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

历史

创造万物的灵魂，

心目中大小不分：

所到之处万物生，

五洲四海留行踪。

我拥有整个儿地球，

也把七星和太阳年占有，

还有恺撒的手和柏拉图的头脑，

基督的心和莎士比亚的诗稿。

对所有的个人来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心灵。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入口，通向这同一个心灵，以及它的各个方面。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理性的权利，他就成为拥有全部财富的自由人。柏拉图思考过的，他也可以思考；圣徒感受到的，他也可以感受；任何时候任何人的遭遇，他都能够理解。谁一旦进入这一普遍的心灵，谁就参与了一切现有的或可行的活动，因为这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力量。

历史是这一心灵工作的记录。它的精神由整个一连串的岁月来阐明。人只有靠他的全部历史来做出解释。不慌不忙，无止无息，人的精神从一开始出发就把属于它的每一种本领、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感情，体现在适当的事件中了。然而思想总是先于事实，所有的历史事实都以规律的形式预先存在于心灵里。反过来，每一条规律又是由起主导作用的环境造成的，而自然的限制只能一次使一个规律发挥作用。一个人是一整部事实的百科全书。一千座森林的创造包孕在一颗橡籽里，而埃及、希腊、罗马、高卢、不列颠、美国，已经蕴藏在第一个人身上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部落、王国、帝国、共和国、民主国，仅仅是把一个人多方面的精神应用到这个多方面的世界上罢了。

这个人的心灵写出了历史，这个人的心灵又必须阅读历史。斯芬克司必须解她自己的谜。如果全部历史体现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全部历史就需要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解释了。我们一生中的时时刻刻与千秋万代都息息相关。我所呼吸的空气是从大自然的仓库里吸取来的，我书上的亮光是从亿万英里之遥的星球上发出来的，我身体的均衡依赖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平衡，同样的道理，时刻应当受时代的指导，时代应当被时刻来说明。所以每一个个人是普遍心灵的又一个化身。它的所有特点都表现在他身上。他个人经历中的每一件新鲜事情都闪现着千千万万人的所作所为，而他生活中的危机又与民族危机休戚相关。每一场革命最初都是一个人心灵里的一种思想，一旦同一种思想在另一个人的心灵里出现，那对于这个时代就至关重要了。每一次改革原先只是一种个人的见解，一旦它又成为一种个人的见解，它就会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别人叙述过的事实必须符合我身上的某种情况，才显得可信、可以理解。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必须变成希腊人、罗马人、土耳其人、教士和国王、殉道者和刽子手，必须把这些形象拴到我们秘密经历中的某种实体上，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学到任何东西。哈斯德鲁巴⁽¹⁾或恺撒·波吉亚的遭遇跟我们的遭遇一样，都是关于这心灵的能力和堕落的一种例证。每一种新的法律和政治运动对你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你就站在它的每一个旗号前说：“在这个面具下面隐藏着我的普洛透斯式的性格。”这就纠正了我们太接近自己的这一毛病。这就使我们的行为客观逼真地展现出来：螃蟹、山羊、蝎子、秤、水壶，用作黄道十二宫的标志时，一下子成了非同小可的东西，同样的道理，在所罗门、亚西比德⁽²⁾、喀提林⁽³⁾这样一些古人身上，我能够冷静地看到我自己的罪恶。

正是这种普遍的性质给特殊的人和物赋予了价值，由于包含了这种普遍的性质，人生就显得神秘莫测、不可侵犯，我们还用种种刑法来加以卫护。所有的法律从而取得了它们的根本理由，一个个都或多或少地表明它们掌握着这种至高无上、无穷无尽的精髓。财产也把持了灵魂，包容了重大的精神事实，因此出于本能，我们一开始就用刀剑和法律，用广泛复杂的联合机构来护卫它。对这一事实哪怕有一点模糊的认识，就等于我们的整个白昼有了光明，就等于提出了最重要的权利，就等于发出了受教育、行正义、施慈善的要求，就等于奠定了友谊和爱情的基础，奠定了属于自助行为的英雄主义与丰功伟业的基础。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以高人一等的态度来读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通史、诗人、传奇作家，在他们所描绘的最壮丽的场面里——在僧侣、帝王的宫殿里，在意志或天才的成就中——从来没有使我们失去注意和同情，从来没有使我们有冒昧闯入和高不可攀的感觉；一睹他们雄浑阔大的笔触，我们反而觉得安闲自得。莎士比亚所说的有关国王的话，那边坐在角落里读书的柔弱的小孩读起来觉得对他也一样适用。我们对伟大的历史时刻、伟大的发现、伟大的抗争、人类的繁荣昌盛，都产生共鸣——因为在那里，为我们制定了法律，探索了海洋，发现了陆地，实施了打击，就像我们自己在那种场合也会那样做、那样欢呼一样。

我们对形势和性格也有同样的兴趣。我们尊敬富人，因为他们外表上具有自由、权力与风度，我们感到这些都是人类所固有的，我们所固有的。因此斯多葛、东方或现代作家所讲的关于智者的话，在每个读者看来，都描写了他自己的思想，描写了他尚未达到然而可以达到的自我。一切文学都描写了智者的性格。书籍、纪念碑、图画、会话，都是一幅幅画像，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中发现他正在形成的容貌。沉默者和雄辩者都赞扬他，跟他攀谈，他无论到哪里都受到激励，好像他本人被暗暗提及似的。因此，一个有真正进取心的人绝对用不着追求在语言中针对个人的赞扬。在人们说的关于性格问题的每一句话中，甚至在每一个事实与环境中——在哗哗的河水和沙沙的谷田里，他都听到了赞语，不是赞美他自己，而是赞美他所追求的性格，但听起来比赞美自己更加甜蜜。从寂静的大自然、从崇山峻岭、从日月星辰的光辉中，暗示出了赞美，表达出了敬意，流露出了爱恋。

这些仿佛在睡眠和黑夜里留下的暗示，让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利用。学者阅读历史应当持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的态度。他应当把自己的生活视为正文，把书籍看作注解。这样一来，历史的缪斯就不得不发出神谕，而对不尊重自己的人从来是不这样做的。如果有人认为声名远扬的人物在古代做过的事就比他今天正在做的事意义深远，我不指望他会正确地阅读历史。

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教育每一个人。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社会形态，没有一个行为方式，不跟每个人的生活有某种相符之处的。每一件事物都倾向于用奇妙的方式缩略自己，并把自己的优点贡献给每一个人。他应当看到他可以亲身体验历史。他必须足不出户，免受国王、帝国欺凌之苦，却知道他比世界上的一切地理、一切政府都要伟大；他必须把普通读史的观点从罗马、雅典和伦敦转移到自己身上，他必须确信他就是法庭，如果英国或埃及有话要对他说，他就要审判这个案件；如果没有，就让它们永远保持沉默。他必须养成并保持那种高尚的见地，事实从此透露出它们秘密的含义，诗歌与编年史也会如此。在我们利用重大的历史记载的时候，心灵的本能、自然的目的就会暴露无遗。时间把事实峥嵘的棱角化为闪光的以太。没有一个铁锚，没有一个巨缆，没有两个篱笆会使一个事实永远也是一个事实。巴比伦、特洛伊、推罗、巴勒斯坦，甚至早期的罗马，都已经快成为虚构的故事了。伊甸园，日头停在基遍⁽⁴⁾，后来已成为世界各国的诗歌了。当我们已经把事实制成一个星座挂在天空，当成一个不朽的标志时，谁还管什么事实呢？伦敦、巴黎、纽约必须走同一条路。“历史是什么？”拿破仑说，“不过是约定俗成的一则寓言罢了。”我们的生活四周点缀着埃及、希腊、高卢、英国、战争、殖民化、教会、法庭、商业，就像点缀着许多花朵和杂乱无章的装饰品，有的严肃，有的轻佻。对于这些，我无意再做更多的标榜。我相信永恒。我能够在自己的心灵里发现希腊、亚洲、意大利、西班牙和英伦三岛——每个时代和所有时代的天才和创造原理。

我们总是在我们私人的经历中提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实，并且就地加以证实。这样，一切历史都变成主观的了。换句话说，严格地讲，没有历史，只有传记。每一个心灵必须亲自吸取全部教训——必须重温全部课题。凡是它没有看见的，凡是它没有经历过的，它就不会知道。为了便于掌握，以前的时代已经把一些东西概括为一个公式或一条法则，可是那条法则被一堵墙阻隔着，每个心灵就没有机会亲自加以检验，从中得到裨益。在某种场合、某个时候，心灵将会要求补偿这一损失，并且会得到补偿，办法就是亲手干一干这项工作。弗格森所发现的许多天文学上的东西都是人们早已熟知的。然而他本人从发现中受益匪浅。

历史必须如此，否则它就不值一提。国家制定的每一条法律都表明了人性中的一件事实，如此而已。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看到每一件事实必不可缺的理由——看出它能够怎样，必须怎样。就这样来对待每一件公事和私事，对待柏克的一篇演说，对待拿破仑的一次胜利，对待托巴斯·莫尔爵士、锡德尼、马默杜克·罗宾逊⁽⁵⁾的殉难，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对待萨勒姆绞死女巫的事件，对待一种狂热的宗教复兴，对待巴黎或普罗维登斯的动物催眠术。我们假定我们在同样的影响下应当受到同样的感染，应当取得同样的成就；我们的目的是在智力上把握好脚步，然后达到我们的同伙，也就是我们的代表所攀上的高峰或所堕入的深渊。

一切对于古代的探索——对金字塔，对发掘出的城市，对“悬石坛”，对“俄亥俄圆圈”，对墨西哥，对孟菲斯的一切好奇心——都是一种欲望，要结束这种野蛮、荒谬的“彼地”或“彼时”，用“此地”和“此时”取而代之。贝尔佐尼在底比斯的木乃伊坑和金字塔里又是挖掘，又是测量，到了后来，他竟然发现那种怪异的工程跟他自己没有什么区别了。最后，他使自己彻底地相信：这项工程的建造者也是他这样的一个人，装备相同，动机相同，就连目的也是他自己应该努力达到的目的。这时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思想跟一座座庙宇，一尊尊狮身人面像，一处处地下墓穴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且心满意足地在它们中间游历了一番，对他的心灵来说，它们又复活了，或者成了“此时”。

一座哥特式教堂确认它是我们建造的，又不是我们建造的。当然它是由人建造的，然而我们并没有在我们的人身上发现它。可是我们却潜心研究它的建造史。我们把自己摆在建造者的地位与状况上。我们回忆起森林里的居民、最初的寺庙，然后坚持最初的造型，后来，伴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而加上了装饰。木头一经雕刻就身价百倍，于是对堆积成一座教堂的石头也加以雕琢。我们把这一过程考察过后，再加上天主教会、它的十字架、它的音乐、它的仪式队列、它的圣徒纪念日和偶像崇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是建造那座大教堂的人了；我们已经看出了它能够怎样、必须怎样。我们有了充分的理由。

人与人之所以千差万别，就在于他们奉行的联系原则大相径庭。有的人对物品分类，根据的是颜色、大小和外形上的其他一些附带属性；有的人分类，根据的则是内在的相似之处，或者是因果关系。智力越进步，就把原因看得越清晰，并不注意表面上的差异。在诗人、哲学家、圣徒的心目中，万物都是友好的、神圣的，万事都是有益的，天天都是圣日，人人都是圣人。因为他们的目光紧盯在生活上，所以对境遇就不甚重视。每一种化学物质，每一个植物，每一个动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它们教会了我们内因的一致性和外表的多样性。

