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云南——“革命音乐家”的成长岁月
第一节 聂耳的诞生
聂耳诞生地——云南昆明的现状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位于中国西南端的云南省昆明市。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远离首都北京及世界大都会上海。西北与西藏自治区、北与四川省、东北与贵州省、东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西南与缅甸，南与老挝、越南国境相连，国境线长达4000公里。全省面积约为39.4万平方公里，比日本国土面积（37.8万平方公里）还要辽阔。云南省95%为山地，多森林而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化，南部地势较低为亚热带气候，北部高地为亚寒带气候。人口约为4600万，除了汉族，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为少数民族，既包括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苗族这种人口超过100万的少数民族，也包括怒族、满族、独龙族等人口未超过2万的少数民族，全省居住着26个少数民族。而在全中国，除了占人口92%的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有15个少数民族仅存在于云南省内。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东部沿海地区、都市地区变得富裕起来，包括云南省在内的西部内陆地区及农村地区发展滞后。根据2000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与越南、缅甸的边境贸易逐渐活跃，现在云南省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省内矿产资源丰富，有锡、磷矿石、铅、亚铅、镉、铁矿石、石炭等。传统产业是烟草业，产量全国第一。近年来，花卉及生命科学、化工等尖端产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云南是对日贸易中最重要的松茸供给地。出口松茸通过航空货运专机每天由昆明经由上海运输至日本。目前在云南省投资的日本企业超过100家，近年综合商社双日株式会社与云南省签订了“一揽子合作意向书”（2011年），双方将在广泛范围内开展合作开发。云南省与日本已经相互成为各自经济、贸易上的重要合作伙伴。
云南省省会昆明位于云贵高原中央，是一个海拔将近1900米的高原城市。亚热带季风带来湿润的气候，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为16度，全年气候舒适宜人。我初到昆明时，当地人告诉我，昆明市“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时春”，被誉为“春城”。
昆明市人口约726万。2012年6月，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投入使用，代替了巫家坝国际机场（1923年建成），发挥着中国西南地区为数不多的国际机场功能。另外，1992年昆明设立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9年，昆明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以此为契机，城市风貌为之一变，成为高楼林立的大都会。1981年11月，因聂耳出生地与故去地的因缘，昆明市与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结为友好城市。
近代史中的云南
云南地区建省不晚于元代。进入近代之后，包括云南在内的西南边陲与华北、东北地区一样，是帝国主义侵略矛头所指之地，因此在清朝末年，云南成为直接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前线。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大英帝国将势力扩张至印度及缅甸。法国为了与之对抗，将触手延伸至中南半岛，通过与越南缔结条约否定了清朝的宗主国权利。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导致了中法战争的爆发。法国战胜后于1887年将越南、柬埔寨正式揽入殖民统治范围，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成立，殖民统治正式开始。于是，云南、广西自然成为法国进一步觊觎的一块肥肉。
大多数云南青年人和学生对清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大为不满，他们民族意识强烈，认为必须要抵御外国侵略才能保卫祖国。于是他们与呼吁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派一呼百应，积极参加不断蓬勃发展的反清革命。这些青年团体的主体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也包括清朝末年创设的新军士兵。
