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一生，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这种传奇从他出生就开始了，不仅伴随着他的幼年时光，甚至一直伴随了他的整个人生。在出世之前，他的母亲怀孕一年有余，出生比正常小孩晚了好几个月。在出生当晚，他的祖母梦见仙女从彩云间飘来，递给她一个婴儿。在五岁以前，他不会说话，直到祖父给他改了名字，才开口说话。在九岁时，他写下“打破维扬水底天”的诗句，一鸣惊人。在十五岁时，他独自到居庸关外“考察”边防，甚至到鞑靼部落里“卧底”。在新婚之夜，他抛下新婚妻子，在道观畅谈养生之术。在二十七岁时，他考中进士，尽管如此，他却并不认为科举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因为他的理想，是成为孔子那样的“圣贤”。
一、从云彩中来的婴儿
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叫“十月怀胎”，意思是按照正常的生育规律，胎儿在娘胎里孕育满十个月，就可以出世了。但是，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4—1487年），家住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的二十六岁书生王华对这一“定律”却有些怀疑，因为他的妻子郑氏怀孕已经有整整十四个月了，胎儿还是没有出世的迹象。这让他有些紧张。在医学上，这种孕期超过十个月的不正常现象被称为“晚产”，由此可以断定，这个孩子就是“晚产儿”了。
到了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的立秋时节，因郑氏久孕不生而感到紧张和焦急的，已经不止王华一个人了，他的老父亲王伦也是心急如焚，坐立不安。王伦是余姚王氏的族长，当地有名的学问家，可谓知识渊博，见多识广。虽然他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胎儿都能赶在整好十个月时出世，一些早产的胎儿在七八个月时就能出生，也有一些晚产的过了十个月才出生，但如自家孙儿这样晚产到十四个月还不见动静的，还真是很少见。
少见并不代表完全没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就出现过很多晚产儿。第一位建立了大一统帝国的皇帝秦始皇嬴政就是其中的代表，而且据说也是在十四个月时才出生的。此言非虚，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有记载。除了秦始皇，还有一个神话人物也是晚产儿，而且晚得还相当离谱，在娘胎里待了整整六六三十六个月才出世，这个人是托塔天王李靖的儿子，长着三头六臂的哪吒三太子。
这个孩子还没有出世，就跟秦始皇、哪吒三太子这等大人物扯上了关系，难道这孩子日后也能成为大人物？王伦还知道，在古代，伟大人物的出世总是带有奇异的色彩，如祥云罩顶、紫气东来、满屋红光，甚至还可能出现蛟龙飞腾等异象。这样想来，孙儿晚产也未必就是坏事。他有些激动了，或许这个孙儿还真有成为大人物的命运呢。但是眼下，王伦、王华父子还顾不上想象将来的事情，成得了大人物成不了大人物另说，得先平平安安地生下来才好。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转眼到了这一年的农历九月，已是深秋时节，天气也转凉了。
在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夜晚，王华的母亲岑氏早早睡下。正当她睡得迷迷糊糊之时，突然睁开了眼睛，看到有人打开了“天门”，一时之间，天光放亮，彩云缭绕，耳畔还响起了只有在天宫中才能听得到的音乐声。紧接着，伴随着音乐声，一位身穿绯衣的仙女从彩云中缓缓地飘下来，她的怀里还抱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岑氏望着眼前的一切，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正当她纳闷之时，绯衣仙女已经径直飘落到她的床前，将怀里的婴儿递给了她，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岑氏猛地惊醒了，才意识到刚才只是做了一个梦。她觉得这个梦真是奇怪，于是努力地回想梦中的情景。正在这时，屋外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她有些恍惚，以为自己还在梦中呢，以为是梦里的那个婴儿发出的哭泣声。接着，屋外又传来一阵更加洪亮的啼哭声。这一次，她听清楚了，啼哭声是从儿媳郑氏的房间里传出来的。她心头一惊，难道是儿媳生了？想到这里，她马上清醒了，急忙坐起身来，推醒了身旁的丈夫王伦。王伦听到啼哭声，激动地说道：“是生了！是生了！”
这时，家人也赶过来报告，说郑氏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王伦和岑氏急急忙忙从床上爬起来，赶到郑氏的房间，迎接这个“迟来”的孙儿。岑氏将孙子抱在怀里仔细地打量着，她望着孙子的模样，觉得似曾相识，好像在哪里见过。她猛然惊觉：这个孙子跟自己刚才梦中看到的那个婴儿一模一样！她惊讶地说道：“他就是梦里的仙女送给我的那个孩子！”随后，她将刚才做的那个梦告诉了王伦。王伦听了，哈哈大笑，说道：“这么说来，我的孙子是从天上的云彩里来的！”于是，便给孙子取名为“王云”。
后来，邻居们听说了王云出生时发生的故事，认为郑氏居住的那栋小阁楼是一块风水宝地，便称它为“瑞云楼”。瑞云楼修建于明朝前期，余姚王氏原本居住在城内的秘图山旁，在王伦时代才分居到这幢小楼里。王云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幢小楼里度过的。瑞云楼历经数百年的风雨，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大致格局。
王云出生时，父亲王华正在外教书，得到消息，欣喜不已，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总算落了地。
二、父辈的故事
千呼万唤的孙子王云终于出世了，王伦想起了另一件心事：这个孩子将来真的能成为像秦始皇嬴政、哪吒三太子那样伟大的人物吗？在历史上诞生过无数伟大人物的这个家族，迁居到浙江余姚已经有几百年了，也到了应该诞生一位大人物的时候了，会是这个孩子吗？
如果要追溯王云祖辈的事迹，就要从遥远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2—589年）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常年陷入战乱，渴望安定和平生活的北方百姓纷纷南迁，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地位尊贵的北方士大夫家族。当时，王云的祖辈居住在山东，是山东的名门望族，称“琅琊王氏”，位列“王、谢、桓、庾”四大家族之首，随着南迁大潮，也迁居到了浙江绍兴。
王云的祖辈中可谓人才辈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卧冰求鲤”的大孝子王祥、官至西晋光禄大夫的王览、东晋王朝的开国功臣王导、被称为“书圣”的书法家王羲之、“书圣”之子王献之等。这几位全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王祥和王览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王祥是哥哥，王览是弟弟。在兄弟俩小的时候，王览的母亲经常无故打骂王祥，王览总是设法袒护哥哥。一天，母亲想要毒死王祥，被王览及时发现，打翻了母亲想给王祥喝的毒药，救了哥哥一命。王祥感激不已。后来，有人送给王祥一把宝刀，说是能给人带来好运的“神刀”，王祥便转送给了王览。事实证明，那把刀的确是“神刀”，佩带上它以后，王览时来运转、官运亨通，最终做到了光禄大夫，开创了琅琊王氏的辉煌历史。
