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日本中国学会报》第70集《学界展望》（2018年10月6日发行）

学界展望（哲学）

〔日〕三浦秀一 佐藤信弥 斋藤智宽 南部英彦 高野淳一 尾崎顺一郎 撰

龚颖 译

前言

本集的“学界展望（哲学）”由日本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思想研究室（代表：三浦秀一）负文责。本文以2017年刊行的专著、论文为对象，各执笔者分工如下：“前言”“通论”“近世”，及“日本汉学”中的一部分由三浦承担；“出土文字资料”部分由佐藤信弥（立命馆大学白川静纪念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承担；“古代和中世”部分由斋藤智宽承担（其中一部分内容由岩手县立大学盛冈短期大学部高野淳一、山口大学南部英彦承担）；“日本汉学”部分由尾崎顺一郎承担。“近代”部分只能割爱不论，各时代、各地区的道教相关论著由三浦进行评论。在去年的理事会上已获通过，自今年起学会官网停止刊登著作、论文目录的工作（自2004年开始，2008/2009年未刊登）。为本文的写作而制作的目录草稿将在本研究室的网页上公布。依据以往的分类所做整理目录的工作，由本研究室研究生刘晓春、丰岛ゆう子、孙翔宇、宗延聪、川端柾辉、相原贵次承担，在整理阶段，关于中国近代思想部分，得到了朱琳（日本东北大学国际文化研究科）的帮助，关于日本汉学部分得到了片冈龙（日本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的协助。

笔者执笔此文之际，不禁回想起池田秀三先生曾在本栏目中所发表过的见解（《日中学会报》62）以及川合康三先生对此的应答（《日本中国学会通信》2010-2）。我本人既无池田先生那样清醒之觉悟，又缺乏川合先生所要求的气概和韧劲。池田先生在本刊第63集本栏目中实证性地解析了论（文）著（述）分类的困难，面对这些困难，本人也只能逡巡张望，力有不逮，但作为上述讨论的读者之一，借此机会表达以下见解，仰望二位先生及所有方家指正。

一 通论

这一部分所涉内容是难以限定在一个时代之内的著作和相关论文的。首先，我们介绍通史性研究。藤井淳编《古典解释的东亚性展开——以宗教文献作为中心》（京大人文研。以下简称《古》）是与此报告同名的“研究班”的成果。其研究宗旨在于对标题中的“展开”进行通史性考察并与其他地区进行对比性探讨。但是，该报告中所收十二篇论文中，被编者评价为“最符合研究班主旨的研究之一”的成果，不是针对中国自身问题的研究，而是中西龙也的论文《当“dīn”成为“教”之时——前近代中国穆斯林中的“宗教”与“共同体”》。这一点在思考“共同研究”的未来走向时具有暗示意义。该论文指出，前近代的中国穆斯林一方面把“dīn”翻译为“教门”，而自拉施特（Rashīd ai-Dīn）《集史》（中文也称《史集》）以降，儒教并未包含于“教门”之中，论文由此展开讨论。关西大学“东亚宗教仪礼研究班”的成果是原田正俊编《宗教与仪礼的东亚——交错的儒教·佛教·道教》（《亚洲游学》206册，勉诚出版），此书与上述研究报告《古典解释的东亚性展开》旨趣相同，旨在阐明东亚各种宗教在仪礼方面的历史性相互影响。现将多篇日本学研究佳作割爱不论，仅举一篇既是关于中国的，又符合本书宗旨的论文，即荒见泰史《中国佛教与祖先祭祀》。该文就唐代更加显著的儒佛道三教融合的倾向，充分运用汉译佛典和敦煌发现的“书仪”，对传统送葬仪礼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追踪描述。《人·物·知的往来》（《亚洲游学》208）论及日本的学术和文艺之中的西域和天竺的影子；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现在》（同213）上刊登了史学领域的出色研究成果。

其次是有关通史的研究。小岛毅《儒教的历史》（山川出版社）整体论述了包含“教”之两方面意义（即“教训”与“教说”）的“儒教”的历史性展开，不仅限于哲学思想方面，同时还深入探讨了实际的仪礼和习俗所发挥的作用。此书既是著者有关论文之集成，同时又将视野扩展至中国以外地区，留意分析与礼制相关的经说，这些都使得该书与该书实际上的旧版《儒教史》（山川出版社，1987）具有很大的不同。作为礼制研究的成果，吾妻重二编著的《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关西大学出版部）继续出版。吾妻《日本近世的儒教葬祭仪礼》（《亚洲游学》206）是对朱熹《家礼》在日本传播的研究，并具体说明了江户儒者围绕丧礼问题的著述活动及其承担的使命感。

与日本研究者对礼制问题的兴趣构成对比的是普鸣（Michael Puett）的礼论。中岛隆博在《普鸣——中国哲学的现在位置》（《中国——社会与文化》32）一文中介绍了《哈佛开讲：改变人生的中国哲学》（据日文译本书题。原题The Path：What Chinese philosophers can teach us about the good life，熊谷淳子日译，早川书房，2016）一书著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背景。普鸣认为，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为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乃追求应有之礼仪的貌似（as if）实践过程中，持续性地创造“弱规范”，而在“礼”中正可得见这种规范性。相关问题还可参阅普鸣《因礼而分离——鬼·哲学·人类学》（水野博太译，《中国——社会和文化》32）一文。作为第八次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的成果，渡边义浩编《中国史学的方法论》（汲古书院），从方法论批判的观点重新思考了从“二战”前到近期的各项研究成果。其范围广涉文学、史学，同时也刊登了中国大陆学者目前的一些见解。

