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杜集的版本和校勘
引言
古籍文本的校勘是从事杜诗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从杜集的流传来看，随着宋代以后雕版印刷技术的繁荣[1]和杜诗的高度普及，出现了“世传杜诗，往往不同”[2]，字画差讹，异文增多的现象。因此，杜诗文本的校勘问题成为历代从事杜诗编辑和研究的学者首先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注重杜诗的校勘问题，《注杜诗略例》中特别标出“吴若本”这条凡例，即表明牧斋对这一问题严肃的态度：
杜集之传于世者，惟吴若本最为近古，他本不及也。题下及行间细字，诸本所谓“公自注”者多在焉，而别注亦错出其间。余稍以意为区别，其类于自者用朱字，别注则用白字，从《本草》之例。若其字句异同，则一以吴本为主，间用他本参伍焉。[3]
此条凡例实际涉及到杜诗研究中的两个难点：一是杜集中的“公自注”问题，一是杜诗异文的校勘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牧斋认为杜集传世“最为近古”的吴若本是其关键；尤其是对杜诗“字句异同”问题，提出“一以吴本为主，间用他本参伍焉”的观点，体现出牧斋与前代杜诗学者对待杜诗校勘问题不同的解决思路和方法，极具现代学术意义，对后世的杜集版本和校勘影响深远。本章即对这一问题展开详细的讨论。
第一节 宋代至明代的杜诗校勘
在探讨钱谦益杜集版本和校勘问题之前，先简略回顾一下此前杜诗学史上几次较重大的杜集校勘工作。
北宋王洙（997—1057）“蒐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4]，于宝元二年（1039）编成《杜工部集》二十卷，之后王琪于嘉祐四年（1059）刻之于姑苏郡斋，治平元年（1064），裴煜又补刻遗文九篇于苏州，成为宋代第一个最为完整可靠的杜集，这也成为后世所有杜集之祖本，简称为“二王本”[5]。二王本校勘之例，王洙《杜工部集序》云：
蒐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僅一卷，《杂编》三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6]
嘉祐四年王琪《后记》云：
暇日与苏州进士何君琢、丁君脩得原叔家藏及古今诸集，聚于郡斋而参考之，三月而后已。义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阅之者固有浅深也。[7]
由此可见，二王本在杜集校勘上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最大规模地汇集了二王所能见到的杜集版本；第二，王琪对待杜诗异文“义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的审慎态度。这两点从现存《宋本杜工部集》的文本中均有清楚的体现。
北宋著名学者黄伯思（1079—1118）在二王本（即下面引文中的“御府定本”）的基础上，继续从事杜诗异文的校勘工作。李纲（1085—1140）曾亲见其《重校正杜子美集》二十二卷，并于绍兴四年（1134）序此书云：
长睿父官洛下，与名士大夫游。裒集诸家所藏，是正讹舛。又得逸诗数十篇，参于卷中。及在秘阁，得御府定本，校雠益号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长睿父没后十七年，余始见其亲校定集卷二十有二于其家。朱黄涂改，手迹如新，为之怆然。[8]
惜此本不传[9]。
两宋之际，随着杜诗在社会上进一步普及[10]，字画讹舛的现象更趋严重。蔡兴宗作《正异》、薛苍舒作《杜诗刊误》都是针对这一情况而做的专门考订，惜二书皆散佚不全[11]。此后朱熹（1130—1200）亦曾计划校勘杜诗，《朱子语类》卷一四〇：“杜诗最多误字。蔡兴宗《正异》固好而未尽。某尝欲广之，作《杜诗考异》，竟未暇也。”[12]其后，流传至今的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继续着这个方面的努力，代表了南宋校勘杜集的最大成就。梦弼作于嘉泰四年（1204）的《杜工部草堂诗笺跋》云：
惜乎世本讹舛，训释纰缪，有识恨焉。梦弼因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聚而阅之，三复参校。……凡校雠之例：题曰樊者，唐润州刺史樊晃《小集》本也；题曰晋者，晋开运二年官书本也；曰欧者，欧阳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苏者，乃子瞻者；陈者，乃无己也；黄者，乃鲁直也。刊云一作某字者，系张原叔、张文潜、蔡君谟、晁以道及唐之顾陶本也。[13]
总起来看，赵宋一代杜诗学者重视杜集校勘工作，确如莫砺锋先生所说：“在宋代，凡是编过杜甫诗集的人，都曾亲自动手从事校勘。”[14]除以上数家外，宋代著名学者苏舜钦、王钦臣等人编辑杜集时亦皆重视校勘[15]。
余嘉锡先生《目录学发微·版本序跋》云：
校书必备众本，自汉已然，北齐樊逊所谓“刘向校书，合若干本以相比校”也。……宋人刻书，亦合众本校雠，《石林燕语》卷八所谓“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末题用十三本校”是也（注：案明南监本列有宋景文参校诸本目，实十六本）。[16]
另就前面二王、黄、蔡等诸家校勘杜集的方法来看，宋代杜诗学者继承了汉代学者“合众本校雠”的校书体例，汇集众本进行校勘；如辞有两出，则多标明异文[17]。这样的校勘态度和原则，当是宋人杜诗校勘取得非凡业绩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与宋人的态度不同，明代杜诗学者普遍不重视对杜集的校勘。今检明代几部较著名的杜集注本，如单复《读杜诗愚得》、张綖《杜工部诗通》、李齐芳《杜工部分类诗》、刘世教《杜工部分体全集》、傅振商《杜诗分类》、胡震亨《杜诗通》、林兆柯《杜诗钞述注》等等，大多未注明文本依据或校勘体例。仅有明人赵统在《杜诗意注·凡例》中明确提到其校勘杜诗的体例问题：
诸旧本各题下诗字之不同者，今但以意自定为取其一，不为并列。如他有所真知其为倒讹者，各与改正。若所疑似，但为别详意义于各字下，而字则仍其旧。如“饭煮青泥坊底蒪”，今本讹作“芹”，而其字仍以“芹”行云。[18]
然而其所谓“诸旧本”、“今本”云云，多模糊不清；并且据其《凡例》，异文字句多“以意自定”，实不足法。故《四库全书总目》对其提出了批评：
所诠释亦皆臆度，不甚得作者之意。《凡例》称所见杜诗惟虞注二卷，故虽颇有所校正，而漫无考证。如《崔氏东山草堂》诗，以“芹”字为出韵，是未知唐韵“殷”字附“真”不附“文”，至宋贾昌朝乃移之。许观《东斋纪事》、王应麟《玉海》皆可考也。[19]
四库馆臣虽然从音韵角度出发考证其校勘之误，其实还未真正指明此一问题之根本所在——是否版本上有所依据？《凡例》中所谓“今本讹作‘芹’”者，言外之意，旧本当作“蒪”，但检现存《宋本杜工部集》及其它几部宋本杜集，皆未有作“蒪”者[20]，可证其所谓“旧本”云者亦属“臆度”之词，毫无“旧本”可依；而事实上，正如四库馆臣指出的那样，其所见杜集实仅为虞注一种，又从何考证？
此条凡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学者治杜之一般风气。虽然宋人也有以己意改定杜诗者[21]，但这种风气到了明代始盛极一时。风气所及，即便一些大学者如杨慎，也有无视版本依据而径以臆度进行校勘者。
如杨慎《诗话》卷八“《丽人行》逸句”条：
松江陆三汀深语予：“杜诗《丽人行》，古本‘珠压腰衱稳称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红蕖罗袜穿镫银’二句，今本亡之。”淮南蔡衡仲昂闻之击节曰：“非惟乐府鼓吹，兼是周昉美人画谱也。”[22]
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一《丽人行》引杨慎此条并进行了驳正：
杨慎曰：古本“称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红蕖罗袜穿镫银”，遍考宋刻本并无，知杨氏伪托也，今削正。
陆、蔡二人和杨慎，正与赵统一样，所谓“古本”云云，其实也是毫无版本依据的臆度想象之词，牧斋“遍考宋刻本并无”证其“伪托”，可谓一语中的。
