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言

关于中国文学史之分期，尤其是各时期的起讫，迄今仍然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看法⁽¹⁾。1915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上古迄秦）、中古（两汉至隋）、近古（唐朝至明朝）、近世（清朝）四期。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分为四段：第一段先秦两汉，第二段魏晋至唐代，第三段宋元明清，第四段现代文学⁽²⁾。李长之《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和编写体例》⁽³⁾主张分四个阶段：古代（上古至西汉），中世纪（东汉至盛唐），近古（中唐至鸦片战争），近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游国恩《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⁴⁾主张分六个时期：上古至春秋末，战国至东汉，三国至盛唐，中唐至北宋末，南宋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叶玉华《试论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⁵⁾主张分六个阶段：上古（古初至春秋），古代第一阶段（战国至西汉），古代第二阶段（东汉至隋朝），中世纪第一阶段（唐宋），中世纪第二阶段（元朝至清朝前期），近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⁶⁾主张分五个阶段：上古（邃古至春秋），古代（战国至隋朝），中世（唐朝至鸦片战争），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现代（新中国成立）。最新研究成果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⁷⁾中，主张“三古七期”说，其“三古”包括：上古期（先秦、秦汉），中古期（魏晋到明朝中叶），近古期（明嘉靖初到鸦片战争为近古第一阶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为近古第二阶段）。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⁸⁾将古代文学分为上古文学（秦朝统一之前）、中世文学（秦朝至宋末）、近世文学（金末元初至19世纪末）三期。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⁹⁾。对于文学史的分期，理所当然地应以文学自身的演变（包括其形式与内容）为依据，以文体的重大突破为标帜。而从宋代开始，至中日甲午（1894年）战争，这是一个在文学形态上相对完整的时期，可名之曰“近古文学时期”。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文学的新变，已有学者作了深入的讨论，兹不赘说⁽¹⁰⁾。自甲午战争讫于五四时期的文学，为现代新文学之前夜，为区别于“近古”，可名之曰“近代文学时期”。之所以将“近古”的起始定于宋朝，主要基于这样三条理由：其一，在宋朝，随着城市坊、市制度被打破，城市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市民文艺如宋杂剧、说书艺术等纷然崛起，并影响及于文学，大众化、通俗化日渐成为一种潮流。“绍兴丁卯岁除日幽兰居士孟元老序”《东京梦华录》中，述及东京娱乐，云“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街，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¹¹⁾，都市艺人与歌妓所唱之“新声”，应该包括了新兴时尚的词体，其对于词的发展，也有着不小的推动作用。宋人话本，鲁迅在其《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有高度评价：“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因为当时一般士大夫，虽然都讲理学，鄙视小说，而一般人民，是仍要娱乐的；平民的小说之起来，正是无足怪讶的事。”⁽¹²⁾其二，北、南宋之交，在浙江温州有戏文产生，并在南宋时期，迅速发展到首都临安及周边地区；北方蒙元统治地区，元杂剧崛起。宋元南戏及元杂剧，不仅是文学艺术大众化、通俗化最重要的成果，而且体现了时代文艺的创造，对于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其三，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体式，宋词反映了宋代文学的主要贡献。然“词”虽被称为“诗馀”，其与元“曲”，实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此为后世“曲承词变”说的祖祢。近代以降，学界对于词、曲关系的探讨益趋于深入。李昌集在其《中国古代散曲史》中认为：“北曲，就其曲调的渊源而言，乃是在当时各种歌曲的孕育下产生的。从时间的跨度说，其源直可溯到唐曲——这里的‘唐曲’，并非狭义地指今存的唐曲若干曲调，而是指唐曲这一音乐文艺样式。唐曲诞生后，其有三个流衍发展的线索：其一是宋代的文人词；其二是教坊、勾栏的诸曲艺；其三则是唐曲的本源——民歌俗曲按自身轨迹在民间的流传、新生和发展。……唐五代的文人词只不过是民歌俚曲中极少部分的雅化，到宋代，更多的民歌俗曲转入文人圈，终于导致宋文人词的兴盛。但宋文人词同时也定型化，它对北曲的形成无实质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绝不能笼统简单地说北曲乃‘词之变’，它与宋词——人们在观念上通常将其视作宋文人词——同源异流，在本源上是唐曲历史的延伸和发展之暗流的产物。”⁽¹³⁾无论是“曲承词变”，还是“同源异流”，词、曲关系的密不可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而古代曲谱之命名，如明人徐玉室的《北词谱》、沈璟的《南词全谱》、冯梦龙的《墨憨斋词谱》，明末清初李玉的《北词广正谱》、沈自晋的《南词新谱》等，以“词谱”称名“曲谱”，以及近人今人每以“词曲概论”为名，将词曲一体化讲授于大学课堂者，亦均能见出词、曲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

