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世、警世、醒世及其他

喻世、警世、醒世及其他

冯梦龙把他编写的话本集于名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号称“三言”,而其目的却在于“三世”——喻世、警世、醒世。

晚明的社会实在太污浊了,政治实在太黑暗了,举世昏昏,众人梦梦,为了“触里耳而振恒心”(《醒世恒言序》),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古今小说序》),冯梦龙才有志于通俗文学的普及和传播,编写辑订了不朽的短篇小说集“三言”。

古代的中国人,对社会、人生的态度是复杂多样的,大抵可分成消极和积极两大类。

一、逃避。出世思想,早在佛教传入之前已颇为流行。当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为代表。庄子说,在水泽边,钓钓鱼,悠闲地过日子,这是“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连孔子这样热衷功名的人,也说:“贤者避世”。人们避世,大抵为了全身。清初大禅师玉林琇诗云:“面壁有寒骨,避人无峻辞。避人须避世,悔悟十年迟。”令人感哽。人们失意困穷,离俗独处,故曰“逃世”“遁世”“离世”,甚至说“厌世”“弃世”,是为了在孤独中求得安全感。

二、清高。这跟避世有一些区别。傲世的人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但又不愿与俗子和光同尘。《六朝事迹》载,谢安和王羲之登半山报宁寺,“超然有高世之志”。这是贵族阶层的思想,他们藐视世人,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比所有的人都高一筹。还有著名的司马相如,他无视封建礼法,与卓文君私逃,当垆卖酒,《晋书·王徽之传》载,徽之夜读《高士传》,他的弟弟献之称赞井丹高洁,徽之却说:“未若长卿慢世”。长卿,是司马相如的号。慢世,也就是看不起此人,不把世俗的东西放在眼里。连李太白也想作出这样的清高状,说自己“慢世薄功业”。傲世者往往是为当朝者所不喜的。甚至被指责为沽名钓誉。《全唐诗话》载,司空图特赐归山,诏曰:“既养高以傲世,类移山以钓名。”也揭出了某些自命清高者的心理。

三、游戏。人们认为人生是短促的,世界是荒谬而毫无意义的。他们自称是旷达之士,玩世不恭。《汉书·东方朔传赞》:“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其滑稽之雄乎!”对玩世竟然大加赞赏。这种轻蔑世事、游戏人间的态度,可说是老庄“避世”的另一面。甚至连豪杰之士陆游也不免说:“老无功名未足叹,滑稽玩世亦非昔。”(《北窗》)可知这种“玩乐其身于一世”的处世态度也是常见的。

以上三类基本上是消极的。无论逃避世事或是藐视世俗、游戏人间,都于国于家无用。但大多数人对世界、对人生都是采取积极的态度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忧愤。古代封建社会腐败黑暗,许多仁人志士为之痛心疾首。甚至连庄子这样的人,也爱发“愤世嫉邪之论”,何况其他积极用世的人了。《论衡》载,卫国有位“骖乘者”,越职而呼,恻怛发心,恐上之危。这就是所谓“悯世忧俗”的人。儒家老祖宗孔夫子,就是个忧世的有心人,苏东坡故有“仲尼忧世接舆狂”之论。屈原则更是愤世嫉俗的典型了。

二、救治。几乎所有政治家都认为自己在“济世救民”,连最荒淫腐朽的隋炀帝、陈后主之流都不肯承认干了对不起国家人民的坏事。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确出了不少救国救民的人物。据说唐太宗在四岁时,有书生见到他有着“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认为长大后必能济世安民。他的父亲便为之取名“世民”。崔寔在他的政论中,自称有“济时拯世”之术,可与尧舜并驾齐驱。《唐书·刘蕡传》谓刘“明《春秋》,能言古兴亡事,沉健于谋,浩然有救世之志”。

三、教化。这是古代的“教育救国论”。《周礼》认为,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可以用来“救世”。《史记·乐书》也说孔夫子“正乐以诱世”。诱,谓诱导,教育。《管子》认为,圣人用有关水的道理来“化世”,“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冯梦龙先生是属于这一类的教育家,他强调小说的教育意义,要比儒家经典的《孝经》《论语》更为重大。所以,他对世道人心,则劝喻之,警诫之,唤醒之,而且用最明白、通晓、常用的语言使民众易于接受。冯梦龙自己解释说:“明者,取其可以道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序》)这就是“三言”名称的来由。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说:“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恫心骇目。”当非虚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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