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学术之变迁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
近代学制变革极大地影响着彼时新式学堂的教育改造，尤其是《高等学堂章程》等“章程”的设置与颁布，更是影响到近代学术的变迁。“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作为近代学术变迁的重要一环，不可避免受此影响。由于“人伦道德”与“经学大义”被置于近代大学堂的经学科、文学科、工科、农科、预备入医科等各科目之首。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近代大学的“中国文学门”将“说文学”“音韵学”“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群经文体”“各种纪事本末”列为必修课，成为彼时编纂中国文学史必须遵循的方向标。尤其是，黄人、林传甲等编纂者对中国固有之学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主张恢复人伦道德，因而，他们在参考《高等学堂章程》等“章程”编撰中国文学史之时[1]，往往将“音韵学”“文字学”等“小学”内容编入其中，从而主动践行“依自不依他”的文化传统。这些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均有着本质的影响。同时，黄人、林传甲等编纂者突出“小学”治学的传统，强调以音韵为根、重视方言研究，主张承继“小学”的同时应与“今之各国文字等”相通以顺应时代需要，进行自我改造。故而，从黄人、林传甲等编纂者的经历、思想、价值观及学术自律行为看，上述认识亦深深影响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及方法论，进而促使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关注文学的地域性差别以及学术的自我改良等方面，最终主导彼时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选择。
第一节 近代学制变革、学术变迁与“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设置
近代学制变革，对新式学堂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自1898年至1910年，近代中国处于急剧变革的动荡时期：“甲午”战败，“戊戌变法”亦以失败告终，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侵，内忧外患之种种终致人心惶惶的程度前所未有。彼时有志之士或心存畏惧、或思穷变通，莫衷一是。不过，以“图强”为旨的维新变法，客观上促使了近代学制的变革；即使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但变法所议创办新式学堂却是唯一仍坚持实施的内容。由此可见，基于“变法图强”之思，这场变法对创办新式大学堂的最显著作用则是对教育“致用”的张扬。
一 “致用”意图下近代学制变革与“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设置
1901年9月，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办山东大学堂折》，云：
臣伏维（惟）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顾学校不难于大兴，而规制实难于妥拟。盖各国学校之制，大都因时以损益，历久而观成。中国则古制就湮，事同创始，既不可徇俗以安于简陋，亦未可骇俗而病其繁难，使等级不至相陵，规模于焉大备，庶几人易从学，学易收效，而才彦乃可期蔚兴矣。臣识暗才庸，奚足以知大体？第念学校一事，人才所系，而治道因之，有不容置为后图者。[2]
所谓“治道因之，有不容置为后图”云云，深刻道出以“办学兴才”维护清廷正统，方是教育“致用”的关键。1902年2月13日，管学大臣张百熙《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更是强调教育变革势在必行，但认为应在不“伤国体”的情形下进行。[3]也就是说，变革教育实为“革政”思想的具体化。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1902年8月15日）亦云：
古今中外，学术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则一。值智力并争之世，为富强致治之规，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第考其现行制度，亦颇与我中国古昔盛时良法，大概相同。……大抵中国自周以前选举、学校合为一，自汉以后，专重选举，及隋设进士科以来，士皆殚精神于诗赋策论，所谓学校者，名存而已。故今日而议振兴教育，必以真能复学校之旧为第一要图。虽中外政教风气原本不同，然其秩序条目之至赜而不可乱者，固不必尽泥其迹，亦不能不兼取其长，以期变通而尽利。[4]
由此可见，于学堂求人才以沟通“中国古昔盛时良法”、致“富强致治”，大概是主张新式学堂创建不可废的最根本原因。不过，变革者虽认为“学校不难于大兴”，对如何妥拟规制等问题，却大犯困惑。由于强调教育致用，必然强调新旧思想的过渡，故而，袁世凯主张兴办大学堂应“治道因之”，并于“办法”条中强调：
因一时无所取材，故虽有大学堂之名，暂不立专斋之课，而先从备斋、正斋入手，俟正斋诸生毕业有期，再续订专斋课程，以资精进。其备、正各斋教法，以“四书”“五经”为体，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必须另设蒙养学堂，挑选幼童，自七岁起至十四岁止，此八年内专令讲读经史，并授以简易天文、地舆、算术，毕业后选入备斋。除随时温习经史外，再令讲求浅近政治，加习各种初级艺学，俟入正斋，再加深焉。庶先明其体，后达其用，功程递进，本末秩然。现当创办伊始，所有中学、小学以及蒙学，均尚在议而未设之列，只可先用经义史论考选学生，挑入备斋肄业。[5]
又，“条规”条云：
课士之道，礼法为先，而宗圣尊王，尤为要义。堂内应恭祀至圣先师孔子暨本省诸先儒，每月朔望，由教习率领诸生行礼，并宣讲《圣谕广训》，以束身心。若恭逢万寿圣节，暨至圣先师孔子诞日，均齐班行礼，以志虔恭。[6]
又，“课程”条云：
备斋以两年为毕业之限，温习中国经史掌故，并授以外国语言文字、史志、地舆、算术各种浅近之学。正斋以四年为毕业之限，授普通学，分政、艺两门。政学一门，分为三科：一、中国经学；二、中外史学；三、中外治法学。艺学一门，分为八科：一、算学；二、天文学；三、地质学；四、测量学；五、格物学；六、化学；七、生物学；八、译学。专斋则以两年至四年为毕业之限，共分十门：一、中国经学；二、中外史学；三、中外政治学；四、方言学；五、商学；六、工学；七、矿学；八、农学；九、测绘学；十、医学。学者各专一门。各斋学生，每日均须将功课分数填注日记，功课余暇，均须练习体操，每月均须作中西文字，每年春秋季考两次。此课程之大略也。[7]
