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抒情诗”看成一个外延较为宽泛的概念的话，那么，在刘禹锡的全部诗作中，抒情诗无疑占有数量上的压倒优势。但仅仅从数量着眼来称道抒情诗在刘禹锡全部诗作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却不免失之皮相。更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刘禹锡的抒情诗的迥异于流俗的特质——那冠盖中唐的“骨干气魄”和绝不与他人雷同的艺术风采。“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读着这样的摅自诗人胸臆的掷地有声的诗句，我们的心灵受到怎样的震撼、我们的审美感觉又受到怎样的冲击啊！
由此，我不禁想起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许是因为“诗总六义，风冠其首”的缘故吧，我国古代的诗论家在品评诗人诗作时总喜欢拉扯上个“风”字。而这个“风”字也似乎真有某种难以解释的魔力似的，许多原本平淡无奇的名词，一旦和它联缀到一起，便构成余味曲包、无施不可的论诗术语，如“风力”、“风义”、“风神”、“风情”、“风华”、“风韵”、“风致”等等。诗论家便使用这些术语，对所要品评的诗人诗作或褒或贬，或抑或扬。自然，对于诗人自身来说，只要严苛的诗论家们所奉赠的评语能和“风”字沾点边，便将引以为荣幸。然而，刘禹锡却似乎很少得到过这样的荣幸——除了他自己曾在《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一诗中自我标榜说“醉里风情敌少年”外，别人对他的评论虽然颇多褒扬之辞，却偏偏避开了“风”字。这该是何等令人徒吁奈何的憾事！其实，刘禹锡的诗，尤其是他的抒情诗，恰恰与“风”字有着不解之缘。以“风力遒劲”、“风义高伟”、“风神隽秀”来评论刘禹锡的抒情诗，庶几可得其概。
第一节 风力遒劲——刘禹锡抒情诗的特征之一
清人沈德潜曾在《说诗晬语》中盛称刘禹锡的“骨干气魄”：“大历十才子后，刘梦得骨干气魄，似又高于随州。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倡和集耳。白之浅易，未可同日语也。萧山毛大可尊白诎刘，每难测其旨趣。”自然，我们无意在刘、白之间妄加轩轾，援引沈德潜这段话的目的，仅想从中拈取“骨干气魄”一语——我们所说的“风力”，正是指“骨干气魄”。证以典籍，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钟嵘《诗品序》云：“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苏舜钦《答章傅诗》云：”大篇随自出，烂漫风力老。”其中的“风力”皆可训释为“骨干气魄”。刘禹锡的抒情诗正是以其遒劲的“风力”，以其冠盖群雄的“骨干气魄”，在中唐诗坛别树一帜。
诗是以言志抒情为主的文学样式，诗人往往作为抒情主人公直接在诗中亮相，而由他所作的一系列亮相，又可以清楚地窥见作者的胸襟和气魄——如果说“风格即人”的话，那么，抒情诗的风格往往更直接、更典型地反映着作者的人格。因此，有无“风力”，或“风力”遒劲与否，既是衡量抒情诗格调高低的重要标准，也是评判作者胸襟是否壮阔、气魄是否雄伟的重要依据——尽管不是唯一的标准和依据。在古代诗人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抒情诗中，虽然不乏风力遒劲的名篇佳什，但更多是弥漫着忧谗畏讥、叹老嗟卑的哀婉情调。这只能归因于传统文人多愁善感的心理素质。刘禹锡的抒情诗之所以不同凡响，就在于作者本人是“其锋森然，少敢当者”的一代诗豪，他以壮阔的胸襟和雄伟的气魄发为歌诗，必然一扫前人的陈辞滥调，以“风力遒劲”独擅胜场。
“风力遒劲”，在刘禹锡的抒情诗中突出表现为：
一、不畏“衰节”，唱出意气豪迈的“秋歌”
悲秋，是封建文人的共同心理和他们递相沿袭的诗歌主题。
从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也”到汉代无名氏的“秋风萧萧愁杀人”，再到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陈陈相因，概莫能外。因此，胡应麟《诗薮》云：
“嫋嫋兮秋风，沿庭波兮木叶下。”形容秋景入画。“悲哉秋之为气也，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模写秋意入神。皆千古言秋之祖。六代、唐人诗赋，靡不自此出者。
那么，在那秋风萧瑟、秋气肃杀之际，刘禹锡又是怎样抒写他的情怀的呢？《学阮公体三首》其二云：
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
出门有远道，平野多层阴。
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
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
诗人借“老骥”和“鸷禽”的形象以自况。尽管朔风凛冽、阴云密布、道路遥艰，“老骥”和“鸷禽”却一无所畏。它们或踏上“远道”，扬蹄疾驰，或冲破“层阴”，展翅迅飞。这种昂扬奋发的精神正与诗人相仿佛。“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这一“显志”之笔，既深蕴骨力，又饱含哲理：“衰节”诚然会给人某种压抑之感，然而，若非“衰节”见迫，人们又怎能不倍思奋励呢？这真是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之笔！《始闻秋风》云：
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
