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遵义支教去
杯子打破了。
拎在手上的塑料袋从小小的行李箱上滑下去。沉闷的声响之后，拎起袋子，杯子破了。
这是一个有底座、双层玻璃的小杯子。那时候跟妈妈姐姐一道逛超市，一眼看中这个小巧的杯子。妈妈说，我看你有很多杯子，这杯子有什么名堂？别买了。我说喜欢呀。妈妈又说，这么小的杯子，顶多装得下一口水，买了有什么用？我说我喜欢嘛。杯子要不了多少钱，可是我用钱买喜欢，属于小小的奢侈。人都天生享受奢侈。
喜欢的东西一般都是用来占有而不是使用的。因为没什么用，所以带到上海之后很少用。可是我很少用它，还因为我生活潦草、丢三落四。只有那种讲究的人才会时时惦记他的杯子，像我，即便记得带出去，也会忘记带回来。
健忘的毛病愈演愈烈，我就想着要找点什么把木化的大脑刺激刺激。用什么刺激呢？想来想去最好还是茶。年轻的时候除了大汗淋漓的夏天，一般不会专门去喝水。或许正因为年轻的储存不到位，所以老了老了倒常常口渴。小时候看大爷老妇端只茶杯或捧只紫砂壶，觉得他们找个东西搁在手上摆摆架子或自我安慰，现在才知道，他们身体有需要。水灵灵的年纪本身就是水，所以不缺水；老了，人干巴了，就显示出从生理到心理对水的渴望来。
天气渐凉，我生来焦大脾气黛玉身，不得不耐着性子对自己多加保管。给自己带个热水杯简直是大势所趋。我有正宗的保温杯，但是茶叶进去，看不见里面乾坤，总是不那么爽快。玻璃杯就不一样了，放进瓜片或龙井，里面立即漫漫一大片。喝到叶宽水淡，心安理得地把它们倒掉。我一直想象把上好的毛峰放进去，根根直立，满杯春景，不喝茶也心旷神怡。
可惜一直到杯子殒命，我都没来得及把毛峰放进去。玻璃杯嘛，进入垃圾桶几乎是它的宿命，可是一辈子没有展开过毛峰的风情，还算是玻璃杯嘛？那只小小的杯子啊，进入垃圾桶的时候，内心一定是相当的不甘。
何况它最后的归宿，不在家乡，不在上海。在天远地远的遵义机场。
前天中午11牶50从学院出发，来到遵义。想过要来贵州，但是没有想过要来遵义。井冈山去过，延安没有去过，贵州想去的是黄果树。我以为贵州等于黄果树，所以主动请缨，要求到贵州支教。人事科的科长曾经说，那个时间你有空吗？我随口答应，但照例没有往心里去。上周局里开会，科长说下周一出发，我大吃一惊。
“下周”已经被我密密麻麻安排掉了呀。
只好做背信弃义的小人，把答应人家的事情回掉，但是周四的活动是我自己安排的，又要主持，只好周三晚赶回来。周一晚上出发，周三晚上回来，完全辜负自己事先预备的玩心，可是怎么办呢？这是上天对丢三落四的人的报复。
其实上天真不应该报复我，我好与不好，都是它的旨意和作为呀。它丢下的种子，要我负责，它在一旁若无其事，实在太不仗义了。
一行十四人。
因为我是副团长，又是党小组临时负责人，只好拿着名单拼命背。团队里有两个“敏”，还有两个“张丽×”，可是这种概括有什么价值呢？概括成为习惯，生活就变成概念了。
三点多的飞机，五点多才到。三个多小时，比到日本还远。我在飞机上无聊呀，只好备课。备课备得心意阑珊，只好看视频，平板电脑里没有多少存货，只好看叶嘉莹。题目是从毛诗到毛泽东诗词，说的是叶嘉莹从加拿大到中国的诗化人生。里面的一个大胡子外国人是她的学生，在节目里介绍他的考证成果：春花秋月何时了，在明朝以前是春花秋叶何时了。叶嘉莹欣赏的是春风无一事，妆成万重花，或是月底栖鸦当落叶。说真的，她的诗化人生我不羡慕，未必研究诗就有诗化人生，但是我真心羡慕她研究诗。她喜欢的这两句诗我也喜欢呀，若是闲来无事，将树下的剪影当作扫不去的落叶，手移影不动，何等好玩有趣，没有春风等闲吹，心底盛开万朵花。可惜我的日子塞得满满当当，即便有花好开，也没有野地供它绽放。
后来看到一个生物学家的TED演讲，他匪夷所思的说辞让我喜不自胜。这个看起来像爱因斯坦——晚年的爱因斯坦——的科学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超过120岁，人类与黑猩猩只有一百多个基因的差别。是呀，有谁活过120岁？还真没。据说天空高远，可是没有一棵树可以长到120米，怎么都是“120”啊？120是上天设置的一个极限吗？这是一个怎样的极限呢？这里面隐藏怎样巨大而神奇的奥秘呢？
长恨人生短，更恨专业窄。了解世间有奥秘，却无由深入了解奥秘，急得要命，懊恼得要命，却完完全全地没办法。
屈原傻，一连问了那么多问，没有一个与自然奥秘有关，与自己的人生趣味有关。他要是真不满政治和君王，转而研究人的寿命也是好的呀。自杀，怎么对得起老天给他的这条命呢？
“爱因斯坦”又说了，尽管如此，改变任何一条基因，或许人类的寿命就可以得到根本的改变，高达1000岁也未必不可能。但是真要是人人1000岁，只生不死，人口自然会太多，人口太多地球就会不胜拥挤，不胜拥挤怎么办呢？不胜拥挤只好把人变成纳米，变成比你的梳妆盒还要小一点的体积，或是储存到硬盘或电脑里。
老早听说过将来可以把人输入电脑，通过3D打印实现旅行。看来把人数据化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天，那会是什么样子的情景啊！人类还是“人”类吗？
