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治国者的困惑

◎范炯

三千年岁月风烟滑过眼底。在这里，渺小的我辈，居然获得一份指划天地、侈议古今、评说伟人的自由，何等幸运。

对于伟人，我们的前辈已经仰观得尽够、赞颂得尽够、艳羡得尽够了。作为逝者，这一切都已无足轻重，盖棺自有定论。作为来者，这些通过如山史料活生生记述下来的生命体，以其歌哭歌笑，以其殚思极虑，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份人生的标本。这里的人生，涵盖很大、很广。

颂歌自有其生生不息的旋律，我们深知。而此刻，我们只着眼于社会人生的变奏，着眼于“英雄交响曲”中的休止符，着眼于历史的空白——治国者心灵的困扰和迷惘。

空白，是饶有深意的。

当汉高祖从腥风血雨中赢得了那一大片本属于周天子、秦始皇、楚霸王的天空，当这位划时代的帝王，面对诸子百家学说，面对分封制、郡县制，面对秦文化、楚文化、齐文化，面对种种关涉到社会、苍生和历史的选择，陷入种种关涉到民族、家族、自身和子嗣的矛盾之时，他不困惑、不犹疑吗？很显然，立国之初的疲于征讨和他身后几十年的黄老之治，一方面时势使然，与民休息，但较之后世开国者们的成熟和从容，在另一方面则不能不视为汉家治术方略上一时性的举棋不定。他的前朝范式太多，而且教训多于经验，时过境迁，必须通变，而新经验的获得需待时日。怎么办？亭长出身的他以其丰富的阅历和天性的机敏，竟依静动之理，“无为而治”，表现了足够的政治智慧。而这智慧的背后，实质上正是时代“局中人”的困惑。

面对共同的世界，有着相似的矛盾和热望却又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秉性的，还有那位千载而下的大明太祖“朱皇帝”。这位从农民起义中崛起的“农民皇帝”，当他在成功的巅峰上被自己背靠的和面对的人们——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同时抛弃和抵触的时候，该是怎样的心情？旧式刻板的史家们无法留下更多生动的情绪史料，但从对他的疯狂杀戮和变态猜忌的记录中，仍可看到他内心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仇恨贪官污吏——因为他曾是农民之子；怨恨农民义军——因为他已是地主头子；嫉恨功臣名将——因为他又是朱姓天子。

化家为国者，终成孤家寡人。历史的嘲讽是无情的，这无情的嘲讽又几成铁律，困扰着一代代圣君明主和开国大帝！

然而有些困惑，则是历史留给后人去深长品味的。

默想秦朝的二世而亡，洞悉它法术刑赏的一家治术之偏狭，使我们不得不念及那位曾遭后人唾笑的吕不韦和那部杂糅百家的《吕氏春秋》，不得不念及这一“政治投机商”为未来秦廷所付出的苦心和远虑：以治一邦一域单一的治术经验来强行治理文化色块斑驳、民风民气各异的普天广土，以争天下的战时政治统御坐天下的太平世道，天变道不变，这世道如何太平得久？

思想文化方面的理论准备，张弛有序的文武之道，显然是治世不可或缺的前提和要义。可是，对这一点儿基本常识的获得，却不仅以吕不韦的生命和热血，也以后来一系列践武者的惨剧作为代价。

历史从不回头，只以其决绝的姿态种下遗憾，昭示人们：唯来者之可追。

不禁又使我想起那位独步千古的“儒君”——历代暴君的对应物——明太祖的继嗣建文帝和他那仅仅四年的改制之梦。实际上，这位乃祖用一代名儒及其儒家理想模式在“温室”中培养起来的书生皇帝本身，也正是雄才大略而又残暴无比的朱元璋本人的仁君梦。历史无疑是由种种偶然构成了它的过程，但这一系列偶然现象的归趋和规定性，却使建文帝和他的梦幻设计师孔子、孟子以及他的梦幻工程师齐、黄、方诸人，都无法改变那个“王道”梦破的结局——在那个天下为私、骨肉相残的“必然王国”中，实现君王人格的完美与世道的和谐，纯属痴人说梦。当然，这一帝王在帝王时代昙花一现的书生梦之于后人，自有其悲壮的蕴涵，其久远的影响，当不止源于那场明宫大火。

