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发轫期，[1]此时国人所进行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不仅受启于近代“幡然思革”之潮，亦有“中西交通”的特殊背景；既与近代学制变革等有紧密关系，又是“西学东渐”下的产物。故而，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探讨“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舶来品”被引入之初所进行的“本土化”情形，亦可深入分析20世纪初期的社会转型、学术变迁、制度变革、价值转变乃至教育改革对彼时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以见及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中西交通”中进行艰难抉择与建构选择。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展开反思，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认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兴起过程、缘由及时代意义。相关研究有以下两大突出特点。
第一，对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等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草创期著述，进行个案研究。比如，黄霖《中国文学史学史上的里程碑——略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一文，认为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和编史体例的影响下，一批新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纷纷面世，使中国文学的历史批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样的时势下，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应运而生”。[2]此类研究思路主要从中国文学史学史的角度，以后出的文学史编纂理论与经验来反思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草创期的成就与得失。同时，学界集中于关注黄人《中国文学史》的成书过程、“文学观”与“文学史观”；[3]甚至，认为从“精神上之文学史”“实际上之文学史”“文学史研究自然不妨破成格而广取”及“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等方面看，黄人《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极高的学术价值”[4]。并且肯定黄人《中国文学史》所熟练运用的“辩证方法”与“比较方法”，对后世文学史的书写产生了影响。[5]同时，亦关注黄人《中国文学史》中的戏曲书写及其意义、小说史书写的特点及其时代特色，认为黄人《中国文学史》蕴含着极高的“小说分类学、小说目录学”等文献价值。[6]
学界亦深入探讨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过程、纂修特色及其时代意义。比如，栗永清《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一书，主要探讨近代“‘新旧’知识体系的冲突”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分析了“缺少‘专业兴趣’”的林传甲如何展开中国文学史的撰述。[7]与此同时，学界往往将黄人《中国文学史》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掀起了持续时间颇长的“首部文学史之争”[8]，而且认为清末民初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对两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均产生了深远影响。[9]大体而言，学界的比较研究，往往从史学观念、文学思想、著述精神、编写体例、“文学史的知识谱系”等角度加以展开的[10]，认为两部《中国文学史》各有特色，亦多有所开创。甚至，学界往往存在对“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教学时的观念没有得到整体把握，因此人们对他的文学史观念也有误解”[11]等过度诠解的研究现象；故而，有学者呼吁应基于20世纪初期的时政背景，客观探讨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时代意义。[12]尤其是，探讨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如何基于“西学东渐”与“坚持中国文学本位立场”[13]双重背景展开文学史的书写，显然更有助于细致分析此时中国文学史编纂的艰难抉择。当然，客观对待黄人《中国文学史》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课堂讲义”身份，对于正面评价两部中国文学史编纂之初所存在的若干体例、思想及撰写内容的不足之处，或将不无益处。
当然，学界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进行个案研究的同时，亦对黄人、林传甲、来裕恂等编纂者的其他著作及相关成就，展开了深入研究。比如，学者对黄人的小说批评理论及其时代特色、《小说小话》所涉及小说作品的文献价值、黄人与《小说林》等晚期小说期刊之间的关系，均进行了深入探讨。[14]再如，学界详细探讨了林传甲的字号、家世、卒年等生平经历，及其教育思想、对近代地理学与方志研究的贡献。[15]又，来裕恂的诗学思想、《汉文典》所体现的文章学理论，亦渐自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中。[16]上述诸多研究，将有助于深入了解黄人、林传甲、来裕恂等人的生平经历与思想认知，从而为探讨各家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奠定牢靠基础。
第二，从中国文学史学史的衍变角度，全面反思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理论、方法及其历史意义。典型代表者，如陶东风《文学史哲学》一书，从“传统文化与治史模式”与“文学史的他律论模式”等角度，探讨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过程中的传统学术与外来文化等各种资源。[17]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书，从“‘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四代学者的文学史图像”等角度，分析了晚清西方教育体制的引进对于彼时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18]同时，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一书，[19]主要探讨20世纪20年代以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对分析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任天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发展史》一书，将黄人《中国文学史》纳入“漫长的孕育”一节中，从“文学观念的嬗变”等角度，指出黄人《中国文学史》“所收范围十分芜杂，包括制、诰、策、谕、诗、词、曲、赋，以及小说、传奇和骈散、制艺乃至金石碑帖、音韵文字，可谓一本古代文化知识的史料汇编。全书引文较多，自述较少，且结构较杂，缺少较清晰的历史叙述”[20]。其书所论则从中国文学史现代编纂的角度展开评判与鄙薄，代表了至今仍在延续的学界对于黄人《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定位。