王导是王览的儿子，与晋元帝司马睿关系密切，积极地为司马睿出谋划策，提出多项政治决策，还利用自己出身士族的特殊身份，帮助司马睿团结南方士族，安抚南迁的北方士族，为东晋王朝的建立和司马睿的称帝立下汗马功劳。在登基大典上，司马睿有感于王导的功绩，请他与自己一道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在民间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导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而琅琊王氏的影响力也由此日渐深远。据说，在南朝梁武帝萧衍统治时期，东魏权臣侯景向南梁求亲，萧衍特意提醒侯景，琅琊王氏门第太高，东魏高攀不上，因此不许他选择琅琊王氏的女子。
琅琊王氏举家迁居浙江绍兴的时间是东晋末年，带路人是赫赫有名的“书圣”王羲之，当时的绍兴还被称为“山阴”。这个显赫的家族在绍兴居住了大约七百年以后，在两宋交替之际，又在王羲之第二十三代世孙王寿的带领下，举家搬迁到浙江余姚。
到了明朝初期，余姚王氏的族长名叫王纲。王纲与明朝开国功臣刘基是故交，在刘基的举荐下，到兵部任职，后来被叛兵杀害。王纲之子叫王彦达，他亲眼看着父亲被杀，认为当官不是好差事，于是立下祖训，不许子孙当官。王彦达之子王与准谨遵祖训，拒绝当官，甚至为了逃避当官而摔断了腿。王与准之子叫王世杰，起初也拒绝当官，但是除了当官，他又没有其他养活家人的本事，迫于经济压力，只好违背祖训，当了几年地方小官。王世杰之子就是王云的祖父王伦。
王伦在骨髓深处继承了魏晋名士的风范，为人不拘小节，潇洒豁达，饱读诗书，还精通音律，总之是儒雅之极。据说，王伦很喜欢竹子，不仅在自己居所的前前后后种满了竹子，还不允许别人砍伐竹子，如果看到有人砍伐竹子，他必然痛心疾首，苦言劝阻。正因为这个缘故，他被人们称为“竹轩先生”。在“竹轩先生”的带领下，王家人都以读书、唱歌为乐，生活得其乐融融。
王伦是个坦荡洒脱的人，既不追求功名利禄，也不羡慕荣华富贵，就像过着归田园居生活的陶渊明。此外，他还是个热心和负责任的人，周围有人遇到困难，不论是贫穷还是饥饿，他都慷慨相助，毫不迟疑；有人请他教育小孩，他也尽心尽力，唯恐误人子弟。尽管他没有做官，却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声誉。
王云的父亲王华，从小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处处表现得跟别的小伙伴不一样。六岁时，他和几个小伙伴在河边玩耍，期间从远处走过来一个喝醉酒的人，坐在河边洗脚，洗完脚就走了。后来，王华在那个人洗脚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装满银子的布袋，推测是那个人丢失的。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王华便把布袋放到了河水里，自己则守在旁边等那个人回来。一直等到中午时分，小伙伴们都回家吃饭了，那个人才一路号哭着找到河边。王华见了，问明来意，便从河水里提出布袋，还给了那人。那人感动不已，从布袋里拿出一两银子，要酬谢王华。王华坚决不接受，说道：“我连你的几十两银子都不看在眼里，又怎么可能接受你的一两银子呢？”
十四岁那年，王华在余姚城外的一座名为“龙泉山寺”的寺院里读书。与他一起在那里读书的，都是余姚当地的富家子弟。这些孩子们知道，龙泉山寺依靠的是他们父母的资助，便以寺院的衣食父母自居，不仅傲慢无礼，还以欺辱寺院里的僧人为乐。僧人们苦不堪言，决定借助寺院曾经闹过鬼的传言，假扮成鬼怪吓唬他们。孩子们早就听说寺院里闹过鬼，心里本来就很害怕，遇到僧人假扮的鬼怪，更是被吓得屁滚尿流，哭哭啼啼地跑回家去了。
但是，王华没有害怕。僧人们不肯善罢甘休，便变本加厉地吓唬他。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雷雨夜，他们一面学着鬼哭的声音，一面敲打撞击王华的门窗。王华还是没有害怕。他们无计可施了，便问道：“你独自一人留在这里不害怕吗？”王华反问道：“我为什么要害怕呢？”他们说道：“你不知道这些天寺院里总是闹鬼吗？”王华回答道：“我只见到有几个和尚在装神弄鬼。”僧人们听了，知道把戏被揭穿了，只好作罢。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王华不仅胆量大，而且还有处变不惊的本事！不怕鬼的人不止王华一个，但他们跟王华较量处变不惊的话，肯定还差一大截。据说，若干年以后，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有人从南昌带来消息，说王阳明被叛兵杀死了。他听了，竟然毫无反应，就跟没有听见似的。
身为品行高洁的一代名士王伦的儿子，王华的品行自然也不会差。据说，当时浙江一带的年轻学子中盛行酗酒嫖娼之风，王华也酗酒，却坚决不嫖娼。有几个同伴不相信，便将他灌醉，然后找来两个青楼女子，放到他的床上。那天晚上，王华住在江边的亭楼上。当他发现自己被人算计以后，便奋力卸下一块门板，将门板扔到江面时，然后纵身一跃，跳到门板上，连夜渡江而去。这等定力，实在令人敬佩。
成化初年，浙江布政使宁良请浙江学政张时敏为他推荐一位学子做家庭教师。张时敏毫不犹豫地推荐了王华，理由是“论品学兼优者，唯王华为最”。于是，王华便被宁良请到自己出仕以前居住的梅庄，教导他的子弟读书。
宁良早年曾在梅庄埋头苦读，梅庄因此有数千卷的藏书，这令王华喜出望外。在梅庄的三年，他过着白天给宁府的孩子教书、晚上在灯下苦读的生活。这三年里，他在梅庄几乎足不出户，但学业却有了巨大的进步。
王云出生时，王华已经二十六岁了，正在梅庄给宁府的孩子教书。九年后的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他赶赴京城参加殿试，名列第一，中了状元。这是自科举制度诞生以来，声名显赫的余姚王氏中的第一个状元。王华中状元是早晚的事情，早在成化初年，张时敏就断言王华要中状元，还说他的福德不可限量。王华被留在了京城，担任翰林院修撰，成为朝廷着重培养的年轻才俊。之后，王华一路高升，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如果从王寿将王氏家族搬迁到余姚之时算起，一直到王云出生之前，王氏家族在余姚已经居住了六百多年，繁衍了十代子孙。尽管这个家族始终保持着魏晋时期中原士大夫的传统，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但始终没有再诞生过堪比王导、王羲之这样的大人物，这真是一个遗憾。
自元代开始，家族中出现一种传言：一位江湖术士曾经断言，若干年以后，王氏家族还会诞生一位名扬四海的大人物。孙子王云在娘胎里停留了十四个月才出世，让王伦以为这个传言将会在孙子身上应验。后来，儿子王华考中了状元，他又产生了疑惑，这个传言到底指的是儿子，还是指的是孙子？或许，对这位生性豁达的老人而言，这根本不是问题，不论是儿子还是孙子，终究都是自己的传人。若干年以后，孙子王云成功成名，他也能含笑九泉了。
三、不改名字不说话
王云的出生让这个其乐融融的家庭欣喜不已，一家人也高兴了几年。但是，随着王云一天天长高长大，他们是越发地高兴不起来了，还越来越担心和焦虑，因为王云这个孩子一直到了三四岁还不说话。他们很着急，轮番教他说话，但没有用，谁教都不说话，不论是柔声细语地教，还是拉下脸来训斥，他都是小脸憋得通红，摇头晃脑，说不出一句话。王伦觉得他是病了，只好请郎中给他看病。可是，不管是哪个郎中，不管是有名的还是没名的，没有一个郎中能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这可真是急死人了，却又无可奈何。王伦既着急又恼火，一天，他盯着王云看了很久，然后自言自语道：“你给我说说，你是为什么不说话呢？”话音未落，他突然想起一件往事。在王云两岁的时候，有一次生病，发起了高烧，烧得很厉害，整个人好像都要烧着了。后来，病虽然好了，烧也退了，但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目光呆滞，反应迟钝。想到这里，王伦不由得心头一紧：这孩子不会是被烧坏脑子了吧？不会一辈子都不说话吧？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转眼之间，王云五岁了，还是不会说话。这一天，他跟几个小伙伴在外面玩耍。正在这时，从远处走过来一个和尚。这个和尚衣装举止有些奇怪，与别的和尚不一样，引起了孩子们的好奇心。没一会儿，这和尚就走到了小孩们跟前，见王云正打量着他，和尚便也望了望王云。这一望不要紧，他的目光竟然在王云身上停留了许久。随后，他伸出手来，轻轻地摸了摸王云的脑袋，叹了口气，说道：“多好的一个孩子啊，只可惜道破。”说完这几句话，便摇着头转身走远了。
