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扑朔迷离——花蕊夫人宫词之真本数目

一些扑朔迷离——花蕊夫人宫词之真本数目

宫词,简便说,即咏叙宫中事之词。先秦《诗》三百,《关雎》《鹊巢》为始;两汉乐府歌渐兴;唐时最盛,多是五言、七言声歌,短则四句,长则联章。以“宫词”为题者有张籍、顾况、张祜、杜牧、朱庆馀等,均是单阕或数阕短章。中唐王建作百首《宫词》,为联章宫词之始,同时代王涯作三十首《宫词》,晚唐元稹作九十二句《连昌宫词》。五代十国,历仕各朝的和凝作百首宫词,唯独西蜀花蕊夫人,不同于之前捻弄词句的文臣,她以宫廷女性视角书写百首宫词,为那个短暂时代留下别致的卷帙浩繁之鸿篇。宋徽宗赵佶作《宣和宫词》,喜效花蕊夫人笔墨,遣词造境,多处神形皆似。而这位杰出宫廷女作者的身份及她笔下那座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锦绣阆苑,宛若夕照残锦,始终面目模糊。

注释花蕊夫人宫词,必先择善本为之,诸本中,数目不同,真伪混杂。于是追根溯源,探看花蕊夫人宫词被发现之初时情状。关于背景故事有数个版本,内容大致相同。其一是北宋僧人释文莹《续湘山野录》,根据明崇祯年间毛晋汲古阁《津逮秘书》本,文曰:

王平甫安国奉诏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献书可入三馆者,令令史李希颜料理之。其书多剥脱,而二诗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笔书乃花蕊手写,而其辞甚奇,与王建宫词无异。建之辞,自唐至今,诵者不绝口。而此独遗弃不见取,受诏定三家书者,又斥去之,甚为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缮写入三馆。既归,口诵数篇与荆公,荆公明日在中书语及之,而禹玉相公、当世参政愿传其本,于是盛行于时。文莹亲于平甫处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录于此……

由文莹和尚的陈述结合历史考证可知,宋朝开国不久,宋太宗效唐制,建立昭文馆、集贤院、史馆收藏图书经籍,总称崇文院,又在院内建秘阁,从三馆中选善本图书、字画入阁收藏。北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崇文院校书、秘阁校理、王安石之弟王安国(字平甫)奉诏定蜀、楚、秦三家所献书入三馆,并令令史李希颜协同料理此事。三家书多因旧而剥脱,从中发现两张“弊纸”(“弊”通“敝”,即破旧简陋之纸),上书花蕊夫人诗,认为出自花蕊夫人亲笔。文辞殊奇,类似中唐王建所作之宫词,但王建宫词,从唐至宋,流传甚广,诵者不绝,花蕊夫人之诗却不见流传而遭遗弃。王安国既然奉诏定三家书入馆,便不愿弃之不顾,于是吩咐令史郭祥将它们抄录入三馆,自己又口诵了数篇给荆公即其兄王安石。翌日,王安石在中书省与人提起,禹玉相公、当世参政分别是王珪、冯京,他们表示愿意传布这些诗章,便得以在当时盛行起来。文莹和尚从王安国那里得到副本,抄录三十二章,从年代看,他的陈述比较可靠。

浦江清先生当年校定宫词时专有说明,《湘山野录》以汲古阁本为佳,但他所借阅汲古阁刊本有缺页,暂借不到《津逮秘书》,可惜未见三十二章全貌,不得已自二十五章以下,依《学津讨源》本及其他本。数年前,我所幸觅得,细对照,后七章有四处不同,仅是个别用字,但不致影响原意。现列如下:《学津讨源》其二五“树影花光杳接连”,汲古阁《津逮秘书》本为“树影花香杳接连”,其二六“兰桨把来齐拍水”,汲古阁本为“兰桨棹来齐拍水”;其二七“罨画船飞别浦中”,汲古阁本为“罨画船飞到浦中”;其三一“含羞急过御床前”,汲古阁本为“含羞走过御床前”,而此句在北宋刘攽《中山诗话》中与《学津讨源》本相同,说明早在北宋流传时,已出现誊误现象。

据浦江清先生所阅季沧苇旧藏明万历仿宋本花蕊夫人宫词,序文署名王安国,与文莹和尚之言极其一致,序曰:

熙宁五年,奉

诏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献书可入三馆者,令令史李希颜料理之。其书多剥脱,而得二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笔书乃出于花蕊夫人手写,而词甚奇,与王建宫词无异。建自唐至今,读者不绝口。而此独遗弃不见取,前受诏定三家书者,又斥去之,甚为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缮写入三馆。而口诵数篇与左相王安石,明日与中书语及之,而王珪、冯京愿传其本,于是盛行于时。花蕊者,伪蜀孟昶侍人。事在国史。王安国题。

从诏字提行看,是宋本特征,则此文在世上流传,被认为权威之说至少七百余年。

因为南宋初年胡仔撰《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的一段话,浦江清先生认为王安国那篇序文大有疑点,书曰:

王平甫云:熙宁间,奉诏定蜀楚秦氏三家所献书,得一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共三十二首,乃夫人亲笔,而辞甚奇,与王建宫词无异。自唐至今,诵者不绝口,而此独遗弃不见取,前受诏定三家书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谨令缮写入三馆而归,口诵数篇于丞相安石;明日中书语及之,而王珪、冯京愿传其本,于是盛行于世。夫人伪蜀孟昶侍人,事具《国史》。

