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明代福建著作文献研究的新视角
福建是明代的文化大省，士人著述繁富。研究福建明代作者在文学和学术上的贡献，需要对福建士人在明代时的著作种类和数量作一次细致的考索，同时着重考察存世的文献，正听矫误，进行总结。先从科举成绩入手，研究福建文学和学术的南移现象，分别研究福建南北部士人著述的侧重点，然后从家庭（或家族）入手整体研究明代福建作家，提纲挈领地研究文学家族在文学上的宏观成就。
自两宋以来，福建的文化发展进入一个高峰期，人才辈出，著述丰富。福建面积虽小，但其文化与文学在全国的分量却是举足轻重的。宋代建州浦城杨亿（964-1020）以西昆体擅声馆阁，诗人黄子思的诗歌为大文豪苏轼所激赏，苏轼为撰《书黄子思诗集后》，并与其子黄几道、孙黄师是交游。自建阳人游酢、将乐人杨时北学南归后，福建的儒学发展迅猛，宋、元两代福建儒家学者的数量之多在《宋元学案》中居全国首位。元末明初，福建的诗人即以闽中诗派[1]闻名天下，此群体及其诗歌创作绵延至天顺间，前后达60余年。周亮工《闽小记》有“才隽”一条，称“闽中才隽辈出，颖异之士颇多，能诗者十得六七”[2]。终明一代，福建的科举事业高度发达。据多洛肯的研究表明，明代福建进士数量与省域面积的比例（人/k㎡）为200.01，在全国仅次于浙江省[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八“福建大魁无显者”条，记载自明朝开科至嘉靖间福建士子虽连魁天下，在杨荣之后，仕途俱无显者，至己未（嘉靖三十八年，1559）科林士章始才得到一品官秩[4]。在林士章之后，万历以迄明季，福建士人联袂官居馆阁、中央台省部院要职乃至内阁大学士者众多，一时间人才可谓云蒸霞蔚，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丁未闽中词林之盛”条[5]中可窥豹一斑。晚明福建入馆阁的士人在全国的比例大增，与明朝走向衰亡的趋势成反比，这些现象都说明了明代福建文化不断发展的繁荣态势。
第一节 明代福建士人著作文献与存世文献的考察
万历《福州府志·文苑传论》：“文章者，世所称不朽也。然秦汉之言，百不得一，唐宋之言，十不得一。其间岩穴壁室之藏，湮灭无闻者，在在而是，则安在其不朽也？夫士固有幸不幸焉！卉服草昧之乡，气既湮塞；山陬海澨之外，地复孤寒，即穷精弊吻成一家言，安能与南金竹箭同登上国哉？”[6]这篇“论”对于历代从事文章制作的作者其文章能否存世以成不朽之功给予很深刻的感慨，对于处“卉服草昧之乡”、“山陬海澨之外”的福建与福州府文学之士的命运之感受更是凄怆有加：闽人著述不但不能做到存世以不朽，即能存世，而其质量和水平与全国相较，高下更何从谈论？在历时的历史流程中著作散佚或留存，在当下共时的文坛创作高下水平比试中“穷精弊吻成一家言”而难“同登上国”，闽人及其著述的结局尤显悲怆。陈庆元师对于整理福建区域文献深有体会：“研究地域或区域文学史，首先碰到的难题是资料的零星和分散，不易搜集。撰写中国文学史，重要的总集、别集、笔记以及作家的生平资料不难找寻，而区域文学史的资料一是在流传过程中散佚甚多，光绪间邱炜萲在《五百石挥麈洞天》中已慨叹过《漳州府志·艺文志》所著录的文集存者不过百之二三……”[7]更有一些学者的著作命运多舛，未及刊行便已散佚[8]。
明清易代以及清初三藩之乱之福建耿精忠的叛乱、郑成功父子据台图谋恢复等重大历史事件对福建的影响非常巨大，对福建本土文物著作的命运产生毁灭性的打击。周亮工《闽小记》“相人书”条记载嘉靖四年（1525）七月浙江督学道颁衢州府江山县学所藏袁忠彻《相人书》一帙：“因思承平之世，车书文物之盛，即此等书，亦尚颁之学宫；丧乱以来，并经书且不备矣，安望诸子百家哉？为之一叹。”[9]周氏于顺治五年戊子（1648）入闽，在闽十二年[10]。耿精忠之乱尚未爆发，郑成功据台之势已成，彼时的周亮工即已深深体味到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对“车书文物”的摧残。周亮工离开福建以后，耿氏之乱和郑氏政权对福建沿海的骚扰更大，特别是郑氏政权和清政府对福建反复争夺，攻城略池，涂炭人民，更为严重地冲击了福建的文化，图书典籍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清初尤侗（1618—1704）为长乐陈氏撰《江田诗系序》，称“七闽为人文渊薮，载籍之富几汗牛马，乃数十年来兵火流离，十不留一，予过而问之，故家遗业迥非昔矣。无论夹漈草堂不可复识，即求曹氏之石仓，而已荡为荒烟蔓草，间或有一二残编断简，仅与海波上下，若有若无之中，昔人所叹声华湮没、光灵歇绝，虽有孝子慈孙，鲜有能保其球璧者”[11]。乾隆间，晋江郭赓武叹息丧乱之后泉州图书的命运。同治刊本《福建通志》郭赓武传：“以邑人徐居敬家多藏书，延与俱，参互考证，手不停披。或病其繁，赓武曰：‘吾乡经明季之乱，纪载无存，再更数十年，卷帙且俱尽。吾乘其未尽，广收以贻后人耳。’居敬，字简之。购书近万卷。”[12]按：郭赓武系乾隆二年丁巳（1737）进士。