据此，所授课程则以中国固有之学为主，兼及西学；经学依旧排首位，突出中国经史掌故，强调方言学即注重小学传统。且正斋、备斋、专斋每年的课程安排，着重突出“四书”“五经”、经义（性理附）、古文等内容。以上一切，均强调教改应维护“国朝正统”之意。[8]而后，江苏巡抚聂缉椝（1902年1月）、浙江巡抚任道镕（1902年2月）所奏《遵旨改设学堂琉》大意亦如此。河南巡抚林开諅《遵旨设立学堂谨陈筹备情形疏》直言：“章程则仿照山东学堂规制，由备斋、正斋而入专斋，次第毕业。”变革者在对学堂教育进行上述诸多探索后，最终体现在《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的设置上必然围绕致用的意图。[9]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全学纲领”第一节规定，指出：“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所谓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为根，即重视德育；“振兴实业”则是最终目的，实是对“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10]的最佳诠释。这两个《章程》在具体课程设置上，总体上是依循张百熙、袁世凯等奏折之意而加以细化的。
二 近代学术的变迁与“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设置
既然近代政治的变迁如此急剧与紧迫，那么，近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此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梁启超认为，思想的形成往往要借助政权，以“历史的无上权威无形中支配现代人，以形成所谓国民意识”，又说：“制度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故而，梁启超认为制度变革成功与否，往往与是否符合“民众积极的要求或消极的承诺”有着很大的关联。[11]据此视角反观近代的学制变革，可以发现学制变革者显然已意识到张变革应以满足人心、实现社会稳定为本；在未形成新的足餍人心的思想之前，当以“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并据“合理的箴砭洗练”为主[12]，而非照搬外来思想，以实现新旧思想的交接，以避免社会陷入无限怀疑与历史虚无的局面。从这个意义讲，近代学制变革者主张保持人伦道德、激发忠爱的做法，是符合彼时的时代大势，必然会左右彼时时代的主流思想。总的来说，这种政治变迁对学术的影响，诚如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儒学统一时代》所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是故政界各国并立，则学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师一统。”[13]这种思想切合了中西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当奏定、钦定《章程》被用于学制改革时，它是“政界”思想的体现；当它被用于指导学者编纂中国文学史时，则属于“学界一统”的范畴。因此，对各《章程》的解读当本着其两种身份的特殊情况，分别加以梳理。
首先，我们将对近代学制变革者于《章程》中设“人伦道德”“经学大义”，并置于经学科、文学科、工科、农科、预备入医科等大学堂所开设各科目首列的意图，略以申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于“着开办大学堂之上谕”中，强调学堂办学须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说“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14]这里的“圣贤义理之学”就是侧重强调儒家的人伦道德，是致用意图在思想层面的最重要表现。对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教育“根本”的原因，孙家鼐《奏大学堂开办情形折》（1898年12月3日）曾指出：“先课之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务使学堂所成就者，皆明体达用，以仰副我国家振兴人才之至意。”[15]彼时官方意识对这种思想的强调，一直延续至科举废除之后。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1903年3月）就主张以“改试策论经义”缓解“废去八股试帖”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认为“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人才接踵而不可胜用。胶庠所讲求者，无非实学；国家所登进者，悉是真才。政教因之昌明，百度从而振举”[16]，以此寻求必要的过渡方式。而对欲行废除科举，时人竞相谈“西学”而不谈“中学”，以致出现学术与思想断层明显，使得学人士子无所适从等情况，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1904年1月），曾指出：“议者或虑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兹臣等现拟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彰明矣。”[17]试图以“中体”为主导而进行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为此，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1905年9月2日）提出办法数端，以学堂替代执行科举之功用：一是，不论小、中、大学堂、通儒院皆当推崇经学，以消解“科举一停，将至荒经”及旧学后继无人的情况；二是，推崇“品行”，使“人人可期达材成德，自不至越矩偭规”，推行的具体措施是试图突出“人伦道德”；三是，“师范宜速造就”；四是，“未毕业之学生暂勿率取”；五是，“旧学应举之寒儒宜筹出路”。[18]后三条措施所欲施行必须以前两条为本，其最终目的是保持科举废除后的社会稳定与安顿人心。彼时变革者既然强调人伦道德与注重“中学”，则《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等开宗明义强调“人伦道德”“经学大义”，其所设各科课程均必开经学、小学诸学等内容，就是不得已的必然选择。——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人一再强调：“今学堂奏定章程，首以经学根柢为重”[19]。故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全学纲领”第一、二节规定：