1906年，云南的革命派青年以东京神田三崎町的云南同乡会为据点，创刊了《云南》杂志。这本杂志“揭露当时云南的对外危机与清朝地方政府的腐败，倡导革命的必要性，同时向民众介绍民主共和先进思想，指出中国前进的道路，给予云南省内省外重要的思想影响，在云南省内播下了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第二次革命的思想火种”[1]。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清政府面对列强侵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相互倾轧，统治能力急速衰弱。进入20世纪，国内外要求变革体制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各地爱国示威运动如火如荼。1911年10月10日，就在聂耳出生前4个月，湖北武昌爆发了新军士兵起义，随后革命烽火燎原，最终推翻了清政府。
辛亥革命的影响波及中国边境云南。云南新军自清末创立以来，其势力一直掌握在为清朝尽忠的官员手里，但是到了1911年春夏之交，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一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军事专业的蔡锷就任昆明新军长官；其二，曾经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的革命派军人被陆续任命为新军内部的中级士官。蔡锷一派及革命派中级士官们积极响应武昌起义，云南新军以蔡锷为临时总司令，以同样留日归来的李根源为副司令，10月30日在昆明举兵起义。这一天恰好是旧历九月九日，因此称为“重九起义”。云南新军只通过一晚战斗，就成功控制省内主要部队。之前担任云贵总督的李鸿章侄子李经羲黯然离境，清朝兵将全部归顺革命军，统治云南省252年的清王朝瞬间宣告终结。辛亥革命翌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
聂耳出生及父亲逝世
就在清朝统治土崩瓦解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口，聂耳降生于昆明，时间是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二个月，1912年2月15日。
2月15日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仍然新历旧历并用，更遑论20世纪之初。即将迎来新时代到来后的首个新年，辞旧迎新之际，父亲聂鸿仪面对这个吉祥的“幸运儿”，心中充满欣喜，给孩子起名嘉祥。长大后本名守信，字子义、紫艺等。“聂耳”这个众所周知的名字，是他加入上海明月歌剧社后，由于令人咋舌的敏锐听觉而获得的昵称。聂姓家庭迎来了一个耳力过人的男儿，真是世间不可思议的造化偶然。
关于聂耳的出生日期，长期以来都存在误解。聂耳自己在后来的日记（1930年10月19日）中写道：“1912年2月14日，这一天，我来到这个世界。”因此，他逝世后的纪念碑和出版物大多数都以14日为他的诞生日。出生地昆明所立的纪念碑上也刻着“2月14日生于昆明”。1982年诞辰70周年之际，聂耳研究学者崎松访问了聂耳兄长叙伦，首次确认聂耳确切的生日应该是2月15日。[2]
聂耳出生那年，父亲聂鸿仪已经拥有5个孩子，长子守拙和长女兰茹是病逝先妻的孩子，再婚妻子彭寂宽生养了次女蕙茹、次子守诚（字子明）、三子守先（后改名叙伦）。聂耳出生时，长女兰茹已经出嫁，守拙18岁，蕙茹及其他孩子相对年幼，分别是10岁、7岁、3岁。
父亲聂鸿仪是玉溪人，玉溪在昆明以南约80公里。他从小聪慧过人，在云南省内科举考试中了举人，但他没有走仕途，而是获得行医资格，继承了家族医学，成为玉溪当地有口皆碑的医生。然而玉溪的生活并不能使聂鸿仪感到满足，1902年，再婚不久后他举家迁至云南省会昆明，租房安顿后新开医馆，同时经营着“成春堂”药铺。
母亲彭寂宽是傣族。母亲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这对后来聂耳精神世界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比聂耳年长3岁的兄长叙伦所著《少年时代的聂耳》，彭寂宽出生在玉溪以南25公里的峨山县傣族家庭，因为贫困，从小没有机会上学。彭寂宽想跟哥哥学习写字，遭到封建思想浓厚的父亲（聂耳的外祖父）强烈反对。但彭寂宽并不放弃，她偷偷地跟哥哥读书识字，自力更生地学习文化。也许是遗传了母亲的好学精神，聂耳4岁就会认读500个汉字，上小学以后成绩名列前茅。
1916年7月11日，聂耳4岁的时候，45岁的父亲聂鸿仪英年早逝。这一年年初，聂鸿仪躺倒在病床上一蹶不振，从此病况再无起色，积劳成疾是他罹患肺结核的原因。为了治病，家财用尽，值钱的东西都被当得精光，而且负债累累。家中壮年的顶梁柱就这么倒下了，最后连葬礼费用都是四处向亲戚们筹集的。当时长子聂守拙在湖北武昌的军队里工作，父亲在病床上给他写信，让他回家一趟，如果回不来，至少筹点钱寄回来，但却遭到儿子拒绝。长子不孝，聂鸿仪悲从中来，病情雪上加霜。
父亲去世后，母亲彭寂宽通过了国家的医师考试，成为昆明首位女医生。为了年幼的孩子们和一家生计，她行医、卖药，夜以继日地工作，无暇喘息。1917年，在玉溪熟人的介绍下，15岁的次女蕙茹早早地嫁了人，离开了家。家里少了一口人，少了一点负担，但仍然度日艰难。
上小学的首次“斗争”
1918年聂耳6岁，亲戚帮忙垫付了学费，于是他进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上学。母亲白天操劳医馆的工作，夜里做针线活至深夜，她一边做手上的活计，一边给孩子们唱动听的云南民歌，讲杰出先贤的故事。聂耳从小沉浸在热爱学习和传统艺术的氛围里，母亲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热爱歌唱的自得其乐精神令她的儿女们在正直勤奋、喜爱钻研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聂耳小时候，邻居是个做家具的手工匠人。聂耳最初从他那儿学会了吹竹笛，后来又从别的大人那里学会了二胡等民族乐器。他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小小音乐家，不仅在学校组织同学歌唱，自己担任指挥，还参加戏剧表演，在班里被选为班干部，是个校内校外都非常活跃的孩子。
