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从早到晚，学习像磨粉机一样枯燥地转动着。三哥赫蒙德拉纳特负责为这部吱嘎作响的破机器加油。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但现在已没有必要掩盖的事实是：他试图装进我们脑子里的那些好东西，已是沉船里的货物了。我学到的知识，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试图把乐器的调子定得太高，弦就会因系得太紧而绷断。三哥为他大女儿的教育做好了一切准备。到了合适的时候，就安排她进入洛雷德修女学校。在此之前，她已在孟加拉接受了基础教育。三哥还让她接受了全面的西方音乐教育，但并没有让她丢掉印度音乐的表演技能。在当时的大家闺秀中间，唱印度歌曲，没有人能与她媲美。
西方音乐的价值，在于它需要勤奋练习以掌握音阶，它能培养敏锐的听力。钢琴训练容不得节奏韵律上的一丝懈怠。
她很小的时候就跟毗湿奴老师学习印度音乐，我也曾在这所音乐学校学习。现在没有一位音乐家，无论是著名的还是一般的，愿意接触毗湿奴老师教我们的歌曲，那都是些最流行的孟加拉民歌，例如：
一个吉卜赛女郎来到镇上，
为人文身，姐姐，
人们说文身没什么，
可她的咒符镇住了我，
她嘲笑我，弄得我掉眼泪，
因为她的文身，姐姐。
我还记得下面几句：
太阳和月亮承认失败，
萤火虫的吊灯照亮了舞台，
莫卧儿人和帕坦人退去了，
织布工读着波斯书。
以及：
你的儿媳是大蕉树，
葛内斯的妈妈，别打搅它，
只要花开，日日生长，
她就会儿女绕膝，
多得让你不知所措。
我还记得一些使人从中窥见已被遗忘的古老历史的歌词：
一片长满荆棘的丛林，
只有野狗在里面生活，
他为自己做了个王座。
如今学习音乐的程序，是先随风琴练习音阶，再学简单的印地语歌曲。以前教我们的老师不这样，他是个聪明的老师，明白儿童有自己的特殊需求。简单的孟加拉词汇，比印地语容易得多。而且，这些民歌的节奏不理睬手鼓，它能把自己的韵律舞动得像我们的脉搏。试验表明，幼儿从妈妈的儿歌中第一次懂得欣赏文学的同时，也从中第一次懂得了欣赏音乐。
风琴那时还未伤害印度音乐的特性。我是跟随贴着肩头的弦琴练习唱歌的，我无意成为键盘的奴隶。
没有什么能迫使我很长时间循规蹈矩地学习，这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绝不是别人的过错。我随意闲逛，兜里揣满偶然学到的七零八碎的知识。如果那时我愿意专心学习，当今的音乐家就不会对我的作品不屑一顾了。我曾有很多机会。每当我哥哥监督我学习时，我就心不在焉地跟毗湿奴老师哼唱歌颂梵天的歌曲。有时候心情好，我躲在门廊里听三哥练习歌曲。有一次，他以贝哈格调吟唱：你缓缓地行走。我偷偷地记住了调子，晚上唱给妈妈听，使她万分惊喜，其实这是很容易的事。我家的朋友坎塔先生，成天沉迷于音乐。沐浴前，他坐在走廊里抹掺和了查梅尼花汁的香水，他手捧着水烟筒，蓝色的烟香四散开来。他嘴里老哼着歌儿，引得我们这些男孩围在他周围。他从不教我们歌曲，只唱给我们听，我们不知不觉便记住了。有时他抑制不住激情，站起来边弹琴边唱边跳舞。他传神的大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停地高唱：哦，放下波罗兹的笛子。直到我们同他一起唱起来。
