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论战的得与失

文坛论战的得与失

文坛自古有之，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也极注重文化发展，即使出现了很多帝王烧书，设置文字狱，罢黜不利于自己统治的学术思想等情况，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时候的朝廷内阁力量大多掌握在文人手中，官员想要平步青云，必须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而纵观那些仕途不顺者，也多是在文学上“唱反调”的人。

文学博大精深，自古分支甚多，虽然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官方思想，但民间总有一些不愿受禁锢的人会出来与官方文人或者其他文人叫板，因此便出现了文坛上的论战。明朝经历了种种文化淘汰与沉积之后，程朱理学一统江湖。这时候大的思想革命不会轻易出现，但举着文学的旗帜，心怀政治目的的各种文学论战却此起彼伏、屡见不鲜。

明朝弘治年间，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已趋于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很多人便想玩点高雅文学，因此，一群小后生发起了诗文复古运动。

当时执掌官方文坛的长老是李东阳，李东阳和文坛里的一些核心人物成立了一个“茶陵诗派”，几十年来始终固守和推崇着台阁体诗文，牢牢控制着文学的走向。

再好的东西，几十年不变都是一件恶心人的事情，就如同现今的教育材料，也是时常更新，不然肯定会遭到学生们的抨击。当时民间就涌现出了反对台阁体诗文的团体，这个团体的领袖是人气巨高的李梦阳。当然，李梦阳跟李东阳是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的。这个团体的成员大多是民间比较有名的青年才俊，如何景明、汪俊、唐伯虎和王阳明等。他们讨厌台阁体诗文，更讨厌要求考生写八股文的科举考试，在他们看来，相比创作自由的古诗文，台阁体诗文实在过于呆板僵硬。

那时的王阳明年纪轻轻，满怀激情，虽然还没有入仕途，但已然心系天下、立志成圣，所以参与这场文坛大战似乎是他分内的事情。无论如何，这群年轻人的出发点是好的，至于论得如何，结果如何，实在不甚重要。因为这一举动的意义在于打破了明朝当时相对封闭的文化空间，让一些新鲜的风吹了进去。

辩论通常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说服对方，但抱着迥异想法的彼此如何肯投降呢？即使后来明白自己错了，很多人也是打死不认输的，这便是中国人的“倔强”。

那么，王阳明在这场论战中得到了什么？

首先，该是向内阁大佬们呐喊了一声：“你们不能懈怠，长江的后浪马上就要推上前浪了，不想死在沙滩上就努力学习更新自我知识结构与时俱进吧！”

其次，王阳明从论战中获得了对自己更为清醒的认知，与对于文学的深层次思考，这有助于他突破自我局限，巩固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创立心学体系。

那么，王阳明在这场论战中又失去了什么呢？

我个人猜想，也许两次科举的莫名落第便是对他最好的回应。其实不难猜想，一个在思想上与官方主流背道而驰的人，很少有人愿意把他提上来，因为到时候出了麻烦自己也得跟着倒霉。甚至我们可以大胆去怀疑，唐伯虎的“科场舞弊案”，虽然看上去像偶然事件，但搞不好也很有可能会有政治斗争的因素蕴含其中。

老臣们肯定想：你们这群初生小牛犊，不知天高地厚，不是说我们的思想守旧，文学水平不如你们吗？那你们干吗还要挤破头往我们这群人里钻？

王阳明第三次能够考上，估计跟他父亲王华有关：毕竟是朝中大臣的儿子，别人即使要教训、捉弄，也必须有个度，给留条活路，这样日后才好相见。于是王阳明终于中了进士，步入了官场。但很明显，这并非是坎坷的结束，而是新挫折的开始。不让你考研究生，先把你下放到工程部观政，做做苦力，挫挫你的锐气，然后再把你下放到工地去晒晒太阳，劳动劳动，让你明白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美好，上班是很辛苦的，你们这群曾经的无业游民指责上班族工作不力是很不谅解人的。

对于自己一开始的仕途不顺，王阳明并没有联想到是自己与高层官员的政见不合，因此迟迟无法获取他们的信任。小心谨慎、低调做事一直是在官场行走的法则，然而那时的王阳明却不明白，又或许明白，但他不屑与众人一样畏缩怕事。

结束了督造王越之墓的工程后，王阳明赴京复命。但就在这时候，一颗拖着火焰尾巴的流星划破北京的天空，引得满朝文武与皇帝都惊诧不已——古时候并不知道这是自然现象，总以为是什么东西来临前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