而后，戴燕《文学史的权力》一书，从“新知识秩序中的中国文学史”与“作为教学的‘中国文学史’”等角度，详细分析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过程与历史意义[21]。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一书，从“中国文学史的产生与定型”探讨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兴起过程。[22]尤其是，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一书，从近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探讨“大学堂设文学专科”对编纂中国文学史的影响，并分析作为“国文讲义”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如何形成“文学史意识”以展开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所言多有发人所未见之论。[23]而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一书，从“学术史的视野”分析了“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这一视角对于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从而综合教育史、文学史及学术史等多种学科进行交叉研究。[24]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一书，首先分析了斋藤木《“支那”文学史》、泰纳《英国文学史》等“外来”学术资源对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影响，其次探讨晚清“官学体制”对于林传甲撰写《中国文学史》的立场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影响，再次探讨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资源对黄人文学史观的影响，从而综合“中西交通”的背景进行深入研究，颇能引人深思与持续深入。[25]在上述研究成果中，以戴燕、陈国球、陈平原、陈广宏等人的研究较为细致而深入。尤其是，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探讨与近代中国的学制变革、文学教育等时事背景相联系，从中国文学学科史的建立视角切入，对进一步理解黄人《中国文学史》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初衷及其存在情形，均有不少启示。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其评判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均甚于以往，且形成了某些共识。总的看来，这场反思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引进西方文艺理论的“系统”方法，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基石构建文学史体系。随着实证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的大量入传，学界以此类理论为基点，从文学史观、叙事视角、文类划分、文学史之形式与结构及内容与意义、时代变迁及政治主旋律变化等方面对编纂文学史的影响进行了诸多探讨，对文学史的结构、方法、理论模式及学科定位作了诸多界定，以此反观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并作为“翻新”或“重建”中国文学史的指导思想。甚至，以个性解放及人道主义为标杆的思想倾向（侧重文学的心灵发展史方面），成为近年来个别中国文学史编纂的主要标准。这是西方的“科学”精神及其价值观、世界观等思想体系持续输入与发酵的结果。可以说，这场反思已显露“全盘西化”的端倪，而对中国固有之学的把握，包括小学、经学、诸子学乃至史学，却渐行渐远；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与中国文学史学史的探讨，慢慢衍变成借用各种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进行编排，逐渐丧失中国文学发展的固有思想性与价值体系，取而代之的则是西方各种思想及价值体系之建构与解构的反复。
第二，参与这场反思的学者大多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家，他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梳理大多以20世纪初期或“五四”为起点，集中讨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与发展情形。偶有治古典文学或文艺理论者，反思的侧重点则集中于对近代以降治文学史者如何寻求利用不同的西方理论来组织中国文学发展；同时，考虑如何将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编纂情形纳入各式各样文学理论框架的文学史或学术史中考察，以便进行新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而较少涉及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与传统学术脉络之间的过渡情形及其形成的影响。可以说，以新的“西学体系”解构旧的“西学体系”，是这场反思的最大弊端。
二 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现状的反思
反观中国文学史的演进历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史书写越发展到后来，其间的“西化”程度越发严重，丧失中国文学固有的历史特性及实情的情况也愈发严重。这就产生了诸如如何综合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具有“实情”意义的文学观与西方文学理论视域下所要求的合格的文学观，如何全盘考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学问（如经、史、子部等诸学）与文学史的融合等问题。虽说“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现代的社会、政治乃至国际环境越发显现出“全球化”，当今学者也早已习惯“全球化视域”的思维及理论视角，每每云“向国际接轨，以争夺话语权”。这种动向在没有中国固有的历史实情及理论特色的支持下，不但无法向国际接轨，最终恐会完全丧失中国文化的自我特色。因此，这场反思的总体思路，依旧不脱近代以来弥漫于学界的“中学”与“西学”以何为“体”、以何为“用”之藩篱。只是，学界近年来的反思越发靠向“西体中用”，强调以西方文艺理论为评价的绝对主导，完全忽略了历史的实情。历史的文学发展实情成为一堆可以被任意套用的散物，学者往往以不同的文艺理论及不同的实用目的，批判先前文学史的诸多缺陷，并以此重修中国文学史。不过，近年来的文学史批判思路与高校的学科建设多有关系，反思的过程及意图的功利目的使得这场反思逐渐变味，已不再是单纯的学术体系内部的自我矫正。
