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江南出版与明清话本小说的发展嬗变
关于明代图书的聚集，刻书业的地域分布，各地刻书的数量与质量差异，在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成书于嘉靖四十四年至万历二十年之间）卷四《经籍会通四》中，有具体地揭示，所谓：“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诹历阅，大概非四方比矣。”此言当时图书的集结，有四大中心：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其又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钜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此言在上述四大图书集结中心里面，苏州、南京虽然刻本极多，规模极大，但以类书巨著为主，鲜见外地图书流通，珍稀之书难寻。又谓：“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则是从图书刻印出版而言，吴地、越地、福建最盛，但质量以吴地为最，价值亦重；闽地印书数量最大，价值最为轻贱。
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也谈到明代各地刻书质量的差异，有云：“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吴兴、金陵，骎骎蹈此病矣。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及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雠，故舛讹绝少。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我们在此更关注的，是在胡应麟与谢肇淛所列举当时的刻书之地中，涉及到了金陵、苏州、闽、新安、吴兴、楚、滇、黔、秦、晋、洛、蜀、燕、粤。在此之外，文献中记载，如常州、扬州、南昌等地，也多有刻书。但综合观之，图书业与刻书业的中心，则有金陵、苏州、杭州、吴兴、建阳、北京数地。其中金陵、苏州、杭州、新安、吴兴、常州、扬州，均在学界一般所认为的江南范围之内。
迄于清代，全国刻书业的格局之最大变化，莫过于福建建阳从刻书业的中心退出。清初王士禛在其《居易录》卷十四中即云：“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复过岭。”金埴《不下带编》卷四亦云：“今闽版书本久绝矣，惟白下、吴门、西泠三地书行于世。然亦有优劣，吴门为上，西泠次之，白下为下。”两人不约而同，均指出了建阳刻书在清初的衰微，以及金陵、苏州、杭州三地成为当时全国新的刻书业中心的基本事实。
的确，在明代，福建建阳的刻书十分繁盛，仅其书坊，据方彦寿《建阳刻书史》统计“数量多达221家”(1)。明代金陵的书坊刻书，也相当繁荣，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中罗列94家(2)；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据《江苏刻书》，在其基础上另补充11家(3)，如此，其书坊总计有105家（为建阳二分之一弱）。明代苏州书坊，张秀民《中国印书史》在同城之县长洲、吴县以外，列37家；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据《江苏刻书》及《苏州市志》补充30家，合计67家。明代杭州的书坊，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列24家，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列36家(4)。明代的江南出版，在金陵、苏州、杭州、湖州之外，如常州、无锡、松江、扬州、宁波、金华、嘉兴、绍兴、处州、温州、严州、台州、衢州、新安、歙县等也有刻书，并具有一定影响。