五夜飕飗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
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
衰飒之节又迭衰朽之年，诗人的境况是凄凉的。然而，那“飕飗”而来的秋风，并没有使他悲观颓唐。诗人仍然自托为唯思边草、振鬣欲驰的骥和但盼青云、凝眸欲飞的鸷鸟，暗示自己壮心未减、雄风犹在，很想为国事尽力。诗人对“衰节”有他的独特感受：在这秋高气爽的时节，不是正可以极目远眺，将万里河山一览无余吗？于是，诗人不惜抱病登台，以答谢秋风的厚意。在《秋声赋》中，诗人曾呼出同样炽热的心声：“骥伏枥而已老，鹰在韝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盼天籁而神惊。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可与此参读。“风物清远目，功名怀寸阴。”在这始闻秋风之际，诗人是怎样地跃跃欲试啊！
为了祛除人们的“悲秋”、“畏秋”心理，诗人有意在“春朝”和“秋日”之间有所轩轾。如《秋词二首》：
其一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其二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
第一首以明快的议论起笔，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诗人先点出古人的悲秋，作为反衬。然后逼出诗的正意，以响遏行云的一声断喝，推翻了悲秋的传统主题。接着又勾勒出一幅壮丽的秋景图：在那一碧如洗的寥廓高天上，一只白鹤腾空而起，直冲九霄。目击此情此景，怎能不使人惊喜和感奋？于是，诗人的闲情逸兴也随之升华到碧空之中，而情不自禁地拨动心中的琴弦，让那明朗、欢快的音符飘出壮阔的胸襟——这其实是对“秋日胜春朝”的形象说明。后诗仍将抒情、写景、议论熔于一炉。那漫山红黄相间的枫叶是对第一首中绘就的秋景图的巧妙点缀和生动补充。如果说前诗主要着笔于高空的话，这里则主要落墨于地上。秋日登楼，让那清气徐徐沁入肌骨，可以使人清醒、理智，而那烂漫的春光则只能使人昏醉、轻狂。这样，又何必“逢秋”而“悲”呢？诗人在春与秋的对比中，独具慧眼地发现了秋日的佳处，从而唱出这意气豪迈的秋歌。当然，诗人抑春扬秋，并不表明他对“春朝”怀着某种偏见，而恰恰是为了纠正前人对“秋日”的偏见。“岂知春色嗾人狂”，这铿锵有力的吟唱向我们袒露了诗人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不畏“衰节”的情怀。
二、不惧“播迁”，唱出正气凛然的“壮歌”
播迁，更易引起传统文人的忧愁悲伤。以李白之豪放，长流夜郎时尚且吟出“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的低回旋律。而韩愈的《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中，“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固然不乏正言直谏的勇气，但“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却又何其凄楚！至于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诗，就更是充满了对时事的忧伤和险恶处境的嗟叹，字字含悲，哀婉欲绝。相形之下，刘禹锡写于迁谪时期的一些诗作显得何等下笔不凡！如《浪淘沙词九首》其八：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诗人以真金自喻，对谗言报以凛如秋霜般的蔑视，并于自我勉慰中透露出决不会永远遭受沉埋的信心，暗示最终被历史长河中的大浪淘去的将是那些“狂沙”般的进谗者。全诗情辞慷慨，掷地有声。又如《学阮公体三首》其一：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
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欺。
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
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
诗中洋溢着不以挫折为意、自期东山再起的高昂斗志和祸福相因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诗人通过对自身政治经历的回顾和反省，悟出：过去直道而行，涉世未深，难免为政敌的鬼蜮伎俩所欺。但“吃一堑，长一智”，过去的挫折可以作为今后再战时的鉴戒。最后，诗人以反诘语气昂扬地表示，要从失意中认识自我，发现有待改善的薄弱环节，以便投入新的抗争。在同时写下的《砥石赋》中，诗人则把自己比作因“土卑而慝”而“锐气中锢”、“雄芒潜晦”的宝刀，坚信终将“拭寒焰以破眥，击清音而振耳。故态复还，宝心再起”。他认为“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因此，应当“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正与此诗同意。
诚然，刘禹锡贬居巴山楚水期间，也曾写下一些情调悲凉的作品，但他却悲而不失气骨，悲而不易志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诗人从不把迁谪当作沉重的包袱背在身上伛偻前行。当新的生活在他眼前展示出那即便十分微弱的光亮时，他便毅然和昨天告别。试看《尉迟郎中见示自南迁牵复却至洛城东旧居之作，因以和之》：
曾遭飞语十年谪，新受恩光万里还。
朝服不妨游洛浦，郊园依旧看嵩山。