这创造万物的大自然像云朵和空气一样柔软、流动，既然我们被她支持着，被她包围着，为什么我们还要做那种顽固的学究，一味地把寥寥几种形式加以夸大呢？为什么我们该注重时间，注重大小，注重外形呢？灵魂不了解这些，而天才由于遵守自身的规律，才知道怎样玩弄它们，就像一个小孩跟白胡子老头儿们戏耍，在教堂里游玩一样。天才对漫不经心的思想都要研究，而且深入到事物的胚胎时期，他看见光线怎样从一个天体上发出，在普照大地以前是怎样射向四面八方的。天才透过形形色色的伪装注视着单原子元素，因为它促使自然界轮回转生。天才透过苍蝇，透过毛虫，透过蛴螬，透过卵，发现那永恒不变的个体；透过无数的个体，看到了固定的种；透过许多种，看到了属；透过所有的属，看到了固定不移的类型；透过所有的有机生命界，看到了永恒的统一。自然是一朵多变的云，始终相同，而又永远不同。她把同一个思想铸成许多许多的形式，就像一个诗人用一个寓意写成许多则寓言一样。由于物质的粗野和坚韧，一个敏锐的精神可以把万物随心所欲地扭曲。坚硬的东西在它面前化为柔软而又明确的形状，可是就在我看它的时候，它的轮廓和结构又改变了。没有任何东西像形式那样转瞬即逝，然而它绝不完全否定自己。在人身上，我们仍然可以觉察到种种迹象，我们认为这是低等族类奴性十足的标志。在人身上，这些东西反而增强了他的高贵与优雅。就像埃斯库罗斯作品中的伊娥变成了一头母牛，简直不可思议，可是作为埃及的伊西斯女神⁽⁶⁾，她遇见了奥西里斯主神，于是又成了一个绝色丽人，不留一丝变形的痕迹，只有一对新月形的角成了她眉毛上的绝妙的装饰，真是变幻莫测！

历史的同一性都是内在的，多样性都是明显的。表面上有层出不穷的事物，核心里却只有简单明了的原因。一个人的行为何其多，但我们从中认出的却是同一种性格！看一看我们有关希腊天才的信息来源吧。我们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所撰写的那个民族的文明史，详尽地描述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事。我们看到同一民族心灵又一次表现在他们的文学里，也就是史诗、抒情诗、戏剧和哲学里，这是一套非常完备的形式；我们发现这种心灵又一次反映在他们的建筑里，它本身就是一种有节制的美，局限于直线和方块——一种建造组合成的几何图形；我们发现它又一次表现在雕刻里，那是“欲言又止的舌头”、丰富多彩的形态、自由奔放的动作，而又不触犯那理想的宁静，犹如善男信女们在诸神面前表演某种宗教舞蹈，虽然疼痛得直发痉挛，或者在殊死地拼搏，也绝不敢在他们舞蹈的造型和礼仪上出现破格行为。这样，关于一个杰出的民族的天才，我们有一种四重的表述：对于感官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一首品达的颂歌、一尊大理石半人半马怪兽、帕台农神庙的石柱和福西翁⁽⁷⁾临终的行为更风马牛不相及的呢？

每一个人一定观察过一些面孔与形体，它们虽然没有相似的特征，却给观察者留下一种相同的印象。某一幅画或一本诗集，即便它没有唤起一连串的形象，也会添加一种山野漫步之类的情趣，虽然对我们的感官来说，这种相似之处绝不明显，但它是玄妙莫测、不可思议的。大自然只是对寥寥几种法则无休无止地加以组合和重复。她哼着那支古老的名曲，只是调子变化无穷而已。

大自然的全部作品像一家人一样充满了一种崇高的相似；她喜欢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表现出一种相似，使我们惊讶不已。我看见过森林里的一位老酋长的头，它立即使我想起一座光秃秃的山顶，额上的一条条皱纹使人联想到一层层的山岩。有些人的仪态具有一种本质上的华贵，就像帕台农神庙中楣上简朴而又使人肃然起敬的雕像和最古老的希腊艺术的遗迹。各个时代的书籍中都可以发现同样格调的作品。圭多的壁画《曙光女神》⁽⁸⁾只不过是一个清晨的遐想，就像画里的骏马只不过是清晨的一朵云霞一样。如果有人不怕麻烦，愿意观察他在某种心情中乐意做和不愿做的种种活动，他就会看到这根相似的链条有多么紧密。

一位画家告诉我谁若不多多少少变成一棵树，谁就画不了树。谁仅仅研究小孩的体形轮廓，谁也画不了小孩，而只有花一段时间去观察他的动作和游戏，等画家进入了他的性格，才能挥洒自如，把他的各种形态画出来。所以就有罗斯“进入一只羊的性格深处”之说。我认识一个制图员，被雇来做一种公共测量工作，他发现只有把岩石的地质结构给他讲清楚，他才能画那些岩石的草图。各种各样的工作都起源于某一种思想状态。相同的是精神，而不是事实。艺术家之所以有把他人的灵魂唤醒去参与某种活动的力量，他靠的是一种更加深沉的领悟，主要的倒不是辛辛苦苦地去练就种种手艺。

有人说：“普通的灵魂靠干活带来收益，高尚的灵魂靠自身赢得好处。”这是为什么？因为一个深沉的性格以它的行动和语言，以它的容貌和神态，在我们的心中唤起的力与美等于一陈列馆的雕像或绘画所提供的。

文明史和自然史、艺术史和文学史，都必须从个人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否则就必然是空话。没有一样东西不跟我们发生关系，没有一样东西不使我们产生兴趣——王国、大学、树、马，甚至蹄铁；人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圣克罗齐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只不过是对一个神圣的原型所做的蹩脚的仿造。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则是施泰因巴赫人埃尔文灵魂的体现。真正的诗歌就是诗人的心灵；真正的船就是造船人。如果我们可以把人剖开，我们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的作品最后一些笔路产生的理由，犹如海贝的每一根壳针、每一种色彩，都预先存在于水生动物的分泌器官里一样。全部的纹章学和骑士制度都寓于礼仪之中。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会把你的名字念得珠圆玉润，就是贵族头衔也难以产生这样的效果。

每天的琐碎经验总是在向我们证实某个古老的预言，并把我们听而不闻的语言和视而不见的迹象化为实物。一位女士跟我一块儿在森林里骑马时对我说，她总觉得森林在等待着，仿佛里面住的神灵暂停了他们的活动，等着行人通过似的。这种想法早就有诗歌在描绘仙女们的舞蹈时表述过：人的脚步一临近，舞蹈就中止了。谁若在午夜看见月亮升起冲破云层，谁就等于像天使长一样目睹了创造光明、创造世界的情景。我记得在一个夏日的田野里，我的同伴把一大片云彩指给我看，它跟地平线平行，可能延伸了四分之一英里⁽⁹⁾宽，绝像教堂里画的小天使的样子：中央有一个圆块，很容易添上眼睛与嘴巴，把它点缀得活灵活现，两边又有一双展开的对称的翅膀支撑着。什么东西只要在空中出现一次，就可能经常出现，毫无疑问，它就是那种人们非常熟悉的装饰品的原型。我在夏日的天空里看见过一连串的闪电，它即刻向我显示：希腊人所画的天神手中的雷电，得之于大自然。我看见过石墙两边的积雪，它显然使人想到紧贴在一座塔上的普通建筑上用的旋涡形饰品。

只要置身于原来的环境中，我们就会把建筑上的式样和装饰重新一一发明出来，因为我们看到每一种民族是怎样仅仅装饰自己的原始住所的。陶立克式的神庙保存着陶立斯人所住的小木房子的遗风。中国的宝塔显然是鞑靼人的帐篷。印度和埃及的神庙仍然流露出他们祖先的坟墩和地下住房的痕迹。“用天然岩石建房造墓的习惯，”黑伦在他的《埃塞俄比亚人研究》中说，“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努比亚的埃及建筑的主要特色，就是规模宏大。在这些自然形成的洞穴里，眼睛看惯了巨大的形体，因此，一旦艺术前来帮衬自然，它如果不想自轻自贱，就不能搞得小里小气。那些厅堂宏大无比，只有巨人才配坐在前面当看守人，或者靠在里面的柱子上；而一般尺寸的雕像，整齐划一的门廊和侧厅，与那些庞然大物联系在一起，会成什么样子呢？”

把森林里枝杈交错的树木因陋就简加以改造，形成一个喜庆或庄严的连拱廊，这显然就是哥特式教堂的起源，因为那些裂开的柱子上的箍带依然暗示出捆扎它们的绿色坚韧的枝条。凡是在穿过松林的路上走过的人，没有一个不觉得这片树林具有建筑物的外貌，尤其在冬天，别的树木光秃秃的形象更加突出了撒克逊人这种低矮的拱门。在树林里，一个冬天的下午，一个人从那里交错的秃枝之间眺望西天的色彩，就很容易从中看出装饰哥特式教堂的五彩玻璃的起因。凡是爱好大自然的人，一走进牛津古老高大的建筑群和英格兰的大教堂，没有一个不感到森林征服了建筑师的心灵，他的凿子、他的锯子、他的刨子，仍然在再现森林的蕨草，森林的穗状的花朵，森林的刺槐、榆树、橡树、松树、枞树和云杉。

人无餍地要求着和谐，哥特式教堂就是被这种要求所征服了的石头开了花。一座花岗岩的石山绽开成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不但有植物美所具备的比例匀称、浓淡有致的特点，而且也具备了它的轻盈、优雅的神韵。

同样，公共的事情应当个性化，个人的事情应当一般化。所以，历史既要变动，又要真实；传记既要深沉，又要崇高。波斯人的建筑具有纤细的柱身和柱头，这显然是仿效莲花与棕榈的茎和花的结果；同样的道理，波斯的宫廷在它辉煌的年代也未放弃野蛮部落的游牧生活，他们在埃克巴坦拿度过春天，然后迁徙到苏萨消夏，再转移到巴比伦过冬。

在亚洲和非洲的早期历史中，游牧和农耕是两种对立的生活方式。亚洲和非洲的地理迫使人们过一种游牧生活。然而对那种受土地或市场之利的引诱建立了城镇的人来说，游牧民族就显得十分可怕了。所以农业就成了一种宗教性指令，因为游牧生活危害国家。在英国和美国这些近代的文明国家里，这些倾向仍然在国家和个人身上继续着从前的战斗。非洲的游牧民族由于牛虻的袭击，不能无所顾忌地到处漫游，因为牛虻把牛群叮咬得发狂，所以迫使该部落在雨季迁徙，将牛群赶到多沙的高原地区。亚洲的游牧民族，月月都在随牧草迁移。美国和欧洲的游牧生活则出于贸易与好奇心理。从阿斯塔波拉斯河⁽¹⁰⁾的牛虻到波士顿湾的英国狂和意大利狂，肯定是一种进步。有一些圣城必须定期朝觐，严法厉俗有助于加强民族联系，这对古代的漫游者就是一种约束；而久居一地的累积价值则是对当前巡游的遏制。这两种倾向的对抗在个人身上也同样活跃，有时爱冒险，有时爱休息，就看哪一种倾向恰好居支配地位了。一个体质健壮、精神饱满的人具有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他坐在自己的车里，走南闯北，就像卡尔梅克人一样容易。在海上，在森林里，在雪地里，他照样睡得暖、吃得香、交往得愉快，就像在自家的壁炉边一样。要不，也许他的机敏更深地藏在范围更广的观察能力中，他的眼睛不论看到什么新鲜事物，这种能力会使他产生多方面的兴趣。畜牧民族贫困、饥饿到走投无路的程度；而这种精神上的游牧生活发展过度，就会把精力消耗在杂七杂八的东西上，导致心灵的崩溃。另一方面，那种足不出户的机智倒是一种节制或满足，因为它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了生命的一切元素；如果不从外地输入一些新东西加以刺激，它就有日趋单调和蜕化变质的危险。

个人在他身外所看到的每一件事物都符合他的心态，而当他的先进思想把他引进那件事实或一系列事实所属的真理时，对他来说，每一件事物反而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原始世界——德国人所谓的“史前世界”——我可以在自己身上加以潜心研究，就像我可以用探索的手指在地下墓穴里、在图书馆里、在别墅遗址的破碎浮雕和裸体躯干雕像上摸索它一样。