明人校勘古籍，为后代学者指责最多。清人黄廷鉴（1763—？）云：“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谨守师法，未闻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启、祯之代。凡《汉魏丛书》，以及《稗海》、《说海》、《秘笈》中诸书，皆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善，古书面目全失，此载籍之一大厄也。”[23]便指出了明人校勘古籍时“妄改”之弊。叶德辉（1864—1927）《书林清话》卷七“明人不知刻书”条引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云“世重宋版诗文，以其字不差谬，今刻不特谬，而且遗落多矣”[24]，则明代一些有识之士已然指出；又“明时书帕本之谬”条谓“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书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25]，也是从书籍校勘角度对明人的学风提出的批评。
不过，学者们虽然对明人“校勘不善，讹谬滋多”（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书帕本之谬”条）的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究未指明其症结何在。其实，明末清初的学者对此已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将原因归结为两点。
第一点是明人不好学。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改书”条：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曰“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国号曰周）。其时，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宏，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称制，乃鸩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26]
明人所刻《旧唐书》及钟、谭二人所选《诗归》中出现的这些“改书”的错误，顾炎武认为当归因于明人学疏（“不考古”）。
第二点是钱谦益提出来的，牧斋认为明人好以己意改窜古书，除了不学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古书版本问题的不重视。其跋《文中子中说》云：
《文中子中说》，此为宋刻善本。今世行本出安阳崔氏者，经其刊定，驳乱失次，不可复观。今人好以己意改窜古书，虽贤者不免，可叹也！[27]
牧斋指出，崔氏刊刻本“好以己意改窜古书”、“驳乱失次”的主要原因在于所用底本太劣，应该采用“宋刻善本”作为刊刻古书之底本。
顾、钱二人所指出的明人好以己意改书、刊刻失次的两个原因中，后者所提出的校勘书籍当重视版本问题，从治学方法来讲，更是首要和实践性的工作。
就杜集而言，起来纠正明人好以己意改窜古书这一弊端，并且在实践上作出示范作用的就是钱谦益笺注的《杜工部集》。从《钱注杜诗》凡例中提到“最为近古”的吴若本到“一以吴本为主，间用他本参伍”而最终形成的《牧斋先生笺注杜工部集》，这个过程中考辨杜诗“字句异同”的校勘工作，充分体现了钱谦益的杜诗版本和校勘思想。
第二节 “吴若本”与《钱注杜诗》
学术界对“吴若本”的重视是从现代杜诗学者洪业先生的《杜诗引得序》[28]开始的，之后这一问题成为当代杜诗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顾廷龙、元方、曹树铭、邓绍基、蔡锦芳、岳珍以及日本黑川洋一、安东俊六、长谷部刚等多位学者都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29]。本节因为主要讨论《钱注杜诗》一书涉及到的杜诗版本和校勘的问题，主要简述和这一问题相关的以下两个问题。
1. “吴若本”问题
目前，经过洪业、顾廷龙、元方、曹树铭、黑川洋一等学者的讨论，基本上一致确认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使用的底本确系“吴若本”。蔡锦芳认为与二王本相差约70年的吴若本基本保持了二王本的原貌，但是钱谦益使用的这个本子却并不是吴若《杜工部集后记》所载的宋绍兴三年（1133）建康府学所刻原本，而是与吴若原本相近并略后的另外一个刊本，这个本子是在吴若原刻本的基础上，又综合了其他一些杜诗校注形成的。岳珍继承了顾廷龙先生的考证方法，从刻工角度进行考察，认为吴若本应该是南宋中期的本子。这个观点证据确凿，也印证并深入了前面这些学者的结论。
2. “吴若本”与《钱注杜诗》的关系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均已指出：钱谦益并未严格地以吴若本为底本，其中当又参考了其他的本子，这个观点可以日本学者长谷部刚为代表：
他只是偶尔采用它本的文字用于自己杜注本的正文而已。这也与他所说的“若其字迹异同，则壹以吴本为主，间有它本参伍焉”的意思相同。
明白了吴若本及其和《钱注杜诗》的关系，我们再具体来看钱谦益校勘杜集的方法及其校勘思想。
牧斋校勘杜集有一个过程。
先是，牧斋在作《读杜小笺》、《二笺》时，可能限于撰述体例，对杜诗的校勘问题并未十分重视。如《钱注杜诗》卷十《行次昭陵》注：“‘铁’，《英华》作‘石’。‘铁马’当从《英华》作‘石马’。”《小笺》此诗中便无此语。在完成《读杜小笺》、《二笺》之后，因为好友程嘉燧（1565—1643）的督促，牧斋才继续进行全部杜诗的笺注工作，始留心于杜诗校勘之事[30]。
牧斋笺杜最初用于校勘之底本有二：一为“吴若本”，一为“九家注本”。据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自识》云：
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稡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乙未（顺治十二年，1655年），馆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钞，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寸笺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卒业请序，箧藏而已。
这之后，清康熙元年（1662），鹤龄复馆钱家，牧斋得见朱书，两人意见产生了分歧，于是始两行其书。不过正是因为有了“钱朱之争”这样一个经过，牧斋笺杜涉及到的校本，除了先前的“吴若本”和“九家注本”外，又增加了朱鹤龄校勘杜诗所使用的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本（见上引《杜工部集辑注·自识》）。
虽然，牧斋最终选择了吴若本作为杜集校勘的底本，但“草堂本”和“九家注本”仍是他从事校勘工作的两个最重要的校本。除此之外，牧斋还参考了其它宋、元旧版杜集以及类书、总集、别集、笔记、小说、诗话等文献对杜集进行校勘。
现将《钱注杜诗》中牧斋用以校勘杜诗文献的情况考证如下：
一、底本——宋版吴若本
吴若宋绍兴三年（1133）《杜工部集后记》述其校勘情况时说：
常今初得李端明本，以为善，又得抚属姚宽令威所传故吏部鲍钦止本，校足之，末得若本，以为无恨焉。凡称“樊”者，樊晃小集也；称“晋”者，开运二年官书也；称“荆”者，王介甫四选也；称“宋”者，宋景文也；称“陈”者，陈无己也；称“刊及一作”者，黄鲁直、晁以道诸本也。[31]
当前学术界对吴若本出自“二王本”并无异议。就杜集校勘来看，比较宋代杜集校勘的一般情况，吴若本也不例外，同黄伯思、蔡梦弼一样，也是在“二王本”的基础上，又搜罗众本进行校勘的。
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卷二“文集”著录“《杜工部集吴若本》二十四卷，四本，宋本影钞”[32]当即是此本。
结合前面学者对吴若本问题探讨的结论，宋版吴若本较之其它宋本杜集的确是“最为近古”之“二王本”，并由此成为《钱注杜诗》的底本。
二、校本
有以下六种：
1. 宋版郭知达《九家注》本
《注杜诗略例》评论宋三家注，其中谓：“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少所发明，其失也短。”牧斋这里提到的“赵次公注”当即出自《九家注》本所引赵注，如《钱注杜诗》卷七《王兵马使二角鹰》“二鹰猛脑徐侯穟”注引“赵云：‘徐侯穟’，殊无理义，介甫善本作‘绦徐坠’，于理或然”，即出自《九家集注杜诗》卷十三[33]。