在此我们也应该介绍与书志学、目录学有关的一些论著。榎本淳一的《中日书目比较考——关于〈隋书·经籍志〉的书籍信息》（《东洋史研究》76-1）、水上雅晴的《年号勘文资料对于汉籍校勘的价值及其局限性——以经书的校勘为中心的考察》（《中大·文学部纪要》267·哲学59）、井上进的《台北所见明版书选录（集部）》（《东洋史研究报告》41）、永富青地的《关于尊经阁文库所藏明版〈盛朝破邪集〉》（《汲古》71），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此外还有古胜隆一的《目录学》、宇佐美文理的《关于子部的分类》，以及在永田知之《目录学的总清算》的基础之上，由京大人文研附属东亚人文情报学研究中心编的《亲近目录学——了解汉文典籍的向导》（研文出版）。另外，永田拓治《史部的成立》（《亚洲游学》213）指出，在“史部”这一分类概念确立以前，并无“史书”观念的情况下写成的书籍，它们被后世归入史部，就会出现评价与事实之间的不一致，此一角度也值得参考。

二 出土文字资料

中国古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古代史研究第八——创立70周年纪念论文集》（研文出版），收录了《关于里耶秦简中的治狱》《出土文献〈堪舆〉考》《殷王朝的集权功能——以武丁时期为中心》等论文。池田雄一《关于里耶秦简中的治狱》简要地讨论了秦代县府中的治狱问题；名和敏光《出土文献〈堪舆〉考》根据多种出土文献资料，讨论了占卜之书《堪舆》；末次信行的《殷王朝的集权功能——以武丁时期为中心》认为，殷代甲骨卜辞具有作为王与臣下之间的盟书的作用，卜辞为此而诞生。该文以此观点作为论述主轴，考察了出现在占卜行为和卜辞记录中的“帝”信仰的政治性，关注卜辞刻于甲骨这一行为的特殊性。

松丸道雄《甲骨文的故事》（大修馆书店）是以作者有关甲骨学的旧稿、讲演录为中心编集而成的。在《汉字起源问题的新展开——关于山东省邹平县出土“丁公陶片”》一文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汉字是在先行于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文字文化的刺激下创造出的后发性文字。汉字的起源问题，一边等待新的发现，一边根据已有资料不断进行深入的考察。在《“甲骨文”的“字体”是什么？》一文中，作者认为刻写甲骨文者是不同于贞人集团的另一些人，需要根据字体对全部的甲骨文进行分类与编年。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也有根据同样构想对甲骨文进行的分类研究。铃木舞《商代青铜器的生产体系研究——从青铜器与其铭文的制作来看铸铜作坊的分工情况》（六一书房）从商代金文的字体分类探讨了青铜器生产中施铭工序的过程。

汤浅邦弘编《清华简研究》（汲古书院）主要收录了对清华简各文献的释读和从思想史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其中，汤浅的论文主张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的主题是天人相与思想。福田哲之《清华简（壹）～（陆）的字迹分类》等两篇论文是探讨字体（福田使用“字迹”一词）和用字问题的，他们根据字迹的异同将清华简各文献分为三大类。竹田健二《〈楚居〉的划线、墨线与竹简的排列》等论文，研究了关于竹简背面的划线与竹简排列之间的对应关系。该书将研究字体和竹简形制的论文一并收录其中，是一项有关清华简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在处理出土文献材料时，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盗挖后所得材料与伪造简的流通问题。石原辽平《中国简牍学现状报告》（《历史学研究》964）一文，在讨论简牍的整理与保存问题时也触及盗挖简、伪造简的流通状况。相关研究可参阅该杂志刊载的《出土文献资料拓展历史研究的可能性》座谈会记录。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岳麓书院所藏竹简并非伪造。宫宅洁的论文《岳麓书院所藏竹简〈亡律〉内容简介》（《东方学报京都》92）梳理了这批简作为史料加以利用时的疑问和苦衷。小泽贤二《从文字学看浙江大学〈左传〉伪简说的问题点》（《汲古》71）对通常被认作伪简的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左传》进行了辨析，从用字和字体等文字学上的角度，对“伪简说”加以评判，认为这批竹简是真简。该文针对的是大西克也的看法，随后大西又发表《浙江大学藏竹简〈左传〉能当作研究资料吗？》（《汲古》72）一文，提出了他的反驳意见。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作为研究先秦史的史料受到关注，已有很多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它作为史料的局限性。水野卓《清华简〈系年〉所记东迁的年代》（《日本秦汉史研究》18）一文，根据《系年》讨论了关于周的东迁年代问题，该文否定了此前认为此事发生在公元前770年的见解，提出了公元前760年的新看法。该文立论的前提是《系年》的记录者或编写者认定的年代。吉本道雅《周室东迁再考》（《京大文学部研究纪要》56）也根据同样的前提，重新探讨了作者本人的旧说，即“公元前738年”的见解。西山尚志《疑古与释古》（《中国史学的方法论》）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提出批评。王国维的理论一直被认为是运用出土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理论。该文认为王氏理论有拒绝、放弃反证可能性等的逻辑缺陷，长期以来屏蔽了人们对史料的研判。

