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朴趾源文学中渗透的中国因素
第一章
朴趾源文学的哲学根柢
16世纪末17世纪初，朝鲜王朝在经历了“壬辰”和“丙子”[1]两次战争之后，经济萧条、社会秩序紊乱，财政陷入极为窘迫之境，但统治阶层并未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反而变本加厉地对农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统治阶层通过土地兼并、赋税等政策不断搜刮民财，致使阶级矛盾愈演愈烈，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与此同时，统治阶层内部也同样矛盾重重，党争和士祸屡屡发生。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使大批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逐渐沦落为身份更为低下的贱民，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最终致使农民战争不断爆发。为了缓解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朝鲜朝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担。他们推行科田制，废除贵族占有大土地的现象，并解放了大批的奴隶，同时还在农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到了朝鲜朝后期，社会贫富差距逐渐加大，朝鲜社会身份制度开始动摇，身份买卖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朝鲜的进步学者们开始对以“性理学”为统治思想的朝鲜社会产生质疑，并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新的思索。
朴趾源作为18世纪朝鲜的进步学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将自己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同朝鲜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指出以“经世致用”“利用厚生”为宗旨的“实学”是指导朝鲜社会改变落后现状、实现国富民强的正确思想；而18世纪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繁荣的社会文化为朝鲜社会今后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因此，朝鲜社会必须改变传统的“华夷观”，更新落后的“士意识”，客观、全面、正确地认识清代的进步文化，通过“北学中国”来实现朝鲜社会的发展。
第一节
朴趾源的实学思想
“实学”是儒家文化的传统精神，它所强调的就是“实”，是一种实用之学。实学的概念在中国历史悠久，早在《孟子》中就论述了仁、义、礼、智、信的实，[2]在《礼记·礼运》中也强调了“义之实”指出“礼也者，义之实也。”明清之际，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们力主社会改革，他们积极参与到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的实学思潮之中，批判程朱理学空谈性理，倡导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之学，并将这种实学精神贯彻于自然、社会、思想文化等各领域。
朝鲜实学正是在中国实学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是朝鲜特定时期的产物，反映了17世纪朝鲜朝的时代特征。17世纪的朝鲜在经历了“壬辰”“丙子”等战乱之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内各阶层之间矛盾不断加剧，两班阶级中的一些进步文人开始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他们反对儒学者们空谈空论性理学，将目光集中在解决社会问题的经世致用之学和作为农工商贾技术改革的实学之上。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以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为宗旨的朝鲜实学应运而生。朝鲜实学是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上半期在朝鲜社会形成的，是以改革社会弊端为目的的进步社会思潮。
朝鲜实学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前期，以李晬光（1563—1628年）、柳馨远（1622—1673年）、李瀷（1681—1763年）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或“经学派”；18世纪中期到后半期，以洪大容（1731—1783）、朴趾源（1737—1805年）为主要代表的“利用厚生派”或“北学派”；19世纪前半期以金正喜（1786—1856年）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或“考据派”。朴趾源的实学思想正是朝鲜“利用厚生派”实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以“利用厚生”作为18世纪朝鲜社会改革的思想指导，提倡“北学”“西学”，主张发展商业贸易，为朝鲜后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宇宙无限，万物同源
