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军装
——忆母亲
在十三年前的一个春寒料峭的季节，我接到农村老家大弟拍来的告母“病重”的电报。电报并未要求我回家，但我凭直觉，断定这份电报就是噩耗。母亲病重已多年，折腾得总想安乐死，但她从未在儿女面前叫过苦，并不允许家人将她的病情告诉我。她说：“人总是要死的，何必连累活人！”她一生总是为别人设想，临死不变。我虽然断定这份电报就是噩耗，但仍存有一点侥幸心理，总想赶回家能见上她一面，为她送终。但当我赶入家门时，没有见到她倚门而望，热泪伴着盈盈笑脸的身影，只见堂屋中摆着已经封殓的棺材，棺材前点着一盏其光如豆的神灯。这时，母亲一生的辛酸史，夹着她对我的千般抚爱、万般期待，从我脑海中一晃而过。我尚未哭出声来，就瘫倒在棺材前，不省人事。后来虽然醒过来了，却卧病在床，在办丧事的过程中，没能采取任何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更不用说尽孝心了。
自此之后，我没有回老家为母亲扫过一次墓，也没有沉下心来怀念过她。不是不愿，而是不忍和不敢：怀念是痛苦的，特别是怀念含辛茹苦一辈子的母亲。她出身贫苦的农家，早年丧父，十二岁作为家累卸给我父亲成为童养媳，大半辈子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为了母爱，她要付出比一般母亲更高昂的代价。
时间能够冲淡一切，她离开我已十多年了，距离越来越远，才敢逐渐接近她、想起她。她生前的一些生活断片和细节，因某种触媒，冷不防地就从脑中浮泛了出来。
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有一家合资公司发给与会代表一张买高档西装的优惠卡。我因生活条件在不断改善，又时有应酬宾客和出国访问的任务，就持卡去购买了一件。在买西装的前前后后，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不时浮现出母亲为我制作“童子军装”的情景。由于这事不是太辛酸、难忍，我也就没有对自己的思绪下剪刀。
那是一九四七年，我正在青天白日旗下读高小，学校当局决定，每周例定设童子军操课，上课时必着童子军装。它既是体育课，也是操行课，县里还不时派官员来“督察”，学生非参加不可。我的服装一向是由母亲用大人穿破的衣服改做的，家中没有经济实力为我特做或专买这样的衣服，所以一直不敢向父母开口，只想蒙混应付过去。但学校“训育”老师已三次将我从童子军操的队伍中拉了出来，并扬言“如再不着装将开除学籍”。我怕丢了学籍，不得不请假回家向父母提出恳求。父亲骂骂咧咧数落了学校和我一顿，制装的事根本不予理睬。母亲却站在我一旁，先是向父亲说情，继是与他争辩，热战了两天两夜仍无结果。可我是不见衣服不去学校的，死乞白赖、横蛮无理在家里使性子、耍脾气。母亲见我心事重重、心情沉重，就撇开父亲自作主张摸着我的脑袋说：“活人还被尿憋死！这事我包了！”她已拿定主意，决定向邻居借布，为我剪裁制作一套童子军装。
我知道，母亲在村里是个剪裁里手，她能量体裁衣，邻里不少大人、小孩子的衣服都是求她剪裁的，婚嫁的礼服更得求她这一高手了。但她只熟稔剪裁对襟衣、开襟衣、灯笼裤之类的传统服装，对中山装、青年装之类的新式服装，却从未缝制过，也很少见过。她应承制作类似中山装的童子军装，无疑是次迫不得已的冒险。
童子军装的布料是黄色的卡其布，次的也得用黄竹布。但这样的布料，在当时的穷乡僻壤中却是奢侈品，只有富裕家庭才有。农民家只有一色的家织布。这布是人工用纺车纺的纱线，往往粗细不匀，还间有结疤，然后使家用织布机编织，又往往厚薄疏密不匀，很不美观，但价廉耐用。母亲从不向富裕人家求贷，一怕狗眼看人低，二怕还贷不起，她向穷人家借来的只能是家织白布。为此，她再三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将就将就”。
母亲为找童子军装的样子来“依样画葫芦”，跑遍了整个村子。好容易在一家找来了一套破旧不堪的军装。这军装已面目全非，补丁叠补丁，样式模糊了，线路不清了，母亲将它翻来覆去，拎着端详，摆着端详，左比划、右比划，整整端详、比划了一天一夜，才敢下剪刀。
剪刀下去了，咔嚓几下，就听见她唉声叹气起来，原来她借的布，尺寸是可着我的身子量的，没有计算出兜布。裤兜还可含混过去，左右裤线上开两条缝，明有暗无的虚设，也是可以遮住人眼的，但上衣的四个兜都摆在明处，不好欺人耳目。母亲为此犯难，问我“兜能不能小一点”。我觉得太难为她了，再说有聊胜于无，只要可以交差，能保住学籍就可，便说了声“行”。
