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
首先，应该考虑到商鞅与百里奚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进步了，私有制发展了，阶级分化日益加剧，在上位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必将越来越疏远。
其次，似乎需要从变法本身去找一找原因。商鞅的目标是要秦国达到治、富、强、王，主要的办法是农战，问题抓得很准，成绩也是巨大的。但他把服务于农战政策的一切措施都建立在愚民的基础上，能说这仍然是正确的吗？
变法刚开始，商鞅曾在国都南门外竖立一根三丈高的木杆，号令大众说：“谁能把木杆移到北门去，就赏予十金。”百姓莫名其妙，没人敢出头，于是，又把赏格提高到五十金。有人放大胆子来把木杆移走了，果真得到了赏钱。商鞅的意图是借此告诉人民，只要听从命令，就会有好处。这个故事生动说明，商鞅只想让民众知道应该怎么做，却根本不想让他们懂得为什么。
人民越愚昧，便越专力于农耕，也越容易驱使他们到战场上去卖命，这是商鞅始终如一遵奉着的信条。为了愚民，他不遗余力地压制商贾、压制有技术的手工业者，还严厉禁止人民攻读诗书、探求学问。甚至连见闻广博、聪明智慧、善于言谈者都被列为打击对象，认为一切懒惰、傲慢、不听命令的坏现象都是由这些“乱农之民”带出来的，“乱农之民”简直就是附在国家身上的虱子，可杀不可留。据《韩非子·和氏》篇记录，商鞅曾“燔诗书”，不知是否还坑过儒。原来，他不仅仅是通过改革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毁灭文化方面为秦始皇提供了可资仿效的范例。自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要求商鞅也懂得教育群众和发动群众，但除了走愚民和文化专制的道路外，是否就已别无选择了呢？
商鞅罚不避权贵，提出刑无等级，用严厉的手段打击上层守旧势力，确实难能可贵。但同时他又把严刑峻法当作驱使下民专力于农战的无情钢鞭，而且主张，对犯轻罪的人要用重刑，以为这样一来，百姓们连轻罪都害怕犯，更不敢去犯重罪了。在这种远非科学的量刑理论下，人民自然要遭受到超乎常规的迫害和摧残。据记载，商鞅除推行“连坐法”外，又增设腰斩、抽筋、凿头顶、下油锅等酷刑，甚至连把灰尘倒在路上之类的小过错，也有相应的刑罚。他曾在渭水边一次杀人七百多，半条河水都被染红，被杀者亲属的哭喊声震动天地，很难确定这七百多人都是贵族反对派。用如此残暴的高压手段求治，其治焉得长久？他那颗冷酷的心又怎能不感到分外孤寂？有人说，后来秦始皇一岁断狱上万件，弄得囚犯充斥于道路，这只是一个流，而商鞅的轻罪重刑才是真正的源，秦朝二世而亡，商鞅也不能辞其咎。这种意见是发人深省的。
商鞅改革中的失误还可找出许多条，这些失误与他个人历史悲剧的铸成不无关系。但我们更想指出，社会的每一种新进步，原本就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改革者将遇到种种误解、困难和危险，难道不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吗？
成功的改革家既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又需要把改革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商鞅做不到的事，后人应该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