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为人,亦师亦友──夏明宇新作《我和我的学友们》序

为文为人,亦师亦友──夏明宇新作《我和我的学友们》序

当夏明宇先生(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老夏)把他新的一部书稿《我和我的学友们》发与我分享,并希望我能够写上几句话作为序言时,我既深为感慨,又略感惶恐。

感慨之情,一方面源于老夏笔耕不辍的精神。不知不觉间,他已坚持写作40年,出版著述19本——这可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数字,更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另一方面我深深感动于老夏诲人不倦的育人情怀,没有想到他曾对那么多的学生给予过那么细致的关怀与用心的指导。

之所以说惶恐,是因为和老夏交往这么多年来,我为他写的文字实在太少,而他总是那么赏识我,对我那么客气,这既让我没有推脱的理由,又担心写得不好辜负了老夏的一片信任。

一气读完《我和我的学友们》,我将全书的总体印象概括为:“笔下有文,笔下有人,笔下有情”。

“笔下有文”是指该书文体有新变、书中有文章、文风有味道。

按老夏所言,这是一本回忆录,回忆了自己近40年办报育人、教书育人等人事经历。他也觉察到,这本书的体例“有些特别”,既有贯穿始终的叙述,又巧妙关联了诸多的学生作品。

是的,较之于老夏之前所著的18本书籍,《我和我的学友们》在文体形式上有了新变,是老夏创作的又一次探索。本书以写人、叙事为基础,同时勾连了消息、通讯、评论、散文、诗词等众多文学品类,赋予回忆录这种体式新的样态。

我们知道,回忆录的写作在东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到了近现代的中国,越来越多的文化学者积极倡导自写人生经历,通过回忆录将自己那一代人的生活经历记录下来。因此,回忆录不仅是一个人的记忆,更是一个群体的记忆,是一种文化的积累与沉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我的学友们》是老夏与学友们的群体记忆,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隐形积淀。在书中,老夏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采用质朴平实的语言,线条般勾勒自己指导过的每一届学生,回忆生活中温暖的点滴细节。

或许,在老夏看来,这是“自言自语”式的半生回忆,但在读者特别是书中所关涉的学友看来,这里有历史,包括学校的发展变迁、高等教育的改革变化,还有渝西这片土地上几近半个世纪高校学子的生活轨迹。这一份记录,是客观真实的,是自然流畅的,是温馨可人的,是对校友情怀的别样抒发,是对学校校史的有益补充。

就文体形式而言,本书在回忆录的基础之上,既摘录了每位学友的代表作品,又在作品之后进行了简短的点评,还在附录中收录了学友们回忆性的文章。这是一种文体上的大胆创新,也是老夏为文几十年的一次跨越。老夏把内心深处珍藏着的弥足珍贵的陈年旧事,通过平视的视角,把一个个人物和故事串联起来,进而串联起他一生的编辑出版及教学生涯,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教育变迁。他笔下流淌的文字,温暖而真诚,尤其是书中的一些细节,更是彰显出他作为一位资深的编辑、作家、高校教师对他所经历的人事的深情驻足。

“笔下有人”是指该书既写活了众多校友,又写出了老夏自己的个性。

老夏心中有记忆,笔下有形象。《我和我的学友们》写到了60余名历届学友,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一直延续到当下,已达40余载,记录下所历时代的变化特征。例如,知青下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护法》颁布,全国批判《河殇》,大学毕业生援藏,等等。每一个时代的变迁,虽说不上全面、系统,但多多少少有所涉及。时代是个极其庞大的概念,于国家、于社会,都有着深沉的影响,具体到高校,这种影响也慢慢沉淀在了莘莘学子之中。这些,老夏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落笔成文,隐隐中便带上了每个时代的变迁气息。

书中所写的诸多学友,多为主动拜入老夏门下的学生,也有个别为他人推荐而来,当然也有老夏自己登门招揽的。后者实为古时先生之风,殊为难得。

这些一届接一届的学生,每一届都带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20世纪80年代的淳朴与勤奋、90年代的激情与热血,新世纪以来的锐气与创新。这些冥冥中的变化,都流淌在老夏的笔下,让人追忆,让人留恋。

