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成才
梦想照进现实：我的双城记
丁琳(1)
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共同”来描绘中国梦的愿景：“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的梦想是什么？它是如何经修订而慢慢成为一个承载“中国梦”的个人梦想？而我又是如何追逐这个梦想的？
有梦想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我们，依稀还记得中学语文课本有一节讲述着周恩来“为中华而崛起而读书”的励志故事，也还记得老师借此让我们写篇读后感“我的理想”。虽然现在已经忘了当时的自己对理想的描绘，但是大家给出的都是诸如此类“长大了我要成为什么”的答案。如今我们真的长大了，已经过了被父母叮咛要好好读书的年纪：很多已经步入了工作岗位，甚至有些已为人父为人母——此刻的我们是否还像儿时那样怀抱梦想？特别当这个梦想不再是好好读书(工作)的时候，它们又会被怎样的内容所取代？习近平总书记称它为一个“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都有的梦想，但这确是一个缥缈的概念：正如美国畅销书作家艾伦(2)提到的，她们那个年代的人根本没有“中国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文化慢慢渗透到中国的时候，也许很多中国人开始怀抱的是“美国梦”。这个“美国梦”的具体内容是：摩登女郎抹着鲜艳的唇彩，有条狗，有个带花园的大房子，有小轿车，咖啡，牛奶和西餐。简单来讲，过去中国人的“美国梦”的内涵就是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但是如今，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年代，对于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我们，之前所描述的房、车、咖啡具有的诱惑力已削弱，那么此时我们的梦想又会是什么？本文将讲述个人成长经历，特别回顾在香港大学读博的这段历练是如何影响到我对梦想的理解和修正。这段心灵成长的讲述也许能让一些曾有过在外留学经历的中国年轻人萌发共鸣。我的分享是来自两段成长经历，分别发生在香港和美国。
港大求学 实现“博士”梦想
第一次成长是初到港大学习，起源是如何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攻读数学教育方向的博士学位呢？这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在初次见我的时候提出的问题。我的博士生导师梁教授是香港人，是一名国际知名的数学教育的学者。记得那次，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想为中国的数学教育作贡献。我当时回答得十分坚定、十分真诚，因为这个听来崇高的目标正是我心中燃烧的梦想。(3)导师听完我的回答后，当时并没有任何回应，而是在我入学不久后的一次论文研究探讨中，提点我说：你的论文是要为整个研究领域作出贡献，而不仅仅为了中国。他的话令我重新去反思我作为一名中国学术研究人员的个人价值。“我想为中国的数学教育作贡献”——这确实是初踏上香港这片国际化土壤的我发自内心的声音。逻辑很简单，因为中国在数学教育领域发展滞后，所以我想用学到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促进它的发展。可在同时，我却忽视了学术的真正价值，学术是世界性的，是无国界的，那是将个人的学识和智慧学术用规范方法和语言来传播，贡献给我们共同的学术领域。我来自中国内地，我的研究自然带着中国教育的独特视角，但是我如何才能以中国的教育背景为平台，与世界分享和交流中国的经验，最终贡献世界呢？我的领悟是：只有具备一个国际的视角，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并携手将中国走向世界。但是形成这样的国际视角是一个巨大的转变，需要时间和努力。
2012年8月，于香港大学荷花池边
战胜语言关 克服“留学病”
“在外读书”听起来很美，一直是不少中国学生和家长的梦想，但因为英语毕竟不是母语，语言障碍依然是中国学子融入当地生活的一大障碍。有的中国学子语言不过关，在外“融而不入”(4)，这是一个值得理性思考的问题。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相比，中国学子较爱扎堆，他们更愿意结识其他中国学子。因此，尽管他们身处异国，但仍生活在“中式圈子”中。虽然“中式圈子”给许多中国学子带来了心灵慰藉，例如使他们更快地拥有归属感，也能有更多共同话题，但也有可能成为他们学业和社交的“绊脚石”。例如很多中国留学生除了在课堂上使用外语，其余时间几乎完全处在中文环境中，导致语言水平难以提高。相应地，语言障碍也削弱了中国留学生和外国人的深层交流，束缚了他们融入当地人圈子。