1925年，聂耳全家的合影（前左二为聂耳）
1922年春季，聂耳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初小部[3]毕业。他很想继续上这所学校的高小，但是学校规定没有参加过童子军的学生不得继续升学。要参加童子军，必须自己预先购买制服、皮带、随身携带的多功能军刀等装备，但是聂家没有能力购买这些物品。
聂耳留恋同窗们的友情，难以忘记老师们的关怀，他不愿意放弃继续就读昆明师范附小的心愿。他几次向校长提出申诉，认为参加童子军才能有入学资格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希望学校能够接收他升学。但是他没有得到校长的批准，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进了前年刚刚开办的私立求实学校的高小部就读。求实学校考虑到聂耳的家庭经济情况及他优秀的学业成绩，减免了他的学费和各种杂费。这所私立学校非常注重学生的情操美育，设置了民族乐器和脚踏风琴等课程，这对培养聂耳的音乐才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他升学之前，聂耳的母亲大病了一场。在她身体逐渐康复时，住在峨山的外祖父、外祖母让她回家乡休养一段时间。于是母亲利用聂耳入学前的假期，带着三个儿子返回故里省亲。现在从昆明到玉溪坐高速巴士大约需要两个多小时，当时却靠徒步。大病初愈的母亲坐着竹笼轿子，孩子们步行，花了四天才到达峨山。
峨山村里少数民族和汉族混居，傣族和彝族较多，他们的服装和语言与昆明人大为不同。穿着民族服装的傣族外祖父和邻居聊天，聂耳一句话都听不懂。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20世纪初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曾做过详尽的人类学调查，出版过《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4]为了不让孩子们受到歧视，母亲告诫他们回到昆明以后不要向外人透露外祖父一家是傣族的身世。但是对聂耳来说，母亲的少数民族身份却带给他一种自豪感，一种有别于常人的通往独特人生之路的自豪感。返乡归省之行的所见所感，使聂耳长大后对贫苦穷人和受压迫人群充满了真挚的同情。
从母亲故乡归来，求实学校高小部开学了。这所学校是当时边境地区很少见的私立学校，刚刚成立不久的学校里热心于教育的有志人士聚集一堂。校舍借用孔庙的部分建筑，设备虽然不完善，但教师们个个充满热情。聂耳很快就喜欢上了这所学校，他认真听课，积极担任班干部，学生会一成立他就当上了主席。
聂耳入学不久，孔庙开始维修。求实学校收到通知，让他们在维修期间迁出孔庙，于是学校借了附近民房继续上课。但是等到维修工程结束，孔庙方面却食言了，他们拒绝让学校回迁。求实学校几度与他们交涉都无法成功，学校面临解散的危机。
1925年，求实学校发给聂耳的该校第一号褒状
聂耳得知这件事后非常愤慨，他开始组织大家开展夺回校舍的运动。他收集同学们的心声，向校长和老师们汇报，再度与孔庙方面交涉，但是很遗憾，对方坚持己见。于是聂耳与同学们组织宣传队走上昆明街头去争取群众的支持，又得到省督唐继尧的帮助。孔庙方面害怕事情闹大，最终承认了校舍的使用权。争取校舍的斗争最后获得了胜利，学校给聂耳颁发了第一号奖状，上面写着：
云南私立求实学校褒状
书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西儒曰：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查本校高级三年生聂守信本学年请假未逾六小时，成绩甚佳，品行高尚，非勤于业而具有健全之精神者，曷克臻此？爰照校规，授此褒状，冀更加勉，是为至要。[5]
30多年后，苏鸿纲校长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回忆这一幕：聂耳上台接奖状时，全场上下掌声雷动，这掌声令这位老教育家终生难忘。[6]
由此可见，聂耳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了。1992年，以小学生聂耳为主人公的电影《人之初》[7]在中国公映。电影改编自天津女作家谷应的儿童小说《从滇池飞出的旋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这部佳作以20世纪20年代的昆明为舞台，描写了聂耳的成长过程。
[1]石島纪之《雲南と近代中国——“周辺”の視点から》，青木書店2004年，第34页。
[2]崎松不仅证实聂耳确切的生日，而且发现聂耳之所以在日记中将自己生日记错是因为当时他对照的《中国近代史历表》上存在误差。
[3]民国时期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部分，初小4年，高小2年，初小和高小两部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小学教育。——译者注
[4]人类学、民族学者鸟居龙藏于1902—1904年到包括云南省的中国内陆地区开展田野考察，研究了此地区民族差异的社会状况。
[5]这份奖状如今依然陈列在昆明市聂耳墓陈列室和玉溪市聂耳纪念馆内。
[6]文章发表于1955年7月16日的《云南日报》，收录于崎松编《国魂聂耳》，远方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7]电影的题目来源于中国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