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主张反对程朱理学的空谈心性，提倡经世致用和社会改革，同时也非常注重西方先进思想的学习和借鉴。西学的传入是这一时期经世实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利玛窦的传教到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等先进科学的传入，这些内容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明清之际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当时的朝鲜却因闭关锁国政策无缘接触先进的西方学术，朝鲜进步的思想家们便采用了迂回策略，通过中国间接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将这些西洋文化带回本国，为朝鲜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其中最为代表的就是北学派实学思想家洪大容在天文、地理、数学等方面的造诣，同时还提出了地转说、宇宙无限说和银河说等进步观点。
朴趾源在对天体宇宙的认识上同洪大容的观点是一致的，否定传统的天圆地方说，提出“地动说”和“宇宙无限说”。朴趾源认为：“今此地球面面开界，种种附足，其顶天立地与我无不同也。西人既定地为球，而独不言球转，是知地之能圆而不知圆者之必转也。故鄙人妄意以为地一转为一日，月一匝地为一朔，日一匝地为一岁，岁（岁星）一匝地为一纪，星（恒星）一匝地为一会。”[3]以朴趾源为代表的实学家不仅肯定了“地圆说”，并且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地动说”。
北学派思想家并未止于对宇宙天体问题的研究，而是将对宇宙天体的认识扩展到实体论的范畴，作为他们实学思想的一个理论基础。北学派实学思想家以北学为出发点，批判传统的华夷观，主张“华夷一也”。他们同以往的实学家不同，以李瀷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学派虽然也较早地对北伐思想提出了批判，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反驳的理论根据，而北学派思想家从科学的宇宙观出发，通过地圆地转、宇宙无限等一系列宇宙论来证明宇宙天体的实存性，并将此观点进一步延伸到中华和夷狄的关系论证方面。
他们在宇宙无限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了以中华为中心的华夷观，提出了“华夷一也”的进步观点。洪大容指出：“自天视之，岂有内外之分哉？是以各亲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国，各安其俗，华夷一也。”[4]北学派所提出的“华夷一也”这一认识，是建立在科学的宇宙观的基础上，有充分的科学论证和理论基础的进步观点。
实学派的这一观点不仅较之传统的“天圆地方说”有较大的进步，对“地圆说”也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补充和完善。但是由于朝鲜社会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朝鲜社会最初接触到西学，主要是通过中国来实现的，所以对西学并未能全面地了解。“大约西人不言地转者，妄意以为若一转地则凡诸躔度，尤难推测，所以把定此地，妥置一处，如插木橛，然后便于推测也。”[5]朴趾源以为西人仅仅只是提出了“地圆说”，而朝鲜人却将其扩展为“地动说”。事实上，早在两百年前哥白尼就已经提出了“太阳中心说”，指出地球不仅能够自转，同时还能围绕太阳公转。朝鲜社会由于长期对外实行封闭政策，致使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在两百年后依然未能被朝鲜人熟知。
朴趾源在《鹄汀笔谈》文中还记载道：“浮空三丸者，日地月也。今夫说者曰：‘星大于日，日大于地，地大于月。’信斯言也。……自彼满天星宿，视此三丸，其罗点太空，自不免琐琐小星。今吾人者，坐在一团水土之际，眼界不旷，情量有限则乃复妄把列宿分配九州。今夫九州之在四海之内者，何异黑子点面？所谓大泽礨空者是也。星纪分野之说，岂非惑哉。志亭自信斯言，至琐琐小星乱圈之。鹄汀甚称‘奇论快论，发前人所未发’。”[6]洪大容提出“宇宙无限说”，朴趾源又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太阳、地球，以及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关系，即太阳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球。由此也可以看出，朝鲜虽然通过中国了解到西学，但是西学在中国却未能得以较好地发展，以至于同中国相比，18世纪的朝鲜反而提出了更为进步的天文学说。
朴趾源还承认宇宙的客观存在，认为宇宙是由微尘组成的，即承认万物起源的同一性。他在《鹄汀笔谈》中指出：“以吾等尘界想彼月世，则亦当有物积聚凝成，如今大地一点微尘之积也。尘尘相依，尘凝为土，尘麤为沙，尘坚为石，尘津为水，尘暖为火，尘结为金，尘荣为木，尘动为风，尘蒸气郁，乃化诸虫。今夫吾人者，乃诸虫之一种族也。”[7]在朴趾源看来，天地万物都起源于一粒微尘，都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存在，这同老子的万物同源思想如出一辙。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认为，天地同根，万物同源，“道”是世间万物最初的本源，“道”孕育了世间万物。
二、北学中国，实业救国
早在17世纪，朝鲜实学思想家李瀷就提出了要反对朝鲜性理学空谈空论的空疏学风，倡导清代进步思想家们所提出的经世实学，并以此解决社会矛盾，推动朝鲜社会的发展。而到了18世纪，随着清代康乾盛世的出现，许多朝鲜实学家对清代的认识开始有所转变，不再盲目地主张北伐，而是提出了北学中国的进步主张。