人们很自然地会从王莽、王安石、建文帝、光绪帝等落败君臣的治世之梦中，去品味历史的无奈。他们或后顾或前瞻，但都无一例外地颠踬在各自时代的死胡同。缘由是明摆着的：他们无法超越时代和自身！

这期间，唯上“天人三策”的汉儒董仲舒似乎没有困惑，他凭借着自己审时度势的智慧和千载难逢的机缘，顺历史大潮走上了“帝王之师”的显位，并实现了自己定儒家为一尊的儒生梦。然而，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旷世之举，虽确立了两千年封建专制大帝国的基本政治格局，却也因其文化哲学上的必趋僵化和其历史使命的绝对时段性，给历史留下了长久的迷茫，也给国人留下了因袭的重负，流弊至今。董氏地下有知，其困惑当不减于后世来者。

历史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进，并展现着伟人们悲壮的追求和迷惘。这使人很自然地想到北魏孝文帝和一大批与之相类扑向农耕文明的草原之子，金人、元人、清人……

背负民族重任的最高统治者，当他明显意识到自身民族文化的落后已危及民族命运的时候，往往呈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求稳”。这稳字，说穿了，是一世之稳，苟全之稳，即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哪怕明朝喝凉水”。宁愿坐失江山，也不愿更易国策。十六国，走马灯似的生生灭灭、出出进进，无不是始以暴戾之气卷入，终以草莽之风飘走，大都留不下什么印记，而死抱着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既定国策的北宋之亡，更是耐人寻味。另一种历史态度则是“求变”。在变中求生存、求发展，把自身的恩怨荣辱置之度外，而把全民族甚至多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于是，北魏拓跋氏站稳了脚跟，其后，金人随之而变，求得中原一席之地，而元祖、清祖则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比一个成熟地建立了“不世之功”。

然而，相比之下，还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所留下的历史余韵更为绵长。他的一生，走出了否定又否定的“圆形轨迹”，他临终时苍凉的一笔，注定了北魏永远与“南”无缘的历史命运。这是历史潮中一个随波逐流的“鱼儿”的困惑，但这“鱼儿”心有不甘地奋力一跳，却给历史留下了长久的警喻，而“鱼儿”重新掉入水中微弱的声音，又使千载之下的人们怦然心动：这是“水族”的困惑。我们为那位非凡的草原之子，为他的勇气、他的悲怆而潸然泪下，这是历史的感动。

伟人之在历史，也不乏另一种清醒。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无疑从前人故事和自身体验中朦胧意识到了什么。像李泌的若即若离，像王安石的几进几退，像耶律楚材的湛然与否，像郝经的北风之叹，像福临的仰天长啸，像玄烨的日暮张皇，像林则徐的伊犁困思，像翁同龢的孤臣酸泪。但他们终于无可奈何，唯顺时流而徜徉，听任命运之舟在人生和时代的大限之内永恒地搁浅，连英名盖世的汉武帝和唐太宗亦不例外。历史冰冷的真实，终究揭示出他们“托体同山阿”的虚妄。晚境的悲凉和绝望，几乎销蚀了所有雄才大略、权倾天下者的锐气和壮心，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们无一例外地陷入了生命的泥潭。更有甚者，则走向了自己一生孜孜求索的反面，成为暴君或愚臣。这是怎样的不幸！而这不幸又往往是以千百万苍生、以几代十几代、以整个民族更大的不幸作为牺牲！

