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英国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英国诗歌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时期是英国诗歌史上继莎士比亚时期之后的又一影响深远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托起了诗坛上的五位巨擘：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雪莱、济慈。而济慈是此时英国诗歌的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中国学者王佐良指出：“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是浪漫主义的创始者，拜伦使浪漫主义的影响遍及全世界，雪莱透过浪漫主义前瞻大同世界，但他们在吸收前人精华和影响后人诗艺上，作用都不及济慈。”从这一精辟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济慈在英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济慈是英国浪漫主义五大诗人中出生最晚却逝世最早的诗人。他的父亲是伦敦一家代养马房的马夫领班，他与雇主的女儿结了婚，继承了这份产业。济慈的母亲生性敏感，对子女极为慈爱。约翰·济慈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其中一个在婴儿时夭亡），一个妹妹。济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早年只进过约翰·克拉克为校长的私立学校。8岁时，他父亲坠马身亡；14岁时，他母亲死于肺痨。虽然济慈的外祖母留给孩子们八千英镑，然而因为这笔遗产，济慈在有生之年始终在打官司。孩子们的监护人理查德·阿贝令15岁的济慈离开学校，到外科医生兼药剂师哈蒙德手下当学徒。济慈19岁时进入伦敦盖伊氏医院学习，次年当上了药剂师。这都违背了济慈本人的意愿。不久，他便不顾监护人的反对，放弃行医，专门从事写诗了。但济慈的心情并不轻松。他的大弟乔治和新婚妻子移居美国，因投资失败，陷于困境。济慈本来手头拮据，现在必须以文字工作来弥补家庭收入的不足。他的小弟托马斯染上肺病，病重时，济慈一直在病榻旁侍候，直到小弟病故。这时他23岁，自己也染上了肺病。差不多与此同时，他认识了芳妮·布劳恩小姐，并深深地爱上了她。芳妮是个漂亮、活泼的18岁少女，有一个敏捷、聪明的头脑，她真诚地爱着济慈。次年，济慈与芳妮订婚。但他越来越坏的健康状况和微薄的经济收入使结婚成为不可能，这使他陷入极大的痛苦中。贫困的压力，婚姻希望的破灭，疾病的折磨，恋诗情结的纠缠，这些一直伴随着他到生命的终结。

在英国的大诗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比济慈的出身更为卑微，这使他有机会了解下层社会。他本人经历了人世的艰辛和苦难。他在《夜莺颂》里唱道，他企求“忘掉这里（人世）的疲倦、病热、烦躁”，忘掉“人们对坐着互相听呻吟/瘫痪病颤动着几根灰白的发丝/青春渐渐地苍白，瘦削，死亡”。这些，正是对他亲身经历的苦难的表述。他的另一部作品，根据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中第四日第五篇故事梗概创作的叙事诗《伊萨贝拉》中，有整整两节写到伊萨贝拉的两个哥哥继承了祖上留给他们的遗产，这些财产是靠残酷剥削工人的血汗而积聚起来的。诗中描写了矿工、收集金砂的工人、工厂里的工人，以及为雇主捕猎鲨鱼、海豹的工人们的悲惨处境，多少劳工“在茫茫无边的水深火热中受苦”，而财主对待雇工则等于“架起刑具在杀戮、屠宰”。这些细节是薄伽丘原著中所没有的，是济慈加上去的。20世纪爱尔兰作家伯纳·萧指出，这几节诗中所描写的场景集中表现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资本剥削的原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些诗节反映了济慈所体验到的人间受压迫者的苦难。这种苦难意识同济慈的诗歌才华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他在《海披里安的覆亡》中指出：

没有人能达到诗歌的高峰，

除了那些把人世的苦难当作

苦难并为之日夜不安的人们。

这种苦难意识使济慈的诗歌带有民主主义精神，而民主意识正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特征之一。