朴趾源作为北学派文人，指出要以“利用厚生”为思想指导，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从朝鲜的社会现实出发，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实施改革，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积极进步的改革措施与发展方案。可以说，北学派是在朝鲜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封建社会制度濒临崩溃之际出现的进步学派，他们通过对清代文化的切身体会与了解，改变了对清的传统认识，并提出了北学中国的进步主张。而北学派所主张的实学思想与中国的清代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从清代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进步思想，并使之构成朝鲜实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朴趾源在随朝鲜燕行使团出使中国之后，亲眼看到了清代社会的繁荣景象，而对比自己国家的落后更加坚定了北学的主张，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清代的利用厚生之学。在他们看来，清代入主中原以后“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之良法美制度”，这种做法肯定了“中华可尊之实”，而作为落后的朝鲜更应该学习这种“利于民而厚于国”的做法，只有做到了“师夷长技”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无可观可以”。[8]而要把北学思想真正的带入朝鲜，让朝鲜主动学习清朝的先进文化和科技，首先必须让朝鲜社会摒弃传统的华夷观，对华夷问题进行新的诠释。朴趾源针对朝鲜传统的华夷论，提出了“苟使法良而制美，则固将进夷狄而师之”[9]的进步主张。只有向清代学习，即北学中国，朝鲜社会才会有发展的希望，才能够改变落后的社会面貌。
所谓“北学”，意出孟子“陈良之语”。《孟子·滕文公章句》中记载：“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中尼之道，北学于中国。”朴趾源反对当时朝鲜社会性理学者们的“空谈空论”，批判他们“士或高谈性命，而遗于经济。或空尚词华，而罔于有政”。[10]他主张北学，目的是为了改变朝鲜王朝极其落后、贫穷的社会现状。
朴趾源的很多作品都是以“北学中国”为主要基调，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热河日记》。该作品中记载了朴趾源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而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利用厚生之法。朴趾源刚到达辽东之时便感慨道：“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豚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亦皆精丽如画。嗟呼！如此然后，始可谓之利用矣。利用然后，可以厚生。”[11]在朴趾源看来，中国随处可见利用厚生之法，猪圈、牛栏、柴堆、粪等，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都是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都被收拾的井然有序，治理有方。另外，朴趾源还主张学习中国的手工技术，在《热河日记》的“车制”篇中，朴趾源详细地记载了清朝社会的用车状况以及各种造车技术。如载人的“太平车”，载物的“大车”，农业灌溉用的“龙屋车”“龙骨车”“恒升车”“玉恒车”，还有救火用车、战车等。朴趾源指出中国之车使用非常普遍，“沿道千里，日阅万车”。
同清代相比，朝鲜的车不仅在数量上较少，在质量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车制”中写道：“我东未尝无车，而轮未正圆，辙不入轨，是犹无车也。然而人有恒言曰：‘我东岩邑不可用车。’是何言也。国不用车，故道不治耳，车行则道自治，何患乎街巷之狭隘，岭阨之险峻哉！”[12]朝鲜境内也并非无车，只是“轮未正圆，辙不人轨”，而朝鲜人却以街道狭小、山势险峻为由声称“东岩邑不可用车”。朴趾源通过在中国的实地考察，指出“中国固有釖阁九折之险，太行羊肠之危，而亦莫不叱驭而过之。关陕、川蜀、江浙、闽广之远，巨商大贾及絮眷赴官者，车毂相击，如履门庭，訇訇轰轰，白日常闻雷霆之声。”[13]
朴趾源用事实论证了朝鲜人对车的错误认识，并得出“中国之货财殷富，不滞一方，流行贸迁，皆用车之利也”的结论。朝鲜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交通不便，所以才会出现“岭南之儿不识虾盐，关东之民沉楂代酱，西北之人不辨柿柑”的情况。朴趾源认为所有的弊病都源自于“车不行域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车的存在和使用至关重要，它不仅仅只是一种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物资流通，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国之大用，莫如车”“至于乘车、载车，尤系生民先务”。所以朴趾源强烈倡导改革朝鲜落后的交通现状，提出要改进朝鲜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必须推广使用中国之车。除了中国的车制，朴趾源还提出要学习和利用中国的制陶技术、盖房技术、烧砖技术等等。同时还提出了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性，将畜牧业作为“实业救国”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古代社会，马、牛等牲畜不仅是农业耕作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手段，发展畜牧业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朴趾源指出：“国俗所以贫者，盖由畜牧未得其道耳”[14]。