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言小说

第一节 概述

我国宋代以前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文言小说。宋以后，在文言小说的哺育下，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白话小说异军突起，很快地取代了文言小说而成为古代小说的主要形式。但作为白话小说源头之一的文言小说并未绝响，它一方面继续给白话小说以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仍以其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强大的生命力，在古代小说的领域里拥有自己的天地，毫不示弱地伴随着中国古代小说走完它最后的路程。

一、小说的界定和分类

研究小说史，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小说，确定小说史研究的范围。

“小说”一词出现在《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可见，“小说”指的是与“大道”形成对照的价值不大的琐碎议论。这里所谓的小说，与后世的小说概念是不同的，但也有相通之处。到了东汉才把小说作为一种文体。东汉桓谭《新论》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1]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列儒、道等十家，小说家为最末一家。“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2]著录十五种小说，已不存，只有少量佚文，多杂史杂记类。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汉人对小说的看法主要是：小说来自民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作者是小官和小知识分子；它虽然是“小道”，但“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有可观可采之处；形式是“丛残小语”，“尺寸短书”，都是短篇；艺术上“近取譬论”，有比喻、虚构、夸张等特点。对小说这些看法，成为古代学者和作家的共识。但是它和现代关于小说的概念又有差别；而且，古代小说多以丛集出现，在一个集子里哪些算小说更难区分。胡应麟说：“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实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卢瓌《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郑樵）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3]

为此，学者提出界定古代小说的四条原则：

1.叙事原则。把叙事与非叙事作品分开，如《茶经》就不是小说。

2.虚构原则。把小说与记实性叙事文体分开，如史传。

3.形象原则。叙事必备形象。

4.体制性原则。小说有自己的体例结构，一类是单篇；一类是丛集。这就排除了将从史传类、诸子类中选出的作品当作小说，如《左传》《韩非子》。^[4]

虽然这些原则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处理时还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正如《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编者所说，如果完全依据今天通行的小说概念，那许多古代文言小说势必无缘进入这部百科全书；而如果完全依据古人的种种有关小说的概念来编选，那这部百科全书又将显得内容芜杂、大而无当。考虑到小说文体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的漫长过程，因此，对文言小说的认定采取前宽后严的原则。目前出版的目录学著作对宋代之前的文言小说，不管是符合古人的概念或是符合今人的概念的，只要是可考的就尽可能全部收入；宋代元代的文言小说，大部分收入；对明清两代的文言小说，则有选择地收入，入选者大抵是那些符合或接近于今人的概念而又比较重要的作品。

文言小说的分类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刘知几《史通·杂述》：“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5]逸事、琐言、杂记三类近似小说。

胡应麟：“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6]这六种中后三种不属于小说。

纪昀等所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7]他排除了传奇。

当代学者有的把文言小说分为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两大类；有的分为志怪、志人和传奇三类；本书则分为志怪、传奇、轶事三类。

二、小说的源流

神话传说是小说，特别是志怪小说的源头之一。

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内容丰富，但缺乏系统性，零星地分散在各类古书中。神话材料保存较多的是《山海经》《楚辞》和《淮南子》。此外在《穆天子传》《庄子》《国语》《吕氏春秋》等书中也有部分记载。

上古神话传说的内容，有关于天地开辟、人类诞生的神话。这类神话歌颂和崇拜那些创造天地的神，在造物神身上寄托了古先民创造世界的宏伟志向。如在三国徐整《三五历记》《五运历年记》里，盘古被描写为天地万物之祖，日月星云、风雷雨水、草木金石都是盘古垂死化身而来的，而开辟天地的盘古却是以人的形象为模特创造出来的，这一形象的创造，体现了原始人创造世界的宏伟魄力和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女娲的神话则反映了世界遭水火大破坏后女娲重整乾坤和人类诞生的经过。在神话里，女娲不仅被描写为一个世界的创造者，而且还被描写成创造人类和化育万物的始祖。从盘古创世到女娲补天造人，虽然把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的创造归之于天神，但从这两个人形化、人格化的天神形象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古先民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愿望和热情。

