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94级的尹莉梅与董志斌
继张采兵和杨胜亮之后，“星湖写作社”第二届副社长尹莉梅后来也主动申请到校报来做学生记者。这位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些文弱的女士，当年却是个“侠女”，不但文章写得漂亮年年拿奖学金，而且在运动场上也常常拿冠军，有人说她的100米短跑“简直像疾风一样迅猛”，打篮球甚至敢和男生争雄，“眼镜片打碎了，痛得泪水涨满了眼眶也强忍住，没有让它流溢出来”。再说写稿，尹莉梅写散文或者新闻可都是一流的。这里也将她当年的“大作”录一篇于下。
不悔仪陇行
梅莺
当黎明吞噬残月最后一圈光晕，我拎着简单的行囊搭上了西去的客车。立春节气已过，寒气却不减冬日里的锋芒，侵袭着我单薄的身子。我默然凝视这贫困而偏僻的山区，青山依旧，故人依旧。虽短短半月，这里却留下了我匆匆的足迹和我的一份青春。车启动了，载动我难以名状的情感。背后的小兵渐渐与车拉开距离，城里的人们逐渐远离我的视线。他们将成为我回忆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
半月的采写旅行在黑与白更替下悄声无息地飞逝，这一遭仪陇行，尽管我空得一身疲惫，并无累累硕果，但是依旧无怨无悔。
茫茫人海、大千世界，你我他相遇相识是缘，与志同道合者为友更不易。我喜欢一位诗人之言：“当魔鬼八面围袭，你我靠背而立，这就是人，相撑—拼搏—共存；当寒冷加剧，世界在零下结冰，你我生死相偎，这就是人，信念—情谊—凝聚。”
故我很珍惜第一次与男同学结伴远行采写的机会，很珍惜第一次在朱总司令故乡仪陇作客，怀念在仪陇的采写生活，难忘在那里遇到的每一个好人。
仪陇，这块贫瘠待垦的土地，虽没得到大自然的恩赐，却有让此地儿女骄傲的伟人朱总司令和人民的好战士张思德，拥有健康的思想和淳朴民风的渴望富庶的当地民众。白天，我们在外与形形色色的人为友，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采写各类人，涉猎各行业。只要有新热点、新鲜事，无论路途遥远坎坷，我们都跋涉而去。干上这一行，我们始终精神焕发，内心狂热。偶尔遇上不合作对象，我们尽量赔笑脸说好话，或掏出学校颁发的采编证以证明身份，我学会了与人相处。晚上，我们收集采写材料，冥思苦想定主题，五次三番修改誊写，有时开着灯忙至深夜，虽忙虽累，但内心充实。通过采写，我更加体味农民的艰辛，明白当一位为人民着想的好记者是何等不易。
采写期间，我认识了许多朋友，他们带领我们各处参观、找资料，配合我们采访，甚至还有部分朋友“请客”招待我们，特别是供我住宿的小兵中学老师罗绵宗。罗老师与夫人天天做好饭等我们回来，从不埋怨嫌弃，更不收取一分一毫的费用，有时还要替我洗衣服。我与他们素昧平生，他们却给了我家一般的温暖和关怀，怎不让我永远怀念？
我们也珍惜难能可贵的异性友谊。尽管世俗的眼光总跟随着我们，闲言碎语总是萦绕在耳旁，这些都未曾在我们的心灵上投下阴影。我们坦白真诚地交往，相互鼓励、相互促进，在合作中互相提高。因我们明白，在这之前和这之后，一百年之前和一百年之后，你我在哪里？短暂的仪陇之行结束了，一切都化作一段回忆。
人活着并不只是为着金钱、爱情，有些东西让人一辈子也难以忘怀，正如这次旅行。我想，仪陇之行，我永远无悔！
在校时的尹莉梅、董志斌与本书编著者合影（图中小孩系编辑部女编辑钟昭会女儿）
这篇文章，原载于《重庆师专报》1996年3月10日第3版，记述的是她在那年寒假的一个惊世骇俗之举，居然敢挑战传统的观念和世俗的眼光，和一个并非恋人的男生结伴去朱德故里采风，文章不长，但文笔优美，其理想抱负亦跃然纸上。
而就是这样一位“全才”，在毕业分配时也遭遇到了瓶颈：来自川西一个偏远县的她想留在新兴的重庆直辖市发展，尽管在沙坪坝区教委组织的考试中“高中”但是却要被分配到沙坪坝下面最偏远的青木关一带新区教乡中。
“老师，能不能帮帮我哟！”
极少求人的她，也在我面前哭丧了脸。
“好多人都是从教乡中开始呢！”