而同中国相比，朝鲜的畜牧业发展相对滞后，所以学习中国先进的畜牧之法也是北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朴趾源同其他实学思想家最大区别在于，他不仅仅只是北学思想的倡导者，同时还是一个实业家，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改革措施，并付诸实践。在畜牧业问题上，朴趾源就具体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方案。首先要改良品种，可以从中国引进好的品种；其次要熟悉马性，改变以往的牧马之法；最后要培养牧马之人，提高牧马人的素质。朴趾源的这些建议是在经过实际调查后得出的，非常具有科学性，对朝鲜社会畜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北学中国”是朴趾源实学思想的出发点，而“实业救国”则是朴趾源北学中国的根本目标。清代在历经一百年后依然能够呈现出繁盛的社会景象，就证明了传统华夷论的错误和偏激。所谓的夷狄文明同样也可以“法良而制美”，北学中国是朝鲜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发展农业，以农为本
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社会，农业是社会经济的根本，它不仅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定，还直接影响到整个封建政权的统治。“以农为本”一直以来都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北学派思想家同样肯定农业的重要性，认为要发展社会经济，缓和社会矛盾，首先必须解决农业上的问题，但是他们更注重的是农业生产、农业改革、农业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问题。
“正德、利用、厚生”思想在中国早已存在，而朴趾源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深化，强调“利用厚生”的重要性，他认为“利用成则厚生行，厚生行则正德成。”[15]朴趾源将“利用厚生”思想应用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革，为朝鲜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朴趾源对于农业生产方面的认识，以及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农业改革措施，都收录在他的《课农小抄》中，这部作品中既包含了丰富的哲理、政治和经济思想，同时也融入了丰富的农业科学和技术，是朴趾源对“利用厚生、国强民富”理论的实际运用。朴趾源认为“人皆知农之能养人也，而不知圣于农者之乃能使人聪明睿智体康无殃也，又能使天下之人童朴一心，以至于主位尊而公法立也，大哉农乎。”[16]农业生产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对教化民众同样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到国家的秩序和社会的安定。“君以民为重，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农以力为功。所因如此而司农之官，教农之法，劝农之政，忧农之心。”[17]统治阶层要想实现政治上的安定，首先必须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必须将“农法”和“农政”放于首位。
朴趾源以实学思想为指导，主张学习中国清代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以此来促进朝鲜社会农业的发展。朴趾源通过对中国实地的观察，认识到朝鲜粮食产量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原因，同时也发现了朝鲜社会在农业方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朴趾源回国后向国王上奏了一些有关农业耕作的具体方法，如对垦荒、肥料、水利、农业机械以及耕作方法等诸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其中还具体阐述了选种、收割、打谷等农事操作方式。
朴趾源指出：“圣人之利用厚生之道，唯恐其巧之未尽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械不利而能善其事者，未之有也。……如欲利其器械，则莫如学中国。学中国者，学古圣人之法也。将谓今日之中国，非古之中国而耻学焉。”[18]朴趾源认为，改革农业生产需要学习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尤其是农业机械方面的改革，有了先进的机械设备才能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
朴趾源极为重视水利建设，建议按照中国的用水之法，来进行朝鲜的农业生产。他在《课农小抄》中指出：“中国所制有翻车转筒数法。徐玄扈所称括过盘吸四法中，盘之法是也。其激转之术，所用人畜风水之力，各自不同，而巧拙省费，益相悬絶。盖后出愈巧，愈巧愈省。”合理的利用水利，不仅能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还能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可谓事半功倍。
