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伯伯、七妈要求我们自强自立，不能因为伯伯而有任何特殊化。
进西花厅那年，我12岁，大弟秉钧7岁，我上初一，他读小学二年级，较早受到了正规的教育，也比较懂事，所以加入少先队、入团、入党仿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尤其是知道爸爸的过去，我们两个都认准了自己政治上必须上进，事事要以伯伯、七妈为榜样，他们讲的话，不管自己怎么想，都会立即按他们的意思去办，从不会怀疑他们，最信赖的也是他们。
那是1952年7月初，八一小学开始放暑假，“嘟嘟嘟”的汽车喇叭声在校园里响成一片。同学们都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在各自的宿舍里焦急地等着，广播里通知谁家大人来了，孩子就兴高采烈提起行李冲出门。那年秉钧上三年级，秉宜刚读一年级。第一天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只有同学减少，仍不见有人来接自己，刚上学的秉宜嘟起了小嘴。第三天，除了几个家住外地的同学外，家在北京的同学都走了。秉宜胖乎乎的小脸蛋上挂起了泪珠。看见妹妹哭，秉钧着急了，刚十岁的他找老师要了一个信封一张纸，趴在桌上写了一封短信：
七妈：
学校放假了，请派个车来接，因为有行李。
秉钧
然后，他在信封上写“中南海邓颖超收”，贴了张邮票，往邮筒里一扔。
那时信送得也快，当天下午，这封信就到了七妈手中。七妈拆信一看，赶紧叫一位叔叔骑上自行车赶到学校，在门口雇了两辆三轮车，一个孩子一辆车，行李放在脚下，他仍骑自行车跟着。
一进西花厅，七妈就迎了出来。她搂过秉宜，拉着秉钧连声道歉：“孩子们，真对不起，这要怪七妈不好，怎么忘了你们放假的事，让你们多等了两天。不过，你口气还挺大，要派车。我可没有给你们派汽车，因为汽车是你们伯伯工作用的，你们小孩子不该享受，懂不懂？”秉钧点点头。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秉钧也觉得自己幼稚得可笑，为什么当时不请老师帮助打个电话？为什么也不写信给爸爸妈妈“求救”？当然，原因也很简单清楚：遇到困难、麻烦或难下决心的事，想到要请求伸出援手的第一人选，一定是伯伯和七妈。
1950年七妈和秉宜在保育院。
1953年，秉钧、秉宜在八一小学读书时与周尔辉及七妈在西花厅前院。
1953年，秉钧、秉宜、秉华（从右至左）在八一小学读书时合影。
记得那时秉钧因为长个快，人又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总爱向前弯着腰，驼着背。暑假里，最忙的伯伯最先发现，他大声招呼：“秉钧，你小小的年纪怎么就驼背了？”
“没有啊！”秉钧下意识地挺了挺胸。可不一会儿，他坐在那里看书看入神了，又不知不觉地拱起了背。
“瞧，秉钧，你又驼背了！不行，要赶紧纠正，不然等你习惯成了自然，就像种斜了的小树苗长成大树，再想扳过来也办不到了。”伯伯想了想，果断地说：“秉钧，我看这样吧，每天吃饭前，你就肩端平，背靠墙，站立20分钟再吃饭，我想只要整个暑假坚持下来，你驼背的习惯就能纠正，你说好不好？”
“好！那我现在就去。”秉钧爽快答应了，自己立即走到客厅墙边笔直地站着。整个暑假，他一天三次，坚持靠墙站立，七妈也随时监督他。一到吃饭时间，七妈就会说：“秉钧呀，你该去靠墙了。”秉钧几十年后对秉宜说：“那会儿，你跟七妈在那边吃饭，我一个人在这儿靠墙站着，心里馋着呢。可是没办法，既然答应了伯伯的事，我就得做到，忍着吧。”
结果一个多月坚持下来，等开学后，同学都发现周秉钧无论是站、是坐，腰背总是挺得笔直！
秉宜进中南海那年才五岁，她胖乎乎的脸蛋上，一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可那张原本用来说话的嘴却总是紧紧闭着。她见谁也不认生，见谁也不叫人，虽说不叫人，却总会慷慨地向所有的人送上甜甜的笑容。妈妈曾戏称是起小名小咪给起坏了：猫儿就是只会叫咪咪不说话嘛！
1949年年底，爷爷的堂哥周嵩尧来到了北京，我们叫他六爷爷。六爷爷在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小咪，马上说：“这孩子长得像她奶奶，恩来，你们就要了这孩子吧。”
爸爸妈妈也看出来伯伯和七妈都很疼爱小咪，想到过早去世的奶奶，爸爸妈妈就向伯伯提出来，把小咪过继给他，伯伯却对他们说：还是不要吧，把小咪过继给我们，其他的孩子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不过继，我们也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