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虽未见牧斋《绛云楼书目》著录，但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著录的“《新刊校正集注杜诗》三十六卷《目录》一卷”[34]和《述古堂藏书目》附《述古堂宋板书目》“诗集”著录的“《赵次公注杜甫诗集》三十六卷三十本”当为同一书。此本或即为牧斋所使用的校本。
2. 朝鲜覆宋刻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本
《绛云楼书目》卷三“唐文集类”著录一部“《宋板草堂诗笺》”。陈景云注：“《草堂诗》有高丽刻本，如《水筒》诗‘何假将军盖’之句，‘盖’高丽本作‘佩’，注引李贰师拔刀刺泉事，钱受之谓较‘盖’字为稳，宜从之。其为善本可知。”[35]按陈注此条，本自《钱注杜诗》卷六《信行远修水筒》“何假将军盖”注：“高丽本作佩。”“将军盖”，钱注：“《古今注》：曲盖，太公所作，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为曲盖焉。战国尝以赐将军。高丽刻《草堂诗》作‘佩’，注引李贰师拔剑刀刺山而泉飞，‘佩’字较‘盖’字为稳，宜从之。”可证牧斋校勘杜集的确使用了这部高丽本的《宋板草堂诗笺》。
牧斋校勘杜诗，除吴若本外，出自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的校例最多（《钱注杜诗》简称其为“草堂本”），如《钱注杜诗》卷一《夏日李公见访》注“愿，樊、陈并作须”，“谓，陈作语”，“静，樊作净”等校语；同卷《哀江头》注“箭，《考异》作笑，蔡君谟作发”等校语，皆与今通行《古逸丛书》本蔡梦弼《草堂会笺》同。又如《钱注杜诗》卷十八附录《草堂诗笺逸诗拾遗》，显然亦与《古逸丛书》本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四十所附《逸诗拾遗》相同[36]。由此可证，钱牧斋所使用的《草堂会笺》本，与《古逸丛书》所收宋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当属同一来源，为高丽刻本。
又据《杜集书录》著录《杜工部草堂诗笺》有“高丽覆刻本”，为曹致能于朝鲜世宗十三年，即明宣德六年（1431）在密阳据宋坊本覆刻本[37]。则牧斋所云“宋版草堂诗笺”和“高丽本”，当即是此朝鲜覆宋刻本[38]。
另外于此颇值得一提的是“草堂本”与“吴若本”颇具渊源。据蔡梦弼校勘杜诗情况来看，其“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中已经包括有吴若本了。这在《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六对《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乐动殷嵑嶱”一句的校勘中可证：
嵑嶱一作蝎
，一作樛嶱，一作汤嶱，王琪、吴若本皆作嵑嶱……今从王、吴本为正。
又，梦弼“校雠之例”——“题曰樊者，唐润州刺史樊晃《小集》本也；题曰晋者，晋开运二年官书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陈者，乃无己也；黄者，乃鲁直也。刊云一作某字者，系张原叔、张文潜、蔡君谟、晁以道及唐之顾陶本也。”——实即承袭了吴若本《后记》中诸校本而来。此条似未引起学者注意，故特为指出。
3. 宋版黄鹤《补注杜诗》本
《钱注杜诗》卷三《万丈潭》“黑如湾澴底”，注“如，黄作知”；卷十五《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第五首“大历二年调玉烛”，“二年”注“鹤本三年”；卷十八附录《杜鹃行》注“亦见黄鹤本”等诸校语，皆可为证。
《绛云楼书目》卷三“唐文集类”著录：“《宋板黄氏补注杜工部纪年诗史》十四册，三十六卷。”《钱注杜诗》中所谓“黄作”、“鹤本”、“黄鹤本”即为此本。
4. 元版陈浩然《分类杜诗》本
从《钱注杜诗》文本校勘来看，“陈浩然《分类杜诗》本”也是一个重要的校本。不过，周采泉《杜集书录》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云“《杜诗六帖》十八卷，建安陈应行季陵撰，用《白氏》门类编类杜诗”，遂著录其《杜诗六帖》，并认为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中所说“分类始于陈浩然”为仅凭传闻之臆说，否认陈浩然分类本的存在[39]。但是，据宋温陵宋宜（一作谊）元丰五年（1082）《杜工部诗序》云：“今兹退休田里，始得陈君浩然授予子美诗一编，乃取古诗近体，析而类之，使学者悦其易览，得以沿其波而讨其源也。予嘉陈君有志于诗，而惟子美之为嗜，则可谓笃于诗学者矣。因其请而为之序云。”[40]这一条材料又是陈浩然确有此书的证据。其实，周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一材料，但他却将陈应行和陈浩然误认为一人，进而把类编杜诗和《杜诗六帖》二书相混淆，因此才得出这一错误的结论。《杜集叙录》把杜诗的陈浩然编本和陈应行编本分别著录的做法是合理的[41]。
今检《钱注杜诗》中所引陈浩然《分类杜诗》本，其文字多同于《四部丛刊初编》据南海潘氏宋刊本影印的佚名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本（以下简称“分门集注本”）[42]。二者之间字句异同的比较见下表：
从上面两个本子文字比较可以看出，牧斋校勘所用的“陈浩然本”当是与“分门集注本”非常接近的一个本子。另外，根据宋宜“乃取其古诗近体，析而类之”之语，可以推断“陈浩然本”确与后来的“分门集注本”在编辑体例上相一致（《分门集注》本编辑体例首先是分门，门类之中再分古、近体）。由此，可以断定，牧斋所用“陈浩然本”，不仅与佚名“分门集注本”的来源相同，而且比较早地保存了宋宜序“陈浩然本”的原貌，牧斋径直称其“陈浩然本”，可见他必定是有所依据的。
据《绛云楼书目》卷三“唐文集类”著录“《元版分类杜诗》五册，二十五卷”，牧斋所用的“陈浩然本”或即此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的宋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亦分为二十五卷，则牧斋此本当是元代翻宋刊宋宜序“陈浩然本”而来。《杜诗详注》进呈本《历代名家评注杜诗姓氏》中亦把“宋人”“陈浩然《编注分类杜诗》二十四卷”和“徐宅《分门类注杜诗》二十五卷”两本分别进行罗列。
5. 元版《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本
《钱注杜诗》卷六《雨》（“峡雨行清晓”）“风吹苍江树”注“树，晦庵作去”；卷十二《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鼓角满天东”注“满，一作漏”，“漏天”注：“《梁益州记》：大小漏天在雅州，朱晦庵云当作‘漏天’，愚谓仍作‘满’字为是。”按牧斋引朱熹（晦庵）的二条校勘意见，并见于《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十四和卷九[43]。
《绛云楼书目》卷三“唐文集类”著录“《元版刘辰翁批杜诗》”当即此本。又《钱注杜诗》中批评刘辰翁多条，亦可为证。
6. 元版范梈（字德机）批选杜诗本
《钱注杜诗》卷十八《燕子来舟中作》“穿花落水益沾巾”注：“范德机云：善本作帖水。”
《绛云楼书目》卷三“唐文集类”著录“《元版范德机批杜诗》”，当即此本。
除以上六种宋元旧本外，作为《钱注杜诗》校本的还有书中提到的“川本”、“俗本”、“别本”之目：
《钱注杜诗》卷十《曲江二首》注：“堂，川作棠。”按《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十一：“鲍氏曰：‘堂’或作‘棠’。”卷十三《春日江村五首》（其二“藩篱无限景”）：“陈、川本并作‘颇无限’。”卷十五《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也有四处注云“川一作某”。“川本”不知何本。
《钱注杜诗》卷十一《赠别郑鍊赴襄阳》“把君诗过日”注“‘日’，俗本作‘目’”，卷十四《旅夜书怀》注“‘星垂’，俗本多作‘星随’”，又卷十《酬孟云卿》注“‘相逢难衮衮’，‘难’，流俗本作‘虽’”。“流俗本”或即系“俗本”。
《钱注杜诗》卷十六《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雪飞玉立尽清秋”）注：“别本俱作‘云’。”“别本”亦不可考。
三、其他校勘文献
1. 元版胡三省注《资治通鉴》
《钱注杜诗》卷十三《奉和军城早秋》“更夺蓬婆雪外城”注：“更夺，胡三省作次取。”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新书》作‘蓬婆岭’，其地在雪山外，杜甫诗所谓‘次取蓬婆雪外城’是也。”[44]