朝鲜社会的农业生产相对比较落后，农耕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朝鲜耕地皆“广亩漫种，苗生无行列之法”，但在中国却对耕地进行细垄，“黍稷粟豆挟垄而生”。同时中国还对粪肥进行充分的利用，“粪涵，至秽之物也，为其粪田也，则惜之如金”。中国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智慧，化腐朽为神奇，真正做到了的“利用厚生”。朴趾源在中国亲眼见到当地的居民不辞辛劳地在牛马之后捡拾粪便，而这在朝鲜是不曾见过的。“臣尝经过燕蓟之间，每见居民，腰悬一篮，手持铁搭，伛偻于来牛去马之后，而拾其所遗，可谓勤苦之甚。而到处粪堆，方圆棱隅，整整如亭台，未见其狼藉差池。庄生所谓道在粪壤者，良觉是矣。”[19]朴趾源不仅主张在农业机械、水利等方面学习中国的先进技术，在农业耕作和粪肥等方面同样应该向中国学习。
北学派实学家关注农业生产问题，其中对土地问题尤为关心，他们主张土地公有化，反对大地主兼并土地。以洪大容为代表的北学派最早提出了“均田”的思想，主张“禁绝兼并”，意在实现“分田制产”。而朴趾源又提出了“限田”的主张，希望通过限田之策来实现均田的目标。朴趾源在《限民名田议》中指出：“限田而后，兼并者息。兼并者息，然后产业均。产业均，然后民皆土著。各耕其地而勒惰着矣，勒惰着而后，农可劝而民可训矣。臣于农务之策，不当更赘他说。”[20]朴趾源认为两班贵族兼并了大面积的土地，这些是导致广大农民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全国的土地应该按户分配，不准多占土地，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土地兼并，农民才能安于劳作，才能实现生活的富足。
朴趾源关心社会的发展，认识到社会落后的问题所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农业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得到了朝鲜正祖加上在位时间的认可，并被赋予实施，但是朴趾源所提倡的“均田”思想，因为触犯到了大地主阶层的利益，所以根本无法实现。在封建社会统治阶层才是大土地所有者，所以在不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上谈“均田”和“限田”等政策，只能是一纸空谈而已。
四、发展工商业，富国强民
“重农抑商”一直以来是封建社会奉行的基本经济政策，将农业视为国家经济的根本，而工商业却长期得不到发展。明清之际，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善，国内工商业也随之进一步发展起来，人们对工商业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逐渐摆脱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经世实学者们提倡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发展工商业。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思想给了北学者们很大的启示。
朝鲜社会一直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把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商品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而商人的地位也极为低下。到了朝鲜社会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以朴趾源为代表的实学派文人主张振兴国家工商业，认为农工商业应该朝着实用和利民的方向进行改革。
朴趾源指出“农工商贾，各有其学”，并且还进一步强调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两班贵族也同样应该从事商业。“农工商贾之事其始亦出于圣人之耳目心思……然而士之学，实兼包农工贾之理，而三者之业，必皆待士而后成。”[21]朴趾源认为两班士大夫也应该从事商业，而从振兴商业的角度来看，两班士大夫从事商业也是极为必要的。朴趾源在其作品中经常提到工商业的重要性，如其代表之作《许生传》，作品中的许生本是一位只知“昼夜读书”的儒生，每日只能靠其妻子为人缝衣来糊口度日。朴趾源在作品中设计了这样一段对话：“‘子平生不赴举，读书何为？’许生笑曰：‘吾读书未熟。’妻曰：‘不有工乎。’生曰：‘工未素学奈何。’妻曰：‘不有商乎。’生曰：‘商无本钱奈何。’其妻恚且骂曰：‘昼夜读书，只学奈何，不工不商，何不盗贼。”[22]在妻子的劝骂下，许生终于放下了书本和两班的身份，开始从事商业活动，贩卖商品。他先在安城贩卖栗、柿、枣等，一本十利，后来又到济州岛买下所有的马鬃，待网巾价至十倍时卖出，从中获取了高额利润。不仅如此，许生还在日本长崎遭灾歉收时把粮食运往日本销售，获银百万，朴趾源在这里将许生由一个传统的“士”转变成一位成功的商人形象。
《许生传》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新兴商品经济的发展，并表现了以“利用厚生”“经世致用”为思想指导的实学派文人的社会改革意识。《许生传》从多方面反映了朴趾源发展工商业的实学经济观。与以往的文人不同，朴趾源在小说中不仅描写了商人及社会经济生活，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和实用性的建议。与其他的没落两班不同，朴趾源将许生设计成一位进步的两班形象，在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面前，许生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敢于冲破两班社会以读书做官为高、贱视商人和商业发展的传统观念，毅然地走上了从商的道路。最后在获得了巨额利润之后，又不忘“达则兼济天下”的使命，将一帮“边山群盗”教化为良民，带领他们在巨济岛开荒种田，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国。