刚进入港大学习时，我也同样存在语言障碍。记得我入学的第一学期有两门课，同班同学中除了我之外，其他都是香港在职的中小学数学老师。港大是英文授课的，除了要听得懂任课老师讲课外，也需要与同班或者同组的人进行合作与交流。我当时的英文程度进行日常的对话和咨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用英文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这是一种挑战，特别是大部分交流的内容是与数学教育有关的问题。因为之前我所学到的数学知识都是中文传授的，对英文专业术语几乎一窍不通。当要用英文来精确地表达所想表述的意识，有时候需要先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和组织。同时，在探讨教育理念和数学课程时，香港和内地课程内容的设置以及两地的教育问题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也使得我之前学习并累积的教育研究相关经验完全没了用武之地。意识到差异的存在，对我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告诉自己，要抓住这次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两地的教育情况，通过比较获得更多的相似点和共同点。但是当差异增多，并且更多的差异是来自于潜在语言底层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时，便开始不断挑战我的心理素质。到底如何正视这些差异，如何在恰当地表现我重视差异的同时，还能准确地表达我的个人想法，这些都是需要重新学习的。我记得在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我的表现竟然惹恼了在场的一名老师。原因是，我在回应在场观众对我的研究课题提出的问题时，被认为表现得过激，给人一种过于坚持己见的印象。我自我反省后感到，当时由于自己缺乏自信，而当别人给你建议的时候，我很容易将其理解成是一种批评和挑衅，而不是一种善意的建议。我至今仍然很感谢一位老师在我的开题报告结束后给我写了一份长长的邮件，分享了她自己的故事。她肯定我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但更希望我能改变自己狭隘的思维方式，更开放、更积极地接受各种意见，这会有助于我在国际舞台上走得更远。
这次经历对我触动很大，它不仅让我意识到我需要具备国际视野，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开始从自身反思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我的教育经历中所欠缺的。在我那个年代的中国教育追求的是共性多过于个性。应试考试将我们训练成回答“标准答案”的机器；我们与师长对话，很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除了顺从，更要学会揣测对方的心理而回答出一个令对方满意的“标准答案”。我们极少有机会看到，原来除了“权威”给定的正确答案A之外，其实还有答案B、C和D也是可行的。我们极少有机会在别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更少向别人解释我们的想法。我们惧怕“权威”，当前辈尤其是“权威”质疑你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就会惊慌失措，认为我们做“错”了，认为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从没有思考过“对”与“错”、“成功”与“失败”都是相对的概念，都是限于时间和情境，更制约于很多其他因素，因为我们的应试教育已经让我们无法思考除了标准答案之外的可能性。每当这个时候，我早前播种的“梦想种子”便被激活了，它开始跃跃欲试。我的梦想变得清晰了。我希望中国的教育能让每个孩子都变得更自信，更真诚，更尊重差异，更懂得与别人分享信息和经验。而我也开始慢慢改变自己，我学习接受世界对我的不同声音和看法。我不能因为害怕产生不必要的冲突，就关闭自己，盲目附和，不敢表达自我。相反地，我应该更主动、积极地去改变自己表达自我的方式，真诚地乐于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他人的想法；在充分并准确地了解对方的意思后再作判断，而不要轻易下结论；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分享学习成果。在之后的多次国际会议上进行学术汇报时，我变得能够很从容地面对别人对我的提问，也乐于以及善于与他们分享，因而结交了很多国际朋友。
文化的融入是相互的。当我们期待被另外一种文化接受时，也要仔细研读并接受新的文化。我认为，既然在外读书，就应当抛开中国式传统的观念，尝试用一种新的角度思考问题。只有不固步自封，敞开心扉，才能够从心底认同并接受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我的另一个反思是关于中外学习生活方式的差异，譬如如何合理安排时间，更好地平衡学习和生活。这个体会最初源自对在港的内地学生和外国学生的比较，而之后在美国的观感也同样证实了这点。在香港以及国外名牌大学的中国内地留学生的学习都非常优异，他们的勤奋也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很多同学在图书馆一泡就是一整天，生活就是简单的四点一线：寝室、学校、餐厅和图书馆，除了偶尔的同学聚餐，几乎没有其他娱乐休闲活动，更没有时间培养除学业之外的兴趣爱好。这点和外国学生不同，比较而言，外国学生更善于安排时间，该学习的时间学习，该放松的时间放松。他们的兴趣和知识面显得更广泛，他们都愿意和舍得花时间让自己沉迷于这些看似与学业和工作“无关”的“兴趣”，比如电影文艺、娱乐聚会、体育运动等，还有许多中国学生想象不到的领域。对他们而言，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培养社交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将能陶冶情操，使自己变得更有趣，与人交流时也能因此增加谈资，更易于结交新的朋友。关于这些方面的体会也是我在与很多香港地区的朋友和外国朋友接触交往后了解的。