记得有一次，当年只有五岁的小咪，不知是为了要个什么玩具，就是不愿上幼儿园，发起了倔脾气，起先站着哭，看七妈没应允，干脆扑通一声躺在地上，在七妈面前的地板上一边踢着腿打滚，一边尖着嗓子大哭。成元功叔叔不过意了，跑过去要拉。七妈一伸手拦住他，语调严肃地说：“不要拉！秉德你回屋去，大家都不用理她，让她哭，等哭够了，哭累了，她自然就不哭了！”说完，七妈带头先回屋，成叔叔也走开了。我虽然老老实实地跟着大家出了客厅，但没回屋，而是钻进客厅旁边的水房里，悄悄伸出头看。因为秉宜毕竟是我的妹妹，而我知道她平时在家时妈妈很宠爱她，她一向比较任性，我有点担心她真哭出点儿毛病，妈妈一定会怪我。
谁知，真让七妈说准了，不到五分钟，客厅里起先很响的跺地声和哭声逐渐变小了。我贴在墙边一看，小咪捂在脸上的小手已经拿开，确定屋里确实没有人了，她便不再哭了，自己慢慢从地下爬起来，还拍拍衣服上的灰。我忍不住笑了，心想：没带过孩子的七妈还挺有办法！
可是第二天，又在大弟秉钧身上发生一件事，七妈的处理办法就完全不一样。
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傍晚，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往外一看，门外像挂着一道半透明的雨帘，屋角的流水声惊天动地。
晚饭后，上一年级的秉钧背上书包就要去学校。七妈说：“秉钧，现在雨太大了，今天就不要到学校去了，明天再去，好吗？”
“不行，老师说的，星期天晚上一定要回学校上晚自习。”
“今天是特殊情况，雨太大了嘛！”
“雨大我就打把伞！”
“打伞？衣服、鞋子也会淋湿啊，都湿了，到学校怎么办？”
“我不管，反正我要走！”秉钧拧着脖子，脖子上暴出了青筋，像头倔驴子，死拧着不回头。
“你这孩子怎么也这样倔！”七妈摇着头感叹。
我站在旁边，小声劝弟弟，他就像听不见。我猜想，七妈可能又要用对付秉宜的办法教育他了。没想到七妈叫来张永池叔叔，交代说：“你穿件雨衣，用自行车把秉钧送到学校去吧，雨大，千万小心。”
弟弟挂着泪珠的脸上又浮起了笑容。望着消失在雨中的弟弟，七妈说：“秉德，我从你的眼神里能读懂你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昨天不理秉宜，而为什么今天又依了秉钧，是不是有点重男轻女？其实不是的，孩子当然不会像大人一样成熟。当他固执发脾气时，一定要弄清是正当的理由还是无理取闹。秉钧今天发脾气，他是想当遵守纪律的好学生，这是好事，就应该支持，而小咪无理取闹，就不能惯她，相反要制约她，让她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无理取闹是坚决不能容许的！”
刚上中学的我点点头。多少年后，等我当了妈妈，又当了奶奶时，也一直用这种办法教育孩子，绝不一味地惯孩子。
当然，五岁的小咪多数时间很
伯伯难得有空摆弄照相机。
乖巧，很可爱，有时在伯伯那里许多工作人员无法完成的事，甚至七妈无法完成的事，便派她去，一定马到成功！
新中国成立初，真是万事开头难，国家百废待兴，恢复经济生产，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作战方案及整个后勤供应，几乎都由伯伯主管，他经常是一连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还会连轴转，连续一两天不睡觉，没时间吃饭。谁叫也不听，连七妈去劝也不行！这时，咪咪便成了最有效的“武器”：她像只小猫一样没点声音地走进办公室，她一句话也不说，拉着伯伯的手就使劲往外走。伯伯非常熟悉这个“无言”小侄女的威力，她太小，讲革命道理，她不懂，她微笑，你发脾气也不忍心，唯一的出路，只有乖乖地跟着她起身。她这样做可以说是“百战百胜”。我听护士王力阿姨说过，最叫绝的一次，还有一张照片为证。
那是1951年5月，朝鲜战场的事十分紧急，伯伯连续工作了整整二十多个小时。天将拂晓，七妈起床来到伯伯的办公室前，见他还没有休息，长时间地在室内伏案工作，对已经年过半百的伯伯的身体太不利了！七妈灵机一动，让值班的王力阿姨去搬“救兵”小咪。王阿姨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可是小咪睡得正香呢！
伯伯打乒乓球稍事休息。
“小咪，好孩子，快起床，公园里的芍药花开了，阿姨带你去看花！”
小咪闭着眼睛直摇头，嘴里嘟哝着：“我困，我要睡！”
“哎呀，不光你一个人去，你伯伯也去，快醒醒，阿姨给你扎个大蝴蝶结。”
一听伯伯也去，小咪仿佛立即明白了自己还有“抓俘虏”的责任，也不再往床上赖，顺从地让阿姨给自己穿上衣服，还乖乖地让阿姨给自己扎上一个粉红色的绸布蝴蝶结，只是“瞌睡虫”还黏在她的身上，眼角上还有颗白色的小眼屎。
1951年5月，伯伯已连续工作了二十多个小时，工作人员设“计”，让当时6岁的小咪（秉宜）去央求伯伯带她去中山公园看花，以便让伯伯有个短暂的休息和放松。
小咪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让王阿姨牵着小手来到了伯伯办公室的门前。“小咪，你去跟伯伯说你要到中山公园去看花，去吧。”王力阿姨说着把小咪推进办公室。
小咪进门不用敲，走路没声响，她走到伯伯身边，也不看伯伯在忙什么，拉起伯伯的手就往外走。“伯伯，咱们去中山公园看花吧。”小咪央求道。
“小咪，我还有工作没搞完，再等半小时。”
小咪毫无商量余地，执意往外拉。
