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远逝

人事远逝

还乡记

大约是午前四五点钟的样子,我的过敏的神经忽而颤动了起来。张开了半只眼,从枕上举起非常沈重的头,半醒半觉的向窗外一望,我只见一层灰白色的云丛,密布在微明空际,房里的角上桌下,还有些暗夜的黑影流荡着,满屋沈沈,只充满了睡声,窗外也没有群动的声息。

“还早哩!”

我的半年来睡眠不足的昏乱的脑经,这样的忖度了一下,我的有些昏痛的头颅仍复投上了草枕,睡着了。

第二次醒来,急急的跳出了床,跑到窗前去看跑马厅的大自鸣钟的时候,我的心里忽而起了一阵狂跳。我的模糊的睡眼,虽看不清那大自鸣钟的时刻,然而我的第六官却已感得了时间的迟暮,8点钟的快车大约总赶不到了。

天气不晴也不雨,天上只浮满了些不透明的白云,黄梅时节将过的时候,像这样的天气原是很多的。

我一边跑下楼去匆匆的梳洗,一边催听差的起来,问他是什么时候。因为我的一个镶金的钢表,在东京换了酒吃,一个新买的爱而近,去年在北京又被人偷了去,所以现在我只落得和桃花源里的乡老一样,要知道时刻,只能问问外来的捕鱼者“今是何世”?

听说是7点三刻了,我忽而衔了牙刷,莫名其妙的跑上楼跑下楼的跑了几次,不消说心中是在懊恼的。忙乱了一阵,后来又仔细想了一想,觉得终究是赶不上8点的早车了,我的心倒渐渐地平静下去。慢慢的洗完了脸,换了衣服,我就叫听差的去雇了一乘人力车来送我上火车站去。

我的故乡在富春山中,正当清冷的钱塘江的曲处。车到杭州,还要在清流的江上坐两点钟的轮船。这轮船有午前午后两班,午前8点,午后2点,各有一只同小孩的玩具似的轮船由江干开往桐庐去的。若在上海乘早车动身,则午后四五点钟,当午睡初醒的时候,我便可到家,与闺中的儿女相见,但是今天已经是不行了。

不能即日回家,我就不得不在杭州过夜,但是羞涩的阮囊,连买半斤黄酒的余钱也没有的我的境遇,教我那里能忍此奢侈。我心里又发起恼来了。可恶的我的朋友,你们既知道我今天早晨要走,昨夜就不该谈到这样的时候才回去的。可恶的是我自己,我已决定于今天早晨走,就不该拉住了他们谈那些无聊的闲话的。这些也不知是从那里来的话?这些话也不知有什么兴趣?但是我们几个人愁眉蹙额的聚首的时候,起先总是默默,后来一句两句,话题一开,便倦也忘了,愁也丢了,眼睛就放起怖人的光来,有时高笑,有时痛哭,讲来讲去,去岁今年,总还是这几句话:

“世界真是奇怪,像这样轻薄的人,也居然能成中国的偶像的。”

“正唯其轻薄,所以能享盛名。”

“他的著作是什么东西呀!连抄人家的著书还要抄错!”

“唉唉!”

“还有××呢!比××更卑鄙,更不通,而他享的名誉反而更大!”

“今天在车上看见那个犹太女子真好哩!”

“她的屁股正大得爱人。”

“她的臂膊!”

“啊啊!”

“恩斯来的那本《彭思生里参拜记》,你念到什么地方了?”

“三个东部的野人,

三个方正的男子,

他们起了崇高的心愿,

想去看看什,泻,奥夫,欧耳。”

“你真记得牢!”

像这样的毫无系统,漫无头绪的谈话,我们不谈则已,一谈起头,非要谈到傀儡消尽,悲愤泄完的时候不止。唉,可怜有识无产者,这些清淡,这些不平,与你们的脆弱的身体,高亢的精神者,究有何补?罢了罢了,还是回头到正路上去,理点生产罢!

昨天晚上有几位朋友,也在我这里,谈了些这样的闲话,我入睡迟了,所以弄得今天赶车不及,不得不在西子湖边,住宿一宵,我坐在人力车上,孤冷冷的看着上海的清淡的早市,心里只在怨恨朋友,要使我多破费几个旅费。

人力车到了北站,站上人物萧条。大约是正在快车开出之后,慢车未发之先,所以现出这沈静的状态。我得了闲空,心里倒生出了一点余裕来,就在北站构内,闲走了一回。因为我此番归去,本来想去看看故乡的景状,能不能容我这零余者回家高卧的,所以我所带的,只有两袖清风,一只空袋,和填在鞋底里的几张钞票——这是我的脾气,有钱的时候,老把它们填在鞋子底里。一则可以防止扒手,二则因为我受足了金钱迫害,借此也可以满足满足我对金钱复仇的心思,有时候我真有用了全身的气力,拼死蹂践它们的举动——而已,身边没有行李,在车站上跑来跑去是非常自由的。

天上的同棉花似的浮云,一块一块的消散开来,有几处竟现出青苍的笑靥来了。灰黄无力的阳光,也有几处看得出来。虽有霏微的海风,一阵阵夹了灰土煤烟,吹到这灰色的车站中间,但是伏天的暑热,已悄悄的在人的腋下腰间送信来了。“啊啊!三伏的暑热,你们不要来缠扰我这消瘦的行路病者!你们且上富家的深闺里去,钻到那些丰肥红白的腿间乳下去,把她们的香液蒸发些出来罢!我只有这一件半旧的夏布长衫,若被汗水污了,明天就没得更换的呀!”这是我想对暑热央告的话头。

在车站上踏来踏去的走了几遍,站上的行人,渐渐的多起来了。男的女的,行者送者,面上都堆着满贮希望的形容,在那里左旋右转。但是我——单只是我个人——也无朋友亲戚来送我的行,更无爱人女弟,来作我的伴,我的脆弱的心中,又无端的起了万千的哀感:

“论才论貌,在中国的二万万男子中间,我也不一定说是最下流的人,何以我会变成这样的孤苦的呢!我前世犯了什么罪来?我生在什么星的底下?我难道真没有享受快乐的资格的么?我不能信的,我不能信的。”

这样的一想,我就跑上车站的旁边入口处去,好像是看见了我认识的一位美妙的女郎来送我回家的样子。我走到门口,果真见了几个穿时样的白衣裙的女子,刚从人力车下来。其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戴白色运动软帽的女学生,手里提了三个很重的小皮箧,走近了我的身边。我不知不觉的伸出了一只手去,想为她代拿一个皮箧,她站住了脚,放开了黑晶晶的两只大眼很诧异的对我看了一眼。

“啊啊!我错了,我昏了,好妹妹,请你不要动怒,我不是坏人,我不是车站上的小窃,不过我的想象力太强,我把你当作了我的想象中的人物,所以得罪了你。恕我恕我,对不起,对不起,你的两眼的责罚,是我所甘受的,你即用了你柔软的小手,批我一颊,我也是甘受的,我错了,我昏了。”

我被她的两眼一看,就同将睡的人受了电击一样,立时涨红了脸,发出了一身冷汗,心里这样的作了一遍谢罪之辞,缩回了手,低下了头,就匆匆的逃走了。

啊啊!这不是衣锦的还乡,这不是罗皮康(Rubicon)的南渡,有谁来送我的行,有谁来作我的伴呢!我的空想也未免太不自量了,我避开了那个女学生,逃到了车站大门口的边上人丛中躲藏的时候,心里还在跳跃不住。凝神屏气的立了一会,向四边偷看了几眼,一种不可捉摸的感情,笼罩上我的全身,我就不得不把我的夏布长衫的小襟拖上面去了。

“已经是8点45分了。我在这里躲藏也躲藏不过去的,索性快点去买一张票来上车去罢!但是不行不行,两边买票的人这样的多,也许她是在内的,我还是上口头的那近大门的窗口去买罢!这里买票的人正少得很呀!”

这样的打定了主意,我就东探西望的走上那玻璃窗口,去买了一张车票。伏倒了头,气喘吁吁的跑进了月台,我方晓得刚才买的是一张二等票,想想我脚下的余钱,又想想今晚在杭州不得不付的膳宿费,我心里忽而清了一清。经济与恋爱是不能两立的,刚才那女学生的事情,也渐渐的被我忘了。

浙江虽是我的父母之邦,但是浙江的知识阶级的腐破,一班教育家政治家对军人的谄媚与对平民的压制,以及小政客的婢妾的行为,无厌的贪婪,平时想起就要使我作呕。所以我每次回浙江去,总抱了一腔羞嫌的恶懔,障扇而过杭州,不愿在西子湖头作半日的勾留。只有这一回,到了山穷水尽,我委委颓颓的逃返家中,却只好仍到我所嫌恶的故土去求一个息壤!投林的倦鸟,返壑的衰狐,当没有我这样的懊丧落胆的。啊啊!浪子的还家,只求老父慈兄,不责备我就对了,那里还有批评故乡,憎嫌故乡的心思,我一想到这一次的卑微的心境,竟不觉泫泫的落下泪来了。

我孤伶仃的坐在车里,看看外面月台上跑来跑去的旅人,和穿黄色制服的挑夫,觉得模糊零乱,他们与我的中间,有一道冰山隔住的样子。一面看看车站附近各工厂的高高的烟囱,又觉得我的头上身边,都被一层灰色的烟雾包围在那里。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把车窗打开来看梅雨晴时的空际。天上虽还不能说是晴朗,但一斛晴云,和几道光线,却在那里安慰旅人说:

“雨是不会下了,晴不晴开来,却看你们的运气罢!”

不多一忽,火车慢慢儿的开了。北站附近的贫民窟,同坟墓似的江北人的船室,污泥的水潴,晒在坍败的晒台上的女人的小衣,秽布,劳动者的破烂的衣衫等,一幅一幅的呈到我的眼前来,好像是老天故意把人生的疾苦,编成了这一部有系统的纪录,来安慰我的样子。

啊啊,载人离别的你这怪兽!你不终不息的前进,不休不止的前进罢!你且把我的身体,搬到世界尽处去,搬入虚无之境去,一生一世,不要停止,尽是行行,行到世界万物都化作青烟,你我的存在都变成乌有的时候,那我就感激你不尽了。

由现代的物质文明产生出来的贫苦之景,渐渐的被大自然掩盖了下去,贫民窟过了,大都会附近之小镇(Vorstadt)过了,路线的两岸,只有平绿的田畴,美丽的别业,洁净的野路,和壮健的农夫。在这调和的盛夏的野景中间,就是在路上行走的那一乘黄色人力车夫,也带有些浪漫的色彩。他好像是童话里的人物,并不是因为衣食的原因,却是为了自家的快乐,拉了车在那里行走的样子。若要在这大自然的微笑中间,指出一件令人不快的事物来,那就是野草中间横躺着的棺冢了。穷人的享乐,只有陶醉在大自然怀里的一刹那。在这一刹那中间,他能把现实的痛苦,忘记得干干净净,与悠久的天空,广漠的大地,化而为一。这是何等的残虐,何等的恶毒呢!当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时候,把人生的运命,赤裸裸的指给他看!

我是主张把中国的坟冢,把野外的枯骨,都掘起来付之一炬,或投入汪洋的大海里去的。

过了徐家汇,梵王渡,火车一程一程的进去,车窗外的绿色也一程一程的浓润起来,啊啊,我自失业以来,同鼠子蚊虫,蛰居在上海的自由牢狱里,已经有半年多了。我想不到野外的自然,竟长得如此的清新,郊原的空气,会酿得如此的爽健的。啊啊,自然呀,大地呀,生生不息的万物呀,我错了,我不应该离开了你们,到那秽浊的人海中间去觅食去的。

车过了莘庄,天完全变晴了。两旁的绿树枝头,蝉声犹如雨降。我侧耳听听,回想我少年时的景象不置。悠悠的碧落,只留着几条云影,在空际作霓裳的雅舞。一道阳光,偏洒在浓绿的树叶,匀称的稻秧,和柔软的青草上面。被黄梅雨盛满的小溪,奇形的野桥,水车的茅亭,高低的土堆,与红墙的古庙,洁净的农场,一幅一幅同电影似的尽在那里更换。我以车窗作了镜框,把这些天然的图画看得迷醉了,直等火车到松江停住的时候止,我的眼睛竟瞬息也没有移动。唉,良辰美景奈何天,我在这样的大自然里怕已没有生存的资格了罢,因为我的腕力,我的精神,都被现代的文明撒下了毒药,恶化成零,我那里还有执了锄耜,去和农夫耕作的能力呢!

正直的农夫吓,你们是世界的养育者,是世界的主人公,我情愿为你们作牛作马,代你们的劳,你们能分一杯麦饭给我么?

车过了松江,风景又添了一味和平的景色。弯了背在田里工作的农夫,草原上散放着的羊群,平桥浅渚,野寺村场,都好像在那里作会心的微笑。火车飞过一处乡村的时候,一家泥墙草舍里忽有几声鸡唱声音,传了出来。草舍的门口有一个赤膊的农夫,吸着烟站在那里对火车呆看。我看了这些纯朴的村景,就不知不觉的叫了起来:

“啊啊!这和平的村落,这和平的村落,我几年不与你相接了。”

大约是叫得太响了,我的前后的同车者,都对我放起惊异的眼光来。幸而这是慢车。坐二等车的人不多,否则我只能半途跳下车去,去躲避这一次的羞耻了。我被他们看得不耐烦,并且肚里也觉得有些饥了,用手向鞋底里摸了一摸,迟疑了一会,便叫过茶房来,命他为我搬一客番菜来吃。我动身的时候,脚底下只藏着两张钞票。火车票买后,左脚下的一张钞票已变成了一块多的找头,依理而论是不该在车上大吃的。然而愈有钱愈想节省,愈贫穷愈要瞎化,是一般的心理,我此时也起了自暴自弃的念头:

“横竖是不够的,节省这几个钱,有什么意思,还是吃罢!”

一个欲望满足了的时候,第二个欲望马上要起来的,我喝了汤,吃了一块面包之后,喉咙觉得干渴起来,便又起了一种自暴自弃的念头,率性叫茶房把啤酒汽水拿了两瓶来。啊啊,危险危险,我右脚下的一张钞票,已有半张被茶房撕去了。

一边饮食,一边我仍在赏玩窗外的水光云影。在几个小车站上停了几次,轰轰的过了几处铁桥,等我中餐吃完的时候,火车已经过嘉兴驿了。吃了个饱满,并且带了三分醉意,我心里虽时时想到今晚在杭州的膳宿费,和明天上富阳去的轮船票,不免有些忧郁,但是以全体的气概讲来,这时候我却是非常快乐,非常满足的:

“人生是现在一刻的连续,现在能够满足,不就好了么?一刻之后的事情,又何必去想它,明天明年的事情,更可丢在脑后了。一刻之后,谁能保得火车不出轨!谁能保得我不死?罢了罢了,我是满足得很!哈哈哈哈……”

我心里这样的很满足的在那里想,我的脚就慢慢的走上车后的眺望台去。因为我坐的这挂车是最后的一挂,所以站在眺望台上,既可细看野景,又可听听鸣蝉,接受些天风。我站在台上,一手捏住铁栏,一手用了半枝火柴在剔牙齿。凉风一阵阵的吹来,野景一幅幅的过去,我真觉得太幸福了。

我平生感得幸福的时间,总不能长久。一时觉得非常满足之后,其后必有绝大的悲怀相继而起。我站在车台上,正在快乐的时候,忽而在万绿丛中看见了一幅美满的家庭团叙之图,一个年约三十一二的壮健的农夫,两手擎了一个周岁的小孩,在桑树影下笑乐,一个穿青布衫的与农夫年纪相仿的农妇,笑微微的站在旁边守着他们。在他们上面晒着的阳光树影,更把他们的美满的意情表现得分外明显。地上摊着一只饭箩,一瓶茶,几只菜饭碗,这一定是那农妇送来飨她男人的田头食品。啊啊,桑间陌上,夫唱妇随,更有你两个爱情的结晶,在中间作姻缘的缔带,你们是何等幸福呀!然而我呢!啊啊我啊?我是一个有妻不能爱,有子不能抚的无能力者,在人生战斗场上的惨败者,现在是在逃亡的途中的行路病者,啊!农夫吓农夫,愿你与你的女人和好终身,愿你的小孩聪明强健,愿你的田谷丰多,愿你幸福!你们的灾殃,你们的不幸,全交给了我,凡地上一切的苦恼,悲哀,患难,索性由我一人负担了去罢!

我心里虽这样的在替他祝福,我的眼泪却连连续续的落了下来。半年以来,因为失业的原因,在上海流离的苦处,我想起来了。三个月前头,我的女人和小孩,孤苦伶仃的由这条铁路上经过,萧萧索索的回家去的情状,我也想出来了。啊啊,农家夫妇的幸福,读书阶级的飘零!我女人经过的悲哀的足迹,现在更由我在一步步的践踏过去!若是有情,怎得不哭呢!

四围的景色,忽而变了,一刻前那样丰润华丽的自然的美景,都好像在那里嘲笑我的样子:

“你回来了么?你在外国住了十几年,学了些什么回来?你的能力怎么不拿些出来让我们看看?现在你有养老婆儿子的本领么?哈哈!你读书学术,到头来还是归到乡间去啮你祖宗的积聚!”

我俯首看看飞行的车轮,看看车轮下的两条白闪闪的铁轨和枕木卵石,忽而感得了一种强烈的死的诱惑。我的两脚抖了起来,踉跄前进了几步,又呆呆的俯视了一忽,两手捏住了铁栏,我闭着眼睛,咬紧牙齿,在脚尖上用了一道死力,便把身体轻轻的抬跳起来了。

啊啊,死的胜利吓!我当时若志气坚强一点,早就脱离了这烦恼悲苦的世界,此刻好坐在天神Beatrice的脚下拈花作微笑了。但是我那一跳,气力没有用足。我打开眼睛来看时,大地高天,稻田草地,依旧在火车的四周驰骋,车轮的辗声,依旧在我的耳里雷鸣,我的身体却坐在栏杆的上面,绝似病了的鹦鹉,被锁住在铁条上待毙的样子。我看看两旁的美景,觉得半点钟以前的称颂自然美的心境,怎么也回复不过来。我以泪眼与硖石的灵山相对,觉得硖西公园后石山上在太阳光下游玩的几个男女青年,都是挤我出世界外去的魔鬼。车到了临平,我再也不能细赏那荷花世界柳丝乡的风味。我只觉得青翠的临平山,将要变成我的埋骨之乡。笕桥过了,艮山门过了。灵秀的宝叔山,奇兀的北高峰,清泰门外贯流着的清浅的溪流,溪流上摇映着的萧疏的杨柳,野田中交叉的窄路,窄路上的行人,前朝的最大遗物,参差婉绕的城墙,都不能唤起我的兴致来。车到了杭州城站,我只同死刑犯上刑场似的下了月台。一出站内,在青天皎日的底下,看看我儿时所习见的红墙旅舍,酒馆茶楼,和年轻气锐的生长在都会中的妙年人士,我心里只是怦怦的乱跳,仰不起头来。这种幻灭的心理,若硬要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我只好用一个譬喻。譬如当青春的年少,我遇着了一位绝世的佳人,她对我本是初恋,我对她也是第一次的破题儿。两人相携相挽,同睡同行,春花秋月的过了几十个良宵。后来我的金钱用尽,女人也另外有了心爱的人儿,她就学了樊素,同春去了。我只得和悲哀孤独,贫困恼羞,结成伴侣。几年在各地流浪之余,我年纪也大了,身体也衰了,披了一身破褴的衣服,仍复回到当时我两人并肩携手的故地来。山川草木,星月云霓,仍不改其美丽。我独坐湖滨,正在临流自吊的时候,忽在水面看见了那弃我而去的她的影像。她容貌同几年前一样的娇柔,衣服同几年前一样的华丽,项下挂着的一串珍珠,比从前更加添了一层光彩,额上戴着的一圈玛瑙,比曩时更红艳得多了。且更有难堪者,回头来一看,看见了一位文秀娴雅的美少年,站在她的背后,用了两手在那里摸弄她的腰背。

啊啊!这一种譬喻,值得什么?我当时一下车站,对杭州的天地感得的那一种羞惭懊丧,若以言语可以形容的时候,我当时的夏布衫袖,就不会被泪汗湿透了,因为说得出譬喻得出的悲怀,还不是世上最伤心的事情呀。我慢慢俯了首,离开了刚下车的人群与争揽客人的车夫和旅馆的招待者,独行踽踽的进了一家旅馆,我的心里好像有千斤重的一块铅石锤在那里的样子。

开了一个单房间,洗了一个手脸,茶房拿了一张纸来,要我填写姓名年岁籍贯职业。我对他呆呆的看了一忽,他好像是疑我不曾出过门,不懂这规矩的样子,所以又仔仔细细的解说了一遍。啊啊,我那里是不懂规矩,我实在是没有写的勇气哟,我的无名的姓氏,我的故乡的籍贯,我的职业!啊啊!叫我写出什么来?