我们期待今后在有关出土文献资料的研究中，能够深化本栏目提及的上述基础性问题。

三 古代和中世

对于出土文献的基础性研究，应与传世文献相互参照进而向思想史研究展开。福田哲之《〈尹诰〉的思想史意义》（《清华简研究》）论述了《尹诰》与《孟子》在思想上的类似之处，以及它与《尚书》的关系。横山慎悟《关于楚简文献中的忠臣像——君臣故事中的献身和直言》（《九州大学中国哲学论集》43）将楚简文献中的君臣关系故事分类整理，并考察了它们与儒家、墨家思想的关联。颕川智《通行本〈老子〉的“道”中所见的矛盾》（同前）是在简帛诸本基础上对通行本《老子》的重新解读。

关于汉代思想史，需要关注关于经书、纬书和经学的一些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黑崎惠辅《〈礼记·燕义〉篇的成篇过程与“义”的作用》（《东洋的思想和宗教》34）论述了错综利用三《礼》之文说明礼的理念的《礼记·燕义》篇成书的问题。末永高康《西汉庙制之争与〈礼记·祭法〉篇》（《东洋史研究》76-3）一方面注意到《礼记》诸篇中所记庙制的多样性，同时指出，形成西汉庙制之争的核心思想是《祭法》篇，他以出土文献为线索推定了《祭法》篇的成书时间。该文是综合了最新研究动向和研究方法之杰作。末永还有一篇论文《玄酒小考》（《东洋古典学研究》43）。早川泉《从飞伏说看〈京氏易传〉的八宫结构》（《中国哲学研究》29），批判地研究了以往关于《京氏易传》飞伏说的各种说法，论证了在《京氏易传》中存在十二消息式的卦变与源自八卦重卦的卦变这两种思路。藤田卫《关于〈易纬〉八种的真伪问题》（《东洋古典学研究》43）着重从书目的记载、文本内容、后世的引用等问题，考察了《易纬》的真伪。该作者另外二文《〈易纬〉爻辰说之考察》（《日中学会报》69）和《〈易稽览图〉所见卦气说——围绕与京氏易的关联》（《东洋古典学研究》44），都是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易纬》与《京氏易》的异同。关于武帝时期的学术，福井重雅《〈盐铁论〉与〈谷梁传〉》（《东洋研究》205）讨论了《谷梁传》成书于此时期并被藏于秘府的情况；铃木达明《以新圣人之书为目标——学术转换期的〈淮南子〉》（《中国文学报》89），通过对《淮南子》中所见言语观、书籍观的多样性进行分析，考察了由道家向儒家的学术转换。

岩本宪司《由“义”到“事”——春秋学小史》（汲古书院）是由他本人已发表的关于汉代春秋学的主要论文按公开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而成的论文集。《春秋学用语集补遗》也收录其中。自津田左右吉以来，人们阐明汉代春秋学的展开时，都赞同“春秋”解释原则是从“义”（公羊、谷梁）转向“事”（左传）的观点。岩本提出，在西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在中秘书的领校工作中，将新发现的史话、故事集认定为《春秋》的“传”，并加以整理、编辑后上呈西汉朝廷。该书的这一创见在探究西汉末期古文学者的实际活动状况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岩本论著的评论由南部英彦承担）

关于科学史和自然哲学、术数的问题，有马卓也《咒术系预防医疗之一端——〈淮南万毕术〉解析试论》（《东方宗教》130），深入分析了《淮南万毕术》中可视为能预防“惊”的病症的相关医学文章。姜生（三浦国雄译）《道教与科学技术》（东方书店）是对姜生、汤伟侠主编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科学出版社，2002）的编译（分量约为原书的70%）。在“序说”中，作者提出要将“科学”概念从西方近代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并将其视野扩大到唐宋以后的“重玄学”和全真教、内丹说，论述了当时的道教及中国的“科学技术”内在化的倾向。后续各章分别以“炼丹术与化学”“医学与养生”“天文学与地理学”为题，以狭义的science构成基本领域，运用通达之日语，通过介绍《墨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等子部典籍，描绘了“科学技术”的多彩之姿，蔚为壮观。“科学技术”如何与道教相关是中心问题，姜生论文《张道陵以前的儒生道教》［（三浦国雄译），《东方宗教》129］将东汉末期的五斗米道以前的信仰体系也规定为“道教”，认为其内容中兼有神仙方术和黄老道的东西。此外还应提及作为科研报告刊出的如下成果：松下道信任责编、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的日文译注稿（第二、四、五篇）。