具体到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刻印，则主要为各地书坊所为。大体统计，苏州约计73家，金陵约计34家，杭州约计34家。迄晚清，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其刻印出版小说的书坊、书局等约182家。
明代建阳小说出版盛极一时。其于中国小说史发展的卓越贡献，在方彦寿《建阳刻书史》、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5)等著作中，有具体的罗列及论述，兹不赘述。然而，在话本小说的刻印方面，建阳书坊却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或者说其贡献甚微。今所知见者，元朝至治年间，有建安虞氏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三分事略》；明清时期，也仅有万历年间建阳书商熊龙峰刻印的话本小说四篇留存。
相比较，江南书商在话本小说的出版方面，取得了为其他地方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人所周知，早在南宋时期，杭州便有了“中瓦子张家印”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清时期，包括杭州在内的江南诸地，更成为话本小说出版成就最为辉煌的地区。
这里我们先就明清江南刻印话本小说的主要版本，作一个大致的系年，以便有更为具体直观的了解：
1．约嘉靖二十至三十年间杭州洪楩清平山堂刊《六十家小说》；
2．万历十五年金陵周曰校万卷楼刊吴敬所《国色天香》，万历二十五年重刻；
3．万历年间金陵唐氏世德堂刊赤心子《绣谷春容》；
4．万历年间金陵李潮聚奎楼刊《轮回醒世》；
5．泰昌、天启年间苏州天许斋刊《全像古今小说》；
6．天启四年金陵兼善堂刊《警世通言》；
7．天启七年苏州叶敬池刊《醒世恒言》四十卷；
8．天启七年苏州衍庆堂刊《警世通言》四十卷；
9．天启七年苏州衍庆堂刊《醒世恒言》四十卷；
10．天启年间苏州衍庆堂刊《喻世明言》；
11．崇祯元年苏州安少云尚友堂刊《拍案惊奇》；
12．崇祯五年苏州安少云尚友堂刊《二刻拍案惊奇》；
13．崇祯六年金陵李澄源刊何大抡《重刻增补燕居笔记》；
14．崇祯年间苏州衍庆堂刊《醒世恒言》；
15．崇祯年间苏州叶敬池刊《石点头》；
16．崇祯年间苏州山水邻刊《欢喜冤家》；
17．崇祯年间杭州陆云龙峥霄馆（翠娱阁）刊《型世言》；
18．崇祯年间醉西湖心月主人笔耕山房刊《宜春香质》；
19．崇祯年间醉西湖心月主人笔耕山房刊《弁而钗》；
20．崇祯年间金陵云林聚锦堂刊周楫《西湖二集》；
21．明苏州叶敬溪刊《醒世恒言》；
22．明苏州同人堂刊《石点头》；
23．明苏州同人堂刊《拍案惊奇》；
24．明苏州龙云鄂宝翰楼刊《今古奇观》（又名《喻世明言二刻》）；
25．明苏州长春阁刊《拍案惊奇》；
26．明苏州映雪斋刊《古今小说》；
27．明金陵书坊王洛川刊《新刻大宋宣和遗事》；
28．顺治年间湖州（？）好德堂刊《一片情》；
29．顺治年间杭州刊伪斋主人序本《无声戏》；
30．清初古吴梵香阁刊《金粉惜》；
31．清初苏州啸花轩刊《人中画》；
32．清代苏州啸花轩刊《一片情》；
33．清初杭州爱月轩刊《幻缘奇遇小说》；
34．康熙初年杭州可语堂刊《飞英声》；
35．康熙十二年金陵王衙刊古吴墨浪子搜集《西湖佳话》；
36．清代前期徽州英秀堂刊《觉世名言十二楼》；
37．康熙十七年（？）金陵万卷楼刊《警寤钟》；
38．康熙年间金陵敬业堂刊《国色天香》；
39．康熙年间苏州酌玄（元）亭刊《照世杯》；
40．康熙年间苏州花幔楼刊《生绡剪》；
41．康熙年间杭州消闲居（？）刊《十二楼》；
42．康熙年间杭州瀚海楼刊《豆棚闲话》；
43．康熙年间扬州草闲堂刊《警寤钟》；
44．雍正四年杭州芾斋主人刊《二刻醒世恒言》；
45．乾隆四十三年杭州消闲居（？）刊《拍案惊奇》八卷二十二回；
46．清杭州消闲居（？）刊《拍案惊奇》四十卷；
47．清杭州消闲居（？）刊《拍案惊奇》十八卷三十六篇；
48．乾隆四十四年吴门聚锦堂刊《拍案惊奇》；
49．乾隆四十六年金阊书业堂刊《豆棚闲话》；
50．乾隆五十年金阊书业堂刊《今古奇观》；
51．乾隆五十年武林大成斋刊《豆棚闲话》；
52．乾隆五十一年金陵芥子园刊《西湖佳话》；
53．乾隆五十一年浙省会成堂刊《今古奇观》；
54．乾隆五十二年苏州文盛堂刊《今古奇观》；