新旧学术之争，归根结底在于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自我特色，以达到批判式继承的目的。而这场反思大有以新的文学史思想取代旧有理论之势头。西方文艺理论的多样化便于从多视角解读文学内容、理论的系统化便宜梳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零碎的文学片段，这些因素便于学术推陈出新；加之反思者受单线进化论思维的禁锢，导致出现上述情形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由于时代背景的巨大变化，现代学术体系与旧有体系有着本质不同，现今治文学史者并无治小学、经学、史学的功底及经历，甚或不谙诸多之学对中国历史发展，包括思想、政治、文化、社会、人心变迁的影响，致使他们无法从宏观的、全局的角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予以全面梳理。因此，治文学史者单从文学史的视角书写文学，必然无法完全且深入地注意到中国文学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反思者看来，对文学（主要是西方文艺理论视野下的“纯文学”）与诸多之学关系的梳理，似非文学史所该担当者。而现今治文学史者所特有的优势是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熟稔。这几方面的利弊权衡，必然导致近今治文学者偏向对文学史内部的学科体系的强化。我们知道，西方文艺理论强调学科体系的细致性、严谨性及系统性，而这恰恰是中国学术及历史发展所缺乏的。即使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高峰期，彼时治文学史者亦大多不曾具有如此众多的学理体系的知识储备。而对学科体系的强化，更多是20世纪中叶以来才渐渐揄扬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有强化。在这之前，治文学史大多为集体合作的结果；偶有学者的个人著述，亦不加张扬。20世纪80年代以降，学界遂出现将治文学史当作张扬作者才气等情况，治文学史才逐渐被当作个人学问之一途。因此，反思者往往批评早期文学史或是“错位的文学史”[26]，甚至有研究者直言“将文学史研究等同于撰写教科书，则是天大笑话”[27]。这种意见并非个案，出现这种批评意见的原因在于上文所强调的“西体中用”的思想，及以“五四”作为建构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起点之做法，这两方面因素综合而致。
从某种角度讲，这场反思所采用的思维模式及视角是：以反思者所处时代的目的意图及理论素养看待中国文学史的早期发展，采用单线“进化论”思想的批判视角，而不是以中国文学史早期发展的过程实情加以客观对待，更不曾注意到1910年前治文学史者的诸多时代局限，从而对中国文学史的演进过程采取断层处理的错误方式。而“五四”之前，乃至1910年之前，学者治文学史并非有意为之，而恰恰是彼时学士基于教育或其他目的额外为之的产物。虽说文学史研究的确有别于编写教科书，但中国文学史的早期发展实情恰恰与编纂教科书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这场文学史反思。我们认为，探讨中国文学史撰写过程的建构特性，当注重还原视角；且反思的出发点及目的在于，寻求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存在即合理”的一面。[28]学者关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社会环境，或关注文学发展本身，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治”背景对学术变迁的影响。但从历史的实情看，中国没有西方文艺理论意义的“纯文学”，关注中国文学发展的社会环境等方面远比单纯探讨文学史内部特征，更适合分析彼时中国文学史早期发展的历史实情。探讨这种存在的实情及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比简单冠以进步或落后的批判思路来得有意义。
以现在眼光看来，或许历史的发展存有缺陷之一面，但在当时未必就如此。比如，史学界过去一提到近代的“革命”思想就认为是好的，提到“改良”就认为是不好的。事实证明，历史发展由“改良”向“革命”转化前，“改良”思想对缓解近代人的困顿思绪、麻木意识及焦虑心态，曾起到过积极作用。基于因维持当时人伦道德以稳定社会之出发点考虑，“改良”思想无疑是顺应时代需要的一种合理的思想选择。由“改良”的目的倾向向“革命”转变，与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维持社会稳定与保持道德伦理之需求的转变有很大关系。它反映出历史发展的一种渐进选择。我们不能因为近代“改良”时期出现的某些阻碍思想成分，就一概加以否定。恰恰相反，由于经历“改良”思想的实践阶段，近代中国的政治及思想选择才有可能向“革命”转变，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道出“改良”与“革命”互存的真谛。何况“革命”思想并非尽善尽美，极端激进的“革命”思想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无疑十分巨大，过于强调对文化、思想，乃至制度的“破”，却无“立”之考虑，对当时思想界及士人的精神意识所造成的困顿程度，甚于“改良”思想盛行之时。同时，“改良”与“革命”思想应分政治视域与思想主张视域，分而待之，不能笼统杂观。
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发展实情，恰恰与思想主张视域下的“改良”及“革命”的衍变关系有很大相似性，并与这对思想嬗变情形紧密相关。正是经过1900年至1910年这代治文学史者的努力——编纂中国文学史所面临的问题及可取之路，才有可能使后来治文学史者规避编纂过程中的某些问题。比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年首刊，后于1910年由武林谋新室翻印，随即于学界广为流通。后来治文学史者，多有提及，或加以批判，以此相承继或另谋新途[29]。如果欲划分治文学史者于1910年前后的指导思想，以“改良”与“革命”大略作为一种区分参照，亦未尝不可。1910年前治文学史者尚处于摸索阶段，关注最多的是如何将零散、无规律可言的文学发展实情加以系统化及理论化，这大致可概括为对传统学术进行“改良”之阶段。而1910年以降，治文学史者具备了较为丰富的文学史理论，其时的背景与1910年前有极大的不同，致使他们对文学史的探讨进入大力讨伐传统学术体系的阶段，进而批判此前治文学史者的诸多保守之处。尤其是“五四”以来，当时思想界掀起的“打倒孔家店”运动，对传统的思想、政治及学术体系一概批判，所采取的极端激进行为，对治文学史所带来的影响完全可以用“革命”加以形容。1923年5月，胡适于《申报》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云：“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30]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变革及由“改良”到“革命”思想的转变过程，对治文学及文学史的学者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此中深意，颇值得深究。因此，我们现在的反思重点，当是对1910年前治文学史之历史的还原，以期梳理历史发展过程中合理的一面。