瞧着穿戴整齐的孩子，头上扎着十分精美的蝴蝶结，却眼泡略肿，神态木讷，直打哈欠，伯伯明白事情的真相了。他走出办公室，在回廊里问道：“小咪，就在院里走走，好吗？”
小咪摇头，拉着伯伯直往大门口走，出了里院大门，汽车已经发动，卫士长、护士都含笑迎了过来。伯伯伸出手点着王阿姨带着笑说：“小鬼，你点子真多！”
望着远去的汽车，七妈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中山公园盛开的芍药花旁，伯伯拉着小咪的手，一边赏花，一边讲牡丹花和芍药花的故事，小咪眨着眼睛直点头，第一次分清了牡丹花与芍药花的不同。随行的一位摄影师，不记得是侯波还是谁，抓时机立即按动了快门，把这一瞬间凝固成永恒。
我与妹妹小咪相差7岁，刚进中南海时，我12岁，她才5岁。1949年因为刚进城，中南海里还没分什么甲区乙区，我开始又是住在丰泽园，与李敏、李讷等孩子一起在中南海里到处跑着玩时，小咪还未来北京。有时星期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这帮孩子也跑进去玩。我们看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毛泽东伯伯、朱德爹爹、刘少奇伯伯和我伯伯跳舞，于是，我们几个小姑娘就在白天找有空的叔叔阿姨学跳舞，到星期六晚上的舞会时，也去排队凑热闹，大着胆子下舞场了。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声中随波荡漾；我与朱德爹爹跳舞，却总有当了“白军”的感觉，朱爹爹到底是总司令，音乐一起，他便笑吟吟地大踏步前进，而我只有后退再后退的权力，无法发挥自己学来的花步；刘少奇伯伯的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让人有点距离感。不是我偏心，如果在这些国家领导人中选交谊舞“冠军”的话，恐怕非伯伯莫属！我始终认为，我伯伯的舞姿最叫棒，只要伯伯一到场，他几乎没法在场外落座。他笑容可掬，风度翩翩，舞步娴熟流畅，舞姿优雅大方，尤其是跳“快三”时，他能带起舞伴轻快旋转，满场飞舞。
伯伯没有固定的舞伴，但他有自己的挑选。他事忙，常常是舞会开始一会儿了他才赶到。一进会场，他总是先请舞会上的“大姐”们跳，然后再与舞场内的年轻文工团员们跳。无论请谁跳舞，他总边跳边聊，笑声不断。我挤在人群中排队，好不容易轮上我，伯伯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迈着轻松轻快的舞步融入舞池，“乐感挺强，跳得还行”，伯伯在我耳边轻轻地夸奖了一句，只是还没等我飘飘然，另一句话又跳进我的耳朵：“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与我跳。”我懂事地点点头，心里却觉得太不过瘾，可也没有办法。
越到舞会的后半段，希望与伯伯跳舞的年轻姑娘们越多越着急，常常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看看快到结束时间了，排队等候的人还很多，伯伯便带上一个姑娘在舞池内转一圈，送回原位，再与下一个姑娘跳一圈，如此一人一圈，保证每一个姑娘不失望空等。
有回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轻文工团员等了很久，好不容易轮上与伯伯跳舞，不知是因为太兴奋还是太紧张，平时舞步轻盈的她，上去便脚步慌乱，不断踩伯伯的脚。伯伯越说没事，她心里越紧张，脚下越找不到点儿。她羞红了脸，只跳了大半圈便对伯伯说：总理，我实在跳不了。这时，正好有位心急的姑娘迎了上前，她紧咬嘴唇，落荒而逃！
伯伯又与几个姑娘跳了几圈，我注意到，每回舞曲间隙，伯伯的目光都在人群中寻觅，终于，他离开排队等候与他跳舞的姑娘们，自己走到一个角落，请出了一位姑娘。正好是“快三”的曲子，毛伯伯、朱爹爹、少奇伯伯等许多人都坐下休息，舞池里的人数顿减，舞场显得宽敞了许多。只见那位姑娘随着伯伯的舞步，时而如春风般轻快旋转，时而如湖面上起伏荡漾，两人配合默契，舞姿优美，吸引了众多赞叹的目光。我跟着叔叔随着舞曲，正好转到伯伯近处，只听伯伯笑着对自己的舞伴说：小同志，我就知道你会跳好的！
我不认识这位姑娘，但我注意到她清秀的大眼睛里闪动着晶亮的泪光。噢，我突然认出来了，她就是刚才跟伯伯跳了大半圈便离开舞场的那位年轻姑娘！只不过此时她的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刚才那样沮丧，可现在，漂亮的脸蛋上挂满了灿烂自信的笑容……
这是发生在伯伯五十多岁时的一件小事，十多岁的我记住了，但是，只是在四十六年之后，在伯伯百年诞辰前夕，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件小事的深刻意义。