人人都对希腊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学、艺术、诗歌感兴趣，从“英雄时代”或“荷马时代”到四五百年后的雅典人或斯巴达人的家庭生活，这种兴趣的根据是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亲自经历了一番希腊时期。希腊阶段是肉体性的时代，是感官完善的时代——是在与肉体的完全统一中扩展开来的精神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生存的人的体形给雕刻家提供了雕刻赫拉克勒斯、菲玻斯和朱庇特的原型。这些体形不像充斥于现代都市里的那种面容模糊不清的体形，而是具有纯洁高尚、轮廓分明、端正匀称的五官的体形，眼窝的构造也不同于现在，所以眼睛不能斜视，不能鬼鬼祟祟地左顾右盼，眼睛要朝哪边看，必须把整个脑袋转过来。那个时期的仪态讲究豪爽、泼辣，人们崇高的个人品质是勇气、谈吐、自制、正义、力量、敏捷、嗓音洪亮、胸膛宽阔。奢侈、风雅不知为何物。人口稀少，生活贫困，因此每个人就是自己的仆从、厨师、屠夫和士兵，自给自足的习惯锻炼了身体，使它有神奇的表现。荷马史诗中的阿伽门农和狄俄墨得斯就是如此。色诺芬在《万人军退兵记》中对自己和同胞的描绘也相差无几。“部队过了亚美尼亚的忒里鲍斯河后，雪下得很大，队伍悲惨地躺在雪地上，可是色诺芬光着身子爬起来拿起一把斧子，开始劈柴；于是别人也都爬起来，干起了同样的活。”在他的军队里，上上下下言论极为自由。他们为战利品争吵，每下达一个新的命令，他们就要和将军们口角，色诺芬口齿极为伶俐，比大多数人还要伶俐。因此受到责难后也决不饶人。棒小伙子们总是既讲荣誉准则，又要纪律松弛，谁还看不出这就是一帮那样的棒小伙子呢？

古代悲剧的宝贵魅力，其实也是所有古代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剧中人物说话朴实——说起话来，就像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人，自己并不觉得，那时候反思尚未成为心灵的主要习惯。我们尚古，并不是崇尚古老，而是崇尚自然。希腊人不善于反思，可是他们的感官和身体却完美无缺，具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体质结构。成人的行为具有儿童的单纯和优美。他们造花瓶，写悲剧，雕石像，都按健康的感官应当做的那样去做——也就是说，趣味高雅。那样的东西各个时代都在继续制作，现在也还在制作，哪里有健全的体魄，哪里就会有这些东西；可是作为一种类别，从它们的高超的结构来看，它们是出类拔萃的。它们把成年的精力与童年的浑朴融为一体，这些风格之所以魅力无穷，就在于它们就是人所具备的风格，人人皆知，因为每个人原先都是小孩。况且，古往今来，总有一些个人保持着这种本色。一个具有孩童般的天才和天生就有的精力的人仍然是一个希腊人，他重新激起了我们对希腊女神的爱情。我赞赏菲罗克忒忒斯⁽¹¹⁾对大自然的爱恋。在阅读那些对睡眠、星辰、岩石、山脉、波涛的精彩呼语时，我感到时间像一片退潮的海水似的流走了。我感到了人的永恒，人的思想的一致。好像希腊人的伙伴也是我的伙伴。日月、水火，跟他心心相印，也跟我心心相印。这样一来，人们所宣扬的希腊人和英国人的差异，古典派与浪漫派的分歧，就成了迂阔之论了。当柏拉图的一个思想成为我的一个思想——当点燃品达灵魂的真理也点燃了我的灵魂时，时间就不复存在了。当我感到我俩的感知不谋而合，我俩的灵魂色彩一致，而且真可以说合二为一了时，为什么我还要测量纬度？为什么我还要计算埃及的年代呢？

学生用他自己的骑士时代来解释骑士时代，也用他自己类似的小小经历来解释海上冒险和环球航行的年代。对于世界宗教史，他也有同样的一把钥匙。当远古时代的一位先知的声音仅仅对他重复着他幼年的一种情绪、他青年的一种祈祷的时候，他就戳穿所有混乱的传统、滑稽的体制，接触到真理了。

罕见而放肆的一些精灵屡屡前来造访我们，给我们揭示大自然的新的事实。我知道圣徒们常常在人间行走，使普通听众的心灵感知他们的使命。由此可见，三脚祭坛、男女祭司都是受了神的感召的。

耶稣使贪图感官享受的人们感到惊奇，敬畏不已。他们无法把耶稣跟历史统一到一起，也无法把他同他们自己协调一致。到他们开始尊重他们的直感、渴望一种神圣的生活时，他们自己的虔诚就把每一件事、每一句话解释明白了。

对于摩西、对于琐罗亚斯德、对于摩奴⁽¹²⁾、对于苏格拉底的古老的崇拜多么容易地占据了人们的心灵，我在这些崇拜中找不到任何古老之处。这些崇拜，既是他们的崇拜，也是我的崇拜。

我没有漂洋过海、跨越年代，却看到了最古老的宗教祭司。某个个人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面前。他工作时敷衍塞责，却全神贯注地做默祷，成了一个旁若无人的受俸牧师，以上帝的名义乞求，好像要对十九世纪证明诸如柱头修士西门、忒拜英雄和第一批卡普秦修士一样。

东西方的教士谋略，比如麻葛、婆罗门、督伊德和印加教士的谋略，在个人私生活里得到了解释。一个顽固的形式主义者对一个小孩产生的钳制性影响，压制了他的精神和勇气，瘫痪了他的理解能力，并没有激起愤慨，仅仅造成了恐惧和服从，甚至是对这种专制的同情——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事实。等小孩长大成人以后就明白过来，因为他看出小时候压迫他的人自己也是一个孩子，受到这些名目、字眼和形式的摧残，对这个小孩来说，那人也只不过是这种种影响的喉舌而已。事实叫他明白巴力⁽¹³⁾神是怎样受崇拜的，金字塔是怎样建成的，就连商博良⁽¹⁴⁾发现所有工匠的姓名和每一片瓦的造价也比不上事实的教育作用。他发现亚述和乔鲁拉冢群就在他的门口，而他本人就是制定方案的人。

再说，第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在对他那个时代的迷信所提出的抗议中，却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古代的改革家的某些做法，他在追求真理时像他们一样发现德行又有沦丧的危险。他又发现需要多强的道德力量来取代迷信的束缚。改革一出现，放荡就接踵而来。各个时代的路德都悲叹自己家里的虔诚也在败坏，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啊！“博士，”马丁·路德的妻子有一天对他说，“我们受教皇统治的时候，祈祷的次数那么多，热情又那么高，而现在我们祈祷起来总是冷冰冰的，次数又这样少，这是怎么回事呀？”

进步的人发现他在文学——不仅所有的历史，还有所有的寓言——中有一笔多么深厚的财富呀。他发现诗人绝不是描写怪诞不经之事的怪人，而是用他的笔写出人人适用的内心自白的普通人。他在字里行间发现的他的秘密传记，对他来说明白得出奇，虽然那是在他出世以前就匆匆写下来的。他在个人的历险中一一体验着伊索、荷马、哈菲兹、阿里奥斯托、乔叟和司各特的每一篇寓言故事，并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来验证它们。

希腊人美丽的寓言，因为是想象力的正当创作，不是想入非非的产物，所以是普遍真理。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寓意多么广阔，又是那样永远符合实际！它是欧洲历史的第一章(这个神话用一层薄薄的面纱掩盖了真正的事实、机械工艺的发明和向殖民地移民)，除了这一主要价值外，它也是宗教史，因为比较接近后世的信仰。普罗米修斯是古代神话中的耶稣。他是人的朋友，挺立在永恒的天父的不公正的“正义”与人类之间，乐意为人类忍受一切痛苦。可是有的地方这个神话跟加尔文新教有出入，它把普罗米修斯表现成乔武的挑战者，在这种情况下，它表现的是一种心态。哪里用一种粗鲁、客观的方式宣讲有神论，哪里就容易出现这种心态，它仿佛是人的一种自卫，对这样一种谎言的抵制，也就是对存在着一个上帝这样一个为人们所相信的事实表现出的一种不满，而且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即敬神的义务实在麻烦。如果有可能，这种心态就要偷造物主的火，跟他分道扬镳，独立生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怀疑主义的传奇。就连那庄严的寓言中的每个细节对任何时代都一样适用。诗人说，阿波罗曾经为阿德墨托斯牧羊。当诸神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人知道的。耶稣没有人知道，苏格拉底和莎士比亚没有人知道。安泰俄斯是被赫拉克勒斯掐死的，要不然他每跟他的大地母亲接触一次，他就又恢复了力量。人就是那个被制服了的巨人，尽管软弱，可是他有与大自然交流的习性，从而使他的身心健壮起来。音乐的解脱力量，诗歌的解脱力量，好像对坚实的大自然拍着翅膀，解开了俄耳浦斯的谜。哲学通过无穷的形式变化，发现了同一性，这就使人认识了普洛透斯。昨天我笑了或者哭了，昨天夜里我睡得像死人一样，今天早上站起来又跑了，这个我还会是什么呢？我举目四望，看见的除了普洛透斯的种种转生形式还有什么呢？我可以借用任何生物的名称，任何事实的名称来象征我的思想，因为每一个生物都是行动或受苦的人。坦塔罗斯在你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名字。坦塔罗斯的意思是不可能喝到思想的水，虽然它总是在灵魂的视线内波光闪闪。灵魂的转生绝不是寓言。我倒希望它就是；可是男人和女人仅仅是半个人。庄院里的、田野里的、森林里的、地里的、地下水里的每一个动物，都想方设法在这些身体直立、面朝苍天的说话者中间的某一个身上找到一个立足点，并留下它的特征和形态的印记。啊，兄弟，阻止你灵魂的衰退——它正在朝那种形式衰退，而你多年来已经不知不觉地沾染了那种形式的习惯。关于斯芬克司的那个古老寓言对我们又接近又适合。据说斯芬克司坐在路边叫每个过往的行人猜谜，如果哪个人猜不出来，她就活活把他吞下肚去。要是他猜中了，斯芬克司就当场毙命。我们的生命除了是长着翅膀的事实或事件的永恒的飞翔，还会是什么呢！这些变化千姿百态，它们来时都要向人的精神提出种种问题。谁不能以高超的智慧回答时间的那些问题，谁就必须为它们服务。对于这些人，事实是一种负担，压迫着他们，把他们变成墨守成规的人，变成依赖感觉的人，这种人对事实服服帖帖，这就熄灭了人之所以为人所依赖的光明的每一星火花。可是人如果忠实于他更加优越的本能或情感，拒绝接受事实的支配，就像一个来自高级种族的人，紧贴灵魂，看清原则，那么事实就会垮台，乖乖儿地各就其位；它们认识了自己的主人，哪怕其中最卑微的也会给他增光添彩。

每个词都应当是一件事物，请看看歌德的《海伦后》中所表现的这一种同样的愿望吧。他常常说，这些形象，这喀戎们、格里芬们、福耳库阿斯、海伦和勒达都是重要人物，而且的确对心灵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效果。当时他们就是永恒的实体，在今天看来就像在首次奥林匹亚竞技会上的出现一样真实。由于经过反复推敲，所以他笔意纵横，幽默风趣，按他自己的想象把他们写得有血有肉。尽管那首诗像梦一样朦胧、离奇，可是它比同一作者更加正规的戏剧篇什迷人得多，原因是它使心灵神奇地摆脱了那些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形象——用自由奔放的构思，用连续不断的、惊喜交集的场面唤起了读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对于诗人的卑微性来说，普遍性未免太强大了，它骑在诗人的脖子上，假诗人之手写作，所以诗人有时候似乎要倾泻一种单纯的随想曲和狂放的浪漫史，出来以后，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寓言故事。所以柏拉图说：“诗人说出来的至理名言，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中世纪的所有虚构的故事都自我表白说，它们只是把当时的心灵严肃认真孜孜以求的东西用一种隐喻、嬉戏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魔术以及人们认为它所具有的一切神通实则是对科学力量的一种深刻的预感。飞鞋，利剑，能战天斗地，能利用矿物的秘密功效，能通鸟语禽言，凡此种种，都是心灵朝正确方向做出的朦胧的努力。英雄的神威，永葆青春的天赋，诸如此类的事都是人的精神“使事物的外观服从心灵的愿望”的努力。