竹含天籁清商乐，水绕亭台碧玉环。
留作功成退身地，如今只是暂时闲。
这首诗是诗人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回京经由东都洛阳时所作。“新受恩光万里还”，诗人的心情显然是开朗的。旧地重游，固然也曾引起他“曾遭飞语十年谪”的些微感伤，然而，诗人并没有因此而颓靡不振。相反，他倒因那段苦难生活终已成为过去而更加渴望建功立业。篇末，诗人明确表示：如今只是作踏上新征途前的小憩，只有等澄清天下、大功告成之后，自己才有权在这青竹扶疏、绿水萦绕的“洛浦”安身立命。
诗人还能用发展进化的观点来看待一己的困厄，深信未来必胜于现在，即便自己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时代车轮却必然会被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推向前进。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诗人虽因长期见逐，不免流露出较深的感慨，但随即便从怀旧悼亡之情的纠缠中奋力挣脱出来，吟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千古名句。他庄严地向世人宣告：自己理想的航船虽然沉没了，但却为尾随而至的“千帆”指示了正确的航道。这样，一己的沉浮或荣枯又算得了什么呢？另如《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虽为伤逝而作，但诗人却从对生与死的冷静分析中，悟出了“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这一规律。是啊，任何事物都是在新陈代谢中发展的，何必因老友故交之逝而过分悲苦呢？篇末，诗人于婉转抒情中向白居易发出了“向前看”的呼吁。上述这两首诗都写在厄运逆转之后，却仍不失播迁时的凛然正气和赤子之心，虽不是什么“洪钟巨响”，却自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
三、不服“老迈”，唱出朝气蓬勃的“暮歌”
年届老暮，人们往往不仅会体态龙钟，步履迟缓，而且还往往会意志消沉、锐气衰竭，发出“甚矣吾衰矣”的无奈喟叹。然而，毕竟也有“不知老之将至”者在。曹操《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语就表现了一种不服老迈、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刘禹锡晚年的许多诗篇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诗人发自肺腑的暮歌和他的秋歌、壮歌一样慷慨动人：
初服已惊玄发长，高情犹向碧云深。
——《酬淮南廖参谋秋夕见过之作》
诗人虽自觉鬓掺“二毛”，却高情不减当年，所向往的仍是像雄鹰那样展翅高飞。
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
——《罢郡归洛阳闲居》
诗人壮志未酬，始终憾然于心，为求在垂暮之年还能有所作为，他格外珍惜这稍纵即逝的时光。
早岁忝华省，再来成白头。
幸依群玉府，有路向瀛洲。
——《早秋集贤院即事》
这里的“瀛洲”不是指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据《新唐书·褚亮传》：唐太宗李世民为网罗人才，建文学馆，号杜如晦、房玄龄等为“十八学士”。以后，“在选中者，天下所慕向，谓之登瀛洲”。这里的“向瀛洲”，意即本此。诗人重临“华省”，已成一介白发老翁，却仍为功名有望而感到欣幸，真可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刘禹锡的“暮歌”有相当数量是与白居易的唱和之什，却表现了迥异于白诗的情调和识度。《赠乐天》有云：
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
诗人不以“晚达”为憾，但求身如冬青，沐风栉雨，不改苍翠之色。白居易酬以《代梦得吟》，中云：“不见山苗与林叶，迎春先绿亦先枯”，似有不胜宦途荣悴之感。于是，刘禹锡又写下《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一诗，对老友再致慰勉：
风云变化饶年少，光景蹉跎属老夫。
秋隼得时凌汗漫，寒龟饮气受泥涂。
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
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
诗人指出，年少者叱咤风云，老暮者蹉跎光阴，这诚然是一般的规律。但也不尽然。要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的因素：衰秋和寒冬不是反倒为善假于物的雄鹰和神龟提供了翱翔或饮食之便吗？这番议论确是独具卓见。《酬乐天咏老见示》一诗题旨相同：
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
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
废书缘惜眼，多灸为随年。
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