为纪念伯伯的百年诞辰，由我们亲属和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发起拍摄了一部大型艺术专题片《百年恩来》。为了加强编导力量，剧组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请来一位十分擅长拍摄专题片、在国际上也拿过大奖的著名导演李娴娟，听说她原本手头片约有好几个，只要愿意出马，稿酬十分优厚。可她一听说拍《百年恩来》，连片酬多少都没问，立即投入剧本的研究和分镜头本的编写。我与她不认识，却也奇怪，不知为什么，总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那天午饭后，剧组的几位编剧、顾问一块儿聊天，有人问及李导，为何高报酬不去到这来？
李娴娟眼里闪烁着泪光，很真诚动情地说：“说实话，我是为自己来的，是为我自己还一个多年的心愿。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在紫光阁与总理跳过一次舞，平时我跳得挺好，可等我排队轮上与总理跳舞时，心里像揣了一窝小兔，老踩总理的脚，只跳了一会儿，我脸涨得通红，再没勇气跳下去了，跟总理说了声对不起，赶快逃下舞场。我躲进一个灯影里，真想大哭一场。我垂头丧气，沮丧极了，不断在心里责骂自己没出息、太无能，多不容易有一次与总理跳舞的机会，却这样大煞风景！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同志，我请你跳舞。’我抬头一看，是周总理站在面前！可能是因为放松了，这次我与总理跳得十分流畅，再没踩总理的脚，总理还夸我：‘小同志，我知道你是会跳好的！’……
“那一夜，我第一次失眠了，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尊重人格：一个大国的总理，却想到爱护一个普通人的自尊和自信，不让一个年轻人带着自责和遗憾离开，这是一种多么真诚宽厚的胸怀。于是，我永远记住了这次与总理的共舞，我带着感激和自信，更加发奋地努力，最后走上了电影导演事业。我时常想，如果那次总理没来请我跳舞，可能那种失败会成为我自信心的一个最大杀手，想起来就会懊悔和沮丧，也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导演李娴娟……”
1955年，父母和我们六姐弟的全家照。
我心里十分激动，难道她就是当年我见到的那位年轻姑娘？不，那位姑娘好像比李导个子高些，年龄还要大些，如果推算，现在应该七十岁左右。再说，那次我是在春藕斋看见的，而李导说的是紫光阁……其实我一细想，李导是不是我看见的那位姑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体味到了伯伯做的这样一件小事，对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起到了那么巨大的作用！而他一生做过这样类似的事，真像满天的星星，数不胜数，这恐怕正是为什么“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这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白话，却能引起巨大的共鸣，广为流传，催人泪下，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的真正原因。
我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时，每次周六我先回中南海西花厅看伯伯、七妈，向他们谈谈学校里的事。第二天早饭后就去东城遂安伯胡同和后来的西城区机织卫胡同自己的家看望爸爸妈妈。1955年工作以后，我还是这个习惯。可能是因为我最大，父母之间的一些谈话常常也不避讳我。
那是1959年的一个星期天，我跟爸爸前后脚回到家里，立即发现爸爸平常紧皱着的眉头舒展了，满脸春风喜气。我忍不住问道：“爸，一定有什么事让你高兴？”
“到底是我的大女儿，一眼看穿了爸爸的心！”爸爸呵呵笑着：“我刚想告诉你妈妈呢！我调动工作的命令已经下了，下周就去内务部上班！”
“好呀！”妈妈也显得挺高兴，可我依然一头雾水。
“秉德，你爸爸身体不太好，当那个仓库管理科科长又太忙，他也吃不消。现在调到内务部机关，离家近些，工作轻松，这不好吗？”妈妈一边整理手边学生的作业本一边说。
“内务部是管什么的？”我奇怪地问，“爸爸你能干什么工作呢？”
“这是你陈赓伯伯出的点子！”爸爸一边翻着报纸一边解释，“你知道我和你陈赓伯伯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他为人正派仗义。是他找了内务部的曾山部长，说：周同宇对革命是有过贡献的，身体又不太好，把他调到内务部，你给他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吧。”
“爸爸，你不是1927年就脱离了革命嘛，还有什么贡献可言？”我那时还不了解爸爸当年脱离革命的真实情况，话说得不客气。也不怪，我此时已经入党，在我的入党志愿书上，我清清楚楚地写着：“爸爸当年离开革命脱离共产党的原因是对革命缺乏信心，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找借口离开革命。说句心里话，我思想上宁肯爸爸能坚持革命，为革命多作贡献，哪怕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我！”