黄虞稷所著《千顷堂书目》、《明史》和《福建通志》诸书均著录明代福建士人的著作。清代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始修《福建通志》，至道光间，历修四部，其中以道光十五年修成、同治十年雕版梓行的《重纂福建通志》（简称同治刊本《福建通志》）最善，多洛肯博士曾在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查阅此四部福建省志，他认为“是志凡二百七十八卷，共分三十三个门类，各个门类之中，无论是材料的审定或史实的考订，都是前三志所不可及的”[13]。四部省志和民国间陈衍所纂的《福建通志》对于整理明代福建士人著述文献都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尤以同治刊本《福建通志》贡献最大。我们所能了解的明代福建文献在同治刊本《福建通志》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福建通志》（即乾隆《福建通志》）有较大的补充，厥功甚伟，但仍难免遗漏。《清代硃卷集成》第339卷收录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恩科第七十五名举人福州府侯官县卢景渊的履历，记载其“支祖谥文成讳以诚。明万历癸未科。翰林院编修。诰授中宪大夫。天启四年，奉旨特祠道山。著有《四书讲述》、《孝经章句》、《清隐斋全集》行世”[14]。这份履历提到卢以诚有三种著作行世，可以补诸《通志》之阙。卢以诚，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卷百五十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皆作卢一诚[15]。《清代硃卷集成》中卢景渊履历所记载的卢以诚著述情况最为完备，乾隆《福建通志》卷六十八、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卷六十九《经籍志》均仅著录其《四书讲述》十一卷[16]。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和朱彝尊《经义考》均谓卢一诚的《四书讲述》一书作于留都南京时，而其晚年退居福州城内道山之麓，道山麓有朱熹“石室清隐斋”[17]，故知卢以诚即卢一诚，以“清隐斋”名其集。万历进士卢一诚的三种著作到乾隆初修《福建通志》之时，100余年间散佚得仅余一种。漳州府龙溪张燮的著作于其身后亦有相似遭遇。据陈庆元师考订，明末所修《漳州府志》距张燮去世仅四十余年，该《府志》著录张燮著作仅两种。花如铃《献身史地的学者张燮》[18]一文认为张燮撰15种696卷著作，言之凿凿，其实不然。本书于《闽中理学渊源考》、同治刊本《福建通志》、《福建文献书目》等书中搜得18种，陈庆元师整理闽南文献，认为有22种，近千卷，包括张燮所著、编校和所辑的著作。[19]
2008年，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沈云迪在其学位论文《明代福建作家研究》中称其论文创新点在于“首次对明代福建作家进行了全面搜集”，“共统计出明代福建作家1035人”；在其《中文摘要》中更断言：“明代福建共有1035人从事过文学创作”[20]，比清代郑杰辑、郭柏苍补的《全闽明诗传》945人多90人，似乎优于前人，其实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武断结论。陈庆元师认为：“《莆风清籁集》载历代诗人一千九百余家，全闽乾隆中以前的诗人，如果以莆田籍诗人一倍计，恐怕将近四千家。”[21]沈氏固然查阅“大量文史载籍”，但竟然不利用道光年间陈寿祺所撰《福建通志》之《经籍志》，亦不知《闽书》五大册均已于1995年出齐。厦门大学李秉乾编《福建文献书目》对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编《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的内容虽有所拓充，但亦有许多舛误，当辨正使用。中国方志丛书和中国地方志集成这两套丛书更应当仔细翻阅搜罗。
对于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的福建作家、学者，归并到相应的朝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无论何种处置，均会引起其他学者的争议，这些作家和学者的数量超过100人。目前，本书收集明代福建作者2548人，著述6800余种，实际上作者（不包含单篇或零散篇章作品的作者）的数目将超过2600人，著作数量将超过7000种[22]，这个数据还没有包括在省府县志《艺文志》所载诗文的作家及零星的单篇作品。
