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明方向
●邓小平说：“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
●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叶剑英说：“四项基本原则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它的作用的发挥必须依靠人民。”
叶剑英提议召开务虚会
1976年前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叶剑英的建议，决定借鉴国务院务虚会的方式，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
拟议中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本来打算很快就要召开的。但是，由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国等一些原因，才推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对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从真理标准讨论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他指出：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广大干部中，僵化半僵化状态还普遍存在，老的和新的个人迷信还很盛行；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也没有完全服输，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态度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
上述情况说明，要在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中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还要做出艰巨的努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大措施和重要的一步。
沈宝祥同时认为：
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当时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
这是中央决定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直接的和重要的原因。
理论界人士张湛彬则指出：
从邓小平的原意来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这样的一个会，是想重点解决“凡是”人的思想问题，为改革开放扫清理论上的障碍。
从理论务虚会上热烈的发言和激烈的争论，以及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的成绩来分析，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很有必要的。
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是叶剑英。
于光远后来曾经回忆，他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听说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
于光远认为，叶剑英提议召集理论务虚会，是他听国务院务虚会汇报时讲的。
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的总结发言是在1978年9月9日作的，这个汇报会最早在9月中旬。
理论界人士程中原在《1976—1981年的中国》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叶剑英是在1978年“9月下旬的常委会上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
叶剑英的提议，最终得到了中央常委的赞同，由此诞生了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西单墙促四项原则提出
在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研究中，绝大部分研究者列举了以1978年12月“西单墙”为代表的错误思潮和思想混乱的种种表现。
研究者指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在对讲话精辟观点的提炼中，学者们高度评价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并基本取得了共识：
第一，这股错误思潮的性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危害性极其严重。
“西单墙”曾经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之前，就已经出现，一度是人民群众反对申诉冤情、表达民主要求的园地。
但是，在务虚会议召开期间，“西单墙”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些非法组织借此张贴大字报、散发油印刊物、集会游行，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完全否定新中国的历史，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上海、天津、贵阳、武汉、广州等地，出现了类似的组织80多个，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与蒋特机关、外国势力相联系，出卖国家情报，严重影响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如果任其发展，不加以制止。那么，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局面就可能被破坏，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就有可能被引上歧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很难顺利贯彻，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也就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二，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十分必要和及时，意义十分重大。
针对当时错误思潮的蔓延和泛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着重揭露和批判了某些人以“社会改革”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系统地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
在1998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公布了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就理论工作务虚会讲话稿的谈话，其中清楚地表达了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针对性。
这份史料及其后来邓小平在很多次谈话中，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强调，都有力证明了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重视。
作为会议的亲历者，朱穆之在回答《中共党史资料》记者问时，他指出：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对澄清当时混乱的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
回首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邓小平的讲话不但在理论务虚会，而且在整个党内和社会上，都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热烈拥护。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也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更加清晰和完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一起构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但是，也有一些人，不但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期间，看不清这股思潮的错误本质，不同意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发表了一些有失偏颇的认识。
理论界人士程中原对会议中的这些情况，做了较为清晰的记录。程中原指出，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一开始，就有人对中央关于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提出了异议，认为“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好事，应当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里程碑。”
还有的小组讨论后，竟一致认为“民主墙探讨、研究的问题以及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说明它的存在是有益的，应予以支持。”
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在对待西单民主墙的认识、评价和态度上，思想理论界的软弱、涣散，在错误思潮面前丧失识别能力和战斗能力，暴露无遗。”
有的学者进一步分析了造成对错误思潮没有清醒认识的原因，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上下沉浸在思想获得解放的喜悦之中，对思想解放的真正含义，还没有完全正确理解。
一些人认为，对于在思想解放中出现的错误思潮，不值得大惊小怪，更有甚者，反而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
理论工作务虚会之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始终没有平息，不断地传出歪曲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对于这些问题也有了进一步更加深入的研究。
中共中央召开务虚会议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
这次会议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评，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并就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会议。
在会议的第二阶段，邓小平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批评“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为刚刚开启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成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
与中央相呼应，不少省、市、自治区，也同时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
在1979年3月27日上午，就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问题，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等同志谈了话。
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邓小平指出：
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
邓小平说，民主和法制问题，要展开讲。要讲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讲民主，要结合分析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
结论是，不搞四个坚持行吗？不严肃对待社会上的坏人行吗？这样讲可能比较有力量，针对性较强。空泛的语言多了，针对性就不突出，也缺乏说服力，缺乏动员的力量……
邓小平指出，受蒙蔽的群众大多是青年人……要教育他们在处理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困难、个人的利益时，应该从大局着眼。他们的困难，国家一下子解决不了，应该给国家时间，先把经济调整好，这样才有希望。不然，国家就要延缓建设速度。
要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长官意志。但是，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就不能做到这些。
讲党的领导，强调要有统一领导，要有权威。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有了党的统一领导，只要这种领导是正确的，我们的调整会快，建设速度会快。不统一，一事无成。
邓小平还说，列宁非常强调集中统一，强调纪律。我们的革命战争，也是在高度集中、高度纪律下打胜的。没有党中央、国务院，能解决全国性的问题吗？
正是由于当时的思想理论界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的冲突，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表现得异常激烈。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借鉴国务院务虚会的方式，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
邓小平在务虚会上讲话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将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提醒全党，注意那种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一小部分人中蔓延。
