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呀！就是讲呀！
1984年，年轻的王安忆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家的男子汉》，文章讲她外甥小时候的情形。文章很有趣，小说家写人物，寥寥数笔，便绘出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有一小节，写到小家伙爱吃肉，又因为看了电影《少林寺》，向往去少林寺当和尚，当大人告诉他，当和尚不能吃荤，他便问：“用肉汤拌饭可以吗？”得知也不可以时，他忍痛放弃了当和尚的念头。后来这篇文章被选入了教材，成了课文，很多人很熟悉。但可能有人会忽略，这篇文章其实还有一个续篇。
十年后，亦即1994年，王安忆又以这个男孩为主角，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叫作《男子汉成人》。那个可爱的小男孩长成了一名青年，经历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育，尽管依旧是“天真的，自然的，好奇的，善待这个世界也希望这个世界善待他的”，但现实并不如此，他未能如父母所愿成为一个优秀学生，补课、补考、检讨，从来没有得到过一次正面的表扬，直至最后离家出走。同十年前相比，这篇文章有些伤感与无奈，有思考的力度，显得厚重许多。一个孩子的长大成人，是否就意味着天真的本性被“教育”从他身上一点一点剥离？
前后相隔十年的两篇文章，都收录在王安忆的《今夜星光灿烂》一书中。对照起来读，会有别样的感觉，乃至一声叹息。举《男子汉》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岁月缓缓流逝，时间以各种方式改变了许多人和事。倘若立此存照，此时和彼时也就千差万别，错过了就是不再有，就像王安忆说的：“有时候，我们真应该好好听听小孩子的声音，它们很微弱，并且转眼便消失在大人雄壮的聒噪里。这是一种很可纪念的声音。”要纪念这些声音，首先得记录下来，得会听，还得能听懂，全部完成，并不容易，听懂尤其难。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安忆的这本书记录着她听到的各种声音，加以纪念。
这本人物随笔集，有58篇文章，写了各种人，我以为就是数十种不同的声音汇聚在一起，一个人就是一种声音，其中有强音，也有微弱的声音，有巴金、萧军、鲁彦周、周介人、史铁生、陆星儿、顾城等已逝的作家，也有陈思和、陈丹青、施大畏、陈凯歌、葛优、姚育明等同时代的文化人，还有一些普通人，比如邮递员、手艺人等。这些声音可以帮助我们来读懂王安忆，读懂她内心的悲悯意识，读懂她严苛下的柔软，读懂她知人论事的方式，甚至她评判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与观念。
呈现声音是困难的，王安忆写陈思和教授时这样说：“要去描写一个以文字和思想为生涯的人，是相当困难的。这种生涯几乎没有感性的一面。是静止的形态，还是孤立的形态，它完全没有可视性。它提供不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它活动的舞台是书斋这种枯燥又封闭的地方。”只有一种情况下，呈现声音是可能的，就是懂这个人。唯有真懂，才能展现出他的可视性来。对读者而言，我们除了窥探下王安忆的朋友圈中有怎样的高人，还得学会从中分辨王安忆自己的声音。她在写这些人物的同时，也在写自己。
第一篇文章《我的老师任大星》写于1981年，写的是儿童文学作家任大星老先生，也是书中写作时间最早的文章。王安忆老师写作此文时，不到三十岁，但已有了自己的叙述风格，尤其是她捕捉到的人物细节，让人印象深刻。她写任老先生，说他不会寒暄，不会闲聊，不会没话找话，但待人真诚，故常常显得不安，担心沉默会怠慢了人家，骨子里还是一个作家。真是抓准了任先生的特点，我有幸见过老先生几面，当年老先生九十多岁了，一样清瘦，依旧温和，照样关心年轻人，笔耕不缀。正如王老师文章所言，老先生温厚得近乎有些羞涩，几十年来一直未变。书中比较近的文章写于2012年，有篇《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写一位早年移民北美的老华侨，因为眷恋母语，赔房子赔地，办了些华语报纸，主编了《美华文学》，但在美国，华语文学显得清冷，他自然也是无限寂寞。王安忆懂他的这份寂寞。