对于上清派和灵宝派双方的活动内容及其经典群的考察无疑是六朝隋唐道教思想研究的中心议题。神塚淑子《道教经典的形成与佛教》（名古屋大学出版会），是作者在《六朝道教思想研究》（创文社，1999）中对上清派和太平道进行了分析研究之后的又一力作。著者在广泛搜集并细致解读文献的基础上，以其与佛教思想乃至汉译佛经的关系为中心，对灵宝派系经典群的形成及其展开进行了考察。与《六朝道教思想研究》一样，书中有充分利用道教造像、铭文进行分析的部分，也论及对于日本收藏的敦煌抄本的调查结果、唐代上清派的活动。本书在与佛经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明确揭示了可分为“元始旧经”和“新经”的灵宝经典群的各自特性和内容，以及据此构建起的灵宝斋和元始天尊的这类神格。在其揭示过程中，作者分析了作为其“硬核”的“孝”的思想，“自然”“气”的概念这些中国传统思维的存在。垣内智之《关于〈上清大洞真经〉的构成》（《东方宗教》129）分析阐明了上清经的形成、完备过程，论述了位于经典群最顶端的《大洞真经》的错综复杂的形成过程。在对道藏本《上清大洞真经》的解析中，该文通过分析三十九《道经》与各种神号的对应关系，以及与成为判定时代指标的《无上秘要》所引经典和敦煌文献的对照研究等缜密的方法，达成了其研究目标。

和久希《六朝语言思想史研究》（汲古书院）“提出一种思想史假说，即六朝时代的儒教一方面将道、佛或老庄文学等文化的诸价值积极地容纳其中，同时也是那些文化的复合体、有机的运动体而不定形地展开的”。该书以六朝时代的语言、文献及其所要表达之物之间的关系、样态为视点，视野广及儒教、玄学、佛教、文学，展开其论述。虽然对六朝的儒教观没有做与作者提出的假说相应的充分的整体考察，以至于结论部分略感欠缺，可是广泛搜集典据，详细阐明了各种思想的立论根据，能够显示出对资料的深入理解和解读，在探明围绕六朝时代的语言而展开的多种思维方式及其本质方面，可谓基本达到目标要求的佳作。（对和久著作的评论由高野淳一承担）

古胜隆一《魏晋期的儒教》（《亚洲游学》213）将魏晋时期的儒教评价为继承东汉儒教并向后面的时代传递的桥梁性存在。野间文史《春秋左传正义译注》第一册（序·隐公·桓公篇）、第二册（庄·闵·僖公篇）（明德出版社），对《春秋左传正义》做了详细的译注，并有译者制作的校订说明以及对阮元失校之处的纠正。在近年刊行的译注类著作中，有时可见著作意图并不明了的注释，不过，本译注既包括专业性讨论，又有适合初学者的知识性说明，而且是严选最必不可少的内容成书的，足为龟鉴。

在关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的诸成果当中，渡边义浩《“古典中国”中的小说和儒教》（汲古书院）第一章至第四章以《搜神记》为主题，论述了以天人相关理论无法说明的奇异现象加以解释的著述理念和历史观，其中还涉及初唐的佛教类书《法苑珠林》对《搜神记》的引用问题。但是，书中认为《法苑珠林》为反驳天人相关说而篡改所引史料、利用玄奘译唯识说等，在资料的举证和读解这两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同为渡边义浩的论文《颜之推的佛教信仰》（《东洋的思想与宗教》34）运用南北朝时期对汉的“古典化”、将隋理解为“佛教国家”等渡边特有的假说，分析了《颜氏家训·归心》篇。田中一辉《〈颜氏家训〉里的学问与保身》（《中国思想史研究》38）论述了颜之推的学问观，即应保持职业的专门性，抑制寒门抬头，防止自身地位的下降，展示出北朝士大夫可能普遍会拥有一种对于身份地位固化的意向。大岛幸代《从护法神信仰看南北朝时代中国佛教的一个侧面》［《亚洲佛教美术论文集东亚I（后汉·三国·南北朝）》，中央公论美术出版］在考察护法神信仰的基础上，推想要在排佛后的中国复活神明遍地之国，此事是隋朝被赋予的使命。

唐代思想研究以佛教为中心。高野淳一《关于初唐知识人的佛教理解——李师政的情况》（《岩手县立大盛冈短大研究论文集》19）在读解李师政《内德论》三篇基础上指出，其三教观虽为当时的佛教中共通的内容，但在《通命》篇和《空有》篇中也可窥见其独特的佛教理论。本文作为讨论士大夫的佛教理论的成果非常重要，但对于同时代的思想状况和思想史的意义问题所论过于简略，只能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Daniel Andrew Wickstrom论文《法藏的著作撰述年代再考》（《东方学》134）以明确的方法论重新探讨了法藏著作的著述年代问题，论证了冠于撰号之上的寺号不能成为特定年代之根据。这一观点也将促使学者重新思考其他僧侣著作的同类研究。石野幹昌《牛头法融传的再探讨——以其思想方面为中心》（《名大·中国哲学论集》16）收集了著者为牛头法融之真作的经典解释作品的佚文，并与后世的《景德传灯录》所收《博梁王问答》进行了比较研究。坂内荣夫《论〈庄子·庚桑楚〉篇所见老子、南荣趎问答》（《古典解释的东亚性展开》）从与《庄子·庚桑楚》篇在形式上类似的禅问答角度考察了中国式思维的特质。《〈临济录〉研究的现在——临济禅师1150年远讳纪念国际学会论文集》（禅文化研究所）所收荒牧典俊《临济禅师为何去了河北镇州》一文，在南北速度不相同的唐宋变革这一历史背景下，讨论了临济义玄的活动，并指出这些活动对于北方征服王朝统治下新价值的创造，具有推动作用。古胜亮《战后的〈临济录〉研究史》回顾了入矢义高、柳田圣山、井筒俊彦的研究，并指出作为今后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有以下两点：一是从语义学角度的正确读解文献与以历史考证为保证的解释及其新发展；二是关于日本宗门对《临济录》的解释的研究。此外，贾晋华《古典禅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的全译本《古典禅研究——自中唐至五代禅宗发展的最新研究》（汲古书院）出版。此书由村田みお翻译，斋藤智宽监译。