真是应验了那种话：疯子是某种程度上的天才。其实“某种程度”几个字还是正常人，不，平常人自以为是，其实疯子就是老天昭示人类未来的提示。人类不懂老天的博大精深与随心所欲，以为疯子就是劣等阶层。人类的46条染色体，任何一点点调整都会是极大的改变。上天对某些人略加一点修正，提醒人类自己是个啥玩意儿，人类执迷不悟，把那些最具特征的人当作异类。这下好了，上帝就让你彻底变成“异类”。
尼采说，上帝把人造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交给他自己。原以为这句话很疯狂，现在发现，这句话保守得不成样子。
好吧，既然我们是上天的产物，那就随便他如何作为吧，谁让他才是真正的发明家创作者呢！
飞机傍晚到达遵义机场。从上海到遵义，我才对“傍晚”这个词有了新感悟。五点半钟，在上海已经天黑了，遵义在西边，天还亮得比较透彻。遵义之昼，傍着上海之晚，这是我的傍晚新解。
遵义机场是我见过的最小巧的机场。停机坪很小，走走就到，更像人家饭后乘凉聊天的大院。大院虽小，供拍照已是足够。行李传送带也十分短小，像是大规格的跑步机。但是，这里的候机室我很喜欢。大城市的候车室无论多么豪华，都像临时过渡的建筑厂房，无非是钢管和水泥的杂陈而已。遵义的候机室只有一间，但是飞檐翘壁，像故宫走失在山区的远房表妹，有一点“村”，但更多传统气息。
小雨在车窗两边淅淅沥沥。滑落的水线和雾气把我的视野隔断。偶尔在玻璃上擦出一小块透视区，雨水立马肆无忌惮地沁入。即便如此，马路两边的一只只小山丘我还是看见了，山丘上一闪即逝的红色黄色绿色的树我还是看见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之后夜幕支撑不住而滑落。天黑下来。
住在佛克斯酒店。狐狸酒店。一人一间。
吃圆桌大餐。对方领导盛情款待。我不爱应酬，这里有极大的应酬，我不爱坐在主席的位置，因为是副团长所以坐在主席的位子，我不爱喝酒，这里要显摆的正是茅台的家乡。我是来支教的，我希望这一桌饭钱可以放在更合适的地方。
所以酒桌上我不太合作。酒固然喝得不多，饭也没有吃饱。
回房间想起我主讲的录像首播。女儿从家里的电视上拍了些照片来，批评我讲得太深没人懂，先生也发来一些照片，安慰我说这个节目没人去看。
心底沮丧。
第二天一大早讲座。赢得真诚的掌声。稍觉安慰。经历得多了，又不太觉得安慰。
吃完午饭院长安排了一辆车和一个小美女陪我。
我不确定该喊她小美女还是大美女。大眼睛，长睫毛，V脸型，长腿细腰，倩兮巧笑，这样的美女实在是大美女。可是她这样一个小巧的人，叫大又把她叫得粗俗了。怎么办呢，只好自己在脑子里搞和平，大呀小的都不要了，就叫她美女就算了。这样想来，和平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简单地消灭一切想法，就是和平了。
美女陪我上了红军山。红军山上有红军，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为什么红军山上有红军，美女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她只是强调说，遵义的人很喜欢这个山，很多人一早来锻炼，还有很多人，到这里来娱乐，娱乐就是打麻将。我站在山脚，望着一望无际的台阶，恻隐自己一直隐隐作痛的双膝，想不出每天早上爬一趟会有什么下场，更想不出历历无休的台阶过后，哪里还会有娱乐的心情。
山上有红军的雕塑，也有红军的故事。一个17岁的小红军，一腔热血中活着，一腔热血中死，死的时候17岁。我为他泪湿，也为他庆幸。他的短短的一生，只有幸福的光辉，毫无蝇营狗苟的阴影。这样纯粹的生命，即便是战争时代，也是罕有。
当地人在他的身上挂满红布，祈求他保佑自家的小孩儿。
下山之后去遵义会议旧址。夹板水泥之间，看得出当年房子的豪华气派。这是一个师长的豪宅。一个师长，有此等豪宅，所以，当时国民党贡献给共产党的，是从房子，到民心。
三点过回到宾馆，美女又送来橘子。我曾经问她：你们这里的人觉得幸福吗？她眨巴眨巴大眼睛，不好意思地说，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挺幸福的。聪明又好看，热情又真诚。她的确应该幸福。她的妈妈跟我同岁，她的爸爸还比我小三岁，可是他爸妈有一儿一女，她的孩子也有三岁了。她的全家都很幸福。
第二天继续做讲座。做完略逛一会儿回到宾馆，三点多王院长送我去机场。
很多年一直梦想秋霜横飞造就的五彩缤纷的山，去机场的路上看到了。
银杏固然可以黄成一团火，紫藤也可以是透彻的黄色，梓树的红，则像一只只燃烧的小蜡烛，随便趴在石崖上的一小棵无名灌木，也可以灿若二月花。当然忍不住咋呼起来，害得年轻的司机专门停车让我细细地看。
去火车站。为到上海的时候节约时间，没有把行李托运，结果肩上背着包，拖只行李箱，还拎只装有杂物的食品袋，加上拿本书有空瞄两眼，手就不够用了。要拿登机牌身份证怎么办？只好把食品袋挂到行李箱上去。慌里慌张地没挂稳，扑通，袋子滑下去，杯子摔碎了。
就这样结束了这次支教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