《绛云楼书目》卷一“编年类”著录：“元版胡三省注《通鉴》。”
2. 宋祝穆《方舆胜览》
《钱注杜诗》卷三《万丈潭》“孤云倒来深”注“云，《方舆》作峰”；《凤凰台》“我能掊心出”注“心出，《方舆胜览》作心血”，“炯然无外求”注“无，《方舆》作忘”，“深衷正为此”注“正，《方舆》作止”；卷十二《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题下注“诸，《方舆胜览》作渚”。
《绛云楼书目》卷一“地志类”著录：“祝穆《方舆胜览》十四册。”陈注：“七十卷，南宋人，穆字和父，建安人。元刻首行标题云‘新编方舆胜览’，宋雕本‘新编’下多‘四六必用’四字。”
3. 宋程大昌《雍录》
《钱注杜诗》卷九《重过何氏五首》第二首“天清黄子陂”注“清，《雍录》作寒”，并注云：“《雍录》：杜诗‘天寒皇子陂’，或书‘皇’为‘黄’，误也。”
《绛云楼书目》卷一“地志类”著录：“《雍录》。”陈景云注：“十卷，程大昌撰。”
以上三种校勘文献，按照《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分别属于史部编年和地理类。
4.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钱注杜诗》卷九《重过何氏五首》第二首“犬迎曾宿客”注：“吴曾《漫录》：顾陶本作‘犬憎闲宿客’。”又卷十《初月》、卷十一《田舍》、卷十二《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得开字》、卷十四《漫成一绝》、卷十五《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等诗，皆引吴曾《能改斋漫录》作异文辩证。
《绛云楼书目》卷二“小说类”著录此书。
5. 宋姚宽《西溪丛语》
《钱注杜诗》卷二《洗兵马》“词人解撰河清颂”注：“‘解’，《西溪丛语》：善本作‘角’。”又卷十一《少年行二首》其二、卷十二《绝句漫兴九首》第七首亦引宋姚宽《西溪丛语》作杜诗校勘之用。
《绛云楼书目》卷二“小说类”著录此书。
6. 宋洪迈《容斋随笔》
《钱注杜诗》卷十《雨晴》“天水”注引《容斋三笔》：“‘天永秋云薄，从西万里风’，谓秋天辽永，风从万里而来，而集乃作‘天水’，此秦州郡名，入此篇则其思致浅矣。”
《绛云楼书目》卷二“小说类”著录：“《容斋随笔》十册。”陈注：“《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五笔》，十卷。”
7. 宋沈括《梦溪笔谈》
《钱注杜诗》卷十五《秋兴八首》其八“香稻”注“草堂本作‘红豆’，一作‘红稻’，一作‘红饭’”；注云：“沈括《笔谈》及洪兴祖《楚辞补注》并作‘红豆啄馀鹦鹉粒’，当以草堂本为正。《云溪友议》：李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绛云楼书目》卷二“小说类”著录：“沈括《梦溪笔谈》、《补续》。”
8. 宋叶庭珪《海录碎事》
《钱注杜诗》卷一《大云寺赞公房四首》第四首“惯捷”注：“《海录》作‘惯健’。”卷十二《玩月呈汉中王》“关山同一照”注：“‘照’，《海录》作‘点’。”
《绛云楼书目》卷三“类书类”著录：“《海录碎事》。”陈注：“三十三卷，宋叶廷珪撰，虽小书，却甚好。”
9. 宋范摅《云溪友议》
《钱注杜诗》卷十七《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注：“‘是’，《友议》作‘值’。”
《绛云楼书目》卷二“小说类”著录：“范摅《云溪友议》。”
10.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钱注杜诗》卷一《饮中八仙歌》“衔杯乐圣称世贤”，“世贤”注“邵刊作‘避’”，并注云：“《邵氏闻见录》云‘世贤’当作‘避贤’，传写误也。”
《绛云楼书目》卷一“杂史类”著录：“《邵氏闻见录》、《后录》。”
以上七种，分别属于子部杂家、类书和小说类。
11.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
《钱注杜诗》卷十五《秋兴八首》其八“香稻”注“草堂本作‘红豆’，一作‘红稻’，一作‘红饭’”；又注云：“沈括《笔谈》及洪兴祖《楚辞补注》并作‘红豆啄馀鹦鹉粒’，当以草堂本为正。《云溪友议》：李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绛云楼书目》卷四“骚赋类”著录：“洪兴祖《楚词补注》。”陈注：“十七卷，又《考异》一卷，又尝撰《韩文辨证》八卷。”
12.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
《钱注杜诗》卷一《饮中八仙歌》“道逢麹车口流涎”注：“《白氏长庆集》注：‘逢’作‘见’。”
《绛云楼书目》卷三“唐文集类”著录：“《白氏长庆集》。”
13.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
《钱注杜诗》卷一《乐游园歌》“百罚深杯亦不辞”注“‘亦不辞’，《英华》作‘辞不辞’。”再如卷一《奉先县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卷二《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逼仄行赠毕曜》，《城湖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瘦马行》；卷三《后出塞五首》其三；卷四《苦战行》；卷五《丹青引》；卷六《寄裴施州》；卷七《八哀诗》之《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前苦寒行二首》其二，《后苦寒行二首》；卷八《醉歌行赠公安颜少府请顾八题壁》，《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卷九《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卷十《奉赠严八阁老》，《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行次昭陵》，《春宿左省》，《初月》；卷十一《春水》，《少年行二首》，《少年行》；卷十四《白盐山》；卷十五《诸将五首》其一；卷十七《宴王使君宅题二首》等诗，牧斋引《文苑英华》用作杜诗异文校勘甚多。
《绛云楼书目》卷四“文集总类”著录：“《文苑英华》。”又《绛云楼题跋》“宋版《文苑英华》”条云，牧斋曾借阅王岕庵《文苑英华》宋刻残本七十册，“得纵观者匝月”云云[45]，恐即用以校勘杜诗。
14. 宋姚铉《唐文粹》
《钱注杜诗》卷二《石壕吏》“惟有乳下孙”注：“‘惟’，《文粹》作‘所’”；卷五《莫相疑行》“此日饥寒趋路旁”注：“‘此’，《文粹》作‘今’”，“‘晚将末契托少年’，《文粹》：‘晚将末节契年少。’”
《绛云楼书目》卷四“文集总类”著录：“《唐文粹》。”
15.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
《钱注杜诗》卷一《悲青坂》“山雪河清野萧瑟”注：“‘野’，樊作‘晚’，《乐府》作‘已’。”卷十一《赠花卿》“此曲只应天上有”注：“‘有’，《乐府》作‘去’。”
《绛云楼书目》卷三“诗总集类”著录：“郭茂倩《乐府诗集》。”陈注：“一百卷。”
16. 元方回《瀛奎律髓》
《钱注杜诗》卷十一《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来时悲早春”注：“‘来时’，《律髓》云‘采诗’。”
《绛云楼书目》卷三“诗总集类”著录：“《瀛奎律髓》。”陈注：“四十九卷，元方回。”
以上六种，分别属于集部楚辞、别集和总集类。
从以上牧斋杜诗校勘的经过以及其所使用的底本、校本和其他校勘文献的情况来看，体现出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一、汇集众本。从上面牧斋使用杜诗校本来看，牧斋继承了宋人“合众本校雠”的校勘方法。主要有吴若本、郭知达《九家注》本、蔡梦弼《草堂诗笺》本、黄鹤本、陈浩然本、刘辰翁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本和元范德机批本七种。除此之外，还有所谓川本、俗本、流俗本和别本等。
二、所汇众本中重视宋元版本。由上面汇集众本来看，牧斋校勘所使用的七种校本都是宋、元旧本，没有使用明代的杜诗注本，表明牧斋对宋、元旧本的重视。如《钱注杜诗》卷二《义鹘》注：“宋刻诸本皆曰《义鹘行》，惟吴若本无‘行’字。”卷七《别李义》：“尔克，诸宋刻皆作温克（按原文作“尔吞”）。”牧斋虽然也引用了“俗本”、“流俗本”和“别本”，但多是对这些本子提出批评，不用作正式的参校本。