等和尚走远以后，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可惜道破”、“可惜道破”，小孩子们自然不明白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于是与王云一道去见王伦。见了王伦，孩子们又七嘴八舌地将这件事告诉了王伦。王伦听了，觉得奇怪，始终也没想明白“可惜道破”是什么意思。
在此后的几天里，王伦总在琢磨这件事情，嘴里也一遍一遍地复述和尚的话：“多好的一个孩子啊，只可惜道破。”一天，他突然想到：难道这和尚是说，因为“王云”这个名字的缘故，孙儿才不会说话的？这种说法也许是有道理的吧，王云是从云彩中来的，名字带“云”，原是降自云间的意思，这岂不是道破了天机？如果是道破了天机，就难怪五岁了还不说话了。
想到这些，王伦决定给王云改名字。他思索再三，决定引用《论语·卫灵公》里的名句“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给王云改名为“王守仁”。就这样，王云在五岁时，正式改名为王守仁。（编者注：“王阳明”三个字流传更广，更为著名。这是因为后来他在绍兴筑阳明洞养身，人称阳明先生，便一直传呼至今。在此书中便皆以“王阳明”称之。）
改了名字以后，王阳明马上就开口说话了，而且还说得很流利，可谓出口成章，马上就背诵了一篇王伦经常阅读的文章。这一下所有人都震惊了，王伦惊讶地问他：“你什么时候学过这篇文章？”
王阳明回答道：“没有学过。祖父前几天朗读这篇文章时，我在旁边听着，当时就记在心里了。”
王伦明白了，王阳明早就记住那篇文章了，只是那时不会说话，所以背不出来，现在会说话了，自然就背出来了。他激动不已，原来这个不会说话的孙儿，竟然是个过耳不忘的神童啊！联想到家族中从元代起就流传下来的“必出大儒名臣”的断言，他心中暗喜：所谓“名臣大儒”，莫非指的就是这个孙儿？从此以后，王伦更加偏爱王阳明了，每天都亲自教他读书写字。
自从开口说话以后，王阳明就好像变了个人一般，不再像以前那样呆头呆脑、老实迟钝了，他变得很活泼好动。一般来说，小孩在六七岁这个年纪时是最调皮、最贪玩的时候。在这个年纪，虽然他们还是不懂事的孩子，但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了表现的欲望，既管不住自己，又不愿意让大人管，因此表现得很叛逆。王阳明五六岁的时候，也不例外，跟别的孩子一样淘气贪玩。
不过，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是，别的孩子的贪玩都是瞎玩或者胡闹，而王阳明不瞎玩，他贪玩的是象棋。他对象棋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据说，为了下象棋，他甚至可以几天几夜不吃不喝。有一次，他又是连续好几天都忙着下棋，连觉都没有睡，母亲郑氏终于忍无可忍了，一气之下，把他的象棋全都扔到河水里冲走了。
王阳明很伤心，特地写了首诗讲述这件事情：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车行千里随波去，马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象棋落水歌》）
这首《象棋落水歌》是王阳明幼年时的诗作，表达的是自己喜欢的象棋被母亲扔到河里的悲伤之情。从这首诗可以看出，王阳明是很有文采、很有写诗天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将幼年时对象棋的这种痴迷用在了其他方面。也许，这种痴迷正是他取得成功的一大法宝，毕竟执着本来就是一种好品质。
四、金山寺赋诗
王阳明九岁之前的岁月，是在浙江余姚的瑞云楼里度过的，每天的生活无外乎以跟随祖父王伦读书识字为主，他的父亲王华则专注于教书、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这种平淡的生活在他九岁那年发生了变化。
明宪宗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王阳明年满九岁。这一年，父亲王华进京参加殿试，结果一举夺魁，中了那届科举的状元。按照当时的制度，每届科举的头三名进士称为“一甲”，分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王华就是那一届科举的状元。状元、榜眼和探花这三位“一甲进士”不必再回地方，要留在京城的翰林院当官，其中，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和探花授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尽管品级不高，但由于是在翰林院任职，因此地位极高。
自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开始，朝廷确立了“经筵”和“日讲”制度。所谓“经筵”和“日讲”，是指皇帝亲自到皇宫中的文华殿听翰林院的官员讲经论史。从这一点上看，将翰林院的官员称为“帝师”都不为过。正是有了“经筵”和“日讲”制度，翰林院的官员得到了与皇帝密切接触的机会。这种机会可不容小觑，在封建社会，皇帝掌握人事大权，官员们官运有多亨通、仕途能走多远，全都取决于跟皇帝的亲近程度。毫无疑问，翰林院的官员，在日后的官职升迁上，就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王华在担任翰林院修撰之后不久，便成了“日讲官”，几年之后又成了“经筵官”，仕途可谓一片光明。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由于丞相胡惟庸违法乱纪，朱元璋一怒之下处死了胡惟庸，进而废止了传承了几百年的丞相制度，改由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然而，废除丞相制度的原因，并不是丞相制度没有了作用，有用的东西终究会再次“复活”。明成祖朱棣时期，从翰林院衍生出一个新的机构，称为“内阁”，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在之后的发展演变中，内阁的地位逐渐提高，成了事实上的“宰相衙门”，内阁大学士接过了丞相职责的“接力棒”，尤其是内阁的首辅大臣，摇身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丞相。由于内阁是从翰林院分离出来的机构，因此在内阁担任大学士的官员，首先必须是翰林院官员。因此，进入翰林院的进士们，就成了丞相的潜在候选人，被称为“储相”。从这一点上看，王华的仕途的确是不可限量。
王伦是个淡泊名利之人，但是，明朝的状元可是每三年才产生一位，数量极为稀少，如今落到自己儿子头上，也不由令他激动和兴奋。明朝是从朱元璋在位时的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开始科举取士的，到王华考中状元那年，已经开考三十三届，诞生过三十三位状元。考中状元的概率这么低，超凡脱俗如王伦的人，遇到儿子考中状元这等美事，喜形于色也就不难理解了。但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得意之色，不仅面对亲朋好友的恭维不动声色，在孙儿王阳明面前更是显得满不在乎。这种态度对年幼的王阳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从内心深处也认为，考中状元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况且全国上下有三十三位状元，真是不足为奇。