关于伪经、伪论的基础研究成果相继刊行。船山彻《东亚佛教的生活规则 梵网经——最古老的形态与发展的历史》（临川书店），复原了中国著述经典《梵网经》下卷的最古形态，指明了被认作本经素材的先行经典及曾受《梵网经》影响的伪经。“梵网”之语义、佛性思想、教团经营追求“律”的指向等，在这些方面的内容理解上本书也展示了新知识、新见解。大竹晋《大乘起信论成立问题的研究》（国书刊行会），针对《大乘起信论》的成书问题，论证了这部书实为北朝汉人将汉文佛教文献汇编而成。金刚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编著《敦煌抄本〈大乘起信论疏〉的研究》（国书刊行会）是以池田将则作为中心的“共同研究”团队的成果，该成果研究了以前被称为“不知题论疏”的敦煌抄本·羽333，确证了此史料为现存最古老的《大乘起信论》注释本。本书关注佚名古逸注疏和高僧的注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观点并不限于佛教，对于全面理解这一时期的学术当有重要意义。除去以上有关伪经·伪论的三部论著之外，上面介绍的关于中世佛教思想的诸论考，也是足以在世界范围引以关注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中的半数以上是非会员的业绩，包含自戒在内，期盼本学会会员能奋起直追。

支撑思索的知觉作用和认识外界的方法，如何才能被考察？上述有关《易经》、纬书、术数的研究成果是一种回答。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探讨的是以美术作品或诗歌为题材的一些研究成果。楢山满照《汉代的立体人物像中所见具象与抽象——中国佛像制作的前史》（《亚洲佛教美术论集东亚I》）论述的佛像前史不是关于佛像样式的，而是将论点确定在“制作人物像并礼拜之”这种行为上，该论文在细致解读文献方面堪称佳作。宇佐美文理《杜甫诗中的视觉问题》（《日中学会报》69），在抱有“真实不能够由视觉捕捉”这一观念的中国思想里，考察了视觉对于杜甫的意义。宇佐美另有一篇论文《关于〈渔乐图〉的变迁》（《古》）。

以上介绍的有关古代、中世的论著中，有一部分内容曾在日本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斋藤智宽的授课中与同学们一起进行过讨论。

四 近世（中国及其周边各地）

1.中国（宋、元、明、清）

小岛毅《中国近世儒教》（《日本儒教学会报》1）简要评述了21世纪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世思想的研究著作20余部，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三点展望：第一，儒教的学说内容与科举制度及其承担者的士大夫的实际生活是如何相关的。对此问题需要做实证性的分析。第二，宋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对汉唐训诂学的继承与改造，对这一接受的过程需要展开分析。第三，伴随西学东渐而出现的中国学术变化的世界史意义。以下适当考量这三项展望（以下略称为小岛“展望”），将介绍一些有关“近世”的研究论著。

在论述主题之前，要介绍作为研究前提和基础的经典译注。合乎语法且适合前后文脉的解释，是准确读解文献的必要条件。对思想研究有助益的译注有：中西久味《〈大慧普觉禅师年谱〉译注稿 4》（《比较宗教思想研究》17），水野实、阿部光麿、大场一央、松野敏之《〈论语私存〉译注 10》（《论丛：亚洲的文化和思想》26），吉田公平、小路口聪、早坂俊广、鹤成久章、伊香贺隆《王畿〈慈湖精舍会语〉译注 1》（《白山中国学》23），石井道子、永富青地《〈新编天主实录〉译注 1》（《人文社会科学研究》57）等。《朱子语类》的译注也在各杂志持续刊载。从被读解的文献中提炼出什么？怎样提炼？这对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和智力提出了考验。

首先，关于小岛“展望”第二点，即对所谓唐宋变革的实际状况的说明和研究。加藤千惠《铅汞小考》（《东方宗教》130）指出，炼丹术的历史不是从外丹发展为内丹这样单向的过程。在内丹理论诞生的唐末时期，说明外丹的逻辑也出现了变化，而且在《周易参同契》中寻找其变革的理论根据这一点也与内丹理论具有共通性。《“孝”的故事——中国近世·日本近世的事例》（学会HP《研究集录》）是松野敏之研究小组以2016年学会大会的小组主题讨论的四篇论文为基础的论文集，担任了基调报告发言的松野敏之的论文《唐宋的“孝感”故事》认为，孝心感动天地鬼神的唐代寓言故事到了司马光（《家范》）、程颐、朱熹（《小学》）那里，被解释为促进民众的感化和着眼于心之态度的训诫。考察对象的限定性规定了小组主题讨论的方向。但是，其方向转向了讨论注释史，青木洋司《南宋末期的〈论语集注〉学而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解释》，接着是原信太郎（Alexandre）《明代的〈论语〉学而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章解释——以阳明学者为中心》。再转而许家晟《全盛之“孝”——围绕江户初期的情况》考察了针对《孝经》诸注、孝子故事、武士和百姓等各自的政策等。不只限于唐宋间的比较，在考虑比较研究之基础的整合性的同时，希望在选择比较对象时能有自由的视点。