在展开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学界对中国文学史演进过程的分期及其评价。有研究者强调从文学史形态观的变化来看待文学史的发展，以传统文学史形态的史观、反映论文学史形态观、进化论文学史形态观、人本主义文学史形态观等，作为区分不同文学史发展的不同阶段[31]。但这种分法的最大障碍在于一种文学史观可能肇始于某期，兴盛于另一时期，并可能一直延续下去，与其他形态的文学史观相掺杂、相融合；如进化论文学史观，直至今日，学界对文学史的书写亦不离此道。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一种有别于此、不同于平时以“时期”或“世代”为中心的区分法，而是以“代”为基点。云：“之所以选择‘代’而不是更常用的‘时期’，很大程度是考虑到特殊的政治变故——如抗日战争、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等——使得许多学者无法正常发挥其才华，学术成果的面世大大滞后，若按时期划分，很可能学界面目模糊。几代人在同一瞬间呈现，而且缺乏必要的呼应与联系，造成这种互相争夺舞台、因而谁也无法得到充分表演的局面，并非学者的主观意愿或学术发展的必然需要，而是严酷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如果按‘时期’分，容易见出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图像的严重制约；而谈论学术史上的‘代’，则可以透视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实际上，正是这种‘内在理路’，使得近百年的文学史研究，具备某种弹性与活力，没有完全屈从于政治权威。社会学意义上的‘代’，指的是在大致相同的政治环境与道德氛围中成长起来，具备类似的习惯和理想、欲望和观念的一大批人。这种有独立历史品格的‘代’的形成，不完全依赖生理的年龄组合以及生物的自然演进，更注重知识结构与表演舞台，因而，有提前崛起的，也有延迟退休的。大致而言，社会变革及转型期，‘代’的更迭比社会稳态期快，‘代’的成熟也比社会稳态期早。另外，同样注重共同经历与体验，由于专业训练时间的长短，以及登台表演的迟早，决定了不同领域形成‘代’所需的时间不一样。”[32]显然，这种区分的缺陷亦十分明显。
应该说，上述论述思维仅仅着眼于1910年，乃至“五四”以降之治文学史者的思想，以所谓“现代学术体系”为建立视角，忽略了中国文学史早期发展往往以教科书之形式存在的事实。其次，以“代”为轴，强调以“在大致相同的政治环境与道德氛围中成长起来，具备类似的习惯和理想、欲望和观念的一大批人”作为“代”之分期标准，忽略近代以降的历史发展，意识形态化色彩过于浓烈。这对社会、思想变迁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若是治文学史者跨越不同意识形态之期，我们又当如何评价该学者在不同意识形态时期的思想状态及其所治文学史的可靠性？认为“几代人在同一瞬间呈现”与“并非学者的主观意愿或学术发展的必然需要”，恰恰忽略了1930年前治文学史者往往属于一种学者自发的行为。尽管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刘师培编写《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属于讲义性质，但这时候的教材编写虽有讲课压力，却由学者自行处置与自由撰写。这种编纂情形又往往是学者自身对中国文学发展之看法的主观表达意愿。如鲁迅晚年再三感叹“久想作文学史”，想“编成一部较好的文学史”“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33]从这个意义讲，它当以学者自发行为看待。陈平原对治文学史者作“四代”观，以“学者之成长并活跃期”为划分标准，始以1910年至1940年为第一代，次以1930年至1960年为第二代，再分1950年至1980年为第三代，再以1980年以降为第四代，这种分法忽略治文学史者有关文学史的思考并非一蹴而就的实情。比如，刘师培1907年于《国粹学报》第二十六期发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等，实已开始以进化论史观来处理文学变迁的情形，这种变迁思想加以系统化处理实为突出文学史的表达。这种情形实为该标准所不能容纳。这种标准以单线进化论思想为主，人为割裂历史发展的延续，忽略发展过程之间的缓冲期，以是否进步作为评价标准，严重脱离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想乃至文化发展的客观历史实在，显然遗落了1900年至1910年学界对以“史”书“史”之思想所做的实践努力。
三 本书的研究意图与还原思路
加强对1900年至1910年治文学史者的努力的探讨，回归中国文学史的原始酝酿及尝试期，对我们深刻反思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意义重大。1910年前国人所编纂的名以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主要有：窦警凡《历朝文学史》、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张德瀛《中国文学史稿》等。此时期国人所编纂的中国文学史著述，风格多元、体例不一、篇幅各异、思想复杂及价值多元，呈现面貌亦多有差异，并不具有十分严密的编纂指导；却皆是接受了外来的“文学史”框架，并广泛受到近代学制变革、“中西交通”的背景及教育启智的时代需求等方面的影响。这些文学史大多是彼时大学堂、中学堂甚至教会学校所编的教材讲义。它们在借用“文学史”的框架进行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同时，并未将主要的编纂思路放在文学史内部规律的探讨与实践上。
其中，学界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探讨最多，其次是黄人《中国文学史》，余则几无涉及。总的来看，学界对这几部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集中于以下几方面。首先，学界已注意近代教育改革对编纂中国文学史的影响，尤其是教学需要所带动的讲义编纂的热潮。不过，学界这方面的讨论主要针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而言，对黄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学制变革的关系未加涉及。我们认为黄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学制变革之间亦有颇深关系。学界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讨论，既将其当教材看待，却也以“个人独立的撰述”相待[34]；或言其为“错体”的文学史，深陷于讲义之用而无创新可言[35]。由于学界将20世纪头十年的文学史编纂排除于“现代性”特征之外，对文学史理论框架肇始期的探讨多数采取批评态势。陈平原曾于《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一文指出，从《奏定大学堂章程》到《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巨大差别“不只在于突出文学课程的设置，更在于以西式的‘文学史’取代传统的‘文章流别’”[36]。