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的认真、放言、幽默和急躁
一、20世纪80年代：启功先生的认真、放言和幽默
我与启功先生相交20多年，开始因为工作关系，后来成为忘年交。我去他那儿是随到随见，他对我是有求必应。他曾赠我两幅书法（一幅为长联：“襟度静悬秋月影，文章高振海涛声”，一幅是条幅，书唐诗：“天街小雨润如稣……”），为拙著《名人纪实》和《撷英集》题签，还为我母——工笔画家马志华遗作题字。在一幅“牵牛双鸽”上题了：“此马志华太夫人遗作工致具常州法家 令嗣邹君士方宝藏见示因识之以世之赏音知一艺之成必以专精始传也 启功”；在另一幅“牡丹”上题了：“国香图 马志华女士笔 启功 观因题”。
启先生对于工作非常认真，做学问十分严谨，一丝不苟。
启功书赠邹士方对联
1982年10月全国政协筹办《人民政协报》，准备出两期试刊号，关于报头采用什么字体，开始没有成熟的意见。报社副总编张西洛先生遣我去启功先生处请教。那时启先生住在北京西城小乘巷胡同一处平房小院里，显得很简陋，但却有闹中取静的韵味。启先生笑呵呵地说：“还是集王羲之的字吧。”我对书法没有研究，连连点头赞同。回来向西洛先生汇报，他也没有异议。启功先生的书法劲瘦，人却面团团如富家翁。初次见面，启功先生的朴素、平易和乐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就像一位村中的私塾先生，你甚至可以与他“把酒话桑麻”。当然启功先生那时还不像后来名气这么大。
10月10日下午我又来到小乘巷，小小的屋子，桌案和地上都是他画的画，他正给它们题字。案上一幅是墨竹。先生见我来，就放下手中的笔，拿出几本字帖给我看。他说了许多，十分认真，我却所知寥寥。他告诉我，集“人民政协报”几个字，最不好集的就是“协”字，现成的“协”字没有，只能拼。其实字帖上有些字分明也是拼的。临走时启先生执意让我带上两本字帖。
启功书法《题画朱笔兰竹》一首
回去后我向西洛先生汇报，西洛先生又有了新的想法：集周恩来总理的字。因此启先生的集字就没有再进行下去。之后，西洛先生让全国政协档案室查阅周总理手稿，从中集出“人民政协报”五字，做了试刊号的报头。
1984年1月我报准备出一个政协委员的书画专版，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启先生寓处向他约稿。先生慨然应允，马上挥毫书自作《题画朱笔兰竹》一首。我携此书法归后，发现题诗中漏掉一字，立即返回，告知先生。先生马上又重书一幅交我，同时将第一幅补上一小字，微微一笑，说：“废物利用，送给你了。”我受宠若惊，连连道谢。
有一次我拿了一本各界名人题字绘画的册页，请启先生画画，他画了一幅“墨兰”，而后将这本册页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对那么多的名家他大都不置可否，只对刘开渠的荷花和潘素画的青绿山水颇为欣赏，说还有点意思。他发现陈荒煤题写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中的“俯”字把左偏旁写成耳刀，就用毛笔改过，改得十分巧妙，几乎看不出痕迹。
1989年9月4日上午我受朋友之托，携溥儒一幅画和两个扇面，请启先生鉴定并题跋，启先生把玩之后认为是真迹。那画上有溥儒所题：“鱼戏多深藻蝉鸣但放林 心畲”，并钤有两章，启先生又题：“水阁观鱼图 畲翁之真迹也 得者宜珍惜之 启功题”，并钤上“启功之印”和“元白”二印。两个扇面无款，启先生分别题了：“此心畲临书谱真迹也，未著款，令今日使观想见当时落笔之兴 启功”，“此心畲翁真迹也 观之想见挥毫逸兴 启功”。前者钤两印：“启功”、“元白”，后者钤一印：“启功”。
启功绘赠邹士方《墨笔兰草》
题跋后，启先生意犹未尽，侃侃而谈。