当然，伟人毕竟是以其惊世骇俗作为其伟岸之表征的。当我们以人道的眼光与古之仁人一同切齿于吕雉非人的妒毒之时，又不得不排除历史的偏见，以史家的眼光与今之智者一同钦佩起这位两千年前辅佐刘邦成帝业、定天下的女中豪杰，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安汉家者，有赖女流。虽然这个女子似曾做过“食日”之梦，有过“非分”之想。一个早已进入男权时代的泱泱大国，出此雄略之女流，细想来，实是“今古奇观”。与武则天相比较，吕后的作为，仅差称帝一步，却与武则天同样，背负骂名千载，而又略无减损，功在史册。这其间，包蕴多少历史的哲韵，耐人寻味。

女人，你的名字，在与男权抗争的刀光剑影中，何曾真的与“弱”字结缘？而女人的标尺，更因另一个响亮的名字——曌的诞生而变得无比辉煌！

伟人，是凡人梦想的疆界。它是梦，又是真。然而，作为真实的人，伟人的困惑为之带来的心灵矛盾之苦，也是常人所无法理喻的。

多少次的太后“垂帘”，多少次的女主“乱政”，但大都瑟缩于深宫，设谋于密室，大都泥于一己之私，一姓之荣。独有武则天，敢于一脚踏上金銮殿，拉开旗幡，自立周帝，完成空前绝后之举，而且，竟稳稳当了十数年名副其实的皇帝，天下晏然，社会安定，男众膺服。当然，其间少不了男人般阴险、残暴的政治铁腕，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但仅令后世社会万千男众诟骂千载犹不解气本身，就足证其勇气之灿烂。而她生前溺于作为女人的种种困惑和矛盾，以及她比照男帝，突破壁障的种种努力和智慧，则充分展现了她真实的存在和非凡的壮心，虽然，结局的惘然所贻给后世女界的仍是长夜的困茫——对于自身社会角色的犹疑和绝望。

凡此种种，可以确认，立于时代之巅，面对八面来风的伟人们、“大人”们，他们所经受的心理矛盾，常常同时是社会的、时代的、历史的，是本人的、时人的、后人的矛盾，所不同的是，只有在后人或后人的后人那里，这一矛盾所构成的困惑，才有可能化为一份历史的清醒。

古来庸人无困惑。他们视生存为唯一要义，推而广之的一点点奢念，也不离口腹之欲、声色之娱。这是历史的惰性所在。

困惑自有其另外的意义。和友人议及此书之旨时，我曾顾名思义：困惑者，先困后惑也。行不通为困，思不明为惑，先行而后思。困惑是思考的主旋律，是进行曲中的休止符，是两个乐章之间的转折点。人类用困惑之痛苦所换取的，无疑是历史的递嬗，更是人类群体生命的“华彩乐章”。

人类每前进一步，竟是如此艰难。宇宙间一代代身躯渺小的伟人们，面对历史的痛苦和时代的灾难，一次次叩响和摇撼治世之门，然而，这门开开合合，恶作剧般耗尽了那一股股经天纬地的移山心力，似乎在嘲笑叩门者的迂阔，又似乎在等待撼门者的顿悟。

历史是思辨的，而思辨的主体是人。伟大的人类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获得了这份宝贵的顿悟：人类个体的清醒和睿智，根本无法改变整体的局限和荒谬，一切都在过程之中。诚如一位西方智者所云：历史，就是耐心等待受难者获救的福音。而人们所能做的，应是一次次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机会，或用自己点点滴滴、实实在在的人生努力，促成这些机会的早日到来。当然，我的后一句话，也是对众多“顺时间而活”又心有不甘的凡人而言。

千百年春秋更替，伟人和凡人，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始终保持着一个固定不变的格局：在上在下，天壤各别。“匹夫不足与谋！”“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上者，为所欲为，困所自困；在下者，任其摆布，不问不愠，非忍无可忍，活无可活，决不嘶喊半声！这就是“温柔敦厚”的国民性，这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惰性心态之根由。