由此看来，许生从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对社会进行改革，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而他正是意识到社会经济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发展规律，所以才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之后转身投入到社会改革。在当时社会，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经商不仅可以使个人发财致富，还可以促进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要发展，国家要进步，必须要发展经济，而新兴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在当时的朝鲜社会，两班阶层固守重礼轻商的陈腐思想，终日手持书卷，空谈空论，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许生这一人物的出现，可以说给朝鲜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朴趾源在作品中不仅表达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愿望，而且还指出了当时经济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作品中许生通过囤积居奇而暴富，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初期商人们常常采用的带有暴发性质的经营手段。朴趾源由此揭示了当时朝鲜社会经济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与货物流通体系的不健全，而正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滞后才导致物资流通困难，即“舟不通外国，车不行域中”，最后国内的产品只能“消于其中”。朴趾源将这一思想赋予许生，让其通过将陆地上的物品与济州岛的马鬃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用具体事例论证了朝鲜社会由于交通运输不发达而导致货物不能顺畅流通这一弊端。朴趾源通过许生的商业活动，一方面揭示了朝鲜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弊端和落后性；另一方面则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要发展朝鲜的经济，商品的顺畅流通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即发达的交通运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朴趾源提倡社会改革，鼓励儒学者们要像许生一样摆脱朱子理学的封建束缚，积极地投身于商业的发展，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实现国富民强。然而，朴趾源虽然鼓励发展工商业，但他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非获取巨额利润，而是希望通过工商业的发展来推动朝鲜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缓和朝鲜尖锐的社会矛盾。所以，朴趾源笔下的许生，虽然通过自己的实际劳动获取了巨额财富，但最终却都用于救济贫民，教化群盗，最后自己选择空手而归。也就是说，朴趾源所提倡的商业活动，同一般的商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在本质上是存在区别的，这也是朴趾源所定义的“儒商”的概念。
朴趾源在《两班传》中也阐述了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作品中的没落两班，整日无所事事，只得靠借贷官粮度日，而到头来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两班身份以偿还借贷。与此相反，作品中的富人虽然身份卑贱，却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发财致富，并且得到“富者真两班”的评价和认可。“君子哉，富人也。两班哉，富人也。富而不吝，义也。急人之难，仁也。恶卑而慕尊，智也。此真两班。”[23]由此可见，朴趾源对两班的定义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封建认识，批判了两班贵族好逸恶劳的生活现状，并明确指出两班贵族应该从事社会生产，否则只能腐朽堕落为社会的寄生虫。同时，朴趾源还指出商业同“士”“农”“工”一样，都是社会生产中的一部分，士人从商本是无可厚非，商人们自食其力、勤劳苦干的精神一样值得提倡。
朴趾源提倡发展工商业，经济兴国，尤其是主张将“士”直接和“商”联系起来，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商品经济还尚不发达的朝鲜社会，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是极具进步性的。虽然中国较早地提出了以实学来推动社会发展，解决社会矛盾，但是中国的实学思想侧重于政治及意识形态领域，强调“正德”的重要性，但是朴趾源所提倡的实学思想却与之不同，朴趾源将发展经济作为实现社会改革的重要保证，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大胆地突破了儒家传统思想中“正德、利用、厚生”这一基本框架，提出“利用厚生”然后可以“正德”的进步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朴趾源早在18世纪就已经明白了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将经济看作是道德的决定因素，这一认识较之中国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想具有较大的进步。