他说：我主张学古人，不学今人。学古人，因古人的材料、工具、技巧同你现在不同，你学来学去不能酷似，只好逼你走另一条路，这样容易形成你自己的风格、结构。学今人，特别是活人，你的材料、工具和他差不多，容易学得像，特别是有人再指点你，手把手教你，这笔如何如何，手如何如何，越学越像。又容易看到活人写字的情况。学来学去，只是形似。现在有几个本旗兄弟学我的字，还有一位内弟学我。东北还有一位。我对东北的那位说，你不要学我，他不听。有一天他去荣宝斋，见到我那几个兄弟和内弟的字，才说我今天算明白了你的话。
他又说：突然让我当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罗干请我和萧乾吃了顿饭。估计是让我把文史馆的书画家团结起来，老的死了不少，又新进了一批，如黄均。工笔画容易越学越死，黄均还不错，还活。溥心畲是黄均的老师。马上让我去西安参加西北几省的文史馆会议，让我发言。我说诸位都是老前辈，这是实话，我到文史馆才两个星期，大门冲哪儿开还不知道呢。我提前去了一天。
启功在全国文联代表大会上 邹士方摄（1988年11月）
与相熟的朋友相处，启先生总是那么胸无城府，快人快语，口无遮拦。有时他的直言不讳，令我目瞪口呆。
也就是1982年10月10日那天下午在小乘巷他的寓中，我同他谈朱光潜先生，他说：“我对朱先生十分尊敬和佩服，青年时期我就读过他写的《谈美》，写得深入浅出，给我印象很深。你说朱先生是唯心主义，他却能对美的问题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如这个暖瓶为什么这样美？你唯物主义解释不了。批判人容易，真正树立点东西很难。你说他这不对，那不对，对的是什么？你也说不出来。鲁迅总批判别人，他到底有什么巨著？……毛泽东倒有《矛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88年6月18日晚启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寓中与我聊天。他说：“古之泼墨，不是真让你拿大碗水泼，刘海粟简直是‘开哄’。”
1988年11月8日在全国文联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启先生说：“听说美协不选范曾当代表，这不太合适吧！选谁不选谁也需要看影响啊！”
启功（前排左一）与钟敬文（前排左二）、常书鸿（后排左一）在全国文联代表大会上 邹士方摄（1988年11月）
听了这些“石破天惊”的话，我明白了启先生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实在不足为奇。
启先生无处不在的小幽默显示了他的达观和乐天。
还是20世纪80年代在小红楼，他对我说：“我一吃饭就犯困，像动物园的老虎要打盹。”启先生被世人称为“国宝”级大熊猫，他家的墙上就有一张照片，那是他在竹林中，手抱着一根大竹拍的。照片上他圆墩墩、笑眯眯，真像大熊猫。现在先生怎么又自称老虎了？
1989年9月4日启先生在寓中对我说：“我现在哪儿都不愿意露面，恨不得别人忘了我。我现在腿、手都不行，祖师爷要不给饭吃了。我是‘鸟’乎，比‘乌乎’差一点！我血压高。北医三院年年派医生来检查，第一年让我躺着量血压，一量说血压计坏了，啪啪拍了一下，水银柱还是上不去。第二年又来，又坏了。第三年才量好。”
“我的腿用时疼，不用时不疼，反作用服务。”“黄胄办炎黄艺术馆，让南方口音一讲变成了‘阎王’艺术馆。”——启先生随时都找乐子逗人。
启先生刚当上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不久时，他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文史馆副馆长吴空本姓韩。我们说你是‘悟空’，我们是‘八戒’。”
1989年9月4日他在寓中对我谈起共同的朋友许进（许德珩副委员长之孙）：“许进是假高干子弟，许老不过是一个教授。”这就完全不是小幽默了。
1984年11月他同我说一个笑话：“有一位先生走到坟地里，看见一个鬼魂到处游荡。这位先生对鬼魂说：‘你怎么不在自己的坟里躺着？’鬼魂回答：‘不瞒你说，我没脸在坟里待，你看看碑上那些溢美之词存心不让我安宁！现在从我坟前过的人都骂我。’”我还没回过味来是怎么回事，先生又笑着说：“现在有人给我戴高帽子，说什么我是‘天下第一笔’，我根本没有讲过。吹捧我的文章太多，这不是捧杀我嘛！这是存心让我死后都不得安宁啊！”
