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兴趣转向生理学
张香桐进入心理学系的这段时间里，通过广泛的阅读，逐渐认识到，“大脑才是思维的物质基础。要想了解人是怎样进行思维的，首先必须了解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他得到的这个认识，可以说是他把兴趣转向研究神经生理学的开端——这成了他的人生历程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北京大学有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和自由学习的校风，虽然不能转系，但学生可以跨系听课，去选修自己认为有兴趣的其他任何学系的课程。于是对心理学系的课程不感兴趣的张香桐便到化学系和生物系去听一些他有兴趣的课程。
一年级下学期时，他到化学系去听了有机化学课，还听了分析化学课。到二年级时，生物系新开了神经解剖学课，他觉得有兴趣，也跑去听课。这门课是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青年副教授卢于道开的。
卢于道的年龄只比张香桐大一岁，是浙江鄞县人。他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心理系，毕业后即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解剖学，获解剖学、哲学博士学位，是美国人类学学会终身会员。他1930年回国执教，任副教授。
张香桐有幸在卢于道回国后第一年开课时便听到了他开的课，除感到很有收获外，还深受激励。想想卢于道先生仅比自己大一岁，可人家已经从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归来，归来后就被聘为副教授，站在大学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了。而自己呢，却还在念大一，真叫人汗颜呀！
想到这些，张香桐又一次暗暗下定决心，要发愤学习，更努力，更刻苦，早日干出一番成绩来！他听卢于道的课时特别认真，尽管有了讲义，但他照样认真做笔记，把讲课的内容一点不漏地记录下来，下课后又加以整理。在解剖室上实验课时，张香桐不但把人体结构、解剖位置都细心地做了记录，甚至连卢于道做解剖时的姿态他都描绘在了笔记本上。他真的是做到一丝不苟了。
在张香桐升入三年级的时候，又遇上了一位良师——新来北大心理学系上任的系主任汪敬熙教授。汪敬熙是一位实验心理学家兼神经生理学家，他原在广州中山大学心理学系任系主任。这一年，被北大心理学系聘为教授兼系主任。
汪敬熙是山东济南人，北京大学早期毕业生。他1919年由北大毕业后，便被蔡元培、蒋梦麟、陶孟和几位先生选派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留学，师从AdolffMeyer教授，并与C.P.Richter博士共同做实验研究。1923年他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次年归国，被河南中州大学聘为心理学教授。1925年他又到美国巴尔的摩继续与C.P.Richter博士进行合作研究。两年后回国，任广州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并担任了该系首届系主任，在那里建立起了国内最早的神经生理学实验室。1932年到北京大学任心理学教授兼系主任后，汪敬熙又创建了心理学实验室。
汪敬熙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还是一位关心学生、理解学生的好老师。此时，当张香桐升入大学三年级时，遇上了汪敬熙教授来当北大心理学系的系主任，可以说这是张香桐的幸运。如果没有汪敬熙的理解和帮助，张香桐日后所走的科学道路不会是生理学家的道路。
如若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在中国生理学界和国际生理学界，日后也就不会出现一位杰出的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了！
与汪敬熙一道从广州中山大学来到北大心理学系的还有他的助手鲁子惠。鲁子惠1899年出生于河南开封，是一位相当优秀的研究助手。他没有读过大学，完全是靠自学而成才的。他早年丧父，读小学时便因家境贫困而几度辍学。但他毫不气馁，刻苦自学，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教过几年小学和中学。他边工作边学习，坚持修完了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等大学课程，深为汪敬熙所赏识。汪敬熙聘请他为助手并收他为研究生。
鲁子惠为人谦虚忠厚，默默工作，淡泊名利。在广州中山大学时，他协助汪敬熙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神经生理学实验室。跟随汪敬熙来到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任助教后，他又协助汪敬熙建立起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这次汪敬熙到北大来，是被北大聘来做“研究教授”的。“研究教授”只做研究工作，不用上课教书。他和助手鲁子惠成天关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和学生们没有什么接触。看着他俩天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张香桐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感到很好奇，想知道他们在里面究竟一天干些什么，但又不敢冒昧地闯进去惊动汪教授。于是，他们只好趁汪教授不在时悄悄溜进实验室，去请教鲁子惠先生。
