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捍卫领土主权
·毛泽东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
·毛泽东严正指出：“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
·周恩来愤然指出：“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毛泽东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
1964年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正在中国访问的30位日本社会党朋友和其他日本朋友。
被接见的日本社会党朋友有：众议员佐佐木更三、松本七郎，参议员小宫市太郎，众议员大柴滋夫、吉村吉雄，社会党本部书记笠原昭男。
被接见的还有，众议员黑田寿男、石野久男，参议员矢山有作，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冈田春夫、日本全国金属工会副主席高野实、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
毛泽东微笑着与他们一一亲切握手，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毛泽东在谈话说：
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
接着，毛泽东提高声音说：
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1亿，可是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毛泽东的话受到了日本友人的赞同。毛泽东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是有事实根据的。当时，中方已经在和苏联就双方的边界问题进行首次谈判。
1964年2月8日，中苏双方开始派出代表在北京就边界问题进行磋商，但正式谈判还没有开始，双方将在2月底就边界问题进行具体谈判。
双方代表团成员都由外交部、边防军的专家组成。中方的翻译是当时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的李凤林。
谈话一开始，中苏双方对边界领土问题态度的巨大差异立即显现出来。
中方明确表示：
《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有关当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俄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中方的观点依据客观的历史事实，使苏方人员无法作出辩驳。
早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掠夺中国东北领土的条约，又称《中俄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使中国领土、主权蒙受重大损害，而俄国却从中获得巨大的领土利益和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航行权，以及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
沙皇俄国将穆拉维约夫割占我国黑龙江地区的行动方式概括为一个侵略公式：“必须以实际占领地方的办法来支持俄国外交上的要求。”
其后，俄国割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中国西北大片领土。《瑷珲条约》的签订，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开了一个罪恶的先例。
1860年订立《中俄北京条约》时认可了《瑷珲条约》。这样，俄国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1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曾涌泉强烈谴责苏方行径
1964年2月25日上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会谈。
会谈刚开始时，苏方并不认为这是一场解决边界全线问题的谈判，只是就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因“勘界已经过去多年，地形难免有些变化”，需要进行磋商。
2月25日会谈开始时，在中苏双方的对外宣传口径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差异。中方宣布：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了。
苏方则宣布：关于“某些地段”的磋商开始了。
苏方一开始也不认可中方提出的以条约线作为划界唯一基础的提法。他们提出了一个“三条线”论，除了条约线外，还有实际控制线和历史形成线。对苏方来说，这两条线都大大越过了条约线。
没想到，中方提出的以条约线为基础进行谈判的要求招致苏方的强烈反对。苏方代表团团长泽里亚诺夫对中方的这一要求深感“震惊”。
在苏方代表团成员眼里，不平等条约问题简直就是一个设给苏联未来的圈套。
苏联代表认为：
苏方如果承认了以往条约的不平等性，这些条约就成为无效条约。这等于赋予了北京这样一种权力，即假如它认为有必要，莫斯科就应当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归还中国。这是苏方绝对不能接受的。
在第三、第四轮谈判时，中苏双方论战的火药味日益浓烈。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时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的曾涌泉。
曾涌泉于1902年5月15日生，四川省新都县桂林乡人。原名吴大猷，曾用名集之、梓材等。
曾涌泉早年留学苏联，建国前长期在军队工作。曾任中央军委编译局局长兼延安俄文学校校长、石家庄警备司令等职。
建国后，曾涌泉担任要职。1949年10月到1952年任驻苏联使馆公使兼参赞、1952年9月到1955年1月任中国驻波兰大使、1955年4月到1957年5月任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
在会谈中，面对苏方的无理取闹，曾涌泉激愤地说：
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承认你们的侵占是合法的！
这时，苏方人员哑口无言。
双方在不平等条约上的纠缠，后来随着双方交换地图而有所消减。
在中苏首次边界谈判中，从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出发，中国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
任何一方违反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全部无条件地退还给对方。但是，不排除双方在条约的基础上，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然而，苏联方面拒绝接受上述中国方面的合理建议。他们拒不承认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坚决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为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基础。
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方代表认为：
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中方的立场既宽宏大量又公平合理，中方在发言中还表示对历史形成的情况苏联人民没有责任。