启先生为郁风、黄苗子的书画题字，落款为“启功敬题”。郁风坚请他把“敬”字去掉，他却说：“我改名了，叫启功敬，你不知道吗？”
二、2003年秋冬：病中启功先生的才思和急躁
2003年9月25日上午10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拜谒启功先生。启先生已91岁高龄，须发皆白，仍是白面团团，笑容可掬。但目力不行，眼底出黄斑，大字写不了，小楷勉强还可以。耳朵听力差，同他说话要大声，否则听不清。他的思维已不如从前那样敏捷，脾气似乎也不够好，时时起急。
启先生坐在桌子前不能站起，他对我说：“前几天我摔了一跤，摔得头破血流。”他又自嘲地说：“现在脑子也不好使。昨天下午本来约好去系里与研究生见面，结果我睡过了头，没去。”
先生正在一本册页上写小楷，他说：“这是田原的。”我对先生说：“近来我也在画画。”先生说：“拿来我看看。”我从包里取出几幅拙作，都是写意花鸟、山水。先生对一幅“黑天鹅睡莲”颇为赞赏，我忙说：“请您给写几个字。”先生说：“我考虑考虑。”他执笔凝思片刻，指着画说：“这是小莲花，这是天鹅。”我答道：“是，是。”他问道：“怎么你的名款这么靠下？”我说：“我想多留一点空间和空白。”先生批评说：“那你还不如写到外面去呢！”这时来了好几个电话，都是慰问先生的，先生一一作答，这样一干扰，完全打断了先生的思考。
外面一片人声，原来是先生的研究生来看望先生，他们抬进一个大花篮放在房间地上。先生与来客一一握手后，对研究生问话。他对女研究生孙霞说：“你论文写什么？”孙霞说：“我写吴炳。”先生坦率地说：“吴炳，我不知道。”孙霞告诉先生：“他是明代戏剧家，写《绿牡丹》剧本的。”先生又实事求是地对孙霞说：“《绿牡丹》小说我知道，吴炳我不知道。过几天你去图书馆给我借本明代戏剧丛刊，我看一下。借给我书，一定要说什么时候取，不要忘了。这一套书丢一本，就不好找了。”先生这样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仍然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活到老学到老，真令人感动。而先生对图书文献的爱护超出常人，令人钦佩。先生又问另一研究生张洪兴：“你写什么论文？”张答：“我写庄子寓言。”先生兴致勃勃地说：“庄子我知道，看过也点评过。过去有沈氏三兄弟。老大沈士远专讲《庄子·天下篇》，外号叫‘沈天下’，老二沈尹默，老三沈兼士，我都认识。老三在辅仁大学。庄子认为人性是好的。”先生问另一女研究生：“你论文准备写什么？”对方答：“我准备写关于文献的。”先生谦逊地说：“文献我没研究，你说说文献两字的本意是什么？”对方答：“文是文字，献是贤人，这是孔子《八佾》篇说的。”先生幽默地说：“清朝的档案就可以叫文献，我不行，我今年91岁，是民国二年，1912年生的，没赶上清朝，我的不能叫文献，只能叫‘献眼’。”先生又滔滔不绝地说：“过去我的一个研究生专门研究文献，成就大大超过我。后来让他当副校长，我看他当校长都行。他要是一当，校长、党委书记都没戏了。正像美国‘9·11’，飞机一冲，大楼就倒了。后来他去世了。”先生又询问另一女研究生：“你研究什么？”对方答：“我研究子弟书，准备把子弟书和其他快书、评弹一块儿研究。”先生说：“这不行，放到一块儿不行，不一样。评弹开头是八句诗。过去有个叫德寿山的，跟我叔爷是朋友。他能现场编词，把来宾和听众的事都编进去。那时冯玉祥的部队胳膊上裹着白条，上面写着‘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德寿山开场诗就把这编进去，博得喝彩。可有时编不好，也挨打。我那时很小，在铺着绒的桌子上爬来爬去，听德寿山说书。骆玉笙唱大鼓《剑阁闻铃》，学的时候中间就少了一句，她一直这么唱。我听了，给她指出来。过去评弹、大鼓很不容易，如《昭君出塞》，开头引的是杜甫的八句诗：‘千村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紧接着又作了八句诗接上，很不简单。你杜甫不是高明吗？我不比你差。过去有‘眼前美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可艺人不这样。那是题黄鹤楼的诗。黄鹤楼毁了，新的我没去过。”