其次，关于小岛“展望”的第一点，即教义与实际生活的关联性的实证性研究。这是与研究人员各自的方法论相关的课题，也是一个因文献方面的局限而无法彻底探明的论题。换言之，这是一个不容易使之具体化的展望，然而，即便是为了日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也应扩大关注范围，从政治、社会以及出版文化、个人的信仰生活等方面打开视野。下面我们从这个角度介绍一些相关成果。山本健太郎《“祖宗之法”与宋代的国都》（《中国——社会和文化》32）研究了南宋杭州与“祖宗之法”的关系逐步加深的过程，指出南宋后期形成的《咸淳临安志》序文以北宋人对《尚书·禹贡》的解释为前提，认定禹登陆的杭州为帝王正统之所在。小川阳一《明清的神签和社会——关帝灵签全译》（研文出版）阐明了作为灵签流行的背景的宗教史、文化史的状况。佐佐木聪《复原白泽图——古代中国的妖怪和辟邪文化》（白泽社）中，一向积极推动对天文五行占书和怪异记录的发掘与分析的作者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的擅长。坂出祥伸对此书有介绍文章（《东方宗教》130）。赖思妤《〈新镌仙媛纪事〉的成立与明代女仙信仰》（同前）围绕明末出版的女仙传的集成书《新镌仙媛纪事》，论述了该书编者杨尔曾身兼净明道信仰者和出版者的特殊面貌、此书的主要内容及其时代性。

为实现该项“展望”，研究者对以前学说的反思也是必要的，同时也需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形成新的知识和见解。以下介绍几部与宋明两代相关的论著。

林文孝《关于正统》（伊东贵之编《治乱交替的历史——华夷·正统·势》，法政大学出版局）以西顺藏有关北宋正统论的研究为前提，补充了西顺藏所缺乏的文献资料的时间顺序，以欧阳修早年见解→章望之的反驳→苏轼→司马光→欧阳修晚年定论这个顺序精读相关文献，确定了欧阳修定论中的逻辑与思想史上的位置。林文孝《“为仁”还是“为（做）仁”？——朱熹〈论语集注〉基础上的〈论语·颜渊〉篇“克己复礼为仁”的训读》（《立教比较文明学会纪要》17）也是一篇佳作。梶田祥嗣《黄裳的周礼思想——以对王安石〈周礼义〉的继承为中心》（《日中学会报》69）指出，黄裳以王安石《周礼义》之序列结构为基础，提出《周礼》制度论所主张的官僚伦理，据此该论文阐明了黄裳对王安石经义的继承。福谷彬《陈亮的“事功思想”及其对孟子的解释》（《集刊东洋学》116）对南宋事功派陈亮的著作做了整体的研究，论述了陈亮依据《孟子》“好货”章构筑其思想基础及其通过与朱熹的论辩深化其思想的过程。

大场一央《心即理——王阳明前期思想研究》（汲古书院）是一部以自己的语言表达阳明与弟子间对话之真实感受的力作。该书认为，阳明的“心即理”，是一种直接体认个体存在状况中的伦理意识中所有之理或本体的思想态度，是摄取心之自然，而且此心并无超越儒教伦理、包摄儒释道的可能性。万历年间，李贽和耿定向围绕作为“不得已”之本心的“孝悌”进行过争论。上述对“心即理”的理解在比耿氏更靠“右”的位置上，可以说是良知论的一种展开。但是，这种理解是否符合“致良知”说确立以前的阳明思想？研究者需要对包括阳明前期思想等加以整体考察，日后需要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间次彦《无是没有吗？》（《斯文》130），副标题为“怎样读李贽《老子解》第一章、第十六章注”，通过分析题中所示二章的内容，试图批判堀池信夫在《中国伊斯兰哲学——王岱舆研究》（人文书院2012）一文中所提出的从李贽《老子解》第一章、第十六章可以看出李贽受到伊斯兰思想影响的看法。我们认为读解的结果支持本间的批判。本间次彦《“种”是什么——王廷相·朱子·戴震》（《日中学会报》69）创出一个围绕王廷相（朱子学理气论的批判者）对“种”的理解的思想史谱系。该文要想更具说服力地阐明其意图及其论证过程，还需要更大的篇幅。另有一篇刊载于大学纪要期刊的长篇论文是新田元规《明末清初的于谦评价问题》（《德岛大·人类社会文化研究》25），该文详细地分析了对于平定“土木之变”有功却被清人侯方域认定为非“社稷之臣”的于谦的评价以及同时代人的评论。该文还认为，向道义倾斜的那些论调反映了当时的思潮，也论及欲摆脱此一思潮方向的毛奇龄的经义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也发表了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文章。山田俊是开拓辽、金、两宋道教思想研究的著名学者，他的论文《夏元鼎思想研究之二——〈黄帝阴符经讲义〉为中心》（《古》）在之前分析南宋道士夏元鼎的炼丹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说明，即使他利用《雪窦语录》批评禅者蒙庵为“脱空”，但在对禅宗思想的理解方面，与当时普遍的认识是相同的。荒木龙太郎《关于潘平格的思想——通过与王心斋本末格物说的关联》（《九州中国学会报》55）是作者据《大学》“物有本末”之“物”而建立本末格物说之理论的近作。本文论述了与朱学、王学的主张有本质不同的王心斋的本末格物说，通过潘平格，蜕变为重视“情”的、以现实性的有真实感的“人”为依托的学说，窥测其意向性及与明末思潮的一致。荒木见悟曾推测说：“随着阳明学说的发展，脱离本来性的形势高涨起来。”马渊昌也《清初张沐的“性是功夫”说及其背景》（《言语文化社会》15）是关于张沐思想的专论，认为在明末清初“生来为圣”的思想渐遭废弃的背景之下，出现了张沐所主张的善是后天养成的看法。马渊的论述根据对张沐《溯流史学抄》的谨慎认真的读解，认为张沐把握的实践是对立志—存养—穷理—力行这个循环的不断反复，仁义礼智的完成是基于“后天性的扩充”，所以他将“修道”也看作“性”。