到了第二年，王阳明年满十岁了。这一年，翰林院新晋修撰王华决定将远在浙江余姚的父亲王伦和儿子王阳明接到北京居住，至于原因，大概是因为京城的生活环境更好，尤其是教育环境要好过余姚，王阳明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小孩子对长途旅行到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总是充满兴奋和期待的，王阳明也不例外，很快就跟随王伦踏上了北上之路。他们走的是水路，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乘船向北前行，经过当时中国最富庶的浙江、江苏等地，最后途经天津和通县（即今北京市通州区），到达整个帝国的权力中心——北京。
祖孙二人在路过江苏镇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值得记录在案的事情。
在两宋以前，镇江叫作丹徒县、丹阳郡或者润州，两宋时才开始叫镇江府，归两浙西路管辖。元朝实行行省制度以后，镇江还叫镇江府（有段时间改叫江淮府，后来仍然改叫镇江府），归江浙行省管辖。明朝时期沿用镇江府的名称，起初归中书省管辖，后来划归南直隶，治所在丹徒县，下辖丹阳县和金坛县。
镇江是一座紧靠长江的城市，在南京下游，历来是南京下游的门户，因此在南京定都的王朝喜欢将镇江称为“京口”。隋朝时期，修建京杭大运河，途经镇江，镇江又成了京杭大运河江南段的起点，只要是沿着京杭大运河南来北往的人，不论是官宦还是商旅，都要途经此地，也算得上是繁华之地。
在镇江城外的西郊，有一座金山，山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寺庙，寺庙依山而建，与金山浑然一体，因此也以金山为名，称“金山寺”。根据《金山志》的记载，金山寺始建于东晋明帝时期。金山寺最有名的是水陆法会，水陆法会是汉传佛教的一种修持法，也是汉传佛教中最盛大、最隆重的法会。南朝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崇尚佛教的梁武帝萧衍曾亲自到金山寺参加水陆法会，成为汉传佛教举办水陆法会的开始。
古代的文人墨客最喜欢的就是登山游水，名士王伦也不例外。到达镇江以后，王伦便带着王阳明来到了金山寺。当时，在金山寺里的文人不止王伦祖孙二人。面对镇江的美景，文人们免不了要饮酒赋诗。但是，这些大人们的风头却被王阳明这个小毛孩子给抢跑了——刚刚提议即兴作诗，众人还没有来得及多想，王阳明已经出口成章了：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众人大吃一惊，反复品味，觉得实在是妙，于是喝起彩来。王伦心中也是暗自得意。
大人们的风头被一个小孩子抢了，多少有些难堪，于是就有人想要刁难王阳明一番，故意加大难度。这人望着天上的明月和远处的山峦，问道：“你能以明月和远山为题，马上再作一首诗吗？”
王阳明听了，毫不含糊，满口应承下来。稍作迟疑，又作出一首来：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这一次，众人齐声喝彩，这孩子的文采真是不一般，很不简单。人群里也许有人嫉妒王阳明敏捷的才思，痛恨自己连个不到十岁的孩子都比不过。他们只能把这种情绪埋藏在心底，实在不好意思表露出来。
据说，若干年以后，王阳明再次来到了金山寺。虽然金山寺经过了一次大修，但是在王阳明看来，它跟当年一模一样，一切都像记忆中那样，没有丝毫变化。一天，他在寺里信步乱走，来到了一座禅房门前。这座禅房的门上贴着封条，不许任何人进入。他很好奇，便停了下来。想了很久以后，他终于想起来了，这里就是自己当年住过的房间。
于是，他找来管事和尚，请求揭掉封条，放他进去看一看。管事和尚告诉他，这座禅房里安放着一位已经圆寂多年的老和尚的尸身，因此还是不要进去为好。他不同意，便再三恳求。管事和尚没有办法，只好揭掉封条，打开了房门。他独自一人迈步走了进去，发现里面果然躺着一个老和尚，面容还没有腐烂。他定睛一看，吓得毛骨悚然：这个老和尚的面容竟然跟他一模一样！这分明就是他自己嘛！他稍稍定了定神，环顾四周，发现墙壁上还写着一首诗：
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
精灵闭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
望着墙上的这首诗，他思索良久，才想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按照王门弟子后来的说法，那个面容跟他一模一样的老和尚，其实就是他的前世。如此说来，王阳明真是幸运，见到了自己的前世。不过，这都是后话，当时跟随祖父王伦路过金山寺时，他可不知道后来发生的故事。
过了镇江，祖孙二人继续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一直到了大运河的终点北京通县，才下了船，坐着马车进了北京城。
这是王阳明平生第一次进入明朝的都城。
五、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
在明成祖朱棣将大明王朝的都城由长江之畔的南京北迁到燕山脚下的北京之前，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以北京为都城。因此，尽管北京不是通常所称的“蛮夷之地”、“化外之邦”，但是对于南方的汉族百姓来说，也算得上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对于必须接受“八股取士”的明代读书人而言，北京还是他们实现人生抱负的地方——三年一届的殿试就在北京举行。在殿试中考中状元，才能成为公认的天下读书人中的翘楚，才能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王伦、王阳明祖孙二人满怀崇敬和好奇之心进入了北京城。
北京毕竟是整个帝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繁华和富裕程度不是浙江余姚能比得了的。王阳明来到北京以后，兴奋得手舞足蹈，玩都玩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读书识字呢！
那时，王阳明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把周围的小伙伴们都召集起来，玩打仗的游戏。他最喜欢的角色是将军，他玩得很投入，也很用心，还专门制作了很多令旗。余姚王氏历来是书香门第之家，出过文官、文学家、书法家，就是没有出过军事家和将军。因此，在王华看来，王阳明的这种行为是不务正业。
一天，王华把王阳明叫到跟前，不无忧心地问道：“咱们王家世世代代都是读书人，你不读书，成天梦想着当将军，将来可怎么办呢？”
王阳明觉得很奇怪，反问道：“成天只顾着读书，将来又能怎么办呢？”
王华回答道：“读书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就可以做大官。我现在之所以能在京城当官，就是因为读了很多书，考中了状元。”
王阳明又问道：“您是状元了，咱们王家以后世世代代都是状元吗？”
王华笑了，觉得这孩子马上就要开窍了，便回答道：“当然不是。你如果也想当状元，就不能贪玩，应该好好读书。”
王阳明听了，竟然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么说来，状元也不过如此罢了。”
王华听了，无言以对，只好任由他玩去了。