葛兆光教授以为“过去的思想史哲学史已经被拧成了一股绳子，好多事实被它捆绑到这股绳子里面，成为构成这股脉络的部分，可是，还有很多历史却被拧掉了，好像多余的水分被拧掉了一样。其实，现在慢慢大家都懂得了，历史常常是一部分被凸显出来，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被遮蔽了。好多东西你不能只看现成的部分，还要看非现成的部分，不仅仅要看上层、经典、表层的东西，还要看下面、边缘、深层的东西。很多学者，包括陆宝千、侯外庐、艾尔曼等等，都习惯地把‘文献当作历史’把刊刻出来的文字当作心里话，大家注意，‘文献当作历史’，就等于承认记载下来的就是真实的，于是把它当信史；把刻出来的文字当作心里话，就会用这些东西来叙述思想，把这些话前后连缀起来当思想史”[23]。葛教授的标准是极为严苛的，他都已经在怀疑传世文献的真实性了，而当我们面对明代福建的文学创作时，可以把“刊刻出来的文字”当作“心里话”的存世文献都已经很少了，真相更无从还原。石有纪、张琴所纂民国《莆田县志》的《艺文志》部分是张琴编修的，张氏在各朝代的莆人著作下有时会明确加两个字“本存”，绝大部分的著作下却没有这两字。张琴在明代正德、嘉靖间士大夫黄巩的《后峰集》下写了一段按语：“此集久不传，民国二十三年，余在涵江图书馆见一抄本，诗数十首。馆长康修其云此本今年于友人处无意得之，余方欲借抄，不数日，修其遂已物故，至今为之怅然。”[24]民国二十三年（1934）正是张琴等人开始修《莆田县志》的时间。民国《莆田县志》初脱稿于二十七年（1938），最终定稿于三十四年（1945）。康修其卒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故知黄巩的著作抄本在民国间尚存，现已不存，知为宝贵。又如，方良永《方简肃文集》十卷下按语称：“此集余从方氏得手抄本，康修其借去转抄镕印刊行。后有持原本求售者，余急重价购之，可谓奇获矣。”《莆田县志》中著录的明人文集标注“存本”者十不存一，由此可知明代福建兴化府作家的文集在民国散佚的情形是非常严重的。
本书在《附录二》编制了明代福建作家和学者的著述目录，在著述目录和诗文评基础上研究存世文献中福建文学创作的面貌。现就所搜集到的2548位福建作者的分布情况与沈云迪制作的数据做如下比较：
明代福建作家统计表
在沈云迪的数据中，独大兴化府，该府诗人555人，远远超过其他府的诗人，并未见其附文献说明，大为不解，沈氏所本当非郭柏苍《全闽明诗传》诗人列传。下面以《全闽明诗传》所列诗人，按照八府一州的地域分布，制表如下：
《全闽明诗传》诗人分布表
从上表可以看到，沈云迪的数据与《全闽明诗传》存在较大差异。《全闽明诗传》所收诗人皆有传可考，所据文献可靠，沈云迪的学位论文中如福宁州、建宁府、邵武府、汀州府、延平府、漳州府这些府州的作家数量居然不同程度地减少，恐怕存在不尊重历史事实的问题。本书对于明代福建作家及其著作的搜集尚未尽全功，而各府州作家的数量却均有所增加，所呈现出来的地域分布及比重，与《全闽明诗传》基本相同，仅泉州府、建宁府作者大幅增多，其原因在于《全闽明诗传》所录专为诗人而本书所录作者其著述包括文学创作和学术著作两大类。
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1562—1563）的兴化倭难对于兴化府的人才来说，不啻为浩劫。我们通过下表来比较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科举事业的变迁：
嘉靖四十一年以后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四榜进士人数
上表清楚地显示嘉靖四十一年以来福建文化最发达的四府人才成长的变化，福州府仍然具有稳定的表现，而兴化府则因倭难而难以为继，以至于在隆庆五年（1571）没有一个进士登第，败象俱现，出人意料。与福州府、兴化府的衰微相比，泉州、漳州二府进士的数量稳定，漳州府稳健地超越了兴化府。我们再制作同一时期福建乡试举人的统计表如下：
嘉靖四十年以后福州、兴化、泉州、漳州三府六科举人人数
上表中六科福建乡试名额不一[25]，但沿海四府中式举人人数变化一目了然：福州府的举人数量一直比较稳定，兴化府遭受倭难破坏的后遗症在隆庆四年的乡试、五年的会试中表露无遗，泉州府的科举则有长足的进展，六科中有三科相当于福州、兴化二府举人的总和，尤以隆庆四年中式58人的表现取得福建科举史上空前的成就，有力地说明了明代嘉靖统治后十年以来泉州科举的强势成长态势，促进了泉州籍学者和作家的涌现。此后，福州和兴化二府的人才虽有所恢复，但是漳州府亦与泉州同时崛起，与泉州一道挤占了其他各府的空间，这个趋势在从嘉靖末年直到明亡将近100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改变，持续延伸到清初，反映了明代福建文化中心的南移，福建各府学者和作家的分布态势也是如此。