“秉德，你怎么这样和爸爸说话？”妈妈提高了声音，“你陈赓伯伯都说，不是只有在党内才能对革命作贡献的。1928年，你伯伯和七妈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到大连被特务跟踪，是你爸爸在吉林和哈尔滨掩护，才脱险。能保护住你伯伯，保住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如同保护了革命的灵魂和火种，这不是对革命的很大贡献吗？再说，在天津时，你爸爸开的那家货栈，是叶剑英元帅让地下党拨给的经费，由你爸爸经营，专门配合地下党为解放区采购和运输医疗器械及药品等紧缺物资的，为此，1947年7月你爸爸还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抓去关了半年牢，他除了承认是周恩来的弟弟，没有出卖过一个地下党员。因为敌人抓不到证据，又有你伯伯的同学常策欧等人奔走营救，你爸爸才被放出来。出来后，他没有犹豫，立即又找地下党员周世昌接上关系，重新战斗在隐蔽的战线之中……”
其实，只要伯伯不干预，我相信按爸爸的资历和能力，在内务部安排个好一点的职务，不说高官，干一些轻松的工作，级别高一点的工作，这恐怕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伯伯决不会容许这样的事发生。伯伯去世后，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当时伯伯去找曾山部长，再三明确交代：“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得职务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因为他是我弟弟。”
于是，换到内务部工作的爸爸，职务仍然是很一般的。
20世纪60年代初，爸爸胃溃疡越来越厉害，伯伯和七妈都劝他开刀，他就是不肯。因为胃痛时常发作，爸爸经常请假在家休息，伯伯安排他到外地疗养了几次，还请我七妈联系当时协和医院外科名医吴蔚然大夫为他开刀，希望他的病尽快好起来，但他的病仍不能正常上班。当然，像他这样身体不好需要治疗休息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在伯伯那里，只有他成了问题。1963年一次开会后，伯伯留下了曾山部长，向他交代说：我弟弟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请你让他提前退休。
曾山部长开始只是口头答应着，并没有去办。因为按照正常情况，退休后，工资再没有机会调整，许多在职时的待遇都会取消，一般人都不愿意退休，有些到了退休年龄的尚且希望推迟办理手续，何况爸爸还没到退休年龄。他猜想我伯伯工作忙，一定不会老记住这件事。
然而，只要爸爸与伯伯是亲兄弟的关系不变，伯伯就不会忘记这件事。
还是在伯伯的办公室里，伯伯的表情十分严肃，口吻十分严肃：“曾山同志，我弟弟退休手续的事我已经交代你几次了，为什么还不办？”
“总理，最近比较忙……”
“不要找理由！你回去立即办，你再拖着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呢？！”
于是，1963年6月，爸爸提前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
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可是家中六个孩子，除了我和当飞行学员的秉钧外，家里四个孩子都上学，负担很重。
那是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回到西花厅，工作了一夜的伯伯正好起床，在客厅他对我说：“秉德，你爸爸退休手续办了吗？”
见我点点头，伯伯继续问：“我坚持让他提前退休，你爸爸想得通吗？”
“爸爸还好，倒是妈妈有点想法。”对伯伯我历来是实话实说。
“噢！”伯伯双臂抱在胸前，头略一歪问道，“说给伯伯听听。”
“反正，爸爸的一贯态度就是这样，‘我一切听哥哥的，哥哥怎么说，我就照办。’妈妈却想到实际问题，她说，如果征求她的意见，她就要说说自己的想法，现在四个孩子读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秉德，你有没有补贴你妈妈？”
“我每月62块钱，交给妈妈20块。这不是你和七妈交代我这样做的吗？”
“你这样做是对的，儿女应该从小懂得为爸爸妈妈分忧。我让你爸爸退休，你想得通吗？”