但是，王华毕竟是为了让王阳明得到更好的教育才将他接到北京的，自然不会容许他整日玩耍。没过几天，他就把王阳明送到了一所私塾，学习王阳明早就学会了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对于王阳明而言，每天都要到私塾念书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因为私塾里教他的知识，早在余姚老家时祖父就教过他了。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乐趣，这乐趣就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
北京城很繁华，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聚集了各行各业、各色各样的人。人多了，热闹就多了，新鲜事也就多了。每天放学，王阳明都跟小伙伴们四处乱逛，到处玩耍，到天黑才回家。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生活和习性起了改变。正所谓玩物丧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就会变成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这该如何是好？
一天放学，王阳明照旧在大街上胡乱玩耍。当他准备回家时，被一个陌生人拦住了去路。拦住他的这个人不是绑架或者贩卖小孩的坏人，而是一位江湖术士，卜卦算命的先生。
这个人拦住王阳明，将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好几遍，然后说道：“年轻人，我看你相貌奇异，日后必成大器。因此送你几句话，以后自然会应验的。”说罢，便用手指点着他的脑袋，缓缓说道：“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说罢，转身飘然而去。
王阳明怔住了，这位先生说的话他一点儿也不明白。回家以后，他也没有向祖父和父亲请教，将这件事藏在了心里。
从此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上学、放学的路上再也不在大街上玩耍闲逛了，在私塾里也不再跟伙伴们追逐打闹，他变得安静了，总是一个人静坐沉思，还时常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令人莫名其妙。
在这一天的课堂上，他向私塾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在人世间千千万万种事务里，哪一样才是第一等的要紧事？”
私塾先生有些惊讶，一个只有十岁的孩子，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先生终究是个读书人，在读书人眼里，考取功名、入仕为官当然是人生第一等要紧事，正所谓“学而优则仕”。于是，略加思索之后，他得意地回答道：“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呢？作为读书人，天下第一等的要紧事，自然是参加科举，考取功名啦。”
他听了，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怕是未必吧。”
私塾先生听了，连忙解释道：“太祖皇帝定下法律，读书人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进入朝廷做官。如此一来，参加科举考试当然是第一等要紧事啦。”
他继续自言自语道：“恐怕未必吧。”
于是，私塾先生反问道：“既然你说‘恐怕未必’，那你说说看，在你看来什么才是第一等的要紧事？”
他迟疑片刻，朗声回答道：“人世间第一等要紧事，应该是成为圣贤之人。”
私塾先生听了，大吃一惊，同时又觉得好笑：一个屁大点儿的孩子，恐怕连什么是“圣贤”都不知道，就敢口出狂言，要成为圣贤之人，真是笑话，荒唐至极的笑话。
于是，这件事就被当成笑话传开了，大家听了，全都哈哈大笑，笑王阳明的自以为是和不自量力。这件事也传到了王伦和王华的耳朵里。王华对父亲说道：“这孩子小小的年纪，怎么有了做圣贤这种荒唐古怪的想法？”王伦却笑着说道：“好啊！好啊！我们王家是该出个圣贤了。”
也许，“学为圣贤”这个看上去荒唐的想法，就是王阳明受了那个江湖术士的点拨以后才产生的，这一点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祖父和父亲也不知道。尽管当时的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圣贤，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成为圣贤，但他却有了成为圣贤的想法。大概，恰恰是这个荒唐的想法，成了他读书的动力。
这个荒唐古怪的想法，也影响了王伦、王华父子对王阳明的教育理念。在父亲王华看来，王阳明应该像他那样，做个品性高尚、学识渊博的读书人，然后像他那样考中状元，进入官场，在翰林院任职，等待步步高升。这也是封建社会绝大部分读书人的人生理想，正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因此，王华对王阳明的要求极为严苛。而祖父王伦却有另外的看法，他自然是希望自己的儿孙一代更比一代强，王阳明即使也考中状元，不过只是追平了王华的水平，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当真能成为圣贤，那才是最光宗耀祖的事情。他觉得，既然王阳明已经有了成为圣贤的想法，就是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应该任由他走下去。
王阳明就是在祖父和父亲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六、独闯居庸关
比王阳明晚出生八十年的明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名联谈趣》里，收录了这样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少年时代一心想成为圣贤的王阳明就是这样的人：读圣贤书，做圣贤事，以天下为己任，整日为国事、天下事忧心。
当时的大明王朝，开国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虽然早就打垮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政权，还把他们赶到了大漠深处，但始终没有完全消灭他们。不甘心失败的蒙古人，背负着洗刷亡国耻辱的使命，面对着改善生活状况的压力，前赴后继地与明朝为敌，接二连三地出兵骚扰明朝边境，攻城夺地，烧杀抢掠，大明朝廷颇为头疼。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二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派人给明英宗朱祁镇送来战马等贡品。按照惯例，朝廷应该赐给也先赏金。结果，深受朱祁镇宠幸的太监王振，擅自克扣了大量赏金，还故意刁难蒙古使者，惹得也先勃然大怒。这一年七月，也先率领四路大军侵犯明朝边界。也先亲自指挥的一路兵马声势浩大，与明军在大同交战，结果大败明军。得到消息的王振怂恿朱祁镇御驾亲征，朱祁镇不顾大臣王直、于谦等人的劝阻，欣然同意，在没有经过精心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率领二十万大军赶往大同。
到达大同以后，王振得知蒙古大军后撤的消息，不知是计，执意要求明军追击。追兵被蒙古军打败以后，王振慌了神，担心蒙古军乘胜追击，又匆忙下令全军后撤。在撤回北京途中，为了向家乡父老炫耀自己的权势，王振要求大军绕远路经过自己的家乡河北蔚州。大军走到一半时，王振又想到大军经过蔚州，必然要踩踏他家的良田，于是再次传令改道而行。经过这一番折腾，大军撤退的速度变得极为缓慢，到达土木堡时被蒙古军追上。明军仓促迎战，结果大败，朱祁镇被俘虏，王振被杀害，包括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在内的随行朝廷重臣死伤无数。