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
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知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材之始基。[20]
可知近代学制变革者的主体思路与根本意图，虽在细节上略有差异，但在维护社会安定的主导思路上却是一脉相承的。可见，以“中学”为体、维护以“人伦道德”为本及注重传统学术的近代改良、教学等近代学制变革的重要内容，对近代学术的变化、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其间的影响必然十分深远。
其次，有鉴于此，有必要对《高等学堂章程》将“说文学”“音韵学”“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群经文体”及“各种纪事本末”等课程列为“中国文学门”必修课的原因，作进一步以说明。自1900年至1910年，当时社会上的主流思想是“改良”与“革命”思想的混杂与论争。不过，学界对这两种思想何种蔚为主流的争论，尚无定论[21]。这两种思想即是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破”与“立”两种行为倾向不同看法的代表，是对这两种行为倾向于维护当时社会稳定方面到底是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等看法的争论。我们很难加以决然分辨，更无法冠以对与错之分。尽管改良主义与革命主义，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与派别意识，它们在历史观、价值观与方法论等学术思想方面亦有诸多区别，但都与传统的儒家经学主流思想紧密相关。当时基于改良主义立场者，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主要强调以《公羊》“三世”张言进化，以今文经学“三统”张言社会因革，引经据典，寻求历史依托。典型之例，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的推行。而张扬革命主义者有章太炎等人，亦以孔子为“史家宗主”，云：“孔子，古良史也。”“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订孔》）[22]章太炎试图寻求传统史籍对彼时革命思想的支撑，以“开浚民智”。虽然章太炎尊重东汉古文经学，其《清儒》云：“治经恒以诵法讨论为剂。诵法者，以其义束身而有隆杀；讨论者，以其事观世，有其隆之，无或杀也”；而西汉经学“诵法既
隘，事不周浃而必次之，是故齵差失实”，而东汉则“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论其社会以观世，而‘六艺’复返于史”。由此，章太炎反对以“宗教蔽六艺”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借经言政”等情形，而主张“六经皆史”。[23]不过，这种主张亦有“经世”之意，显然受到章学诚“六经”皆“经世政典”“贵在持世而救偏”[24]的影响较为明显，“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是章太炎革命主张的最终目的，但这种主张亦以传统经史为主导[25]。可见，当时学界两股主流思想，其实是对儒家经典中的变易观、传统政治实践中的王霸杂糅作法所做的不同选择而已，相通之处均是回归到儒家“经史之典”中，寻求对其学术研究，进而为其政治抱负服务的意图。基于“引古筹今”及“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等意识[26]，儒学传统的复归成为当时学界两股主流思想共同的努力方向。
这种学术研究方法及功用目的对晚清学制变革者的影响十分深远。张之洞《劝学篇·同心》（内篇），曾说：
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祐，必有与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说，圣道虽高虽美，彼安用之？五经、四子弃之若土苴，儒冠、儒服无望于仕进，巧黠者充牧师，充刚巴度，充大写，西人用华人为记室，名“大写”。椎鲁者谨纳身税，供兵匠隶役之用而已。愈贱愈愚，愚贱之久，则贫苦死亡奄然澌灭。圣教将如印度之婆罗门窜伏深山，抱守残缺。华民将如南洋之黑昆仑，毕生人奴，求免笞骂而不可得矣。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执政以启沃上心、集思广益为事，言官以直言极谏为事，疆吏以足食、足兵为事，将帅以明耻教战为事，军民以亲上死长为事，士林以通达时务为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则洙泗之传、神明之胄，其有赖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国也，而孔子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孟子守王道、待后学，保教也，而汲汲焉忧梁国之危，望齐宣之王，谋齐民之安。然则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以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传》曰：“皮之不存，毛将焉傅？”《孟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此之谓也。[27]
张之洞虽然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合群”以“保种”的思路，却认为固有伦理纲常不能变，以“儒家经义”自古不变为由否定了一切革变行为，这与张百熙坚持学制变革当以不“伤国体”为本的思想相同。因此，张之洞《劝学篇·变法》（外篇）又说：“伦纪”“圣道”“心术”是“道本”，又说“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28]可见，儒家经义是变革者与反对变革者、改良主义与革命主义（如何变革）之间争论的焦点。——变革者利用儒经倡言变革，反对者则利用经学训义禁锢学士。正是基于“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等思想，借助儒家经义维护“圣教”、巩固清廷统治，就成为彼时学制变革者的共同意识。学制变革者变革的目的则以“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威则种不尊”为先导，进而设立“经学科大学”；且所有科类大学、各种学堂（大、中、小）均须授受经学，以维持“人伦道德”，倡国之威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