在远古之时，原始人常常受到来自水旱灾害、毒蛇猛兽的严重威胁，为了生存，他们以顽强的意志与自然灾害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神话传说中也占有相当的数量。像后羿射日、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等。这些神话中神和英雄都具有不怕牺牲、百折不挠、一心为人类谋幸福的特点，同时具有征服自然的超人力量。上古神话传说还反映了氏族社会末期各部族间的斗争。如黄帝与炎帝、蚩尤的战争，共工与颛顼的战争，禹和三苗的战争等。神话传说还有大量有关发明创造的内容。如神农氏发明农具和制陶、冶炼、医药、种植等技术。燧人氏钻木取火，仓颉发明文字等等，这些神或英雄的发明创造，实际上是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的结晶，它反映了原始人的伟大创造力。

以上简单介绍了神话传说的主要内容。上古神话传说作为志怪小说的起源之一，它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首先，神话传说中瑰丽奇特而又丰富多彩的想象力，给后世小说创作以巨大的启迪。女娲补天造人的首创精神，后羿射日的乐观信念，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的坚强意志，永远放射着理想的光辉，深刻影响了后代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物性格的塑造。而六朝志怪、唐人传奇乃至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创作精神上更是与上古神话传说一脉相承。

其次，神话新奇奔放的幻想和理想化的夸张，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方法，足以启发作家的想象力，开阔作品的境界，而从志怪一系来看，它关于神灵变化的观念和表现形式，为志怪奠定了幻想的基础。魏晋以后的志怪传奇不仅在创作方法、艺术构思等方面深受神话传说的启发，乃至于作品中的神仙妖怪等的形象都同神话中的各种神人神兽在表现上有渊源关系，不同的只是它们的人格化程度提高了，体现着新的审美观念。

再次，神话传说开创了神怪题材，它是后世志怪传奇小说丰富的题材宝库。它不仅作为丰富的营养，一直哺育着志怪传奇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到其他体裁的小说，如明代长篇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于清代的《镜花缘》，都明显地烙有神话传说的印记。

宗教迷信故事对志怪小说的产生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宗教迷信故事主要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散见于史官诸子之书中，多数都是幻化和神秘化了的历史故事。它虽不及神话那样优美宏丽，但在题材和幻想形式上有不少新变化，对志怪小说的形成发生过巨大的作用。

宗教迷信故事的内容主要包括：鬼神显灵作祟的故事和关于卜筮占梦的迷信故事。这些故事的内容虽趋于消极，但它对后世小说家通过描写花妖鬼魅和记述梦境来反映现实，拓展想象和幻想的空间，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与上古神话传说相比，宗教迷信故事自有其新的特点。首先，在神话中，神是幻想世界的主体，神话的幻想境域是排斥人类在外的神灵的世界。而在宗教迷信故事中，人变成幻想世界的主体，人可以与鬼神互相交往。其次，在宗教迷信故事中，神已不像神话中那样可以死去，而是成为大自然中一种神秘的力量，通过显灵来体现它的无比的威力。同时出现了鬼的观念，人死为鬼，鬼可随意变化报恩复仇。这种鬼神不死和随意变化的幻想观念和幻想形式，对志怪小说的形成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几乎成为后世志怪小说创作的一种模式。

地理学和博物学产生于西周春秋之际，那时，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和宗教神秘观点的影响，不可能科学地解释地理博物方面的现象，再加上一些巫觋方士之流利用地理博物知识自神其术和传播迷信，因此当时的地理博物知识都被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而虚诞化了，成为地理博物传说。它同神话传说、宗教迷信故事一起被志怪小说所继承，成为志怪小说的另一源头。

地理博物传说主要载于《穆天子传》《逸周书·王会解》《山海经》等书中，内容主要是远国异民、神山灵水、奇花异木、珍禽怪兽等，奇谲诡幻、新鲜怪诞。其中尤以《山海经》为地理博物传说的集大成者。在该书中，地理博物都被神话化和志怪化了。与宗教迷信故事不同的是，地理博物传说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只是一些幻想材料。但它为志怪小说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幻想素材和幻想形式，并长期对志怪小说发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志怪的主要内容之一。

