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与原则
撇开个人的动机不论，吕不韦的成功从客观上反映了新兴商人阶层日益强烈的参政愿望。正因如此，当他进入封建国家最高统治核心之后，必然要在秦国的内外政策中充分体现他作为高人—地主集团政治代表的特点。
吕不韦从庄襄王元年成为秦国丞相起，到秦始皇十年止，前后执政达十三年；至少在前十年中，他基本上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不受约束地从事各种活动，可以说是大权独揽，得心应手。这是吕不韦一生中最为灿烂的时期，其个人才华得到充分的施展，同时也为秦国的发展和统一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过去，人们往往把秦统一中国的功绩统统记在秦始皇一个人的身上，这似乎不太公平。实际上，在他十三岁继承王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秦国的许多重大政治、军事行动仍然是在以“仲父”和相国身份辅政的吕不韦主持下完成的。后来，秦始皇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完成兼并六国的历史使命，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吕不韦执政十年间所打下的基础。
为了加速统一的进程，吕不韦首先在军事上对东方各国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一有机会就主动出击。庄襄王即位的当年，他就亲自领兵一举粉碎了以东周君为首的周王室残余势力的垂死反扑，使姬姓宗庙从此断了香火。接着，又派大将蒙骜等接连向韩、赵、魏三国发起强大攻势，先后攻占成皋、荥阳、榆次、上党、晋阳等四十余城，重置三川、太原郡，把秦的国界推进到距魏都大梁不远的地方。从秦始皇即位后第二年（前245）起，吕不韦再次以韩、赵、魏为主要目标，发动新的一轮进攻，在蒙骜统率下，秦国“锐士”所到之处，三晋军队纷纷望风披靡，几乎无力抵抗。四年中，秦军又夺取了韩国十三城，魏国二十二城，并把早先已成为魏之附庸的卫国变为秦的附庸，使秦的领土与齐国直接相连。原先处于赵、魏、齐、卫之间的一大片土地转眼成了秦国新置的东郡，其郡治就设在吕不韦的原籍老家、原来卫国的都城濮阳。这样，秦军不但对韩、赵、魏三国完成了包围态势，而且对齐、楚、燕等国的生存也构成严重威胁。
公元前241年，除齐以外的东方各国发起了战国时代最后一次“合纵”攻秦。秦军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这次进攻，并趁势挥戈反击，直取赵、魏，继续攻城略地。在吕不韦的决策、指挥下，到秦始皇开始亲政的当年（前238），秦国在军事上的主动进攻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它在关东地区新取得的土地至少已达十五个郡。这些胜利沉重打击了六国的封建割据政权，它们已没有任何希望去阻挡秦王国的胜利进军，而只是在气息奄奄中苟延残喘，等待着最后覆灭的命运结局。
吕不韦在布置对六国军事进攻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加强国内的统治基础。在这方面，尽管没有留下多少具体记载，然而从他为未来的统一王朝积极准备思想武器这一点上，可以体察到吕不韦为此所作的努力和付出的心血。
力图使武功和文治相得益彰，是吕不韦治国方略的一个显著特点，而这恰恰又是秦国历代统治者所共同缺乏的基本素养。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不断强调法治，提倡“以吏为师”，把治理好国家的任务单纯寄托在法（重刑）和吏的身上。由于秦国君臣不愿意承认思想道德具有社会教化功能的力量，因而相应地忽略了国家的文化建设，造成社会意识形态的畸形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当年荀子来到秦国考察时，曾对昭襄王的丞相范雎说过这样一番话：“秦国山川形势非常有利，民风纯朴，下级官吏忠于职守，朝廷大臣不搞小圈子，工作效率很高。”尽管荀子印象很不错，但还是认为秦的统治总体上还够不上是“王道”，其原因就在于“无儒”。当然，荀子是以儒学大师的眼光来衡量秦国的政治，说够不上“王道”，本无关紧要。但是当兼并战争行将结束，秦统一六国的形势已成定局的时候，吕不韦身为秦政权事实上的决策者，对于未来统一帝国如何实现长治久安的问题就不能不有更多的考虑，并为此作出更为深远的安排。在这方面，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为统一的新型国家提供一套与封建集权体制相适应的比较完备的统治理论，作为统一君臣思想和行动的准则。