鲁子惠很有耐心地告诉张香桐他们说，汪先生和他正在研究一种中药延胡索的一种化学成分对于神经系统的作用。他说，“根据当时北平研究院赵承嘏先生的分析研究，延胡素含有十余种化学结构各不相同的成分，各种成分的药理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其中延胡索素K，就非常类似紫堇碱，可以引起catalepsy。”
张香桐问他：“什么是catalepsy？”
鲁子惠说，“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讲清楚，你们一看就会明白啦。”
他一面说着，一面就为张香桐他们做了一个演示。他抓起一只刚注射过延胡索素K的小白鼠说，“这只小老鼠本来是活蹦乱跳的动物，注射过catalepsy后，就变成一个任你怎么摆布都没有任何主动反应的动物。例如，你把它的前爪挂在一个玻璃杯的边缘上，它就像一个面人一样一直维持着那个姿态不动。”
这是张香桐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如何利用动物实验去探讨一种药物对于动物行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通过中枢神经系统而达成的。这给张香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他今后一生的科学事业，起到了真正的启蒙作用。
这次经历使张香桐下定决心，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生理学，为将来研究生理学打好基础。连鲁子惠自己也未曾意识到，正是从这时开始，张香桐接受了他的启发，决心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
于是，在鲁子惠的科学启蒙之下，张香桐向汪敬熙教授提出申请，希望能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生理学。
他向汪敬熙坦陈了自己对心理学系课程的一些看法，诉说了觉得这些课程远不能满足自己求知欲望的苦恼，并诚恳地表明了自己要想学习生理学以了解中枢神经系统、研究大脑的志愿。
张香桐的这一番肺腑之言，得到了汪敬熙的理解和同情。张香桐出身贫寒而矢志不渝、勇于进取、渴望知识的精神感动了汪敬熙。关爱学生的汪敬熙愿意帮助张香桐实现他的志愿。再三斟酌之后，汪敬熙同意介绍张香桐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去当特别生，主要是跟林可胜教授学习生理学——这是为张香桐安排了一条既不影响本专业学习、又能实现学习生理学的志愿的路子。由于汪敬熙的推荐，协和医学院和生理学系系主任林可胜教授慷慨地允许张香桐同协和医学院的学生一起上生理学课和做生理学实验。
事后证明，这条路子不仅成全了张香桐的志愿，而且还成就了张香桐的事业！应该说，张香桐日后能成为一位国际知名的神经生理学家，是通过在协和医学院的学习而迈出了神经生理学专业的第一步的。
协和医学院无论从教学、科研、治疗等方面来说，在当时都堪称世界一流水平，是西方医学推动中国医学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基地，为发展中国医学科学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说起在协和医学院学习的这一段时光，张香桐在成名之后深有感触地说过这样的话：“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极好的培训机会。这些课程的学习，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都是十分有用的。”
而在协和医学院学习的这段时光中，林可胜教授给了张香桐很大的熏陶和影响。林可胜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生理学(实验生理学)的奠基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生理学科学之父”了。
林可胜祖籍福建厦门，他父亲林文庆是新加坡华侨，青年时代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学成归国后曾任过孙中山的随身医生，后来任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林可胜1897年生于新加坡，8岁时便被父亲送到英国爱丁堡读书，一直在海外长大。1919年，林可胜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23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爱丁堡分会会员，第二年又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在著名的消化生理学家卡尔森(A.J.Carlson)教授实验室，与艾维(A，C.Ivy)副教授合作进行胃液分泌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25年秋，年仅28岁的林可胜接受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成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的聘请，回国担任该院生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成为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位华人系主任。不久，林可胜又担任了学院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执行院长职务。他是一位典型的创业者，有极强的事业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他天资聪慧，富于才思，性情豪放，敢想敢干，雷厉风行，不满足于目前成就，不追求安逸，能不知疲倦地连续地艰苦工作。