邓小平指出：
我们必须……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
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
邓小平还论述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完整的指导原则，论述了它的核心。
邓小平指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每个共产党员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
为什么在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主要特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在中央专门讨论理论工作的务虚会上，邓小平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呢？
这还需要从1979年初的国内政治形势谈起。
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实际上成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重新恢复了正确的组织路线，而且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而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在1979年初，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党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气象。
这是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主要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各种舆论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议论，也出现了错误的倾向。
一是有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表示怀疑，有抵触情绪，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二是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极端夸大党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这股思潮混杂在群众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之中。在社会上，甚至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譬如，提出了“废弃毛泽东思想”、“中国应该实行资本主义”等口号。
此外，还有人成立非法组织，出版非法刊物，还发生冲击党政机关等行为。
这些问题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也有所反映，这表明有些人在这些重大政治和战略问题上，存在着糊涂的认识。
很显然，这些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如果不解决，不可能排除错误倾向的干扰，顺利实现中共中央刚刚确定的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针对当时社会上一股怀疑和反对四个坚持的思潮。邓小平首先在1979年3月16日，党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的大会上，非常明确地指出必须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
邓小平说，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党的整个历史。
3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等的谈话中说，四个坚持现在该讲了。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
邓小平在批评怀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左”的倾向的同时，着重揭露和批判了某些人以“社会改革”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系统地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
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
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当时比较落后，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由于社会主义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和道德标准，这些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能有的。
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说，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共同享受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保卫社会主义，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坚持共产党领导，邓小平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取消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
对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邓小平说：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
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主义事业的旗帜。
邓小平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了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在全党工作重点刚刚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意义的阐述，对破坏安定团结的思潮的性质、危害的揭露，是非常及时的，是对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方针的重要补充。
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表述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一个基本点，但实际上是把它摆到这个位置上来了，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形成了基本的轮廓。
这对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发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首先就对理论工作务虚会进行了评价。
邓小平说：
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
胡耀邦在会议的结束语中，称赞邓小平的讲话使得整个会议开得相当圆满。
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与真理标准讨论一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真理的号角吹得很响，为思想进一步解放打破了禁锢。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新中国思想理论战线的一次重要会议。
历史已经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样重要，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北京部队召开座谈会
1979年4月，北京部队召开了有100多名师以上政治干部参加的理论学习座谈会。
在这个座谈会上，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深入进行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着重研究解决了在领导干部中，如何进一步贯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通过学习座谈，大家找到了解放思想的差距，端正了思想路线，弄清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同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关系，决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解放思想，搞好部队现代化建设。
从贯彻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以来，北京部队形势很好，干部战士思想比较活跃。但是，对国内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也反映出一些思想认识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有些领导干部自己认识也不是十分清楚，感到“既回避不了，又回答不了”。
面对这种情况，北京部队党委决定召开这次理论学习座谈会，要求到会同志，把部队急需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带到会上来，通过学习讨论，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以便回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解决部队思想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在学习讨论中，反映出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同志的思想还不够解放，主要表现在：
一是由于“宁左勿右”的影响没有肃清，往往不能正确理解党的一些方针政策，划不清政策本身和执行中出现的问题的界限，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担心“右”了，“偏”了。
二是对革命领袖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很可贵的，往往以朴素的阶级感情代替科学态度。
三是一些同志对社会上出现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看得比较清楚。但是，在分析产生这种错误思潮的原因时，却片面地认为是“解放思想带来的后果”。
会议认为，如果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自觉地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不可能正确分析部队的思想状况，积极主动地回答和解决干部战士提出的问题，就会看不到部队工作重点转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迈不开新步子。
因此，座谈会始终把继续解放思想，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来抓，引导大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解放思想。
座谈会针对到会同志，在解放思想问题上的一些“扣子”，着重引导大家弄清3个问题：
一是怎样看待解放思想与当时形势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志开始认为，当前，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形势很好，但又觉得那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出现的某些问题，是由于解放思想造成的。
经过学习讨论，大家认识到，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全国各条战线出现的大好形势，是与解放思想分不开的；要发展大好形势，还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小股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许多同志深有体会地说，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分清是非，分清主流和支流，对形势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如果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不仅跟不上新形势，还会偏离党的正确路线的轨道。这一点，对中高级干部尤其重要。
在怎样看待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上，有的同志起初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解放思想，看成是互相对立的，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老”问题，现在重提是纠解放思想的“偏”。
在学习讨论中，大家认识到，解放思想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辩证统一的。解放思想，必须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能突破这个大框框；突破了，就是胡思乱想，就会走上歧途。
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是老问题，但它是在实现中国式的“四化”过程中，针对当时的新情况重新提出来的，因而具有新的含义。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它的精神实质。
当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也是为解放思想排除干扰，扫清障碍，创造良好的条件。
那种把重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同提倡解放思想对立起来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