先秦的寓言故事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常常借助于一些浅显生动的故事来论证自己的某个观点或某种思想，这些故事就是寓言。寓言取材很广，有的取材于现实生活，有的取材于民间故事，有的就是利用古代现成的神话和传说。寓言主要散见于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诸书中都保存了大量的寓言，“郑人买履”“揠苗助长”“庖丁解牛”“愚公移山”“狐假虎威”等都是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寓言在艺术上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故事性，二是虚构性，三是哲理性，四是形式短小。寓言的故事性和虚构性显然受到神话传说的影响，但是寓言的编造故事和虚构都有明确的说理目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自觉的创造和虚构，而神话的艺术虚构对作者来说却是不自觉的。寓言的这一特点使它更近似于小说，对小说产生的影响也更为直接。此外，在题材方面也常常为后世小说所继承。

先秦两汉叙事散文对小说的推动作用。

从先秦两汉至六朝的史传文学，以及介于正史与小说之间的野史杂传对后世小说影响是很明显的。首先是真实与虚构问题，史书要真实，但也难免虚构。钱锺书《管锥篇》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8]其次是史传中巧妙的情节安排，人物形象的生动描写。如《左传》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史记》之《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等等都为后来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第三，史传结构的两种类型：编年体、纪传体，对小说结构有重大影响。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客观叙述方式，倒叙、插叙、补叙等叙事手法为小说叙事积累经验。第四是语言。史传文学的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对小说来说更为重要。如《战国策》名篇《冯谖客孟尝君》，整个复杂情节的展开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完全是靠人物对话实现的。

三、文言小说的发展历程

（一）战国秦汉是文言小说的萌芽和形成期

先秦的史籍里载有大量的神话传说、迷信故事、地理博物传说；先秦诸子在游说论辩中，为说明事理，编写了不少寓言故事；《左传》《战国策》和一些野史杂传包含了很多小说的因素。但这些作品还不能称之为小说，只是小说的萌芽。到两汉志怪和轶事小说的分野已现端倪。志怪小说的三种体式都已出现，如地理博物体的《山海经》《神异经》和《十洲记》等；杂史杂传体的《穆天子传》《汲冢琐语》《列仙传》《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汉武洞冥记》等；杂记体的《异闻记》等；而轶事小说的三种体式，才出现了杂记体的《燕丹子》《飞燕外传》，而琐言和笑话都还没有产生。但无论志怪还是轶事小说，都还没有完全摆脱史传体式的束缚，还不够成熟，所以有的学者把它称为“准小说”是恰当的^[9]。

（二）魏晋南北朝是文言小说的成长期

东汉末到隋统一全国前，国家分裂，战乱频仍；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佛、道、玄兴起，谈玄说怪，弘扬佛法道术，蔚然成风。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逐渐成长，到魏晋南北朝文言小说达到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文言小说的发达情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观察。首先，作家、作品急剧增多。在为数众多的作家中，包括不少当权者和知名之士，如魏文帝曹丕、梁元帝萧绎，刘宋大臣刘义庆，著名学者文人干宝、陶渊明、祖冲之、颜之推、任昉、吴均等。这种情况无疑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和声望。同时，作品数量也大大超过往者，据今人统计，这个时期仅志怪作品就有八十余种，而且普遍都是多卷本，有的多达三十卷。其次，以《搜神记》《博物志》《拾遗记》等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以《世说新语》《笑林》等为代表的轶事小说，现实感和时代感大大增强，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得到提高，对后代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乃至诗歌、戏曲等文体的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然，也必须指出，这个时期志怪小说、轶事小说的创作多数仍属于自觉或半自觉的状态，艺术上总的看是多叙事而少描写，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注意不够，只满足于讲故事，以情节取胜，但情节又往往简单。这些都表明，文言小说尚在成长期，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成熟。