我嘴上抢白了她，心里却记下了这事。也算得是天幸有缘，两天后到市里开会，恰巧碰上了一位曾在我校挂职的领导，他又恰好新进了沙坪坝区领导班子，并且恰好管得着教育口的事。于是，也是极少求人的我，说起了我这个学生的事，说她如何优秀，并说她父亲年已老迈，早年曾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支边”……
“是只能进新区，”那位领导说，“新区条件最好的单位就是陈家桥中学了。”
“谢谢老领导！”我也听说了，当时刚划入沙坪坝区的所谓新区，就数地处歌乐山脚下的陈家桥中学条件最好，于是便连忙替尹莉梅千恩万谢了，回来告诉了她本人，她自然极高兴，感动得两眼都溢出了泪水。
事情本可告一段落了，谁知黑松林杀出个李逵，两天后学校有人找到我，要我把到陈家桥中学工作那个名额让给他，让他的侄女去。
“……！”我连想都没想就使劲摇了头。
事情还没完，他夫人又找到了我夫人，说那人不过是老夏的一个学生，而这人却是他们的嫡亲侄女，孰近孰远一目了然，这忙我们一定得帮。都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要是别的事，这种迂回战术说不定就成功了，但这事当师母的也不糊涂，立刻说这事她也不能答应：一来老夏视学生如子女，在他眼里尹莉梅不一定不如侄女亲；二来呢，年轻人的心灵本是纯洁的，不能让他们因横遭打击而蒙上阴影——连自己就读三年的母校也一并看得黑暗了。
这么一来，尹莉梅到陈家桥的工作就终于落实了。虽然后来她还是离开学校到媒体工作了，但当时陈家桥目标的顺利实现，还是为她后来的发展进步奠定了良好基础。
较之尹莉梅，也是校报学生记者并且也于1997年毕业的董志斌，他的毕业分配就要顺畅得多。
董志斌是学校生物系1994级学生，因为品学兼优等多种因素，毕业时被重庆市委组织部选定为优干生，分派到基层党政机关锻炼和培养，竟有铜梁、璧山等几个地方可供他选择。
“那你就走铜梁吧——铜梁离你的家好像要更近一些。”
当他跑来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如果说我也有一点私心，那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有几位同学在铜梁工作，知道那方水土很是养育人。
就这样，1997年7月，董志斌毕业分配到中共铜梁县委组织部报到后，立即被分配到了离县城很近的一个大镇旧县镇工作，任党政办公室秘书。
董志斌的确是个人才，不但生物专业知识学得扎实，语文根底也打得比较牢，写作能力极为强悍，因此得到生物系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但培养他做学生干部、发展他入党，而且特意推荐他到校报编辑部，让他多一点锻炼机会。
张采兵当年编辑的校报副刊一角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那是1995年秋，也在校报锻炼的“星湖写作社”首任社长张采兵同学首次独立编副刊，他修改过就要付印的大样却被我拦了下来——因为我发现那上面还有不少错别字，其中尤数校内几位老师在上面发表的传统诗错得离谱，先是“三三眷友两两船”句中的“眷”字错成了“春”字，紧接着“举案齐眉忆往时”句中的“眉”字又错成了“骨”字。这时我就猜想，采兵那家伙，采写稿子像个拼命三郎，书是十有八九没好好读了，那典故呀成语的恐怕好多都还不知晓吧？
想着我就笑了笑说：“算了采兵，我们来填个空——填起这个空就算你已经把版面校对好了。”
“填空？”张采兵愣住了，望着我有些不知所措。
“对头，填空——”说着我就在纸上写了“举案齐”三个字，并且加了个空括弧在后面。
“哦——”他点了点头，但盯着空括弧看了半天，却始终填不出那一个字来。
“董志斌你来看呢，看这个空到底该怎样填！”我看见董志斌跨进门来，便大声武气地朝他喊道。
“这——是不是这个哟”董志斌过来看了看，挠了几下头发，忽然拿笔在空括弧中写了个“眉”字。
“对，就该是个‘眉’”我使劲把巴掌一拍喊道，“采兵你可看好了，人家比你矮一个年级，而且还是生物系的哈！”