科举盛衰所引发的是福建士人著述身份的改变。嘉靖以后，福州府、兴化府的科举落后于泉州、漳州二府，而诗人众多，这些举人、贡生、监生身份的作家，或游南北太学，与士大夫游处，或出仕偏远云南、贵州、广西地方，多沉下僚，官位不显。顾炎武云：“明初荐辟之法既废，而科举之中尤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间有一二举贡受知于上，拔为卿贰，大僚则必尽力攻之，使至于得罪谴逐，且杀之而后已。”[26]韩邦奇云：“今则分为二途：进士除者，虽横行逆施，上之人必曲为回护。举贡除者，一有过失即斥去，至于接见称谓之间亦大不同。进士官但能举职，即得大典。举贡官虽竭尽心力，亦不能得。间有得之者，亦是通变趋时之士。岂惟上人，虽下民视之，必有轻重。进士官自少至老，官至公卿。举贡官鲜有，十年者至方面官者绝少。自非有志之士，独立不惧，自知日暮途远，必为私家之计矣。此虽非祖宗立法之意，其势坚不可破，决不能一。即使二途并用，年岁亦不可齐。”[27]福州、兴化二府的作家，或不仕，或多为偏远地方官员，身份和履历引起的变化，必然反映到文学创作的题材、感情、物象之中。与省外文化发达地区士大夫的交游契机之多寡，关系到晚明福州、兴化二府著述和文学创作水准的高低。泉州、漳州二府的士人在功名事业上蓬勃发展，作家、学者的身份相对比较高，尤其以泉州府的晋江、南安、同安、安溪诸县和漳州府的龙溪、漳浦、海澄诸县的士人多在朝廷台省部院和馆阁中历任要职，著述繁多，家族性作家群涌现，家族之间递相传授，著述活动蔚兴，与全国的学者、作家关系密切，突破福建僻处东南的地域限制，其文学、学术活动与全国具有同步性、趋同性，如李廷机、张瑞图、林釬、何乔远、林士章、黄道周等著名人士，而此二府中的举人、贡生、监生身份的学者、作家则与本省其他各府县的作家交游甚多，共同构筑明代福建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和文学图景。
第二节 《全闽明诗传》诗人分布研究
清代郭柏苍所编《全闽明诗传》对于研究明代福建诗人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本节着重以《全闽明诗传》所著录的诗人分析明代福建各府县诗人分布和各阶段各府县福建诗人消长变化的情况。
明代福建布政使司的行政区划为八府一州（福宁州），各府州所辖次级行政区县的数量多寡不一，最少者为兴化府，下辖兴化故县、莆田县、仙游县，后兴化故县大部并入莆田县，部分入仙游县。尽管兴化府所辖面积较小，但是该府人口众多，文化和教育发达，所以兴化府以两个县（其中又以莆田县为主，仙游县在明代兴化府的科举和著述成就几乎可以忽略）的力量，可以超越福建大部分府州县，在科举、著述上与福州、泉州并驾齐驱。在诗歌创作方面，兴化府与福州府是诗人最多的两个府，而莆田县的诗人之多则雄踞全省各县之上。据《全闽明诗传》的目录制表如下：
表一：《全闽明诗传》诗人分布表
从上表可以看到，明代福建的诗人，从多到少，依次以福州、兴化、泉州、漳州、汀州、建宁、福宁、延平、邵武排列，反映出福建沿海四府一州与汀州府的诗人多于福建西北、北部的诗人，形成半包围的图形，表明明代福建诗歌创作力量南移的现象。福州依然是全省诗歌创作的重镇，从福州而南各府的诗歌创作旺盛，反映明代福建南部文化继续得到开发，走向繁荣的创作趋势。
在上表的基础上，分析各府所辖县的诗人数量，把各府州内拥有诗人数较多的府县情况制成下表：
表二：《全闽明诗传》收录八府一州各县诗人数量表
从表二的数据可以看到，兴化府莆田县的诗人最多，达到313人，但是治所均在福州城内的闽县、侯官、怀安三县的诗人分别是217、97、22人，合起来336人，超过莆田县。拥有诗人在20人以上的县有莆田、闽县、侯官、长乐、晋江、福清、怀安七县，福州府所辖诸县均有诗人，反映了该府总体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教育水平。福州府和兴化府的诗人总数为752，附传13人，总765人，是明代福建诗歌创作的重镇，其余七府州仅171人。漳州府的龙溪、漳浦二县诗人较多，均14人，漳平和长泰亦有数位诗人。长汀府的长汀、清流、宁化三县多出诗人，亦有数县无诗人。建宁府的建安县由于杨荣家族世代簪缨，故多文献，周边的崇安、建阳、瓯宁三县诗人在建宁府所辖八县中诗人较多，延续了宋元以来该地区的文化和文学创作的传统，但是呈现出渐趋没落的衰相，且诗人多集中在明代初中叶。福宁州虽后置，却有12位诗人。延平府诗人计有7位，辖县七，县均仅被收录一位诗人，是进入明代后人才凋零最严重的区域。邵武府的诗人少延平府一人，仅6人。福建南部、西部和西北某些县份居然没有诗人为郭柏苍《全闽明诗传》所著录，也间接地反映出该县在福建文化和科举框架结构中的分量之轻。
郭柏苍编《全闽明诗传》的原则是按照诗人科目先后为撰写条目的次序，郭氏曾为父子、叔侄、兄弟的诗人次序中先弟后兄等不甚妥当的处理一再作出系由科目限制的解释。这种著述体例，明清两代的书目如《千顷堂书目》已撰有先例，在著录作家作品方面具有一定的便利，《全闽明诗传》沿袭了这一体例，沈云迪的硕士学位论文把明代福建作家分置于年号之下，亦应当是这种做法的延续。下面遵循《全闽明诗传》的体例，编制表三，把《全闽明诗传》55卷所收录的明代福建各府州县诗人进行排列，大块分成五个时段，每一段的时间跨度和诗人总数量昭然若揭，各时段诗歌创作主要府县的创作繁荣程度和诗人的数量也能一目了然地显示出来。
表三：《全闽明诗传》五个时段诗人分布表
上表所分五段的诗人数量和时间跨度的比例分别是：1.91（109/57）、2.33（226/97）、4.84（218/45）、3.85（200/54）、6.84（171/25），说明了郭柏苍对于嘉靖以后福建诗人的材料收集得较完备，也足以显示嘉靖以来福建省域诗歌创作的繁荣局面，其中嘉靖朝45年间和泰昌至明亡25年间所涌现的诗人数量特别醒目，表明明代中后期以来福建诗人从事诗歌创作日趋活跃的趋势。此外，表中所列五个府的主要县域诗人数量分别占同期全闽诗人总数的77.9%（85/109）、88.9%（201/226）、78.9%（171/218）、84%（168/200）、87.1%（149/171），有力地说明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漳州府、汀州府是明代福建诗歌创作的主要区域，细化为以下五方面的信息：
