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入中南海
一
丰泽园内第一次见伯伯，他与爸爸长得真像；火车站上第一次见七妈，引起了一个“亲妈”的故事。
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了中南海。汽车进门，绕湖，过桥，再进门，一个一个的院门，一排一排参天的古柏，一声一声老鸹的嘶哑叫声从头顶传来，让12岁的我，手心冒汗，真觉得瘆人，耳边顿时响起姥姥的话：老鸹叫，祸来到，要赶紧向地下吐口唾沫。我张开口刚想吐，抬头看看牵着我手的叔叔，又吞了回去。
很多人问过我，第一次进中南海一定很激动吧。因为按常人想，这是皇帝老子住过的地方，也是中国共产党头头脑脑居住的地方，又是去见当“大官”的伯伯，当然心头乐开了花。过去，听到这样的提问，我都笑笑没有实话实说。其实，走进中南海我不仅没激动，正相反，真正是有点失望。我原来渴望住的是天津那座有盛开的鲜花和绿茵茵草坪的白墙红瓦尖顶的三层小洋房嘛！
周恩来在江西九江机场。
带我的成叔叔是个细心人，他瞧出我表情不自然，担心是我刚离开爸爸妈妈不习惯，是在想家，就不住地跟我讲话：中南海过去是清朝皇帝的御花园，因为中海、南海在这个院，所以就叫这个大院子中南海，而桥那边的是北海，就叫北海公园。咱们住的这个院子叫丰泽园，听说过去光绪皇帝被西太后软禁前在这住过。现在东边的北院住着毛主席，咱住在东边的南院。现在你伯伯正在外边开会，你先自己玩一会儿，等他回来我来找你。
我听话地点点头，自己在院子里转转。丰泽园坐落在南海的北面，园内正殿是颐年殿，现在是中央领导人开会、会客的地方。进院后，向东穿过几段走廊，便可看到由北向南排列着几进平房小院，我们就在南边的小院里。刚才听成叔叔说，北面的小院住着毛主席。我两眼笑成一条缝！毛主席我已有印象，天津解放后，到处都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而且我还知道，毛主席是共产党里最高的官儿，现在能和他当邻居，我怎么能不兴奋！
1949年我和秉钧与何谦夫妇、杨超夫妇在中南海丰泽园内。
只一小会儿，伯伯就回来了。他见到我，亲热地把我拉到身边，话音里带着笑，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
“大爷，我叫周秉德。”我看清了伯伯的脸，伯伯与爸爸长得真像！伯伯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只不过伯伯的眼睛比爸爸的眼睛更明亮更精神，脸盘也比爸爸丰满红润，仿佛显得还年轻些。
听我叫大爷，旁边的叔叔学了句“大爷”，忍不住笑了。
“就叫我伯伯吧。”伯伯见我点点头，又说，“你伯母去上海了，过些天才能回来，我工作忙，你的生活就由这里的叔叔们照顾和安排。北师大女附中要到9月1日才开学，已经给你报了名。过几天你去考试，录取了，你就可以上学了。你住的是间书房，你可以在那儿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行吗？”
1949年夏，伯伯、七妈与维世姐姐。
“行！”伯伯明明是长辈，却用商量的口吻说话，让我感到一种自己已经是大人的快乐。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伯伯则永远认为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一直要求我和弟弟妹妹都叫叔叔。直到1973年一天傍晚，我陪伯伯在西花厅院内散步，伯伯想到工作上的一个什么事，就高声招呼秘书纪东：“小纪，小纪！”
我见秘书室关着门，担心伯伯的声音嘶哑里面听不见，就提高了声音接着叫了两声：“小纪。”
伯伯很不满意地瞥我一眼，声音严肃地纠正道：“怎么叫小纪？叫叔叔！”
“伯伯，我比纪东大好几岁！”
伯伯这才没说什么。
在丰泽园，我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从中间门进去，东边一间是伯伯的秘书杨超和罗迭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西边的一间书房中搭了一个小床给我住。屋里靠西墙、南墙有两排书柜，摆着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
1949年7月7日刚吃完晚饭，“爸爸好！”随着一个甜美的声音，一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快步进门，她与伯伯亲热地握手，那么自然，那么真情！记得刚到伯伯身边的第二天，我给妈妈发了一封信，其中写到自己有一个最特别的感受：这里兴握手礼。
伯伯拉过姑娘给我介绍：“秉德，这是维世姐姐，她的爸爸是孙炳文烈士，她是我和你伯母的干女儿。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维世，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我弟弟同宇的大女儿秉德。现在住在我们这里，开学就该上中学了。”
“姐姐好！”我乐乐呵呵地冲口而出。是啊，当时维世已经二十多岁了，我应该叫她姐姐。过去因为我是老大，从来没有一个大姐姐，今天突然有了一个漂亮姐姐，心里别提多高兴！
“秉德妹妹！”维世立即过来拥抱了我，“好亮的一双眼睛，好甜的一对酒窝！你现在住在这陪爸爸妈妈，这太好了，要不他们太冷清，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要累出病的！我太忙，管不着他们，你可要替我管好他们，不准他们太累，不准他们太晚睡觉……”