在《穿林》和《高卢的阿马狄斯》中，花环和玫瑰在忠贞不渝的女性头上就会开花，在水性杨花的女人额上就会凋谢。在《男孩和斗篷》这个故事里，即使是一个老练的读者对温柔的吉尼拉斯的胜利也会感到惊讶，并表现出由衷的高兴；的确，精灵史上的种种假设——那些仙女不愿别人叫她们的名字呀，她们的天性就是反复无常、不堪信任呀，寻财探宝的人绝不能说话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发现在康科德完全适用，在康沃尔或布列塔尼情况同样如此。

最近的传奇中难道情况有所改变？我读过《拉马摩尔的新娘》。威廉·阿什顿爵士就是庸俗的诱惑的一个面具，雷文斯伍德·卡斯尔则是清高的贫穷的一个美名，国家的对外使命仅仅是一个班扬式的伪装的诚实企业。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射杀一头要扰乱善与美的野牛，办法是克服那些不义和淫荡的东西。露西·阿什顿是忠诚的别名，忠诚永远美丽，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容易遭难。

然而同人的文明和玄学史一道，另外一种历史也在天天向前迈进——那就是外部世界的历史，人也同样严格地卷了进去。人是时间的纲领，他也是大自然的相知。他有力量，就因为他有众多姻亲，就因为他的生命跟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整个链条纠结在一起。在古罗马，从首都广场开始的官道向东南西北辐射出去，通向帝国每个行省的中心，使首都的士兵可以直达波斯、西班牙、不列颠的每一个市镇。同样的道理，也有公路从人的心里延伸出来，通向自然界每一个物体的心里，迫使它屈服于人的统治。一个人就是一捆关系、一团根蒂，从这儿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就是世界。他的各种本领与他身外的种种自然现象都有关联，并且预告了他将要居住的世界，如同鱼的鳍能感知水的存在、蛋壳里雏鹰的翅膀能预料到空气的存在一样。没有世界，人就无法生活。把拿破仑投进一座孤岛监狱里，使他的本领找不到人去施展，找不到阿尔卑斯山去爬，找不到赌注去下，他就只好去捕风捉影，显得愚不可及了。如果把他送到泱泱大国，让他生活在人口稠密、利害关系复杂、势力相互敌对的环境中，你就会看到拿破仑其人，也就是说，你看到的那个具有拿破仑的外形轮廓的拿破仑，并不是真正的拿破仑，那只不过是塔尔博的影子。

他的实体并不在这里：

你所见的仅仅是

人的一星半点儿痕迹；

如果整个身躯都在这里，

那就未免太高太大，

只怕贵府容它不下。

《亨利六世》

哥伦布需要一个星球来决定他的航线。牛顿和拉普拉斯需要千年万代和星球密布的天宇。你不妨说一个有引力作用的太阳系已经在牛顿心灵的性质里预见到了。戴维或盖·吕萨克从小就探索粒子的吸引和排斥，他们的大脑同样预见到了组织的规律。胎儿的眼睛难道预告不了光明？韩德尔的耳朵难道预告不了和声的魅力？瓦特、富尔敦、惠特莫尔、阿克莱的建设性的手指难道就预告不了金属可熔、坚硬、可锻炼的本质，预告不了岩石、水和木头的性质？幼女可爱的特性难道就预告不了文明社会的文雅与装饰？在这里我们也联想到人与人的作用。一个心灵冥思苦想多少年代，所得到的自我认识还比不上爱的激情一天的启迪。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暴行感到过义愤填膺，没有听见过口若悬河的讲话，没有与千千万万人分享举国欢腾和人心惶惶的激动，他能了解自己吗？没有一个人能够事先写出他的经历，猜出一种新事物会揭示什么样的能力和感情，就像他今天画不出明天才要初次见到的一个人的脸相一样。

现在我不愿进一步斟酌这笼统的陈述以探讨这种一致的理由。总而言之，历史怎么读、怎么写，都要根据这两种事实，也就是说，心灵为“一”，自然是它的伴随物。掌握这一点也就够了。

这样，灵魂便千方百计为每一个学生浓缩、再现它的宝藏。学生也应当体验经历的整个过程。他应该把自然的光芒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历史不再是一本沉闷的书。它将体现在每一个明智的人身上。你用不着一一告诉我你读过什么书，用什么语言写的，书名是什么，你应该让我感觉到你经历过哪些历史时期。一个人应当是名人殿。他应当像诗人们所描写的那个女神一样，穿着一件画满了神奇的事件与经历的长袍走来走去——他自己的体形和面目因其具有高超的智力，将成为那种五彩斑斓的内衣。我将在他身上发现“史前世界”，在他的童年中看到“黄金时代”、“知识的苹果”、“阿耳戈英雄的远征”、亚伯拉罕的天命、圣殿的修建、“耶稣的降临”、“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大陆的发现、新科学和人身上的新领域的开发。人应当是潘的祭司，应当把晓星的祝福和天上地下一切有记载的福利带进寒舍。

这种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自负？那我就把我所写的全都抛弃算了，因为假装知道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有什么用处呢？可是我们修辞学的毛病就是：我们强调一个事实就好像难免要使人误解另一个。我们把自己的实际知识看得一文不值。听听墙里的老鼠，看看篱笆上的蜥蜴、脚下的真菌、圆木上的地衣，对于这些生物界的随便哪一种生命，无论从感情上讲，还是从道德上讲，我知道些什么呢？这些生物像高加索人种一样古老——也许更加古老，它们在人旁边对自己的意见秘而不宣，它们彼此传递过什么语言，有过什么暗示，从来没有记载。书上指出五六十种化学元素和各个历史时代有什么关系？况且，历史对人的玄学史做了些什么记载呢？历史对我们藏在死亡和不朽名义下的神秘世界投射了什么光芒呢？然而，有一种智慧推测了我们姻亲关系的范围，曾经把事实看成象征。写任何一种历史都应当具备这种智慧。我们所谓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种肤浅的乡村故事，看到这种东西真叫人汗颜。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罗马、巴黎和君士坦丁堡挂在嘴上呢？罗马对老鼠和蜥蜴有什么了解？奥林匹亚竞技会与法国督政府对这些邻近的生物体系来说又算什么呢？况且，它们对猎海豹的爱斯基摩人，对乘独木舟的卡纳卡人，对渔夫，对码头装卸工人，对搬运工来说，它们有什么食物、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援助好提供呢？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历史写得更加博大精深——从一种伦理改革出发，从灌输一种万古常新、疗效无穷的良心开始——我们天性的位置在中央，关系极为广泛，如果我们要更加真实地表现我们的天性，而不是表现我们这个看过很久的记录自私与骄傲的陈旧年表的话。对我们来说，那一天已经存在，它的光辉照耀着我们，只是我们不知不觉罢了。然而科学与文学之路并不是进入自然的途径。与解剖学家或文物工作者相比，白痴、印第安人、儿童、未上过学的农家子弟，倒是站得离那借以阅读的大自然的光照更近些。

自助

Ne te quaesiveris extra.⁽¹⁵⁾

人就是自己的命星；灵魂

能塑造一个老实而又完美的人，

光明、声势、命运全由它指导；

人的一切遭遇来得不迟也不早。

我们的行为如果善，就是我们的天使；如果恶，

就是悄悄儿从我们身旁走过的勾命阎罗。

——波蒙和弗莱契作《老实人的命运·尾声》

孩子扔到石头上，

叫他吮咂母狼奶；

冬天鹰狐来护养，

手定强壮脚必快。

不久前有一天，我读了一位杰出的画家⁽¹⁶⁾写的几首诗，它们立意新奇，不落窠臼。灵魂总是从字里行间听到一种告诫，先别管题材如何。这些诗句所灌输的情感比它们包含的任何思想更有价值。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内心深处认为对你适用的东西对一切人都适用——这就是天才。如果把你隐藏的信念说出来，它一定会成为普遍的感受；因为最内在的在适当的时候就变成了最外在的——我们最初的思想会被“最后的审判”的号角吹送到我们耳边。心灵的声音尽管每个人都非常熟悉，但是我们认为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们蔑视书本和传统，不是自己想到的东西不说。一个人应当学会发现和观察从内部闪过他心灵的微光，而不是诗人和圣贤的太空里的光彩。可是他擅自摒弃了自己的思想，就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东西。在天才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们认出了我们自己抛弃了的思想：它们带着某种疏远的威严回到了我们的身边。伟大的艺术作品对我们的教益不过如此。它们教导我们：正当对方呼声最高的时候，要心平气和、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自发的印象。要不，到了明天，一位陌生人将会非常高明地说出恰恰是我们一直想到和感到的东西，我们将被迫从别人那里取回我们自己的见解，并羞愧难当。

每个人在求知期间，有一天会得出这样一种信念：忌妒等于无知，模仿无异于自杀，一个人不管好坏，必须把自己看作自己的命运，虽然广阔的宇宙不乏善举，可是若不在自己得到的那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一粒富有营养的粮食也不会自行送上门来。蕴藏在他身上的力量实际上非常新奇，因此除他而外，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本领，而且不经过尝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张面孔，一个人物，一件事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另一个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这不是平白无故的。记忆中的这种雕刻不能不说没有前定的和谐。眼睛被安置在一道光线应当照到的地方，这样它才可以看到那道光线。我们还不能充分表现自己，而且对我们各自所代表的那种神圣的观念感到惭愧。完全可以认为，这种观念非常适当，一定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因此应当忠实地传达，不过上帝是不愿意让懦夫来阐明他的功业的。一个人只有尽心竭力地工作，方能感到宽慰和欢乐；如果他说的或做的并非如此，他将得不到安宁。那是一种没有解脱的解脱。还在尝试之中，他的天才就抛弃了他，没有灵感眷顾，没有发明，没有希望。

信赖你自己吧：每一颗心都随着那根铁弦颤动，接受神圣的天意给你安排的位置。接受你的同时代人构成的社会，接受种种事件的关联。伟大的人物向来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像孩子似的把自己托付给他们时代的精神，表明自己的心迹：绝对可信的东西就藏在他们的心里，通过他们的手在活动，在他们的存在中起着主导作用。我们现在都是成人，必须在最高尚的心灵里接受那相同的超验命运；我们不是躲在安全角落里的幼儿和病夫，也不是在革命前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是领导、是拯救者、是恩人，听从全能者的旨意，向着混沌和黑暗挺进。

关于这个问题，大自然在儿童、婴儿甚至畜生的面孔和行为上给了我们多么神奇的启迪！那种分裂和叛逆的心灵，那种对一种感情的不信任的态度(因为我们的算术已经计算出对抗我们目的的力量和手段)，他们是没有的。他们的心灵是完整的，他们的眼光还未被征服，当我们盯着他们的面孔时，我们反而惴惴不安起来。幼年不顺从任何人，人人都得顺从它，所以当大人逗着婴孩玩儿时，一个婴孩一般会使其中的四五个大人变成婴孩。同样，上帝也赋予青少年和成年其本身应得的泼辣和魅力，使它令人羡慕、和蔼可亲，使它的要求不容忽视，如果它愿意尊重自己的话。不要因为青年人不能跟你我讲话，就认为他没有能耐。听！在隔壁房间里，他的声音清楚而果断，好像他知道怎样跟他的同龄人谈话。不管他羞怯还是大胆，他会知道怎样使我们长者变得无关紧要。