“土木堡之变”使明朝遭遇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成了明朝永远的耻辱。土木堡之战后，也先以朱祁镇为人质，一直打到了北京城下，京城一片混乱。在大臣们的提议下，孙太后同意立朱祁镇之弟、郕王朱祁钰为皇帝。朱祁钰重用于谦、王直等人，在“京师保卫战”中打败了蒙古军。也先被迫撤退，带着朱祁镇退回草原。朱祁镇在草原“北狩”一年后，被也先放回。
之后，也先的瓦剌部衰落，蒙古的另一支部落——鞑靼部兴起。鞑靼部承袭了蒙古侵犯明朝边境的传统，不断南侵，骚扰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大片区域，成为明朝政府的心腹大患。
鞑靼南侵最为猖獗之时，王阳明就生活在北京，因此总能听到一些消息。这引起了这位关心国事的少年的兴趣，他决定有所作为——到两军对垒的前线去，做一番实地考察。对于一个年仅十五岁的文弱少年而言，这种行为简直就是胡闹，荒唐之极。他知道不会得到父亲和祖父的赞同，于是干脆不向他们汇报，悄悄地带着一个家仆出发了。他去的前线，是北京城外的居庸关。居庸关始建于秦始皇时期，是万里长城上最重要的一个关口，号称“京西四大关”之一。
大概两个月以后，王阳明结束了在居庸关的考察，回到北京家中。在他离开家的两个月里，王伦和王华到处寻找他，都没有消息，尤其是王华，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然而，王阳明却不以为然，丝毫不认为自己又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王华决定好好地惩罚他一顿，便将他关在房间里，责令他面壁思过。在被软禁的某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参拜了马援庙，还题写了一首诗：
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马援是东汉时期的名将，有勇有谋，屡建奇功，封为伏波将军，后世人称“马伏波”，被有志于建立军功、报效国家的英雄男儿视为偶像。这样一位以“马革裹尸”为人生信条的名将，自然也是血气方刚的少年王阳明的偶像。能梦到马援，使他激动不已，也许他还隐约觉得这预示着什么吧。几十年以后，年过五旬的他奉命到广西平叛，经过“马援庙前滩”时，还专程拜谒了马援庙。
在后来的岁月里，他时常提及这次考察，因为在考察期间，他经历了两件值得向人们炫耀的事情。
考察期间，他经常到居庸关外策马驰骋，希望碰见鞑靼人，看看他们长什么模样，是不是像传闻所言有三头六臂。有一天，还真让他碰上了：前方不远处，走来一位鞑靼少年。他很兴奋，立即朝那个少年飞奔过去。少年被吓了一跳，在他有限的人生经验里，只有鞑靼人追赶汉人，从来没见过汉人追赶鞑靼人。少年害怕了，匆匆忙忙骑上马逃走了。王阳明见鞑靼少年逃走，大喊大叫着穷追不舍，一直追出好几里路。少年听着王阳明的喊叫声，以为有一大群人在追他，吓得头都不敢回，一溜烟地跑远了。事实上，这不过是王阳明的诈谋罢了。若干年以后，王阳明在江西与宁王朱宸濠的叛军作战，就多次使用这种虚张声势的诈谋，搞得朱宸濠晕头转向，苦不堪言。
当时，居庸关以外的地区，都是鞑靼人经常出没的区域，慑于鞑靼骑兵的威力，明朝军民根本不敢独自出关，即使明军在巡逻时见到鞑靼人，都要躲得远远的。据说，有一次，两三个鞑靼骑兵押着数百名汉族百姓和上千只牛羊从明军驻守的城楼下经过，明军都不敢出战。王阳明听说这些事情以后，免不了自鸣得意，因为他不仅敢于独自一人出关闲逛，而且还吓跑了一个鞑靼少年。通过这件事情，他得出一个结论：不是鞑靼人太凶猛，而是汉人太懦弱，如果汉人有勇气正面迎战，未必打不过鞑靼人。
据说，在居庸关时，王阳明与一位老兵闲聊，掌握了一些鞑靼人的生活习性。有一段时间，他竟然独自一人跑到了鞑靼人的地盘，与鞑靼人一起生活，鞑靼人见他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没有当回事。那段时间，他经常跟鞑靼人讨论兵法和比试骑射。鞑靼人见他虽然年纪很小，但是骑马射箭样样精通，都很喜欢他。十几天以后，他才离开鞑靼人，回到居庸关。
回到北京不久，他又听说了另一个消息：湖北、河南等地发生了石英、刘千斤等人领导的多起流民起义。湖北、河南等地的流民起义早在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就发生了，那时他还没有出生。由于这场起义发生于湖北、河南和陕西等省的交界之地，因此被称为“荆襄流民起义”。起义声势浩大，有多达十几万的贫苦百姓参加，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成为朝廷最头疼的内患之一。
听说这个消息以后，他的心情更加激动，打算做一件更加疯狂的出格之事：给皇帝上书，发表对平定叛乱的意见。王华知道以后，惊讶得瞠目结舌，觉得自己快要被这个儿子给气死了。王华严加训斥了他，严令他不许胡闹。当时，祖父已经返回余姚老家，他拗不过父亲，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从那时起，建功立业、经略四方的种子就深深地埋在了他的心里。这些想法似乎与成为圣贤毫无关系，但这也正是他有别于其他圣贤的地方。
尽管王华阻止了王阳明给皇帝上书的疯狂想法，但这也只是一时的。王阳明暗下决心，总有一天，他一定要给皇帝上书，发表自己的军事见解。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确是做到了——若干年以后，他考中进士，在工部担任观政进士，从边境传来外虏入侵的消息，他终于没有按捺住激动的心情，给皇帝写了一道名为“陈言边务疏”的奏章。
客观地讲，少年时代的这次“独闯居庸关”事件，虽然在大人们看来更像是一场儿戏，但它又不是儿戏，如果没有这次考察得到的实践经验，没有任何边务经历的年轻进士王阳明，是不太可能写出那篇“边务疏”的。由此可见，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是必要的。
七、落跑新郎
王阳明的言行太过疯狂和出格，根本就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该有的行为，王华为此整日担忧，这可是京城，万一闯下大祸，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会给家族带来灭门之灾。为了避免他捅出更大的娄子，王华决定让他离开北京，回到余姚去。其实，即使没有避免捅娄子的这层考虑，王阳明也的确应该回余姚去了，原因有二。其一，他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应该回去跟早就订好了亲事的未婚妻结婚；其二，他到了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年纪，应该遵照朝廷的规定，回家乡参加考试。看来，当时的科考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不允许异地考试，所以得返回原籍。
这一年是明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王阳明刚刚年满十六岁。
王阳明的未婚妻名叫诸云玉，是江西布政使司参议诸养和的女儿。王华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江西遭遇自然灾害，一面是盗匪遍地，一面是灾民动乱，致使匪民混杂，极难整治。无奈之下，江西布政使司派遣诸养和进京寻求对策。王华以为，对付江西的局面不该简单地以清剿了事，而是应该安抚灾民，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盗匪和灾民自然也就消失了。这种观点被诸养和认可，两人因此有了私交，成为好友。从此以后，只要诸养和来京城办事，就要拜访王华。有时，诸养和还带着女儿诸云玉一起来，王阳明、诸云玉这两个孩子也就这么认识了，最终结下亲事。
这一年七月，王阳明辞别父亲，离开京城，前往诸家所在的江西南昌。