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其时，刘、白同为眼病和足疾所苦。白的赠诗中有“与君俱老也，自问老如何？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等语，隐隐流露出老病见迫、心志已灰的悲观情绪。刘的酬答并不否认老病会使人心力交瘁，也不讳言“顾老”是人之常情。然而，他更辩证地看到了老年人的得天独厚之处：他们阅历丰富，深谙世故。刘禹锡认为，只要想想这些，便能破忧为喜、翛然自乐了。“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诗的结句大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慨。胡震亨《唐音癸签》云：
刘禹锡播迁一生，晚年洛下闲废，与绿野、香山诸老，优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公亦有句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盖道其实也。
胡氏将刘禹锡“以诗豪见推”的原因归结为“精华不衰”，这是很有见地的。然而，足副“诗豪”之名的佳句却决不止“莫道桑榆晚”云云。在《答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一诗中，刘禹锡还写道：
骊龙颔被探珠去，老蚌胚还应月生。
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
骊龙老蚌，尚且怀珠；桂子秋日飘香，胜过三春桃李。因此，何须作老年枯树之叹？诗人借物寓志，委婉、含蓄而又光英朗练、骨力刚健。豪气如此，“香山诸老”的确有所不及。也许，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气魄比这更为雄伟，但那是杜甫的少作。观其晚年诗篇，则颇多“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感喟。诚然，杜甫晚年飘泊西南，处境与刘禹锡大不相同。那么，和刘禹锡一样闲居东洛，“优哉游哉”的白居易为什么就吟不出这样豪迈的诗句，而屡作“枯树之叹”呢？这恐怕与他们各自的胸襟与气魄有关。沈德潜认为刘诗与白诗“未可同日语也”。如果仅就他们的“暮歌”的基调看，倒也不无道理。
刘禹锡抒情诗的“风力”便渗透在这样一首首“音韵洪．，听之慨然”的“秋歌”、“壮歌”和“暮歌”中，而突出表现为不畏“衰节”的豪迈意气、不惧“播迁”的凛然正气和不服“老迈”的蓬勃朝气。正是有鉴于此，胡震亨才在《唐音癸签》中一再称赞“刘禹锡诗以意为主，有气骨”、“梦得骨力豪劲”。久遭沉埋，历尽坎坷，刘禹锡却能在抒情诗中较多保持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抒情格调，是难能可贵的。前人曾经强调：“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这其实是说，作品的风力缘于作家的骨力。正因为这样，钟嵘在《诗品》中所说的“润之以丹采”倒还不难做到，“干之以风力”就绝非易事了。
第二节 风义高伟——刘禹锡抒情诗的特征之二
刘禹锡的抒情诗不仅多为“风力遒劲”的佳什，而且多为“风义高伟”的力作。这里，我们所使用的“风义”一词的概念内涵，略同李商隐诗“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孔武仲诗“御史吾故人，风义今为伟”，以及苏轼文“风义之厚，足以愧激颓靡也”，余靖文“敦树风义，远锡书教”中的“风义”，实指道义和情谊。抒情诗所抒写的固然是一己之情怀，然而，由于作者在纵横交错的社会坐标图上有着自己既定的位置，其个人的理想、志趣和喜怒哀乐，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时代、阶层乃至集团的浓重色彩。这样，抒情诗作者在抒写一己情怀的同时，也就必然会涉及到抒情主人公以外的其他事件和人物，并且不能不对它们作出或直言无忌或闪烁其词的评价。而一个优秀的抒情诗作者，总是把这当作道义上的使命，欣然肩负起来，于咏怀之际，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物和事件表示出或爱或憎或怜的种种复杂感情。所谓“风义”，虽然并不等同于这种感情，却包含在这种感情之中。刘禹锡是中唐政治革新集团的中坚，和这个集团的所有成员一样，他曾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沉浮多年，历经白云苍狗的变化。因而，他在抒情诗中必然分外鲜明、分外强烈地流露出这种感情，以“敦树风义”，“愧激颓靡”。这样，“风义高伟”，便也成为他的抒情诗的重要特征之一。
“风义高伟”，在刘禹锡的抒情诗中具体表现为：
一、不改初衷，汲汲于未竟的革新事业
革新事业的半途而废，在刘禹锡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难平复的创痛。然而，即使在谪守巴楚、孤苦无援的险恶条件下，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企冀着有朝一日能回到朝廷，重整旗鼓，将未竟的革新事业进行到底。元和四年，“八司马”中的程异承召回京，刘禹锡便意味深长地嘱咐他：“初心不可忘。”而在抒情诗中，刘禹锡也屡屡曲折有致地摅写其汲汲于革新事业的情怀。
如《武陵书怀五十韵》：诗中“筑台先自隗，送客独留髡”两句既是感怀战国时郭隗和淳于髡的事迹，也是追忆自己当年见知于顺宗及“二王”、参与运筹革新大计的亲身经历。“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四句则是倾吐埋藏在心底的回京重整旧业的强烈渴望。
诗人并不以一己之挫折为意，可是一想到革新事业受挫，他却不能不悲从中来：
应怜一罢金闺籍，枉渚逢春十度伤。
——《朗州窦员外见示与澧州元郎中郡斋赠答长句二篇，因而继和》
诗人“逢春”而悲，是因为春天的繁荣景象会使他联想起注入了自己全部心血的革新事业，当年也曾有过这样的盛况，如今却被保守势力摧残殆尽，而自己远离“金闺”，不能面折廷争，以图复兴。
尘衣纷未解，幽思浩已盈。
风莲坠故萼，露菊含晚英。