小孩子不愁没有饭吃，而且像贵族老爷一样不屑于做点什么或说点什么去讨好他人，这种泰然自若的气质正是人性的健康态度。孩子在客厅里如同在剧院廉价座位上的观众，没有约束，不负责任，躲在自己的角落里观察着那些从眼前经过的人和事，以孩子的迅速、简要的方式对他们的功过审讯，宣判，他们有的好，有的坏，有的十分有趣，有的傻里傻气，有的能言善辩，有的令人讨厌。他不考虑后果，不计较得失，所以能做出一种独立、真诚的裁决。你得讨好他，他却不讨好你。可是成年人则不然，可以说他被自己的意识关进了监狱。他一旦有什么显赫的行动或言论，当下就等于身陷樊笼，成千上万人在注视着他，有的同情，有的愤恨，他们的感情他不得不予以考虑。在这里没有忘川⁽¹⁷⁾。他多想恢复他的中立地位啊！所以谁能避开这种种誓约，或者虽已履行，现在又能以原来那种不受影响、不囿偏见、不受贿赂、不畏强暴的纯真来履行，谁就一定令人敬畏。他常常对目前的事态发表看法，这些见解显然不是一己的私见，而是警世的通言，所以如雷贯耳，闻之生畏。

这些是我们离群索居时听到的声音，可是一旦我们进入世界，它们就逐渐微弱，乃至杳然无声了。社会处处都在密谋对抗每个成员的阳刚之气，社会是一家股份公司，每个成员达成协议：为了更有把握地向每个股东提供食品，就必须取消食者的自由和教养。顺从是求之不得的美德，自助则是它深恶痛绝的东西。社会喜欢的不是实情和创造者，而是名义和陈规陋习。

所以谁要做人，绝不能做一个顺民。谁要获取不朽的荣耀，绝不可被善的空名牵累，而必须弄清它是否就是善。归根结底，除了你自己心灵的完善，没有什么神圣之物。来一番自我解放，回到原原本本的你那儿去，你一定会赢得全世界的赞同。我小的时候，有一位良师益友总是用教会古老的教条纠缠我，我还记得我是怎样不假思索予以回答的。我说，如果我是完完全全按内心生活，那我跟神圣的传统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朋友启发说：“这些冲动也许从下而来，而不是从上而来。”我回答说：“我看未必。不过如果我是魔鬼的孩子，那我就按魔鬼的方式生活好了。”在我看来，除了我天性的法则，再没有什么神圣的法则。好与坏只不过是一些名目，这儿那儿随便可以挪用。凡符合我的性格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凡违背我的性格的东西就是错误的。一个人在所有的反对势力面前立身行事，仿佛一切都徒有其名，昙花一现，只有他是例外。想到我们轻易地向标记和虚名、向大社会和死体制投降，我真感到无地自容。每一个举止得体、谈吐优雅的个人与其说一身正气，不如说在影响我、摆布我。我应当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路，千方百计说出粗犷的真理。假如恶意和虚荣穿着慈善的外衣，会行得通吗？如果一个愤怒的、一意孤行的人僭取了恢宏的废奴事业，带着来自巴巴多斯⁽¹⁸⁾的最新消息来找我，为什么我不应该对他说：“疼你的孩子去吧，疼你的伐木者去吧：要和善、谦虚，要有那种风度，千万不要用这种对千里之外的黑人表现出的难以置信的软心肠粉饰你那咄咄逼人的野心。你对远处的爱就是对家里的恨。”这样向人致意尽管显得粗暴无礼，可是真话比假仁假义更得体。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不然就等于零。仁爱论在呜咽哀鸣之时就一定要把仇恨论宣扬为它的对策。当我的精神召唤我的时候，我就避开父母妻子和兄弟⁽¹⁹⁾。我要在门楣上⁽²⁰⁾写上“想入非非”。我希望它最终要比想入非非好一点，可是我们不能把一天的光阴耗费在解释上面。别指望我会说明我为什么想群居或为什么想独处的原因。也不要像当今的善人所做的那样，给我讲什么我有义务改变所有穷人的处境。他们是我的穷人吗？我告诉你，你这愚蠢的慈善家，我舍不得把分文送给那些不属于我，又不包括我的人。有一个阶层的人，由于有种种精神上的共鸣，我可以由他们随意调遣；为了他们，如果必要，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可就是不干你那名目繁多的廉价的慈善活动，不搞那愚人学校的教育，不建造那徒劳无益的教堂，况且现在已经造起了不少，都没有什么用场。不给酒鬼们施舍，不搞那千重万叠的救济团体——虽然我不无羞愧地承认：我有时候也不得不破费一块钱，可那是一块缺德的钱，不久以后，我就会有勇气不给的。

按照流行的评价，美德与其说是规则，毋宁说是例外。人和他的德行并不是一回事。人做出所谓的善举，如见义勇为、乐善好施之类，就像他们不参加日常的游行而必须交钱补过一样。他们干这种事就算是他们生活在世界上的一种赔礼或辩解——就像病号和精神病患者交昂贵的膳食费一样。他们的德行就是苦修赎罪。我不想赎罪，只想生活。我生活是为了生活本身，不是为了观赏。我倒宁愿它格调低一些，方能真实、平等，而不愿它光彩夺目、动荡不定。我希望它健全甜美，不必去忍受饥饿和病痛。我要的是“你是一个人”这样的主要证据，而不是撇开人只讲他的行动。我知道，无论我做出还是避免这些所谓的高明行动，对我本人来说并没有任何区别。我不同意在我拥有固有权利的地方再购买特权。我虽然才疏学浅，我却实际存在着，因此不需要为了使我自己安心或使我的同伴安心而要人家给予保证。

我必须做的是与我有关的事，而不是人们所想的事。这一规定，在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同样严厉，所以完全可以用来区分伟大和渺小。因为你总会发现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他们对你的职责是什么了解得比你自己还清楚，因此这一规定显得更严了。在世界上，按世人的观点生活容易；在隐居时，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也不难；可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在无数俗人之中尽善尽美地保持了遗世独立的个性。

之所以反对顺从一些对你来说已经僵死的习俗，就因为这样做会分散你的精力。它浪费你的时间，使人对你的性格印象模糊。如果你维护一座僵死的教堂，替一个僵死的圣经社会卖力，跟上一个大党要么投政府的赞成票，要么投它的反对票，像无能的管家婆一样摆你的餐桌——在这一切掩盖下，我就很难发现真正的你。当然，多少精力从你自己的生命中抽走了。然而，做你的工作，我就会了解你。做你的工作，你就会充实你自己。一个人必须考虑：顺从这种把戏完全是捉迷藏。如果我知道你的派别，我就预料到你的论调。我听说一位牧师把该教会制定的一种制度宣布为布道的题目。他不可能说出一句新鲜自然的话，难道我事先不知道？尽管他把制度的根据说得天花乱坠，他绝不会去干那种事情，难道我不知道？他保证只看问题的一个方面——允许看的那一面，不是作为一个人去看，而是作为一个教区牧师去看，难道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受聘的律师，法官席上的那些派头都是空洞透顶的装腔作势。唉，大多数人已经用一块手绢蒙住了自己的眼睛，把自己束缚在某一个通用的观点上。这种顺从使他们不仅在几件事上弄虚作假，不仅仅编造几句谎言，而且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弄虚作假。他们的每一个真理都不怎么真。他们的二不是真正的二，他们的四不是真正的四；因此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使我们懊恼万分，我们不知道该从哪儿着手叫他们改邪归正。与此同时，本性也急不可待地给我们穿上我们所依赖的党派的囚服。我们逐渐长成了一副面孔、一种身材，渐渐地学会了最温顺的蠢驴似的表情。特别是有一种禁欲修行的经历，它也成功地在一般历史中大显身手，我指的是“那颂扬的蠢脸”⁽²¹⁾，那强装的笑容，那是我们在跟人相处，在我们毫不感兴趣的谈话中搭讪时装出来的。肌肉不是自然地活动，而是由一种低劣不堪、专横跋扈的力量拨弄，紧紧地绷在脸的轮廓上，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由于不顺从，世人就对你横眉冷对，要对你横加鞭笞。因此一个人就必须懂得怎样判断一张愠怒的面孔。在大街上，在朋友的客厅里，他会遭人白眼。如果这种反感也像他自己的一样来源于轻蔑和反抗，他不妨哭丧着脸回家了事。可是群众的愠怒的面孔，同他们欣喜的面孔一样，并无深沉的原因，而是随风向的变化、报纸的操纵而转换。然而群情激愤比议院或学府的不满更为可怕。一个阅历丰富的坚强人物，忍受有教养的阶级的愤怒倒不难。他们的愤怒有理有节，因为他们胆小怕事，本身是不堪一击的。然而，如果在他们阴柔的愤怒之外，再加上大众的愤慨，如果无知贫穷之辈也被鼓动起来，如果社会底层愚昧野蛮的势力也被激发起来咆哮号叫、龇牙咧嘴，那就需要宽大的襟怀和宗教的修养大显神通，把它当作区区小事来对待了。

使我们不敢自信的另一个恐惧就在于我们总是要求前后一贯；把我们过去的言行奉若神明，因为别人的眼睛除了我们过去的行为，再没有别的资料来推算我们的轨迹，而且我们也不愿意使他们失望。

可是你为什么要有头脑呢？为什么把你记忆的死尸拖来拖去，唯恐与你在某个公共场合发表的言论相矛盾呢？就算你自相矛盾，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智慧的一个标准似乎就是绝不一味地依赖你的记忆，甚至也不大信赖纯记忆的行为，而是把过去带进众目睽睽的现在来鉴定，并永远生活在一个新时代里。在你的形而上学里，你已经拒绝赋予上帝人格：然而当灵魂的种种虔诚意向到来之时，那全心全意地服从它们好了，尽管它们竟然赋予了上帝形体和色彩。就像约瑟把他的衣裳丢在淫妇手里那样，丢开你的理论逃跑吧。

愚蠢的一贯性是渺小的心灵上的恶鬼，却受到小政客、小哲学家和小牧师的顶礼膜拜。如果强求一成不变，伟大的灵魂就一事无成。他还不如去关心墙上自己的影子。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就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出来，明天再把明天的想法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出来，尽管它可能跟你今天说的每一件事相矛盾——“啊，那你一定会遭人误解。”——难道遭人误解就那么糟糕吗？毕达哥拉斯被人误解过，苏格拉底、耶稣、路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凡是有过血肉之躯的每一个纯洁和智慧的精神莫不如此。要伟大就要遭人误解。

我想谁也不能违反自己的天性。他风发的意气受他的存在规律的牵扯，犹如安第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尽管重峦叠嶂，在地球的曲线中仍显得微不足道。无论你怎么估价、考验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的性格就像一节离合体或亚历山大体诗歌——把它顺着读，倒着读，或斜着读，拼出的字都是一样的。上帝允许我过这种令人愉快、表示忏悔的丛林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让我既不瞻前又不顾后，只是把我真诚的思想逐日记录下来，我毫不怀疑，人们将会发现这种思想对称和谐，尽管我无意如此，也看不出它具有这种性质。我的书应当散发出松树的芳香，回响着昆虫的嗡鸣。我窗前的燕子应当把它嘴上衔的线头、草茎也编织到我的网里。我们是什么样子，别人也会把我们看成什么样子。性格的教育作用远在我们的意志之上。人们总以为他们仅仅借助于外部的行为来传达他们的善与恶，殊不知善或恶每时每刻都在散发着一种气息。

行为尽管千变万化，但是总会有一种一致性，这样，每一个行动在它们关键的时刻都显得又诚实又自然。因为行为不管看上去怎样千差万别，但由于出于一个意愿，因此仍将表现得非常和谐。那种差异在思想保持一定距离、一定高度时，就看不出来了。一种趋势把它们都连为一体了。最好的船只的航线也是千曲百折的。如果从远处看这条航线，它就变直了，接近于平均趋势。你真正的行动会把自己解释明白，还会把你其他真正的行动解释明白。你的顺从却什么也解释不了。独立行动吧，你独立的所作所为现在就会证明你是正确的。伟大则求助于未来。如果我今天非常坚定，把事情做对了，并且瞧不起人们的眼光，那说明我以前一定做对了很多事情，为的就是现在为自己辩护。不管将来如何，现在把事做对。如果永远蔑视外表，那你永远都可以把事做对。性格的力量是积累而成的。从前美好的岁月把它们的兴旺统统注入今天。什么东西造成了议会和战场上的英雄们的威严？它是如此令人心潮澎湃。是对昔日一连串伟大的岁月和胜利的意识。这些伟大的岁月和胜利合成一束光辉，把奋勇前进的行动者照亮。他好像由一队看得见的天使护送着。正是这种东西让查塔姆伯爵声如雷鸣，让华盛顿举止威严，让美国进入亚当斯的眼帘。对我们来说，荣誉令人肃然起敬，因为它不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它一直是古老的美德。我们之所以今天崇拜它，就因为它不属于今天。我们热爱它，我们敬仰它，因为它不是捕捉我们的热爱与敬仰的陷阱，而是自力更生，因而具有一种古老纯洁的血统，即便表现在一个青年人身上，也是如此。