（三）唐代是文言小说的黄金期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人们不再满足于以往志怪作品的简短故事。在这种情况下，唐代文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他们从六朝志怪小说、史传文学、唐代变文俗讲及其他各类文体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融会各家之长，创造出唐传奇这种新的文言小说体裁，从而奠定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典型形态。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座辉煌的丰碑。

一些著名的作家也从事小说创作，群星灿烂，名篇迭出。《任氏传》《李娃传》《长恨歌传》《虬髯客传》等不但摆脱“粗陈梗概”的状态，篇幅普遍增长，而且内容丰富，题材扩大，从神怪转向现实生活，普通百姓成为作品的主人公；情节曲折，构思精巧；人物形象生动鲜明；语言文字华丽优美。

唐传奇的兴起，给中国文言小说注入了新的生机，传奇体从此成为文言小说的主要形式。志怪、轶事小说唐以后虽然不断有人创作，而且数量甚夥，但由于它们都是一些短书杂记的“丛残小语”，在宋以后白话小说勃兴的背景下，作为小说的特征更显得苍白微弱，而一些较好的志怪、轶事小说，也都带有传奇笔意。因此，唐以后，传奇小说实际上代表了文言小说的主流。

（四）宋元时代是文言小说的转变期

宋王朝结束了晚唐五代混乱、分裂的局面，重新建立了统一的国家，虽然不及汉唐强盛，但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尤其是在文化方面成就辉煌。文言小说处在转变期，其表现之一是文言小说辑集出版，如《太平广记》《类说》等书的出版，不但汇集了宋以前的文言小说，有利于小说的传播，而且通过选择和分类，提高和深化了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对文言小说的发展是有益的。表现之二是中国小说史从文言小说的一统天下，进入了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时期。表现之三是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说书艺人“幼习《太平广记》”，熟读《夷坚志》，从文言小说里吸收故事素材，学习艺术表现方法。而文言小说也接受了白话小说的影响，志怪小说集《夷坚志》、隋炀帝系列传奇小说，以及中篇传奇《娇红记》的出现都是有力的证明。文言小说向世俗化方向转变是必然的趋势。

（五）明清两代是文言小说复兴和终结期

明代的前中期，传奇小说在经历了宋以后相对的萧条之后，又有了新的转机。出现了像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等比较好的传奇专集。同时还出现了一些较好的单篇传奇，如《中山狼传》《辽阳海神传》等。到了明末，文人创作传奇之风又盛，一大批造诣较高的诗文作家积极参与了传奇小说的写作，特别是在当时思想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不少作品除了传统的反封建主题外，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色彩，艺术上也更趋完美。明末传奇小说大昌之势为清初《聊斋志异》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清康熙年间出现的《聊斋志异》，把志怪传奇小说的创作推向思想和艺术的高峰。《聊斋志异》问世后，曾风行一时，模拟之作纷纷出现。《聊斋志异》的出现，还从对峙的意义上刺激了笔记体志怪小说的繁荣。如纪昀从六朝志怪小说朴素的记事观念出发，认为《聊斋志异》为才子之笔，不应崇尚。因此，他写《阅微草堂笔记》时，就努力追踪晋宋志怪笔法，“尚质黜华”，记事简要，而且议论颇多。由于它文笔清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10]。同时也由于作者地位高，文名大，因此在当时文坛上影响也很大。仿效之作亦纷纷出现，但后继者功力都不及纪昀。到了晚清，报刊杂志上虽还出现大量单篇的传奇小说，然而质量却每况愈下，至此，我国文言小说发展的历史便归于终结了。

[1] 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一《本造篇》，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

[2]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5—1746页。本书凡引用二十四史，皆使用中华书局点校本，下文不再累赘。

[3]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4] 李剑国《文言小说的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

[5] 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80页。

[6]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7] 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0页。

[8] 《管锥篇》第一册，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7—318页。

[9] 这些小说的作者、年代、版本等都比较复杂，参看李剑国、陈洪主编《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0]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页。下文所引是书皆出自此版本，不再重复说明卷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