被他催迫不过,我就提起笔来写了一个假名,填上了异乡人的三字,在职业栏下写了一个无字。不知不觉我的眼泪竟噗嗒噗嗒的滴了两滴在那张纸上。茶房也看得奇怪,向纸上看了一看,又问我说:

“先生府上是那里,请你写上了罢,职业也要写的。”

我没有办法,就把异乡人三字圈了,写上朝鲜两字,在职业之下也圈了一圈,填了“浮浪”两字进去。茶房出去之后,我就关上了房门,倒在床上尽情的暗泣起来了。

伏在床上暗泣了一阵,半日来旅行的疲倦,征服了我的心身。在朦胧半觉的中间,我听见了几声咯咯叩门声。糊糊涂涂的起来开了门,我看见祖母,不言不语的站在门外。天色好像晚了,房里只是灰黑的辨不清方向。但是奇怪得很,在这灰黑的空气里,祖母面上的表情,我却看得清清楚楚。这表情不是悲哀,当然也不是愉乐,只是一种压人的庄严的沉默。我们默默的对坐了几分钟,她才移动了那皱纹很多的嘴说:

“达!你太难了,你何以要这样的孤洁呢!你看看窗外看!”

我向她指着的方向一望,只见窗下街上黑暗嘈杂的人丛里有两个大火把在那里燃烧,再仔细一看,火把中间坐着一位木偶。但是奇极怪极,这木偶的面貌,竟完全与我的一个朋友面貌一样。依这情景看来,大约是赛会了,我回转头来正想和祖母说话,房内的电灯拍的响了一声,放起光来了,茶房站在我的床前,问我晚饭如何?我只呆呆的不答,因为祖母是今年2月里刚死的,我正在追想梦里的音容,那里还有心思回茶房的话哩?

遣茶房走了,我洗了一个面,就默默的走出旅馆来。夕阳的残照,在路旁的层楼屋脊上还看得出来。店头的灯火,也星星的上了。日暮的空气,带着微凉,拂上面来。我在羊市街头走了几转,穿过车站的庭前,踏上清泰门前的草地上去。沈静的这杭州故郡,自我去国以来,也受了不少的文明的侵害,各处的旧迹,一天一天被拆毁了。我走到清泰门前,就起了一种怀古之情,走上将拆而犹在的城楼上去。城外一带杨柳桑树上的鸣蝉,叫得可怜。它们的哀吟,一声声沁入了我的心脾,我如同海上的浮尸,把我的情感,全部付托了蝉声,尽做梦似的站在丛残的城堞上看那西北的浮云和暮天的急情,一种淡淡的悲哀,把我的全身溶化了。这时候若有几声古寺的钟声,当当的一下一下,或缓或徐的飞传过来,怕我就要不自觉的从城墙上跳入城壕,把我灵魂和入晚烟之中,去笼罩着这故都的城市。然而南屏还远,Curfew今晚上不会鸣了。我独自一个冷清清地立了许久,看西天只剩了一线红云,把日暮的悲哀尝了个饱满,才慢慢地走下城来。这时候天已黑了,我下城来在路上的乱石上钩了几脚,心里倒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我想想白天在火车上谋自杀的心思和此时的恐怖心一比,就不觉微笑起来,啊啊,自负为灵长的两足动物哟,你的感情思想,原只是矛盾的连续呀!说什么理性?讲什么哲学?

走下了城,踏上清冷的长街,暮色已经弥漫在市上了。各家的稀淡的灯光,比数刻前增加了一倍势力。清泰门直街上的行人的影子,一个一个从散射在街上的电灯光里闪过,现出一种日暮的情调来。天气虽还不曾大热,然而有几家却早把小桌子摆在门前,露天的在那里吃饭了。我真成了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光了两眼,尽在这日暮的长街上行行前进。

我在杭州并非没有朋友,但是他们或当科长,或任参谋,现在正是非常得意的时候,我若飘然去会,怕我自家的心里比他们见我之后憎嫌我的心思更要难受。我在沪上,半年来已经饱受了这种冷眼,到了现在,万一家里容我,便可回家永住,万一情状不佳,便拟自决的时候,我再也犯不着讨这些没趣了。我一边默想,一边看看两旁的店家在电灯下围桌晚餐的景象,不知不觉两脚便走入了石牌楼的某中学所在的地方。啊啊,桑田沧海的杭州,旗营改变了,湖滨添了些邪恶的中西人的别墅,但是这一条街,只有这一条街,依旧清清冷冷,和十几年前我初到杭州考中学的时候一样。物质文明的幸福,些微也享受不着,现代经济组织的流毒,却受得很多的我,到了这条黑暗的街上,好像是已经回到了故乡的样子,心里忽感得了一种安泰,大约是兴致来了,我就踏进了一家巷口的小酒店里去买醉去。

在灰黑的电灯底下,面朝了街心,靠着一张粗黑的桌子,坐下喝了几杯高粱,我终觉得醉不成功。我的头脑,愈喝酒愈加明晰,对于我现在的境遇反而愈加自觉起来了。我放下酒杯,两手托着了头,呆呆的向灰暗的空中凝视了一会,忽而有一种沈郁的哀音夹在黑暗的空气里,渐渐的从远处传了过来。这哀音有使人一步一步在感情中沈没下去的魔力,这本来也就是中国管弦乐的特色。过了几分钟,这哀音的发动者渐渐的走近我的身边,我才辨出了一种胡琴与碰击瓷器的谐音来。啊啊!你们原来是流浪的音乐家,在这半开化的杭州城里想卖艺糊口的可怜虫!

他们二三人的瘦长的清影,和后面跟着看的几个小孩,在酒馆前头掠过了。那一种凄楚的谐音,也一步一步的幽咽了,听不见了。我心里忽起了一种绝大的渴念,想追上他们,去饱尝一回哀音的美味。付清了酒账,我就走出店来,在黑暗中追赶上去。但是他们的几个人,不知走上了什么方向,我拼死的追寻,终究寻他们不着。唉,这昙花的一现,难道是我的幻觉么?难道是上帝显示给我的未来的预言么?但是那悠扬沉郁的弦音和磁盘碰击的声响,还缭绕在我的心中。我在行人稀少的黑暗的街上东奔西走的追寻了一会,没有方法,就从丰乐桥直街走到西湖的边上。

湖上没有月华,湖滨的几家茶楼旅馆,也只有几点清冷的电灯,在那里放淡薄的微光,宽阔的马路上,行人也寥落得很。我横过了湖塍马路,在湖边上立了许久。湖的三面,只有沈沈的山影,山腰山脚的别庄里,有几点微明的灯火,要静看才看得出来。几颗淡淡的星光,倒映在湖里,微风吹来,湖里起了几声豁豁的浪声。四边静极了。我把一枝吸尽的纸烟头丢入湖里,啾的响了一声,纸烟的火就熄了。我被这一种静寂的空气压迫不过,就放大了喉咙,对湖心噢噢的发了一声长啸,我的胸中觉得舒畅了许多。沿湖的向西走了一段,我忽在树荫下椅子上,发见了一对青年男女。他和她的态度太无忌惮了,我心里忽起了一种不快之感,把刚才长啸之后的畅怀消尽了。

啊啊!青年的男女哟!享受青春,原是你们的特权,也是我平时的主张。但是但是他们在不幸的孤独者前头,总应该谦逊一点,方能完全你们的爱情的美处。你们且牢牢记着罢!对了贫儿,切不要把你们的珍珠宝物显给他看,因为贫几看了,愈要觉得他自家贫困的呀!

我从人家睡尽的街上,走回城站附近的旅馆里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解衣上床,躺了一会,终觉得睡不着。我就点上一支纸烟,一边吸着,一边在看帐顶。在沈闷的旅舍夜半的空气里,我忽而听见一阵清脆的女人声音,和门外的茶房,在那里说话。

“来哉来哉!咦哟,等得诺(你)半业(日)嗒哉!”这是轻佻的茶房的声音。

“是那一位叫的?”

啊啊!这一定是土娼了!

“仰(念)三号里!”

“你同我去呵!”

“噢哟,根(今)朝诺(你)个(的)面孔真白嗒!”

茶房领了她从我门口走过,开入到间壁念三号房里去。

“好哉,好哉!活菩萨来哉!”

茶房领到之后,就关上门走下楼去了。

“请坐。”

“不要客气!先生府上是那里?”

“阿拉(我)宁波。”

“是到杭州来耍子的么?”

“来宵(烧)香个。”

“一个人么?”

“阿拉邑个宁(人)。京(今)教(朝)体(天)气轧业(热),查拉(为什么)勿赤膊?”

“舍话语!”

“诺(你)勿脱,阿拉要不(替)诺脱哉。”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回(还)朴(怕)倒霉索啦?”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我自家来解罢。”

“阿拉要摸一摸!”

吃吃的窃笑声,床壁的震动声。

啊啊!本来是神经衰弱的我,即在极安静的地方,尚且有时睡不着觉,那里还经得起这样淫荡的吵闹呢!北京的浙江大老诸君呀,听说杭州有人倡设公娼的时候,你们竭力的反对,你们难道还不晓得你们的子女姊妹在干这种营业,而在扰乱及贫苦的旅人的么?盘踞在当道,只知敲剥百姓的浙江的长官呀!你们若只知聚敛,不知济贫,怕你们的妻妾,也要为快乐的原因,学她们的妙技了。唉唉!邑有流亡愧俸钱,你们曾听人说过这句诗否!

我睡在床上,被间壁的淫声挑拨得不能合眼,没有方法,只能起来上街去闲步。这时候大约是后半夜的一二点钟的样子,上海的夜车早已到着,羊市街福绿巷的旅店,都已关门睡了。街上除了几乘散乱停住的人力车外,只有几个敝衣凶貌的罪恶的子孙在灰色的空气里阔步。我一边走一边想起了留学时代在异国的首都里每晚每晚的夜行,把当时的情状与现在在这中国的死灭的都会里这样的流离的状态一对照,觉得我的青春,我的希望,我的生活,都已成了过去的云烟,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只剩得极微细的一些儿现实味,我觉得自家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幽灵了。我用手向身上摸了一摸,觉得指头触着了一种极粗的夏布材料,又向脸上用了力摘了一把,神经感得了一种痛苦。

“还好还好,我还活在这里,我还不是幽灵,我还有知觉哩!”

这样的一想,我立时把一刻前的思想打消,却好脚也正走到了拐角头的一家饭馆前了。在四邻已经睡寂的这深更夜半,只有这一家店同睡相不好的人的嘴似的空空洞洞的还开在那里。我晚上不曾吃过什么,一见了这家店里的锅子炉灶,便觉得饥饿起来,所以就马上踏了进去。

喝了半斤黄酒,吃了一碗面,到付钱的时候,我又痛悔起来了。我从上海出发的时候,本来只有五元钱的两张钞票。坐二等车已经是不该的了,况又在车上大吃了一场。此时除付过了酒面钱外,只剩得一元几角余钱,明天付过旅馆宿费,付过早饭账,付过从城站到江干的黄包车钱,那里还有钱购买轮船票呢?我急得没有方法,就在静寂黑暗的街巷里乱跑了一阵,我的身体,不知不觉又被两脚搬到了西湖边上。湖上的静默的空气,比前半夜,更增加了一层神秘的严肃。游戏场也已经散了,马路上除了拐角头边上的没有看见车夫的几乘人力车外,生动的物事一个也没有。我走上了环湖马路,在一家往时也曾投宿过的大旅馆的窗下立了许久。看看四边没有人影,我心里忽然来了一种恶魔的诱惑。

“破窗进去罢,去撮取几个钱来罢!”

我用了心里的手,把那扇半掩的窗门轻轻地推开,把窗门外的铁杆,细心地拆去了二三枝,从墙上一踏,我就进了那间屋子。我的心眼,看见床前白帐子下摆着一双白花缎的女鞋,衣架上挂着一件纤巧的白华丝纱衫,和一条黑纱裙。我把洗面台的抽斗轻轻抽开,里边在一个小小儿的粉盒和一把自象牙骨摺扇的旁边,横躺着一个沿口有光亮的钻珠绽着的女人用的口袋。我向床上看了几次,便把那口袋拿了,走到窗前,心里起了一种怜惜羞悔的心思,又走回去,把口袋放归原处。站了一忽,看看那狭长的女鞋,心里忽又起了一种异想,就伏倒去把一只鞋子拿在手里。我把这双女鞋闻了一回,玩了一回,最后又起了一种惨忍的决心,索性把口袋鞋子一齐拿了,跳出窗来。我幻想到了这里,忽然回复了我的意识,面上就立时变得绯红,额上也钻出了许多珠汗。我眼睛眩晕了一阵,我就急急的跑回城站的旅馆来了。

奔回到旅馆里,打开了门,在床上静静的躺了一忽,我的兴奋,渐渐地镇静了下去。间壁的两位幸福者也好像各已倦了,只有几声短促的鼾声和时时从半睡状态里漏出来的一声二声的低幽的梦话,击动我的耳膜。我经了这一番心里的冒险,神经也已倦竭,不多一会,两只眼包皮就也沉沉的盖下来了。

一睡醒来,我没有下床,便放大了喉咙,高叫茶房,问他是什么时候。

“10点钟哉,鲜散(先生)!”

啊啊!我记得接到我祖母的病电的时候,心里还没有听见这一句回话时的恼乱!即趁早班轮船回去,我的经济,已难应付,那里还禁得在杭州再留半日呢?况且下午2点钟开的轮船是快班,价钱比早班要贵一倍。我没有方法,把脚在床上蹬踢了一回,只得悻悻地起来洗面。用了许多愤激之辞,对茶房发了一回脾气,我就付了宿费,出了旅馆从羊市街慢慢的走出城来。这时候我所有的财产全部,除了一个瘦黄的身体之外,就是一件半旧的夏布长衫,一套白洋纱的小衫裤,一双线袜,两只半破的白皮鞋和八角小洋。

太阳已经升上了中天,光线直射在我的背上。大约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走不上半里路,全身的粘汗竟流得比平时更多一倍。我看看街上的行人,和两旁的住屋中的男女,觉得他们都很满足的在那里享乐他们的生活,好像不晓得忧愁是何物的样子。背后忽而起了一阵铃响,来了一乘包车,车夫向我骂了几句,跑过去了,我只看见了一个坐在车上穿白纱长衫的少年绅士的背形,和车夫的在那里跑的两只光腿。我慢慢的走了一段,背后又起了一阵车夫的威胁声,我让开了路,回转头来一看,看见了三部人力车,载着三个很纯朴的女学生,两腿中间各夹着些白皮箱铺盖之类,在那里向我冲来。她们大约是放了暑假赶回家去的。我此时心里起了一种悲愤,把平时祝福善人的心地忘了,却用了憎恶的眼睛,狠狠的对那些威胁我的人力车夫看了几眼。啊啊,我外面的态度虽则如此凶恶,但一边心里我却在原谅你们的呀!

你们这些可怜的走兽,可怜你们平时也和我一样,不能和那些年轻的女性接触。这也难怪你们的,难怪你们这样的乱冲,这样的兴高采烈的。这几个女性的身体岂不是载在你们的车上的么?她们的白嫩的肉体上岂不是有一种电气传到你们的身上来的么?虽则原因不同,动机卑微,但是你们的汗,岂不也是为了这几个女性的肉体而流的么?啊啊,我若有气力,也愿跟了你们去典一乘车来,专拉拉这样的如花少女。我更愿意拼死的驰驱,消尽我的精力。我更愿意不受她们半分的物质上的报酬金。

走出了凤山门,站住了脚,默默的回头来看了一眼,我的眼角又忽然涌出了两颗珠露来!

“珍重珍重,杭州的城市!我此番回家,若不马上出来,大约总要在故乡永住了,我们的再见,知在何日?万一情状不佳,故乡父老不容我在乡间终老,我也许到严子陵的钓石矶头,去寻我的归宿的,我这一瞥,或将成了你我的最后的诀别,也未可知。我到此刻,才知道我胸际实在在痛爱你的明媚的湖山的,不过盘踞在你的地上的那些野心狼子,不得不使我怨你恨你罢了。啊啊,珍重珍重,杭州的城市!我若在波中淹没的时候,最后映到我的心眼上来的,也许是我儿时亲睦的你的媚秀的湖山罢!”

1923年7月30日

还乡后记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丛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文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隔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群。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吴均)

“比在家庭的怀抱里觉得更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像这样的地方,当然是没有的,法国的这一句古歌,实在是把人情世态道尽了。

当微雨潇潇之夜,你若身眠古驿,看看萧条的四壁,看看一点欲尽的寒灯,倘不想起家庭的人,这人便是没有心肠者,任它草堆也好,破窑也好,你儿时放摇篮的地方,便是你死后最好的葬身之所呀!我们在客中卧病的时候,每每要想及家乡,就是这事的明证。

我空拳只手的奔回家去。到了杭州,又把路费用尽,在赤日的底下,在车行的道上,我就不得不步行出城。缓步当车,说起来倒是好听,但是在20世纪的堕落的文明里沈浸过的我,既贫贱而又多骄,最喜欢张张虚势,更何况平时是以享乐为主义的我,又那里能够好好的安贫守分,和乡下人一样的蹀躞泥中呢!

这一天阴历的六月初三,天气倒好得很。但是炎炎的赤日,只能助长有钱有势的人的纳凉佳兴,与我这行路病者,却是丝毫无益的!我慢慢的出了凤山门,立在城河桥上,一边用了我那半旧的夏布长衫襟袖,揩拭汗水,一边回头来看看杭州的城市,与杭州城上盖着的青天和城墙界上的一排山岭,真有万千的感慨,横亘在胸中。预言者自古不为其故乡所容,我今朝却只能对了故里的丘山,来求最后的荫庇,五柳先生的心事,痛可知了。

啊啊!亲爱的诸君,请你们不要误会,我并非是以预言者自命的人,不过说我流离颠沛,却是与预言者的境遇相同,社会错把我作了天才待遇罢了。即使罗秀才能行破石飞鸡的奇迹,然而他的品格,岂不和漂泊在欧洲大陆,猖狂乞食的其泊西(gipsy)一样么?