启功与他的研究生孙霞 邹士方摄（2003年9月25日）
先生在四个新考上的研究生的“培养方向表”上签名，一式两份，写得很慢。签日期时他问：“今天几号？”众人告诉他几号。研究生们告辞，先生欠欠身表示道别，又笑着说：“刚才我说了什么话，我现在都忘了。”
先生此言何意？是说自己健忘，还是表示自己刚才那一番话姑妄言之，不足为训呢？
这是大智慧。
两个月后的12月4日上午9时半我又拜谒了启先生。
先生身穿一件深蓝色毛衣，腰间挂着一个透明的塑料尿袋，里面满是尿液，坐在椅子上不方便站起来。见到我进来，他连连抱拳致意。
我坐定后，他问我：“你现在干什么呢？”我答道：“我在《中国》杂志社负责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我问他：“您上次摔跤后，现在是不是好点了？”“我现在站起来很困难，走不了路，只能用四个铁脚了。”他无奈地笑着。我知道他所谓的“铁脚”说的是在他面前的助步器。
我拿出一本60年前的画展签名簿请他看：“这有一个好东西，请您看看。这是60年前我母亲在中山公园开画展时的《题名录》，上面有您的签名。”我翻开这本《题名录》给他看。他看到一页上有“启元白”三字，笑了。我说：“这是您的签名，您那时才30岁吧。”在“启元白”三字旁边是名画家王森然的签名。我又翻了几页，上面分别有马晋、惠孝同、周元亮、郭风惠、俞致贞等名画家的签名，启先生说这几个人他都认识，他感叹地说：“都不在了。”我又拿出我母亲画的两个工笔扇面给他看，一个是“群蝶”，一个是“柳叶鸣蝉”，先生连说“画得好”。我说：“我母亲马志华毕业于京华美术学院，是于非闇和赵梦朱的学生。”先生说：“当然画得好。”
我拿出两个“中国美协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封，请先生签名（上面已有黄永玉、白雪石、丁聪、刘勃舒、杨力舟、王仲等画家的签名）。他拿出放大镜，仔细地看上面的签名，看到“丁聪”时，说：“他死了。”我忙说：“没有，前几天我还见过他呢。”先生歉意地说：“记错了，他是画漫画的。”先生拿出签字笔在两个信封的右下角签了“启功”两个小字。我说：“您签得这么小，太谦虚了。”
这时有四位启先生在辅仁大学教书时的老学生来访，两男两女，都在60岁以上。一位女士送给先生一本画册，说：“我一直在美国画画。”先生说：“王世襄，你认识吧，前两天报上登了好大一篇。”先生站起来迎接来宾，一直没坐下。一位男士按着先生的肩，让他坐下。先生急了，大叫道：“你坐下就行了，不要管我，我得慢慢才能坐下。”那人还按先生，先生又大声重复刚才的话，非常急躁。10多年前，我根本没见过先生发过脾气，这回可开了眼界，也许是老病的缘故吧。先生好一会儿才坐下。
启功（左）与邹士方在家中交谈 查浚摄（1982年）
我拿出相机把壁上悬挂的启先生早年所作墨笔兰草拍下来。在这幅画的左边，有三幅山水中堂。其中一幅也是先生早年所作，还有一幅两侧绫边上全是张大千的题跋。我退到门口，拍了一张。启先生不悦，说：“不要照相，我的眼底有黄斑，怕闪光灯。”我忙说：“不照了，不照了。”那位女画家本来也拿出了相机，这时也说：“我也不照了，不照了。”我将女画家的画册看了一下，知道她名叫曾幼萍。
先生似不愿意我旁听他们的谈话，我忙起身告辞。
在距我访见他一年半之后，启功先生于2005年6月30日以93岁高龄驾鹤西行。
我以为过多空洞的溢美之词只会使先生地下不得安宁，因此我在此只是回忆了他与我交往中的所见所闻，力求原汁原味，勾勒出一位平民化、世俗化的真实的启功先生，以表我对他的怀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