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世、警世、醒世及其他

冯梦龙把他编写的话本集于名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号称“三言”，而其目的却在于“三世”——喻世、警世、醒世。

晚明的社会实在太污浊了，政治实在太黑暗了，举世昏昏，众人梦梦，为了“触里耳而振恒心”（《醒世恒言序》），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古今小说序》），冯梦龙才有志于通俗文学的普及和传播，编写辑订了不朽的短篇小说集“三言”。

古代的中国人，对社会、人生的态度是复杂多样的，大抵可分成消极和积极两大类。

一、逃避。出世思想，早在佛教传入之前已颇为流行。当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为代表。庄子说，在水泽边，钓钓鱼，悠闲地过日子，这是“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连孔子这样热衷功名的人，也说：“贤者避世”。人们避世，大抵为了全身。清初大禅师玉林琇诗云：“面壁有寒骨，避人无峻辞。避人须避世，悔悟十年迟。”令人感哽。人们失意困穷，离俗独处，故曰“逃世”“遁世”“离世”，甚至说“厌世”“弃世”，是为了在孤独中求得安全感。

二、清高。这跟避世有一些区别。傲世的人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但又不愿与俗子和光同尘。《六朝事迹》载，谢安和王羲之登半山报宁寺，“超然有高世之志”。这是贵族阶层的思想，他们藐视世人，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比所有的人都高一筹。还有著名的司马相如，他无视封建礼法，与卓文君私逃，当垆卖酒，《晋书·王徽之传》载，徽之夜读《高士传》，他的弟弟献之称赞井丹高洁，徽之却说：“未若长卿慢世”。长卿，是司马相如的号。慢世，也就是看不起此人，不把世俗的东西放在眼里。连李太白也想作出这样的清高状，说自己“慢世薄功业”。傲世者往往是为当朝者所不喜的。甚至被指责为沽名钓誉。《全唐诗话》载，司空图特赐归山，诏曰：“既养高以傲世，类移山以钓名。”也揭出了某些自命清高者的心理。

三、游戏。人们认为人生是短促的，世界是荒谬而毫无意义的。他们自称是旷达之士，玩世不恭。《汉书·东方朔传赞》：“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其滑稽之雄乎！”对玩世竟然大加赞赏。这种轻蔑世事、游戏人间的态度，可说是老庄“避世”的另一面。甚至连豪杰之士陆游也不免说：“老无功名未足叹，滑稽玩世亦非昔。”（《北窗》）可知这种“玩乐其身于一世”的处世态度也是常见的。

以上三类基本上是消极的。无论逃避世事或是藐视世俗、游戏人间，都于国于家无用。但大多数人对世界、对人生都是采取积极的态度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忧愤。古代封建社会腐败黑暗，许多仁人志士为之痛心疾首。甚至连庄子这样的人，也爱发“愤世嫉邪之论”，何况其他积极用世的人了。《论衡》载，卫国有位“骖乘者”，越职而呼，恻怛发心，恐上之危。这就是所谓“悯世忧俗”的人。儒家老祖宗孔夫子，就是个忧世的有心人，苏东坡故有“仲尼忧世接舆狂”之论。屈原则更是愤世嫉俗的典型了。

二、救治。几乎所有政治家都认为自己在“济世救民”，连最荒淫腐朽的隋炀帝、陈后主之流都不肯承认干了对不起国家人民的坏事。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确出了不少救国救民的人物。据说唐太宗在四岁时，有书生见到他有着“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认为长大后必能济世安民。他的父亲便为之取名“世民”。崔寔在他的政论中，自称有“济时拯世”之术，可与尧舜并驾齐驱。《唐书·刘蕡传》谓刘“明《春秋》，能言古兴亡事，沉健于谋，浩然有救世之志”。

三、教化。这是古代的“教育救国论”。《周礼》认为，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可以用来“救世”。《史记·乐书》也说孔夫子“正乐以诱世”。诱，谓诱导，教育。《管子》认为，圣人用有关水的道理来“化世”，“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冯梦龙先生是属于这一类的教育家，他强调小说的教育意义，要比儒家经典的《孝经》《论语》更为重大。所以，他对世道人心，则劝喻之，警诫之，唤醒之，而且用最明白、通晓、常用的语言使民众易于接受。冯梦龙自己解释说：“明者，取其可以道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序》）这就是“三言”名称的来由。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说：“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恫心骇目。”当非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