十三年街道工作的工龄，她只是淡然一笑。父亲如果还健在的话，必然和母亲一样的态度。因为他们的心，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灵魂，都是一致的，一体的。应该说，母亲选择父亲，是姻缘所定。所以他们的婚姻，是天生地造的。
他们忘我、无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和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行动，他们对待名利地位、金钱待遇，子女上学、参军、就业、婚姻，以及对待亲情、友情和同事、战友之情等等，一贯恪守原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们清正廉洁从不假公济私。一句话：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私欲、贪欲和占有欲。所有的这些，不但对我们子女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也成为教育我们的家风。即使在父亲逝世后，母亲不但扛起了这个家，而且继续保持并延续了这种家风，使我们的孩子们继续受益而健康成长。这不但证明了母亲当年对父亲的选择是思想上的高度一致，也证明了他们革命幸福的婚姻生活。父母婚姻最为可贵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残疾夫妻；他们的日子，从来也没有过成残疾家庭的日子。他们就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正常地走过战争，走过岁月，走过他们二十九年的革命夫妻生活。给我们留下的，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残疾人家庭出生和长大的孩子。相反，我们比正常家庭孩子，在心灵、人格、意志、追求和做人做事方面受到了更多良好的影响与教育。
荣校“小钢炮”
1941年的五一节前，因为荣校刚刚经过千里大搬迁，从看花宫到下寺湾落户，一切还都在千头万绪的安置之中。挺着大肚子的母亲，起居干活已经明显不方便。但她却不管这些。所以不管是校部安排的生产劳动，还是自家的种菜、养猪、养鸡啥的，一点都不含糊，谁劝都不听，并且照常沟上沟下地走东家、串西家，没有个停闲。好多人都说这文清厉害。
到8月我都出生了，母亲还不知道怎么坐月子。刚生下我几天就屋里屋外到处跑，更是不顾什么受风不受风的。别看陕北穷，女人坐月子可讲究。窑门上挂着帘子，帘子上头还拴着红绳绳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不管家里啥条件，对月母子（产妇）还是细致入微地照看着，尤其不能落下受风的病，因为坐月子受风会落下一辈子的病。母亲可不管这些，她的理由就是长征路上啥避风条件都没有，一些娃娃不是也活下来了。说也怪，母亲还真是没有落下什么病，从没听说她这儿疼那儿难受。
荣校的阿姨们犟不过母亲，对这个四川小蛮子也没得办法。后来不知道谁开玩笑说，干脆给她起上个绰号叫“小钢炮”算了。于是乎，母亲由此就得名——“小钢炮”，这个名，差不多一直被叫到1948年的晋冀鲁豫炮兵旅妇女大队。
父亲很喜欢母亲“小钢炮”这个绰号，他觉得它很能代表母亲的性格、个性和表现。所以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虽然没有其他夫妻间的那种温馨恩爱，没有也不懂得什么浪漫，但“小钢炮”这个绰号，却带给了这对革命夫妻特有的默契与快乐。父亲高兴时叫着母亲“小钢炮”的声调和神态，早早就印在了我的心里。因为父亲从不爱开玩笑，他能常叫母亲外号，就必然让我印象很深很深。但年轻时我不懂得这个绰号的意思，也不懂得父亲喜欢它的含义。长大了慢慢知道，这是父亲对母亲的欣赏与赞赏，也是对母亲表现出的一种情谊。这可能就是他们夫妻间最深最深的情和爱。
别看母亲有“小钢炮”这个绰号，也别看母亲火爆脾气急性子，可在她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却从来没有与父亲吵过架拌过嘴，他们之间也从来没有过相互的数落和埋怨。所以，母亲“小钢炮”这个绰号，在家里家外的含义和表现，完全不是一个样儿。
母亲与父亲性格不同。她待人处世没有父亲的含蓄与深沉，她有的是不同于父亲的坦率、外向、热情与快性。当她第一次听到别人叫她“小钢炮”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是在叫她，还在想这是在叫谁呢？当意识到这是在叫她自己的时候，居然表现出了特别的热情，连连一边拍着手叫好，一边认真地说自己可没有小钢炮那么快性、那么利索。
话是这么说，可她心里不服输，心想，你们不是喊我“小钢炮”吗，好嘞，我就是要跟小钢炮比一比。这可好，母亲这么一比，从部队比到地方，从年轻比到年老，一直比到93岁了还在比。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母亲嘴虽硬但已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她还是一步不停歇地做着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因为她还是不服输，更不想服老呀！
父亲这个总务科长除了总务后勤工作，还要组织伤势轻一些的休养员劳动生产。校部领导中健全的人少，几乎都是不同等级的伤残人。父亲这个二等甲级残废不算最重的，起码他拄着拐还能行动。所以父亲要求自己特别严格，几乎啥事情都亲力亲为，很受休养员的好评。
母亲和机关工作人员及一些能参加劳动的休养员开荒种地，整地种菜，伐树烧炭，捻毛线纺棉花，养猪养鸡，或者打窑洞平院子，也有时领着大些的孩子上山挖野菜、割猪草。总之，母亲什么杂活都干。她的观点是：人就是要做活。什么活一到她手里，风风火火几下子就干完了，哪一样都难不倒母亲。不过，还真有件让母亲作难的事，这件事看起来很简单。
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纺车，而且你走到哪儿都能听到纺车的响声。我们家也不例外，窑里就有一架纺车，所以我三四岁时就学会摇纺车了。可就这连小孩子都能学会的轻巧的纺棉花、捻毛线的事，把能人“小钢炮”却给难为坏了。为什么？
因为母亲小的时候，曾被地主推倒在火塘烧伤了左手，中指筋烧断弯曲成残，其他手指关节变形，活动不灵活。所以她左手握拳拿东西都比较费劲，要把细细的棉花卷儿握在手心里，还要抻出细线，那是贵贱干不成的。不管母亲多么努力、怎样使劲儿，也总是顾了左手顾不了右手。看着她着急的人就说：“小钢炮，你能干的事多着呢。咋就是死这个心眼！”后来就连父亲都劝她：“算啦。弄不了就不弄了吧。”母亲可不这么看！她说：“我不比别人缺心少肺，也不比别人缺胳膊少腿，哪个不行嘛！凭啥别人都能会就我蒲文清不行？”
这样，母亲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力气和时间，也不知道付出了多大代价，终于学会纺线并成为捻毛线的能手。这一学会就来劲啦，劳动回来不管孩子，不烧灶做饭，非先要在纺车上捣鼓一阵纺几条棉卷儿不可，纺成的线倒是越来越细了。每当这时，她都要在父亲面前显摆显摆，父亲呢不吭声，只看着那线笑笑。有时，母亲也故意晃晃她曾经烧残的手，表示手残志不残，我学会纺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