苏方不但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而且不同意以那些条约作为唯一基础来解决边界问题，竟然要中国把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划归苏联。
这实际上反映了苏方的立场，即：中苏边界根本没有问题，个别地段由于界标年久失修，核对一下就万事大吉。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根本无意解决问题，他们的战略意图是，用边界问题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同时支持中国的邻国，特别是越南和印度给中国制造困难，形成对中国的包围。
代表团捍卫对珍宝岛的主权
1964年2月下旬，中苏边界会谈继续进行，在半个月的会谈中，由于苏方固执己见，中苏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这次会谈中，苏方表示：根据旧的条约，边界线贴着中国一侧的河岸，从法律上说，那些岛屿应该归属苏联。
尽管苏方如此，中方仍然表示：
我们还是愿意照顾住在边境地区的中国居民的利益，允许牧民在严格说来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放牧和砍柴。
谈判中，中苏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但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
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所以，中方坚持认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其理由是：1689年9月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边界东段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均为中国领土。而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当时还是中国的内河。
《中俄北京条约》规定：
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
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归属。所以，珍宝岛及其附近的卡脖子岛和七里沁岛均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属中国管辖，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一直有中国居民在这些岛上进行生产。
0在谈判中，苏联方面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苏联代表指出，当前远东地区苏中存在的这条边界“是许多世代以前就形成的，是沿着自然的界线通过的，这条界线把苏联和中国的领土分割开来”。这条边界是由《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法律上规定的。
对此，中方认为：
1860年以前，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还是中国的内河。自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北京条约》才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
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因此，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并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
中方还强调：
珍宝岛原来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江岸的一部分，后来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至今枯水期珍宝岛还和中国江岸相连，岛西边的江汊从来没有成为航道。
这时，苏联搬出《中俄北京条约》附图，说这张地图标明的分界线，在珍宝岛地区“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他们企图“以此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
但是，这张附图是1861年勘界前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当时，中俄双方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附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
这张附图上的红线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更不是为了划分岛屿的归属。因此，它根本不能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
事实上，《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苏双方一直是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并进行管辖的。俄国边界官员给中国方面的信件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
早在1908年5月8日，沙皇俄国阿穆尔州边界官员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明确指出：
如果两国以河流分界，则以循河流中心之线作为边界线。在通航河流上，该线即为航道。
同年9月6日，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再次指出：“河流中的岛屿系以航道划分。”
因此，苏方代表在谈判中不得不承认，《中俄北京条约》附图的“红线不能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也不可能划分岛屿归属”，并且不得不同意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该“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
中苏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因无法达成协议，只好告一段落。但是，关于珍宝岛等岛屿归属问题的争论，成为后来中苏冲突的导火索。
中方反驳赫鲁晓夫的谬论
1964年8月下旬，中国代表团把《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看作是不平等条约，提出以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为基础，来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并在此条件下对双方边界的个别地段作必要的调整。但是，苏联代表团拒绝接受这些建议。
虽然原则上双方已经商定在晚些时候继续于莫斯科会谈，但后来没有举行进一步的谈判。中苏边界谈判因此陷入僵局。
实际上，早在1963年，中方提出中苏边界问题时，双方便开始了争论。
那是1963年3月，中国首先公开提到了修正边界的可能性，以此作为对1962年12月12日赫鲁晓夫讲话中的一段内容的答复。
在这段话中，当赫鲁晓夫为古巴危机期间他的政策辩护时，谈到中国对西方列强原来吞并中国领土的态度。
赫鲁晓夫宣称：
一个人必须十分谨慎，不要以不负责的指责匆匆行事，例如：一些人执行正确的政策，而另一些人执行错误的政策；有些人攻击帝国主义，而另一些人容忍帝国主义。
赫鲁晓夫讽刺性地把印度驱逐果阿地区的葡萄牙人与中国政府对澳门、香港采取和印度类似的行动相对照之后，继续指出：