我希望现在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次听到顺从和墨守成规。从此就让这两个词宣布作废，并变得荒诞无稽。让我们听到的不是开饭的锣声，而是一声斯巴达横笛的吹奏⁽²²⁾。让我们再也不要点头哈腰、赔礼道歉了。一位伟大的人物要来我家就餐。我无意讨好他，我倒是希望他讨好我。我要站在这里维护人性，尽管我想让它慈悲为怀，但我更要使它真心实意。让我们冒天下之大不韪谴责当代那种圆滑平庸、沾沾自喜的作风，并把已成为一切历史结论的事实掷到习俗、贸易和政务的面前：哪里有人做事，哪里就有一个伟大负责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在工作；一个真正的人不属于别的时间与空间，而是万事万物的中心。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天性和自然。他衡量你，衡量一切人和一切事。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使我联想到别的某件事，或别的某个人。性格，真实，使你联想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它就等于天地万物。人一定要顶天立地，使周围的一切环境显得无关紧要。每一个真正的人就是一个起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他需要无限的空间、人员和时间完成他的构想——而子孙后代就像一串随从，紧紧追随着他的脚步。一个名叫恺撒的人诞生了，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了一个罗马帝国。基督诞生了，千千万万个心灵在他的天才哺育下成长，对他忠心耿耿，久而久之，人们把他和美德与人的潜力混为一谈了。一种制度是一个人的延长了的影子，正如古代隐修会之于独修者安东尼，宗教改革之于路德、贵格会之于福克斯、卫理公会之于卫斯理、废奴运动之于克拉克森。西庇阿被弥尔顿称为“罗马的巅峰”。一切历史都很容易把自己融入少数几个坚强认真之人的传记中去。

那就让一个人认清自己的价值，把万物踩在自己的脚下。在这个为他而存在的世界上，让他不要像慈善堂的孤儿、私生子，或爱管闲事的人那样探头探脑、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然而一个街上的普通人望着一座高塔或一尊大理石神像，便自惭形秽，因为他发现自己身上不具备与造塔和雕像的本领相匹敌的价值。在他看来，一座宫殿，一尊雕像，乃至一本有价值的书，都具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岸神气，很像一套装饰华丽的用具，似乎对人这样说：“你是什么人呀，先生？”其实这一切都是归他所有，它们要邀得他的光顾，祈求他施展本领把它们据为己有。那幅画等着我去鉴定，它不是向我发号施令，而是由我来决定它是否值得称赞。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寓言，说的是一个酒鬼烂醉如泥躺在街上，被人抬到公爵的府上，先给他梳洗打扮，然后再把他安顿到公爵的床上，等他醒过来后，俨然被当作一位公爵，人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并且向他保证说他只是一度神志不清。这个寓言之所以受人欢迎，就是因为它惟妙惟肖地象征了人的处境，人生在世就是一名醉鬼，然而有的时候会清醒过来，运用他的理性，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位真正的王子。

我们读书就等于行乞、寄生。在历史中，我们的想象欺骗了我们。王国和贵族，权力和庄园，比起小家小户和日常工作中的小民百姓约翰和爱德华来，是一些更加堂皇的字眼。可是生活当中的事情对二者来说是相同的，二者的总数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对阿尔弗烈德⁽²³⁾、斯堪德贝⁽²⁴⁾和古斯塔夫⁽²⁵⁾奉若神明呢？就算他们功德盖世吧，难道他们穷尽了天下的恩德？今天两个人的得失全靠你个人的行为，就像以前要靠追随他们的举世瞩目的脚步一样。一旦平民百姓按照独到的见解行事，光辉就要从国王的行为转移到志士仁人的行为上了。

世界一直被国王们引导着，他们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各个国家的注意力。这一巨大的象征谆谆教导说，人与人应当相互尊重。国王，那高尚或伟大的业主，按他自己的法律在人们中间活动，制定他自己衡人度事的标准，推翻别人的标准，谁做了好事给的报酬不是金钱，而是荣誉，并且以个人意志代替法律。对于上述种种做法，人们处处听之任之，他们所表现出的耿耿忠心就等于一种象形文字，大家模模糊糊地用它象征他们关心自己应当享有的权利，也就是每个平头百姓的权利的意识。

一旦我们开始探究自信的根由，一切原始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魅力的迷就迎刃而解了。那受信赖的人是谁？一种普遍的依赖所基于的原始的“自我”又是什么？那没有视差，没有可测元素，使科学为之茫然的星星把美的光芒甚至射进了猥琐卑劣的行为中，只要那里露出些微独立的痕迹，可它的性能是什么呢？这种探究使我们追根溯源，原来那既是天才的本质，也是美德和生命的本质之所在，我们称之为“自发性”或“本能”。我们把这种基本智慧叫作“直觉”，尔后的教导则都是“传授”。在那种深邃的力量，也就是无法分析的终极事实中，万事万物发现了它们共同的根源。因为生存感在静谧的时刻从灵魂里冉冉升起，我们却不知不觉；它跟万物、跟空间、跟光、跟时间、跟人不仅没有什么不同，反而跟它们合而为一，而且，显而易见也是从它们的生命与存在所产生的同一个根源上产生的。我们先分享万物赖以存在的生命，然后把万物看成自然界里的种种现象，而忘记了我们和它们具有同一个起因。这就是行动和思想的源泉。这就是产生赋予人智慧的只有不信上帝和无神论才予以否认的灵感的呼吸器官。我们躺在无边的智能的怀抱里，它使我们成为它的真理的接收器和它的活动的器官。当我们发现正义、发现真理时，我们不主动做任何事情，而只是让它的光辉通过而已。要是我们问这从何而来，要是我们企图窥探造成万物起因的灵魂，一切哲学就成问题了。它的存在或不存在就是我们能够证实的一切。每个人都可以区别他心灵的有意的行为和他的无意的知觉，而且知道一种绝对的信仰应归因于他那些无意的知觉。他也许在表达那些知觉时会出差错，可是他知道这些东西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是不容争议的。我蓄意的行动与获得总是飘忽不定——毫无根据的幻想，最轻微的自然感情，驾驭着我的好奇和崇敬。没有思想的人在陈述知觉和陈述见解时同样容易产生矛盾，或者更容易产生矛盾；因为他们区分不了知觉和观念。他们满以为我想看见这件事就看见这件事，想看见那件事就看见那件事。然而知觉不是异想天开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看见了一种特性，我的孩子们随后也会看到，最后，全人类都会看到——虽然碰巧在我之前没有人看到过它。因为我对它的知觉如同太阳那样，是一件明晃晃的事实。

灵魂和神灵的关系非常纯洁，所以企图插足其间予以帮助反而有亵渎之嫌。情况一定是这样的：上帝说话的时候，他应当传达的不是一件事，而是所有的事；他应当使他的声音响彻全世界；他应当从现在思想的中心散播出光明、自然、时间、灵魂，把全体从头开始重新创造。每当一个心灵单纯并接受了一种神圣的智慧的时候，旧事物就会消亡——手段、导师、经文、寺庙，全都崩溃了；这个心灵生活在现在，把过去与未来全都并入现在的时刻里。万物都因为与它休戚相关而显得神圣无比——而且彼此不分高下。万物都被它们的起因融进它们的中心，而且在普遍的奇迹中，一个个微小、特殊的奇迹就消失了。因此，如果一个人声称了解上帝，并谈起对上帝的看法，而且使你回想起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国度的某个沦亡了的古老民族的用语时，别相信他的话。做出完美表现的应该是橡实而不是橡树吧？父亲把自己成熟的存在浇铸到孩子身上，难道父亲就比孩子高明？因此，为何如此崇拜过去呢？过去的一个个世纪都在密谋反对灵魂的健全与权威。时间与空间只不过是眼睛造成的生理颜色，而灵魂却是光明；它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是白昼，它在哪里消失，哪里就是黑夜；而历史是一种无礼的行为、一种伤人的举动，如果它不仅仅是关于我的存在和形成的一种令人愉快的寓言的话。

人总是胆小怕事、内疚于心的；他再也没有刚强正直的气质了；他不敢说“我认为”“我就是”，而是一个劲儿地援引圣贤之言。他面对一片草叶和一朵盛开的玫瑰感到无地自容。我窗前的玫瑰花不管是从前的玫瑰花或更好的玫瑰花如何，它们总是满足于自己的现状；今天它们为自己而生，与上帝同在。对它们来说，没有时间，有的只是玫瑰。只要它们存在，每时每刻都是尽善尽美的。没等嫩叶绽开，它的整个生命就已经活动了，在盛开的花朵里不见其多，在无叶的根子中也未见其少。它的天性得到了满足，它也满足了大自然，时时刻刻都是一样。然而人有延宕、有记忆，他不在现在生活，而是眼睛向后，哀悼过去，要不就是对周围的财富不予理会，却踮起脚尖展望未来。如果他不跟大自然一起超越时间，在现在生活，他就不会快乐、不会坚强。

这一点应当是一目了然的了。然而看看那些坚强的智者竟然没有勇气听上帝本人的话，除非他说的是我并不了解的大卫、耶利米或保罗的语句。我们总不能永远对几篇经文、几篇传记定那么高的价。我们就像死记硬背老奶奶、家庭教师的语句的小孩子，等长大以后，又死记硬背碰巧看到的有才气、有个性的人的语句——不辞辛苦地回忆人家说过的原话。后来，等他们具备了曾经说过这些话的人们的观点时，他们才算理解了那些人，才愿意把那些话丢开，因为时机一到，他们随时都可以把话说得一样得体。如果我们生活得真实，我们将会看得真实。那就像强者保持坚强一样容易，也像弱者保持软弱一样容易。当我们有了新的知觉时，我们将很乐意把窖藏的财宝像处理从前的垃圾一样从记忆中清除。当一个人与上帝生活在一起时，他的声音就像潺潺的溪水和沙沙的谷田一样甜美。

现在到了最后，关于这一论题的最高真理仍然未曾谈及，大概也无法谈及，因为我们所谈的一切只不过是对直觉的遥远的记忆。我通过现在最能接近的手段来表达的那种思想就是下面这样的情况。当善接近你的时候，当你身上有生命的时候，那不是通过司空见惯的渠道达到的，你是发现不了别人的足迹的，你是看不到别人的面孔的，你是听不到任何名字的——那种渠道，那种思想，那种善，必定是新奇无比的。它必定把实例和经验统统排除在外。你取道于人，而不是跟着别人的脚步走。一切曾经生活过的人都是它的被遗忘了的代理者。恐惧和希望同样都在它的影响之下。即使希望之中也有某种低下的东西，在幻想的时刻，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感激的东西，严格地来说，也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欢乐的东西。凌驾于激情之上的灵魂看见了同一性和永恒的因果关系，发现了真理和正义的自我存在，因为知道万事如意，便处之泰然。大自然无垠的空间、大西洋、南太平洋——漫长的时间间隔，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都无关紧要。这种我想到和感到的东西过去构成了每一种原先的生活与环境状况的基础，就像它们现在构成了我的现在的基础，构成了所谓的生和所谓的死的基础一样。