我勉强走到了江干,腹中饥饿得很了。回故乡去的早班轮船,当然已经开出,等下午的快船出发,还有三个钟头。我在杂乱窄狭的南星桥市上漂流了一会,在靠江的一条冷清的夹道里找出了一家坍败的饭馆来。

饭店的房屋的骨格,同我的胸腔一样,肋骨已经一条一条的数得出来了。幸亏还有左侧的一根木椽,从邻家墙上,横着支住在那里,否则怕去秋的潮汛,早好把它拉入了江心,作伍子胥的烧饭柴火去了。店里的几张板凳桌子,都积满了灰尘油腻,好像是前世纪的遗物。账柜上坐着一个四十内外的女人,在那里做鞋子。灰色的店里,并没有什么生动的气象,只有在门口柱上贴着的一张“安寓客商”的尘蒙的红纸,还有些微现世的感觉。我因为脚下的钱已快完,不能更向热闹的街心去寻辉煌的菜馆,所以就慢慢的踱了进去。

啊啊,物以类聚!你这短翼差池的饭馆,你若是二足的走兽,那我正好和你分庭抗礼结为兄弟哩。

假使天公下一阵微雨,把钱塘江两岸的风景,罩得烟雨模糊,把江边的泥路,浸得污浊难行,那么这时候江干的旅客,必要减去一半,那么我乘船归去,至少可以少遇见几个晓得我的身世的同乡;即使旅客不因之而减少,只教天上有暗淡的愁云濛着,阶前屋外有几点雨滴的声音,那么围绕在我周围的空气和自然的景物,总要比现在更带有些阴惨的色彩,总要比现在和我的心境更加相符。若希望再奢一点,我此刻更想有一具黑漆棺木在我的旁边。最好是秋风凉冷的9、10月之交,叶落的林中,阴森的江上,不断地筛着渺濛的秋雨。我在凋残的芦苇里,雇了一叶扁舟,当日暮的时候,在送灵柩归去。小船除舟子而外,不要有第二个人。棺里卧着的,若不是和我寝处追随的一个年少妇人,至少也须是一个我的至亲骨肉。我在灰暗微明的黄昏江上,雨声淅沥的芦苇丛中,赤了足,张了油纸雨伞,提了一张灯笼,摸上船头上去焚化纸帛。

我坐在靠江的一张破桌子上,等那柜上的妇人下来替我炒蛋炒饭的时候,看看西兴对岸的青山绿树,看看江上的浩荡波光,又看看在江边沙渚的晴天赤日下来往的帆樯肩舆和舟子牛车,心里忽起了一种怨恨天帝的心思。我怨恨了一阵,痴想了一阵,就把我的心愿,原原本本的排演了出来。我一边在那里焚化纸帛,一边却对棺里的人说:

“Jeanne!我们要回去了,我们要开船了!怕有野鬼来麻烦,你就拿这一点纸帛送给他们罢!你可要饭吃?你可安稳?你可是伤心?你不要怕,我在这里,我什么地方也不去了,我只在你的边上。……”

我幽幽的讲到最后的一句,咽喉就塞住了。我在座上拱了两手,把头伏了下去,两面颊上,只感着了一道热气。我重新把我所欲爱的女人,一个一个想了出来,见她们闭着口眼,冰冷的直卧在我的前头。我觉得隐忍不住了,竟任情的放了一声哭声。那个在炉灶上的妇人,以为我在催她的饭,她就同哄小孩子似的用了柔和的声气说:

“好了好了!就快好了,请再等一会儿!”

啊啊!我又想起来了,我又想起来了,年幼的时候,当我哭泣的时候,祖母母亲哄我的那一种声气!

“已故的老祖母,倚闾的老母亲!你们的不肖的儿孙,现在正落魄了在江干等回故里的船呀!”

我在自己制成的伤心的泪海里游泳了一会,那妇人捧了一碗汤,一碗炒饭,摆到了我的面前来。我仰起头来对她一看,她倒惊了一跳。对我呆看了一眼,她就去绞了一块手巾来递给我,叫我擦一擦面。我对了这半老妇人的殷勤,心里说不出的只在感谢。几日来因为睡眠不足,营养不良的缘故,已经是非常感觉衰弱,动着就要流沮的我,对她的这一种感谢。也变成了两行清泪,噗嗒的滴下了腮来,她看了这种情形,就问我说:

“客人,你可是遇见了坏人?”

我摇了摇头,勉强的对她笑了一笑,什么话也不能回答。她呆呆的立了一回,看我不能讲话,也就留了一句:“饭不够吃,再好炒的。”安慰我的话,走向她的柜上去了。

我吃完了饭,付了她两角银角子,把找回来的八九个铜子,也送给了她,她却摇着头说:“客人,你是赶船的么?船上要用钱的地方多得很哩,这几个铜子你收着用罢!”

我以为她怪我吝啬,只给她几个铜子的小账,所以又摸了两角银角子出来给她。她却睁大了眼睛对我说:

“吚吚!这算什么?这算什么?”

她硬不肯收,我才知道了她的真意,所以说:

“但是无论如何,我总要给你几个小账的。”

她又推了一会,才收了三个铜子说:

“小账已经有了。”

啊啊,我自回中国以来,遇见的都是些卑污贪暴的野心狼子,我万万想不到在浇薄的杭州城外,有这样的一个真诚的妇人的。妇人呀妇人,你的坍败的屋椽,你的凋零的店铺,大约就是你的真诚的结果,社会对你的报酬!啊啊,我真恨我没有黄金十万,为你建造一家华丽的酒楼。

“再会再会!”

“顺风顺风!船上要小心一点。”

“谢谢!”

我受妇人的怜惜,这可算是平生的第一次。

我出了饭馆,从太阳晒着的冷静的这条夹道,走上轮船公司的那条大街上去。大约是将近午饭的时候了,街上的行人,比曩时少了许多。我走到轮船公司门口,向窗里一看,见账房内有五六个男子围了桌子,赤了膊在那里说笑吃饭。卖票的窗前的屋里,在角头椅上,只坐着两个乡下人,在那里等候,从他们的衣服、态度上看来,他们必是临浦萧山一带的农民,也不知他们有什么心事,他们的眉毛却蹙得紧紧的。

我走近了他们,在他们旁边坐下之后,两人中间的一个看了我一眼,问我说:

“鲜散(先生)!到临浦严办(烟篷)几个脸(钱)?”

“我也不知道,大约是一二角角子罢。”

“喏(你)到啥地方起(去)咯?”

“我上富阳去的。”

“哎(我们)是为得打官司到杭州来咯。”

我并不问他,他却把这一回因为一个学堂里出身的先生告了他的状,不得不到杭州来的事情对我详细地诉说了:

“哎真勿要打官司啦!格煞(现在)田里已(又)忙,宁(人)也走勿开,真真苦煞哉啦!汉(那)个学堂里个(的)鲜散,心也脱凶哉,哎请啦宁刚(讲)过好两遍,情愿拿出八十块洋钿不(给)其(他),其(他)要哎百念块。喏(你)看,格煞五荒6月,教哎啥地方去变出一百念块洋钿来呢!”

他说着似乎是很伤心的样子。

“唉唉!你这老实的农民,我若有钱,我就给你一百二十块钱救你出险了。但是 Thou’s met me in an evil hour;……To spare thee now is past my power……”

我心里这样的一想,又重新起了一阵身世之悲。他看我默默的不语,便也住了口,仍复沉入悲愁的境里去了。

我坐在轮船公司的那只角上,默默地与那农民相对,耳里断断续续的听了些在账房里吃饭的人的笑语,只觉得一阵一阵的哀心隐痛,绝似临盆的孕妇,要产产不出来的样子。

杭州城外,自闸口至南星,统江干一带,本是我旧游之地,我记得没有去国之先,在岸边花艇里,金尊檀板,也曾眠醉过几场。江上的明月,月下的青山,与越郡的鸡酒,佐酒的歌姬,当然依旧在那里助长人生的乐趣。但是我呢?我身上的变化呢?我的同干柴似的一双手里,只捏了三个两角的银角子,在这里等买船票!

过了一点多钟,轮船公司的那间屋里,挤满了旅人,我因为怕逢知我的同乡,只俯了首,默默的坐着不敢吐气。啊啊,窗外的被阳光晒着的长街,在街上手轻脚健快快活活来往的行人,请你们饶恕我的罪罢,这时候我心里真恨不得丢一个炸弹,与你们同归于尽呀。

跟了那两个农民,在窗口买了一张烟篷船票,我就走出公司,走上码头,走上跳板,走上驳船去。

原来钱塘江岸,浅滩颇多,码头下有一排很长的跳板,接在那里。我跟了众人,一步一步的从跳板上走到驳船里去的时候,却看见了一个我自家的影子,斜映在江水里,慢慢地在那里前进。等走到跳板尽处,将上驳船的时候,我心里忽而想起了一段我女人写给我的信上的话来:

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出过门,那天晚上,我对你说的让我一个人回去的话,原是激于一时的意气而发,我实不知道抱着一个六个月的孩子的妇人的单独旅行,是如何的苦法的。那天午后,你送我上车,车开之后,我抱了龙儿,看看车里坐着的男女,觉得都比我快乐。我又探头出来,遥向你住着的上海一望,只见了几家工厂,和屋上排列在那里的一列烟囱。我对龙儿看了一眼,就不知不觉的涌出了两滴眼泪。龙儿看了我这样子,也好像有知识似的对我呆住了。他跳也不跳了,笑也不笑了,默默的尽对我呆看。我看了这种样子,更觉得伤心难耐,就把我的颜面俯上他的脸去,紧紧地吻了他一回。他呆了一会,就在我的怀里睡着了。

火车行行前进,我看看车窗外的野景,忽而想起去年你带我出来的时候的景象。啊啊!去岁的初秋,你我一路出来上A地去的快乐的旅行,和这一回惨败了回来的情状一比,当时的感慨如何,大约是你所能推想得出的罢!

在江干的旅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的早晨,我差茶房送了一个信给住在江干的我的母舅,他就来了。把我的行李送上轮船之后,买了票子,他又来陪我上船去。龙儿硬不要他抱,所以我只能抱着龙儿,跟在他后面,一步一步的走上那骇人的跳板去,等跳板走尽的时候,我想把龙儿交给母舅,纵身一跳,跳入钱塘江里去的。但是仔细一想,在昏夜的扬子江边还淹不死的我,在白日的这浅渚里,又那里能达到我的目的?弄得半死不活,走回家去,反而要被人家笑话,还不如忍着罢。

我到家以后,这几天里,简直还没有取过饮食,所以也没有气力写信给你,请你谅我……

啊啊,贫贱夫妻百事哀!我的女人吓,我累你不少了。

我走上了驳船,在船篷下坐定之后,就把三个月前,在上海北站,送我女人回家的事情想了出来。忘记了我的周围坐着的同行者,忘记了在那里摇动的驳船,并且忘记了我自家的失意的情怀,我只见清瘦的我的女人抱了我们的营养不良的小孩在火车窗里,在对我流泪。火车随着蒸汽机关在那里前进,她的眼泪洒满的苍白的脸儿,也和车轮合着了拍子,一隐一现的在那里窥探我。我对她点一点头,她也对我点一点头。我对她手招一招,教她等我一忽,她也对我手招一招。我想使尽我的死力,跳上火车去和她坐一块儿,但是心里又怕跳不上去,要跌下来。我迟疑了许久,看她在窗里的愁容,渐渐的远下去,淡下去了,才抱定了决心,站起来向前面伸出了一只手去。我攀着了一根铁干,听见了一声咚咚的冲击的声音,纵身向上一跳,觉得双脚踏在木板上了。忽有许多嘈杂的人声,逼上我的耳膜来,并且有几只强有力的手,突突的向我背后推打了几下。我回转头来一看,方知是驳船到了轮船身边,大家在争先的跳上轮船来,我刚才所攀着的铁干,并不是火车的回栏,我的两脚也并不是在火车中间,却踏在小轮船的舷上了。

我随了众人挤到后面的烟篷角上去占了一个位置,静坐了几分钟,把头脑休息了一下,方才从刚才的幻梦状态里醒了转来。

向窗外一望,我看见透明的淡蓝色的江水,在那里返射日光。更抬头起来,望到了对岸,我看见一条黄色的沙滩,一排苍翠的杂树,静静的躺在午后的阳光里吐气。

我弯了腰背孤伶仃的坐了一忽,轮船开了。在闸口停了一停,这一只同小孩子的玩具似的小轮船就仆独仆独的奔向西去。两岸的树林沙渚,旋转了好几次,江岸的草舍,农夫,和偶然出现的鸡犬小孩,都好像是和平的神话里的材料,在那里等赫西奥特(Hesiod)的吟咏似的。

经过了闻家堰,不多一忽,船就到了东江嘴,上临浦义桥的船客,是从此地换入更小的轮船,溯支江而去的。买票前和我坐在一起的那两个农民,被茶房拉来拉去的拉到了船边,将换入那只等在那里的小轮船去的时候,一个和我讲话过的人,忽而回转头来对我看了一眼,我也不知不觉的回了他一个目礼。啊啊!我真想跟了他们跳上那只小轮船去,因为一个钟头之后,我的轮船就要到富阳了,这回前去停船的第一个码头,就是富阳了,我有什么面目回家去见我的衰亲,见我的女人和小孩呢?

但是命运注定的最坏的事情,终究是避不掉的。轮船将近我故里的县城的时候,我的心脏的鼓动也和轮船的机器一样,仆独仆独的响了起来。等船一靠岸,我就杂在众人堆里,披了一身使人眩晕的斜阳,俯着首走上岸来。上岸之后,我却走向和回家的路径方向相反的一个冷街上的土地庙去坐了两点多钟。等太阳下山,人家都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方才乘了夜阴,走上我们家里的后门边去。我侧耳一听,听见大家都在庭前吃晚饭,偶尔传过来的一声我女人和母亲的说话的声音,使我按不住的想奔上前去,和她们去说一句话,但我终究忍住了。乘后门边没有一个人在,我就放大了胆,轻轻推开了门,不声不响的摸上楼上我的女人的房里去睡了。

晚上我的女人到房里来睡的时候,如何的惊惶,我和她如何的对泣,我们如何的又想了许多谋自尽的方法,我在此地不记下来了,因为怕人家说我是为欲引起人家的同情的缘故,故意的在夸张我自家的苦处。

1923年8月19日

零余者

Arm am Beutel,Krank am Herzen,

Schleppt ich meine 1angen Fage.

Armut ist die groesste plage,

Reichtum ist das hoechste Gut.

不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见过这几句诗,轻轻的在口头念着,我两脚合了微吟的拍子,又慢慢的在一条城外的大道上走了。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

这样无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时始尽。

啊啊,贫苦是最大的灾星,

富裕是最上的幸运。

诗的意思,大约不外乎此,实际上人生的一切,我想也尽于此了。“不过令人愁闷的贫苦,何以与我这样的有缘?使人生快乐的富裕,何以总与我绝对的不来接近?”我眼睛呆呆的注视着前面空处,两脚一步一步踏上前去,一面口中虽在微吟,一面于无意中又在作这些牢骚的想头。

是日斜的午后,残冬的日影,大约不久也将收敛光辉了;城外一带的空气,仿佛要凝结拢来的样子。视野中散在那里的灰色的城墙,冰冻的河道,沙土的空地荒田,和几丛枯曲的疏树,都披了淡薄的斜阳,在那里伴人的孤独。一直前面大约在半里多路前的几个行人,因为他们和我中间距离太远了,在我脑里竟不发生什么影响。我觉得他们的几个肉体,和散在道旁的几家泥屋及左面远立着的教会堂,都是一类的东西;散漫零乱,中间没有半点联络,也没有半点生气,当然也没有一些儿的情感了。

“唉嘿,我也不知在这里干什么?”

微吟倦了,我不知不觉便轻轻的长叹了一声。慢慢的走去,脑里的思想,只往昏暗的方面进行,我的头愈俯愈下了。

——实在我的衰退之期,来得太早了。……像这样一个人在郊外独步的时候,若我的身子忽能同一堆春雪遇着热汤似的消化得干干净净,岂不很好么?……回想起来,又觉得我过去二十余年的生涯是很长的样子……我什么事情没有做过?……儿子也生了,女人也有了,书也念了,考也考过好几次了,哭也哭过,笑也笑过,嫖赌吃著,心里发怒,受人欺辱,种种事情,种种行为,我都经验过了,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过?……等一等,让我再想一想看,究竟有没有什么我没有经验过的事情了,……自家死还没有死过,啊,还有还有,我高声骂人的事情还不曾有过,譬如气得不得了的时候,放大了喉咙,把敌人大骂一场的事情。就是复仇复了的时候的快感,我还没有感得过。……啊啊!还有还有,监牢还不曾坐过……唉,但是假使这些事情,都被我经验过了,也有什么?结果还不是一个空么?……嘿嘿,嗯嗯。——到了这里,我的思想的连续又断了。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

这样无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时始尽。

啊啊,贫苦是最大的灾星,

富裕是最上的幸运。

微微的重新念着前诗,我抬起头来一看,觉得太阳好像往西边又落了一段,倒在右手路上的影子,更长起来了。从后面来的几乘人力车,也慢慢的赶过了我。一边让他们的路,一边我听取了坐车的人和车夫在那里谈话的几句断片。他们的话题,好像是关于女人的事情。啊啊,可羡的你们这几个虚无主义者,你们大约是上前边黄土坑去买快乐去的吧,我见了你们,倒恨起我自家没有以前的生趣来了。

一边想一边往西北的走去,不知不觉已走到了京绥铁路的路线上。从此偏东北的再进几步,经过了白房子的地狱,便可顺了通万牲园的大道进西直门去的。苍凉的暮色,从我的灰黄的周围逼近拢来,那倾斜的赤日,也一步一步的低垂下去了。大好的夕阳,留不多时,我自家以为在冥想里沉没得不久,而四边的急景,却告诉我黄昏将至了。在这荒野里的物体的影子,渐渐的散漫了起来。不知从何处吹来的微风,也有些急促的样子,带着一种惨伤的寒意。后面踱踱踱踱的又来了一乘空的运货马车,一个披着光面皮里子的车夫,默默的斜坐在前头车板上吃烟,我忽而感觉得天寒岁暮,好像一个人漂泊在俄国的乡下。马车去远了,白房子的门外,有几乘黑旧的人力车停在那里。车夫大约坐在踏脚板上休息,所以看不出他们的影子来。我避过了白房子的地狱,从一块高墈上的地里,打算走上通西直门的大道上去。从这高处向四边一望,见了凋丧零乱排列灰色幕上的野景,更使我感得了一种日暮的悲哀。

——唉唉,人生实在不知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歌歌哭哭,死死生生……世界社会,兄弟朋友,妻子父母,还有恋爱,啊吓,恋爱,恋爱,恋爱……还有金钱……啊啊……

Armut ist die groesste plage,

Reichtum ist das hoechste Gut.

好诗好诗!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lowingherdwindsslowlyo’erthelog,

The plough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leavestheworldtodarknessandtome.

好诗好诗!

Andleavestheworldtodarknessandtome.