三、宋、元版本中尤其重视吴若本。“合众本校雠”是汉、宋学者主导的校勘思想和方法。这一点，还可以举出代表宋人校勘成就学者们的对韩愈文集的校勘。宋代学者整理韩集有两部重要的学术专著，第一部是方崧卿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刊行的《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参校了碑石本十七篇、唐令狐澄本、南唐保大本、秘阁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谢克家本、李邴本等众多版本，号为精善，“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谢所据馆阁本为定”[46]。
第二部是朱熹于宁宗庆元三年（1197）所撰《韩文考异》十卷，“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47]。在版本汇集上，除了馆阁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外，晦庵还参考了洪本、谢本、石本、欧本、荆公本、山谷本、樊本、曾本、潮本、赵本、晁本、张本、蔡本、吕本等十几种本子。
由上面两位学者汇集版本和校勘韩集的情况来看，从方氏“折衷三本”到朱氏“悉考众本”，这正代表了宋代学者“合众本校雠”的时代学术特点。
同宋人“合众本校雠”的思路不同，在所使用的众多校本之中，牧斋又特别选择“吴若本”
作为笺注《杜工部集》的底本，究其原因在于其“最为近古”，朱鹤龄亦云：“今世所传杜集，以若本为最古。”（《杜工部集辑注·附录旧序》）因此，牧斋这种以一种“最为近古”的本子作底本，而以其他旧本作校本的校刊方法，表现出与汉、宋学者不同的时代风貌，体现出学术的时代流变。
四、除了宋、元旧本外，牧斋也非常重视唐、宋、元人所撰著的史书、类书、别集、诗话、笔记、小说等各类文献中的校勘材料。如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宋程大昌《雍录》、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宋姚铉《唐文粹》、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元方回《瀛奎律髓》、宋叶庭珪《海录碎事》、宋洪迈《容斋随笔》、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宋《邵氏闻见录》、宋姚宽《西溪丛语》、宋范摅《云溪友议》、阮阅《诗话总龟前集》、《潘淳诗话》等。
总上所述，钱谦益校勘杜诗“其字句异同，则一以吴本为主，间用他本参伍焉”的校勘思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汉、宋时代学者“合众本校雠”的特点，但他以一种“最为近古”的本子作底本，而以其他旧本作校本，并且参考唐、宋、元人著述的各类文献作参校的校勘方法，却表现出与前人不同的思路，标示着杜诗校勘学上新的思想和方法的出现，体现出了新的时代学术风貌。
第三节 钱谦益校勘杜诗的实践及思想
在校勘思想上，牧斋继承了汉代和宋代学者校勘古籍“义有兼通者，存而不敢削”的学术思想，这一审慎的态度在《钱注杜诗》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除此之外，牧斋对杜诗中出现的异文亦间有所辩证，考定是非，本节主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在杜集校勘史上，宋代杜诗学者作出了杰出的学术成就，这一点莫砺锋先生《论宋人校勘杜诗的成就及影响》一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牧斋在校勘杜诗时亦往往引用到前人，尤其是宋代学者的一些考辩成果，如吴曾《能改斋漫录》（《钱注杜诗》卷四《戏为双松图歌》、卷十四《漫成一绝》、卷十五《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西溪丛语》（卷十二《绝句漫兴九首》其七）、《文苑英华辩证》（卷十七《宴王使君宅》题二首）、张氏《汉皋诗话》（卷二《留花门》）、赵次公（卷七《王兵马使二角鹰》）、三山老人（卷九《重过何氏五首》其一）、吴若（卷一《沙苑行》“泉出巨鱼”、卷九《同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棘树”）、胡仔（卷一《天育骠骑歌》“守天育”）以及明代胡俨（卷九《杜位宅守岁》）等。不过，在牧斋校勘杜诗考订异文的实践方面，实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根据诗文的出处校勘
自黄庭坚指出“杜诗无一字无来处”[48]后，杜诗这一特点遂为后人所认同，不仅成为自宋代以来杜诗注释的主导思想，学者们也将此诗学观念运用于杜诗的校勘。牧斋《钱注杜诗》也继承了前人这一校勘思想。
如《钱注杜诗》卷一《赠卫八处士》“新炊间黄粱”注：“间，一作闻。”钱注云：
《招魂》：“稻粢穱麦，挐黄粱些。”注曰：挐，糅也。言饭则以秔稻糅稷。择新麦糅以黄粱，和而柔濡，且香滑也。《本草》：香美逾于诸粱，号为竹根黄。按此诗“间黄粱”，即“挐”字之义，作“闻”字，非是。
按《宋本杜工部集》卷一正作“新炊间黄粱”，“间”字无异文。
卷七《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荟蕞何技痒”句，钱注：
《射雉赋》：徒心烦而技痒。徐爰注曰：有技艺欲逞，曰技痒也。草堂本或作“枝痒”，误。
草堂本之误即在于没有字句出处上的依据，《宋本杜工部集》卷八正作“技痒”，确无异文。
卷十二《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日日江鱼入馔来”，注：“日日，一云白白。”钱注云：
《东观汉记》：姜诗与妇傭作养母，俄而涌泉出于舍侧，味如江水，井旦出双鲤鱼。吴曾《能改斋漫录》作“日日”，韩子苍作“白白”，《后汉·列女传》：姜诗母嗜鱼脍，每旦辄出双鲤，常以供母膳。曰每旦，则以日日为是。
检《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二此诗正作“日日江鱼入馔来”，无异文。
再如卷一《夜听许十损诵诗爱而有作》“紫燕自超诣”注：“燕，旧作鸾，非。”钱注引《昭陵六马赞》：“紫燕超跃。”《宋本杜工部集》卷一却作“紫鸾自超诣”。卷十五《草阁》“草阁临无地”注：“‘无地’，《头陀寺碑》：‘飞阁逶迤，下临无地。’王原叔本作‘芜地’，非。”这两条校勘，虽然牧斋并没有版本上足够的证据，结论也未必正确，但牧斋杜诗校勘重视出处的特点由此却表现得非常明显。
二、根据当时的历史、地理以及制度等历史人文背景进行校勘
《钱注杜诗》卷七《往在》“清旭散锦
”注：“，一作幪”。《宋本杜工部集》卷六《往在》“清旭散锦（一云幪）”与此同。钱注云：
《广韵》：驴子曰。禄山陷两京，以橐驼运御府珍宝于范阳，故曰散锦，旧注改作锦幪，非是。
此条便是根据安禄山攻陷长安并使用橐驼运送皇宫中的珍宝往范阳这一历史事件并结合字义训诂进行考证的。
卷二《瘦马行》“细看六印带官字”，注：“六，一作火，非。”钱注“六印”云：
《唐六典》：诸牧监凡在牧之马皆印，印右膊以小官字，右髀以年辰，尾侧以监名，皆依左右厢。若形容端正，拟送尚乘，不用监名。二岁始春，则量其力。又以飞字印印其左髀膊。细马、次马以龙形印，印其项左。送尚乘者，尾侧依左右闲，印以三花。其馀杂马送尚乘者，以风字印印左膊，以飞字印印左髀。官马赐人者，以赐字印。配诸军及充传送驿者，以出字印，并印左右颊也。
牧斋指出“六（印）”字更为切合当时诸牧监的马匹管理制度。证以《宋本杜工部集》卷二，正作：“细看六印带官字”，“六”字无异文。可证此条牧斋考证是正确的。
卷四《黄河二首》“黄河西岸是吾蜀”，注：“西，一云北，一云南，俱非。”此条牧斋根据的是蜀地与黄河的相对地理位置。《宋本杜工部集》卷六正作：“黄河西岸是吾蜀”，“西”字无异文。
卷十《奉答岑参补阙见赠》“我往日华东”，牧斋“罢朝”注引《雍录》中书省、门下省的位置，尤其是杜甫所在门下省位于东华门之东的这一事实，断定“往，一作住，非”，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卷十二《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雨映行宫辱赠诗”，牧斋“行宫”注：
《国史补》：蜀郡有万里桥，玄宗至而喜曰：吾自知行地万里则归。公草堂在万里桥，当与行宫相近。张说《奉和早渡蒲关》诗：楼映行宫日。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人的诗文，进而断定“宫，一作官，一作云，非是”，证据有力，《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二正作“雨映行宫辱赠诗”，无异文，也证实了牧斋的判断。