——《秋晚题湖城驿池上亭》
这“风莲坠故萼”的情景，在有心的诗人看来，正是革新事业惨遭摧残的生动写照。于是，他未及拂掉衣上的征尘，“剪不断，理还乱”的“幽思”便袭上心来。这当然是难忘初衷的缘故。而当结束“弃置”生活、回到京城后，更是“在在处处”都引起诗人百感交集的回忆。《初至长安》云：
左迁凡二纪，重见帝城春。
老大归朝客，平安出岭人。
每行经旧处，却想似前身。
不改南山色，其余事事新。
在左迁二纪的不平中，交织着重回京都的喜悦。诗人徜徉“旧处”，回首当年，情不能已。若非“初心”未改，又何至于此？篇末暗寓物是人非、今昔异貌的沧桑之感。
“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诗人回到朝廷后是切望能改革弊政、有所建树的。然而，这时，朝政大权已悉为宦官所控制，唐文宗形同傀儡，牛李党争也愈演愈烈，而诗人早年的同志柳宗元、吕温、王叔文等又都已亡故，诗人不免陷于孤掌难鸣的境地。这样，他在抒情诗中多次表露的复兴革新事业的理想也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了。于是，诗人只好请求外调，在“三任上州刺史”期间，刷新地方政治，使人民免于饥寒，以此来稍慰初衷。
二、不忘旧侣，拳拳于当年的战斗情谊
诗人早年“出入金马门，交结青云士”，与太子侍读王叔文、太子侍书王伾及柳宗元、韦执谊、韩泰、程异、吕温等人志同道合。革新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柳宗元、吕温等先后病死贬所，诗人与其他几个幸存者也天各一方，讯息难通。然而，时间和地理的阻隔并没有使诗人淡忘当年的手足之情，在抒情诗中，他经常抒写对旧侣的深切怀念。如：
举世往还尽，何人心事同？
几时登岘首，恃旧揖三公。
——《分司东都，蒙襄阳李司徒相公书问，因以奉寄》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岁夜咏怀》
尘息长道白，林清宿烟收。
回首云深处，永怀帝乡游。
——《登陕州城北楼却寄京都亲友》
知音已逝，盛游难再。这茫茫尘世、芸芸众生，竟无一人可通心志。因而，除夕之夜、登临之际，诗人倍感无人与语的寂寞，怀旧之情也便更难排解地在心头盘旋往复。
“骚人昨夜闻
，不叹流年惜众芳。”确实，每当忆及抱恨而终或流放在外的旧侣，诗人旷达乐观的态度便为悼念、哀婉的情绪所代替：
征途出灞涘，回首伤如何？
故人云雨散，满目山川多。
行车无停轨，流景同迅波。
前欢渐成昔，感叹益悲歌。
——《请告东归，发灞桥却寄诸僚友》
曾经唱出“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的壮歌的诗人，可以将自己宦途的播迁视若等闲，却禁受不住“故人云雨散”、“前欢渐成昔”这一冷酷现实的折磨，而怆然吟出“回首伤如何”的“悲歌”，让那感情的洪水一时漫过意志的堤坝。这正说明诗人拳拳此心对道义的忠实和对友谊的执著。
在刘禹锡的抒情诗中，对旧侣的忆念常常是和对革新事业的缅怀融为一体的。对旧侣的念之烈正出于对革新事业的爱之深。试看《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其一、其二、其三：
其一
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
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
其二
自从云散各东西，每日欢娱却惨凄。
离别苦多相见少，一生心事在书题。
其三
今朝无意诉离杯，何况清弦急管催。
本欲醉中轻远别，不知翻引酒悲来。
“韩七中丞”，即八司马之一的韩泰。大和元年，韩泰除湖州刺史。赴任途中，与刘禹锡相会于洛阳。久别重逢，这本是一件快事，而他们又都刚刚结束巴山楚水和三湘百越的辗转流徙，这也未尝不值得庆幸。然而，诗中却弥漫着“欢娱却惨凄”的气氛。因为由今日的“两人相见洛阳城”，诗人不能不想到更多的旧侣却已“海北天南零落尽”，从而引起一连串欣慰而又辛酸的回忆：当年的“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以及后来的“云散各东西”，“一生心事在书题”——这里的“一生心事”，当然是指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革新事业。它像一条柔韧的纽带，始终维系着革新者们的友谊。此时此际，旧侣亡故之苦和旧业夭折之痛便一齐冲击着诗人的心扉，使他“本欲醉中轻远别，不知翻引酒悲来”。在保守势力的打击迫害面前，诗人是铁骨铮铮、不可稍屈的，可是对意气相投的旧侣，他却怀着怎样一副柔肠啊！
三、不泯宿仇，耿耿于政敌的阴毒行径
诗人对扼杀了自己的理想、事业和同志的政敌是深恶痛绝、无意妥协的。在他看来，与政敌妥协，便是对理想、事业和同志的背叛，也是对道义的亵渎。“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他不仅在《聚蚊谣》、《百舌吟》、《飞鸢操》等讽刺诗中，对他们进行辛辣嘲讽，而且在抒情诗中也不时对他们的阴毒行径加以揭露。《学阮公体三首》其三云：
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
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
侯门有仁义，灵台多苦辛。
不学腰如磬，徒使甑生尘。