作为18世纪朝鲜的实学派文人，朴趾源以实学作为思想指导，打破了儒家传统思想中的“正德、利用、厚生”这一框架模式，将“利用厚生”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以经济的发展来推动社会改革的进步主张。朴趾源改变了传统的儒学思维模式，把经济看作是道德的决定因素，是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根基，即“利用成则厚生行，厚生行则正德成”。[24]因此，与其他的实学思想家相比，朴趾源的实学思想更多的是侧重于具体制度的改革和经济的振兴。朴趾源在农业、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希望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实现朝鲜社会的进步，这一思想较之于其他的实学思想家，乃至中国明清之际的实学都更加深刻而进步。朴趾源将“利用厚生”定为实学的基本内涵，并将其作为“北学”的主导思想，提出了“师夷”“制夷”的进步观点，主张通过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来促进本国文化的进步，并最终实现朝鲜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朴趾源的进步实学思想对朝鲜社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朝鲜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和壮大，为朝鲜步入近代社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节
朴趾源的士意识
士文化的发展虽然拥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士”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士文化总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社会拥有两千多年的士文化，但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中国社会很难形成一种纯粹的特定文化。所以在中国，士农工商这一传统的身份制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界定，士农工商的排序也没有严格的尊卑界限，士可以为农工商，农工商也可以为士，中国的一统是政治的一统、意识形态的一统。而与中国不同，朝鲜社会民族单一，更容易形成一种让全社会崇尚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25]因此，在朝鲜社会身份等级制度较为森严，农工商界限分明，两班阶层享有绝对尊贵的身份特权。
17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性农业也随之兴起。到了18世纪，朝鲜社会国内的商业活动进一步发展，同时还将贸易活动扩展到海外，朝鲜和清朝、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较为频繁，出现了资本积累。一部分没落两班阶层既没有走向仕途，也没有基本的生活来源，为了维持生计甚至要卖掉自己的两班身份；而一部分靠自己的劳动富裕起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摆脱了在经济上和身份上对两班的依附关系，转化为独立的富农和富商阶层，他们开始主动地去参与社会活动，努力地挣脱被剥削、被压迫的枷锁。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朝鲜社会后期贫富差距逐渐加大，身份买卖制度愈演愈烈，两班与平民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两班、中人、平民、贱民之间所维持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开始面临崩溃。
朴趾源虽然出身于两班贵族家庭，但是却具有较为超前的意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朴趾源认识到当时的朝鲜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两班贵族逐渐走向没落，身份等级制度开始崩溃，传统的士意识已经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两班士人阶层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更新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朴趾源用自己进步的思想意识，揭示了传统士文化中所存在的弊病，并对朝鲜社会的士意识进行了重新定义。
一、读书之法
士人，古时指读书人，也是古代知识文人的统称。读书是士人的根本，是古代文人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必要资本。正如中国古代哲学家王充在其《论衡》中所说，“人有知识（学），则有力矣。”（《论衡·效力》）知识是财富的基础，知识也是获取权力的源泉。[26]“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读书与入仕之间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读书是入仕的前提，而入仕是读书的目标，是对读书效果的一种实践检验。