三、根据诗歌之特点进行校勘
《钱注杜诗》卷一《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北诸凌青荷”注：“青荷，一作清河。”并注云：
“青荷”对“皂盖”，所谓“圆荷想自昔”也。一作“清河”，注云指济水也。或云当作“清菏”。菏，济别名也，不如从青荷为长。
《宋本杜工部集》卷一作：“清河，一作青荷。”以“清河”为正文，而以“青荷”为异文。牧斋之所以认为作“青荷为长”，主要是从诗歌对偶的艺术特点出发的。
卷十二《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鼓角满天东”注：“满，一作漏。”钱注云：
《梁益州记》：大小漏天在雅州。朱晦庵云：“当作漏天。”愚谓仍作“满”字为是。
虽然有出处的根据，但如果从诗意来分析，“漏天”不如“满天”的意思通顺。《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二：“鼓角满天东”，正以“满”为正文，以“漏”字为异文，可与钱注相参。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杜甫诗歌的高度普及，南宋以降，杜甫的几乎每一首诗都存在异文差讹的现象[49]。牧斋对杜诗异文校勘“定是非”比较少，这表明他对待杜诗校勘问题的审慎态度。同时从他上述三个方面对杜诗异文“定是非”的情形，又集中体现出牧斋对杜诗校勘问题独特的思考。其中，对杜诗历史文化背景的重视体现的是牧斋“以史证诗”的思想，而不同于对待经书和史书，对属于集部类的诗歌的校勘则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自身规律的重视。他校勘杜诗得出的一些精审的结论值得我们重视，而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体现出的校勘杜诗的思想和方法更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借鉴。
第四节 钱谦益对清初杜诗版本的影响
版本之学，始附于目录学，直至明末清初，才逐渐成为一门专门之学，“常熟毛晋子晋、钱曾遵王开其前茅”[50]。而倡导版本之学并影响毛、钱二人的正是钱谦益。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也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其《绛云楼书目》著录图书千馀种，这还不是牧斋藏书的全部。清初曹溶（1613—1685）《〈绛云楼书目〉后序》云：
自宗伯倡为收书，虞山遂成风俗，冯氏、陆氏、叶氏皆相效尤，毛子晋、钱遵王最著，然皆不及宗伯。
牧斋收书极大推进了常熟一地的藏书风气，影响之下，常熟、吴县等地出现了冯舒（1593—1649）、冯班（1604—1671）、陆贻典（1617—1686）、叶奕（1605—1665）等一批杰出的藏书家，其中常熟毛晋和钱曾（遵王）最为知名。
牧斋藏书最显著的特点是重视宋元旧版。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辞》称其“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钞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钱氏这种藏书趣味也影响到常熟一地的藏书风气，陈揆《稽瑞楼书目序》云：“吾乡藏书家，以常熟为最。常熟有二派，一专收宋椠，始于钱氏绛云楼。”[51]牧斋藏书“专重宋版”和“专收宋椠”的志趣直接影响到毛子晋、钱遵王、季沧苇、徐乾学诸家。叶德辉云：“国朝藏书尚宋元版之风，始于虞山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52]又云：“自钱牧斋、毛子晋先后提倡宋元旧刻，季沧苇、钱述古、徐传是继之，流于乾嘉，古刻愈稀，嗜书者众，零篇断叶，宝若球琳。”[53]
除宋椠旧版外，钱氏还重视旧抄本，这对于毛、钱二家也有直接的影响。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明以来之钞本”首列十二种著名的钞本，其中就有：“钱钞”和“毛钞”，钱钞指“常熟钱牧斋谦益绛云楼钞本”和“谦益从子钱遵王曾述古堂钞本”，“毛钞”指“常熟毛子晋晋汲古阁钞本也”[54]。虽然后来的二家大有青出于蓝之势，而究其缘起未始不启自牧斋。
总之，就宋元旧版及旧抄本而论，牧斋影响了常熟一地和清初一时之风气，毛晋、钱曾、季振宜皆承其思想而又有所发扬光大。就杜诗的收藏和版本而论，毛、钱、季三家也继承了牧斋重视宋椠旧本的观点，并且都对杜诗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毛晋
毛晋，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原名凤苞，字子九，后易名晋，字子晋，别号潜在等，江南常熟人，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和出版家，明遗民，朝鲜成海应（1760—1839）《皇明遗民传》卷四及孙静庵《明遗民录》卷十二有传[55]。子晋与牧斋同里，小牧斋十七岁，为其弟子。牧斋《隐湖毛君墓志铭》云：
壮从余游，益深知学问之指。……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他访佚典，搜秘文，皆用裨辅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矣。[56]
牧斋尤其表彰子晋治学重视学术之源流，而“穷其源流”基础性的工作则在于古籍的校勘（“勘雠”），从事校勘故而重视善本，尤其是宋椠旧抄，从《墓志铭》来看，子晋的这个治学特点是受到了牧斋直接影响。荥阳道人《汲古阁古人小传》记载子晋曾在门口张贴一告示谓：
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汲古阁书跋》）
可见其对宋刻及旧抄本的重视程度。除此之外，子晋还招聘了不少抄工，专门抄写善本图书，在众多“毛抄”中，“影宋钞”尤是其一大发明[57]。清常熟人孙从添（1692—1767）《藏书记要·钞录》云：“惟汲古阁印宋精钞，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能继其作者。”[58]于敏中（1714—1780）《天禄琳琅书目·周易辑闻》云：“明之琴川毛晋，藏书富有，所贮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购得者，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钞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钞。于是，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以资鉴赏，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59]毛氏“影宋钞”中最知名的当属王洙原本《杜工部集》。据毛扆《杜工部集跋》云：
先君（指毛晋）昔年以一编授扆，曰：“此《杜工部集》，乃王原叔洙本也。余借得宋板，命苍头刘臣影写之，其笔画虽不工，然从宋本钞出者。今世行杜集不可以计数，要必以此本为祖也，汝其识之。”扆受书而退，开卷细读，原叔《记》云：（略）二十卷末有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姑苏郡守王琪《后记》，此后又有《补遗》六叶。其《东西两川说》仅存六行而缺其后，而第十九卷首缺二叶。扆方知先君所借宋本，乃王郡守镂板于姑苏郡斋者，深可宝也。谨什袭而藏之。
后廿馀年，吴兴贾人持宋刻残本三册来售，第一卷仅存首三叶，十九卷亦缺二叶，《补遗》《东西两川说》亦止存六行，其行数字数悉同，乃即先君当年所借原本也。不觉悲喜交集，急购得之。但不得善书者成此美事且奈何！
又廿馀年，有甥王为玉者，教导其影宋甚精，觅旧纸从抄本影写而足成之。嗟乎！先君当年之授此书也，岂意后日原本之复来？扆之受此书也，岂料今日原本复入余舍？设使书贾归于他室，终作敝屣之弃尔。纵归于余，而无先君当年所授，不过等闲残帙视之尔，焉能悉其源委哉！应是先君有灵，不使入他人之手也。抄毕记其颠末如此。岁在己卯（1699）重九日，隐湖毛扆谨识，时年六十。[60]
毛扆是毛晋五子中之季子，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字斧季，号省庵。子晋殁后，为汲古阁主人，克承父志，继承其藏书、校书和刻书的衣钵。