以前，人们热情好客，敞开着大门，受到款待的不一定全是熟人。家里任何时候都备有卧具，用餐的时候预备额外的菜肴，用以招待不期而至的来访者。有一天，一位陌生人来到我家，肩扛布包的弦琴。他在客厅的一侧坐下，打开布包，随意地伸直双腿。侍候客人抽烟的仆人赶紧把水烟筒递到他手中。
和水烟一样，枸酱包也是必备之物。上午家里的女人在内宅干的活儿，就包括为客厅准备成打的枸酱包。她们灵巧地把熟石灰抹在叶子上，用一根小木签将卡耶尔(4)涂在上面，再加入适量香料，最后把叶子卷起来用细茎扎牢。这些做好的枸酱包码在铜盘里，上面盖着潮湿的浸过卡耶尔的布。在楼下外屋，一些人在有条不紊地准备水烟。大陶盆里放着已有烟灰的烟锅，水烟管子像蟒蛇一般垂吊下来，散发着玫瑰香水味。这种味道的水烟，是主人欢迎沿楼梯走上来的拜访者的第一种礼节。这种习俗后来成为接待客人的固定模式。但是那码在盘里的枸酱包早就被淘汰了。侍候客人抽水烟的仆人也脱下了制服，成了甜食店里的伙计，制作橱窗里放三天卖不掉的圆形甜食。
那位陌生的歌手无所顾忌地在我家住了些日子，没有人对他提任何问题。早晨我把他从蚊帐里拽出来，让他唱歌给我听。一支晨曲：哦，我的笛子……便袅袅升起。我这个人对常规学习毫无兴趣，对非常规的学习却情有独钟。
我稍大了一点后，家里来过一位杰出的音乐家贾都瓦达。他坚持要教我音乐是犯了个大错误，结果是什么也没教成。不过我倒是在不经意间从他身上偷学了一些知识。我非常喜欢那首歌：今天淅淅沥沥地下雨……这是一首卡菲调歌曲，至今与我雨季写的歌曲相伴。不巧这时我家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的名字叫猎虎者。孟加拉这位猎虎者在那个年代是个奇人，于是我大部分时间待在他的房间。我现在明白了，可当时竟然没有想一想，那只落入陷阱，被他描绘得令我们毛骨悚然的老虎，根本就没有咬过他，也许他的想象来源于博物馆里做成标本的老虎的血盆大口。
……
音乐就说到这儿。三哥还为我安排了其他学科的基础课。由于我先天不足，没有取得明显进步，以致罗摩波拉萨特·森见了我这样的人说道：“天啊！你不懂耕耘的艺术。”我确实从未精耕细作过，不过我倒是可以讲一讲扶犁耕过的几块地。
少年泰戈尔
天没有亮我就起床练习摔跤，冷得直打寒战。城里一位有名的独眼摔跤手是我的教练。院外北侧有一块空地叫“谷仓”。这名字显然是城市还未完全取代农村时遗留下来的，几块空地保留了下来。城市年轻时，我家的谷仓用来储存一年的粮食，租地的佃户按规定缴粮。就在这片地上建了个摔跤场。先挖松半米深的土，再泼洒几十斤菜子油，搅拌后夯平，地面非常坚实。对于摔跤手来说，和我练习只不过是同小孩子玩耍，不过训练结束穿衣回家时，我已经浑身是土。
妈妈不喜欢每天早晨看到她的儿子脏兮兮地进门，她担心我的皮肤会变黑。于是一到休息日，她就细心地为我擦洗。(现今时髦的主妇从英国商店买一包包化妆品，而当年的妇女自己动手制作润肤膏，它由杏仁粉、浓奶油、橘子皮和我记不清的许多原料制成。如果我当年学会制作方法，记住配方，一定开一家商店专卖这种女性高级润肤膏，至少能和甜食店挣一样多的钱。)星期天早晨，她让我坐在走廊里，为我擦呀搓呀，心儿难受得要逃跑。学校的同学中传说我们家的孩子一出生就用酒洗澡，所以我们的皮肤像欧洲人那样白皙。
我从摔跤场回到家里，只见医学院的一个学生正等着教我有关人体骨骼的知识，墙上挂着骷髅。这骷髅曾挂在我的卧室，夜里随风摇摆，吱嘎作响。与之长期的接触和已牢记在心的又长又难的骨头的名字，使我克服了应有的恐惧。