在已经积累了一定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吕不韦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选择在秦王政即将亲政的前一年（前239），采取了一次令人瞠目的大胆动作。这一天，咸阳城门墙上挂出了密密麻麻的一大批简书，吸引着来往过客在此驻足。人们仔细看过，方知是一部名为“吕氏春秋”的洋洋20万字巨著。更为稀奇的是，书的上方还高悬着一大盘黄金，旁边是以秦相国吕不韦名义发布的告示，声称如有人能对这部书作出哪怕一个字的修改增损，就可得此赏钱千金。这一举动是如此地怪诞，人们摸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个个面面相觑，以至于过去了很长时间，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试一试。
后来有人分析，这部被冠以“吕氏春秋”之名的书，从内容、文字上来看均非上乘之作，之所以无人改动，“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这话也许有道理。在还政于秦王之前，吕不韦或许很想检验一下自己在国人心目中的权威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当了八年的“仲父”，今后能否继续在秦国政治中发挥作用。但是，单纯从个人的权力欲来解释这件事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对于秦王政的为人，吕不韦应该比谁都清楚，“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这位因自幼遭际坎坷、备受冷遇而形成了多疑、狭隘、残忍等心理缺陷的少主一旦亲政，是无论如何容不得第二个人来与他分享权力的。假如仅仅为了保住自己已有的地位权势，此时吕不韦应做的恰恰是尽量收敛锋芒、小心从事，以避免造成“势大震主”之嫌。这种显而易见的道理，头脑精明的吕不韦不会不懂。然而他偏要在这个时候拿出“黄帝之所以教颛顼”（《吕氏春秋·序意》）的架势来，把一部与他自己名字相联系的书抬到同孔子等所作春秋经传相提并论的位置，并公之于众，这明明是在公开向秦王政挑战，告诉他：治理天下的良方我已经开好，从今以后一切举措都只可在《吕氏春秋》所提供的“八览、六论、十二纪”范围内按图索骥，寻找现成的答案，而不可更易一字。
应该说，这挑战里面所蕴含的绝非简单的权力之争，人们从中更多地感受到的还是吕不韦身上的一种超凡的气度，一种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惜以身家性命为代价与秦王抗衡的原则精神。如果说当年他走上从政道路的时候还带有商人固有的某种投机心理，较多从个人利益上来权衡利害得失的话，那么今天他的所作所为则俨然表现为一个政治家思想的成熟。在事关秦国发展前途的应该用何种方法进行统治的原则问题上，他似乎已不在乎“泽可以遗世”这类仅仅和个人有关的蝇头小利，他的眼睛已经盯住了“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这一更为宏大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吕不韦与那位日后同样成为秦相的李斯相比截然不同，至少在人格上就显出其伟大之处。
李斯起自巷闾布衣，随荀子学儒多年，因追逐功名利禄而投身秦王朝的统一事业，曾为吕不韦门下舍人。既后取得高位，却仍兢兢于一己私利，在政治上唯以国君个人好恶为取舍标准，乃至发展到为保全“仓中鼠”的既得利益而违心充当秦二世推行极端专制主义的“督责之术”的帮凶，铸成终身遗恨。
吕不韦虽也靠政治投机成功而飞黄腾达，但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以寻求某种最佳治国方略为己任，历十年而不舍，终于汇百家之学于一身，设计出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统治思想。这套方案代表了吕不韦本人的最高理想，他希望秦国在统一后能沿着他所提供的方案继续实践，循序渐进，实现从“武功”到“文治”的转变，以求得各方面的稳步发展。尽管明知这套杂糅各家的理论与秦国既有的文化传统在诸多方面不尽一致，甚或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他仍要毫不气馁地为之呐喊，甚至甘冒同最高权力公开对抗和丧失已经到手的巨大利益之风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利益和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无畏的君子风度。尽管这里面不会没有感情上的痛苦，更不用说内心也充满了深深的迷惘和困惑。