正是由于毛氏父子对宋版的重视，经过两代人四十馀年孜孜搜求的努力，才使得这一杜诗祖本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于杜诗学居功甚伟。再联系前面所提到的荥阳道人《汲古阁古人小传》中记载子晋在门口张贴的那张酬购宋刻善本的“告示”，则此书为毛氏所得，难道不是偶然中的必然吗？
毛扆《宋本杜工部集》配钞二本，其一本后归潘祖荫（1830—1890）。潘氏《滂喜斋藏书记》卷三著录：
北宋刻《杜工部集》二十卷，一函十册。题“前剑南节度参谋宣义郎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京兆杜甫”。每卷先列其目，目后接诗，前有王原叔《记》，嘉祐四年苏州郡守王琪刻本也。浣花全集当以此为最古，其馀椠本不下数十家，皆云礽矣。秘帙流传，海内恐无第二本，能不视为鸿宝耶？王琪《后记》有近质者，下注云：“如麻鞋见天子，垢腻脚不袜之句凡十三字，今本皆脱。”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宋讳缺笔甚严，旧为汲古阁藏书，宋刻存者卷一首三叶、卷十至十二、卷十七至末，共七卷，馀皆影钞。结构精严，毫发不苟，斧季之甥王为玉笔也，后有斧季手跋。王琪之“琪”误作“祺”。（后录毛扆《跋》，略）[61]
此本为晚清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鉴定家叶昌炽称为“浣花全集当以此本为最古”，“海内恐无第二本”，誉之为“鸿宝”，确不为过。此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
《杜工部集》二十卷《补遗》一卷，唐杜甫撰，宋绍兴建康郡斋刻本，10册，清毛扆跋。14.7×20.9厘米，10行20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卷2—9、13—16配清汲古阁影宋钞本，卷17—18、20配宋刻本，卷19配清述古堂钞本。
另一本后归陆心源（1834—1894）皕宋楼，其《仪顾堂题跋》卷十《影宋钞王洙本杜诗跋》云：
影钞《杜工部集》二十卷，《补遗》一卷，题曰“前剑南节度参谋宣义郎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京兆杜甫”。每叶二十行，每行二十字，自卷一至卷三佚。后有嘉祐四年王琪序。宋讳、嫌名皆缺笔，盖从嘉祐刊本传钞者。案（以下引《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略。）是本卷八以前皆古诗，卷九至十八近体诗，卷十九、二十《杂著》，《补遗》诗五首，文四首，一一与《解题》合而无注，盖即原叔编而王琪刻者，杜集最初之本也。南渡后，原叔孙祖宁又刻于浙中，见《中州集》卷二。原叔未尝注杜诗，观王琪《后记》可知。今通行本《九家注》、《千家注杜诗》所采王原叔注，实元祐间秘阁校对邓忠臣字若思者所作，见《中州集》卷二引吴激彦高说。浙本前有王宁祖《序》，备言其祖未尝注杜诗，与《读书志》及吴彦高说合。[62]
这一“杜集最初之本”现藏日本静嘉堂。
被誉为“赵宋孤椠，传世冠冕”（顾廷龙《宋本杜工部集跋》）和“人间鸿宝”[63]的《宋本杜工部集》成于毛氏父子之手，与他们重视宋本并及“影宋钞”本的学术思想有直接的关系。而毛氏父子这一学术思想的渊源则无疑受自牧斋。从毛扆《跋》来看，其学问来自毛晋，受到牧斋间接的影响也是可以想见的，且牧斋死后，斧季也曾参与校定钱氏笺注《杜工部集》的工作[64]，这对于其认定此本之价值影响是直接的。
2. 钱曾
钱曾，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卒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遵王诗学和平生治学皆师承牧斋，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八：“遵王注《牧斋诗集》，固博闻士也。诗流易有馀，不求警策，得牧斋一体。”[65]简秀娟《钱谦益藏书研究》：“谦益影响了遵王自幼读书之法、收藏观念与聚书征集方向，遵王‘佞宋’、撰《读书敏求记》开赏鉴书志之先河，与谦益提倡古板、精于辨识，亦未始无渊源。”[66]从两人的交往来看，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遵王藏书的观念也表现在对宋元旧本和影宋钞本的重视，自谓“生平所嗜，宋椠本为最”（《述古堂藏书目自序》）。其收藏杜集情况，据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卷二和所附的《述古堂宋板书目》著录就有：
《杜工部集吴若本》二十四卷四本（宋本影钞）
《二十家注杜甫集》二十卷十本（宋板）
《赵次公注杜甫集》三十六卷三十本（宋板）
《黄鹤千家注杜甫诗》三十六卷十本（宋板）
《蔡梦弼草堂诗笺》二十卷十本（宋本影抄）
《草堂诗笺补遗》四卷四本（宋板）
《吕东莱注三大礼赋》一卷（宋本影抄）
《诸家老杜诗评》一卷（抄）
《老杜诗史》十卷十本（宋本）[67]
宋、元旧本及钞本杜甫诗文集共计九种之多，不仅见遵王藏杜集之富，更能见其收藏旨趣所在。
在其收藏的诸多杜集旧本中，最让遵王感到得意的还当属清康熙八年（1669）之后才得到的一部影宋抄本《杜工部集》[68]。《读书敏求记校正》卷四上：
《杜工部集》二十卷。王洙原叔蒐裒老杜中外书凡九十九种原校“种”作“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南湖所作。视居行之次，若补胡校本“若”作“分”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宝元二年十月为之《记》。嘉祐四年四月，太原王淇原校作“琪云”取原叔本参考之，镂板姑苏郡斋。又为《后记》，附于卷终，而迁原叔之文于卷首。牧翁笺注《杜集》以吴若本为归，此又若本之祖也。予生何幸，于墨汁因缘有少分如此。斯文未坠，珠囊重理，知吾者不知何人，蓬蓬然有感于中，为之放笔三叹。[69]
遵王于《钱注杜诗》成书若干年后，得此牧斋未见之“若本之祖”，其欣喜之情不可名状。清嘉道之时，此本归同里张金吾（1787—1829），其《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十九云：
《杜工部集》二十卷，附补遗，影写宋刊本，绛云楼藏书。唐前剑南节度参谋宣义郎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京兆杜甫撰，宋王洙编。凡诗十八卷，杂著二卷，后附遗文九篇为《补遗》。元稹《墓铭》附二十卷末，均与《直斋书录解题》合。盖即王原叔编定本也。杜集以吴若本为最善，此又若本之祖，中遇宋讳皆缺笔。板心有刻工姓名，如张蓬、史彦、余青、吴圭等名，盖从宋雕本影写者。绛云楼、述古堂均有印记。王原叔记（宝元二年），王琪后记（嘉祐四年）。[70]
此本现存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
《杜工部集》二十卷《补遗》一卷，唐杜甫撰，清初钱曾述古堂影宋抄本，六册，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71]
按遵王此本亦当据毛扆所藏宋本《杜工部集》影钞，“其卷一尚存宋刻第一、二叶之王洙《杜工部集记》，意者毛、钱交挚，殆即斧季撤赠者”（顾廷龙《宋本杜工部集跋》），遵王本从毛氏父子本而来，渊源甚明。
又考遵王卒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斧季《杜工部集跋》作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如果以上顾廷龙先生所云“其卷一尚存宋刻第一、二叶之王洙《杜工部集记》，意者毛、钱交挚，殆即斧季撤赠者”推测合理的话，那么根据两人同校牧斋笺注《杜工部集》，我们亦可由此进一步推测：遵王和毛氏父子与牧斋的交往，以及后来牧斋卒后遵王及斧季共同校《牧斋先生笺注杜工部集》行世的这段经历，无疑增强了二人对此“若本之祖”价值的判断能力。遵王《读书敏求记》题跋此书时“蓬蓬然有感于中”、“放笔三叹”的心情，确实能够使人真切地体会得到[72]。
按二王本《杜工部集》在清代之前，主要见于宋、元人之著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宋史·艺文志》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诸家。明代却几乎没有一家著录。一直到清代初年，二王本方再次出现，首先便著录于毛氏《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和钱氏《读书敏求记》，二人并皆有题跋传世，从此此本便在杜诗学史上奠定了一切杜集“祖本”的崇高地位。