走廊里的时钟敲了七下。尼尔格穆勒·戈萨尔老师是个守时的人，从不允许一刻的偏差。他虽然身材单薄，却同他的学生一样健康，从未因病影响教学，连头疼脑热也不曾有过。我拿着课本和写字板在课桌前坐下，他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数学、代数、几何，都用孟加拉语教授。至于文学，我一下子从悉多(5)的丛林生活跳到诗集《因陀罗伏诛》。此外，还要学自然科学。有时希塔纳特·达多来授课，我们用普通、熟悉的东西做试验，从中获取一些浅显的科学知识。有时赫龙姆波·达笃罗特诺来教我梵文，我开始死记硬背普玻得维写的梵文语法规则，尽管一个词也不懂。
如此这般，整个上午，各种学习任务堆在我面前。随着负担日益加重，我开始动脑筋舍弃一些东西：把细密的网眼捅大，跟鹦鹉学舌那样学的知识便从网眼中溜走了。关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尼尔格穆勒·戈萨尔发表的见解，是不宜公布于众的。
走廊的另一端，坐着一位老裁缝，鼻梁上架着镜片挺厚的眼镜，伏身专注于手里的活计。只在几个固定的时辰，他才去做祷告。我瞧着他不禁想：伙伴尼亚马特是多么幸运的人呀！我一边摇头晃脑地算数，一边用写字板遮住刺眼的阳光向下张望。大门口，看门的昌德拉·潘正用木梳梳理长胡子，他把胡子从中间分开，分别撩到两只耳朵上。他的助手，一个身材瘦长、胳膊戴臂镯的男孩坐在旁边切烟叶。不远处，马儿已经吃完了上午喂的谷粒，乌鸦在周围跳来蹦去，啄食零星散落的谷粒。看家狗查尼此时被唤醒了责任心，狂吠着驱赶乌鸦。
走廊一角有一堆扫拢的尘土，我在里面埋了一粒番荔枝的种子，激动而兴奋地期待它的嫩芽破土而出。只要尼尔格穆勒老师一离开，我就跑过去看一看，浇点水。可是，最后我的希望落空了，正是那把将尘土扫拢的扫帚又把它扫掉了。
太阳缓缓上升，屋影斜盖着半个院子。时钟敲了九下，又矮又黑的格宾特，肩上搭着一条脏毛巾，把我拽起来去洗澡。大约九点半，我开始吃千篇一律的早点——定量的米饭、豆汤、咖喱鱼，不怎么合我的胃口。
时针指向十点。大街上传来的小贩卖生芒果的吆喝声，唤醒了我的梦想；卖铜器的商贩一遍又一遍敲击他的铜器，金属的撞击声在空气中回旋，尾随商贩渐渐远去。邻居家的主妇正在屋顶晒干她的头发，她的两个小女儿在旁边无忧无虑地玩贝壳，没有人催促她们做任何事。那时女孩不上学，我想自己要是女孩多好呀！可是我还得像往常一样，被那辆摇摇晃晃的老马车送到“安达曼”(6)去，从十点到下午四点囚禁在那儿。
下午四点半，我回到家里，体育老师已在等我，我在双杠上锻炼近一个小时。体育老师尚未离开，美术老师就来了。
夕阳渐渐消失，夜晚各种模糊的声音梦吟般笼罩着这个方砖水泥的冷酷的城市。书房里油灯闪亮，奥古尔老师来了，开始讲英语课。黑皮教科书摆在桌上，封面已经松脱，有的书页破损了，上面有墨迹。我想把自己的名字用英文写在书里，却分明写错了地方，并且全写成了大写。我一边读书一边打瞌睡，打着瞌睡又猛地醒来，于是没读的总比读过的多。当我最终跌倒在床上时，我终于有了点自己支配的时间。我听着没有结尾的故事：国王的儿子在一望无际、漫无人烟的大平原上艰难地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