其实，作为“小人”，更多地了解“大人”的苦恼，作为凡人，更多地了解伟人的困惑，更多地了解那些“大人先生”“肉体凡胎”的实质，更多地了解那些伟岸君臣“大有大难”的实况，并与之共思共虑，自觉体味时代、家国、人生，自觉设计规划自身的平凡和伟大，无论对上对下，于国于身，都不无意义。

“江山代有才人出”。伟人的概念是宽泛的。从历史的观点看，包括成功者和失败者。其实，成功失败，本无常势，“河东河西”，已是常识。因此，在我们撷取历史人物以构架此书的过程中，始终如履薄临深，生怕漏所不当漏，收所不当收。然而，做到前者，已是痴想，因为纸短人众，说来话长。而对后者，我们则有另一番考虑：不以成败、不以旧案论英雄。于是，我们“冒天下之大不韪”，收入如吕不韦、吕雉等，让这些舞台上的丑面人物也“忝列”历史伟人之中，而对似乎一目了然、难出新见的秦皇、宋祖等，只好遥遥道声：抱歉（本来拟收更多失败的治国者，如元顺帝、清道光帝等，因虑及学术争讼，名实之辩，故免）！但对他们的丰功伟业，则永远高山仰止。我们尊重历史。

关于治国者的概念，我大致界定为：直接参与现实政治并构成广远影响者。遂有如董仲舒、李泌、耶律楚材、郝经（特别是董仲舒这位“春秋公羊大师”）这些从政身份若明若隐者入围。无疑，他们以及洪仁玕、翁同龢的书生气质，与其他风云龙虎人物是判然有别的，既有性格差，也有观念差，置于一处，或可造成一种饶有意味的参照效应。

以此为准绳，稍有偏离的当然还有孔孟之类的先秦诸子，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孟子，就与治国者关系密切，甚至与统治者有过直接的交锋和交流，但考其实迹，仍未脱理论框架，未入实践领域，况其深远的思想意义，又明显大于直接的政治影响，因此以收入另卷为宜。其实，在那个以家国为主要思考对象的特定时代里，伟人的困惑，对于治国者和思想者来说，应是殊途同归的。除个别诗人、哲人外，很少有人作超尘之想，他们的困惑和他们的痛苦一样，都是具体的、坐实的，而在这具体、坐实之中，透露着深广和博大，因为，它们都是历史时代的写照和镜子。

一部治国者的困惑，涉及问题方方面面，而诸位学者所采用的基本表述方法，多是以一斑窥豹。诸如华夷之变、继统之虑、治术之困、进退之忧、性别之惑等等，都是以点带面，加以阐释和描述。我们试图贡献的，只在于提出问题，确立一个思考的基点，更深刻的发现和发展，则有赖大方之家和后来居上者。

另外，在走向现实的思维视点、走向大众的表达方式，走向心灵的探求意向上，我们也作了进一步的尝试。使更多的人，使我们民族的父老乡亲，都来关心历史、关心中华民族和人类自身的命运，是私心宏愿。我们不讳言。

在这里，也仅仅在这里，我们深深感到站在历史之外的幸运。然而，我们也深深懂得，自身正陷入历史的局囿。我们的这份清醒，也许正是留给未来的迷惘，而这份尚未觉察或略有所悟的迷惘，正在造成新的认识误区。基于此，在书中我们力图做到的只是：把自己的情绪判断和历史的实况录影，尽可能地分离开来，但又并行不悖。

伟人在我们之前，后人在我们之后，而我们自己犹如两峰之间的幽谷，判别着两个伟大时代的高度，记下痛苦中的困惑，困惑中的智慧和智慧中的清醒。

自不量力的我们，虽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可叹可笑，但人类是伟大的，是不断产生伟人的生命群体。而未来世界的未来人类，必将在无数新的、深刻而又伟大的困惑中，成就全体的伟大。

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