他们在评价对中国内地学生的印象是：中国内地学生知识结构单一，通常只是在某一个专业领域表现异常优异，但是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例如通识可能就很欠缺，甚至一窍不通。中国内地学生学习知识的方式主要是来自书本(包括网络呈现的知识)，而香港地区和外国学生学习的方式更多样，除文本知识外，还有很多是通过动手实践、真实体验和同伴交流获得的。从某种程度来讲，他们获取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更有助于他们将多学科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以及更广泛应用于实际情境中。回顾我在香港的学习生活，除了紧张的学习和研究外，我还是能见缝插针地挤出时间享受生活，而且我越来越意识到放松娱乐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比如我酷爱运动，即使再忙碌，基本上我还是能保持一周三次的定期运动，简单的比如游泳和跑步，一旦有时间就会约朋友打网球和爬山等。香港既继承了中西方文化也具有自身丰富的艺术资源，特别重视人文艺术的熏陶。香港大学提供了大量教育平台，多数建立在中西方的人文思想交流的基础上，使得我也有很多机会去观赏艺术展、电影、话剧、音乐剧等。同时我也很爱旅游，喜欢结交世界各地的朋友，通过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我也体验到了不同的世界。敢于和勇于尝试和学习新的事物，是我积极的人生态度。
美国访学 近距离接触西方高等教育
我在香港大学求学期间，积极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先后去土耳其、韩国、美国等国家访学。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美国的访学经历，促成了我的第二次成长。2012年初，我利用搜集研究数据的空档去了密歇根州立大学访学。这五个月的美国访学使我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西方高等教育的机会。我当时访学的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育学院，因为我博士研究的课题是未来数学教师的教学知识，因此我需要寻找机会去接触数学教育和教师教育的课程以及认识一些专家。一到那里，我便联系我之前安排好的老师询问旁听课程的情况。他刚开始告诉我说：琳，不好意思，学校现在规定即使旁听课程都需要收取部分的学费。我建议你可以尝试直接联系任课老师，如果他们可以免费让你旁听，我想学校不应该有意见。于是，我就发邮件给两门课的老师，向他们介绍我自己，并且询问是否可以接受让我去旁听。他们很快便回复我，很欢迎我的参与，并希望他们的课程能对我的研究有帮助。有一名老师还写信对我说，她认为学校竟然把访问学者的旁听课的机会当成一种教育资本来买卖，这是一件相当可耻的事情。与香港的博士培养模式(研究式课程大部分是以课堂讲授为主)不同，美国的课程学习更多是依赖于课前大强度的阅读和作业，以及课堂上的讨论。虽然挑战性很大，但是收获是巨大的。譬如有一门课，我学习的是用批判性的思维去分析现代数学学习理论。它教我们如何批判理论上的不足与缺陷，如何系统地审视研究的方法、证据，以及讨论并找出之前研究的不足和漏洞。这两个事件看似没有很大的关联，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美国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简言之，美国的教育是为了帮助受教育者在前人的经验上实现自我成功，教育研究工作者的价值是来自于自我对社会的贡献。倡导“自我的成功”和对“社会的贡献”是基于美国的文化历史，但是这样的教育理念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也是和谐的。我们也同样希望通过教育可以让我们中国的孩子变得更聪明，有独立分析问题的头脑，有敢于提出自己看法的勇气，更重要的是要学以致用，学会回报社会。
2012年5月，与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数学教育系Sharon Senk教授和博士班同学合影(中立为笔者)
访学中的美丽与哀愁
现在的留学生，大多是“80后”或“90后”，在中国父母的眼中，他(她)们还是“小皇帝”或“小公主”。到国外后，有的留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生活的能力，被当地的各种物质诱惑吸引，容易迷失方向。许多留学生讲述，在异国他乡，最难忍受的就是孤独。离开国内的亲朋好友一个人生活，遇到困难往往也只能靠自己，长期生活孤独无助，容易导致心理问题。
在美国访学期间，我也曾受到多重压力从而导致精神紧绷，更深感留学生在外求学的艰辛。每次与华人朋友交流后，我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精神压力，那种压力有的来自于精神的无助、有的来自于“融而不入”的无奈、有的来自于经济负担等，而更深层次的则是来自于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质疑，以及如何定位自身的价值。很多人因为这些负面情绪，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并开始埋怨自己的遭遇。
值得庆幸的是，精神上的压力从未压垮过我。很多时候，我都会深吸一口气，然后对自己说，你可以的，你行的！冷静分析问题，沉住气，勇敢地去面对。我也习惯为自己制订年度规划、月计划、周计划，甚至到天计划，将自己每天的目标都分割成几个小块，然后尽力完成！因为我知道，抱怨对成就事业只会起负面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
