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蒋介石个人署名的《致苏俄负责人意见书》
在上述文件之外，蒋介石还有一份个人署名的《致苏俄负责人意见书》(17)。
该意见书首先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对于俄国革命的迅速成功表示羡慕。中称：
中国革命，自1911年推翻帝制以来，至今已有十二年之久。政治窳败，国势危殆，将陷于绝地，谁为厉阶，皆由此1911年不澈底之革命所造成者也。俄国革命，五年之间，平定内乱，击退外侮，全国统一，革命功成，其收效之速，一日千里，非言可喻。而吾中国革命，至于今日，仍在恶梦之中，如长此以往，不惟中国革命至于危殆，即于世界革命之前途，亦蒙其不利之影响，此中国革命党不能自辞其咎，对于世界革命无时不愧于心也。
蒋介石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党魁只注意外交与政党，将军事委之于部属，未能实行“直捣北京”的计划，而俄国革命之所以迅速成功，在于“其革命军一举而占领政治中心之地‘彼得格列’”，“且占领以后，而能固守不失，使帝国主义永无反身之余地”。
在意见书中，蒋介石表示，中国要实行根本改革，彻底革命，当然要从事宣传事业，但是，根据今天的农工程度等因素，单纯依靠宣传工作，见效最快也要30年。因此，必须军事与宣传同时并进，“以实力为铲除现在恶势力之张本，而以宣传事业作主义上之根本培养”。
蒋介石这份个人意见书的重点在于论证攻占北京的重要意义。中称：
中国恶势力之根据地，反革命派之大本营以及其一切内乱与外侮之策源地，皆在其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如望中国革命之奏效，非先打破此万恶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则革命决无成功之希望。此不惟打破国内军阀惟一之方略，而对列强之作战，打破其在中国之势力范围，亦非先打破北京不为功。盖列强在北京军事之设备，其强固尤甚于中国之军阀。所谓北京城内外国居留地之东交民巷城墙上炮位密布，其火力所及，扫射北京全城而有余。国势至此，言之至可痛恨，亦极悲惨。故今日中国，即使军阀势力完全为革命党所消灭，如北京不能完全攻破，则列强在北京作恶如故，中国革命仍无澈底之望。此党魁孙逸仙以为第一次革命，既不能贯彻其主张以破北京，而乃于1911年竭力鼓吹迁都之说，以为无形消除列强作恶之计也。是以今日之中国革命，无论对内对外，皆不能不以北京为主目的地也。
为了进攻北京，蒋介石提出，必须在西北建立一个根据地。他说：“中国革命之根本计划，当在列强势力范围外之西北得一根据地，训练有主义、有精神之军队，以备作革命军之中心势力，以为中国革命惟一之方略也。”
意见书特别强调中国国民党的革命精神，认为国民党“本三十年来之三民主义，无论其内乱与外侮之压力，强暴至如何程度，终不为其所消灭，亦决不敢以调和派或代表资本阶级者自居”。当时苏共和中共普遍认为国民党“调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蒋介石的这段自辩显然具有明显的针对性。
蒋介石表示，中国革命在三年内必有成绩。他说：“中国革命过去之事实，主义坚定而方法差误，精神坚强而环境险恶。如能变更其方法，改善其环境，则中国革命，期其三年，必有成效可睹。”
意见书最后说：“中国国民党总理孙逸仙先生于本年四月间接得越飞君转来苏俄政府商议中国西北部军事进行之电，当时派定蒋介石来俄就商，已有复电在案。今介石等奉敝党孙总理之命，特来苏俄就商此事，并愿闻各教，至介石等大略之意见，已述于专书之中。惟以中国革命经过之利弊与将来军事之进行，有极大之关系，故于军事计划书之外，另奉此书于素所仰慕之同志，以为考正之资料。其能不弃鄙陋，而有所指正乎？”据此，这份意见书是对于上引军事、宣传计划书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