“当然想得通。你不是常说，封建主义时代是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做官，鸡犬升天。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决不能延续封建主义的那一套。正因为爸爸是你的亲弟弟，所以应该更严格，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不应该从人民那里拿全额工资。你是总理，你如果连自己的亲弟弟都管不了，又怎么能去管理别人！爸爸退休后工资是减少了，可是这么多年来，不都是伯伯供给我们学费的嘛。如果没有伯伯的帮助，就是爸爸工作，我们六姐弟上学也早就要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了。伯伯帮了我们这么大忙，妈妈真不该有什么想不通了！”
“话不能这样说。”伯伯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秉德，你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凡事都要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越是亲近的人，要求越严格，尤其我当总理，只有人正，才不怕影子斜！不过，从一个家庭来说，你妈妈有看法，这也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她是个很自立、很自尊的女性。你爸爸就不一样了，他是我弟弟，我们从小也是依靠伯伯养大，当然他从我这儿拿钱去养你们，他不会觉得心里有什么不安。而你妈妈却不同，从她的角度上看，当然应该你爸爸自立，顶家过日子，总拿我的钱，她心里就觉得不踏实、不自在。”
“秉德，你给你爸爸妈妈带个信，下星期天，让他们一起来吃饭，我再和他们谈谈我的心里话。其实，我让你爸爸退休还有一层想法。”伯伯的面部表情变得激动起来，“我们原本兄弟三人，你二伯伯早逝，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你奶奶去世那年，我9岁，你二伯8岁，你爸爸只有3岁。你奶奶临去世前，握着我的手，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叮嘱我：你的两个弟弟还小，答应妈妈，一定好好照顾他们……我当时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点头。我答应你奶奶的话，我从来也没有忘记。你奶奶去世后，我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还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长兄为父’。当时父亲在外谋生，顾不上我们，我就承担起了对两个弟弟的抚养责任。我们相依为命两年，直到我去东北。如今，我自己选定了这条路，就只能向前，不能退却，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你爸爸不同，他身体不好，早点退休也能平安地度过下半生，也算我对你奶奶的承诺有个交代。”
我真没想到奶奶在伯伯的心里有这么重要的位置，真没想到伯伯除了有严格的党性，对爸爸还有如海深的兄弟之情，而且他对我的妈妈、他的弟媳的心境也那么体谅，那么尊重……
“秉德，我会交代成元功他们，从现在起，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200元，还是由你拿回去给爸爸妈妈。”
“伯伯，不要给那么多！我和秉钧都工作了嘛！”
“你们六个孩子一人20元就120元了，余下的给你爸爸吃些补养品，他胃不好，体质也太弱了。”
“不要那么多！”一向温顺的我，这次却有点儿像个刺猬。我清清楚楚记得那次在饭桌上，伯伯在讲要请乒乓球运动员回家吃饭的事，七妈半开玩笑地说：恩来，这个月你的工资可剩几块钱了。伯伯略显意外地“噢”了一声，然后哈哈一笑，说：“行，我就对大家说，是小超大姐请你们的客。”真是说者无心，我这听者有意，心里觉得一阵内疚和难过。伯伯400元一个月，每个月光给我们家就一半，还有其他亲戚来往，给老部下补贴，总是不到月底，他已经所剩无几，落得请客都要用七妈的工资，这多让伯伯难为情！
“怎么？我这伯伯的钱不要，你准备让你爸爸妈妈向组织伸手吗？如果是这样，我心里能安吗？所以，用我的钱就可以少花人民的钱。”伯伯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秉德，你千万不要觉得用我的钱心里愧疚，你要记住，我和你二伯、你爸爸都是你们的四爷爷养大的，我养你们也只是在尽我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周家上辈的好传统，希望你们这一辈、下一辈乃至永远，也都能这样有困难互相帮助，而不给国家增添负担，好不好？”
1951年华章母亲、尔辉母亲来京时，大家同伯伯合影。
我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呢？
从1950年到1968年，几乎每个月，都是由我从卫士长成元功叔叔那儿签字领钱：每个孩子20元，还有给爸爸30元的营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每月200元，一直到1968年，我们六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