历史上的江西，历来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富庶之地，与江苏、浙江齐名。说到文化繁荣，就不能不提江西人在科举考场上的优异成绩：包括王华在内，截止到王华考中状元，明朝一共诞生过三十三位状元，其中有九位就是江西人，而且全都来自吉安府。事实上，江西吉安在科举史上创造过很多奇迹。据统计，中国历史上出状元最多的两个城市，一个是江苏苏州，另一个就是江西吉安。另外，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的科举，状元胡广、榜眼王艮和探花李贯，三人都是江西吉安人。更奇迹的事情发生在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的科举，那一届，江西吉安人包揽了前七名，分别是状元曾棨、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以及二甲第一名杨相、第二名宋子环、第三名王训、第四名王直。由此可见，江西的确是个人杰地灵的宝地，是所有读书人向往的地方。或许王阳明就是满怀这种激动的心情来到江西的。
来到南昌以后，王阳明受到诸家上上下下的热情款待。诸养和也是进士出身，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还担任过会试的主考官，家中到处都是诗书画印、笔墨纸砚。王阳明闲来无事，便练习书法，写毛笔字。他是书法大家王羲之、王献之的后人，在书法方面自然有着过人的天赋。人们只见他在一旁看别人练字，却从来没见过他练字，觉得不可理解，又见他的书法进步神速，就更加奇怪了。于是，便向他请教。他大大方方地说道：“我以前也像别人一样，临摹古帖，后来发现收效不大，只是学到了古人的‘形’，没有学到‘神’。这几天我换了一个方法，静下心来，先拟‘形’于心，掌握其精髓，然后再下笔，就好像如有神助一般。”众人听了，啧啧称赞。
诸养和听说了这些事情，心中暗自高兴。王阳明的传奇事迹早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对这个未来的女婿是一万个满意。再加上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在翰林院任职，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早晚要进入内阁当宰相，前途不可限量，能跟未来的宰相结成儿女亲家，诸养和也是欣慰不已。诸养和便催促家人精心准备，等吉日一到，就为王阳明、诸云玉举行婚礼。
良辰吉日终于到了。这一天，诸家上下张灯结彩、高朋满座。可是，一切就绪，就等新郎、新娘拜天地时，人们才发现出事了：新郎官不见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诸养和很着急，立即派人到处寻找，却怎么都找不到。新郎官找不到，堂就没法拜，婚礼就没法进行下去了，一家人也就白忙活了，开始到处寻找新郎官。可是，能派的人都派出去了，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天黑了又亮了，就是找不到他的踪迹。新郎官落跑婚礼，这可是少有的事情。洞房花烛夜，新娘子只好一个人独守空房，流着泪等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王阳明终于回来了，向众人讲述了他这一个晚上的经历。
正当全家人忙着准备婚礼之时，他闲着没事，便走出家门，到大街上闲逛去了。他到处乱逛，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万寿宫，便信步走了进去。
万寿宫在南昌光润门外的翠花街上，始建于西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最初名为“旌阳古词”，唐懿宗时赐名“铁柱观”，宋真宗时改名为“景德观”，宋徽宗时又改名为“延真观”。宋宁宗时，升观为宫，赐名“铁柱延真之宫”。元成宗时改名为“铁柱延真万宁宫”。再后来的明武宗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朝廷拨下专款，重新将它修葺一新。明世宗时赐名“妙济万寿宫”，与“玉隆万寿宫”合称为孪生的“万寿宫祖庭”。
据说，万寿宫是为了纪念道教净明派祖师许逊“诛蛟治水”而修建的。许逊的祖籍在汝南（今属河南许昌），东汉末年，为了躲避战乱，许逊之父许肃迁居南昌，之后生下许逊。起初，许逊只是一名小小的地方官，后来看不惯官场的不正之风，索性放弃官职，回南昌闲住。有一年，洪水围城，许逊出手斩杀了水怪蛟龙，解除了水患，拯救了全城百姓的性命。为了防止蛟龙复生，许逊在蛟龙出没的水井处浇筑了一根铁柱，将蛟龙永久地镇压在水井之中。之后，许逊在西山脚下结庐而居，修炼长生不老之术。若干年后，终于得道，带着全家升天，连他家的鸡和狗都升了天。人们为了报答许逊的救命之恩，就在他结庐居住的地方修建了万寿宫，用以纪念他。
王阳明走进万寿宫的时候，天色已晚，万寿宫里空空如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他继续往里走，一直走到了后殿。后殿里点着蜡烛，烛火随风不住摇曳。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之中，端坐着一位道长，正在闭目养神。王阳明见了，便一直站在旁边，等道长睁开眼睛才上前施礼。道长见王阳明虽然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但气度非凡，急忙起身还礼，又请他坐下交谈，给他讲解养生之术。这一谈不要紧，两个投缘的人越聊越投机，越聊越尽兴，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二人一直从黄昏聊到了深夜，又从深夜聊到凌晨，还不尽兴，索性聊到了第二天清晨。眼看天都亮了，这二人才打住话题，拱手告别。在此期间，王阳明完全忘记了自己还要参加婚礼的事情，等走出万寿宫才想起了，急忙快步赶回诸府。
在焦急中等待了整整一夜的岳父诸养和见了气喘吁吁赶回来的王阳明，竟然没有责怪他。诸养和已经听说了他的很多事迹，知道他在十五岁时就敢只身一人前往居庸关，一人一骑就敢在关外追逐鞑靼人，觉得他不是胆子大，而是疯狂。对这样的人而言，这个世上恐怕没有他不敢干的事情，忘记婚礼又算得了什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尽管当时没有一个人责怪他，但他并非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非常愧疚。明代学者沈德符在著作里提到，王阳明是一个“妻管严”，可能就是这件事留下的“后遗症”吧，毕竟让一位十几岁的新娘，在新婚之夜流着泪独守空房，是一件很伤自尊的事情。
八、“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在南昌的岳父家住了一年半以后，王阳明得到祖父王伦身患重病的消息，立即带着妻子诸云玉赶回浙江余姚。这一年，是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已是年底。
王阳明和诸云玉回到余姚后不久，王伦就因病去世了。祖父的逝世对他的打击很大，这不仅仅是因为祖父对他的宠爱，还因为祖父对他性格的养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他整个人生之中。从某个方面讲，他与祖父的感情，甚至比与父母的感情还要深厚。
安葬了祖父之后，他遵照父亲的安排，静下心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与他一起准备科考的，还有四位同宗长辈——三位叔叔和一位姑父。他们五个人白天在一起按照朝廷划定的范围读书，晚上叔叔、姑父睡觉以后，他还要做一件事情——再翻阅一遍祖父和父亲留下来的书籍，直到深夜时分才睡觉。因此，没过多长时间，叔叔、姑父们就发现，王阳明这个小辈的学问远在他们之上，他们根本比不了，于是有些气馁，有意放弃。他知道以后，说道：“只要有志向，还有做不到的事情吗？”叔叔、姑父们叹息道：“什么话都能很容易地说出来，但没有什么事情能很容易地做到啊。”