“好了！”伯伯微笑着打住维世姐姐的话，“走，今天我带你们两个上天安门！”
原来，为了纪念全面抗战12周年及新政协筹备会召开，这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几万人的隆重的纪念大会。
那晚广场人山人海，十分热闹，而且还放了焰火。可是，12岁的我，一点不懂大人讲话的内容，不理解整个活动庄严神圣的意义，完全沉浸在突然有了一个漂亮姐姐的兴奋状态中，像个小黏黏虫一样寸步不离维世姐姐，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她叫伯伯，我叫伯伯，她叫阿姨，我叫阿姨，叫归叫，全然不对号。一个晚上，我只是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热闹极了，快活极了，连天安门左右是什么建筑也没弄清楚，时间已经飞逝。
伯伯、七妈与陈毅夫妇在桂林阳朔。
谁曾想到，这是伯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我上天安门城楼。等我第二次再上天安门时，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整整过了三十多年，是我花30元买了一张票上的天安门。伯伯和维世姐姐相继离开我二三十年了，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汉白玉的栏杆旁久久凝立，耳旁不断响起伯伯与众位领袖打招呼的熟悉乡音和维世姐姐清亮爽朗的笑声……离开天安门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仍然没有看清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建筑——因为回忆的泪花一直蒙住了我的眼睛。
1949年8月28日，伯伯带着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接伯母。其实那次伯母是受毛泽东之命，代表我伯伯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先生来北京共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计。因为北京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去世的地方，宋庆龄先生有太多痛苦的回忆，她原本不愿意来，是伯母邓颖超带着毛主席和我伯伯周恩来的亲笔信，又代表毛泽东主席和我的伯伯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她才肯来北京的。
那天，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伯伯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走上前去与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成叔叔把我领到伯母面前，还没介绍，伯母两眼一亮，脸上绽开了笑容，亲切地握住我的手，笑吟吟地说：“这是秉德吧！”
“大娘好！”我也是习惯成自然，脱口而出的还是天津的习惯称呼。
“就叫我七妈吧！好吗？”伯母把我揽在身边，轻声在我耳边说。
那时我才12岁，压根不懂伯伯在家里的大排行是老七，车站上又人声鼎沸，我以为伯母希望我叫她“亲妈”，心里猜想，总听爸爸妈妈说伯伯没孩子，咱家里孩子多，莫不是大人商量好，将我过继给伯伯了？可是爸爸没对我说过呀？但是，转念一想，爸爸说过伯母是他最亲最好的姐姐，叫我一定听话，她愿意我这样叫，我就这样叫吧！于是我随和地点点头。后来，我的弟弟妹妹也都跟着我这样叫。
“七妈”和“亲妈”的发音十分相近，无论是上北师大女附中时，还是我读完师范学校在北京工作后，我一直喊“亲妈”，自己从来没觉得什么，伯母也没有听出什么不妥。只是后来与伯母通信，把“亲妈”这个称呼落在纸上时，伯母亲切地对我说：“你这样称呼我当然好，可是你的妈妈会怎么想呢？我让你喊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在家族中的大排行是行七。”我这才弄清，当年她是叫我称她七妈，而非“亲妈”。
伯伯总是忙，他动作敏捷，处事果断。每天多数时间是在他匆忙走出、走进或在饭桌上见到他。教我见到什么人如何称呼，这都是七妈的事。她告诉我：朱德是解放军的总司令，因他年岁大，多年来孩子们都叫他爹爹，他的夫人是康克清，也是妈妈辈的，你就叫康妈妈吧；刘少奇副主席和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你叫少奇伯伯、光美阿姨比较合适。以此类推，我对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也就称陈毅伯伯、张茜阿姨。
我印象很深的是：20世纪50年代，少奇伯伯就是雪白的头发，衬托得脸庞油亮红润，他身材高挑匀称，喜欢站着讲话。有一回，在西楼新礼堂看电影之前，他把上小学的妹妹秉宜揽过去，让妹妹背靠在他的怀中，而他两只手抚摸着她的胖脸蛋，一边讲话，身体一边左右轻轻摇着晃着，那一刻，妹妹的小脸笑成盛开的牡丹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