济慈曾一度被认为是一个专门讲求官能享受的、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20世纪以来，评论家和读者逐渐改变了这种片面的看法。经过对济慈的全部作品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济慈是一位艰苦而执着地思考人生、追求诗艺，具有民主精神的诗人。济慈蔑视权势，在十四行诗《写于李·亨特先生出狱之日》中，他抨击“权贵的宠仆”，指出“当权者喜欢奉承，而贤者亨特／敢于进忠言，于是被投入牢房／他依然自由，如云雀冲向上苍／他精神不朽”。济慈崇尚自由，当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他在十四行诗《咏和平》中呼喊道：“宣布欧洲的自由／欧洲啊，不能让暴君重来”，“打断锁链！……／叫君主守法，给枭雄套上笼头！”济慈同情民族解放，在十四行诗《致柯斯丘什科》中，他对这位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唱道：“你的伟大的名字／是一次丰收，贮满了高尚的感情。”济慈抨击专制，在《写于五月二十七日，查理二世复辟纪念日》一诗中，他猛烈指斥1660年英王查理二世的王政复辟，认为这是英国人“最可怕、最肮脏的耻辱”。济慈反对君主专制和民族压迫，向往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态度异常鲜明。在这点上，他与拜伦、雪莱是完全一致的，尽管没有像他们那样在作品中提出革命和改造社会的命题。济慈的民主精神不局限于具体的政治事件。在他的一些诗篇中，民主意识表现的范围十分宽广。如诗札《致马修》《致弟弟乔治》，十四行诗《致查特顿》《致海登》和叙事诗《圣亚尼节前夕》等篇，都表现出反对暴虐、压迫，崇尚善良、正义、纯真的精神。

济慈诗歌的主旋律是对美的颂赞。在《希腊古瓮颂》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格言：“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有的学者认为这句格言指的仅限于一只具体的希腊古瓮，就是说，这只古瓮上雕刻的人和物，具有非凡的美，这种美才是真实的。但济慈所说的真，是指经验。他在《恩弟米安》的开头就说：“美的事物是一种永恒的愉悦。”愉悦就是经验。强烈的经验通过艺术凝固下来，便成为永恒的美。因此，上述格言的内涵仍具有普遍的意义。济慈认为，美与真统一，就成了巨大的力量。他在《海披里安》中借老海神的口说：“美的就该是最有力量的，这是永恒的法则。”这里，美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只有新生事物才是最有力量的。把美与新生事物联系在一起，这是济慈思想的核心部分。在《夜莺颂》中，诗人所憧憬的美的幻境与生活中的苦难和不幸形成鲜明的对照。可以看出，诗人对美的向往是同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否定相联系的。因此，把他看作唯美主义者是不恰当的。他把希望寄托在美的事物上，他的理想就是新生的美。他在《海披里安》里写一位老一代女神，她放弃自己的宝座是为了让新一代神阿波罗登位，“为了一种新生的美”。这里，济慈对美的崇尚实际上是他的民主倾向的曲折体现。济慈在困厄的条件下所从事的诗歌创作，正是一种追求理想的坚韧不拔的实践。他的杰出的诗作本身就是他留给人类的一种不朽的“新生的美”。

济慈一生经历过许多困厄。除了贫穷和疾病外，他还经历过另一种困厄。1818年秋，《评论季刊》《英国评论家》和《爱丁堡布拉克伍德杂志》都刊登文章批判、诋毁济慈新出版的长诗《恩弟米安》，甚至对济慈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这对济慈的身心是一次大的打击。但这件事是否直接导致他的死亡呢？当时以及后来，都有人认为是这些粗暴批评“杀死”了济慈。雪莱在为济慈写的悼诗《阿董奈斯》的《前言》中称济慈“天性脆弱”，认为“《评论季刊》对《恩弟米安》的粗暴批评在他敏感的心灵上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由此引起的激动使他肺叶的血管崩裂”，以致后来出现的公正的批评“也无法挽救他”。拜伦写诗说：“是谁杀死了约翰·济慈？《评论季刊》杂志承认‘我，如此粗暴地，像野蛮人，这是我的功绩’。”但济慈不是这样脆弱的人。他虽然经历了痛苦，但他神志健全。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他的攻击是由保守偏见和社会等级的势利心态所引起的。他对《恩弟米安》已做出自己的评判：“我对自己的评判所给予我的痛苦超过了《爱丁堡布拉克伍德》和《评论季刊》所强加给我的痛苦。”他反省自己的诗作，进行自我分析。在英国诗人群中，能够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这样无情的解剖的诗人，是极为罕见的。济慈在求学时就是一个活泼的、爱争吵的孩子，因挥拳打架而出名。他从来不是弱者和懦夫。积极进取的精神贯穿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自我批评说明他具有探索真理、追求诗艺的非凡勇气。