我的错杂的思想,又这样的弥散开来了。天空高处,寒风呜呜的响了几下。我俯倒了头,尽往东北的走去,天就快黑了。

远远的城外河边,有几点灯火,看得出来;大约紫蓝的天空里,也有几点疏星放起光来了吧?大道上断续的有几乘空马车来往,车轮的踱踱踱踱的声音,好像是空虚的人生的反响,在灰暗寂寞的空气中散了。我遵了大道,以几点灯火作了目标,将走近西直门的时候,模糊隐约的我的脑里,忽而起了一个霹雳。到这时候止,常在脑里起伏的那些毫无系统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中心点上,成了一个霹雳,显现了出来。

“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

这就是霹雳的核心,另外的许多思想,不过是那些附属在这霹雳上的枝节而已。这样的忽而发见了思想的中心点,以后我就用了科学的方法推想了下去——

我的确是一个零余者,所以对于社会人世是完全没有用的。asuperfluous man!austlessman!superfluous!super-flous……证据呢?这是很容易证明的……

这时候,我的两只脚已经在西直门内的大街上运转。四边来往的人类,究竟比城外混杂得多。天也已经昏黑,道旁的几家破店和小摊,都点上灯了。

第一……我且从远处说起吧……第一我对于世界是完全没有用的。……我这样生在这里,世界和世界上的人类,也不能受一点益处;反之,我死了,世界社会,也没有一些儿损害,这是千真万确的。……第二,且说中国吧!对于这样混乱的中国,我竟不能制造一个炸弹,杀死一个坏人。中国生我养我,有什么用处呢?……再缩小一点,嗳,再缩小一点。第三,第三且说家庭吧!啊,对于我的家庭,我却是个少不得的人了。在外国念书的时候,已故的祖母听见说我有病,就要哭得两眼红肿。就是半男性的母亲,当我有一次醉死在朋友家里的时候,也急得大哭起来。此外我的女人,我的小孩,当然是少我不得的!哈哈,还好还好,我还是个有用之人。

想到了这里,我的思想上又起了一个冲突。前刻发现的那个思想上的霹雳,几乎可以取消的样子,但迟疑了一会,我终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矛盾性。抬起头来一看,我才知道我的身体已被我搬在一条比较热闹的长街上行动。街路两旁的灯火很多,来往的车辆也不少,人声也很嘈杂,已经是真正的黄昏时候了。

像这样的时候,若我的女人在北京,大约我总不会到市上来飘荡的罢!在灯火底下,抱了自家的儿子,一边吻吻他的小嘴,一边和来往厨下忙碌的她问答几句,踱来踱去,踱去踱来,多少快乐啊!啊啊,我对于我的女人,还是一个有用之人哩!不错不错,前一个疑问还没有解决,我究竟还是一个有用之人么?

这时候,我意识里的一切周围的印象,又消失了。我还是伏倒了头,慢慢的在解决我的疑问:

家庭,家庭……第三,家庭……让我看,哦,啊,我对于家庭还是一个完全无用之人!……丝毫没有功利主义的存心,完全沈溺于盲目之爱的我的祖母,已经死了。母亲呢?……啊啊,我读书学术,到了现在,还不能做出一点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就是这几个钱……

我那时候两只手却插在大氅的袋内,想到了这里,两只手自然而然的向袋里散放着的几张钞票捏了一捏。

啊啊,就是这几块钱,还是昨天从母亲那里寄出来的,我对子母亲有什么用处呢?我对于家庭有什么用处呢?我的女人,我不去娶她,总有人会娶她的;我的小孩,我不去生他,也有人会生他的,我完全是一个无用之人吓,我依旧是一个无用之人吓!

急转直下的想到了这里,我的胸前忽觉得有一块铁板压着似的难过得很。我想放大了喉咙,啊地大叫它一声,但是把嘴张了好几次,喉头终放不出音来。没有方法,我只能放大了脚步,向前同跑也似的急进了几步。这样的不知走了几分钟,我看见一乘人力车跑上前来兜我的买卖。我不问皂白,跨上了车就坐定了。车夫问我上什么地方去,我用手向前指指,喉咙只是和被热铁封锁住的一样,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人力车向前面跑去,我只见许多灯火人类,和许多不能类列的物体,在我的两旁旋转。

“前进,前进!像这样的前进罢!不要休止,不要停下来!”

我心里一边在这样的希望,一边却在恨车夫跑得太慢。

1924年

志摩在回忆里

新诗传宇宙,竟尔乘风归去,同学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

华表托精灵,何当化鹤重来,一生一死,深闺有妇赋招魂。

这是我托杭州陈紫荷先生代作代写的一副挽志摩的挽联。陈先生当时问我和志摩的关系,我只说他是我自小的同学,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这一回的很适合他身份的死。

作挽联我是不会作的,尤其是文言的对句。而陈先生也想了许多成句,如“高处不胜寒”,“犹是深闺梦里人”之类,但似乎都寻不出适当的上下对,所以只成了上举的一联。这挽联的好坏如何,我也不晓得,不过我觉得文句作得太好,对仗对得太工,是不大适合于哀挽的本意的。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鸡的那一种样子,这我在小曼夫人当初次接到志摩的凶耗的时候曾经亲眼见到过。其次是抚棺的一哭,这我在万国殡仪馆中,当日来吊的许多志摩的亲友之间曾经看到过。至于哀挽诗词的工与不工,那却是次而又次的问题了;我不想说志摩是如何如何的伟大,我不想说他是如何如何的可爱,我也不想说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么怎么的悲哀,我只想把在记忆里的志摩来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见一次他那副凡见过他一面的人谁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与音容。

大约是在宣统二年(1910)的春季,我离开故乡的小市,去转入当时的杭府中学读书——上一期似乎是在嘉兴府中读的,终因路远之故而转入了杭府——那时候府中的监督,记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图书馆对面。

当时的我,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十四岁未满的乡下少年,突然间闯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围万事看起来都觉得新异怕人。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我只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同蜗牛似地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一伸出壳来。但是同我的这一种畏缩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

一个是身体生得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我当时自己当然总也还是一个小孩子,然而看见了他,心里却老是在想“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仿佛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孩似的。还有一个日夜和他在一块,最爱做种种淘气的把戏,为同学中间的爱戴集中点的,是一个身材长得相当的高大,面上也已经满示着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时候的心里猜来,仿佛是年纪总该在三十岁以上的大人——其实呢,他也不过和我们上下年纪而已。

他们俩,无论在课堂上或在宿舍里,总在交头接耳的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结果却终于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收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得最多的一个。

像这样的和他们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两次也上了他们一点小当之外,我和他们终究没有发生什么密切一点的关系;后来似乎我的宿舍也换了,除了在课堂上相聚在一块之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年假之后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晓为了什么,突然离去了府中,改入了一个现在似乎也还没有关门的教会学校。从此之后,一别十余年,我和这两位奇人——一个小孩,一个大人——终于没有遇到的机会。虽则在异乡漂泊的途中,也时常想起当日的旧事,但是终因为周围环境的迁移激变,对这微风似的少年时候的回忆,也没有多大的留恋。

民国十三四年——1923、4年——之交,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有一天风定日斜的午后,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里遇见了志摩。仔细一看,他的头,他的脸,还是同中学时候一样发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却不同了,非常之长大了,和他并立起来,简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样子。

他的那种轻快磊落的态度,还是和孩时一样,不过因为历尽了欧美的游程之故,无形中已经锻炼成了一个长于社交的人了。笑起来的时候,可还是同十几年前的那个顽皮小孩一色无二。

从这年后,和他就时时往来,差不多每礼拜要见好几次面。他的善于座谈,敏于交际,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个社交的中心。当时的文人学者,达官丽姝,以及中学时候的倒霉同学,不论长幼,不分贵贱,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时候,只教经他用了他那种浊中带清的洪亮的声音: “喂,老×,今天怎么样?什么什么怎么样了?”的一问,你就自然会把一切的心事丢开,被他的那种快乐的光耀同化了过去。

正在这前后,和他一次谈起了中学时候的事情,他却突然的呆了一呆,张大了眼睛惊问我说:

“老李你还记得起记不起?他是死了哩!”

这所谓老李者,就是我在头上写过的那位顽皮大人,和他一道进中学的他的表哥哥。

其后他又去欧洲,去印度,交游之广,从中国的社交中心扩大而成为国际的。于是美丽宏博的诗句和清新绝俗的散文,也一年年的积多了起来。1927年的革命之后,北京变了北平,当时的许多中间阶级者就四散成了秋后的落叶。有些飞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没有见到的机会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黄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复在歧路上徘徊着,苦闷着,而终于寻不到出路。是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头,我又忽而遇见志摩:

“喂,这几年来你躲在什么地方?”

兜头的一喝,听起来仍旧是他那一种洪亮快活的声气。在路上略谈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里坐了一会,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赉公司的轮船码头。因为午前他刚接到了无线电报,诗人太果尔回印度的船系定在午后五时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这老诗人的病状的。

当船还没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还不能够交谈的时候,他在码头上的寒风里立着——这时候似乎已经是秋季了——静静地呆呆地对我说:

“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因为太果尔这一回是新从美国日本去讲演回来,在日本在美国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里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场重病。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的低。我和志摩来往了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从这一回之后,两人又同在北京的时候一样,时时来往了。可是一则因为我的疏懒无聊,二则因为他跑来跑去的教书忙,这一两年间,和他聚谈时候也并不多。今年的暑假后,他于去北平之先曾大宴了三日客。头一天喝酒的时候,我和董任坚先生都在那里。董先生也是当时杭府中学的旧同学之一,席间我们也曾谈到了当时的杭州。在他遇难之前,从北平飞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真是偶然的,闯到了他的寓里。

那一天晚上,因为有许多朋友会聚在那里的缘故,谈谈说说,竟说到了12点过。临走的时候,还约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后会才兹分散。但第二天我没有去,于是就永久失去了见他的机会了,因为他的灵柩到上海的时候是已经殓好了来的。

女人之中,有两种人最可以羡慕。一种是像高尔基一样,活到了六七十岁,而能写许多有声有色的回忆文的老寿星,其他的一种是如叶赛宁一样的光芒还没有吐尽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写许多文学史上所不载的文坛起伏的经历,他个人就是一部纵的文学史。后者则可以要求每个同时代的文人都写一篇吊他哀他或评他骂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横的放大的文苑传。

现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诗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状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认识他的人老老少少一个个都死完的时候为止。

1931年12月11日

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

“丙申年,庚子月,甲午日,甲子时”,这是因为近年来时运不佳,东奔西走,往往断炊,室人于绝望之余,替我去批来的命单上的八字。开口就说年庚,倘被精神异状的有些女作家看见,难免得又是一顿痛骂,说:“你这丑小子,你也想学起张君瑞来了么?下流,下流!”但我的目的呢,倒并不是在求爱,不过想大书特书地说一声,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半,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出生了。

光绪的二十二年(西历1896)丙申,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设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

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

生到了末子,大约母体总也已经是亏损到了不堪再育了,乳汁的稀薄,原是当然的事情。而一个小县城里的书香世家,在洪杨之后,不曾发迹过的一家破落乡绅的家里,雇乳母可真不是一件细事。

四十年前的中国国民经济,比到现在,虽然也并不见得凋敝,但当时的物质享乐,却大家都在压制,压制得比英国清教徒治世的革命时代还要严刻。所以在一家小县城里的中产之家,非但雇乳母是一件不可容许的罪恶,就是一切家事的操作,也要主妇上场,亲自去做的。像这样的一位奶水不足的母亲,而又喂乳不能按时,杂食不加限制,养出来的小孩,哪里能够强健?我还长不到十二个月,就因营养的不良患起肠胃病来了。一病年余,由衰弱而发热,由发热而痉挛;家中上下,竟被一条小生命而累得精疲力尽;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以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儿寡妇的正剧的上场。

几日西北风一刮,天上的鳞云,都被吹扫到东海里去了。太阳虽则消失了几分热力,但一碧的长天,却开大了笑口。富春江两岸的乌桕树、槭树,枫树,振脱了许多病叶,显出了更疏匀更红艳的秋社后的浓妆;稻田割起了之后的那一种和平的气象,那一种洁净沈寂,欢欣干燥的农村气象,就是立在县城这面的江上,远远望去,也感觉得出来。那一条流绕在县城东南的大江哩,虽因无潮而杀了水势,比起春夏时候的水量来,要浅到丈把高的高度,但水色却澄清了,澄清得可以照见浮在水面上的鸭嘴的斑纹。从上江开下来的运货船只,这时候特别的多,风帆也格外的饱;狭长的白点,水面上一条,水底下一条,似飞云也似白象,以青红的山,深蓝的天和水做了背景,悠闲地无声地在江面上滑走。水边上在那里看船行,摸鱼虾,采被水冲洗得很光洁的白石,挖泥沙造城池的小孩们,都拖着了小小的影子,在这一个午饭之前的几刻钟里,鼓动他们的四肢,竭尽他们的气力。

离南门码头不远的一块水边大石条上,这时候也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头上养着了一圈罗汉发,身上穿了青粗布的棉袍子,在太阳里张着眼望江中间来往的帆樯。就在他的前面,在贴近水际的一块青石上,有一位十五六岁像是人家的使婢模样的女子,跪着在那里淘米洗菜。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来和其他的同年辈的小孩们去同玩,也不愿意说话似的只沈默着在看远处。等那女子洗完菜后,站起来要走,她才笑着问了他一声说: “你肚皮饿了没有?”他一边在石条上立起,预备着走,一边还在凝视着远处默默地摇了摇头。倒是这女子,看得他有点可怜起来了,就走近去握着了他的小手,弯腰轻轻地向他耳边说: “你在惦记着你的娘么?她是明后天就快回来了!”这小孩才回转了头,仰起来向她露了一脸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

这相差十岁左右,看去又像姊弟又像主仆的两个人,慢慢走上了码头,走进了城垛;沿城向西走了一段,便在一条南向大江的小弄里走进去了。他们的住宅,就在这条小弄中的一条支弄里头,是一间旧式三开间的楼房。大门内的大院子里,长着些杂色的花木,也有几只大金鱼缸沿墙摆在那里。时间将近正午了,太阳从院子里晒上了向南的阶檐。这小孩一进大门,就跑步走到了正中的那间厅上,向坐在上面念经的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婆婆问说:

“奶奶,娘就快回来了么?翠花说,不是明天,后天总可以回来的,是真的么?”

老婆婆仍在继续着念经,并不开口说话,只把头点了两点。小孩子似乎是满足了,歪了头向他祖母的扁嘴看了一息,看看这一篇她在念着的经正还没有到一段落,祖母的开口说话,是还有几分钟好等的样子,他就又跑入厨下,去和翠花作伴去了。

午饭吃后,祖母仍在念她的经,翠花在厨下收拾食器;随时有几声洗锅子泼水碗相击的声音传过来外,这座三开间的大楼和大楼外的大院子里,静得同在坟墓里一样。太阳晒满了东面的半个院子,有几匹寒蜂和耐得起冷的蝇子,在花木里微鸣蠢动。靠阶檐的一间南房内,也照进了太阳光,那小孩只静悄悄地在一张铺着被的藤榻上坐着,翻看几本刘永福镇台湾,日本蛮子桦山总督被擒的石印小画本。

等翠花收拾完毕,一盆衣服洗好,想叫了他再一道的上江边去敲濯的时候,他却早在藤榻的被上,和衣睡着了。

这是我所记得的儿时生活。两位哥哥,因为年纪和我差得太远,早就上离家很远的书塾去念书了,所以没有一道玩的可能。守了数十年寡的祖母,也已将人生看穿了,自我有记忆以来,总只看见她在动着那张没有牙齿的扁嘴念佛念经。自父亲死后,母亲要身兼父职了,入秋以后,老是不在家里;上乡间去收租谷是她,将谷托人去砻成米也是她,雇了船,连柴带米,一道运回城里来也是她。

在我这孤独的童年里,日日和我在一处,有时候也讲些故事给我听,有时候也因我脾气的古怪而和我闹,可是结果终究是非常痛爱我的,却是那一位忠心的使婢翠花。她上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年纪正小得很,听母亲说,那时候连她的大小便,吃饭穿衣,都还要大人来侍候她的。父亲死后,两位哥哥要上学去,母亲要带了长工到乡下去料理一切,家中的大小操作,全赖着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一双手。

只有孤儿寡妇的人家,受邻居亲戚们的一点欺凌,是免不了的;凡我们家里的田地盗卖了,堆在乡下的租谷等被窃去了,或祖坟山的坟树被砍了的时候,母亲去争夺不转来,最后的出气,就只是在父亲像前的一场痛哭。母亲哭了,我是当然也只有哭,而将我抱入怀里,时用柔和的话来慰抚我的翠花,总也要泪流得满面,恨死了那些无赖的亲戚邻居。

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将近吃中饭的时候了,母亲不在家,祖母在厅上念佛,我一个人从花坛边的石阶上,站了起来,在看大缸里的金鱼。太阳光漏过了院子里的树叶,一丝一丝的射进了水,照得缸里的水藻与游动的金鱼,和平时完全变了样子。我于惊叹之余,就伸手到了缸里,想将一丝一丝的日光捉起,看它一个痛快。上半身用力过猛,两只脚浮起来了,心里一慌,头部胸部就颠倒浸入到了缸里的水藻之中。我想叫,但叫不出声来,将身体挣扎了半天,以后就没有了知觉。等我从梦里醒转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一睁开眼,我只看见两眼哭得红肿的翠花的脸伏在我的脸上。我叫了一声“翠花!”她带着鼻音,轻轻的问我:“你看见我了么?你看得见我了么?要不要水喝?”我只觉得身上头上像有火在烧,叫她快点把盖在那里的棉被掀开。她又轻轻的止住我说:“不,不,野猫要来的!”我举目向煤油灯下一看,眼睛里起了花,一个一个的物体黑影,都变了相,真以为是身入了野猫的世界,就哗的一声大哭了起来。祖母、母亲,听见了我的哭声,也赶到房里来了,我只听见母亲吩咐翠花说:“你去吃夜饭去,阿官由我来陪他!”