“……！”采兵似有所顿悟，嘴巴动了动但终未说什么。而自那之后，便常见他自动端起了书本。我心里明白，关于书本上的“举案齐眉”等，采兵或许很快就会反应过来，他只是被校门外的“菜地长金疙瘩”等迷得太紧了。而就这么个玩笑，倒逼着他当时多读了些书，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今，采兵已经是本市一家媒体的主要负责人，不敢说我对他的成长有多大贡献，但却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办报育人”，我一直是个忠实的践行者。
且说但自那之后，我便重视起董志斌来，我想这家伙，人长得帅帅的，态度谦谦恭恭的，该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也基本有了，作为“优干生”，他到地方党政部门去工作应该是很有前途的。
谁知道我太盲目乐观了，后来的事实却不是那样。
董志斌毕业出去工作才半年多，具体说是1998年阳春三月回校春游，那样儿便起了很大的变化，衣服穿得新新的、皮鞋擦得亮亮的倒也罢了，年轻人爱美天性使然，挣了工资不穿还干啥？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他腰悬BB机、胸前挂着“大哥大”满校园晃荡却未免太是招摇了，让人一见就皱起了眉头。
“老师，我这是在给你争面子呢！”
随便说了他一句，他便感到很委屈，嘟囔着作起莫名其妙的辩解来。
“稀罕你争面子！”我说，“志斌，最近写了些什么文章哟？”
满以为他会得意洋洋地报出许多的，谁知他却乘机叫起苦来，说党政办的文章一点不好写，成天就和指标啊数据的打交道，还要三个人两个人地合到起写，扯扯奔奔地烦也烦死了。
“你在学校的时候不是与人合作得很好么——不但长期和尹莉梅搭伙编副刊，还有好些篇文章以‘董尹’的笔名联合发表……”
“那都比得么——人家尹莉梅好优秀啊！”
“哟！你还挺会找借口——”
知道他的问题有些严重了，我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但随后又不得不耐下性子和他说道了好一阵。
又过了一年，1999年暑假，我受学校委派带领“三下乡”社会实践总队到铜梁开展活动，其时董志斌已经是铜梁县旧县镇党政办公室主任了。然而他职务晋升了牢骚也更多了，说办公室主任说到底还是××一个打杂的差使，再过半年不提副镇长就干脆走人——他都在悄悄联系调主城某区了。
“混账东西——你总共才工作不到两年呢！”
我忍无可忍，气得竟骂了他，他听后默默地忍着。似乎就喜欢听我臭骂，他竟主动请缨做了重庆师专赴铜梁“三下乡”社会实践总队的联络员，跟在我身边跑了好几天。那几天无论我说什么，他都能静静地听着，并作了“要注意改正缺点”的承诺。但刚一转过身，随行的几位学校青年教师便纷纷跑来向我诉苦，说我们干脆就不要那个董主任来当联络员了，他背着你就逮着我们的学生队伍瞎指挥，还动不动就板起脸训人……
“志斌，你现在这个脾气真的很成问题，犯了众怒呢！”
当夜我和他作了次长谈，第二天一早送他回单位上班时又说，“你要是再不改，二天我也不想理你了。”
又过了半年多，大约是2000年春夏之交，我忽然得到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董志斌突然因病去世了。
对于董志斌的死因，我心里曾经反复地想过，但别人没细说也不便多问；又因学校当时争取升本建院工作正忙，想请假去铜梁一趟也未能如愿。董志斌当时已经结婚，居然就这么扔下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刚满月不久的儿子走了。尽管知道他的后事得到了非常妥善的处理，但我心里还是默默地难过了许久，总觉得自己对董志斌的关心其实很不够，特别是在他毕业之后的那两三年，他再犟也是愿意听我说道哪怕是训斥的啊，我为什么不再多说他几次甚至到单位上去看看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