来自这些地区的气味决不比果阿地区的殖民主义所释放出来的气味芳香。但是，谁也不会指责中国使殖民主义的这些碎砖烂瓦保持原样。刺激中国采取自己认为不合时宜的行动，这将是错误的。如果中国政府容忍澳门和香港，很明显，她这样做是有正确的理由。因此，指责中国这些做法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和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让步和姑息，这将是荒唐可笑的……
3月8日，为了答复赫鲁晓夫这段话，《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文章，其实质是反驳赫鲁晓夫的谬论，捍卫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文章指出：
有些人故意曲解和攻击我们关于对帝国主义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观点，说我们反对同帝国主义谈判。美国共产党在它的声明里，也跟着别人毫无道理地歪曲和攻击我们的这种观点。其实，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一向赞成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坐下来进行谈判，包括举行大国首脑会谈，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他们也知道，我国政府为了实现这个主张，作了积极的努力和重大的贡献。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地歪曲和攻击我们的这种正确的立场呢？
接着，文章不点名地提到赫鲁晓夫：
你们不是不知道，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试问，你们提出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你们是不是想过，这样做会引起什么后果呢？难道你们认为，这样做对你们真的会有什么好处吗？
从表面上看，你们似乎赞同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但是，你们又拿印度解放果阿来同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相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们无非要证明中国人是胆小鬼。老实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我们的勇气和坚定性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领教过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朝鲜战场上，同朝鲜人民并肩抗击美国侵略者达三年之久，洒下了自己的鲜血。你们现在竟然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嘲笑我们，难道不觉得自己是“愚蠢的”、“可悲的”吗？
文章提到了旧中国被迫签订的9个条约，其中包括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这篇评论被看作是中国保留要求在将来某个时期归还这些领土的权利的一个建议。
9月21日，苏联政府发表的声明宣称：中国“故意侵犯”苏联边境，并且中国宣传机构要求修正边界。
苏联的声明指出：
1960年以来，中国的军队和平民一直故意地侵犯苏联边境。在1960年一年，中国一方对苏联边境的侵犯记录达五千余次。中国一方未经允许还试图“开发”一些地区的苏联领土。
声明继续引用了被称为中国满洲政府所发表的一份文件，并提供了中国渔民不理睬苏联边防战士发出的不要接近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有争议的岛屿的命令的事实情况。
声明继续说：“苏联政府多次邀请中国政府就确定边界线问题举行协商会谈，以排除任何可能的误会。然而，中国一方在继续侵犯边界的同时，回避了这些协商会谈。这只能使我们提高警惕，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宣传机构在明确地暗示所谓过去所造成的苏中边界某些地区的‘不公平的定界’。不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人为地造成任何领土问题，都将会走上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9月6日，《人民日报》称，苏联一些机构和人员在新疆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并且胁迫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跑入苏联”。
9月20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一篇访问记说，4名新疆难民说：中国对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这些人的态度大大恶化了，特别是当他们自称是苏联公民时；他们谎称，大约有400名同情苏联的干部被送到了劳改营。
这样，中苏双方在极不友好的气氛下开始会谈，最终，于1964年8月，会谈不欢而散。
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
1964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
毛泽东严正指出：
战备问题是从我们同赫鲁晓夫多年的斗争中引出来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来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
7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一批日本友人，在谈话中，毛泽东说：
中国还没有向苏联提出清算关于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堪察加半岛以及其他城镇和贝加尔湖东部地区的账，这些地区大约在一百年以前就已经成为俄国的领土了。
9月2日，苏联的《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谈话，同时配发了一个长篇社论。
该社论说，坚持中国领土要求的任何企图都会发生“最危险的后果”。
《真理报》的社论扭曲了事实，文章指出：
我们面临着一个具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这个计划不是出现在今天，也不是出现在昨天。1954年，中国出版的一本现代史教科书上的一幅地图标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这幅地图把缅甸、越南、朝鲜、泰国、马来亚、尼伯尔、不丹和锡金都包括在中国地盘之内。中国北面的边界穿过斯塔诺夫克山脉，切断了苏联的沿海领土。在西面，吉尔吉斯、塔吉尔、哈萨克一直到巴尔喀什湖的一部分领土被包括在中国地盘之内。库页岛也标明为中国的领土。如果人们相信这本教科书，那么所有的这些土地和国家就是“中国政府的版土”，并且它们已经被从这本教科书中给划走了。
最后，《真理报》宣称：“任何试图重新划分世界地图的做法”都将会导致“最危险的后果”。
虽然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十分明显，但并没有公开地争吵，双方都在通过第三方来发表自己的看法。
9月1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客人谈话时解释说，他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不过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指出：