济慈作为攀登诗艺高峰的勇者，其成长速度之快，没有别的诗人可与之相比。他在18岁之前没有写过诗，在这之后的几年中也只是写些纪念册诗篇，其中最好的不过稍稍像点样子。到了20岁，他突然写出像《初读恰普曼译荷马史诗》这样声调昂扬、风格庄重的十四行诗来。同年他又写出了《睡与诗》，在这首长诗里，他以过去的伟大诗人们为榜样，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诗歌创作进度计划。他提出：

啊，给我十年吧！我可以在诗里

征服自己；我可以大有作为，

听从我灵魂对我自己的指挥。

上帝很吝啬，没有给他十年时间。他自己也感到很可能早逝，于是以极大的紧迫感致力于诗歌事业。1817年他从事一项费力的工程，即创作上文提及的《恩弟米安》，四千多行的长诗。这是一部内涵极其丰富却又多处令人费解的寓言，体现诗人对理想女性的寻求和对超凡脱俗的完美幸福的探索。这首诗的许多章节展示了稳健的韵律、优美的修辞和成熟的诗风。出版后受到打击，却丝毫没有使他失去信心。他在完成这首诗之前就声称，他写作《恩弟米安》仅仅是当作“创作试验”，他已开始设计另一部规模更大的神话史诗《海披里安》。这首诗是以英国17世纪大诗人弥尔顿的长篇叙事诗《失乐园》为楷模，于1818年底动笔的。但到第二年八月，他放弃了《海披里安》的写作，使之成为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放弃的原因之一是他力图摆脱弥尔顿的影响。他坚持说：“我要独立地写作，诗歌天才必须设法自己超度自己。”他同雪莱已经结交，但辞谢了与之结成密友的机会。他说：“这样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发挥自己。”他摆脱了李·亨特的影响，以免获得“做亨特学生的荣誉”。他热心于学习前人，但他摆脱了一切对自己独创性的威胁。在剧烈的痛苦和骚动的感情中，济慈开始了为诗拼搏的进程。他说：“我从来不怕失败，我宁可失败，也要进入最伟大的人的行列。”从着手试笔起，仅五年时间，他达到了短促的诗人生涯的顶峰。他遍涉各种诗歌体裁，经历几次诗风的变化，终于写出了一系列惊世的杰作。特别是1819年的九个月，可被称为济慈的“奇迹时期”，在此时期内，他的六首《颂》一一问世，同时写成了《圣亚尼节前夕》《冷酷的妖女》《拉米亚》，以及多首十四行诗。仅仅这六首《颂》就足以使他不朽，尤其是《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和《秋颂》，已成为世界诗歌宝库中罕有的奇珍。他一生写出的六十多首十四行诗使他成为英国浪漫派中主要的十四行诗能手（另一位是华兹华斯）。他虽然中途放弃了《海披里安》的写作，但这首诗并不是完全模仿弥尔顿的作品，尽管有着弥尔顿风格的影响，它的恢宏的气度和铿锵的音调却是济慈的，体现了济慈自己的风格，其成就显然超过了《恩弟米安》，连拜伦也不得不称赞《海披里安》诗风“崇高肃穆，堪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相媲美”。他的《冷酷的妖女》以精确、严谨的歌谣体语言产生了令人战栗的艺术效果。他的三首叙事长诗《伊萨贝拉》《圣亚尼节前夕》和《拉米亚》都达到了用诗歌形式来讲述故事的高水平。尤其是《圣亚尼节前夕》，以其内涵的丰富和色彩的绚丽，达到了爱情故事诗的巅峰。济慈所有成熟的作品都具备诗人赋予的独特的品格。我们听到舒徐而优美的韵律，看到鲜明而具体的描绘。诗人把触觉的、味觉的、听觉的、视觉的、运动的、器官的各种感觉组合起来，成为整个经验的总体感受和全面领悟。诗人对于身外客观事物的存在，产生极度愉悦的感觉——诗人似乎失去了自我意识，与他所沉思的事物融为一体，这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客体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作用的实际体现。还有凝练而精妙的遣词造句，使人想起莎士比亚。通过丰富的官能感受，诗人把各种经验合成一种不可分割的体积，奇特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从愉悦中发现忧伤，从痛苦中找到欢乐；极度深挚的爱情对于他有如死亡的临近；对于“怠惰”，对于思索，他同样向往；他清醒地意识到梦幻世界的无限吸引力，又明白地懂得现实世界的巨大压力；他同时追求社会责任感和美学超脱，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他写出的杰作使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进入了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人的行列”。