老夏是小说家,同时又是新闻人。他以自己特有的话语方式娓娓道来,在一个又一个波澜不惊的故事讲述中,写活了一位又一位真实的人物。这些人物,除了校报学生记者之外,另一大群体来自于校内学生社团,诸如星湖写作社和渝西青年社。老夏不拘泥于专业门墙,他指导学生并非只限于中文系,而是遍及到全校众多专业,外语、数学、体育、生物、音乐、美术无所不包,他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位“可造之材”。聂荣、张采兵、尹莉梅、尹道勇、李文富、吴朝平、陈政权,等等,都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特长,也都有着深挚的感恩情怀。

写者无心,读者有意。读罢其文,能见其人。从文本自然平实的叙述中,从学生深情脉脉的回顾里,一个少为人知的老夏跃然笔下。他善待学生如对待子女,既特严厉,又更有爱心;他关注学生的写作进步,更注意培养学生的人品及做事的态度;他爱写作,因而喜欢亲近每一个喜好写作的朋友;他工作严谨,谁有差池绝对逃不脱他的批评,然而他又谨守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他工作之中常常不苟言笑,但一遇知音,志趣相投,或者看到学生取得佳绩,他也难免手舞足蹈,邀你吃豆花儿,喝单碗……

老夏是个有心人,他不仅坚持用实际行动栽培学生,而且注重不断总结自己的育人心得。他提出“少、高、博、爱、严”五字办报育人要诀。他认为,培养学生记者,数量不宜过多,贵在用心、精心培养,确保学生记者的质量一定要高。他坚持认为,记者和编辑是“杂家”,知识面要广博,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要尽可能地多。在培养指导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更要在学生的生活上给予关爱,要为学生定下明确、严格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老夏的这一理念朴实无华、自成一家,但切实管用,确实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践行自己的理念,指导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不仅入乎校园之内,而且出乎校园之外,长年不断。尤其是在专职担任文化与传媒学院教职之后,他带领学生记者采写校园新闻的机会渐少,但并未中断培养学生的实践实战能力。他仍然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带领学生走出校门,采访采写成功校友,收集民间文学研究素材,编辑协会报刊杂志,延续着他的写作情缘。

“笔下有情”是指全书满载着师友之情、学友之情,饱含着教育情怀、人文情怀。

老夏是一个沉静的叙述者,但他笔下并不缺乏深挚的人之常情和深刻的人文情怀。

从书名即可看出,老夏是真正把学生作为朋友对待的,他称自己的学生为“学友”。他总是把学生当成朋友对待,喜他们之所喜,忧他们之所忧。他关心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关注学生事业发展的进展。

我比聂荣年长20岁,共事时恰好是亦师亦友,尽管师徒二人都生了副倔脾气,也难免有个碰撞或争执,但更多的总是精诚团结和通力合作。闲暇时又都爱抿几口老酒,前三皇后五帝的胡侃一通,他的酒量比我好,于是总揭发我猜拳赖酒——那时候就没有什么老少之分了。

现在,2013级已经毕业,老实人张子艳已经提前踏上工作岗位了,刚才还给我打电话说正在贵州遵义出差;李帅上个月报告在山东老家考公务员考了江苏省综合第一名的好成绩;王海英则早在去年下半年就考到璧山区委宣传部带薪实习了——“儿孙自有儿孙福”,看来我不必太担心他们。因而目前想得较多的,倒是能干且甘愿默默无闻做事的“幺徒弟”陈政权,总想看能不能从实习起就给他考虑一个较好的去处……

这是从书中随手辑录的文字。老夏将深情掩藏于笔触之中,不露声色,云淡风轻,似乎只是在讲述刚刚过往的人和事。

然而,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不难读出老夏对于学生的一片真情。他在“引子”中写道:“我落拓半生且才识浅薄,原是个没有什么教师资质的人,却因天幸机缘巧合,拥有过文富等众多‘高足’,情谊恰如陈年老酒,窖藏迄今益觉甘醇。”

对于细腻而敏感、毕业后不知去向的江敏,他觉得自己关心不够,至今心怀遗憾;对于刚直倨傲、英年早逝的董志斌,他总为自己没有多作一些引导而心生自责;对于有文才又实干的张采兵,他既严加要求又给以欣赏和鼓励;对于沉静内敛、有文有才的陈挚,他更是欣赏有加,甚至忍不住称“陈挚,简直就是上帝送给我的一份礼物!”在退休之际,老夏收到2012级广电编导专业4班学生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后,更是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之情:“我何德何能,竟受学子们如此厚爱!一时间真是百感交集,以至于感动得热泪盈眶。”