这话说得有些模棱两可。《奏定大学堂章程》云：“历代文章流别（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37]，仅强调以日本文学史的思路来梳理历史文章流别的发展脉络，未言取代之意；因《章程》云：“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38]，故此处所强调当是言借助日本《中国文学史》之组织系统。陈平原这种认识思想依旧是上文所强调的两种思维因素惯性作用的结果。不过，近年来，随着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评价逐渐带有“同情”之态势[39]，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诸多缺陷，如借鉴中史书的编纂体例：“每篇自具首尾，用纪事本末之体也；每章必列题目，用通鉴纲目之体也”、文学史观主要杂糅《奏定大学堂章程》而缺乏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纯文学”等问题，皆宽容以待，并注意到这种情形的产生与近代政治背景关系紧密。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学界对这种背景的突出以求还原事实之努力，尚未达到精确“理解”的程度，故而，无法以“理解之同情”深刻对待。诸如对《奏定大学堂章程》将“人伦道德”“经学大义”置于经学科、文学科、工科、农科、预备入医科等大学所开设科目首列的意图，对近代学制变革的时代背景对于变革本身所造成的影响，对“中国文学门”将“说文学”“音韵学”“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群经文体”“各种纪事本末”列为必修课的缘由，对“中国文学门”不以西学理论为主而直至“新文化运动”才对“纯文学”理论推崇备至的原因，对这十年治文学史者之意志、精神状态及所受教育经历对编纂文学史所带来的影响，对这十年史学界、思想界之变迁及社会矛盾转移对治文学史者思想的影响，等等，研究均有待深入与细化。
要知道，自1840年至1910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学输入中国的态势呈剧增趋势。尤其是1900年至1910年西学输入的数量与科目，均达空前；人文社会科学比例上升，1902年至1904年共译文学、史学、经济、哲学、法律等书目就达327种，占这时期译著总数的61%，译著关注逐渐转向思想、学术精神与文化等方面。[40]参考著作如此众多，且彼时对西学认识已由“公器”转向“公理”，治文学史者完全有可能以西学知识重新熔铸中国学术体系。但事实却非如此，彼时学界仅将西学当作一种徘徊于“体”与“用”之间的手段而已，这种处理思想及方式对“中国文学门”的规定、对治文学史者处理中国文学体系脉络所造成的影响，难道就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事实上，学界反思中国文学史的早期发展时，更多是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开始，尤其是“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因为20年代至30年代大体奠定了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格局。但是，这种叙事范式的确认并非一朝一夕，它有个酝酿期。任天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发展史》虽然将20世纪头十年的文学史探索当作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准备期，但依然将头十年的探索排斥在“现代视野”之外。不可否认，晚清民初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西方传入的“现代性”的左右，“现代性”成为那个时代文化的主流；但是，彼时存在的“复古思潮”表明“现代性”的主导并非一帆风顺。因此，仅仅关注“现代性”的影响，忽略当时全部的客观实际，则无法客观勾勒彼时文化的全部内涵。反观20世纪头十年文学史的艰难探索，不得不承认它们为后来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扫清了观念上的某些障碍，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大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就是对复古派的有力反驳。又如，黄人《中国文学史》虽然在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早期影响较小，但黄人《中国文学史》从编纂体例、编纂思想及与当时的西方思想高调保持的事实，正是2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史发展的方向，这种带有必然性的偶然事件、超前的意识观念，无疑需要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窃以为，采用还原视角梳理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历程，以还原历史为切入点，结合实证主义方法去关注历史的客观存在及其背景，以梳理文学史的精神及文化价值为主，无疑是消除研究中存在偏见的一种可取方式。可喜的是，已有学者注意以此视角讨论黄人《中国文学史》所体现相关观念的源流，对采用此视角研究黄人《中国文学史》作了有益的探索，便于我们发现此研究视角的利与弊。陈广宏《黄人的文学观念与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资源》一文无疑是这方面研究的拓荒之作。该文分四部分论述：一是“黄人《中国文学史》有关文学的定义与太田善男《文学概论》之关系”；二是“太田善男与明治以来日本的西方文学论研究”；三是“太田氏《文学概论》于十九世纪英国文学批评的取资与立场”；四是“黄人《中国文学史》所体现的近代英国文学批评影响及其意义”。[41]其中，第一、四部分尤为精湛。第一部分指出黄人《中国文学史》对文学定义及本质的认识大多是袭用太田善男《文学概论》，对我们讨论黄人《中国文学史》所含有西方文论的成分，并借此讨论黄人《中国文学史》表现出来的时代气息以及自身存在状态，均有启发意义。第四部分论述，则破除我们观念中有关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大多借鉴于日本的惯见，指明黄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英国等西方文学批评思想之间的关系，亦十分紧密；认为我们可以从“西方、明治日本与同期中国的空间关系上来观照新知识体系的传播，探悉所谓‘思想链’的构成”，[42]这对厘清黄人《中国文学史》思想的多方来源，颇具启示性。陈广宏主要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梳理黄人《中国文学史》的可能来源。但我们通读黄人《中国文学史》，发现黄人不仅仅在文学观念一点借用西方思想。黄人《中国文学史》体现出来的诸多思想资源，与当时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思潮亦存有紧密联系，如进化论思想、辩证思想、实证主义思想，这些思想贯穿于《中国文学史》始终；有关这些思想的可能来源以及黄人如何吸收借用，及其对《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甚至黄人所借用的科学思潮与人文思潮是如何共处于《中国文学史》中；与同期著作的表达相比，这些思想资源是否有超前或滞后之处。