翠花后来嫁给了一位我小学里的先生去做填房,生了儿女,做了主母。现在也已经有了白发,成了寡妇了。前几年,我回家去,看见她刚从乡下挑了一担老玉米之类的土产来我们家里探望我的老母。和她已经有二十几年不见了,她突然看见了我,先笑了一阵,后来就哭了起来。我问她的儿子,就是我的外甥有没有和她一起进城来玩,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还向布裙袋里摸出了一个烤白芋来给我吃。我笑着接过来了,边上的人也大家笑了起来,大约我在她的眼里,总还只是五六岁的一个孤独的孩子。

1934年12月

我的梦,我的青春!——自传之二

不晓得是在哪一本俄国作家的作品里,曾经看到过一段写一个小村落的文字,他说: “譬如有许多纸折起来的房子,摆在一段高的地方,被大风一吹,这些房子就歪歪斜斜地飞落到了谷里,紧挤在一道了。”前面有一条富春江绕着,东西北的三面尽是些小山包住的富阳县城,也的确可以借了这一段文字来形容。

虽则是一个行政中心的县城,可是人家不满三千,商店不过百数;一般居民,全不晓得做什么手工业,或其他新式的生产事业,所靠以度日的,有几家自然是祖遗的一点田产,有几家则专以小房子出租,在吃两元三元一月的租金;而大多数的百姓,却还是既无恒产,又无恒业,没有目的,没有计划,只同蟑螂似地在那里出生,死亡,繁殖下去。

这些蟑螂的密集之区,总不外乎两处地方;一处是三个铜子一碗的茶店,一处是六个铜子一碗的小酒馆。他们在那里从早晨坐起,一直可以坐到晚上上排门的时候;讨论柴米油盐的价格,传播东邻西舍的新闻,为了一点不相干的细事,譬如说罢,甲以为李德泰的煤油只卖三个铜子一提,乙以为是五个铜子两提的话,双方就会得争论起来;此外的人,也马上分成甲党或乙党提出证据,互相论辩;弄到后来,也许相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还不能够解决。

因此,在这么小的一个县城里,茶店酒馆,竟也有五六十家之多;于是大部分的蟑螂,就家里可以不备面盆手巾,桌椅板凳,饭锅碗筷等日常用具,而悠悠地生活过去了。离我们家里不远的大江边上,就有这样的两处蟑螂之窟。

在我们的左面,住有一家砍砍柴,卖卖菜,人家死人或娶亲,去帮帮忙跑跑腿的人家。他们的一族,男女老小的人数很多很多,而住的那一间屋,却只比牛栏马槽大了一点。他们家里的顶小的一位苗裔年纪比我大一岁,名字叫阿千,冬天穿的是同伞似的一堆破絮,夏天,大半身是光光地裸着的;因而皮肤黝黑,臂膀粗大,脸上也像是生落地之后,只洗了一次的样子。他虽只比我大了一岁,但是跟了他们屋里的大人,茶店酒馆日日去上,婚丧的人家,也老在进出;打起架吵起嘴来,尤其勇猛。我每天见他从我们的门口走过,心里老在羡慕,以为他又上茶店酒馆去了,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同他一样的和大人去夹在一道呢!而他的出去和回来,不管是在清早或深夜,我总没有一次不注意到的,因为他的喉音很大,有时候一边走着,一边在绝叫着和大人谈天,若只他一个人的时候哩,总在噜苏地唱戏。

当一天的工作完了,他跟了他们家里的大人,一道上酒店去的时候,看见我欣羡地立在门口,他原也曾邀约过我;但一则怕母亲要骂,二则胆子终于太小,经不起那些大人的盘问笑说,我总是微笑着摇摇头,就跑进屋里去躲开了,为的是上茶酒店去的诱惑性,实在强不过。

有一天春天的早晨,母亲上父亲的坟头去扫墓去了,祖母也一侵早上了一座远在三四里路外的庙里去念佛。翠花在灶下收拾早餐的碗筷,我只一个人立在门口,看有淡云浮着的青天。忽而阿千唱着戏,背着钩刀和小扁担绳索之类,从他的家里出来,看了我的那种没精打采的神气,他就立了下来和我谈天,并且说:

“鹳山后面的盘龙山上,映山红开得多着哩;并且还有乌米饭(是一种小黑果子),彤管子(也是一种刺果),刺莓等等,你跟了我来罢,我可以采一大堆给你。你们奶奶,不也在北面山脚下的真觉寺里念佛么?等我砍好了柴,我就可以送你上寺里去吃饭去。”

阿千本来是我所崇拜的英雄,而这一回又只有他一个人去砍柴,天气那么的好,今天侵早祖母出去念佛的时候,我本是嚷着要同去的,但她因为怕我走不动,就把我留下了。现在一听到了这一个提议,自然是心里急跳了起来,两只脚便也很轻松地跟他出发了,并且还只怕翠花要出来阻挠,跑路跑得比平时只有得快些。出了弄堂,向东沿着江,一口气跑出了县城之后,天地宽广起来了,我的对于这一次冒险的惊惧之心就马上被大自然的威力所压倒。这样问问,那样谈谈,阿千真像是一部小小的自然界的百科大辞典;而到盘龙山脚去的一段野路,便成了我最初学自然科学的模范小课本。

麦已经长得有好几尺高了,麦田里的桑树,也都发出了绒样的叶芽。晴天里舒叔叔的一声飞鸣过去的,是老鹰在觅食;树枝头吱吱喳喳,似在打架又像是在谈天的,大半是麻雀之类;远处的竹林丛里,既有抑扬,又带余韵,在那里歌唱的,才是深山的画眉。

上山的路旁,一拳一拳像小孩子的拳头似的小草,长得很多;拳的左右上下,满长着了些绛黄的绒毛,仿佛是野生的虫类,我起初看了,只在害怕,走路的时候,若遇到一丛,总要绕一个弯,让开它们,但阿千却笑起来了,他说:

“这是薇蕨,摘了去,把下面的粗干切了,炒起来吃,味道是很好的哩!”

渐走渐高了,山上的青红杂色,迷乱了我的眼目。日光直射在山坡上,从草木泥土里蒸发出来的一种气息,使我呼吸感到了困难;阿千也走得热起来了,把他的一件破夹袄一脱,丢向了地下。教我在一块大石上坐下息着,他一个人穿了一件小衫唱着戏去砍柴采野果去了;我回身立在石上,向大江一看,又深深地深深地得到了一种新的惊异。

这世界真大呀!那宽广的水面!那澄碧的天空!那些上下的船只,究竟是从哪里来,上哪里去的呢?

我一个人立在半山的大石上,近看看有一层阳炎在颤动着的绿野桑田,远看看天和水以及淡淡的青山,渐听得阿千的唱戏声音幽下去远下去了,心里就莫名其妙的起了一种渴望与愁思。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大起来呢?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这像在天边似的远处去呢?到了天边,那么我的家呢?我的家里的人呢?同时感到了对远处的遥念与对乡井的离愁,眼角里便自然而然地涌出了热泪。到后来,脑子也昏乱了,眼睛也模糊了,我只呆呆的立在那块大石上的太阳里做幻梦。我梦见有一只揩擦得很洁净的船,船上面张着了一面很大很饱满的白帆,我和祖母母亲翠花阿千等都在船上,吃着东西,唱着戏,顺流下去,到了一处不相识的地方。我又梦见城里的茶店酒馆,都搬上山来了,我和阿千便在这山上的酒馆里大喝大嚷,旁边的许多大人,都在那里惊奇仰视。

这一种接连不断的白日之梦,不知做了多少时候,阿千却背了一捆小小的草柴,和一包刺莓映山红乌米饭之类的野果,回到我立在那里的大石边来了;他脱下了小衫,光着了脊肋,那些野果就系包在他的小衫里面的。

他提议说,时候不早了,他还要砍一捆柴,且让我们吃着野果,先从山腰走向后山去罢,因为前山的草柴,已经被人砍完,第二捆不容易采刮拢来了。

慢慢地走到了山后,山下的那个真觉寺的钟鼓声音,早就从春空里传送到了我们的耳边,并且一条青烟,也刚从寺后的厨房里透出了屋顶。向寺里看了一眼,阿千就放下了那捆柴,对我说:

“他们在烧中饭了,大约离吃饭的时候也不很远,我还是先送你到寺里去罢!”

我们到了寺里,祖母和许多同伴者的念佛婆婆,都张大了眼睛,惊异了起来。阿千走后,她们就开始问我这一次冒险的经过,我也感到了一种得意,将如何出城,如何和阿千上山采集野果的情形,说得格外的详细。后来坐上桌去吃饭的时候,有一位老婆婆问我:“你大了,打算去做些什么?”我就毫不迟疑地回答她说:“我愿意去砍柴!”

故乡的茶店酒馆,到现在还在风行热闹,而这一位茶店酒馆里的小英雄,初次带我上山去冒险的阿千,却在一年涨大水的时候,喝醉了酒,淹死了。他们的家族,也一个个地死的死,散的散,现在没有生存者了;他们的那一座牛栏似的房屋,已经换过了两三个主人。时间是不饶人的,盛衰起灭也绝对地无常的: 阿千之死,同时也带去了我的梦,我的青春!

1934年12月

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

从前我们学英文的时候,中国自己还没有教科书,用的是一册英国人编了预备给印度人读的同纳氏文法是一路的读本。这读本里,有一篇说中国人读书的故事。插画中画着一位年老背曲拿烟管带眼镜拖辫子的老先生坐在那里听学生背书,立在这先生前面背书的,也是一位拖着长辫的小后生。不晓为什么原因,这一课的故事,对我印象特别的深,到现在我还约略谙诵得出来。里面曾说到中国人读书的奇习,说: “他们无论读书背书时,总要把身体东摇西扫,摇动得像一个自鸣钟的摆。”这一种读书背书时摇摆身体的作用与快乐,大约是没有在从前的中国书塾里读过书的人所永不能了解的。

我的初上书垫去念书的年龄,却说不清楚了,大约总在七八岁的样子;只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深夜,在烧年纸的时候,我已经有点朦胧想睡了,尽在擦眼睛,打呵欠,忽而门外来了一位提着灯笼的老先生,说是来替我开笔的。我跟着他上了香,对孔子的神位行了三跪九叩之札;立起来就在香案前面的一张桌上写了一张上大人的红字,念了四句“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第二年的春天,我就夹着绿布书包,拖着红丝小辫,摇摆着身体,成了那册英文读本里的小学生的样子了。

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岁月,把当时的苦痛,一层层地摩擦干净,现在回想起来,这书塾里的生活,实在是快活得很。因为要早晨坐起一直坐到晚的缘故,可以助消化,健身体的运动,自然只有身体的死劲摇摆与放大喉咙的高叫了。大小便,是学生们监禁中暂时的解放,故而厕所就变作了乐园。我们同学中间的一位最淘气的,是学官陈老师的儿子,名叫陈方;书塾就系附设在学宫里面的。陈方每天早晨,总要大小便十二三次,后来弄得先生没法,就设下了一枝令签,凡须出塾上厕所的人,一定要持签而出;于是两人同去,在厕所里捣鬼的弊端革去了,但这令签的争夺,又成了一般学生们的唯一的娱乐。

陈方比我大四岁,是书塾里的头脑;像春香闹学似的把戏,总是由他发起,由许多虾兵蟹将来演出的,因而先生的挞伐,也以落在他一个人的头上者居多。不过同学中间的有几位狡猾的人,委过于他,使他冤枉被打的事情也着实不少;他明知道辩不清的,每次替人受过之后,总只张大了两眼,滴落几滴大泪点,摸摸头上的痛处就了事。我后来进了当时由书院改建的新式的学堂,而陈方也因他父亲的去职而他迁,一直到现在,还不曾和他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这机会大约是永也不会再来了,因为国共分家的当日,在香港仿佛曾听见人说起过他,说他的那一种惨死的样子,简直和杜格纳夫所描写的卢亭,完全是一样。

由书塾而到学堂!这一个转变,在当时的我的心里,比从天上飞到地上,还要来得大而且奇。其中的最奇之处,是我一个人,在全校的学生当中,身体年龄,都属最小的一点。

当时的学堂,是一般人的崇拜和惊异的目标。将书院的旧考棚撤去了几排,一间像鸟笼似的中国式洋房造成功的时候,甚至离城有五六十里路远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带了饭包雨伞,走进城来挤看新鲜。在校舍改造成功的半年之中,“洋学堂”的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村城市里的谈话的中心;而穿着奇形怪状的黑斜纹布制服的学堂生,似乎都是万能的张天师,人家也在侧目而视,自家也在暗鸣得意。

一县里唯一的这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堂长,更是了不得的一位大人物,进进出出,用的是蓝呢小轿;知县请客,总少不了他。每月第四个礼拜六下午作文课的时候,县官若来监课,学生们特别有两个肉馒头好吃,有些住在离城十余里的乡下的学生,于文课作完后回家的包裹里,往往将这两个肉馒头包得好好,带回乡下去送给邻里尊长,并非想学颍考叔的纯孝,却因为这肉馒头是学堂里的东西,而又出于知县官之所赐,吃了是可以驱邪启智的。

实际上我的那一班学堂里的同学,确有几位是进过学的秀才,年龄都在三十左右;他们穿起制服来,因为背形微驼,样子有点不大雅观,但穿了袍子马褂,摇摇摆摆走回乡下去的态度,却另有着一种堂皇严肃的威仪。

初进县立高等小学堂的那一年年底,因为我的平均成绩,超出了八十分以上,突然受了堂长和知县的提拔,令我和四位其他的同学跳过了一班,升入了高两年的级里,这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在县城里居然也耸动了视听,而在我们的家庭里,却引起了一场很不小的风波。

是第二年春天开学的时候了,我们的那位寡母,辛辛苦苦,调集了几块大洋的学费书籍费缴进学堂去后,我向她又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硬要她去为我买一双皮鞋来穿。在当时的我的无邪的眼里,觉得在制服下穿上一双皮鞋,挺胸伸脚,得得得得地在石板路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跳过了一班,升进了一级的我,非要如此打扮,才能够压服许多比我大一半年龄的同学的心。为凑集学费之类,已经罗掘得精光的我那位母亲,自然是再也没有两块大洋的余钱替我去买皮鞋了,不得已就只好老了面皮,带着了我,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去;当时的皮鞋,是由上海运来,在洋广货店里寄售的。

一家,两家,三家,我跟了母亲,从下街走起,一直走到了上街尽处的那一家隆兴字号。店里的人,看我们进去,先都非常客气,摸摸我的头,一双一双的皮鞋拿出来替我试脚;但一听到了要赊欠的时候,却同样地都白了眼,作一脸苦笑,说要去问账房先生的。而各个账房先生,又都一样地板起了脸,放大了喉咙,说是赊欠不来。到了最后那一家隆兴里,惨遭拒绝赊欠的一瞬间,母亲非但涨红了脸,我看见她的眼睛,也有点红起来了。不得已只好默默地旋转了身,走出了店;我也并无言语,跟在她的后面走回家来。到了家里,她先掀着鼻涕,上楼去了半天;后来终于带了一大包衣服,走下楼来了,我晓得她是将从后门走出,上当铺去以衣服抵押现钱的;这时候,我心酸极了,哭着喊着,赶上了后门边把她拖住,就绝命的叫说:

“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

我拖住了她跪向了地下,她也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两人的对泣,惊动了四邻,大家都以为是我得罪了母亲,走拢来相劝。我愈听愈觉得悲哀,母亲也愈哭愈是厉害,结果还是我重赔了不是,由间壁的大伯伯带走,走上了他们的家里。

自从这一次的风波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当时虽还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经了这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人的样子来了,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转来。

到了我十三岁的那一年冬天,是光绪三十四年,皇帝死了;小小的这富阳县里,也来了哀诏,发生了许多议论。熊成基的安徽起义,无知幼弱的溥仪的入嗣,帝室的荒淫,种族的歧异等等,都从几位看报的教员的口里,传入了我们的耳朵。而对于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国文教员拿给我们看的报纸上的一张青年军官的半身肖像。他说,这一位革命义士,在哈尔滨被捕,在吉林被清朝的大员及汉族的卖国奴等生生地杀掉了;我们要复仇,我们要努力用功。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地在我脑里生了一点儿根。

1935年1月

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

洋学堂里的特殊科目之一,自然是伊利哇拉的英文。现在回想起来,虽不免有点觉得好笑,但在当时,杂在各年长的同学当中,和他们一样地曲着背,耸着肩,摇摆着身体,用了读《古文辞类纂》的腔调,高声朗诵着皮衣啤,皮哀排的精神,却真是一点儿含糊苟且之处都没有的。初学会写字母之后,大家所急于想一试的,是自己的名字的外国写法;于是教英文的先生,在课余之暇就又多了一门专为学生拼英文名字的工作。有几位想走捷径的同学,并且还去问过先生,外国《百家姓》和外国《三字经》有没有得买的?先生笑着回答说,外国《百家姓》和《三字经》,就只有你们在读的那一本泼剌玛的时候,同学们于失望之余,反更是皮哀排,皮衣啤地叫得起劲。当然是不用说的,学英文还没有到一个礼拜,几本当教科书用的《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辑览》的黄封面上,大家都各自用墨水笔题上了英文拼的歪斜的名字。又进一步,便是用了异样的发音,操英文说着“你是一只狗”,“我是你的父亲”之类的话,大家互讨便宜的混战;而实际上,有几位乡下的同学,却已经真的是两三个小孩子的父亲了。

因为一班之中,我的年龄算最小,所以自修室里,当监课的先生走后,另外的同学们在密语着哄笑着的关于男女的问题,我简直一点儿也感不到兴趣。从性知识发育落后的一点上说,我确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最低能的人。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在课堂上,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同学,年纪只比我大了一岁,他家里有几位相貌长得和他一样美的姊妹,并且住得也和学堂很近很近。因此,在校里,他就是被同学们苦缠得最厉害的一个;而礼拜天或假日,他的家里,就成了同学们的聚集的地方。当课余之暇,或放假期里,他原也恳切地邀过我几次,邀我上他家里去玩去;但形秽之感,终于把我的向往之心压住,曾有好几次想决心跟了他上他家去,可是到了他们的门口,却又同罪犯似的逃了。他以他的美貌,以他的财富和姊妹,不但在学堂里博得了绝大的声势,就是在我们那小小的县城里,也赢得了一般的好誉。而尤其使我羡慕的,是他的那一种对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异性们的周旋才略,当时我们县城里的几位相貌比较艳丽一点的女性,个个是和他要好的,但他也实在真胆大,真会取巧。

当时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女性,装饰入时,态度豁达,为大家所称道的,有三个。一个是一位在上海开店,富甲一邑的商人赵某的侄女;她住得和我最近。还有两个,也是比较富有的中产人家的女儿,在交通不便的当时,已经各跟了她们家里的亲戚,到杭州上海等地方去跑跑了;她们俩,却都是我那位同学的邻居。这三个女性的门前,当傍晚的时候,或月明的中夜,老有一个一个的黑影在徘徊;这些黑影的当中,有不少却是我们的同学。因为每到礼拜一的早晨,没有上课之先,我老听见有同学们在操场上笑说在一道,并且时时还高声地用着英文作了隐语,如“我看见她了”“我听见她在读书”之类。而无论在什么地方于什么时候的凡关于这一类的谈话的中心人物,总是课堂上坐在我的右边,年龄只比我大一岁的那一位天之骄子。

赵家的那位少女,皮色实在细白不过,脸形是瓜子脸;更因为她家里有了几个钱,而又时常上上海她叔父那里去走动的缘故,衣服式样的新异,自然可以不必说,就是做衣服的材料之类,也都是当时未开通的我们所不曾见过的。她们家里,只有一位寡母和一个年轻的女仆,而住的房子却很大很大。门前是一排柳树,柳树下还杂种着些鲜花;对面的一带红墙,是学官的泮水围墙,泮池上的大树,枝叶垂到了墙外,红绿便映成着一色。当浓春将过,首夏初来的春三四月,脚踏着日光下石砌路上的树影,手捉着扑面飞舞的杨花,到这一条路上去走走,就是没有什么另外的奢望,也很有点像梦里的游行,更何况楼头窗里,时常会有那一张少女的粉脸出来向你抛一眼两眼的低眉斜视呢!