在王安忆的笔下，怀念是一部分，比怀念更重要的是理解，王安忆懂他们，听得懂他们的声音。一个懂字，弥足珍贵。就像她这样写陈思和，说他“要将知识分子从广场上召唤回来，是不是就是召唤进象牙塔里？他的声音很微弱，风一吹就吹散了，可总是有声音比没声音好”。说陈丹青始终在寻找他的视觉经验，为此寻访旧师旧友，努力将经验接上茬，继续生长与发展。说路遥从来不是在稿纸的格子里写字，而是在黄土地上，用他的心血。说葛优其实是个实在人，没有一点滑稽腔，不是一个可做笑料的角色。说要会听陈凯歌说话，听懂之后，你会发现，他是你的一面镜子。就是这些声音，这些经过王安忆辨析后的声音，组成了灿烂的星光。王安忆自己的声音，也隐藏其中，尤其是悲悯的情怀，克制中的温情，让文章的质地变得柔软，在她写史铁生、陆星儿和于东田这些已逝的作家朋友时就浸透了出来。
如果说《今夜星光灿烂》来自真实的人物，那在小说集《众声喧哗》里，王安忆倾听的对象就由生活的真实走入了虚构的真实。关于《众声喧哗》，评论家也写过不少文章，我注意到，谈的较多的是城市边缘小人物的生活和去故事化的创作手法。这部小说集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主打的中篇小说《众声喧哗》里的两句寻常对白，是开纽扣店的老爷子与小保安聊天时说出来的。老爷子很有想法，对一件事表达了看法后，爱习惯性地来上一句：“不可能的呀。”小保安总会及时呼应一句：“就是讲呀。”这两句话有意思，一呼一应，看似简单，但用上海话一读，就能意会其中妙处，里头有着别致的感觉，二人呼应极为到位。作为上海人聊天的常用句子，这两句上海话有着天衣无缝的衔接和呼应，潜藏着明白、理解和赞同的意思。这是方言的魅力。倘若换成普通话，效果是要少掉许多的。从这里，我也常常想起，小说要产生共鸣，须得有某些相通的经历和阅历，一地的读者自然对一地的文字心有相通。
小说写一个老爷子欧伯伯，在老伴过世后，为安顿好自己的晚年生活，也为排遣晚年寂寞，开了一爿小小纽扣店。欧伯伯是个有想法的老爷子，常常感觉儿女们并不认真听他说话，也不懂他的所思所想，也就有了烦恼。反倒是不相关的小保安，能够认真听他讲，还能及时呼应。语言的有效性，信息传递的效率，是王安忆这篇小说中最有意思的地方。一个人不停地说，到底有多少话，能够到达听者的耳中？到底有多少能够被懂？
2007年的时候，王安忆写过一个小长篇《遍地枭雄》，塑造了一个很有学识和思想的黑道大王，对着被劫的出租车司机，海阔天空，说个不停，极具煽动性和感染力，愣是把年轻的司机说哭了，自愿要加入黑道。一个是绑匪，一个被绑架，一个负责说，一个只能听，身份的不对等导致两人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如果分工没有这么明确呢？如果听众可以分心，可以敷衍呢？那又会是怎样的境况？《众声喧哗》给了一个答案。老爷子没能从儿女那里得到的回应，在小保安身上得到了。这个在妈妈姐姐们的宠溺中长大的保安“囡囡”，有些口吃，常常来店里玩，与老爷子聊天，有一搭没一搭的，但他在认真地听，也在认真地回应。两人之间的默契，都在小保安的这一句“就是讲呀”。这一句让欧伯伯感觉很欣慰，似乎找到了知音。看来，某些时候，用什么语言回应别人，也是有讲究的。所谓被引为知己，不也就是言语来往之后，相互惺惺相惜的事情吗？
不论是对整个上海文学，还是对王安忆个人，《众声喧哗》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本。它足够丰富，可以进行多种解读，比如上海都市角落里的边缘人物，或者生气勃勃的外乡人，再或者说，王安忆捕捉到了大都市里的“小”，小人物，小命运，小生活，小波澜，如此多的“小”构成了大城市生活的基石。这也引发我一些思索，生活说到底还是从日常开始的。日常生活不是无聊、乏味的代名词，日常生活里也有刀光剑影，也有汹涌澎湃，只不过形式上不那么猛烈罢了。好的小说家从不排斥日常生活，但也绝对不会陷入所谓的庸常，从日常中寻找到文学意义上的生活，才是真的。从这一点上讲，这篇《众声喧哗》堪称小说范本。
再说一点，真的相通是不会被外在限制的。小说里的一老一少，欧伯伯老来话不利索，小保安天生有些口吃，俩人表达上都有些障碍，从物理层面来说，沟通起来比较费劲，但显然这并没有妨碍两人之间达成相互理解。老爷子一句“不可能的呀”，小保安一句“就是讲呀”，这两句话背后呈现的是小说家的思想宽度。虽然小说中对语言传播有效性的介入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甚至作者本人也没有太多提起，但都不妨碍我们从这个角度去体味这篇别有一番滋味的小说。这实在是方言的魅力，是生活的魅力，也是王安忆这篇小说的独特景致。
倾听，源于懂得，众声中自有智慧在。
写于201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