这些薄弱的研究环节，尚待我们深入。[43]若欲深入梳理的较为有效的方式是采用还原视角。对于采用此视角的有效性与具体操作方式，上文已稍加说明；但采用此视角的最大问题在于：历史事实与历史文本并非完全等同，使得还原对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进行历史还原的同时亦是对历史进行洗牌与重组，这必然削弱还原的可靠性，因此最大限度地依据历史文本，并以当时人的实际观念及可能的观念为主，方能避免先入为主的谬误。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史编纂热潮及文学史反思行动的深入展开，学界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有了较为深入的关注，尤其是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更是深入，对理解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初衷及此时兴起的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时势背景，不无益处。不过，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此时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外来因素”，并借西方文艺理论的视角以讨论20世纪初期草创中国文学史时所存在的诸多不足；尤其是“重写文学史”的目的，更是制约学界评判时的公正与客观。虽然戴燕、陈国球、陈平原等已在一定程度上涉及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若干时势背景，试图指出此时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某些实情；但诸氏的研究一方面缺乏将黄人、林传甲、来裕恂等所著中国文学史予以整体观照；另一方面则将相关研究置于“重写文学史”之目的或建构“中国文学史学史”的框架中，相关探讨则侧重于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及其开创性，乃至所存在的局限。[44]这些研究对20世纪编纂中国文学史者的个人经历、学术素养、为学思想及其诉求，乃至编纂文学史的最终意图之探讨，相对匮乏。因而，将黄人、林传甲、来裕恂等的个人经历、学术素养、思想诉求及编纂文学史的目的意图综合考虑，结合20世纪初期的时政背景、学术变迁大势及学制改革情形，以及此时的文人学士对中西学术冲突及交融的对待情形，从黄人、林传甲、来裕恂编纂中国文学史时的实情入手，以分析诸氏所纂中国文学史的个性旨趣，与近代学制变革、近代学术变迁的关系，尤其是与因新式学堂教育改造而出现的《高等学堂章程》（钦定、奏定）等学制变革的关系，与以古典目录学著述（如《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为代表的传统学术之关系等，采用还原的视角，全面且综合地分析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情形，则是厘正此时的中国文学史编纂细节及其意义指向的较为有效的研究手段。
也就是说，20世纪初期治文学史者之个人经历、学术素养、为学思想及诉求，不同于1910年以降的文学史编纂者们。20世纪初期治文学史者编纂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为恢复“人伦道德”、教育启迪，恪守“依自不依他”的传统。从中国文学史的演进历程看，此时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与1910年以降从文学史内部的学科经验来编纂文学史之目的诉求等做法，亦有本质之别。从中西交通的背景看，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更多偏向传统学术的近代改良之一面，其所使用的“文学”观念大多属于传统的“四部之学”而非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文学”概念，此亦有别于1910年以降的中国文学史编纂。故而，基于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变迁、政治环境、价值观念等背景，对此时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进行思想史与学术史的探讨，不仅可以深入把握近代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亦有助于还原此时中国文学史编纂的诸多实情。比如，外来的“中国文学史”如何与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接轨，如何成为编纂者践行其目的意图的工具，此时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又在哪些方面对“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程进行取舍，以见彼时有志之士编纂中国文学史的艰辛过程。
要言之，本书将以近代教会学校东吴大学的中国教员在彼时学制改革与教会办学双重要求下而编纂的黄人《中国文学史》，以贴紧近代学制变革、作为彼时高等学堂创办思想重要体现且影响深远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如何在近代中学堂变革中培养彼时统治所需的人才，以及如何展开中学堂“文学史”教育教学较为典型的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45]等三部著述为研究对象。这三部文学史著述分别代表20世纪初期教会所办大学的中国文学教学选择、朝廷官方意志重要体现的大学堂中国文学教学选择、中学堂一线教学人员的中国文学教学选择等三大不同类型，对彼时社会转型、学术变迁、学制改革及“中西交通”背景的不同回应，以便尝试就上述所言彼时治文学史的编纂选择等问题而展开申说。需要说明的是，为从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角度专题描述编纂者们如何通过编纂中国文学史的具体选择来呼应近代社会变迁之大势，本书将不再纠结于20世纪初期国人所纂中国文学史的日本“经验”与“资源”等问题。何况此类探讨，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可参看。识者正之。
[1] 案：本书所言20世纪初期特指1900年至1910年。之所以将讨论对象的时限设定在1900年至1910年，是因为：其时“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舶来品，刚被引入中国；从中国文学史的演进情形看，此时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完全有别于1910年以降大量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编纂中国文学史的思路。此时期治文学史者的个人经历、学术素养、为学思想及其诉求，往往靠向传统之一面。其时编纂者们大多具有科举考试的经历，对传统文化及治学路径的认识与运用有独特的偏爱。虽然他们大多曾努力学习“外来经验”，具有中西交通的情形，但他们编纂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为恢复“人伦道德”、教育启迪，恪守“依自不依他”的传统。这些与1910年以降的编纂者们从文学史内部的学科经验来编纂文学史之目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此时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更多偏向传统学术的近代改良之一面，他们所使用的“文学”观念大多属于传统的“四部之学”（即今人所谓的“杂文学观”）而非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文学”概念。而且编纂中国文学史之初，首要目的大多是为课程教材服务，而不以学术专著彰显。何况1910年前后的社会背景、政治主导、价值观念是完全不同。以1910年之前为时间限制，主要是为说明“中国文学史”引入国内之初所进行的“本土化”情形，试图说明彼时的社会转型、学术变迁、制度变革、价值转变乃至教育改革对编纂中国文学史的影响。此类编纂背景与1910年以降采用西方的“民主”“科学”等思想来质疑儒家传统所奠定的人伦道德秩序与价值展现方式，完全有别。因此，本书更多侧向于思想史与学术史方面的描述与还原，而非基于总结文学史内部的理论设定而言。