55．乾隆五十六年杭州自愧轩刊《西湖拾遗》；
56．嘉庆五年浙省会成堂刊《觉世名言》；
57．嘉庆十年古吴陈长卿、致和堂刊《豆棚闲话》；
58．嘉庆十七年苏州崇文堂刊《今古奇观》；
59．嘉庆二十一年金阊书业堂刊《拍案惊奇》；
60．嘉庆二十三年扬州集成堂刊《今古奇观》；
61．同治八年吴门聚锦堂刊《今古奇观》；
62．同治十二年金陵唐对溪富春堂刊《娱目醒心编》；
63．光绪二十九年苏州文裕堂刊《俗话倾谈》；
64．清杭州务本堂刊《今古奇观》。
即使根据如上远不够完整的话本小说刻印书目进行统计，明、清两代，在江南所刻印的话本小说，已有64部。其刻印话本小说的具体地方有南京、苏州、杭州、湖州、徽州、扬州六地。此中间，苏州30部，杭州18部，南京12部，扬州2部，徽州1部，湖州1部。苏州、杭州、南京为刻印话本小说之中心无疑。从刻印话本小说的时间段来看，明嘉靖年间1部，万历年间3部，泰昌、天启、崇祯年间23部（其中7部约在此阶段，去重复得14部），清顺治、康熙年间16部（去重复得13部，除去前代已刻者得12部），雍正、乾隆年间12部（去重复得6部，前代未刻者仅《西湖拾遗》、《二刻醒世恒言》2部），嘉庆、同治、光绪年间9部（新刻仅《娱目醒心编》《俗话倾谈》2部）。
如果我们再综合考虑，话本小说三大家——冯梦龙、凌濛初、李渔，无一例外均为江南文人，并在江南创作；话本小说史上第一流的创作，以及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如《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两拍”、《石点头》、《型世言》、《西湖二集》、《欢喜冤家》、《今古奇观》、《无声戏》、《十二楼》、《豆棚闲话》等，均出版于江南，并大多出自江南文人笔下，江南之于话本小说的特殊关系，江南出版对于话本小说发展史的重要意义，便更足以引起我们高度地重视。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样几个发展阶段：
1．以嘉靖年间杭州洪楩清平山堂刊印《六十家小说》为标志，揭开了明清话本小说发展史的序幕；其对于话本小说的编辑整理，于后来之创作者，应当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2．明代天启年间，苏州冯梦龙编辑整理前人及个人创作，结集为“三言”（《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集体展示话本小说成果，规范话本小说文体，为文人创作话本小说作出了示范，直接引导了明清话本小说创作潮流的出现。天启至崇祯年间，随着凌濛初著《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天然痴叟著《石点头》，周清源著《西湖二集》，陆人龙著《型世言》，西湖渔隐主人著《欢喜冤家》，醉西湖心月主人著《宜春香质》、《弁而钗》，众多的话本小说作品接踵而出，则将话本小说的创作与出版推向高潮，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话本小说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
3．清代顺治、康熙年间，姑苏抱瓮老人编选《今古奇观》，是对明代话本小说创作成就的一次检阅，也是一个重要的总结；李渔在杭州创作《无声戏》、《十二楼》，以及之前之后的《清夜钟》、《一片情》、《金粉惜》、《人中画》、《幻缘奇遇小说》、《飞英声》、《西湖佳话》、《警寤钟》、《照世杯》、《生绡剪》、《豆棚闲话》等的创作出版，成为话本小说发展史在明末之后的另一个次高峰时段。
4．雍正、乾隆以后，就目前之所知见，江南话本小说的出版，大抵为旧作翻印，新刊仅《西湖拾遗》、《二刻醒世恒言》、《娱目醒心编》、《俗话倾谈》等四种，且无多少艺术价值可言。其为话本小说的式微期，毋庸赘言。
在江南话本小说出版中所展示的这种发展态势，与整个中国话本小说的发展嬗变恰相吻合。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清江南话本小说的出版，反映了明清话本小说创作的兴盛繁荣状况及其走向式微衰败的历史过程，江南话本小说的出版成果，具体印证了明清话本小说的基本发展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