士文化的传统是以儒家文化中“修齐治平”的入世思想为内涵的知识文人的文化传统，而“内圣外王”则体现着士人阶层最根本的人生价值观。所谓的“志于道”，即强调作为“士”，既要做到“独善其身”，又能够“兼济天下”。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知识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开始发生倾斜，作为“士”出身的知识文人必须实现向“仕”的转化，这是当时知识文人的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也是他们唯一的人生目标。而此时所谓的士文化不过成为谋取现实功利的一种代言，知识分子也不过是科举制度的附属品。只有出仕为官才能体现作为“士”的人生价值，也只有通过科举才能实现人生的理想和目标。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士阶层“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他们把入仕作为读书的最终目标，而忽略了读书的根本及内心的修养。朴趾源对读书的方法和读书的目的进行了重新定义，企图以此来挽救已被世俗玷污的士文化，重新复归传统士文化的精髓。朴趾源认为读书是知识积累的过程，是加强自我修养的途径，以个人私欲为最终目的的读书不是真正的读书，也不能从中真正领会到读书的意义。如他在《原士》中讲道：“读书而求有为者，皆私意也。终岁读书而学不进者，私意害之也。出入百家，考据经传，欲试其所学，急于功利，不胜其私意者，读书害之也。”[27]读书原本应该是毫无私心私欲的，如果急于功利，不能够安心读书，那么读书就毫无价值可言。
朴趾源认为真正的“士”必须首先做到潜心读书，拥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才能称得上“雅士”。朴趾源指出：“所谓善读书者，非善其声音也，非善其句读也，非善解其旨义也，非善于谈说也。虽有孝悌忠信之人，非读书，皆私智凿也；虽有权畧经纶之术，非读书，皆拳数中也，非吾所谓雅士也。吾所谓雅士者，志如婴儿，貌若处子，终年闭其户而读书也。婴儿虽弱，其慕专也；处子虽拙，其守确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其惟闭户而读书乎。”[28]这里，朴趾源不仅对“士”重新进行了定义，对“读书”也赋予了新的阐释。“闭户而读书”强调的只是一种读书的态度，即应该像婴儿和处子那样，要有专一的态度和坚韧的毅力，而不是所谓的不关心世事，不结合实际的“闭门造车”。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实用，朴趾源在《原士》中对这一内容也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夫读书者，将以何为也？将以富文术乎？将以博文誉乎？讲学论道，读书之事也；孝悌忠信，讲学之实也；礼乐刑政，讲学之用也。读书而不知实用者，非讲学也。所贵乎讲学者，为其实用也。”[29]读书包括学问和道两个方面，如果单纯地只是传授知识，那么所谓的讲学就没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所谓的孝悌、忠信，这些内容如果不付诸实际，那讲学的价值就无从体现。所谓的“善读书者”就是懂得将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并能将这些知识加以灵活运用，将文字转为实践，通过实践来验证自己对所学知识的掌握。
《楚亭集序》中写道：“古之人有善读书者，公明宣是已。古之人有善为文者，淮阴侯是已。何者，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问之。对曰：‘宣见夫子之居庭，见夫子之应宾客，见夫子之居朝廷也，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处夫子之门乎。’背水置阵，不见于法。诸将之不服固也。乃淮阴侯则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兵法不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乎。’故不学以为善学，鲁男子之独居也。增灶述于减灶，虞升卿之知变也。”读书者首先应该具有实践意识，能够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精神实质，并将书中的智慧应用于社会现实，解决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具有这种知变能力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读书之人。所以，对于士而言，不仅要了解读书的目的，同时还要掌握读书之法，只有将书本上的知识应用于社会现实之中，才能发挥这些知识的真正价值。
朴趾源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到读书的方法问题，如他在《北学议序》中写道：“虽以舜孔子之圣且艺，即物而刱巧，临事而制器，日犹不足，而智有所穷。故舜与孔子之为圣，不过好问于人，而善学之者也。”[30]朴趾源认为，圣人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懂得学习的方法，不仅自己勤于学习，还善于向身边的人学习。朴趾源在《原士》中对读书的方法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读书之法，莫善于课，莫不善于拕。毋贪多，无欲速，定行限遍，惟日之及，旨精义明，音浓意熟，自然成诵，乃第其次。”[31]读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更不会一蹴而就，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达到读书的目的，做到学为己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