母亲熬了两个昼夜，一针针一线线地缝了拆，拆了缝。她时而比着旧军装，时而比着我的身架子，终于大功告成，叫我试穿一下。农家没有大镜子，且眼不见为净，不管它。但母亲的眼睛却死死盯在上衣的四个兜上，不断地摇头。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低头一看，才发现四个兜大小不成比例，且安置得不是地方，总之，显得极不协调，像是赘生的尤物，我不由得皱起眉头。
母亲为此不断向我表示歉意，也不断安抚我：穷人的孩子不要跟人家比穿着，要比志气，比学习。为此，她引经据典，这经典，有的是她亲眼目睹的，有的是代代口耳相传的，如“囊萤夜读”“凿壁偷光”之类，总之，都是些苦学成材的典型。她在安抚我时，也发了不少牢骚。在她看来，学校搞童子军操，着童子军装，完全是瞎胡闹，学校除了操功课，还操他娘的什么军操；她还认为，衣服上裁那么多兜，也是瞎胡闹，对襟衣、灯笼裤，省料省工又舒服，人活着，何必自找麻烦……
母亲为制作童子军装付出的操劳，对我表示的歉意，进行的安抚，以及为此所发的牢骚，我很能理解。这童子军装虽然料不好，做工不好，但我不忍心苛求，好歹就是它了。可童子军装需要黄色的，而它的布料却是本色的，该怎么办？
我犯难，母亲却若无其事。她叫我上山采一种名叫黄珠子的野果。这野果我知道，是一种灌木果，里外呈黄色，棱状壶形，时当盛秋，漫山遍野都可找到。我遵命上了山，大自然对穷人是很慷慨的，不一会儿，我就摘回一筐这样的野果。母亲将它们捣成烂泥，滤渣过汁，按她熟知的比例兑了水，和童子军服一起熬煮，边煮边搅拌。待到一定的火候，取出漂洗，一件本色的童子军服就成黄色的了。她还边染边传授给我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染青色的用什么野果，染蓝色的用什么野果，掌握怎样的兑水比例和火候，说来如数家珍。原来这些都是她作为家庭主妇的主要课业，全家人所着的新装，都是经她手着的色。
待童子军装上色晾干，我就赶回了学校，在例行的童子军操课上，我穿上母亲缝制的衣服，终究“着装”了。老师一声“立正”，我昂首、收腹、挺胸、并膝、眼睛平视前方，动作做得很规范。但当“向左看”一声令下时，我感到后人不是在看前人鼻端，而是人人都探头探脑地看我，浑身很不自在。临到“稍息”令下，队列就乱了，有交头接耳的，有掩嘴葫芦笑的。我意识到他们在笑我、说我。这时，我只能耷拉着脑袋，胸挺不起来了，四肢酥软了，动作跟不上号令，左、右、后转总是弄错了方向，老师不断地训斥我，上前手脚并用地纠正我的动作。我越怕招人注意，越是成了大家注目的焦点。有时，老师还将我叫出队列，要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所学过的动作重复一遍、两遍，甚至无穷遍。我觉得他在恶作剧，是在当众出我的洋相，出我母亲的丑。当时，真恨不得手中有一杆枪，由童子军变成正规军，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那时，上一次童子军操课，我就要登台献一次丑。我出丑固然是童心所受的凌虐，但连及母亲的尊严所受的侮辱，是最不堪忍受的，所以每逢假日回家，从不忍在母亲面前提及童子军装的遭遇。
也许是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场上的节节溃败，对自己来日无多的局面已了然于心了，他们已无意整肃军容，培备准军人了，童子军操课很快就停了，因此我的童子军服也就躲进了箱底。后来，母亲将它改做了弟妹的衣衫。
这已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这一代，包括我儿子辈和孙子辈已解决了温饱问题，不必为生存而尝尽辛酸，绞尽脑汁，并付出牺牲。这庶几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但我想，当今世界，也许还有不少小孩在过着我过去那样的童年，仍有不少母亲像我母亲那样，为了儿子的生存，在苦海中挣扎着，因此，我才不惮其烦写下了我母亲的身影，写下了她为我制作童子军装的情景。
一九九五年清明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