有用的只是生命，而不是已经生活过了。力一旦静止就不复存在了，它存在于从一种旧状态到新状态的过渡时刻，存在于海湾的汹涌澎湃之中，存在于向目标的投射之中。这是一个令世界讨厌的事实，却是灵魂形成的事实，因为它永远贬低过去，把所有的财富变成贫困，把所有的信誉化为耻辱，把圣徒与恶棍混为一谈，把耶稣和犹大都推到一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瞎唠叨自助呢？因为有灵魂在就有力量，它不是自信力，而是作用力。谈论他助只是一种可怜的表面的说话方式。还是说有依赖作用的事情吧，因为它起作用、存在着。我主宰着自己，有谁能比我更顺从自己呢？尽管他不费举手之劳。我必须借助精神的引力围着他转。当我们谈到突出的美德时，我们认为它华而不实。我们看不到美德就是“顶峰”，也看不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只要对原理有适应能力和渗透能力，便肯定会借助自然规律征服和驾驭所有城市、国家、国王、富人和诗人，因为这些都不是顶峰。

如同在每一个论题上一样，这就是我们如此迅速地在这一论题上所取得的终极事实：一切转变为永远神圣的“一”。自我生存就是终极动因的属性。它程度不同地进入了所有较低级的形式，按照这种程度它制定了衡量善的标准。真实的万物的真实程度取决于它们所包含的优点。商务、农牧、狩猎、捕鲸、战争、雄辩、个人影响都是重要的东西，并且作为自我生存的存在和虚假行动的实例都赢得了我的敬仰。在自然界，我看到同一个规律在为保护和发展而发挥作用。在自然界，能力是衡量正当的基本标准。大自然不允许任何无自助能力的东西滞留在她的各个领域。一个行星的起源和成熟，它的平衡和轨道；劲风过后弯倒的树又挺起身来；每一个动植物的生命力，凡此种种，都是这种自给自足的，因而也是自助的灵魂的表现。

这样，一切都在集中：让我们切勿漂泊，让我们跟这动因一起待在家里。让我们仅仅宣布一下这神圣的事实，叫那强行闯入的一堆乱哄哄的人、书和制度瞠目结舌吧。叫入侵者把鞋从脚上脱下来，因为上帝就在这里⁽²⁶⁾。以我们的单纯来裁判它们吧，让我们对自己规律的顺从在我们天生的财富旁边演示自然和命运的贫困吧。

然而我们现在是群氓。人对人没有敬畏之心，他的天才没有得到规劝而留在家里，使自己与内心的海洋交流，而是走到户外从别人的缸里讨一杯水。我们必须独来独往。我喜欢礼拜式开始前沉默的教堂胜过任何讲道。那些人看上去多么遥远，多么冷淡，多么贞洁，用一块围地或一座圣殿把彼此圈住！所以让我们永远坐着。我们为什么应该装出我们的朋友、妻子、父亲或者孩子的那副糊涂样子，就因为他们围在炉边坐着，据说和我们有同样的血统吗？所有的人都有我的血统，我也有所有的人的血统。我并不因为这个就要承袭他们的暴躁或愚蠢，甚至到为它感到羞愧的地步。然而你的孤立绝不是物质上的，而应当是精神上的，也就是说，一定要崇高。有时候，全世界似乎都在密谋用夸大了的琐事纠缠你。朋友、客人、孩子、疾病、恐惧、匮乏、施舍，一起拥来敲你那私室的门，说道：“出来，到我们这儿来。”然而，保持你原来的状态，千万别出来卷进它们的纠纷。人们打扰我是蛮有能耐的，我只好漠然置之。不通过我的行动，谁也别想接近我。“我们爱什么，我们就有什么，可是由于贪心不足，我们反而失去了这种爱。”

如果我们不能立即具备服从与信任的神圣感情，至少让我们抵抗一下对我们的诱惑吧！让我们进入战争状态，在我们的撒克逊胸怀里唤醒雷神和战神、勇敢和坚定。只要说真话。这一点在太平之世就可以做到。制止这种假殷勤和假慈善吧！再不要满足跟我们交谈的受骗的和骗人的人们的期望了。对他们说，父亲啊，母亲啊，妻子啊，兄弟啊，朋友啊，迄今为止，我一直跟你们表面上生活在一起，从此以后我要做真诚的人。现在让你们知道，从今往后凡是低于永恒法则的法则我决不服从。我只要亲近，不要盟约。我将努力赡养父母、抚育子女，做一个妻子的忠贞的丈夫——可是我必须按照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方式供养这些亲属。我不服从你们的习俗。我必须成为我自己。我再也不能为你而毁了自己，或者毁了你。如果你看中我的本质而爱我，我们将会更幸福。如果你做不到，我仍然愿意设法给你你应该得到的东西。我不愿意把自己的好恶隐藏起来。我真心希望：凡是深沉的东西就是神圣的东西；我真心希望：在太阳、月亮面前，凡是使我由衷的高兴的事、心灵委派的事，我都愿意做。如果你高尚，我会爱你；如果你不是这样，我不愿意献假殷勤去伤害你，也伤害我自己。如果你诚实，可是又跟我的诚实不是一回事，那你就忠于跟你志趣相投的人，我也愿意去寻求我的同道。我这样做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出于谦恭和真诚。不管我们在谎言中生活了多久，在真诚中生活同样符合你的利益，符合我的利益，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难道这话今天听起来相当刺耳？你很快就会爱上你我的天性所要求的东西，而且如果我们追随真理，最终它会把我们安安全全地领出去——然而，这样做你也许会给这些朋友造成痛苦。是的，然而，我不会出卖我的自由和力量去顾全他们的感情。况且，当人们向外一望，投向绝对真理的领域时，人人都有自己理性的时刻；到那时，他们会证明我是对的，而且会做同样的事情。

普通大众认为你摒弃大众的标准就等于摒弃所有的标准，是地地道道的道德律废弃论；荒淫无耻之徒会借哲学之名为他的罪恶贴金。然而，意识的法则常在。有两种忏悔，我们必须做其中的一种才能赎自己的罪。你可以用直接的方式，也可以用反省的方式证明自己无罪，从而完成你的一系列职责。考虑考虑你是否满足了你和父亲、母亲、表兄弟、邻居、城镇、猫、狗之类的关系，其中的任何一个是否能够责备你。然而我也可以忽略这种反省的标准，赦免我自己。我有我自己苛刻的要求和完善的循环论证。许多职务都被称为职责，意识法则可拒绝这种称谓。然而如果我清偿了它的债务，它就使我能够摒弃大众的准则。如果有人以为这个法则太宽松，那就让他花一天时间去维护它的戒律好了。

谁丢掉人的普通动机，敢于相信自己会做一名领头人，那就需要他具有某种神力。他的心地要高尚，他的意念要忠诚，他的目光要明澈，这样，他才可以认认真真地自立学说、自立社会、自立法律。这样，一个简单的目标之于他才可以像铁定的需要之于别人那样坚强！

有一种东西被人们明确地称为社会，如果有人把它的方方面面加以考虑，他就会看到这些伦理道德的必要性。人的筋肉和心脏似乎被抽了出去，于是我们就变成了胆小如鼠、灰心丧气、忍气吞声的可怜虫。我们害怕真理，害怕命运，害怕死亡，害怕他人。我们的时代产生不了伟大完美的人物。我们需要能够革新生活、革新我们的社会状况的男男女女，可是我们发现大多数人都是些破落户，连自己的需要也满足不了，空有凌云志，实无回天之力，只好日日夜夜屈身行乞。我们持家就等于行乞，我们的艺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宗教，都不是我们选择的，而是社会替我们选择的。我们是纸上谈兵的士兵。我们躲着命运的恶战，而力量恰恰就是在那里产生的。

如果青年人在他们的第一个事业中失利，他们就会彻底地灰心丧气。如果青年商人失败了，人们就说他破产了。如果最优秀的天才在我们的一所大学里学习，毕业一年之后还没有在波士顿或纽约的市区或郊区任职，他和他的朋友似乎都认为他应该灰心丧气，应该终生抱怨。从新罕布什尔或佛蒙特来的一个健壮的小伙子把所有的职业都一一试遍了，他赶过车，种过地，当过沿街叫卖的小贩，办过学校，当过牧师，编过报纸，进过议会，买过一片六英里见方的地皮，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多年以来，而且永远好像一只猫，从不跌跤，他抵得上一百个城市里的庸人。他跟时代齐头并进，并不因为没有“学专业”而感到丢脸，因为他没有延误他的生命，而是已经生活过了。他不是有一个机会，而是有成百个机会。让一个斯多葛主义者放开人的聪明才智，告诉人们：他们没有背靠柳树，不但有能力，而且必须超凡脱俗。随着自信的实施，新的力量一定会出现。一个人就是成了肉身的道⁽²⁷⁾，生下来就是为医治万民的⁽²⁸⁾，他应当对我们的同情感到羞愧，一旦他按自己的意愿行动，把法律、书本、偶像和习俗统统扔出窗外，我们就不再怜悯他，而要对他表示感激和尊敬——而且那位导师一定会恢复人生的光彩，使人名垂青史。

要使一种更加伟大的自助在人们的一切职责和关系中，在他们的宗教中，在他们的教育中，在他们的事业中，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在他们的联系中，在他们的财产中，在他们的理论观点中，掀起一场革命并不难。

一、人们允许自己做些什么祈祷呀！他们所谓的神职并不怎么勇敢刚毅。祈祷的眼睛向外看，要求某种外来的添加物来提供某种外在美德，结果把自己迷失在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调停性的和奇迹般的无穷无尽的迷宫中。恳求某一种商品——一种绝非完美的东西——的祈祷，是邪恶的。祈祷是从最高的观点对生活事实的观照。它是一个观察着的欣喜的灵魂的独白。它是宣告自己的造物甚好⁽²⁹⁾的上帝的精神。然而，祈祷作为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就无异于狗盗鼠窃了。它意味着天性和意识中间存在着二重性和不统一。一旦人与上帝联为一体，他就不会乞求了。到那时，他就会在一切行动中看到祈祷。农民跪在自己的地里祈祷除去地里的杂草，船夫跪在船上，一边划桨，一边祈祷，这些都是从自然界里听到的真正的祈祷，尽管目的都不怎么高贵。弗莱契的《邦杜卡》一剧中的卡拉塔奇，在人们劝他探究一下奥达特神的心意时，他答道：

他的隐义就在我们的努力中；

我们的英勇就是我们最好的神。

另一种假祈祷就是我们的懊悔。不满就等于缺乏自助，也无异于意志薄弱。懊悔灾难去吧，如果你能借此帮助受灾者的话；倘若帮不了什么忙，那就一心干你自己的事情，这样，祸害就已经开始得到补救了。我们的同情也是一样卑劣。我们去看望他们，他们哭天抹泪的，我们便坐下来陪着他们哀号，而不是用振聋发聩的办法晓之以真理，送来健康，使他们重新与自己的理智交流。幸运的秘诀就是我们手中的欢乐。自助的人永远受神和人的欢迎。所有的大门都对他敞开；千言万语向他致敬，荣誉的桂冠全戴给他，所有的目光都急切地追随着他。我们的爱出去找他，拥抱他，因为他并不曾需要。我们牵肠挂肚地、满怀歉意地抚爱他、赞扬他，因为他从来都是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我们的非难放在眼里。诸神爱他，就因为众人曾经恨他。“天国的神动辄就去眷顾那百折不回的人。”琐罗亚斯德说。