历史表明，统一前夕的秦国内部存在着吕不韦集团与赵太后—嫪毐集团之间，以及秦王政亲政后与这两个集团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权力之争，经过激烈的搏斗，嫪毐、吕不韦两大集团先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秦王政最终控制了全部权力，建立起典型的君主专制体制。
如果就斗争的实质而言，吕、嫪二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的失败也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嫪氏长期与太后结为死党，觊觎朝廷，进而发展到乘秦王政在雍城蕲年宫行加冕礼之际假托秦王之命调兵遣将作乱而遭败诛，纯属后党作乱一类的宫廷政变。作为相国的吕不韦在平定嫪毐之乱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的最后失败虽也与嫪氏不无瓜葛，但秦王政却在事隔一年之后方对他采取“免相——出就国——徙处蜀”这样较为缓和的三步式处理方式。这足以说明吕氏与秦王之间的矛盾不仅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之争，更重要的还是在维护或改变秦国传统治国方针这个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政见之争。
秦王政也许可以容忍吕不韦与嫪毐之间那种暧昧的利害关系而不予深究，仅以免去相位了事，甚至可以理解他以“仲父”身份继续对自己发号施令的企图而“不忍致法”，却独独不能接受吕不韦广结宾客游士，到处宣传那套不合自己口味的政治主张的做法。所以当他发现吕不韦在免相后的一年中仍在封邑内继续活动，扩大影响，执意与自己争夺思想控制权，以至于出现“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的局面时，终于按捺不住对这位异己分子的万般义愤，于是一道诏书寄至洛阳，激怒之情跃然纸上：“君何功于秦，秦封君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一句话，你吕不韦根本不配享受秦国已经给予的一切特权和待遇，并命令他举家充军蜀地。吕不韦一夜之间从封君跌落为囚徒，希望彻底破灭，自思秦王决不会就此罢休，不如以身殉志。郁郁之下，终于饮鸩而死，了此一生。就是这样，秦王政也还没有达到目的。为了铲除吕不韦的影响，他又借口有人私自为吕不韦下葬举丧一事，把那些依附于吕不韦门下的宾客舍人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加以驱逐和流放。这种做法，甚至被当作秦国处置不安分权臣的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吕不韦走了，他那直到生命结束仍不改初衷、坚持如一的原则终于未能在秦国得以贯彻。他的对手——秦王政年少得志，迫不及待地按照韩非、李斯之流提供的术治方案，把秦国政治引上了由他一人“独治其民”的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路线。秦王朝统一后，尽管从一开始就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矛盾，然而由于受极端君权的压抑，仿佛一切都被那位始皇帝轰轰烈烈的内外业绩所掩盖。但这样的统治如同建立在火山口上一样，虽然得逞于一时，却难以长治久安。长期潜伏的矛盾所积聚的能量一旦爆发，足以使貌似强大的帝国大厦在短时间内无可挽回地崩塌。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吕不韦走了，带着深深的遗憾，带着他为之钟情、为之呕心沥血的发展秦国统一天下的济世方略。那部与他的事业和理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吕氏春秋》也随之遭到冷落。然而，一种思想的生命力常常要比他的主人的生命力大得多，吕不韦从政治上乃至肉体上被消灭，不等于他的思想从此消失。在以后的岁月里，以他的姓氏为题的奇书《吕氏春秋》一直在社会上流传，给人以启迪。两千年来，虽然它不曾被哪一个时代的统治者接受为正式的统治理论，但他们或多或少都能从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那部分思想养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