（1）兴化府莆田县诗人最盛时在洪熙至正德之间，此期莆田诗人108位，几乎占到同期全省诗人的一半，不仅反映莆田士人在朝的政治力量，也反映莆田科举、文化、文学创作力能扛鼎的实力，此后莆田诗歌创作的力量有所减弱。嘉靖朝和隆庆至万历朝两个阶段，莆田诗人均为68人，但隆庆至万历朝这一阶段的时长稍长于嘉靖朝，表明莆田诗人和诗歌创作消退的趋势，而泰昌至崇祯间，莆田诗人仅49名，虽居首位，但少于闽县与侯官之和的64人。
（2）福州府的诗人在洪武至永乐朝、嘉靖朝、泰昌至崇祯朝三阶段均雄踞榜首，表现出该地区诗歌强大的创作队伍和雄浑的创作力量，这是明代福建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从各县来看：闽县在泰昌之前一直是福州府诗人数最多的一个县份，而侯官在泰昌至崇祯间涌现的诗人数首次以41人对23人大幅超越闽县，长乐在洪武至长乐朝拥有17名诗人，洪熙至正德朝拥有13名诗人，几乎占据明代长乐41名诗人总数的2/3强，表明长乐诗坛在晚明的衰落。
（3）泉州府的诗歌创作在嘉靖朝、隆庆至万历朝、泰昌至崇祯朝三个阶段持续繁荣。同安县在此三阶段出现的诗人数均较平衡，分别为3、2、4人。晋江县的诗人主要集中在隆庆至万历朝，此期出现16位诗人，几乎是晋江在明代诗人总数（35人）的一半，而嘉靖朝和泰昌至崇祯朝两个阶段晋江均有8名诗人，因此可以认为晋江的诗人崛起在嘉靖朝以后的三个阶段。
（4）漳州府在明代永乐、宣德、成化数朝均有巍科，元末明初又有林弼等倡为唐诗，故该府诗人不绝如缕。在嘉靖朝以后的三个阶段，漳浦和龙溪两县之间的诗人创作可相媲美，是漳州府诗歌创作最重要的两个县域，尤其是漳浦的诗人数量在晚明超过龙溪，这个趋势延伸到清代乾隆间。
（5）汀州府的诗歌创作主要表现在洪熙至正德朝、嘉靖朝、隆庆至万历朝三个阶段，以长汀县诗歌创作的力量更为均衡持久。泰昌至崇祯这一阶段，汀州府仍有少数诗人从事文学创作，成就不俗，并与江西宁都等地文人交往，延续为清代的汀州府文学。
明代福建337个家族从事科举、文学和学术著述的现象成为有别于全国其它省、直文化与文学的显著特征，这一特点将在随后数章的篇幅中得到描述和展现。与下节家族性著述的数据对照，兴化府莆田县虽然拥有全省县域诗人最多的美名，但该县与兴化府在家族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著述的力量上不如福州府和泉州府，呈现出非家族的、个人从事诗歌创作的特征，与明朝之前历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情形类似。
第三节 明代福建文献中家族性著述的现象
自明朝建立，福建区域文学与文化逐渐恢复，逐步走向高峰。林俊称“海滨邹鲁，文献轶中州而盛”[28]。明清虽有代际之分，福建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却呈现一脉相承的趋势，李光地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明清两代福建文化与文学这个领域目前尚处于摸索和开展研究的阶段。全面而准确地把握福建明清两代文化与文学的脉搏，给予福建文化与文学在明清两代文化史、文学史图谱中以精准的历史定位，是每一位从事福建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学者的崇高目标。
明初的闽诗派成员众多，并不呈现一姓家族作家群的特征，因此明初闽诗派的流派研究是学者在方法论上的自然选择，然而就在明代洪武年间，以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长乐籍陈完为首的陈氏家族和以闽中十子之王褒为首的侯官王氏家族的成长与闽诗派几乎同时，是明代福建滋长最早的文学世家。
长乐陈仲进家族创作号称“四朝诗系”。陈仲进（名伯康，以字行）于洪武间出仕为江山知县，著《常青集》（《福建文献书目》）、《南雅集》四卷（同治刊本《福建通志》）。陈氏后裔奕叶皆有著述：陈仲进弟陈仲完（一名筦），著《简斋迂稿》十卷（乾隆《福建通志》）、《简斋集》四卷（《福建文献书目》）；仲进子陈全，著《蒙庵集》六卷（《闽书》卷七十七作《庵集》）；陈仲进子陈登，著《石田吟稿》四卷（乾隆《福建通志》）、《石田集》三卷、《陈氏碑目》（《福建文献书目》）；陈全子陈本，著诗文若干卷（《闽书》卷七十七）、《一隅集》二卷（同治刊本《福建通志》）；陈航著《溪山集》五卷（《福建文献书目》），其孙陈维裕撰《友竹集》四卷（同治刊本《福建通志》）；陈大濩著《双溪集》、《诗经口义》四卷、《春秋管见》、《拟读诗》四卷（同治刊本《福建通志》作《拟杜诗》，是）、《四书口义》四卷（《福建文献书目》）、《拟陶诗》四卷（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双拙稿》（《千顷堂书目》），其子陈省著《幼溪集》四卷、《武夷集》四卷、《得闲子》四卷（《福建文献书目》）；陈联芳著《奉常集》（《福建文献书目》）、《青田集》（《千顷堂书目》），其曾孙、天启初举人陈肇曾著《春秋四传辨疑》、《江田陈氏诗系》三十六、《陈昌基诗集》（同治刊本《福建通志》）。《江田陈氏诗系》三十卷[29]，系陈仲进、陈仲完、陈登、陈全、陈航、陈维裕、陈联芳、陈大濩、陈省九人诗作。