此外的两个女性,相貌更是完整,衣饰也尽够美丽,并且因为她俩的住址接近,出来总在一道,平时在家,也老在一处,所以胆子也大,认识的人也多。她们在二十余年前的当时,已经是开放得很,有点像现代的自由女子了,因而上她们家里去鬼混,或到她们门前去守望的青年,数目特别的多,种类也自然要杂。

我虽则胆量很小,性知识完全没有,并且也有点过分的矜持,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们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出息的行为;但到底还是一个亚当的后裔,喉头的苹果,怎么也吐它不出咽它不下,同北方厚雪地下的细草萌芽一样,到得冬来,自然也难免得有些望春之意;老实说将出来,我偶尔在路上遇见她们中间的无论哪一个,或凑巧在她们门前走过一次的时候,心里也着实有点儿难受。

住在我那同学邻近的两位,因为距离的关系,更因为她们的处世知识比我长进,人生经验比我老成得多,和我那位同学当然是早已有过纠葛,就是和许多不是学生的青年男子,也各已有了种种的风说,对于我虽像是一种含有毒汁的妖艳的花,诱惑性或许格外的强烈,但明知我自己决不是她们的对手,平时不过于遇见的时候有点难为情的样子,此外倒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思慕,可是那一位赵家的少女,却整整地恼乱了我两年的童心。

我和她的住处比较得近,故而三日两头,总有着见面的机会。见面的时候,她或许是无心,只同对于其他的同年辈的男孩子打招呼一样,对我微笑一下,点一点头,但在我却感得同犯了大罪被人发觉了的样子,和她见面一次,马上要变得头昏耳热,胸腔里的一颗心突突地总有半个钟头好跳。因此,我上学去或下课回来,以及平时在家或出外去的时候,总无时无刻不在留心,想避去和她的相见。但遇到了她,等她走过去后,或用功用得很疲乏把眼睛从书本子举起的一瞬间,心里又老在盼望,盼望着她再来一次,再上我的眼面前来立着对我微笑一脸。

有时候从家中进出的人的口里传来,听说“她和她母亲又上上海去了,不知要什么时候回来”?我心里会同时感到一种像释重负又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忧虑,生怕她从此一去,将永久地不回来了。

同芭蕉叶似的重重包裹着的我这一颗无邪的心,不知在什么地方,透露了消息,终于被课堂上坐在我左边的那位同学看穿了。一个礼拜六的下午,落课之后,他轻轻地拉着了我的手对我说;“今天下午,赵家的那个小丫头,要上倩儿家去,你愿不愿意和我同去一道玩儿?”这里所说的倩儿,就是那两位他邻居的女孩子之中的一个的名字。我听了他的这一句密语,立时就涨红了脸,喘急了气,嗫嚅着说不出一句话来回答他,尽在拼命的摇头,表示我不愿意去,同时眼睛里也水汪汪地想哭出来的样子;而他却似乎已经看破了我的隐衷,得着了我的同意似的用强力把我拖出了校门。

到了倩儿她们的门口,当然又是一番争执,但经他大声的一喊,门里的三个女孩,却同时笑着跑出来了;已经到了她们的面前,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自然只好俯着首,红着脸,同被绑赴刑场的死刑囚似的跟她们到了室内。经我那位同学带了滑稽的声调将如何把我拖来的情节说了一遍之后,她们接着就是一阵大笑。我心里有点气起来了,以为她们和他在侮辱我,所以于羞愧之上,又加了一层怒意。但是奇怪得很,两只脚却软落来了,心里虽在想一溜跑走,而腿神经终于不听命令。跟她们再到客房里去坐下,看他们四人捏起了骨牌,我连想跑的心思也早已忘掉,坐将在我那位同学的背后,眼睛虽则时时在注视着牌,但间或得着机会,也着实向她们的脸部偷看了许多次数。等她们的输赢赌完,一餐东道的夜饭吃过,我也居然和她们伴熟,有说有笑了。临走的时候,倩儿的母亲还派了我一个差使,点上灯笼,要我把赵家的女孩送回家去。自从这一回后,我也居然入了我那同学的伙,不时上赵家和另外的两女孩家去进出了;可是生来胆小,又加以毕业考试的将次到来,我的和她们的来往,终没有像我那位同学似的繁密。

正当我十四岁的那一年春天(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是旧历正月十三的晚上,学堂里于白天给予了我以毕业文凭及增生执照之后,就在大厅上摆起了五桌送别毕业生的酒宴。这一晚的月亮好得很,天气也温暖得像二三月的样子。满城的爆竹,是在庆祝新年的上灯佳节,我于碣了几杯酒后,心里也感到了一种不能抑制的欢欣。出了校门,踏着月亮,我的双脚,便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赵家。她们的女仆陪她母亲上街去买蜡烛水果等过元宵的物品去了,推门进去,我只见她一个人拖着了一条长长的辫子,坐在大厅上的桌子边上洋灯底下练习写字。听见了我的脚步声音,她头也不朝转来,只曼声地问了一声“是谁”?我故意屏着声,提着脚,轻轻地走上了她的背后,一使劲一口就把她面前的那盏洋灯吹灭了。月光如潮水似的浸满了这一座朝南的大厅,她于一声高叫之后,马上就把头朝了转来。我在月光里看见了她那张大理石似的嫩脸,和黑水晶似的眼睛,觉得怎么也熬忍不住了,顺势就伸出了两只手去,捏住了她的手臂。两人的中间,她也不发一语,我也并无一言,她是扭转了身坐着,我是向她立着的。她只微笑着看看我看看月亮,我也只微笑着看看她看看中庭的空处,虽然此处的动作,轻薄的邪念,明显的表示,一点儿也没有,但不晓怎样一股满足,深沈,陶醉的感觉,竟同四周的月光一样,包满了我的全身。

两人这样的在月光里沉默着相对,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她轻轻地开始说话了:“今晚上你在喝酒?”“是的,是在学堂里喝的。”到这里我才放开了两手,向她边上的一张椅子里坐了下去。“明天你就要上杭州去考中学去么?”停了一会,她又轻轻地问了一声。“嗳,是的,明朝坐快班船去。”两人又沈默着,不知坐了几多时候,忽听见门外头她母亲和女仆说话的声音渐渐儿的近了,她于是就忙着立起来擦洋火,点上了洋灯。

她母亲进到了厅上,放下了买来的物品,先向我说了些道贺的话,我也告诉了她,明天将离开故乡到杭州去;谈不上半点钟的闲话,我就匆匆告辞出来了。在柳树影里披了月光走回家来,我一边回味着刚才在月光里和她两人相对时的沈醉似的恍惚,一边在心的底里,忽儿又感到了一点极淡极淡,同水一样的春愁。

1935年1月

远一程,再远一程!——自传之五

自富阳到杭州,陆路驿程九十里,水道一百里;三十多年前头,非但汽车路没有,就是钱塘江里的小火轮,也是没有的。那时候到杭州去一趟,乡下人叫做充军,以为杭州是和新疆伊犁一样的远,非犯下流罪,是可以不去的极边。因而到杭州去之先,家里非得供一次祖宗,虔诚祷告一番不可,意思是要祖宗在天之灵,一路上去保护着他们的子孙。而邻里戚串,也总都来送行,吃过夜饭,大家手提着灯笼,排成一字,沿江送到夜航船停泊的埠头,齐叫着“顺风!顺风”才各回去。摇夜航船的船夫,也必在开船之先,沿江绝叫一阵,说船要开了,然后再上舵梢去烧一堆纸帛,以敬神明,以赂恶鬼。当我去杭州的那一年,交通已经有一点进步了,于夜航船之外,又有了一次日班的快班船。

因为长兄已去日本留学,二兄入了杭州的陆军小学堂,年假是不放的,祖母母亲,又都是女流之故,所以陪我到杭州去考中学的人选,就落到了一位亲戚的老秀才的头上。这一位老秀才的迂腐迷信,实在要令人吃惊,同时也可以令人起敬。他于早餐吃了之后,带着我先上祖宗堂前头去点了香烛,行了跪拜,然后再向我祖母母亲,作了三个长揖,虽在白天,也点起了一盏仁寿堂郁的灯笼,临行之际,还回到祖宗堂面前去拔起了三株柄香和灯笼一道捏在手里。祖母为忧虑着我这一个最小的孙子,也将离乡别井,远去杭州之故,三日前就愁眉不展,不大吃饭不大说话了;母亲送我们到了门口,“一路要……顺风……顺风!……”地说了半句未完的话,就跑回到了屋里去躲藏,因为出远门是要吉利的,眼泪决不可以教远行的人看见。

船开了,故乡的城市山川,高低摇晃着渐渐儿退向了后面;本来是满怀着希望,兴高采烈在船舱里坐着的我,到了县城极东面的几家人家也看不见的时候,鼻子里忽而起了一阵酸溜。正在和那老秀才谈起的作诗的话,也只好突然中止了,为遮掩着自己的脆弱起见,我就从网篮里拿出了几册《古唐诗合解》来读。但事不凑巧,信手一翻,恰正翻到了“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的几句古歌,书本上的字迹模糊起来了,双颊上自然止不住地流下了两条冷冰冰的眼泪。歪倒了头,靠住了舱板上的一卷铺盖,我只能装作想睡的样子。但是眼睛不闭倒还好些,等眼睛一闭拢来,脑子里反而更猛烈地起了狂飙。我想起了祖母母亲,当我走后的那一种孤冷的情形;我又想起了在故乡城里当这一忽儿的大家的生活起居的样子,在一种每日习熟的周围环境之中,却少了一个“我”了,太阳总依旧在那里晒着,市街上总依旧是那么热闹的;最后,我还想起了赵家的那个女孩,想起了昨晚上和她在月光里相对的那一刻的春宵。

少年的悲哀,毕竟是易消的春雪;我躺下身体,闭上眼睛,流了许多暗泪之后,弄假成真,果然不久就呼呼地熟睡了过去。等那位老秀才摇我醒来,叫我吃饭的时候,船却早已过了渔山,就快入钱塘的境界了。几个钟头的安睡,一顿饱饭的快啖,和船篷外的山水景色的变换,把我满抱的离愁,洗涤得干干净净;在孕实的风帆下引领远望着杭州的高山,和老秀才谈谈将来的日子,我心里又鼓起了一腔勇进的热意: “杭州在望了,以后就是不可限量的远大的前程!”

当时的中学堂的入学考试,比到现在,着实还要容易;我考的杭府中学,还算是杭州三个中学——其他的两个,是宗文和安定——之中,最难考的一个,但一篇中文,两三句英文的翻译,以及四题数学,只教有两小时的工夫,就可以缴卷了事的。等待发榜之前的几日闲暇,自然落得去游游山玩玩水,杭州自古是佳丽的名区,而西湖又是可以比得西子的销魂之窟。

三十年来,杭州的景物,也大变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旧日的杭州,实在比现在,还要可爱得多。

那时候,自钱塘门里起,一直到涌金门内止,城西的一角,是另有一道雉墙围着的,为满人留守绿营兵驻防的地方,叫做旗营;平常是不大有人进去,大约门禁总也是很森严的无疑,因为将军以下,千总把总以上,参将,都司,游击,守备之类的将官,都住在里头。游湖的人,只有坐了轿子,出钱塘门,或到涌金门外去船的两条路;所以涌金门外临湖的颐园三雅园的几家茶馆,生意兴隆,座客常常挤满。而三雅园的陈设,实在也精雅绝伦,四时有鲜花的摆设,墙上门上,各有咏西湖的诗词屏幅联语等贴的贴挂的挂在那里。并且还有小吃,像煮空的豆腐干,白莲藕粉等,又是价廉物美的消闲食品。其次为游人所必到的,是城隍山了。四景园的生意,有时候比三雅园还要热闹。“城隍山上去吃酥油饼”这一句俗话,当时是无人不晓得的一句隐语,是说乡下人上大菜馆要做洋盘的意思。而酥油饼的价钱的贵,味道的好,和吃不饱的几种特性,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我从乡下初到杭州,而又同大观园里的香菱似的刚在私私地学作诗词,一见了这一区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快活极了;日日和那位老秀才及第二位哥哥喝喝茶,爬爬山,等到榜发之后,要缴学膳费进去的时候,带来的几个读书资本,却早已消费了许多,有点不足了。在人地生疏的杭州,借是当然借不到的;二哥哥的陆军小学里每月只有二元也不知三元钱的津贴,自己做零用,还很勉强,更哪里有余钱来为我弥补?

在旅馆里唉声叹气,自怨自艾,正想废学回家,另寻出路的时候,恰巧和我同班毕业的三位同学,也从富阳到杭州来了;他们是因为杭府中学难考,并且费用也贵,预备一道上学膳费比较便宜的嘉兴去进府中的。大家会聚拢来一谈一算,觉着我手头所有的钱,在杭州果然不够读半年书,但若上嘉兴去,则连来回的车费也算在内,足可以维持半年而有余。穷极计生,胆子也放大了,当日我就决定和他们一道上嘉兴去读书。

第二天早晨,别了哥哥,别了那位老秀才,和同学们一起四个,便上了火车,向东的上离家更远的嘉兴府去。在把杭州已经当作极边看了的当时,到了言语风习完全不同的嘉兴府后,怀乡之念,自然是更加得迫切。半年之中,当寝室的油灯灭了,或夜膳刚毕,操场上暗沈沈没有旁的同学在的地方,我一个人真不知流尽了多少的思家的热泪。

忧能伤人,但忧亦能启智;在孤独的悲哀里沈浸了半年,暑假中重回到故乡的时候,大家都说我长成得像一个大人了。事实上,因为在学堂里,被怀乡的愁思所苦扰,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就一味的读书,一味的做诗。并且这一次自嘉兴回来,路过杭州,又住了一日;看看袋里的钱,也还有一点盈余,湖山的赏玩,当然不再去空费钱了,从梅花碑的旧书铺里,我竟买来了一大堆书。

这一大堆书里,对我的影响最大,使我那一年的暑假期,过得非常快活的,有三部书,一部是黎城靳氏的《吴诗集览》,因为吴梅村的夫人姓郁,我当时虽则还不十分懂得他的诗的好坏,但一想到他是和我们郁氏有姻戚关系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亲热。一部是无名氏编的《庚子拳匪始末记》,这一部书,从戊戌政变说起,说到六君子的被害,李莲英的受宠,联军的入京,圆明园的纵火等地方,使我满肚子激起了义愤。还有一部,是署名曲阜鲁阳生孔氏编定的《普天忠愤集》,甲午前后的章奏议论,诗词赋颂等慷慨激昂的文章,收集得很多;读了之后,觉得中国还有不少的人才在那里,亡国大约是不会亡的。而这三部书读后的一个总感想,是恨我出世得太迟了,前既不能见吴梅村那样的诗人,和他去做个朋友,后又不曾躬逢着甲午庚子的两次大难,去冲锋陷阵地尝一尝打仗的滋味。

这一年的暑假过后,嘉兴是不想再去了;所以秋期始业的时候,我就仍旧转入了杭府中学的一年级。

1935年2月

孤独者——自传之六

里外湖的荷叶荷花,已经到了凋落的初期,堤边的杨柳,影子也淡起来了。几只残蝉,刚在告人以秋至的7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又带了行李,到了杭州。

因为是中途插班进去的学生,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都和同班的老学生们,仿佛是两个国家的国民。从嘉兴府中,转到了杭州府中,离家的路程,虽则是近了百余里,但精神上的孤独,反而更加深了!不得已,我只好把热情收敛,转向了内,固守着我自己的壁垒。

当时的学堂里的课程,英文虽也是重要的科目,但究竟还是旧习难除,中国文依旧是分别等第的最大标准。教国文的那一位桐城派的老将王老先生,于几次作文之后,对我有点注意起来了,所以进校后将近一个月光景的时候,同学们居然赠了我一个“怪物”的绰号;因为由他们眼里看来,这一个不善交际,衣装朴素,说话也不大会说的乡下蠢材,作起文章来,竟也会得压倒侪辈,当然是一件非怪物不能的天大的奇事。

杭州终于是一个省会,同学之中,大半是锦衣肉食的乡宦人家的子弟。因而同班中衣饰美好,肉色细白,举止娴雅,谈吐温存的同学,不知道有多少。而最使我惊异的,是每一个这样的同学,总有一个比他年长一点的同学,附随在一道的那一种现象。在小学里,在嘉兴府中里,这一种风气,并不是说没有,可是决没有像当时杭州府中那么的风行普遍。而有几个这样的同学,非但不以被视作女性为可耻,竟也有熏香傅粉,故意在装腔作怪,卖弄富有的。我对这一种情形看得真有点气,向那一批所谓Faoe的同学,当然是很明显地表示了恶感,就是向那些年长一点的同学,也时时露出了敌意;这么一来,我的“怪物”之名,就愈传愈广,我与他们之间的一条墙壁,自然也愈筑愈高了。

在学校里既然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我的情感,我的时间与精力,当然只有钻向书本子去的一条出路。于是几个由零用钱里节省下来的仅少的金钱,就做了我的唯一娱乐积买旧书的源头活水。

那时候的杭州的旧书铺,都聚集在丰乐桥,梅花碑的两条直角形的街上。每当星期假日的早晨,我仰卧在床上,计算计算在这一礼拜里可以省下来的金钱,和能够买到的最经济最有用的册籍,就先可以得着一种快乐的预感。有时候在书店门前徘徊往复,稽延得久了,赶不上回宿舍来吃午饭,手里夹了书籍上大街羊汤饭店间壁的小面馆去吃一碗清面,心里可以同时感到十分的懊恨与无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面的几个铜子的浪费,快慰的是一边吃面一边翻阅书本时的那一刹那的恍惚;这恍惚之情,大约是和哥伦布当发见新大陆的时候所感到的一样。

真正指示我以作诗词的门径的,是《留青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西湖佳话》中的每一篇短篇,起码我总读了两遍以上。以后是流行本的各种传奇杂剧了,我当时虽则还不能十分欣赏它们的好处,但不知怎么,读了之后的那一种朦胧的回味,仿佛是当三春天气,喝醉了几十年陈的醇酒。

既与这些书籍发生了暧昧的关系,自然不免要养出些不自然的私生儿子!在嘉兴也曾经试过的稚气满幅的五七言诗句,接二连三地在一册红格子的作文簿上写满了;有时候兴奋得厉害,晚上还妨碍了睡觉。

模仿原是人生的本能,发表欲,也是同吃饭穿衣一样地强的青年作者内心的要求。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积得多了,第二步自然是向各报馆的匿名的投稿。

一封信寄出之后,当晚就睡不安稳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溜到阅报室去看报有没有送来。早餐上课之类的事情,只能说是一种日常行动的反射作用;舌尖上哪里还感得出滋味?讲堂上更哪里还有心思去听讲?下课铃一摇,又只是逃命似的向阅报室的狂奔。

第一次的投稿被采用的,记得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报纸是当时的《全浙公报》。当看见了自己缀联起来的一串文字,被植字工人排印出来的时候,虽然是用的匿名,阅报室里也决没有人会知道作者是谁,但心头正在狂跳着的我的脸上,马上就变成了朱红。洪的一声,耳朵里也响了起来,头脑摇晃得像坐在船里。眼睛也没有主意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虽则从头至尾,把那一串文字看了好几遍,但自己还在疑惑,怕这并不是由我投去的稿子。再狂奔出去,上操场去跳绕一圈,回来重新又拿起那张报纸,按住心头,复看一遍,这才放心,于是乎方始感到了快活,快活得想大叫起来。

当时我用的假名很多很多,直到两三年后,觉得投稿已经有七八成的把握了,才老老实实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实姓。大约旧报纸的收藏家,翻起二十几年前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以及上海的《神州日报》来,总还可以看到我当时所做的许多狗屁不通的诗句。现在我非但旧稿无存,就是一联半句的字眼也想不起来了,与当时的废寝忘食的热心情形来一对比,进步当然可以说是进了步,但是老去的颓唐之感,也着实可以催落我几滴自伤的眼泪。

就在那一年(1909年)的冬天,留学日本的长兄回到了北京,以小京官的名义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入陆军小学的第二位哥哥,也在这前后毕了业,入了一处隶属于标统底下的旁系驻防军队,而任了排长。

一文一武的这两位芝麻绿豆官的哥哥,在我们那小小的县里,自然也耸动了视听;但因家里的经济,稍稍宽裕了一点的结果,在我的求学程序上,反而促生了一种意外的脱线。

在外面的学堂里住足了一年,又在各报上登载了几次诗歌之后,我自以为学问早就超出了和我同时代的同年辈者,觉得按部就班的和他们在一道读死书,是不上算也是不必要的事情。所以到了宣统二年(1910)的春期始业的时候,我的书桌上竟收集起了一大堆大学中学招考新生的简章!比较着,研究着,我真想一口气就读完了当时学部所定的大学及中学的学程。

中文呢,自己以为总可以对付的了;科学呢,在前面也曾经说过,为大家所不重视的;算来算去,只有英文是顶重要而也是我所最欠缺的一门。“好!就专门去读英文罢!英文一通,万事就好办了!”这一个幼稚可笑的想头,就是使我离开了正规的中学,去走教会学堂那一条捷径的原动力。

清朝末年,杭州的有势力的教会学校,有英国圣公会和美国长老会浸礼会的几个系统。而长老会办的育英书院,刚在山水明秀的江干新建校舍,改称大学。头脑简单,只知道崇拜大学这一个名字的我这毛头小子,自然是以进大学为最上的光荣,另外更还有什么奢望哩?但是一进去之后,我的失望,却比在省立的中学里读死书更加大了。

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平时9点到10点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了又是一篇祷告。《圣经》,是每年级都有的必修重要课目;礼拜天的上午,除出了重病,不能行动者外,谁也要去做半天礼拜。礼拜完后,自然又是祷告,又是查经。这一种信神的强迫,祷告的叠来,以及校内枝节细目的窒塞,想是在清朝末年曾进过教会学校的人,谁都晓得的事实,我在此地落得可以不说。

这种叩头虫似的学校生活,过上两月,一位解放的福音宣传者,竟从免费读书的候补牧师中间,揭起叛旗来了;原因是为了校长偏护厨子,竟被厨子殴打了学膳费全纳的不信教的学生。

学校风潮的发生,经过,和结局,大抵都是一样的;起始总是全体学生的罢课退校,中间是背盟者的出来复课,结果便是几个强硬者的开除。不知是幸呢还是不幸,在这一次的风潮里,我也算是强硬者的一个。

1935年2月

大风圈外——自传之七

人生的变化,往往是从不可测的地方开展开来的;中途从那一所教会学校退出来的我们,按理是应该额上都负着了该隐的烙印,无处再可以容身了啦,可是城里的一处浸礼会的中学,反把我们当作了义士,以极优待的条件欢迎了我们进去。这一所中学的那位美国校长,非但态度和蔼、中怀磊落,并且还有着外国宣教师中间所绝无仅见的一副很聪明的脑筋。若要找出一点他的坏处来,就在他的用人的不当;在他手下做教务长的一位绍兴人,简直是那种奴颜婢膝,谄事外人,趾高气扬,压迫同种的典型的洋狗。

校内的空气,自然也并不平静。在自修室,在寝室,议论纷纭,为一般学生所不满的,当然是那只洋狗。

“来它一下罢!”