[2] 黄霖：《中国文学史学史上的里程碑——略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第78～84页。
[3] 徐斯年：《黄摩西的〈中国文学史〉》，《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2期，第23～32页。
[4] 参见王永健《先驱者的启示——纪念黄人〈中国文学史〉撰著百周年》（《闽江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6页）、《“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等文。
[5] 曹培根：《黄人及其〈中国文学史〉》，《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115～120页。
[6] 相关情形，参见秦军荣《论黄人〈中国文学史〉对明代戏曲的撰写》（《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任荣《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讲义中的戏曲书写与戏曲学之发生》［《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刘精瑛《中国文学史中的古代戏曲研究（1904-1949）》（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温庆新《近代“苏州奇人”黄人的〈红楼梦〉研究——兼及“小说界革命”视野下的〈红楼梦〉接受》（《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5期）、龚敏《黄人〈中国文学史·明人章回小说〉考论》（《巢湖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等相关文章。
[7] 栗永清：《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84～130页。
[8] 参见孙景尧《首部〈中国文学史〉中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苗怀明《国内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究竟何属》（《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3期）等文的相关论述。
[9] 余来明：《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99～104页。
[10] 具体参见周兴陆《窦、林、黄三部早期中国文学史比较》（《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5期）、冯汝常《中国文学史内容和体例建构百年回眸》［《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方丽萍《博综、高瞻与情怀——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启示》（《中国大学教学》2013年第8期）等文。
[11] 火源：《学文与文学：林传甲大学堂教学观念论》，《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6～15页。
[12] 戴燕：《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轫》，《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第4～15页。
[13] 方铭：《西学东渐与坚持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兼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文学史》，《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6～29页。
[14] 学界有关黄人小说批评理论的研究，可参看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刘良明等《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蔡景康《略论黄摩西的小说理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李晓丽《黄人小说理论批评价值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等著述的相关论述。有关黄人《小说小话》的研究，可参考陈少松《〈小说小话〉作者真实姓名小辨》（《学术月刊》1982年第10期）、龚敏《黄人及其〈小说小话〉之研究》（齐鲁书社，2006）等著述。有关黄人与晚清报刊界的关系，可参看郭浩帆《〈小说林〉创办刊行历史回溯》［《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栾伟平《小说林社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等研究成果。有关黄人所编《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的研究，可参看周振鹤《黄人所著之〈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书城》1995年第6期）、陈平原《晚清辞书视野中的“文学”——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李智敏等《黄摩西与中国百科全书》（《当代图书馆》2007年第4期）等研究著述。
[15] 如房毅等《林传甲与近代黑龙江教育》（《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王桂云《以修志为己任的林传甲》（《黑龙江史志》1994年第2期）、胡博实《林传甲与黑龙江近代教育发展》（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杨继伟《20世纪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从林传甲〈大中华京兆地理志〉来看》（《新疆社科论坛》2018年第1期）等著述。
[16] 详见吴云《乐道安贫传诗礼 秃笔淡墨写春秋——来裕恂与〈匏园诗集续编〉》（《萧山记忆（第一辑）》，2008）、李无未《〈汉文典〉：清末中日文言语法谱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张爱荣《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之文章学理论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等著述。