侯官王褒是洪武年间闽中诗派的重要成员，永乐间任翰林院修撰[30]，卒于永乐十四年（1416）。王褒著《养静斋集》十卷（乾隆《福建通志》）、《王翰林诗》、《王氏文献集》十一卷（《福建文献书目》，同治刊本《福建通志》作《王氏文献诗集》十卷），其子王肇著《蒙斋集》一卷（《闽书》卷一百二十六），从子王佐著《梅轩诗》一卷（同治刊本《福建通志》）；肇子王亶著《笃斋集》一卷（同治刊本《福建通志》）；王佐孙王希旦著《石溪集》四卷（《福建文献书目》作《石溪文集》四卷）；希旦弟王昺著《云树集》六卷、《晴川集》四卷（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弟王杲著《怡云漫稿》、《樵父集》（《千顷堂书目》一作《樵文集》，又作《怡漫集》）一卷（同治刊本《福建通志》）；王褒玄孙、王杲子王应钟著《缶音集》六卷、《春秋例释》四卷、《道山教言》（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应钟弟应时著《吕梁洪志》九卷（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千顷堂书目》一作《吕梁志》）；应时弟应山著《全闽大记》五十卷（同治刊本《福建通志》一作《闽大记》五十五卷）、《闽都记》三十三卷、《风雅丛谈》六十卷、《帚言录》五十五卷（《千顷堂书目》一作《帚言摘稿》）、《经术源流》一卷（乾隆《福建通志》）、《世锦王氏谱要》十二卷、《全闽记略》八卷、《孝善广编》二十四卷、《帚言摘录》二十四卷（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应山子毓德撰《退游稿》四卷（同治刊本《福建通志》）、《王毓德诗》（《千顷堂书目》）。从洪武直到天启初，王氏家族几乎与明朝相始终。
我们考察到明代福建各府涌现的科举家族：福州府洪英家族、马森家族、林春泽家族、林瀚家族、林玭家族、郑世威家族、邓原岳家族、王褒家族、王佐家族、陈景著家族、郑关家族、郑瑛家族、郑孔道家族、郑邦祥家族、钟明德家族、陈仲完家族、刘世扬家族、王鑛家族、黄镐家族、徐熥家族、林应典家族、叶向高家族、郭万程家族、谢士元家族、林世章家族、陈德隆家族、谢肇淛家族、陈叔刚家族、袁表家族、董养斌家族、吴万全家族、韩邦域家族、林材家族、曾灿垣家族、林先春家族、许豸家族、林章家族、施兆成家族、何师亮家族、林垐家族、魏文焲家族、陈址家族、郭文涓家族、鄢正畿家族、胡龙阳家族、陈奎家族、高旭家族、林懋和家族等——在此基础上，福州府产生100个文学家族；兴化府陈贤家族、黄寿生家族、陈中家族、郑彦成家族、柯潜家族、马明衡家族、周瑛家族、陈琳家族、高昂家族、宋端仪家族、陈伯献家族、吴希由家族、方良永家族、方澥家族、黄相家族、姚鸣鸾家族、郑瓒家族、黄廷宣家族、周宣家族、陈应魁家族、诸林家族（林藻、林蕴、林苇各自的后裔：林文家族、林大辂家族、林富家族、林俊家族、林圭家族、三林家族）、黄谦家族、阮琳家族、游日益家族、唐维城家族、周如磐家族、郭应聘家族、方承裦家族、郑茂家族、方万有家族、唐显悦家族、曾楚卿家族、苏眉山家族等——在此基础上，兴化府产生75个文学家族，诸林氏后裔为一家族；泉州府陈洪璧家族、庄琛家族、郑昭家族、郑一信家族、陈琛家族、杨曜宗家族、黄克复家族、何炯家族、郭居贤家族、黄光昇家族、丁自申家族、黄汝良家族、黄克缵家族、李聪家族、王慎中家族、尤烈家族、邱瑗家族、赵珤家族、黄凤翔家族、林胤昌家族、刘弘宝家族、黄河清家族、张岳家族、李汝嘉家族、苏茂相家族、张瑞图家族、黄居中家族、蒋德璟家族、戴亮采家族、留志淑家族、蔡清家族、诸庄家族（庄一俊家族、庄用宾家族、庄应祯家族）、潘洙家族、何元述家族、刘弘宝家族、黄潜家族、张志选家族、史朝宾家族、朱鉴家族、杨瞿崃家族、诸葛昺家族、王镛家族、王三阳家族、王应宾家族、王承箕家族、洪启初家族、黄润家族、洪富家族、林性之家族、杨道宾家族、詹仰庇家族、傅凯家族、傅夏器家族、洪廷实家族、李森家族、祖烶家族、陈荣祖家族、蔡贵易家族、许獬家族、刘存德家族、纪文畴家族、黄文炳家族、李开芳家族、林枢家族、谢台卿家族等——在此基础上，泉州府产生84文学家族；漳州府林弼家族、吴原家族、林严家族、张廷榜家族、张若化家族、王志远家族、刘庭兰家族、胡宗华家族、叶亹家族、蔡宗禹家族、洪京榜家族、陈宏家族、戴氏家族、卢岐嶷家族、沈鈇家族、镇海何氏家族、涂一榛家族等——在此基础上，漳州府产生29个文学家族；建宁府杨荣家族、杨朝绾家族、苏伯厚家族、黄仲芳家族、滕伯轮家族、蓝仁家族、黄嘉宾家族等——在此基础上，建宁府产生12个文学家族；邵武府周璧家族、余志家族、余鎡家族、谢廷简家族、李春熙家族、江兆兴家族等——在此基础上，邵武府产生7个文学家族；延平府田一儁家族、赵弼家族、董绍帏家族、乐杰家族等——在此基础上，延平府产生5个文学家族；汀州府钟文俊家族、杨汉家族、邓向荣家族、郝凤升家族、康诰家族、阴兴期家族、黄钦杰家族、赖添贵家族、叶元玉家族、伍可受家族、陈甡家族、吴懋中家族、沈一亨家族等——在此基础上，汀州府产生13个文学家族。福宁州林鸿家族、盛仕春家族、郑木家族、缪一凤家族、林聪家族、林保童家族、龚膺家族、左濬家族、陈宇家族、陈琯家族、蔡景榕家族等——在此基础上，福宁州产生10个文学家族。有明一代，福建涌现总数不少于337个家族性著述群体，蔚为大观。制作简表如下：