“侯门”句语出《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诗人以之来揭露正得宪宗恩宠的政敌不过是假仁假义的窃国大盗。他们为谋取一己私利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可谓“辛苦甚矣”。仅此一笔，便将其丑恶面目披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自然，揭露得更深刻的还是《萋兮吟》：诗人反用《诗经·小雅·巷伯》之意，有层次地在笔下再现了永贞年间的政治斗争的刀光剑影，披露了顺宗内禅的真相。“浮云”蔽“白日”，“秋风”摧“兰蕙”，这正象征着政敌们一方面用花言巧语蒙蔽圣听，一方面以百倍的疯狂对革新志士横加迫害。“万货列旗亭”四句既是诗人自己惨痛的切身感受，也是诗人代革新志士所作的控诉：他们因“名高”而遭致诋毁，犹如晶莹的“明珰”，必然为贪心者所嫉。“勿谓行大道”两句则流露了诗人对世事翻覆无定的深沉感慨。最后，诗人自誓决不给政敌以丝毫怜悯。在《武陵书怀五十韵》中，诗人更以“鸢飞入鹰隼，鱼目俪玙璠”这样的“含机而不露”的诗句，揭露政敌们如同外秉鹰隼之形、内怀蝼蚁之心的飞鸢一样卑劣、猥琐，并对宪宗朝贤愚易位、鱼目混珠的现状表示愤慨。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有时还直接把揭露的矛头指向保守势力的总后台宪宗。《和牛相公雨后寓怀见示》一诗中有云：
晓看纨扇恩情薄，夜觉纱灯刻数长。
树上早蝉才发响，庭中百草已无光。
由“纨扇”一典，可知诗人所抨击的对象为宪宗无疑。宪宗是在宦官俱文珍等人的拥立下演出了一场不大光彩的逼宫戏后登基的。即位的第二天，他便大兴问罪之师，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伾为开州司马。时隔一月，又将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志士贬斥出京。“树上早蝉才发响，庭中百草已无光”，正是对这一情形的巧妙借喻。其中，融入了诗人几多愤怒和不平？当然，这首诗写在诗人晚年，其时宪宗也已作古。但这不是恰好说明，诗人对包括宪宗在内的政敌们当年的所作所为始终耿耿于怀，不愿“相逢一笑泯恩仇”吗？
上述“风义高伟”的三方面表现实际上是互为因果、密不可分的。诗人不忘旧侣、不泯宿仇，自然是因为未改初衷、依然故我的缘故；而他不改初衷，又与旧侣冤死、宿仇未解、块垒难平不无关系。它们根源于诗人对道义的笃信、对友谊的忠贞和对气节的坚持。没有“铁肩担道义”在先，便没有“妙手著华章”在后。在这里，艺术技巧固然是重要而且必要的，然而起决定作用的却是诗人的品德修养。
第三节 风神隽秀——刘禹锡抒情诗的特征之三
如果说“风力遒劲”与“风义高伟”所反映的主要是刘禹锡的抒情诗在内容方面的特征的话，那么，其形式方面的特征则可以用“风神隽秀”来概括。这里，我们所说的“风神”，是指文学作品的神采、气韵，与韩愈所谓“遗我行旅诗，轩轩有风神”，胡应麟所谓“诗主风神，文先理道”中的“风神”同意。在我看来，刘禹锡的抒情诗之所以能在流播遐迩的过程中为人们所喜闻乐诵，是因为它融风力、风义、风神于一体，不仅以遒劲的风力和高伟的风义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激励，而且以隽秀的风神给人们以艺术上的陶冶，使之获得最大限度的审美快感。那么，刘禹锡的抒情诗何以能形成“风神隽秀”的艺术特征呢？也许，其全部奥秘便在于：诗人抒情写意时务求“境生于象外”。
一、“境生于象外”——风神隽秀的奥秘所在
较之中唐时期的其他诗人，刘禹锡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独特追求，而“境生于象外”，正是他追求的目标之一。
要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先对中唐诗歌的总貌作一番鸟瞰式的考察。中唐既是唐诗的转折时期，也是唐诗的“再盛”时期。时代所造就的一大批诗人，沿着不同的道路登上诗坛，以各自的艺术实践，促成了中唐诗歌的“再盛”，而“再盛”的主要标志便是风格和流派的众多。就总的风貌而言，中唐诗不像盛唐诗那样具有热烈的气氛和浑融的画面，也不像盛唐诗那样“惟在兴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中唐诗坛最有影响的是元白和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见长，韩孟诗派以奇险怪僻见长。尽管他们在风格上的差异很大，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这就是喜好铺叙排比，驰骋笔力，而罕有“象外之致”、“味外之旨”。在元白诗中，这一缺陷尤为明显。翁方纲《石洲诗话》认为：
诗自元白，针线钩贯，无所不到。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尽耳。
叶梦得《石林诗话》亦曾批评韩愈诗云：
韩退之笔力最为杰出，然每苦意与语俱尽。《和裴晋公破蔡州回》诗所谓“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非不壮也，然意亦尽于此矣。不若刘禹锡《贺晋公留守东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语远而体大也。
这其实也是那一时代许多诗人的通病。刘禹锡与韩愈、白居易都有深厚的交谊，时相唱和，但他却能以卓荦不群的态度独立于元白、韩孟诗派之外，不为他们所左右，在人所不到处另辟蹊径。他没有附和元白、韩孟诗派的合唱，而努力让人们听到自己独具特色的引吭高歌。在《董氏武陵集纪》中，他昭示了自己的艺术审美趣味：
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出于象外，故精而寡和。
要言之，刘禹锡认为，诗是文章的精华，诗人在艺术构思的过程中往往得“意”忘“言”，很难表达从内心生发出的微旨妙义。熟谙此中三昧者，往往使“境生于象外”，尽管曲高和寡，却按之弥深，耐人寻绎。所谓“境生于象外”，实际上就是说要有“韵外之致”、“象外之象”。如果刘禹锡在同一集纪中所说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可以理解为“含蓄”、“精炼”的一般要求，那么，“境生于象外”，则似乎是指一种比“含蓄”、“精炼”更高妙的艺术境界。