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
值得欣慰的是，在前进的道路上，我总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正因为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才可以坚定地走下去。我要感谢太多的人，特别是我最敬爱的曹老师！自我们在浙江人才学院认识结缘至今的十个年头里，曹老师一直都是我心灵上坚定的动力和支柱，他帮我渡过了人生中一个又一个不同的阶段，他也是我成长的见证者。当他透过报纸看到内地和香港“矛盾危机”的事件，他会鼓励我顶住压力，不要对中国失去希望；当他看到美国发生校园枪杀案的报道，他会提醒我说：交友要谨慎，要注意人身安全；有时，甚至就简单的一句：“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为我加油打气，让我瞬间充满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梦想照进现实
很快，我四年的博士学习生涯即将落幕，不管将来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工作，我都会一直坚守我的梦想，并通过不懈努力去将它变成现实。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我虽然没有骄人的成绩，但在导师的帮助和指导下，成长迅速，开始对目前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有了自己的认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特别令我欣喜的是，自己有几段在历届港大教育学院博士生中堪称少见的经历。如我仅花了一般同学不到一半的时间(九个月)通过了博士论文的开题考试；与导师一起参与中、德、韩三国合作研究成果，并在教育类A类国际期刊发表；成为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于在读博士期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名校访问；2013年5月，再次赴旧金山参加美国教育研究学会年会(简称AERA)(5)，这一次，是以会议演讲者的身份出席，用20分钟的时间报告了我独立撰写的会议论文，基于中国的视角，与美国和德国的学者们共同合作探讨关于如何促进职前数学教师专业知识的发展。
以上的回顾也是我三年多来个人成长的经历。我是一个普通人，却是莘莘学子中的一名幸运儿，因为我有机会在差异和冲突中反省、前进。我希望我的成长经历可以激励更多怀揣梦想的人获得勇气去实现他们的梦想。我个人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通过共享，我的梦想将能传递得更遥远。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靠大量引进外来人才发展自己，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如果现在重新回答导师四年前的那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想从学科教育开始，改进中国的教育，通过教育，让我们的孩子拥有一个能理性分析问题的头脑；让他们充满爱、自信和责任感；让我们一同携手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让中国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实现中国梦，要凝聚大家的力量，人人给力，踏实勤干，利用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朝一个方向努力。它靠的是集体的意识，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简言之，中国梦要靠全民族强大的合力来实现。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如是落笔：“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明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信任的纪元，这是怀疑的纪元；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上天堂，我们都将直下地狱……”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我们，无须面对物质条件的艰苦，但是在精神层面上，如何在信息咨询膨胀的今天，坚守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何在愚昧的时代寻找明智，在怀疑的时代守候信仰，在黑暗的河流点燃希望；如何学会沉淀心灵，脚踏实地，让梦想照进现实，却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追逐的。奋斗，是必需的，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艰苦的奋斗历程；勇气、执着和坚持，更难能可贵，它们帮助我们抵御诱惑，坚定我们前进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