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俄国人托词拒绝了蒋介石的计划，蒋介石与俄国人辩论无效
蒋介石送出计划书后，即焦急地等待苏方的回音。但是，在差不多一个月以后，才得到答复。
蒋介石等拟订的军事计划以蒙古库伦作为主要基地，要求以训练苏联红军的名义为国民党训练士兵，然后，在国民党的革命旗帜下自蒙古南部发动进攻。军事计划确定的其他基地在苏联境内的还有海参崴、鄂木斯克等好几处。这显然是苏联政府所不能同意的。当时，共产国际正醉心于在保加利亚、德国、波兰等国组织罢工和武装起义，尤其热衷于在德国组织“十月行动”，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因此，迟迟不能决定如何答复蒋介石等人的要求。在一段时期内，蒋介石“神经过敏到极点”，认为俄方“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18)。11月2日，托洛茨基写信给契切林和斯大林，主张“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孙逸仙和他的代表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19)不久，德国的“十月行动”和波兰的总罢工相继失败。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接见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全体成员及新从伦敦赶来的邵元冲。斯克良斯基对计划评论说：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收到来自中国的全部通报之后，详细地讨论了所提出的方案并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因为不然的话，在现有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注定要失败。
斯克良斯基并以俄国革命为例说：“俄国革命成功并不单单是十月武装起义的结果，而是此前有俄国共产党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为这场革命做了准备。国民党在国内亦应首先照此办理。为此，国民党应当倾全党人力、物力先搞宣传——办报纸，出刊物，搞竞选活动，等等。政治准备，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固然，军事也不应忽视，但只有在完成大量的政治工作并具备了有助于大为减轻军事工作的负担的内在前提之后，方可大举用兵。”
蒋介石不同意斯克良斯基的意见。他申辩说：“孙逸仙同越飞同志会见后，国民党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党认为同时也有必要开展军事活动。”他又提出，俄中两国从事革命活动的条件不同。他说：“在俄国，共产党只有沙皇政府一个敌人，中国则不同，中国遇到了全世界所有一切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反抗。因而，中国的事情难办得多。非采取军事行动不可的理由即在于此。”
斯克良斯基反驳蒋介石的意见。他再次以俄国革命为例，强调群众政治工作对于革命运动的巨大作用，要求中国国民党人首先要争取工农。他说：“与民众亲近，与民众结合，才是中国革命党的口号。”他严厉地批评说：“依照提供的方案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冒险，注定要失败。”
为了缓和蒋介石的情绪，斯克良斯基在反驳蒋介石意见的同时，表示说：“在开展政治工作的同时，亦可从事军事部署。”他宣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中国派遣同志到军事院校学习。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可收3至7人，陆军学校可收30至50人。云云。(20)胳膊拧不过大腿，蒋介石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俄国“同志”的意见。
早在当年3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孙中山通过越飞提出的要求时，就决议：1．否决（西北）计划中一切可能引起日本干涉危险的部分；2．向越飞指出，政治局非常担心孙逸仙过于注重纯军事行动，会损害组织准备工作(21)。尽管当时苏共中央还不清楚孙中山西北计划的细节，但拒绝这一计划的种子已经埋下。同年10月6日，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也指示鲍罗廷，要他告诉孙中山，这个计划不可能立即实施，“在决定任何一项重大计划之前，我们应当竭力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特别是巩固自己在满洲的地位，要解决中东铁路问题”(22)。
11月27日，托洛茨基接见蒋介石等代表团团员。谈话中，托洛茨基强调政治工作和政治宣传的重要，要求国民党人从事“合法工作”和“地下工作”，在报刊上发表“根据新闻检查条件可以发表的东西”，而将“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他说：“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和吴佩孚别无二致。”他甚至说：“只有当孙逸仙把军事活动置于一旁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对于蒋介石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以便南伐的计划，托洛茨基明确地加以拒绝，声称“国民党可以从自己的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23)。
1923年11月29日，蒋介石等离开莫斯科返国。
蒋介石的军事计划遭到俄国人的否定，自然十分恼火，认定这是俄国人力图控制蒙古、侵略中国的表现，因此，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持怀疑态度。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时曾抱有满腔希望，这时，自然不能没有失望之情。不过，孙中山革命多年，向许多国家争取过援助，都没有什么显著收获，比较起来，苏俄还是第一个表示愿意在较大规模上援助中国革命的国家。权衡轻重，孙中山还是决定要“联俄”。蒋介石回国后，孙中山批评他“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24)。蒋在一定时期内服从了孙中山，在孙中山逝世之后，他就逐渐离开孙中山的既定政策了。
————————————————————
(1)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33～134页。
(2) 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0～1925）》，第67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
(3) 文件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44页。参见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0～1925）》，第13页。刘谦，或译刘江。
(4) 文件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62页。
(5) 文件39、4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136、140页。
(6) 文件4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149页。参见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0～1925）》，第32页。
(7) 文件5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166页。
(8)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0～17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9)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4页。
(10) 蒋介石1920年9月22日日记云：“往访展堂、仲恺，中师既已电召，商量去处。以俄国、四川、广东三处皆须我行，任我自择。我以赴粤则伸公而绌私；游俄，以同行者非素契，将有待；私愿入蜀，而仲恺必欲我往粤，一时不能决也。”
(11) 蒋介石1923年7月23日日记云：“为个人计，则亦甚得也。”
(12) Whiting，Allen S.，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Stanford University，1968. p. 234。参见《孙中山集外集》，第4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3) 文件10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66页。
(14) 《孙中山集外集补遗》，第3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5) 文件8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283页。
(16) 文件8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284～287页；参见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第20～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7) 《筹笔》，00001，蒋中正档，原署时间为1923年8月5日。
(18) 文件90、9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08、313页。
(19) 文件9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08～309页；参见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0～1925）》，第66～67页。
(20) 文件9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10～311页；参见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第24～26页。
(21) 文件6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226页；参见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0～1925）》，第59～60页。
(22) 文件8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295页。
(23) 文件9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40～341页。
(24)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2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