对于宋代文学的这种新变，郭预衡主编《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论析：“相对前代，宋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更加通俗化、市民化。这不仅表现在文人的诗词中更喜以平淡质朴为美，以清新通俗的口语入诗入词，更重要的是很多市民文艺在此时得到了蓬勃发展。其主要形式是‘说话’和戏剧。‘说话’是一种纯市民文艺，它直接促成了白话小说即话本的产生；戏剧是一种贵族与平民雅俗共赏的文艺，但其生命力无疑更在民间。从此白话文学、市民文艺堂而皇之地步入了艺术殿堂，为文学发展揭开了全新的一页。”⁽¹⁴⁾显然，宋代文学中的新变，是客观的事实，以之为近古文学的发端，不为无据。

近古各朝于文学之贡献最为卓越者，在宋为词，在元为曲，在明清则为小说戏曲。本书在内容上，起于对宋朝说话艺术的探讨，讫于对清朝嘉庆年间小说《镜花缘》的论说，以小说为中心，兼及元人散曲作家、小说中的戏曲传播、明清山人诗人创作，乃至于清人小品、清代古诗选本等。在方法上，其一，重视研究视角，特别是文化视角的研究。将小说放置在中国文化的框架中发掘其文化内蕴，从小说文化之角度评骘小说，在晚明山人文化背景下论析山人诗人及其创作，如从宋代娱乐文化角度对作为伎艺的宋人说话家数的考察，从明清江南话本小说的出版研究话本小说史的兴衰，从古代大（杂）小说观念探讨才学小说的产生，从小说文本资料中探讨戏曲的传播，从明清小说与明清江苏经济的关系探讨明清时期江苏成为全国小说创作出版重镇的原因并总结小说中反映的江苏经济史料，从诸宫调之兴衰考证《水浒传》成书的下限，从佛教神通探索孙悟空形象的来源，从晚明社会崇情尚癖思潮分析《灌园叟晚逢仙女》的真意，从晚明清初实学思潮重新评价《野叟曝言》的炫学内容，在中国士人之历史发展中与晚明清初文化之背景下重新认识审视山人诗人及其创作，从山人文化角度对陈继儒与李渔的文化创造进行新的阐释等。其二，重视资料考证与发掘。书中考证文字占相当篇幅，或是对习见资料、旧有问题的重新辨析考察，如宋人说话家数问题；或是力求寻找新的资料，为既有说法补充证据，如《水浒传》成书的下限、《西游补》著作权的归属、李渔的生年等；或者是利用新见资料，弥补研究空缺，丰富已有研究，订正沿袭已久的错误，如张养浩的生平事迹、关于陈继儒的评价、夏敬渠及其家族与东林学派的渊源、董说的交游、冯梦龙的交游、陈忱的表字、顾苓的生年、《幽梦影》的创作时间等。其三，重视对作家作品的系统研究。在个人的研究视阈中，于话本小说用力较多，关于话本小说家凌濛初及《今古奇观》的研究，已收入拙著《凌濛初研究》中，本集另收录话本小说史及话本小说研究论文四篇。《西游记》及其续书研究论文五篇，“才学小说”研究论文三篇，明清山人诗人研究论文四篇，均为系列研究之成果。

管窥蠡测，一隅之见，所论未敢尽以为是，尚祈得到海内外方家的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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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陈美林《略述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几种意见》，《清凉文集》下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参程毅中《〈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题记》，《程毅中文存续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

(3)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6年12月16日。

(4)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7年1月6日。

(5) 《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

(6) 《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

(7)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年版。

(9)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文学》。

(10) 参萧相恺《中国小说的近代化：试论古、近代小说史的分界》，《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1期；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九编《近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1) 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本。

(12)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

(13) 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第一章《北曲之渊源与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4) 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第十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