表一：福建各府州县文学家族分布表
据上表，制作福建八府一州文学家族分布简表如下：
表二：明代福建家族性著述统计表
明代福建八府一州的家族性著述分布状况和本章第二节相关表格所描述的作家数量分布状况基本一致，体现了明代福建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趋势。
研究明代福建士人著作，还应结合福建理学发展的脉络，把科举、理学与文学研究融合在一起，共同构建出明代福建文化的全景图。清代泉州府大学士李光地之孙李清馥多闻其祖父绪论，一禀家训，作《闽中理学渊源考》九十二卷，颇得四库馆臣的赞赏。这部著作的前四十卷对杨时以来福建理学的发展进行描述，而以整理明朝福建闽学的学派及其发展为重心，基本上不涉及阳明学，以泉州府为明代福建儒学重镇，特注精神，浓施笔墨，对明代福建八府一州的理学渊源进行考订。明代福建理学学派分布如下表：
表三：明代福建理学学派分布表
李清馥对闽中理学文献的整理侧重于泉州府，《闽中理学渊源考》从卷五十七至卷七十八，共22卷，缜密地描述泉州理学的发展历史，作者对泉州府理学的关注力度是其他府州所无法比拟的。《闽中理学渊源考》的创新之处在于开创家族学派的表述方法，李清馥不仅把一派之内学术渊源端绪及其所有传人尽量搜罗，注意到家学渊源的关联性，创立“家世学派”体例，而且辨析精细，结论允当，即使父子兄弟，依其学术影响之大小，分立学派。以今视昔，李清馥所立学派不足之处亦在于此。如泉州府既立涵江陈氏家世学派，又立陈琛学派；既立惠安县张氏学派，又立张岳学派等。他如李聪与李逢期、何炯与何乔远及林欲楫、史朝宾与史氏家世学派、赵恒与赵氏家世学派、郡西林氏家世学派与林学曾及林胤昌的关系等，均非因学术上之门户壁垒而分立，仅为若置于一学派内部人数则太多之故而分成不同的学派。
目前，我们对明代福建学者、作家的分布掌握了基本准确的数据，对福建八府一州的人才消长形成一个整体认识，可望对明代福建的作家、学者的著述进行了补充，形成基本完整的著述文献书目，重新描述闽学在明代的发展，对蔡清和陈真晟的哲学成就进行定位。此外，将对王阳明心学在福建的发展产生新的认识，可以补黄宗羲《明儒学案》之《粤闽相传案》（仅列2人）之失，并结合明代福建哲学史的演进和时人对李贽的不同态度，对李贽其人与思想进行新的探讨。
本书在对明代福建理学著作文献进行研究之时，同时展开对明代福建文学的全面研究，我们以为当以时代演进为经，以家族创作为纬，进行提纲挈领的考察，尽量考索作家及其创作，描述明代福建文学详尽的发展历程。如对正德、嘉靖以来的文学创作进行考索，对王慎中之前之后作家的成就重新体认，对万历以来福建馆阁作家的复兴进行深入探讨，凝练出新结论，纠正某些偏颇的认识。
第四节 明代福建各府科举、家族与著述取向
多洛肯博士在其《明代福建进士研究》一书中认定明代福建共考取进士2417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9.7197%，“总体而言，明代每10.3个进士，就有一个来自福建，”仅次于浙江。“总数位居全国第四，人均第一。明代福建进士以其人数较多，跻身前列形成了明代较为著名的区域人文集团”[31]。
明代的科举制度，为清代沿用，对后世影响极大。各级学校负责培养、遴选人才，朝廷通过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取士。“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艺”[32]。举子必须在五经中专习一经，制作八股文。弘治、正德间，姚镆督学福建之时，福建举子方才通五经：“（姚）镆字英之，慈溪人。弘治六年进士。自礼部郎出为广西提学佥事，转福建副使。……改督学使者，敏阅精记，阅后皆能举其文，一被品题，辄以次登贤书。兴、泉寡通《春秋》，建、汀鲜《易》学，为延名经分教之，闽士通经始全。复讲求右礼，召诸生肄习。修闽中诸大儒书院，增其祀田，恤其后裔。而以林栗、颜棫与朱子为冰炭，斥其学宫之与祀。……正德九年，吏部旌天下方面官十有五人，镆与焉。升贵州按察使，转福建右布政。”[33]终明一代，福建涌现科举和从事文学、学术著述的家族数量惊人，专治儒家五经中某一经成为其家族学术著述的特征。又由于福建地理位置相对比较闭塞，士子寻访良师不易，多局限于本省，故福建学术在本省内部转相授受的特征相对于明代其他直省显得更加明显。就福建文化最发达的沿海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而言，福州府的林玭《易》学对福建的学术影响最大，南传泉州府蔡清，发展成明代泉州府的显学。兴化府自黄寿生始以《诗经》学闻名福建，黄氏家族到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黄懋冲之时已有11名解元，在科举事业上极为成功。漳州府的学术受到毗邻的泉州、兴化二府影响较多。