我每每拿着这些钱送回家，心里总觉着是捧着伯伯一片慈爱的感情，日久天长，伯伯的那份真挚的亲情，那份对亲人尽责的精神，像人类不可或缺的阳光时时温暖着我的心扉。每当我在西花厅拿起笔在纸上写好“今领到生活补助费120元——周秉德”之后，每当我背着装有那些钱的布书包离开西花厅走出中南海西门的时候，每当我拿着这钱交给妈妈的时候，我总会笑容满面，忍不住心对口，口对心地说：我真是此生有幸，竟有一位官职显赫却又充满爱心的伯伯！
是的，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是个非常不起眼的姑娘，没有人知道我是国家总理的侄女；在我工作的单位里，除了个别领导，也很少有人知道我的亲伯伯就是周恩来总理。但我却真真实实地拥有！当然，没有因此拥有什么特权，而是拥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更高的人格修养的标准。我总在叮嘱自己，永远以伯伯为镜子，查找自己身上的缺点，做人就要做伯伯这样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人……
直到伯伯去世以后，我读着一篇篇抒发着内心真情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伯伯、七妈他们的心胸多宽广。
1959年八九月间，堂兄华章和他的母亲来北京，伯伯听说后，便约了时间请他们到西花厅做客。吃的是二米饭，席间上了一道红烧肘子，是淮安菜。伯伯看到，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噢，今天还有烧肘子！”七妈连忙说：“四嫂难得来，今天的菜差不多用了我们一个月的肉食定量。”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为了招待一位故乡来的老百姓亲戚，两位老人竟然把他们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了。
伯伯吃着饭，又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七妈说了一句：“华章刚有了小孩子，还有四嫂来，家里一下多了三口人，给华章点钱吧。”七妈答应着，回过头来问华章哥有没有存款。他说：“我有90元储蓄。”于是七妈去书房拿出100元交给华章哥哥，对他说：“这100元你拿去用。你自己的钱就不要动了，平时还是应当有点储蓄的。”华章哥哥看看伯伯，又望望七妈，心里感动但嘴太笨，不知说什么，只答应着收下钱。
吃过饭，伯伯有事，和大家打个招呼，匆匆走了。这时，华章哥哥看七妈还在向工作人员交代：“这吃剩下的菜晚上还可以接着吃。”
1963年，华章哥哥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我们的堂哥荣庆到北京出差，伯伯特意让荣庆去看华章一家，又给带去了40元钱，荣庆哥还对华章哥传达了伯伯的嘱咐：“你告诉华章，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要了。”
伯伯、七妈帮过的亲属又何止这一家……
王海青是伯伯办公室的一位秘书。1954年，国家为了培养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通过全国统考录取部分在职人员上大学。这时王海青的爱人侯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在七妈的鼓励和支持下，她考取了天津医学院医疗系。1955年11月，在学校读书的她突然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正在她悲痛之时，接到七妈委托她的秘书张元写来的信。信中转达了七妈的话：“听说你的父亲去世，希望你不要太难过，把哀痛化为力量，用在学业上去。你在学习期间，经济不宽裕，现托海青转去我的工作费伍拾元，作为给你这次回家往返路费的补助，请收用，并望保重。”侯真阿姨热泪夺眶而出，她把钱寄回老家，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期末考试。七妈那封充满真情的信，她一直珍藏在身边。
1956年8月的一天，王海青一家刚吃完中饭，七妈敲门进去说，听说你们的宝宝要进幼儿园，会花费一些钱，我给准备一下。七妈随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80元交给侯真。王海青和侯真眼含热泪目送七妈远去的身影。没有伯伯和七妈的鼓励和支持，整整五年大学侯真是无法坚持读下来的。
伯伯、七妈帮助过的工作人员又何止这一对？
可是对自己呢，伯伯、七妈节省了再节省，几乎到了自虐的程度。
1960年，伯伯洗脸用的是最普通的505绿色彩条毛巾，一条毛巾洗一年，中间破了四个大洞。成元功给伯伯又买了一条505，只不过是红条条，早晨伯伯从办公室出来，准备洗脸去睡觉时发现了：“我那条毛巾呢？”