如此种种,几十年间的大事小情,老夏可以如数家珍,信手拈来,而且笔端含情,足可见出他已经醉心于古人所谈的“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的君子情怀了。

不仅如此,老夏还对时代具有感激之情,对母校满怀感恩之情,对编辑工作充满不舍之情。他评价聂荣“既可看出他的本性善良,也含有他对母校师长的一份深情厚谊”。他发自肺腑地认为“感情是相互给予的,理解也是相互给予的”。他感怀母校的再造之恩,念念不忘“母校给了我一个平台和一片蓝天”。他认为自己是很幸福的,干的工作是自己喜欢的,自己喜欢的工作干了一辈子……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感基调,老夏心无旁骛、宠辱不惊,以我手写我心,让一切来得那么真真切切,一切显得那么自自然然。

在写这篇小序的过程中,我总是忍不住羡慕那些熟悉的“学友”,为他们能有那么真挚的老师,为他们曾有那么可贵的经历。

于是,我总是忍不住在想:我到底算不算、配不配作老夏的学友呢?于是,我忍不住回忆起25年来的工作和生活经历。

记得刚进校到中文系任教那几年,我也尝试着向校报投过几篇略显稚嫩的小稿,随后更是得寸进尺大着胆子向学报投了两篇论文。虽未得到老夏的当面指点,但文章均先后顺利刊出。我知道,老夏在我事业的起步阶段是给了鼓励的,对我的文章当然给以了宽容与修改。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对老夏是充满着敬畏的,敬畏得让我不敢走近他。后来,我到了学校党委宣传部工作,与老夏的接触交流慢慢多了起来,慢慢成为知心朋友。他在我工作的低谷期给予过我最为真诚的鼓励与支持。再到后来,我回到学院,与老夏成为一个专业的同事。从工作上的合作,到兴趣间的碰撞,到事业家庭的关怀与提携,我更加深入地得以认识到老夏敬业、真诚、严谨、细心的一面,得以见证老夏心底无私、富有爱心、率性本真、重情重义的文人真性情,得以成为能与老夏把酒言诗、推心置腹的朋友。

平心而论,我对老夏一直是真心敬佩并充满感激的。及至老夏退休,我们依旧保持着较为深入的交流,老夏“用心做事,真诚为人”的原则也一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

老夏在后记中写道:“天意垂怜,竟赐我天福这样的挚友和忘年之交!”这既让我感动,又让我汗颜。我何德何能,竟能让老夏如此抬爱?

然而,能够被老夏忝列为“挚友和忘年之交”,于我的确是三生有幸!

写作,是一项寂寞而艰难的事业,是值得人为之忙碌一辈子的事情。这句话用在老夏与写作的关系方面,极为相称。

老夏是活在写作中的,写作几乎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的世界。在农村的日子里,老夏不忘在艰辛的劳作生活中创作。工作之后,他兢兢业业奔跑在新闻写作、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年龄的增长,并不能消弭老夏对于写作的热情,反倒让他的写作情感愈加深沉、愈加执着。退休之后,老夏的创作激情更是喷薄而出,他几乎抛弃了所有的兴趣爱好,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与研究工作之中,著述不断涌现,这总是让我等后生汗颜不止。

然而,老夏不是孤独的写作者,他总是想着把写作的乐趣带给更多的人。于是,他醉心于办报办刊这项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职业,痴迷于教人为人为文的写作教学,并一生乐此不疲。

退休之后的老夏已不在教育一线了,但他仍然关注新时代的学生们。他笑称自己是“才迷”,希望为有文字功底的学生带一段路,尽可能多帮帮他们。或许,很多人不能理解老夏何所图、何所求,但我想,这或许就是老夏一生命定的写作情缘吧。

为文者,能够做到这个份上,谁能说不是一种境界?为师者,能够受到这么多学生的尊敬与爱戴,能够收获这么多学生的友谊,谁能说不是一种幸福?

所以,我是真心羡慕老夏,也是真诚祝福老夏的。祝福他身体更棒,笔头更健,写出更多的著述,带出更多的学友!

李天福

2017年秋于重庆文理学院人和居

  1. 李天福(1969—),男,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兼有重庆市写作学会副会长、重庆市永川区作家协会、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社会职务;已发表文学评论多篇,出版有《多维视域下的沈从文研究》等著作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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