下面简要介绍明代福建各府主要的学术渊源：
福州府。侯官林玭传见同治刊本《福建通志》：“林玭，字廷珍。父某，字质斋，善画，王恭赋《无声诗趣》以赠。玭第天顺甲申进士。侍亲十有七年。以《易》学教授，蔡清来学焉。《易》学盛东南，玭倡之也。亲殁始仕，除南京刑部主事，历员外郎，迁浙江佥事。……迁云南副使……弟玠，字廷珪。读书过目辄记；为文章，下笔立就。天顺壬午举于乡。弟瑭以成化乙酉举，同赴会试，至鹅湖驿，玠得疾，瑭亟扶以归，甫及门而卒，年仅二十五。瑭字廷玉……玠孙璧，字茂东。嘉靖己丑进士。……父文缵与严嵩同年。璧体父志，终不附嵩。”[34]林玭弟瑭，侄文缵，孙壆。[35]按：林玭，《闽书》卷七十五有传，但同治刊本《福建通志》补出其父某，闽初著名十子派诗人王恭有诗相赠之事，故引《通志》传文。王恭，字安中，号皆山樵者。永乐四年被荐为翰林待诏，与修《永乐大典》。林玭的孙辈林璧、林壆生活在嘉靖间。从明初到嘉靖中，这是一个具有150年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历史的家族。当林玭之时，其家族是福州府学术活动异常活跃的家族。《闽中理学渊源考》云：“虚斋（蔡清）撰公（林玭）墓志，载：‘公以进士侍亲，家庭昆季七人，一门子姓，负经术、名士林者亦数十人。’”[36]林玭的经学对江南地区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闽中及江宁、两浙之士及门受业者，殆不可计数焉。”福建各府除了蔡清传播林玭的学术之外，尚有延平府将乐县余濂、福州府闽县陈燉等人。明初福州府没有专门研习《尚书》的学者。《尚书》的传授得益于邵锐（1480—1534）在福建任提学副使的时候，延请莆田的林学道到福州讲学，马森遂传其学。
兴化府。明代兴化府所辖莆田、仙游二县的文化和科举事业的主力在莆田一县，仙游县几乎可以忽略不提。莆田县举子和作家专通《诗经》学，这个经学传统自黄寿生始。黄寿生系晚唐黄滔十五世孙，建文元年举乡荐，永乐六年再试京闱第一，登进士。“通史百家，尤邃于诗，莆之诗学，以寿生为初祖”[37]。黄寿生家族庞大，其曾孙乾亨、玄孙如金俱为解元，称闽中科目盛事。黄寿生家族著述丰富，代传家学。黄寿生撰《文集》十卷，黄仲昭（寿生孙）撰《八闽通志》八十七卷、《未轩集》十二卷、《兴化志》五十四卷、《弘治延平府志》、《弘治邵武府志》二十卷、《弘治南平县志》、《读尚书》一篇、《读毛诗》一篇，《读春秋》一篇，黄如金（寿生曾孙）撰《古文会编》，黄懋宾（仲昭孙）撰《寤言室集》，黄鸣俊（希濩孙，鸣乔从弟）撰《静观轩诗集》，黄希英（如埙，希濩兄，仲昭孙）撰《斗塘诗集》一卷，黄鸣乔（懋宾子，懋官侄，希濩孙）撰《吟舫集》，黄起雒（鸣乔子）撰《宓庵集》，黄天翼（鸣俊子）撰《式愚堂集》，黄起有（希韶曾孙）撰《慵山诗集》。
泉州府。泉州府诸学者以治《易》名家者，皆祖蔡清（1453—1509）之说。“三山林氏（林玭）以《易》学倡教东南，虚斋时弱冠为诸生，以佥宪临江周公虚白命得登其门，卒之经学大明，为有明一代经师之首，海内宗之。厥后，陈紫峰（琛）、林次崕（希元）、苏紫溪（濬）递衍其绪，以《易》学成一家言，于是泉南习《易》者家弦户诵。虚斋尝言闽中《易》学独盛于东南，视他经倍蓰”[38]。蔡清著有《易经蒙引》十二卷、《密箴》、《四书蒙引》十五卷别附一卷（乾隆《福建通志》）、《太极图说》、《艾庵密箴合》三卷、《河洛私见》、《艾庵密箴》、《四书图史合考》二十四卷、《四书蒙引别附》、《虚斋蔡先生文集》、《虚斋集》五卷、《蔡文庄公集附艾庵密箴太极图说河洛私见》（《福建文献书目》）、《考订大学传》一卷、《性理要解》二卷、《虚斋三书》二卷、《虚斋至言》、《林静安先生传》、《虚斋年谱》一卷、《周易蒙引》二十四卷、《读纲目管见》、《通鉴随笔》一卷、《天文略》、《启蒙图解》、《虚谷独解》二卷、《虚斋杂著》、《蔡文庄集》八卷（同治刊本《福建通志》）、《看河图洛书说》、《蔡氏图解》（《千顷堂书目》）等。当时泉州研究《易经》的学者有所谓“二十八宿”，郡中后学几乎为蔡氏《易》学所笼罩，不出蔡氏藩篱，最著名者有陈琛（1477—1545）、林希元（1482—1567）、苏濬（1542—1599）等人。蔡清著《易经蒙引》、陈琛著《易经浅说》、林希元著《易经存疑》、苏濬著《易经达说》，形成明代泉州府研究《易经》最为闻名天下的四部著作。蔡清之著作曾由其后人奏送朝廷，学术影响远远超出福建一省。安溪则发展为治《尚书》的学术传统，晋江赵氏专治《春秋》。成化以后，泉州府形成涵江陈氏世家、何乔远家族、郭氏家族等著名从事学术传承、传播和著述的家族。涵江陈氏世家是一个父兄子侄互相师友的家族性经学世家，受学于蔡清，但值得注意的是陈让学于陈琛而以《春秋》闻名。何乔远的五世祖何安，领洪武二十九年（1396）乡荐，通《毛诗》、《春秋》二经，而其父何炯则专精《易》学、《礼经》，兼治宋儒之学，一门子弟甚多。何乔远又长期退居家乡，以讲学影响福建其他府县的学者，晚明福建的著名学者、作家均与何乔远有着密切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