“吃吃狗肉看!”

“顶好先敲他一顿!”

像这样的各种密议与策略,虽则很多,可是终于也没有一个敢首先发难的人。满腔的怨愤,既找不着一条出路,不得已就只好在作文的时候,发些纸上的牢骚。于是各班的文课,不管出的是什么题目,总是横一个呜呼,竖一个呜呼地悲啼满纸,有几位同学的卷子,从头至尾统共还不满五六百字,而呜呼却要写着一二百个。那位改国文的老先生,后来也没法想了,就出了一个禁令,禁止学生,以后不准再读再做那些呜呼派的文章。

那时候这一种“呜呼”的倾向,这一种不平,怨愤,与被压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跃跃山雨欲来的空气,实在还不只是一个教会学校里的舆情;学校以外的各层社会,也像是在大浪里的楼船,从脚到顶,都在颠摇波动着的样子。

愚昧的朝廷,受了西宫毒妇的阴谋暗算,一面虽想变法自新,一面又不得不利用了符咒刀枪,把红毛碧眼的鬼子,尽行杀戮。英法各国屡次的进攻,广东津沽再三的失陷,自然要使受难者的百姓起来争夺政权。洪杨的起义,两湖山东捻子的运动,回民苗族的独立等等,都在暗示着专制政府清朝的命运,孤城落日,总崩溃是必不能避免的下场。

催促被压迫至二百余年之久的汉族结束奋起的,是徐锡麟,熊成基诸先烈的牺牲勇猛的行为;北京的几次对清朝大员的暗杀事件,又是当时热血沸腾的一般青年们所受到的最大激刺。而当这前后,此绝彼起地在上海发行的几家报纸,像《民吁》、《民立》之类,更是直接灌输种族思想,提倡革命行动的有力的号吹。到了宣统二年的秋冬(1910年庚戌),政府虽则在忙着召开资政院,组织内阁,赶制宪法,冀图挽回颓势,欺骗百姓,但四海汹汹,革命的气运,早就成了矢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局面了。

是在这一年的年假放学之前,我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实在是真的感到了绝望,于是自己就定下了一个计划,打算回家去做从心所欲的自修工夫。第一,外界社会的声气,不可不通,我所以想去订一份上海发行的日报。第二,家里所藏的四部旧籍,虽则不多,但也尽够我的两三年的翻读,中学的根底,当然是不会退步的。第三,英文也已经把第三册文法读完了,若能刻苦用工,则比在这种教会学校里受奴隶教育,心里又气,进步又慢的半死状态,总要痛快一点。自己私私决定了这大胆的计划以后,在放年假的前几天,也着实去添买了些预备带回去作自修用的书籍。等年假考一考完,于一天冬晴的午后,向西跟着挑行李的脚夫,走出候潮门上江干去坐夜航船回故乡去的那一刻的心境,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

“牢狱变相的你这座教会学校啊!以后你对我还更能加以压迫么?”

“我们将比比试试,看将来还是你的成绩好,还是我的成绩好?”

“被解放了!以后便是凭我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奋斗的远大的前程!”

这一种喜悦,这一种充满着希望的喜悦,比我初次上杭州来考中学时所感到的,还要紧张,还要肯定。

在故乡索居独学的生活开始了,亲戚友属的非难讪笑,自然也时时使我的决心动摇,希望毁灭;但我也已经有十六岁的年纪了,受到了外界的不了解我的讥讪之后,当然也要起一种反拨的心理作用。人家若明显地问我“为什么不进学堂去读书”?不管他是好意还是恶意,我总以“家里再没有钱供给我去浪费了”的一句话回报他们。有几个满怀着十分的好意,劝告我“在家里闲住着终不是青年的出路”的时候,我总以“现在正在预备,打算下年就去考大学”的一句衷心话来作答。而实际上这将近两年的独居苦学,对我的一生,却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

每日侵晨,起床之后,我总面也不洗,就先读一个钟头的外国文。早餐吃过,直到中午为止,是读中国书的时间,一部《资治通鉴》和两部《唐宋诗文醇》,就是我当时的课本。下午看一点科学书后,大抵总要出去散一回步。节季已渐渐地进入到了春天,是1911年宣统辛亥年的春天了,富春江的两岸,和往年一样地绿遍了青青的芳草,长满了袅袅的垂杨。梅花落后,接着就是桃李的乱开;我若不沿着江边,走上城东鹳山上的春江第一楼去坐看江总或上北门外的野田间去闲步,或出西门向近郊的农村天地里去游行。

附廓的农民的贫穷与无智,经我几次和他们接谈及观察的结果,使我有好几晚不能够安睡。譬如一家有五六口人口,而又有着十亩田的已产,以及一间小小的茅屋的自作农罢,在近郊的农民中间,已经算是很富有的中上人家了。从四五月起,他们先要种秧田,这二分或三分的秧田大抵是要向人家去租来的,因为不是水旱无伤的上田,秧就不能种活。租秧田的费用,多则三五元,少到一二元,却不能再少了。五六月在烈日之下分秧种稻,即使全家出马,也还有赶不成同时插种的危险;因为水的关系,气候的关系,农民的时间,却也同交易所里的闲食者们一样,是一刻也差错不得的。即使不雇工人,和人家交换做工,而把全部田稻种下之后,三次的耘植与用肥的费用,起码也要合二三元钱一亩的盘算。倘使天时凑巧,最上的丰年,平均一亩,也只能收到四五石的净谷;而从这四五石谷里,除去完粮纳税的钱,除去用肥料租秧田及间或雇用忙工的钱后,省下来还够得一家五口的一年之食么?不得已自然只好另外想法,譬如把稻草拿来做草纸,利用田的闲时来种麦种菜种豆类等等,但除稻以外的副作物的报酬,终竟是有限得很的。

耕地报酬渐减的铁则,丰年谷贱伤农的事实,农民们自然那里会有这样的知识;可怜的是他们不但不晓得去改良农种,开辟荒地,一年之中,岁时伏腊,还要把他们汗血钱的大部,去花在求神佞佛,与满足许多可笑的虚荣的高头。

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头,即使大地主和军阀的掠夺,还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利害,中国农村是实在早已濒于破产的绝境了,更哪里还经得起廿年的内乱,廿年的外患,与廿年的剥削呢?

从这一种乡村视察的闲步回来,在书桌上躺着候我开拆的,就是每日由上海寄来的日报。忽而英国兵侵入云南占领片马了,忽而东三省疫病流行了,忽而广州的将军被刺了;凡见到的消息,又都是无能的政府,因专制昏庸,而酿成的惨剧。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义举失败,接着就是四川省铁路风潮的勃发,在我们那一个一向是沉静得同古井似的小县城里,也显然的起了动摇。市面上敲着铜锣,卖朝报的小贩,日日从省城里到来。脸上画着八字胡须,身上穿着披开的洋服,有点像外国人似的革命党员的画像,印在薄薄的有光洋纸之上,满贴在茶坊酒肆的壁间,几个日日在茶酒馆中过日子的老人,也降低了喉咙,皱紧了眉头,低低切切,很严重地谈论到了国事。

这一年的夏天,在我们的县里西北乡,并且还出了一次青红帮造反的事情。省里派了一位旗籍都统,带了兵马来杀了几个客籍农民之后,城里的街谈巷议,更是颠倒错乱了;不知从哪一处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每夜四更左右,江上东南面的天空,还出现了一颗光芒拖得很长的扫帚星。我和祖母母亲,发着抖,赶着四更起来,披衣上江边去看了好几夜,可是扫帚星却终于没有看见。

到了阴历的七八月,四川的铁路风潮闹得更凶,那一种谣传,更来得神秘奇异了,我们的家里,当然也起了一个波澜,原因是因为祖母母亲想起了在外面供职的我那两位哥哥。

几封催他们回来的急信发后,还盼不到他们的复信的到来,八月十八(阳历10月9日)的晚上,汉口俄租界里炸弹就爆发了。从此急转直下,武昌革命军的义旗一举,不消旬日,这消息竟同晴天的霹雳一样,马上就震动了全国。

报纸上二号大字的某处独立,拥某人为都督等标题,一日总有几起;城里的谣言,更是青黄杂出,有的说“杭州在杀没有辫子的和尚”,有的说“抚台已经逃了”,弄得一般居民,乡下人逃上了城里,城里人逃往了乡间。

我也日日的紧张着,日日的渴等着报来;有几次在秋寒的夜半,一听见喇叭的声音,便发着抖穿起衣裳,上后门口去探听消息,看是不是革命党到了。而沿江一带的兵船,也每天看见驶过,洋货铺里的五色布匹,无形中销售出了大半。终于有一天阴寒的下午,从杭州有几只张着白旗的船到了,江边上岸来了几十个穿灰色制服,荷枪带弹的兵士。县城里的知县,已于先一日逃走了,报纸上也报着前两日,上海已为民军所占领。商会的巨头,绅士中的几个有声望的,以及残留着在城里的一位贰尹,联合起来出了一张告示,开了一次欢迎那几十位穿灰色制服的兵士的会,家家户户便挂上了五色的国旗,杭城光复,我们的这个直接附属在杭州府下的小县城,总算也不遭兵燹,而平平稳稳地脱离了清朝的压制。

平时老喜欢读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笔来,也老是痛哭淋漓,呜呼满纸的我这一个热血青年,在书斋里只想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我这一个革命志士,际遇着了这样的机会,却也终于没有一点作为,只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而已。

1935年4月

海上——自传之八

大暴风雨过后,小波涛的一起一伏,自然要继续些时。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清朝的末代皇帝宣统下了退位之诏,中国的种族革命,总算告了一个段落。百姓剪去了辫发,皇帝改作了总统。天下骚然,政府惶惑,官制组织,尽行换上了招牌,新兴权贵,也都改穿了洋服。为改订司法制度之故,民国二年(1913)的秋天,我那位在北京供职的哥哥,就拜了被派赴日本考察之命,于是我的将来的修学行程,也自然而然的附带着决定了。

眼看着革命过后,余波到了小县城里所惹起的是是非非,一半也抱了希望,一半却拥着怀疑,在家里的小楼上闷过了两个夏天,到了这一年的秋季,实在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使没有我那位哥哥的带我出去,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边来寻找出路。

几阵秋雨一落,残暑退尽了,在一天晴空浩荡的9月下旬的早晨,我只带了几册线装的旧籍,穿了一身半新的夹服,跟着我那位哥哥离开了乡井。

上海街路树的洋梧桐叶,已略现了黄苍,在日暮的街头,那些租界上的熙攘的居民,似乎也森岑地感到了秋意,我一个人呆立在一品香朝西的露台栏里,才第一次受到了大都会之夜的威胁。

远近的灯火楼台,街下的马龙车水,上海原说是不夜之城,销金之窟,然而国家呢?社会呢?像这样的昏天黑地般过生活,难道是人生的目的么?金钱的争夺,犯罪的公行,精神的浪费,肉欲的横流,天虽则不会掉下来,地虽则也不会陷落去,可是像这样的过去,是可以的么?在仅仅阅世十七年多一点的当时我那幼稚的脑里,对于帝国主义的险毒,物质文明的糜烂,世界现状的危机,与夫国计民生的大略等明确的观念,原是什么也没有,不过无论如何,我想社会的归宿,做人的正道,总还不在这里。

正在对了这魔都的夜景,感到不安与疑惑的中间,背后房里的几位哥哥的朋友,却谈到了天蟾舞台的迷人的戏剧;晚餐吃后,有人做东道主请去看戏,我自然也做了花楼包厢里的观众的一人。

这时候梅博士还没有出名,而社会人士的绝望胡行,色情倒错,也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彻底,所以全国上下,只有上海的一角,在那里为男扮女装的旦角而颠倒;那一晚天蟾舞台的压台名剧,是贾璧云的全本《棒打薄情郎》,是这一位色艺双绝的小旦的拿手风头戏;我们于九点多钟,到戏院的时候,楼上楼下观众已经是满坑满谷,实实在在的到了更无立锥之地的样子了。四周的珠玑粉黛,鬓影衣香,几乎把我这一个初到上海的乡下青年,窒塞到回不过气来;我感到了眩惑,感到了昏迷。

最后的一出贾璧云的名剧上台的时候,舞台灯光加了一层光亮,台下的观众也起了动摇。而从脚灯里照出来的这一位旦角的身材,容貌,举止与服装,也的确是美,的确足以挑动台下男女的柔情。在几个钟头之前,那样的对上海的颓废空气,感到不满的我这不自觉的精神主义者,到此也有点固持不住了。这一夜回到旅馆之后,精神兴奋,直到了早晨的三点,方才睡去,并且在熟睡的中间,也曾做了色情的迷梦。性的启发,灵肉的交哄,在这次上海的几日短短逗留之中,早已在我心里,起了发酵的作用。

为购买船票杂物等件,忙了几日;更为了应酬来往,也着实费去了许多精力与时间,终于在一天侵早,我们同去者三四人坐了马车向杨树浦的汇山码头出发了,这时候马路上还没有行人,太阳也只出来了一线。自从这一次的离去祖国以后,海外漂泊,前后约莫有十余年的光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在精神上,还觉得是一个无祖国无故乡的游民。

太阳升高了,船慢慢地驶出了黄浦,冲入了大海;故国的陆地,缩成了线,缩成了点,终于被地平的空虚吞没了下去;但是奇怪得很,我鹄立在船舱的后部,西望着祖国的天空,却一点儿离乡去国的悲感都没有。比到三四年前,初去杭州时的那种伤感的情怀,这一回仿佛是在回国的途中。大约因为生活沈闷,两年来的蛰伏,已经把我的恋乡之情,完全割断了。

海上的生活开始了,我终日立在船楼上,饱吸了几天天空海阔的自由的空气。傍晚的时候,曾看了伟大的海中的落日;夜半醒来,又上甲板去看了天幕上的秋星。船出黄海,驶入了明蓝到底的日本海的时候,我又深深地深深地感受到了海天一碧,与白鸥水鸟为伴时的被解放的情趣。我的喜欢大海,喜欢登高以望远,喜欢遗世而独处,怀恋大自然而嫌人的倾向,虽则一半也由于天性,但是正当青春的盛日,在四面是海的这日本孤岛上过去的几年生活,大约总也发生了不可磨灭的绝大的影响无疑。

船到了长崎港口,在小岛纵横,山青水碧的日本西部这通商海岸,我才初次见到了日本的文化,日本的习俗与民风。后来读到了法国罗底的记载这海港的美文,更令我对这位海洋作家,起了十二分的敬意。嗣后每次回国经过长崎心里总要跳跃半天,仿佛是遇见了初恋的情人,或重翻到了几十年前写过的情书。长崎现在虽则已经衰落了,但在我的回忆里,它却总保有着那种活泼天真,像处女似地清丽的印象。

半天停泊,船又起锚了,当天晚上,就走到了四周如画,明媚到了无以复加的濑户内海。日本艺术的清淡多趣,日本民族的吃苦耐劳,就是从这一路上的风景,以及四周海上的果园垦植地看来,也大致可以明白。蓬莱仙岛,所指的不知是否就在这一块地方,可是你若从中国东游,一过濑户内海,看看两岸的水光山色,与夫岸上的渔户农村,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总也要生出神仙窟宅的幻想来,何况我在当时,正值多情多感,中国岁是十八岁的青春期哩!

由神户到大阪,去京都,去名古屋,一路上且玩且行,到东京小石川区一处高台上租屋住下,已经是10月将终,寒风有点儿可怕起来了。改变了环境,改变了生活起居的方式,言语不通,经济行动,又受了监督没有自由,我到东京住下的两三个月里,觉得是入了一所没有枷锁的牢狱,静静儿的回想起来,方才感到了离家去国之悲,发生了不可遏止的怀乡之病。

在这郁闷的当中,左思右想,唯一的出路,是在日本语的早日的谙熟,与自己独立的经济的来源。多谢我们国家文化的落后,日本与中国,曾有国立五校,开放收受中国留学生的约定。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只教能考上这五校的入学试验,以后一直到毕业为止,每月的衣食零用,就有官费可以领得;我于绝望之余,就于这一年的11月,入了学日本文的夜校,与补习中学功课的正则预备班。

早晨5点钟起床,先到附近的一所神社的草地里去高声朗诵着“上野的樱花已经开了”,“我有着许多的朋友”等日文初步的课文,一到8点,就嚼着面包,步行三里多路,走到神田的正则学校去补课。以二角大洋的日用,在牛奶店里吃过午餐与夜饭,晚上就是三个钟头的日本文的夜课。

天气一日一日的冷起来了,这中间自然也少不了北风的雨雪。因为日日步行的终果,皮鞋前开了口,后穿了孔。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穿在身上,仍同裸着的一样;幸亏有了几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了我一件陆军的制服,总算在晴日当作了外套,雨日当作了雨衣,御了一个冬天的寒。这半年中的苦学,我在身体上,虽则种下了致命的呼吸器的病根,但在智识上,却比在中国所受的十余年的教育,还有一程的进境。

第二年的夏季招考期近了,我为决定要考入官费的五校去起见,更对我的功课与日语,加紧了速力。本来是每晚于11点就寝的习惯,到了三月以后,也一天天的改过了;有时候与教科书本茕茕相对,竟会到了附近的炮兵工厂的汽笛,早晨放5点钟的夜工时,还没有入睡。

必死的努力,总算得到了相当的酬报,这一年的夏季,我居然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里占取了一席。到了秋季始业的时候,哥哥因为一年的考察期将满,准备回国来复命,我也从他们的家里,迁到了学校附近的宿店。于8月底边,送他们上了归国的火车,领到了第一次的自己的官费,我就和家庭,和戚属,永久地断绝了联络。从此野马缰弛,风筝线断,一生中潦倒飘浮,变成了一只没有舵楫的孤舟,计算起时日来,大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差不多是在同一的时候。

1935年7月

雕刻家刘开渠

我的同刘开渠认识,是在十三四年前头,大约总当民国十一二年的中间,那时候,我初从日本回来,办杂志也办不好,军阀专政,社会黑暗到了百分之百,到处碰壁的结果,自然只好到北京去教书。

在我兼课的学校之中,有一个是京畿道的美术专门学校;这学校仿佛是刚在换校长闹风潮的大难之余,所以上课的时候,学生并不多,而教室里也穷得连煤炉子都生不起,同事中间,有一位法国画家,一位齐老先生,是很负盛名的。此外则已故的陈晓江氏,教美术史的邓叔存以及教日文的钱稻孙氏,比较得和我熟识,往来的也密一点。我们在平时往来的谈话中间,有一次忽而谈到了学生们的勤惰,而刘开渠的埋头苦干,边幅不修的种种情节,却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我因为是风潮之后,新进去教书的人,所以当时还不能指出那一个是刘开渠来。

过得不久,有一位云南的女学生以及一位四川的青年,同一位身体长得很高,满头长发,脸骨很曲折有点像北方人似的青年来访问我了;介绍之下,我才晓得这一位像北方人似的青年就是刘开渠。

他说话讷讷不大畅达,面上常漾着苦闷的表情,而从他的衣衫的褴褛,面色的青黄上看去,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埋头苦干,边幅不修的精神来,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只记得他说的话一共还不上十句。

后来熟了,见面的机会自然也多了起来,我私自猜度猜度他的个性,估量估量他的体格,觉得象他那样的人,学洋画还不如去学雕刻;若教他提锥运凿,大刀阔斧的运用起他的全身体力和脑力来,成就一定还要比捏了彩笔,在画布上涂涂,来得更大。我的这一种茫然的预感,现在却终于成了事实了。

民国十二年以后,我去武昌,回上海,又下广东,与北京就断了缘分。七八年来,东奔西走,在政治局面混乱变更的当中,我一直没和他见面,并且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前年五月,迁来杭州,将近年底的时候,福熙因为生了女儿,在湖滨的一家菜馆,大开汤饼之会;于这一个席上,我又突然遇见了他,才晓得他在西湖的艺专里教雕刻。

他的苦闷的表情,高大的身体,和讷讷不大会说话的特征,还是和十年前初见面时一样,但经了一番巴黎的洗练,衣服修饰,却完美成一个很有身份的绅士了;满头的长发上,不消说是加上了最摩登的保马特。自从这一次见面之后,我因为离群索居,枯守在杭州的缘故,空下来时常去找他;他也因为独身在工房里做工的孤独难耐,有时候也常常来看我。往来两年间的闲谈,使我晓得他跟法国的那位老人家详蒲奢(Jean Boucher)学习雕刻时的苦心孤诣,使我晓得了他对于中国一般艺术政治家的堕落现状所坚持的特立独行。我们谈到了罗丹,谈到了色尚,更谈到了左拉的那册以色尚为主人公的小说L’Oeuvre,他自己虽则不说,但我们在深谈之下,自然也看出了他的同那篇小说里的主人公似的抱负。

他的雕刻,完全是他的整个人格的再现;力量是充足的,线条是遒劲的,表情是苦闷的;若硬要指出他的不足之处来,或者是欠缺一点生动罢?但是立体的雕刻和画面不同,德国守旧派的美术批评家所常说的“静中之动,动中之静”(Bewegung in Ruhe,Ruhe in Bewegung)等套话,在批评雕刻的时候,却不能够直抄的。

他的雕刻的遒劲,猛实,粗枝大叶的趣味,尤其在他的Designs里,可以看得出来;疏疏落落的几笔之中,真孕育着多少的力量,多少的生意!