这段话和释文莹之述、王安国之序如出一辄。浦江清先生的质疑是,宫词由郭祥誊录入崇文院三馆后,王安国才将花蕊夫人宫词诵于其兄,王珪、冯京传出宫词后,方盛行于世。那么王安国为宫词作序时,不可能已经盛行,且当初写入三馆时,必有题识,王安国称王珪、冯京,均不可能直呼其名,而宜用禹玉、当世之字。

在文莹和尚的陈述中,称王安石为荆公,源于他被宋神宗赐封为荆国公,禹玉相公、当世参政为王珪、冯京之字加上官职尊称,王珪、冯京在当时任参知政事,简称“参政”,位同副宰相。传世诸本均不见原篇题识,则可以大胆推测,花蕊夫人宫词原本或许在南宋时已经散佚,之后凡署王安国之名的各家刊本之序,均由文莹和尚的陈述改写而成。南宋胡仔之所以援引以“王平甫云”,即认可此内容属于王安国当时的言说,非原序,其根据应是文莹和尚的《续湘山野录》。

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称:“花蕊又别有逸诗六十六首,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续之,篇次无伦,语意与前诗相类者极少,诚为乱真矣。”这说明在南宋初年,花蕊夫人宫词有九十八首流传。他为何坚持认为花蕊夫人仅有三十二首为真本?原因只能有一个,释文莹当时只抄录了三十二首,因此凡传世的其他花蕊诗章,他都称“别有逸诗”。他没有见过北宋入崇文院三馆的原本,对与王安国有真实交往的释文莹之叙述深信不疑。

释文莹的原话是“文莹亲于平甫处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录于此”。幸的是,北宋刘攽曾任馆阁校勘,在熙宁年间,任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与释文莹、王安国、王安石是同时代人,撰有诗论《中山诗话》,他提到花蕊夫人宫词说:“王平父(甫)因治馆中废书得一轴八九十首,而存者才三十余篇”由此可知,当时发现的花蕊夫人原诗数量并不少,释文莹获得的仅是一个誊抄副本,三十二章并非全貌。

据此,我这样分析,刘攽所云“一轴”与释文莹所云“二诗弊纸”之差别,盖因卷轴装与其中两页之关系。中晚唐,人们以若干书页鳞次向左排列,仅右侧边与托底纸相黏,裱糊成长卷,打开阅读,由右向左翻页,合上即为卷轴,名曰旋风装、旋风叶,又称龙鳞装,所谓“书”者,在卷轴向书籍的过渡时期,形式大抵如此。北宋欧阳修《归田录》云:“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现存唯一旋风装实物是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即《唐韵》,传是吴彩鸾真笔,她是唐大和年间活动在西蜀的女书家,元代王恽在《玉堂嘉话》中提到她的《龙鳞楷韵》:“共五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综合释文莹和刘攽所言,八九十首本在一卷轴中,经年日久,轴散页脱,即“其书多剥脱”,被郭祥誊写入三馆的,恐怕是其中两页纸的内容。

西蜀花蕊夫人宫词,现今只有明、清本可得。清编《全唐诗》所收录花蕊夫人宫词竟达一百五十七首,明显混入中唐王建、北宋王珪等人的宫词作品,且字词错漏颇多,为最不可信版本。较善本如明林志尹《历代宫词》、明毛晋《三家宫词》、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明钟惺《名媛诗归》、清李调元《全五代诗》,数目均为九十八首至百首不等,释文莹所录三十二首几乎都有收入,各本顺序不一,字词差别亦不能避免,仍有小部分混入王珪、王建或前蜀妃嫔应制诗。浦江清先生以明万历仿宋本林志尹《历代宫词》为底本,然世传明刻本中,崇祯年间毛晋汲古阁本品质最优,我在根据林本校注之时,得清嘉庆萃古斋藏版汲古阁正本《诗词杂俎》,其中录入原刊本《三家宫词》,出自汲古阁前身绿君亭,从毛晋原序可知,此本刊刻于明天启年间。

经校勘,明毛晋绿君亭本《三家宫词》所录花蕊夫人宫词共一百首整,九五、九六两首或为凑百首之数,九五原注“此首或见王建集中”,九六出处不明。与诸本比较,明万历仿宋本林志尹《历代宫词》与之最接近,林本九七、九八两首,绿君亭本为二九、三十,夹在释文莹《续湘山野录》所录三十二首之中,除这两首及多余两首,其他次第完全相同,单字误差最小,仅是诸如“金尊”(林本)、“金樽”(毛本)、“打球”(林本)、“打毬”(毛本)之别,全然不见用词差异。因此,花蕊夫人存世宫词数目,当最多为九十八首,便与南宋胡仔所言数目一致,与北宋刘攽所言“一轴八九十首”接近,而胡氏称六十六首“别有逸诗”,经过逐一考证其内容,与花蕊身处历史背景相符,故“逸诗”一说只能视为胡的个人判断。

回看文莹和尚旧述:“荆公明日在中书语及之,而禹玉相公、当世参政愿传其本,于是盛行于时。”是否三十二首之外的诗章,由王珪、冯京随后传出,真相虽扑朔迷离,不过另六十六首传世诗的补充,如“掉鞭横过小红楼”“行到东西百尺楼”“鞍鞯盘龙闹色妆”“会仙观内玉清坛”“回鹘衣装回鹘马”“宣徽院约池南岸”与前蜀高祖王建、后主王衍时期蜀王宫的建筑、事件相一致。特别是“法云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诞降辰”“缘是太妃新进入,座前颁赐小罗箱”更是为花蕊夫人宫词进行断代的有力证明。

今所注次第,前三十二首依明毛晋汲古阁《津逮秘书》之释文莹《续湘山野录》,后六十六首依明毛晋绿君亭《三家宫词》及明万历林志尹《历代宫词》,零星字不同处,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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