强调“境生于象外”，并付诸艺术实践，对于元白、韩孟诗派占统治地位的中唐诗坛来说，自有特别的意义。这虽非有意识的矫正时弊，在客观上却是对占统治地位的元白、韩孟诗派的一种反拨。显然，白居易、韩愈之所短，恰好是刘禹锡之所长。“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白居易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他曾努力“删其繁以晦其义”，但收效甚微，因而他晚年特别推崇刘禹锡，诚如近人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的那样：“大和五年，微之卒后，乐天已六十，其二十年前所欲改进其诗之辞繁言激之病者，并世诗人，莫如从梦得求之。乐天之所以倾倒梦得至是者，实职是之故。盖乐天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白居易曾称赞刘禹锡诗“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并自惭“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可惜他没有认识到，“神妙”之由，正在“境生于象外”。后来，司空图所提出的“韵外之致”，“象外之象”，严羽所提出的“惟在兴趣”、“不落言筌”等命题，其实都只是对刘禹锡“境生于象外”说的发挥。而刘禹锡抒情诗的隽秀风神，说到底，正来自于诗人“境生于象外”的艺术追求——一旦实实在在地做到了“境生于象外”，作品必然具有令人叹赏不置的隽秀风神。
二、“境生于象外”的途径：移情入景与托物寄兴
“境生于象外”，作为刘禹锡抒情写意时恒抱的艺术追求，当然有多种致力的途径与方法，其中，诗人最为驾轻就熟和最为得心应手的方法也许是移情入景与托物寄兴。
1．移情入景
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因此，所谓“境生于象外”，也可以理解为移情入景，使读者除体味物像本身的美感外，还能触摸到诗人匿伏在其中的感情脉搏，进入另一隐秘的境界。诚然，刘禹锡的抒情诗中不乏直抒胸臆、痛快淋漓者，但更多的场合，诗人却不是让自己的感情直接流露、迸发出来，而往往将它淡水着盐般地融化在景物中，使“情景妙合无垠”，“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乎外而远且大”。如《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
恰切的比喻，别具匠心的艺术构思，使月光映照下的洞庭湖呈现出如此瑰美的风姿：万顷湖面，波平如镜；千里皓月，浮光耀金。乍看，这似乎纯系景物描写，然而，如果联系诗人当时在朗州的处境，就可以领悟，这一表里澄澈、一无尘杂的月光世界，正是对黑暗现实的有力反衬。凝眸“遥望”中的诗人对它何其欣羡！全诗玲珑剔透，虽仅二十八字，却似有无穷境界掩映于中、不尽情思含蕴于内。又如《清湘词二首》：
其一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
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其二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此诗一作“潇湘神”，写于作者贬居朗州期间。理想受挫的痛苦和无辜被贬的怨愤，使作者“胸中之气，伊郁蜿蜒”，发为歌词，每如“饱霜孤竹”、“带火焦桐”，于感怆中深蕴气骨。这两首词虽为祭祀潇湘神而作，其中却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深沉情思。潇湘神，即湘妃。传说舜南巡死于苍梧，葬于九疑，其妃娥皇、女英追至，望苍梧而泣，泪洒竹上，留下痕迹斑斑，旋溺于湘水，为湘水之神。作者化用湘妃泣竹的历史传说，以空灵之笔，抒哀怨之情。第一首写二妃魂归湘水，愁满苍梧，标出一个“愁”字。第二首写二妃心恋帝舜，怨诉瑶瑟，标出一个“怨”字。此“愁”此“怨”，正是词中不断变奏的主旋律。而归结到话题上来，二诗都堪称“情景妙合无垠”。第一首以“湘水流，湘水流”的复沓形式开篇，不仅渲染了一种幽渺、凄迷的气氛，而且暗示出哀愁的绵绵不断和悠悠无尽。“九疑云物”句将自然景物人格化、诗意化，写湘妃的悲剧遭遇使山岳为之动容，时过千载，九疑群峦犹笼罩在愁云恨雾之中，可知其不幸“移人也远，感人也深”。“君问二妃”二句仍致力于景物描写，在凝重的笔墨中寄寓了对千载之上的湘妃的深切哀挽。清秋时节，但见白露横江、香草零落，哪里还能觅得湘妃的踪迹？登高凭吊，只能徒增感伤、别添幽恨。第二首从“斑竹枝”起笔，首二句写湘妃无力追回帝舜的亡灵，只能泪洒斑竹，聊寄相思，其专一之情、贞洁之志借泣竹之举而豁然轩露。“楚客欲听”二句系自《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句化出。“楚客”乃泛指沅湘逐客，包括作者自己。“瑶瑟”是瑟的美称。湘灵鼓瑟，在人们的想象中，定能极哀怨之致，故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有“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句。当明月高照、夜深人静时，“楚客”独自徘徊于潇湘之滨，欲听从茫茫水面上传来的声声瑶瑟，岂只是发思古之幽情、闻曲之雅兴？那充满离情怨思的瑶瑟声声不也诉说着他内心的忧伤和愤懑？这里，不仅历史传说与现实生活已糅合为一，而且诗人的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境也已水乳交融，从而深具“象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全诗恰似那清洌的湘水，自然流走，天籁浑成。