新近,他为八十八师阵亡将士们造的纪念铜像铸成了,比起那些卖野人头的雕塑师的滑稽来,相差得实在太远,远得几乎不能以言语来形容。一个是有良心的艺术品,一个是骗小孩子们的糖菩萨。这并非是我故意为他捧场的私心话,成绩都在那里,是大家日日看见的东西。铜像下的四块浮雕,又是何等富于实感的创作!

刘开渠的年纪还正轻着(今年只二十九岁),当然将来还有绝大的进步。他虽则在说:“我在中国住,还不如在法国替详蒲奢做助手时的快活。”可是重重被压迫的中国民众对于表现苦闷的艺术品,对于富有生气和力量的艺术品,也未始不急急在要求,中国或许会亡,但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民众,以及由这些民众之中喊出来的呼声民气,是永不会亡的,刘氏此后,应该常常想到这一点才对。

1935年1月24日

记耀春之殇

只教是一个动物,既然生了下来,不过迟早几年或几十年,死总免不了的。中国人的俗语,很彻底的在说,先注死后注生。英文中的一个不能免于死亡的形容词,大家在当作人字解,叫Mortal。

这一种谛观,这一种死的哲学的解识,当然谁也明白,我也晓得;但是对于死之伤痛,尤其是对于一个与己身有关的肉亲的死之伤痛,可终也不能学作太上的忘情。从前的圣贤,为悼爱子之丧,尚且哭至失明,我生原不肖,我又那得不哭?

幼子耀春,生下来刚只两整年;是我们逃出上海,迁住杭州之后的那一年旧历五月十八日生的。搬家的时候,霞就有点害怕,怕于忙乱之中,要先期早产。用了种种的苦心,费了种种的周折,总算把家搬定了,胎也安下了,我们在灯下闲谈,就说及这一个未来的生命的命名。长子飞,次子云,是从岳家军里抄来的名字,同时《三国志》里,也有飞,云的两位健将。那时候我们只希望有一位乖巧的女孩儿来娱老境,所以我首先就提议,生下来若是女孩,当叫她作银瓶,借以凑成大小眼将军一门忠孝节义的全套。而霞又说:“若是男孩呢?可以叫他作亮;有了猛将,自然也少不得谋臣,历史上的智谋奇略之士,我只佩服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武侯。”

他的生日,是一般民间所崇奉的元帅菩萨的生日,元帅菩萨的前身,当然是唐时的张睢阳巡。现在桐庐的桐君山上,还有一尊张睢阳的塑像在那里,百姓祀之唯谨,说这一位菩萨,有绝大的灵感。生下来之后,我也曾想到了那个巡字,但后来却终于被霞说服了,就叫他作亮;小名的耀春,系由阳春,殿春二位哥哥的名字而来的称谓;既名曰亮,自然有光,故而称耀,写作曜字,亦自可通。

他的先天是很足的;生下来时的肥硕,虽没有过过磅,可是据助产妇说来,在杭州城里,产儿的身体肥得这样的,却很少见,三朝之后,就为雇乳母的事情,闹成了满城的风雨。原因是为了他的食量之大,应雇而来的将近百数个的乳母,每人都不够他的一天之食。好容易上诸暨去找了一个人来,奶总算够吃;但吃满周岁,她的奶也终于干涸,结果就促生了他去年夏季的奶疳之病。

去年天热,我和霞和飞,都去青岛住了月余;后来由青岛而之北平,由北平而去北戴河,一住再住,有两个多月不在家里。后来航空信来了,电报来了,都说耀春的病重,催我们马上回家,我们在赶回来的路上,一夕数惊,每从睡梦里骇醒过来,以为这一个末子终于无更生之望了,但后经同学钱潮医生的几次诊治,他的疳病竟霍然若失,到了秋天,又回复了平时肥白的状态。

经过了这一次的大病,大家总以为他是该有命的,以后总是很好养了;殊不知今年春天,又出了慢性中耳炎的恶疾,这一回又因伤风而成肺炎,最后才变成了结核性脑膜炎的绝症,卧病不上半月,竟在5月20日(阴历四月十八,去年有闰月,距他生日,刚满念四个月)的晚上去世了。

他的这一回的生病,异常的乖,不哭不闹,终日只是昏昏地睡着。经钱医生验了血液,抽了瘠髓以后,决定了他的万无生望,我们才借了一辆车,送他回了富阳的原籍。

墓碑葬具以及坟地等预备好之后,将他移入到东门外的一家寺院中去的早晨,他的久已干枯的眼角上才开始滴了几滴眼泪。这是从他害病之日起,第一次见到的眼泪。他人虽则小,灵性想来是也有的。人之将死,总有一番痛苦与哀愁,可怜他说话都还不曾学会,而这死的痛苦,死的哀愁,却同大人一样地深深尝透了;“彼凡人之相亲,小离别而怀恋,况中殇之爱子,乃千秋而不见!”我的衷情,当然也比他自己临死时的伤痛不会得略有减处。

十年前龙儿死在北平,我没有见到他的尸身,也没有见到他的棺殓,百日之后,离开北平,还觉得泪流不止。现在他的坟土未干,我的陪病失眠的疲倦未复,每日闲坐在书斋看看中天的白日,惘惘然似乎只觉得缺少了一件东西;再切实一点的说来,似乎自己的一个头,一个中藏着脑髓,司思想运动的头颅不见了。

十年之中,两丧继体,床帷依旧,痛感人亡;一想到他的明眸丰颊,玉色和声,当然是不能学东门吴子之无忧。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一到深宵人静,仰视列星,我只有一双终夜长开的眼睛而已;潘岳思子之诗,庾信伤心之赋,我做也做不出,就是做了也觉得是无益的。

1935年5月22日

怀鲁迅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

发出了几通电报,荟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22日上午10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1936年10月24日在上海

光慈的晚年

记得是1925年的春天,我在上海才第一次和光赤相见。在以前也许是看见他过了,但他给我的印象一定不深,所以终于想不起来。那时候他刚从俄国回来,穿得一身很好的洋服,说得一口抑扬很清晰的普通话;身材高大,相貌也并不恶,戴在那里的一副细边近视眼镜,却使他那一种绅士的态度,发挥得更有神气。当时我们所谈的,那是些关于苏俄作家的作品,以及苏俄的文化设施等事情。因为创造社出版部,正在草创经营的开始,所以我们很想多拉几位新的朋友进来,来加添一点力量。

光赤的态度谈吐,大约是受了西欧的文学家的影响的;说起话来,总有绝大的抱负,不逊的语气;而当时的他却还没有写成过一篇正式的东西;因此,创造社出版都的几位新进作家,在那时候着实有些鄙视他的倾向。正在这个时候,广州中山大学,以厚重的薪金和诚恳的礼貌,来聘我们去文科教书了。

临行的时候,我们本来有邀他同去的意思的,但一则因为广州的情形不明,二则因为要和我们一道去的人数过多,所以只留了一个后约,我们便和他在上海分了手。

到了革命中心地的广州,前后约莫住了一年有半,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竟被弄得一塌糊涂了;于是在广州的几位同人,就公决教我牺牲了个人的地位和利益,重回到上海来整理出版部的事务。那时候的中山大学校长,是现在正在提倡念经礼佛的戴季陶先生,我因为要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曾和戴校长及朱副校长骝先,费去了不少的唇舌,这些事情和光赤无关,所以此地可以不说;总之1927年后,我就到了上海了,自那一年后,就同光赤有了日夕见面的机会。

那时候的创造社出版部,是在闸北三德里的一间两开间的房子里面,光赤也住在近边的租界里;有时候他常来吃饭,有时候我也常和他出去吃咖啡。出版部里的许多新进作家,对他的态度,还是同前两年一样,而光赤的一册诗集和一册《少年漂泊者》,却已在亚东出版了。在1927年的前后,革命文学普罗文学,还没有现在那么的流行,因而光赤的作风,大为一般人所不满。他出了那两册书后,文坛上竟一点儿影响也没有,和我谈起,他老是满肚皮的不平。我于一方面安慰激励他外,一方面便促他用尽苦心,写几篇有力量的小说出来,以证他自己的实力,不久之后,他就在我编的《创造月刊》第一期上发表了《鸭绿江上》,这一篇可以说是他后期的诸作品的先驱。

革命军到上海之后国共分家,思想起了热烈的冲突,从实际革命工作里被放逐出来的一班“左倾”青年,都转向文化运动的一方面来了;在1928、1929年以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赤的读者崇拜者,也在这两年里突然增加了起来。

在1927年里我替他介绍给北新的一册诗集《战鼓》,一直捱到了1929年方才出版;同时他的那部《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出版的当年,就重版到了六次。

正在这一个热闹的时候,左翼文坛里却发生了一种极不幸的内讧,就是文坛Hegemony的争夺战争。光赤领导了一班不满意于创造社并鲁迅的青年,另树了一帜,组成了太阳社的团体,在和创造社与鲁迅争斗理论。我既与创造社脱离了关系,也就不再做什么文章了,因此和光赤他们便也无形中失去了见面谈心的良会。

在这当中,白色恐怖弥漫了全国,甚至于光赤的这个名字,都觉得有点危险,所以他把名字改了,改成了光慈。蒋光慈的小说,接连又出了五六种之多,销路的迅速,依旧和1929年末期一样,其后我虽则不大有和他见面的机会,但在旅行中,在乡村里所听到的关于他的消息,也着实不少。我听见说,他上日本去旅行了;我听见说,他和吴似鸿女士结婚了;我听见说,他的小说译成俄文了。听到了这许许多多的好消息后,我正在为故人欣喜,欣喜他的文学的成功,但不幸在1931年的春天,忽而又在上海的街头,遇着了清瘦得不堪,说话时老在喘着气的他。

他告诉我说,近来病得很厉害,几本好销的书,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艰难。他又说,近来对于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觉得做人真没趣得很。我们在一家北四川路的咖啡馆里,坐着谈着,竟谈尽了一个下午。因为他说及了生活的艰难,所以我就为他介绍了中华书局的翻译工作。当时中华书局正通过了一个建议,仿英国Bohn’s Library例,想将世界各国的标准文学作品,无论已译未译的,都请靠得住的译者,直接从原文来翻译一道。

从这一回见面之后,我因为常在江浙内地里闲居,不大在上海住落,而他的病,似乎也一直缠绵不断地绕住了他,所以一别经年,以后终究没有再和他谈一次的日子了。

在这一年的夏秋之交,我偶从杭州经过,听说他在西湖广化寺养病,但当我听到了这消息之后,马上向广化寺去寻他,则寺里的人,都说他没有来过,大家也不晓得他是住在哪一个寺里的。入秋之后,我不知又在哪一处乡下住了一个月的光景,回到上海不久,在一天秋雨潇潇的晚上,有人来说蒋光慈已经去世了。

吴似鸿女士,我从前是不大认识的,后来听到了光慈的讣告,很想去看她一回,致几句唁辞;可是依那传信的人说来,则女士当光慈病革之前,已和他发生了意见,临终时是不在他的病床之侧的。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在总商会演宣传反帝抗日的话剧的时候,我才遇到了吴女士。当时因为人多不便谈话,所以只匆匆说了几句处置光慈所藏的遗书(俄文书籍)的事情之外,另外也没有深谈。其后在田汉先生处,屡次和吴女士相见,我才从吴女士的口里,听到了些光慈晚年的性癖。

据吴女士谈,光慈的为人,却和他的思想相反,是很守旧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个具有良妻贤母的资格,能料理家务,终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闺房里伴他著书的女性。“这,”吴女士说,“这,我却办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见相左的地方。”我于认识了吴女士之后,又听到了她的这一段意见,平心静气地一想,觉得吴女士的行为,也的确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当光慈作古的前后,我所听到的许多责备吴女士的说话,到此才晓得是吴女士的冤罪。

又听一位当光慈病殁时,陪侍在侧的青年之所说,则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击,要比身体上的打击,更足以致他的命。光慈晚年每引以为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从事于文艺工作的同时代者,都不能对他有相当的尊敬。对于他的许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并且时常还有鄙薄的情势,所以在他病倒了的一年之中,衷心郁郁,老没有一日开畅的日子。此外则党和他的分裂,也是一件使他遗恨无穷的大事,到了病笃的时候,偶一谈及,他还在短叹长吁,诉说大家的不了解他。

说到了这一层,我自己的确也不得不感到许多歉疚;因为对光慈的作品,不表示尊敬者,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总觉得光慈的作品,还不是真正的普罗文学,他的那种空想的无产阶级的描写,是不能使一般要求写实的新文学的读者满意的。这事情,我在他初期写小说时,就和他争论过好几次;后来看到了他的作品的广受欢迎,也就不再和他谈论这些了;现在想到了他那抱憾终生,忧郁致死的晚年的情景,心里头真也觉得十分的难过。九原如可作,我倒很愿意对死者之灵,撤回我当时对他所发的许多不客气的批评,但这也不过是我聊以自慰的空想而已。

总而言之,光慈虽不是一个真正的普罗作家,但以他的热情,以他的技巧,以他的那一种抱负来写作的东西,则将来一定是可以大成的无疑。无论如何,他的早死,究竟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损失。

敬悼许地山先生

我和许地山先生的交谊并不深,所以想述说一点两人间的往来,材料却是很少。不过许先生的为人,他的治学精神,以及抗战事起后,他的为国家民族尽瘁服役的诸种劳绩,我是无时无地不在佩服的。

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创造社初在上海出刊物的时候,记得是一个秋天的薄暮。

那时候他新从北京(那时还未改北平)南下,似乎是刚在燕大毕业之后。他的一篇小说《命命鸟》,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大家对他都奉呈了最满意的好评。他是寄寓在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辑所近旁的郑振铎先生的家里的。

当时,郭沫若、成仿吾两位,和我是住在哈同路,我们和小说月报社在文学的主张上,虽则不合,有时也曾作过笔战,可是我们对他们的交谊,却仍旧是很好的。所以当工作的暇日,我们也时常往来,作些闲谈。

在这一个短短的时期里,我与许先生有了好几次的会晤;但他在那一个时候,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老是讲不上几句话后,就去找小孩子抛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对他当时的这一种小孩子脾气,觉得很是奇怪;可是后来听老舍他们谈起了他,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

这已经是约近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其后,他去美国,去英国,去印度。回来后,他在燕大,我在北大教书。偶尔在集会上,也时时有了几次见面的机会,不过终于因两校地点的远隔,我和他记不起有什么特殊的同游或会谈的事情。

况且,自民国十四年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到武昌大学去教书了;虽则在其间也时时回到北京去小住,可是留京的时间总是很短,故而终于也没有和他更接近一步的机会。

其后的十余年,我的生活,因种种环境的关系,陷入了一个绝不规则的历程,和这些旧日的朋友简直是断绝了往来。所以一直到接许先生的讣告为止,我却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和他握过最后的一次手。因为这一次过香港而来星洲时,明明是知道他在港大教书,但因为船期促迫,想去一访而终未果。于是,我就永久失去了和他作深谈的机会了。

对于他的身世,他的学殖,他的为国家尽力之处,论述的人,已经是很多了,我在此地不想再说。我想特别一提的,是对于他的创作天才的敬佩。他的初期的作品,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到了最近,他的作风,竟一变而为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却很少有人说起。

他的一篇抗战以后所写的小说,叫做《铁鱼的鳃》,实在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作品,我在《华侨周报》的初几期上,特地为他转载的原因,就是想对我们散处在南岛的诸位写作者,示以一种模范的意思。像这样坚实细致的小说,不但是在中国的小说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于1940年的英美短篇小说界,也很少有可以和他比并的作品。但可惜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竟为他其他方面的学术所掩蔽,人家知道的不多,而他自己也很少有这一方面的作品。要说到因他之死,而中国文化界所蒙受的损失是很大的话,我想从短少了一位创作天才的一点来说,这损失将更是不容易填补。

自己今年的年龄,也并不算老,但是回忆起来,对于追悼作故的友人的事情,似乎也觉得太多了。辈分老一点的,如曾孟朴、鲁迅、蔡孑民、马君武诸先生,稍长于我的,如蒋百里、张季鸾诸先生,同年辈的如徐志摩、滕若渠、蒋光慈的诸位,计算起来,在这十几年的中间,哭过的友人,实在真也不了。我往往在私自奇怪,近代中国的文人,何以一般总享不到八十以上的高龄?而外国的文人,如英国的哈代、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弗朗斯等,享寿都是在八十岁以上,这或者是和社会对文人的待遇有关的吧?我想在这一次追悼许地山先生的大会当中,提出一个口号来,要求一般社会,对文人的待遇,应该提高一点。因为死后的千言万语,总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来得实际。

末了,我想把我的一副挽联,抄在底下:

嗟月旦停评,伯牛有疾如斯,灵雨空山,君自涅槃登彼岸。

问人间何世,胡马窥江未去,明珠漏网,我为家国惜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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