张香桐经汪敬熙推荐到协和医学院做特别生时，林可胜已经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了近8年。这期间，林可胜在协和医学院奋发图强、锐意创新，在科研、教学、培养人才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已经让众人极为称道。林可胜卓有成效的努力，推动了我国生理学事业的发展，使中国的生理学工作达到了世界水平。
林可胜在教学中一向重视实验课和技术训练，有一套完整的学生实验计划。他与同事一道精心设计了全部生理学实验，别具一格地把教材与实验讲义融合在一起，写成一套供教学用的《生理学大纲》。
除培养了大批医学生外，林可胜还培养了许多青年教师、研究生和进修生等青年生理学工作者。林可胜要求他们除进行科研和参加教学等常规训练外，还要定期到动物房进行饲养各种动物和护理慢性手术动物的实习，还要到仪器修造车间去学习使用车床、铣床等基本操作，并学会制造各种仪器的零件。这样，可以让他们得到大量的动手能力方面的锻炼。
张香桐作为一个特别生，虽然不需要像研究生和进修生那样去执行这一整套全面计划，但也受到了这一套训练计划的良好影响和某些方面的训练，为他日后从事解剖实验打下了基础。张香桐后来在科学实验中那种很强的动手能力，首先是得益于从这个时候便开始受到的初步培养的。
张香桐在跟随林可胜作实验时，发现林教授对实验的要求很严格。林教授要求学生在实验前，对自己所用的仪器、药品都要一一仔细检查。对熏记纹鼓纸、动物剃毛、麻醉等操作，都必须掌握并努力达到熟练程度。无论做急性实验还是做慢性手术，都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规格进行，以保证实验和手术的质量。学生在实验中，如果所记的曲线不合标准，或写的实验报告不合要求，都不能通过，不准教师签字。
林可胜认为，只有经过这样全面训练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生理学工作者，也才有可能在将来领导和管理好一个独立的生理学系。
林可胜的这个观点也深深影响了张香桐。多少年之后，当张香桐成为导师时，他对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也是这样要求的。
林可胜影响张香桐的地方还有很多方面，尤其是林可胜那种极强的事业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不满足于现状、不追求安逸、不知疲倦地连续艰苦工作的精神，都深深地鼓舞和激励着张香桐。
林可胜还是一个出色的动物外科专家，张香桐多次看到林教授做的既快速而又干净利落的手术，在心中惊叹不止，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他的心中就萌发了这样的想法——日后我如果有机会从事这样的事业、做这样的手术时，也要努力做得像林教授这样好！事实上，多少年之后，张香桐还真做到了。
在听林可胜的课时，张香桐感到是一种享受。林教授教学是那样认真，循循善诱，又是那样生动活泼，娓娓而谈，引人入胜。再看到林教授用双手同时在黑板上画图画得又快又好时，张香桐心中敬慕不已——林教授竟是如此多才多艺！
不仅在课堂上，在平时的科学工作中，林可胜也随时都表现出他杰出的绘画才能。在研究胃黏膜的显微结构时，在设计慢性手术时，或者在发表论文时，林可胜绘制的图都异常精美，让人赞叹不已。
后来张香桐从别的同学那里得知，林教授早先在大学时曾立志学绘画，后来是遵父命改而学医的。看着林教授那些绘制得异常精美的图，张香桐心中不禁也冒出了这样的念头：要是以后我也能做到这样，那该多好呀！
一边在北大读心理学系，一边在协和医学院做特别生，跟随林教授学生理学，张香桐从中体会到了学习的莫大乐趣。他感到人生的道路上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希望。
在这样的阳光照耀下，生活中的一些苦难也就不在话下了。
张香桐自打进了大学后，由于他学习努力，成绩好，可以享受奖学金，但奖学金的数额毕竟有限，还不足以帮助张香桐摆脱经济上的困难，他平常的生活依然过得十分艰苦。同时，孝顺的张香桐不仅只考虑自己的生活问题，他还时常想着家庭的困难，想着父亲和几个叔叔的日子过得多不容易，自己应该想方设法地尽可能地在经济上给家庭一些接济。这样一来，他自个儿的日子就不得不格外地节省。
张香桐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在学校的食堂开饭，一个月至少要花5元大洋，但如果到学校外面沙滩的街上那些小饭摊去吃饭，就很便宜。一个月花1元大洋，也就能填饱肚子，生活就勉强可以维持下去了。
于是张香桐每天的三餐都到那些小饭摊上去吃的。在那些小饭摊上吃饭的都是一些拉人力车的、做小买卖的、挑担扛包的穷苦平民。对这些没钱的穷苦人来说，这里的饭钱是够便宜的。可是吃的却尽是些粗面窝窝头、玉米面饼呀之类的很差的食物，仅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而已！
张香桐边读书边去打工挣钱，他到中学兼过生物课，到报社搞过校对，还帮别人抄过稿子。后来又投稿挣稿酬。此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张香桐还兼着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工作，做一些为读者办理借书、还书和将书归架的事情。此外，他还做过报馆的校对，当过木匠，甚至去殡仪馆给死尸化装，来换取学费。
这几项兼差的工作前前后后加起来，张香桐一年中能有几十元大洋的收入。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寄回家里后，的确能帮助父亲和叔叔们解决些问题。当然，为挣到这几十元钱，其中所经历的多少艰辛和困苦，只有张香桐自己体会得到。这实在是一言难尽了……
就这样，张香桐一面念书，一面挣钱养活自己和接济家庭，度过了艰辛而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