2．托物寄兴
运用托物寄兴的方法，“放词乎无方，措旨于至适”，这也是使“境生于象外”的一条重要途径。刘禹锡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比兴传统，极少像白居易那样“质直言之”，而多“借物以寓其意”，“取比类以言之”。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诚然如此。在刘禹锡笔下，“物”不仅可以组成现实生活的舞台，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生动的写照，而且往往可以作为诗人自己的崇高品格的象征。由于生活经历和审美理想的差异，诗人们用来“取譬引类”的“物”是绝少雷同的。同样是比况诗人的自我形象，屈原爱用“兰芷”，李白爱用“大鹏”，杜甫爱用“凤雏”，李商隐爱用“流莺”，刘禹锡则爱用“青松”和“修竹”。如：
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
——《和武中丞秋日寄怀简诸寮故》火后见琮璜，霜余识松筠。
——《送张盥赴举》
特达圭无玷，坚贞竹有筠。
——《许给事见示哭工部刘尚书诗，因命同作》
青松郁成邬，修竹盈尺围。
吟风起天籁，蔽日无炎威。
——《裴祭酒尚书见示春归城南青松邬别墅寄王左丞高侍郎之什，命同作》
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
——《答杨八敬之绝句》
后来富贵已零落，岁寒松柏犹依然。
——《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
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
——《酬元九待御壁州鞭长句》
“松”、“竹”岁寒不凋、刚直不阿的特性与诗人身处遐荒却永葆坚贞的品格极为相似。正因为这样，它们才赢得诗人的喜爱，而成为他惯用的比兴材料。在诗人对“松”、“竹”的传神描写和热烈赞颂中，分明寄寓着他凌云的志向和不向恶势力屈服的决心。如果说以上引录的还只是片言只语的话，那么，《庭竹》和《庙庭偃松诗》则为我们提供了寄兴深微的全貌。《庭竹》云：
露涤铅粉节，风摇青玉枝。
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
无论是流落楚水，还是迁徙巴山，诗人都能不为艰难困苦的环境所屈，初衷长在，气节永存，因而诗中那露涤风摇、不改青翠之色，地贫土瘠、仍有凌云之心的庭竹，岂不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坚贞贯四候，标格殊百卉。”这是庭竹的可贵之处，也是诗人的可贵之处。全诗藉对庭竹的刻划，含蓄、精炼地展示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及对待环境的态度，其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颇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这是一幅自画像，画出了笔墨所难以勾勒的诗人品格；同时，这也是一篇宣言书，它向政敌们宣告：任何“恶处”，都无法使诗人摧眉折腰。《庙庭偃松诗》云：
势轧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见与扶持。
忽从憔悴有生意，却为离披无俗姿。
影入岩廊行乐处，韵含天籁宿斋时。
谢公莫道东山去，待取阴成满凤池。
这里，诗人复以“偃松”自况，其意较《庭竹》更为含蓄。在强悍的外力摧残下，这棵偃松已是势轧、枝偏、根危。诗一开篇便从三方面交代了其险恶处境，使读者很自然地借助自己的想象力将它与诗人的现实遭遇勾通和联系起来，产生对压迫者的愤懑和被压迫者的同情。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这棵偃松尽管“憔悴”，却“生意”犹存，一方面绝不作媚俗之态，一方面仍以自己的浓荫为人们遮风蔽雨。细加玩味，这棵偃松正是身屈心不屈、体衰志不衰的诗人的象征。诗中有诗人的自我激励，也有对“扶持”自己的裴度等人的谢意。无一字道及自己，却又无一字不关涉自己。这样的抒情写意之作，确是“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充分体现了诗人“境生于象外”的艺术追求。读罢掩卷，谁能不觉其风神隽秀、情韵悠远呢？
- 《浪淘沙词九首》其八。
-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
- 《九辨》。
- 《古歌》。
- 《登高》。
- 《江夏别宋之悌》。
- 《望岳》。
- 《江汉》。
- 沈德潜《说诗晬语》。
- 《哭刘蕡》。
- 《代简答次中见留》。
- 《答李寺丞二首（之一）》。
- 《答段学士启》。
- 《咏古二首有所寄》。
- 《和武中丞秋日寄怀简诸寮故》。
- 《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
- 《窦朗州见示与澧州元郎中早秋赠答命同作》。
- 鲁迅《无题》（挈妇将雏鬓有丝）。
-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寄》。
- 《诗薮》。
- 严羽《沧浪诗话》。
- 《刘白唱和集解》。
- 《与李生论诗书》。
- 《与极浦书》。
- 严羽《沧浪诗话》。
- 谢榛《四溟诗话》。
- 刘禹锡《因论七篇》。
- 沈祥龙《论词随笔》。
- 郑玄《毛诗正义》。
- 《令狐相公见示赠竹二十韵仍命继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