小岛“展望”的第三点，关于伴随西学东渐而来的中国学术变化的世界史意义，新居洋子《耶稣会士与普遍的帝国——在华传教士对文明进行的翻译》（名大出版会）是阐明相关问题之一端的杰作。被科学史家李约瑟高度评价为“身为语言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气象学家”的多才多艺的法国人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 Joseph-Marie Amiot），在18世纪中期以后居留中国，其间将大量报告发回其祖国。本书将那些报告中有关孔子传记、中国音乐、阴阳理论、乾隆帝其人的情况与对宫廷官僚的印象、鞑靼满语的讲解手册、朝贡国的各种信息、中国历史等多方面的文献翻译出来，并与17世纪以来的耶稣会士培育的活动进行了比较，对那些被参照过的原典进行查询，对欧洲的思想动向与耶稣会自身变化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本书采取且展开了与研究对象相适应的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新居论著拓展出的新成果，也将成为思考清代思想史研究乃至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之未来的线索。在清代学术领域中还有两项属于传统型的个案研究，一是尾崎顺一郎《程瑶田作为经学者的评价及其手法》（《日中学会报》69），对程瑶田所获评价与其实际状态相背离的情况进行了探讨，论述了程氏经学重视“目验”的姿态；二是廖娟《曹元弼的〈易〉学三书》（《中国哲学研究》29），正如本文副标题“有关清末民国时期的经学的一项考察”所示，本文概述了曹元弼的履历和他的三部易学书，并考察了它们在思想史上的定位。上述个案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研究的跨地域性、跨学科性，小岛“展望”的第三点可以理解成为丰富中国研究本身而做的提议，其丰富性又能创生出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诸地区相关研究之间有意义的对话。（这也许是自20世纪以来的老生常谈。）

2.周边诸地区（越南·朝鲜·琉球）

佐藤瑞渊《越南〈二十四孝〉研究》（东方书店）研究了在14世纪的中国成书，后传播至周边各国的二十四孝故事在越南的接受情况，此书应该是这一领域中的先驱性研究。通过该书的研究表明，在越南传承的二十四孝故事属于三个故事文本系统中的《日记故事》系统；该书围绕此故事与在近现代越南社会中依然受重视的、作为伦理道德的“孝”思想之间的关联性，全面清理了相关文献29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析。将被译为“字喃文”的文献区分为“李文馥系统”与其他系统两部分，他的独特贡献是将其翻译成日语。

川原秀城《丰盛的知性世界——关于退溪学形成前夜的朱子学 2》（《中国思想史研究》38）是继他本人概论16世纪朝鲜儒学者卢守慎的传记文章之后的又一新作。此文分析了卢守慎的《人心道心辨》和《执中论》，阐明了不固守朱熹定论的朱子学家卢守慎的非正统性。姜智恩《朝鲜儒学史再定位——从十七世纪的东亚展开思考》（东大出版会）一书也运用了相同的分析视角。姜氏针对“十七世纪在朝鲜展开的批判朱子学的活动导致了此后的实学出场”这一旧有定论，反复指出此一论断的历史性。这一“通行说法”其实是20世纪殖民时代的韩国知识人制造出来的朱子学与反朱子学、实学的一个框架，这也是在强调后者的“独创性”“实践性”的过程中被制造出来的。本书为超越此一模式，对朴世堂和尹镌的《大学》解释，认为以往被看成实学之萌芽或阳明学知行合一式思考的那些内容，其实与朱熹《集注》有类似性和同缘性；本书还讨论了崔锡鼎《礼记类编》的朱子学性质。文纯实《〈大义觉迷录〉与朝鲜后期的知识人们》（《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55）研究了人们对于由燕行使带回的《大义觉迷录》的兴趣，实际与原著的意图相反，而是源自人们对吕留良的评价甚高这一点。

水上雅晴《关于琉球“科试”的实施状况》（《冲绳文化研究》44）搜集了那些躲过战火得以保存的经书注解中的批注等零散记录，再现了自18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百年间，琉球王国实施“科试”的科目和试题。

五 日本汉学

有关日本汉学领域的研究，我们以下仅以对中国典籍和思想的接受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为中心进行评论。