为了证明只要想做就能做到，他决定再做一件事给他们看看。
从此以后，他一改往日的习性，每天除了端坐在书桌前苦读以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嘻嘻哈哈打闹了，也不闲谈和开玩笑了。叔叔、姑父们觉得很奇怪，便追问原因。他认真地回答道：“我过去太放纵自己了，浪费了很多时间。每每想起这些，我都深感后悔。所以，我决心彻底改变自己。”叔叔、姑父们不相信他真的能做到洗心革面，都笑了笑，不以为然地走开了。但是，从那天以后，他果然做到了自己的承诺。很多天过去了，叔叔、姑父们终于相信了。他们终于明白，只要有志向，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于是慢慢地又有了读书的信心。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他抓住每一刻时间埋头苦读，学问有了更大的长进。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对军事的兴趣越发浓厚，阅读了很多兵书，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也是与军事有关的。不仅如此，他还练得一手射箭的好本领，称得上文武双全了。
三年后的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王阳明年满二十周岁，与叔叔、姑父们一起参加了这一年的浙江省乡试。乡试在各省省会举行，因此又称“省试”，是明代最低一级的科举考试，往上还有会试和殿试。乡试被录取称为“中举”，中举的人被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只有考中举人，才能获得走上仕途当官的资格，才能获得在第二年春天参加礼部会试的资格。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每届乡试录取的总数在一千人上下，最多时也不超过一千五百人。
乡试的考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朱熹的《四书集注》中挑选出三句话，以这三句话为题，写三篇命题作文；第二部分，是划定一个韵脚，写一首律诗。在备考期间，王阳明白天看《四书集注》，晚上看经史子集，乡试的考题根本难不倒他，在他看来简直是小儿科。考试结果在意料之中，叔叔、姑父们全部落榜，只有他榜上有名。
在离开北京五年之后的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的春天，王阳明回到了北京——不是投奔父亲王华，而是作为浙江省的举人，来北京参加会试。当时的他已经小有名气，至少在同科的参考举人里，算得上是一个名人了，人们认为他一定会金榜题名，考中进士。但是，意外发生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竟然落榜了！与他一同参加考试的同窗学友，不论是考中的还是落榜的，都跑来安慰他，劝他不要太伤心。他告诉他们，他的确有一点点伤心，但不是因为没有考中进士，而是因为没有考中进士而不能为国效力。听到这些话的人一定被他绕晕，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考不中进士就不能为国效力，这是捆绑在一起的两件事，怎么能分得开呢？
因为他是王华之子的缘故，京城的官员们也来安慰他。文坛名人李东阳半开玩笑地对王华说道：“你这个儿子，虽然在这一科落榜了，但到了下一科，一定跟你一样中状元。”于是，就有人提议让他当场写一篇能中状元的文章。他也是年少气傲，竟然毫不推辞，当即挥笔写了一篇。众人纷纷叫好，包括一些很有名望的老臣，都吃惊于他过人的天赋和才情。但也有人在私下批评他，认为他太过狂傲，目中无人。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怀疑他迟早必中进士的事实。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二十四岁的王阳明第二次参加会试，再次成为状元的最热门人选，考中状元几乎是众望所归。然而，意外再次发生，他又落榜了。当时，像他这样连续两届会试都落榜的考生大有人在，他的一位同窗友人也是两科不中，有些灰心丧气，向他诉苦，觉得两科都考不中是莫大的耻辱，甚至没有脸面回家见父母妻儿。王华担心王阳明也想不开，便开导他不要灰心，下一次肯定会考中。但是，他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平静，不以为然地说道：“人们都以不得第为耻辱，而我以不得第却耿耿于怀为耻辱。”
时间又过了三年，到了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他二十七岁了。这一年，他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考中了进士。按照当时的制度，所有在会试中考中进士的考生，还要参加一轮考试，以便给他们排定名次。这场考试是在皇宫里的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前的广场上进行，被称为“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命题，亲自录取，考中者被称为“天子门生”。在那年的殿试中，他位列第十，赐二甲第七名进士。当年，他的父亲考中状元，在殿试中位列第一，跟父亲取得的成绩相比，他算是差远了，但能在一千多人里考到第十名，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当时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原本有实力考中状元的王阳明，最终只得了第十名，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唐伯虎身上。
唐伯虎是当时全国闻名的奇才，比王阳明年长两岁，也参加了那一年的考试。来到北京以后，唐伯虎认识了一位名叫徐经的富家子弟。这位徐公子也要参加考试，但是又不学无术，脑子里实在没货，于是动起了歪脑子，想弄一份考题，再提前请人做好答案，到时抄到考卷上。通过父亲的关系，徐经结识了当年的主考官、礼部侍郎程敏政，又通过收买程敏政的书童，得到了程敏政书房里的废纸。令徐经喜出望外的是，他真的从这堆废纸里翻到了考试题目。于是，徐经找来唐伯虎，提前做好了答案。
考试那天，唐伯虎早早地答完了考卷，见周围其他考生大都抓耳挠腮，苦恼万分，很是得意。在考试结束时，他便出言不逊，嘲笑挖苦他们，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骚乱。负责考场巡视的官员见唐伯虎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不像是有真才实学的人，便将这件事禀报给皇帝朱祐樘。朱祐樘听了，觉得唐伯虎很可能有作弊行为，于是命人调查。经过调查，徐经通过收买程敏政书童得到考题之事大白于天下。朱祐樘大怒，重重处罚了程敏政、徐经和唐伯虎等人，命人重新批阅程敏政阅过的考卷，要求不得将这些考卷列入前三甲。不幸的是，王阳明的试卷也在其中，被下降名次，位列二甲第七名。
当时，一甲的状元、榜眼和探花三人都要留在翰林院为官，分别担任修撰和编修的官职。二甲和三甲进士当中，挑选出二三十位庶吉士，安排到翰林院继续深造，三年后派遣到翰林院或者六部当官。其余的进士，一部分到六部充任“观政进士”，一部分派到地方担任县令、同知等。王阳明被分到了工部，担任观政进士。当时的王阳明年仅二十七岁，而且才学出众，可谓年轻有为，照理应该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被委以重任。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年少轻狂，才被当权者刻意压制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