毛泽东宣称，苏联面积太大，沙俄占领了太多的中国领土。我不愿维护沙皇主义；沙皇和中国皇帝是一丘之貉。可是中国皇帝征服了内蒙古、满洲、西藏和新疆。新疆不是中国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居住在那里。大多数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居住在苏联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但是新疆也有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甚至还有乌兹别克人。因此，同样，独立的蒙古国只有一半蒙古人。另一半蒙古人定居在中国。毛泽东希望不在政治基础上而在人种论的基础上解决政治问题。如果在人种论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我们不缺乏论据。哈萨克必须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支持民族自决。中国人也必须同样如此。
在中苏进行的边界谈判中，中方在发言中引经据典，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谴责沙俄割占中国领土，并特别指出：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宣布过，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所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
苏方则声称，两国封建皇帝都是侵略者，列宁在世时就已废除了对华的不平等条约，抨击中方诬蔑列宁“没来得及”废除所有对华不平等条约。
苏方一直回避把这次谈判称为“边界谈判”，而称之为“苏中关于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磋商”。
在这次谈判中，双方交换了标有各自主张的边界线的地图，具体讨论了东段边界问题，并根据主航道划界原则，就大部分地段的边界线走向取得一致。
但因为双方对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子岛的归属争议不下，谈判无果而终。
早在5月初，作为苏方代表团团长，泽里亚诺夫上将曾专门飞返莫斯科，向赫鲁晓夫阐述苏方代表团的意见，并获得首肯。这个意见是：必须在根据条约划定边界和解决边界全线问题上迎合中国。
这场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边界谈判，直到双方行将对东段边界达成协议时，还没有迈过不平等条约这一当初设定的最低门槛。
莫斯科的顽固态度使毛泽东意识到，中方必须以更加强硬的态度进行回应。
毛泽东在中苏首次边界谈判之后，又在多次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
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
1964年9到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勘察了当年苏军实施远东战役时的进攻路线。
与此同时，中国对中苏西段边界的防卫工作也有所加强。
周恩来探明苏联领导的态度
1964年2月到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会谈。由于苏方并无诚意，造成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协议，反而使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大大增加。
就在这时，苏联国内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
10月14日，苏共中央解除了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0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又解除了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当赫鲁晓夫被告知这一决定时，他目瞪口呆，紧接着又暴跳如雷，破口大骂，然而，却已是无可奈何了。
中共中央得知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消息后，表示谨慎的欢迎。
中共中央希望苏共新的领导上台后能与赫鲁晓夫的政策有些区别，向好的方向转变。
10月16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共新领导发了贺电。
贺电表示：
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当时，在解决中苏边界争端的问题上，双方陷入僵局，大大小小的冲突在中苏边界时有发生。为了挽救中苏友谊，中央派出代表团赴苏，探明苏联新任领导的态度，以便作出决策。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
11月5日，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刘晓、伍修权、乔冠华、余湛等参加庆贺会的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有关各方负责人到机场迎接。
周恩来与柯西金亲切握手。周恩来这次是抱着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而来的。然而，周恩来的良好愿望很快就被苏方破坏了。
11月9日，中苏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谈前，周恩来多次向苏联新领导探询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但他们始终守口如瓶，讳莫如深。
第一次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要求苏共中央就此作些通报和说明。但勃列日涅夫仍然搪塞，说这个问题可以下次再谈。
周恩来看出勃列日涅夫缺乏诚意，执意不谈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便料定再就此提问也无用。于是，周恩来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的会成熟了。依我们看，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
勃列日涅夫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除此别无他途。”
周恩来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会议？”
早在1964年7月30日，赫鲁晓夫给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兄弟党发出一个通知，命令在12月15日召开一个各兄弟党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的文件。这是一个所谓的“要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的反对中国的分裂会议。
周恩来说的正是指这个会议，周恩来希望从中看出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有所区别。
然而，勃列日涅夫回答得很坚决：“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起草委员会。”
周恩来接着说：