关于典籍的接受、解释研究，2014年逝世的增尾伸一郎遗稿集《道教与中国撰述佛经》（汲古书院）在把握日本和朝鲜的宗教思想与文化史时所采取的视点是：各国的文化底蕴与外来思想的多重性融合形成其思想文化。基于此视点，该书聚焦于包含来自道教的多种内容的中国撰述佛经。该书对相关的诸多零散文本独自进行了调查、翻刻、校勘，明确指出，中国撰述佛经的内容被日本古代的密教和阴阳道的各种祭祀礼仪所吸收，并且与《日本灵异记》和《源氏物语》的内容也有关联。该书凸显出道教在佛经中所具有的多方面的影响力。

野间文史的论文《平贺中南著〈春秋稽古〉初探》（《二松》31）在述及平贺中南的生平及著作的同时，还对《春秋稽古》抄本的特色及其结构进行了分析。金原泰介《〈左氏会笺〉的校勘特色及其定位——以与〈左传注疏校勘记〉的比较为中心》（《中国研究集刊》63）通过与阮元《左传校勘记》的比较、与岛田翰等校勘学者之间在学术上的联系等方面的研究，确认了《会笺》重视旧抄本的特色。

关于对中国思想的接受与发展的研究，有2015年逝世的大岛晃遗著《日本汉学研究试论——林罗山的儒学》（汲古书院）。该书第一部分详论了林罗山的“道外无文，文外无道”说及其深化形态“书为心画”说，认为这些都是林罗山广泛阅读经史子集的成果。该书第二部分选取能够体现林罗山学问观的汇编类著述《性理字义谚解》（对南宋陈淳《性理字义》的“谚解”），在对其评价的有效性进行论证的同时，涉及林罗山的朱子学理解的精确性问题，并对《性理字义》诸版本进行了比较。以上是该书著者大岛倡的“日本汉学”研究的成功实例。该书第三部分收录了论述有关该项研究之目的和方法的文章，第四部分收录了汉学家的评传。

南宋蔡元定的《律吕新书》是对朱子学的音乐理论加以总结的一部著作，后也传播至朝鲜和日本。榧木亨《日本近世时期的乐律研究——以〈律吕新书〉为中心》（东方书店）在对《律吕新书》的整体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刊本和抄本的广泛调查，深入探讨了以下诸问题：林家第二代掌门人林鵞峰及其家族、门徒的乐律研究；从与仁斋同一代的中村惕斋对基础理论的建构到利用日本雅乐的知识迈向具有实践可能性的古学复兴之路径；中村惕斋门下的斋藤信斋为普及师说而做的努力。佐藤由隆的论文《怀德堂学派的知行论》（《日中学会报》69）考察了五井蘭州及其弟子中井履轩的“格物致知”和“知行并进”的学说，认为“知行并进”的要素内在于朱熹的思想之中，这一要素通过罗钦顺影响到了怀德堂学派乃至整个日本朱子学。藤居岳人《尾藤二州的朱子学与怀德堂的朱子学》（《怀德堂研究》8）一文比较了尾藤二州与怀德堂的中井竹山、履轩等人的朱子学，指出他们在对理的认识和相关实践方面的见解有所不同。加藤国安《幕末一儒者的载道精神——伊予松山藩儒大原观山旧藏书考》（《日中学会报》69）深入研究了正冈子规的外祖父大原观山的遗稿和旧藏书，论述了大原观山对于“洋夷”的危机意识作为载道主义经世论展开的情形。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涉及近代的一些研究成果。中村春作《思想史中的日语——训读·翻译·国语》（勉诚出版）在与中国及西方文化的关联中，探讨了日语及其形成过程。关于训读问题，本书并非从读解中国古代典籍的技法方面着眼，而是将其作为思想史的考察对象，即作为接受中国和西方文化时的“文化的翻译”作用，指出“训读”能够成为形成近代日本的“知”之契机等问题。蔡毅《赖山阳〈日本外史〉在中国的传播》（《日本汉文学研究》12）一文，介绍了《日本外史》输出到中国的过程、钱怿评点本的形成情况以及对于评点本的各种见解。陶德民《日本的近代中国学之开端——汉学的革新与同时代的文化交流》（关大出版部）的第一部分探讨了明治、大正时期桐城派文论的影响，日本人对于民国初期文学革命的多种认识，关于“汉文直读”的各种主张与时代状况等问题，描述了明治以后日本“汉学”的状况。第二部分探讨了钱泳出版《海外新书》与藤泽东畡的关系，王韬对宫岛诚一郎与星野恒等人的编纂作品的评点，内藤湖南的章学诚研究以及中国学者的反应等实例，考察了以编纂作品为媒介进行的日中学者之间的交流。水野博太《关于明治后期服部宇之吉的儒教理解——Konfucius中所见“孔子教”论的萌芽》（《中国哲学研究》29）一文指出，留学德国时期的服部宇之吉对儒教的理解，是建立在同一时期的欧美人有关孔子的理解和日本对西方哲学接受状况基础之上的；水野的另一篇论文《辛亥革命与服部宇之吉“孔子教”论的形成》（《东洋文化研究》19），论述了留学归国后的服部使“孔子教”论走向理论化的过程。

（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