“中间破了四个大洞了，该换条新的了。”值班的卫士长成元功在旁边说。
“两头还是好的嘛！毛巾嘛又不是外衣，只要能用就行！快给我拿回来。”
“总理，那天韩大夫不是说了吗，您脸上毛囊之所以不断发炎，就是因为洗脸毛巾太破、太硬，不断摩擦引起的！”成元功叔叔以为搬出了医生的“明确诊断”，一向尊重科学的伯伯就会服从的。
“有道理。”果然，伯伯点点头，只是成元功还没来得及“得胜还朝”，伯伯一扬眉一眨眼反问道：“成元功，你说纱布软不软？”
“纱布当然软。”
“好。你去请霍爱梅同志（当时我七妈身边的工作人员）找点纱布把毛巾中间的大洞补一补，这样毛巾又能继续用，而且纱布洗脸软和又不伤皮肤，既节约又保护皮肤，两全其美，对不？”
“对！”刚刚起身的七妈正好进来，“等纱布再用破，还可以当擦脚布，不能擦脚了，还可以当抹布嘛！咱们国家还很穷，就是以后富裕了，也要节约呢！”
于是，那条用纱布补了中间，已经看不清颜色的505毛巾，又继续“亲吻”伯伯的脸……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那条毛巾，谁能相信他的主人竟是掌管一个大国经济大权的总理，一个月收入404.80元的总理！
从伯伯身边工作人员做的一个统计中，我才知道从我手中拿去补贴我们家用的那些钱的分量。
伯伯的工资404.80元。七妈的工资是342.70元。从1958年算起，到伯伯去世的1976年中，工资累积不足十七万元，伯伯、七妈拿出他们两个人工资的近四分之一，即四万多元用来补助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这四万多元，从我手中送到爸爸妈妈手中的恐怕是其中的大头！我记得特清楚，伯伯、七妈在世时经常讲：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亲属和部下，是不愿亲友因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那是1982年的一天，我和大弟秉钧被七妈找进中南海游泳池（那时西花厅在维修，七妈临时住在那里）。亲子侄中我们两个最大，她找我们去听听她的遗嘱，从遗嘱说起了往事，她说了自己“不但空前也是绝后”的牢骚：
“我在经济问题上，我手中从没拿过一元钱，我和你伯伯的钱，都是秘书、卫士们管，三人小组管理。他们有账。你伯伯死时，留下不到5000元，都交了党费。别人死都有六个月的抚恤金，我这个一分钱也没要！过去我和你伯伯在经济上对你们的帮助，不是因为亲属关系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来管的。管了你们一家外，还管了国盛的妈妈、荣庆的妈妈、孙桂云等，都一直管到了死。尔辉来信说有2000元债，我用妇联出版我的文章和诗的稿费补了他1000元，我不能全部管他，只能帮他一部分。那次秉建结婚时欠了账，我帮她300元。
“你伯伯在钱上更是不管，偶尔地在散步时问问何谦、成元功他们：‘我现在有多少钱？’他连‘我们’这句话都不说，只说‘我’。他脑子里没有我，大男子主义！可见一个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辈子的事！这是1960年前后的事，此后我向他们交代：将我和你伯伯的钱、账分头另记，有时到月底他只剩下两毛六分钱！一次他和陈毅自费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吃饭，只好用我的钱。一入场他就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已没钱了！这样分头记账记了一年。我这人是不管钱的，今天我也算发发牢骚！我这样发牢骚，不但空前，也要绝后了。”
我当时说：“这太难得了！七妈在我面前发牢骚。我看该发就发，不要闷在心里。我不怕听牢骚！”话说得轻松，我心里却在流泪。七妈没有至亲，可她老人家为了伯伯和我们周家这一大家人真是没少操心啊！而她的牢骚并不是为了生活的清廉，而是伯伯的“大男子主义”！
我的父母摄于1961年。
当然，作为伯伯亲弟弟的爸爸，为了哥哥，他也心甘情愿地做出了自己感情上的一些牺牲，留下了无法补偿的遗憾。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爸爸也是个十分怀念家乡的人，尤其是到了老年，特别是退休以后，我经常听他在念叨：15岁离开淮安老家，转眼已经四五十年了，真想回家看看！解放后，他也不止一次地向伯伯提出回家看看的愿望。有一回，那是个西花厅海棠花盛开的日子，我们一家被伯伯叫到西花厅看花。那天，春风拂面，阳光灿烂，伯伯兴致很高，一家人在院里合影后，妈妈和七妈在廊前说话，伯伯和爸爸在前庭的花间散步，我牵着小妹妹秉建的手紧随其后。
“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了，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家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