济慈的书信，比他的诗作毫不逊色。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诗作中所生动地表述的矛盾和冲突，他首先从自己的脉搏上感到了。这些书信揭示出，他在苦苦地思索人间苦难的问题；在发现了“世界上充满贫困、疾病、压迫、痛苦、伤心事”之后，他思考着怎样去理解人的生存。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拒绝用单纯的传统哲学原理和绝对的宗教信条来代替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生经验，以取得心灵的平衡，这说明他到死也没有退缩。他似乎在计划采用新的题材，走新的路子，但是，重病和紧接着的死亡干扰了他。

1820年2月，济慈肺部咯血。他正视现实：“那血对我是死亡警告。我必死无疑。”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他不断咯血，急剧地消瘦下去。到秋天，他接受劝告到气候温和的意大利，由青年画家约瑟夫·塞文陪同前往。1821年2月23日，他客死罗马，被安葬在英国新教徒公墓，年仅25岁。墓石上刻着济慈自定的铭文：“用水书写其姓名的人在此长眠”。凡是熟读济慈作品的人，无不感到这样一位非凡的天才却英年早逝，是上帝的不公，是诗的悲剧。如果天假以年，他能够达到怎样的成就，是难以预料的。但是人们公认，当他24岁停笔时，他对诗坛的贡献已大大超过了同一年龄时期的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

这部《济慈诗选》译本根据的英文原文选自加罗德（H．W．Garrod）编的《济慈诗歌全集》（The Poetical Works of John Keats），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同时参考福尔曼（H．Buxton Forman）编注的《济慈诗歌全集》，牛津大学出版社1931年版；塞林柯特（E．de Selincourt）编注的《济慈诗歌全集》，伦敦麦修恩公司1926年修订版，以及其他版本。译者选诗的原则是：凡济慈的优秀作品，尽可能选入，如六首《颂》诗，三首长篇叙事诗，抒发诗歌观的长诗《睡与诗》，绝大部分十四行诗，及一部分经过挑选的抒情诗、歌谣等。他自称为“诗的传奇”的长诗《恩弟米安》，虽有作者不满意的地方，但其中很多章节充盈着丰富奇丽的想象，体现了非凡的诗美，而且此诗引起当时评论界的轩然大波，为后世读者所关注，所以译者认为有必要选入。神话史诗《海披里安》，诗风雄健沉郁，诗艺更为成熟，虽未完成，但有很大代表性，理应收入。因此，这个译本可以说包含了济慈的几乎全部重要作品。济慈的书信，其重要性不次于他的诗作，但这些书信的价值主要在文艺理论的探讨方面，有别于文学创作，限于体例，未予选收。

《恩弟米安》和《海披里安》两诗，故事线索繁多，为使读者阅读方便，译者在两诗之后各附加了《内容概要》。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各诗加了脚注。又为了方便读者检索，特别是与原文对照检索，每诗都加了“行码”（译文都是等行翻译）。

译者遵循神形兼备的译诗原则，既要保持原诗的风格美、意境美，也要尽量体现原诗的形式美、音韵美。译诗的汉语的“顿”（每顿中包含一个重读）代替原诗英语的“步”，译文诗行的顿数与原文诗行的步数相等（这方面译者学习了卞之琳先生的经验）。关于韵式，译文几乎全部依照原诗的安排。译者认为，文学翻译不同于文学创作，既然是翻译，就应当把原诗的内容和形式都传达给读者。而且，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只有同时传达两者，才能传达全貌。否则，就有违于翻译的根本原则：信。有人认为以顿代步和韵式依原诗的译法会产生“削足适履”，或把足拉长以“适履”以及因韵害意的弊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译者认为，只要以“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去苦心求索，惨淡经营，这种弊端是可以尽量避免的。事实上，也不存在一种十全十美的译法。译者愿意不断进行此种实验，本书就是这种实验的新结果。译者将听取意见，总结经验，以利于今后译诗工作的改进。

诗人、翻译家朱湘，查良铮（穆旦）和朱维基在译介济慈诗歌上做过开拓性工作。中国的读者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译作也给了我教益。

本书中古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姓名的译名，主要参照《希腊罗马神话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个别译名，译者作了变动。

屠 岸
1995年5月—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