人们的祈祷是意志上的一种弊病，同样的道理，他们的信条是智能上的一种弊病。他们跟那些愚蠢的以色列人说：“假如上帝不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的。你说吧，随便哪一个人跟我们说，我们都愿意听从。”⁽³⁰⁾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无法遇到我兄弟心中的上帝，因为他已经关上了他的庙门，仅仅在背诵他的兄弟的上帝，或者他兄弟的兄弟的上帝的寓言。每一个新的心灵就是一种新的类别。如果它证明了一个具有不同凡响的活动与能力的心灵，例如证明了洛克、拉瓦锡、赫顿、边沁、傅立叶，那它就把自己的分类强加于他人了。看，一种新的体系。一个学生的思想越深沉，思想接触到并使他能得到的事物越多，他就越自负。然而，这一点在教义和教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教义和教会也是按照责任的基本思想和人跟上帝的关系而行动的某种伟大心灵的类别。加尔文派、教友派、斯维登堡派都是这样。学生喜欢以新术语来讨论一切，就像一个刚刚学了生物学的女孩子喜欢从中看到新土壤和新季节一样。过上一段时间，学生会发现通过研究他的老师的心灵，他的智力增长了。然而在所有失衡的心灵里，这种类别被偶像化了，它被看作目的，而不是一种可以很快用尽的手段。所以，在他们看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体系的墙和宇宙的墙混为一体了；在他们看来，天上的日月星辰就挂在他们的老师建造的拱顶上。他们无法想象你们这些门外汉怎么会有权看到——你们怎么能看见，“那一定是你们用什么办法把光从我这儿偷走了”。他们还是看不出由于不成体系，那种光顽强不屈，会射进任何荆室蓬户，甚至他们的也不例外。让他们嘁嘁喳喳议论片刻，然后，就把它据为己有吧。如果他们心地诚实、行为得体，那么，他们整洁、崭新的家畜栏当下就显得太狭窄、太低矮，当下就会裂缝、就会倾斜、就会腐朽、就会消失，而那不朽的光既年轻又快活，霞光万道，绚丽多彩，将会普照宇宙，就像它在第一个清晨做过的那样。

二、正是由于缺乏自我修养，所以人们便迷信旅游，把意大利、英国、埃及奉若偶像。所有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至今仍对旅游趋之若鹜。有些人曾使英国、意大利或者希腊变得令人肃然起敬，但他们自己却像一根地轴，固守在原地不动。在决断的时候，我们感到职责就在我们的岗位上。灵魂绝不是一个旅游者，智者总是足不出户，如果有必要、有义务，叫他在什么场合离开他的住所，或者到外国去，但他仍然好像待在家里，而且还用他的面部表情使人们意识到他是在传播智慧和美德，像一位君王一样访问一个个城市和人物，而不是像一个商贩或仆从。

我并不武断地反对为了艺术、为了研究和慈善目的的环球旅行，只要人首先喜欢家居，就不指望为获得比他已掌握的更高超的知识而出国。谁为了取乐，为了获得他手里没有的东西而旅游，谁就在做脱离自身的旅行，在老古董当中，即使青春年少，也会变成老朽。在底比斯，在帕尔米拉⁽³¹⁾，他的意志和心灵已经变得像那些城市一样古老而腐朽。他把废墟带进了废墟。

旅游是傻瓜的天堂。我们最初的旅程发现：对我们来说，地方无关紧要。在家里，我梦想着：在那不勒斯，在罗马，我可以在美中陶醉，丢掉我的忧伤。我打点好衣箱，拥抱过朋友，登船航海，最后在那不勒斯醒来，旁边还是那严峻的事实：那个我原来逃避的、毫不退让的、同一个忧伤的自我。我寻找梵蒂冈和那些宫殿。我假装沉醉在景色和联想中，可是实际上并没有沉醉。我走到哪儿，我的巨人都陪伴着我。

三、然而，旅游的狂热却是影响整个智力活动的一种更深的不健全的征兆。智力是漂泊不定的，我们的教育制度培养的是骚动不安。尽管我们的身体被迫待在家里，而我们的心灵还在彷徨。我们模仿，除了心灵的彷徨，模仿还会是什么呢？我们的房屋是按外国情调建筑的；我们的橱架是用外国的装饰品装饰的；我们的见解，我们的爱好，我们的才能，都十分贫乏，还追随着“过去”和“远方”。灵魂在艺术已经繁荣的地方创造了艺术。艺术家正是在他自己的心灵里寻找他的原型。那只不过是把他自己的思想运用到要做的事情上和要观察的环境上。我们为什么要照搬陶立克或哥特式的原型呢？思想的美、便利、宏伟以及离奇的表现，离我们离他人都是一样近，如果美国的艺术家愿意满怀希望和爱心研究他要做的事，考虑过气候、土壤、白天的长度、人民的需要、政府的习性和形式之后，他就会创造一座人人都觉得住起来合适的房子，而且情趣也会得到满足。

坚持你自己，千万不要模仿。你自己的天赋你随时可以用终生修养积蓄的力量表现出来；然而，选取的别人的才华你只能临时地、部分地占用。每个人干得最出色的事，只有他的造物主才能教给他。除非那人把它表现出来，否则，它究竟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也不会知道。能教莎士比亚的老师在哪里？能指导富兰克林、华盛顿、培根或牛顿的导师又在何处？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无与伦比的。西庇阿的西庇阿主义正是他无法触及的那一部分东西。研究莎士比亚永远造就不出莎士比亚。做指派给你的工作吧，你不可奢望太高、胆量过大。此时此刻，给了你一种表达方式，勇敢而崇高，犹如菲迪亚斯的巨凿、埃及人的巨型泥刀、摩西或但丁的大笔，但又跟这些不尽相同。灵魂尽管满腹珠玑、辩才无双，也不可能屈尊重复自己；然而，你如果能听见这些鼻祖说的话，你肯定也能用同样一种音调回答他们。因为耳朵和舌头虽然是两种器官，却是一种性质。住在你生命中淳朴、高尚的地域，服从你的心声，你一定会再现以前的世界。

四、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艺术，眼睛朝外看，我们的社会精神也是如此。人人都以社会改良为荣，而没有一个人有所改良。

社会从来没有前进。它在一个方面有所进步，在另一个方面则有所退步，速度都是一样迅速。它经受着不断的变革；有野蛮社会，有文明社会，有基督教社会，有富裕社会，有科学社会，然而这种变革并不是改进。因为有所得，必有所失。社会获得了新技艺，却失去了旧本能。穿着讲究、会读书、会写字、会思索的美国人跟赤身裸体的新西兰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前者口袋里装着怀表、铅笔和汇票，后者的财产只是一根木棍、一支长矛、一张草席和一间许多人共寝的棚屋！然而，把二者的健康状况加以比较，你一定会看到白人已经丧失了他原有的体力。如果旅行家给我们讲的确有其事，那么，试用一柄巨斧砍那个野人，一两天之后，肉又愈合得完好如初，仿佛你砍的是柔软的树脂似的。然而，同样的砍击会把那白人送进坟墓。

文明人造出了马车，却丧失了对双足的利用。他用拐杖支撑身体，却失去了肌肉的支持。他有一块高级的日内瓦表，却丧失了依据太阳定时的本领。他有一份格林尼治天文年鉴，一旦需要，保证可以得到资料，然而街上行走的普通人却认不得天上的星星。他不懂得观察夏至点和冬至点，也不懂得观察春分点和秋分点，那完整灿烂的年历在他的心灵上没有标度盘。他的笔记本损害了记忆力。他的图书馆使他的智力承受不了，保险公司增加了事故的次数；机器有害没害，我们有没有因为讲究文雅而丧失了活力，有没有因为信奉一种扎根于机构和形式中的基督教而丧失了某种粗犷的气质，这些都成问题。因为每一个斯多葛都是一个斯多葛，然而在基督教世界里，基督徒又在哪儿呢？

道德标准上的偏差并不比高度或体积标准上的偏差多。现在的人并不比过去的人伟大。可以看出古代的伟人与现在的伟人不分高下。十九世纪的科学、艺术、宗教和哲学一起发挥作用，教育出的人物并不比普鲁塔克两千三四百年前笔下的英雄们更伟大。人类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福西翁、苏格拉底、阿那克萨戈拉、第欧根尼都是伟大人物，然而，他们并没有留下类别。谁如果真够得上他们的类别，谁就不会被人用他们的名字称呼了，而是独树一帜，也就成了一个派别的创始人。每一个时期的技艺和发明仅仅是那个时期的装束，并没有振奋人心。机器经过改良有其利也有其弊。哈得孙和白令乘着他们的渔船完成了那么多的伟大业绩，连装备已经集科学技术之大成的巴利和富兰克林⁽³²⁾也为之咂舌。伽利略用一个观剧的小型望远镜发现了一系列的天文现象，其辉煌成就使后人永远望尘莫及。哥伦布乘一只无甲板的小船发现了新世界。每隔一个时期，工具和机器就要遭到毁弃，看到这种现象真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些东西几年前或几百年前被人采用时引起过莫大的轰动。伟大的天才都具有返璞归真的能力。我们把战争艺术的改进看作科学的成就，然而拿破仑依靠露营征服了整个欧洲，其中有依靠赤手空拳的英勇，有孤立无援的险境。这位皇帝认为不可能建立一支完善的部队，拉斯·卡斯⁽³³⁾说：“并没有消灭我们的武器、弹药、粮秣和车辆。然而到了后来，士兵仿照罗马人的做法，竟然自己解决粮食供应，用手磨磨面，自己烤起面包来。”

社会是一个波浪。波浪向前运动，然而构成波涛的水却不向前。同一个粒子不会从波谷升到波峰。波浪的统一仅仅是表面现象。今天一些人创建了一个国家，明年一死，他们的经验也跟他们一起付诸东流。

所以，对财产的依赖，包括对保护财产的政府的依赖，是缺乏自助的表现。人总是见物不见人，长此以往，他们便把宗教的、学术的和政府的机构视为财产的卫士，他们极力反对对这些机构的攻击，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对财产的攻击。他们衡量彼此的标准不是一个人是什么，而是一个人有什么。然而，一个有教养的人出于对自己天性的新的敬重，便为自己的财产感到羞愧。他格外憎恶他所拥有的东西，如果它是意外到手的话——通过继承、馈赠或犯罪所得。于是他感到那是不该拥有的，那不属于他，并没有根植于他身上，仅仅是放在那里，只是还没有被革命、强盗抢走而已。然而，一个人的生存取决于获得必要的东西，人所获得的东西就是活的财产，它不是听候统治者、暴民、革命、火灾、风暴或破产的指使，而是人在哪里呼吸，它就永远在哪里自我更新。阿里⁽³⁴⁾哈里发说：“你的全部或部分生命在追求你，因而你就停止追求它吧。”我们对外国货的依赖导致了我们对数量的盲目崇敬。政治党派召开无数次的会议，集会规模越来越大，每宣布一件事就喧声震天。从埃塞克斯来的代表团！从新罕布什尔来的民主党人！缅因州的辉格党员！千万双眼睛在注视，千万只臂膀在挥动，面对这种场景，年轻的爱国志士便感到比以往更加坚强。改革家们也如出一辙，又是召集会议，又是投票选举，还做出大量的决定。别这样，朋友们！只有反其道而行之，上帝才肯垂顾而进驻你的心中。一个人只有摆脱了一切外援，独立于天地之间，我才会看到他的强大和成功。他的旗帜下每增加一名新兵，他就变得虚弱一些，难道一个人不如一座城？别有求于人，在千变万化之中，只要你立稳了台柱，不久就一定有人出现，支撑你周围的一切。谁如果知道力量是与生俱来的，知道他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他求助于外物，有了这种领悟，谁就会毫不迟疑地依赖自己的思想，立即纠正自己，挺身而立，驾驭自己的躯体去创造奇迹，恰如一个靠双足站立的人比一个用头倒立的人有力一样。

所以尽量利用被称为“命运”的一切东西。大多数人在跟命运赌博，要么全盘皆赢，要么全盘皆输，这都取决于命运的轮子怎么转动了。然而，你务必把这些赢得物当作非法的东西搁下，再去跟上帝的司法官“因果”打交道吧。有“目的”地工作、获取吧，你已经拴住了“机缘”的轮子，从此以后，你就一定会处之泰然，对它如何旋转就无所担心了。一次政治上的胜利，一次纯利的增加，你的疾病的痊愈，久别的朋友归来，或者别的什么好事情，都会振奋你的精神，于是你便认为好日子就在前头。别相信。除了你自己，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安宁。除了原理的胜利，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