[17] 陶东风：《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18]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1～14页。
[19] 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0] 任天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发展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第5页。
[21]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71～199页。
[22] 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23]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4] 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22页。
[25] 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139～194页。
[26] 陈国球：《“错体”文学史——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载《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45～66页。
[27]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5～6页。
[28] 温庆新：《对近百年来黄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反思》，《汉学研究通讯（台湾）》2010年第4期，第27～38页。
[29] 如胡适《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郑振铎《我的一个要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多有评论。尤其是郑振铎《我的一个要求》云：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钞《四库全书总目》上的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载《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36～37页。）后来治文学史及文学史学史反思者之思维大略遵此道。
[30] 胡适：《胡适文存》（第二集）（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第192页。
[31] 葛红兵：《文学史形态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第29～65页。
[32]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8～9页。
[33] 鲁迅：《两地书》，载《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17、184页。
[34] 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载《旧年人物》，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第173页。
[35] 陈国球：《“错体”文学史——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载《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45～66页。
[36] 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112页。
[37]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56页。
[38]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56页。
[39] 如夏晓红《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戴燕《文科教学与“中国文学史”》（《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陈国球《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等文。
[40]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5页。
[41] 陈广宏：《黄人的文学观念与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资源》，《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第49～60页。
[42] 陈广宏：《黄人的文学观念与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资源》，《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第49页。
[43] 温庆新：《近代科学思潮与黄人〈中国文学史〉之编纂》，《中国语文学论集（韩国）》2011年4月第67号。
[44] 如陈国球等编《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台湾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7），林继中《文学史新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葛红兵、梁艳萍《文学史学》（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葛红兵《文学史形态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朱德发、贾振勇《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任天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发展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罗云锋《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建构》（法律出版社，2009），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等。
[45] 案：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原名《中国文学史》，系来氏受聘浙江海宁中学堂而编的授课讲义稿，约脱稿于1905年至1909年。原稿本藏于广东中山图书馆，世所罕见。直至王振良由来氏后裔来新夏处获得原件之影印本而得以整理，于2008年8月由岳麓书社出版。但岳麓书社版整理本改为《中国文学史稿》，不知何据。因本书援引主要据岳麓书社版，故仍以《中国文学史稿》一名，特此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