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找出一个途径，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这是一回事。坚持苏共中央1964年7月30日的信中通知召开的12月15日的起草委员会，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的文件，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命令召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搅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
勃列日涅夫说：“召开这个会议是我们党的决议，是建议，不是命令。”
周恩来坚决地说：
8月30日，我党给你们的信中已答复，你们召开的那个会议是分裂会议，我们主张开团结会，反对开分裂的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坚决反对，绝不参加。这是我们党的决议。
勃列日涅夫说：“你们党的复信带有命令的口吻。”
周恩来反驳说：
我们的信是我们两党来往的信，是建议。你们是由一个党决定，通知其他25个党参加开会，不来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党不参加也要开。这不符合兄弟党协商的愿望，也不符合1960年声明中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嘛！
周恩来把勃列日涅夫反驳得哑口无言。
周恩来又说：
我们获悉，早在1964年2月12日，苏共中央就背着中国党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反击”，并且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到7月30日，赫鲁晓夫就下达了开会的通知。显然这是个有预谋的反对中国党的分裂会议，怎么能指望我们党参加呢？
最后，周恩来表示：
迄今为止，已有7个党表示不参加12月15日那个会。我们建议另辟途径，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会。不要把兄弟党的会议同赫鲁晓夫7月30日下的命令联系在一起。如果你们执意要这样做，那就是分裂。
但是，苏方不听劝告，执意要召开12月15日会议。米高扬说：“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
米高扬的发言最后证实了苏联新领导还是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
周恩来听了米高扬的话后愤然指出：
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米高扬狡辩说：“我讲的是思想上的分歧。我们是集体领导，党的决议和纲领是集体作出的，没有什么赫鲁晓夫的那一套。”
周恩来反问道：“那你们和赫鲁晓夫有什么区别？”
勃列日涅夫等人又说不出来。
周恩来通过要不要召开12月15日这个会议，机智地探询到了苏联新任领导对中国的态度，使他们露出了和赫鲁晓夫在对华政策上完全一致的真相。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周恩来与代表团成员仔细分析研究几天来与苏联新领导接触会谈的情况。
周恩来说：
现在情况弄清楚了，虽然新领导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要坚持赫鲁晓夫这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关于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问题也不会给我们讲什么了。我们继续留在此地已无益。但对他们的意见还应作个正式答复。答复中留个沟通的渠道，对中苏两个大国来说还是必要的。
11月11日，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人举行第二次会谈，对苏共中央的意见作出如下答复：
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区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贺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还是坚持不变。
第二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
第三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恩来的这番话表明这次中苏首脑会谈已处于破裂。但周恩来没有把双方继续接触的门关死，周恩来还表示：
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找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双方努力。如果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勃列日涅夫等人企图为这次会谈破裂而辩解，把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周恩来对此进行了严词驳斥。周恩来指出：
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什么好谈了。你们坚持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
11月13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离开莫斯科回国。柯西金前往机场送行。
周恩来和柯西金同乘一辆轿车。在车上，气氛极为沉闷。
柯西金似乎想要打破这种沉闷，他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
周恩来问柯西金区别何在？
柯西金闪烁其词，似有难言之隐。
周恩来这次访问苏联，虽然由于苏联新领导缺乏诚意而未能找到中苏团结的新途径，但至少了解到了苏联新领导的政治动向。
周恩来阐明了中国政府维护中苏团结的严正立场，捍卫了国家的尊严。
11月14日，当周恩来率代表团降落在北京机场时，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数千人的热烈欢迎。
1965年2月，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途经北京。
周恩来最后一次离开莫斯科时曾对苏联新领导人说：“我们的门是开着的。”
为了表示我党和政府的诚意，周恩来在北京接待了柯西金一行。
柯西金来回两次途经北京，周恩来都亲自到机场迎送，并与柯西金举行了5次会谈。
在苏联政府内部，柯西金还是倾向于对中国友好的。但他也不敢不看勃列日涅夫的眼色行事。
在会谈中，周恩来同柯西金就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及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两党、两国关系问题上，免不了又是一番争论。
谈到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时，周恩来说：
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撤走，另一种是扩大战争。前一种可能性小。我们随时准备应战，他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争。如果美帝挑起战争，我们准备好了，美国懂得朝鲜战争的后果如何。在朝鲜战争中，我们没有把苏联也拉进去。如果美帝在印度支那要扩大战争侵犯中国，我们要回击，但不会把它扩大到全世界。
周恩来这番话，可谓是话外有音，既表明中国对美国侵略战争的严正立场，同时也是暗示苏联，不要试图对中国轻举妄动，不要再在中苏边界搞小动作。
柯西金当然听出了这个意思，他显得有些尴尬，他回答说：“我十分了解中国情况，相信中国对军事行动是谨慎的。”
事后，柯西金说：
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全世界都说周恩来同志是最伟大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