总之，正是由于受到钱谦益版本观念的影响，毛氏、钱氏孜孜以求，搜集宋刻善本，保存之，钞录之，流传之，所以今天我们仍然有幸可以在上海、北京和日本等地看到杜集祖本的原貌。1957年，在张元济先生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把藏于上图和北图的毛、钱两家宋刻及影宋钞本相配影印出版，列入《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一身化作千万，更是极大推动了现代杜诗学的发展。
3. 季振宜
季振宜，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3），字诜兮，号沧（一作苍）苇，江南泰兴（今江苏省泰州市）人，清初著名的藏书家[73]。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辑录《全唐诗》[74]。而这项工作其实是因袭钱谦益而来。据季氏《全唐诗序》云：
顾予是集，窃有因矣。常熟钱尚书（按指钱谦益）曾以《唐诗纪事》为根据，欲集成唐人一代之诗，盖投老为之，能事未毕，而大江之南竟不知其有此书。予得其稿子于尚书之族孙遵王。其篇帙残断，亦已过半，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十七卷。[75]
季氏《全唐诗》是在承袭牧斋所藏旧稿的基础上又依靠自己的藏书编纂整理完成的。但其中《杜工部集》，依据却是康熙六年由“季沧苇先生校阅”、季氏“静思堂藏板”刊刻的《钱牧斋先生笺注杜工部集》。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沧苇编辑《全唐诗》的时间在康熙三年至十二年之间（据季氏《全唐诗序》），而牧斋此书的刊刻也恰在此间。第二个原因，正如季氏序《全唐诗·杜工部集》中引用到的钱谦益的观点“杜集之传于世者，惟吴若本最为近古，他本不及也”，对蒙叟这一观点的认同应该是沧苇选择钱笺本作为《全唐诗·杜集》底本最重要的原因。沧苇也非常重视宋、元旧版，同钱曾同有“佞宋之癖”[76]，这从其《季沧苇书目》中特列“延令宋板书目”和“宋元杂版板书”二目可证[77]。就杜集而言，《延令宋板书目》著录有《王龟龄杜诗集注》（十本）、《草堂诗笺》（二十本）二种；《宋元杂版板书》著录有四种：《千家注分类杜诗》二十五卷，《黄注杜诗》三十六卷（十六本，宋板）、《杜工部集》廿五卷（元板）、又一部（照宋抄，二十卷，六本）[78]。但沧苇终未将自己所藏的这些宋、元旧板的杜集作为《全唐诗·杜工部集》的底本，究其原因便在于这些本子从版本上看都不如“最为近古的”吴若本。因此，我们看到季氏所编《全唐诗》卷一百十六至卷一百三十三的《杜工部集》，除了在《又送》一首后又据《文苑英华》增加《九日登梓州城》一首和集末“齐梁以来”一段[79]外，其他注释和校勘皆为删节钱笺而成。
众所周知，清初康熙四十四、五年间（1705—1706）编辑的《全唐诗》[80]，基本上是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唐诗》两家为底本校补而成。其中《杜工部集》主要是以季振宜《全唐诗·杜工部集》为底本删节校补而成的。因此，这部广为流传的《全唐诗·杜工部集》如果溯其源流，亦来自钱笺吴若本。由此亦见《钱注杜诗》对后世间接之影响。
顾廷龙先生称“二王本”和“吴若本”并为“希世之珍”（《宋本杜工部集跋》），而《全唐诗·杜工部集》也是清代乃至今日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杜甫全集本。而无论是毛氏父子和钱遵王的《杜工部集》还是季氏《全唐诗·杜工部集》，其形成的经过和获得的学术成就，都与钱谦益及其所倡导的学术风气有莫大之关系。简秀娟《钱谦益藏书研究》末章总结出钱氏在图书文献史上的五大贡献，其二为“带动版本学之盛，尤倡宋版古籍，影响清学”[81]，可谓的论。
第五节 钱笺对清初杜诗校勘的影响
正如钱基博先生《版本通义·叙目》所云：“版本之学，……大用在雠校。”[82]治版本之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古籍文献的校勘求真，这也正是版本学自汉代刘向、歆父子以来最初和最基本的含义。牧斋重视宋元旧版的校勘价值，其思想及方法亦由此而来。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辞》云：“丙戌（1646），（与钱）同客长安，丁亥（1647）、戊子（1648）同僦居吴苑，时时过予。每及一书，能言旧刻若何，新版若何，中间差别几何，验之纤悉不爽。盖于书无不读，去他人束高阁者远甚。”谈迁（1594—1658）《枣林艺蒉》“厄书”条云：“常熟钱氏好储书，尤喜较订，广蒐博引，一编中粉墨丹黄层见，错书有一疑误，千里之外，托人研考。其购藏甲于东南。”[83]又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吕和叔文集》十卷”条：“《和叔集》，绛云楼宋椠缮写，凡载于《文苑英华》、《文粹》中，或字有异同者，俱注其上，余所谓读书者之藏书，此类是也。”[84]这些同时人对牧斋重视版本校勘的叙述还可以从其本人所跋《钞本元微之集》中得到印证：
微之集，旧得杨君谦抄本，行间多空字。后得宋刻本，吴中张子昭所藏，始知杨氏钞空字皆宋本岁久漫灭处，君谦仍其旧而不敢益也。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2），东吴董氏用宋本翻雕，行款如一，独于其空阙字样，皆妄以己意揣摩填补。如首行“山中思归乐”，原空二字，妄补云“我作思归乐”，文义违背，殊不可通。此本流传日广，后人虽患其讹，而无从是正，良可慨也。乱后，余在燕都，于城南废殿，得元集残本，向所阙误，一一完好，暇日援笔改正，豁然如翳之去目，霍然如疥之失体。微之之集，残阙四百馀年，而一旦复完，宝玉大弓，其犹有归鲁之徵乎？著雍困敦之岁皋月廿七日东吴蒙叟识于临顿里之寓舍。[85]
近人叶德辉尝云：
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何可尠视？昔贤尝以一字聚讼纷纭，故予每得一书，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盖不如是不足以言考据也。[86]
钱谦益的重视宋、元旧本书与当时所谓“藏书家之藏”不同，被称为“读书者之藏”。钱曾《读书敏求记·杨衒之洛阳伽南记五卷》：“予尝论牧翁绛云楼，读书者之藏本也。赵清常脉望馆，藏书者之藏书也。”[87]所称“读书者之藏”的含义如果以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洪亮吉（1746—1809）分藏书家为“五等”（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来衡量的话[88]，钱谦益当算是清代考订家和校雠家的先驱，实开清学之风气。
这一点可以通过牧斋与时代先后的学者杜诗校勘比较中体现出来。
1. 杨慎
明代杨慎也重视旧本古书，而鄙视坊刻。杨慎《诗话补遗》卷一“书贵旧本”条云：“观乐生爱收古书，尝言古书有一种古香可爱，余谓此言末矣，古书无讹字，转刻转讹，莫可考证。”并举杜诗为例，结论谓：“书所以贵旧本者，可以订讹误，备参考，不独古香可爱而已。”[89]如《升庵诗话》卷十“裋褐”条：
杜少陵《冬日怀李白》诗“裋褐风霜入”，惟宋元本仍作“裋”，今本皆作“短褐”，“裋”音竖，二字见《列子》。[90]
升庵依据宋、元旧本定为“裋”字，与《宋本杜工部集》卷九“裋褐风霜入”同，可见其确能根据旧本以“订讹误”。
不过，毕竟受到明人空疏学风的影响，升庵杜诗校勘也有“好以己意改窜古书”之弊。如《升庵诗话》卷十三“薰风啜茗”条：
杜子美《何将军山庄诗》“薰风啜茗时”，今本作“春风”，非。此诗十首，皆一时作。其曰“千章夏木清”，又曰“红绽雨肥梅”，皆是夏景可证。[91]
此条升庵以为古本作“薰”字，今本作“春”字，实际便属没有版本根据的无稽之谈了[92]。
我们再来看杜诗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山东李白”和“东山李白”的问题。《钱注杜诗》卷二《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注：
曾巩曰：白，蜀郡人，初隐岷山，出居湖汉之间，南游江淮，去之齐鲁，《旧史》称白山东人，盖史误也。按《旧书》：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钱希易《南部新书》亦同。元微之作《杜工部墓志》，亦云“山东人李白”。盖白隐于徂徕，时人皆以山东人称之，故杜诗亦曰“山东李白”。巩以史为误，而希易反以世称蜀人为误，皆非也。近时杨慎据李阳冰、魏颢序，欲以为“东山李白”。阳冰云：歌咏之际，屡称东山。颢云：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此亦偶然题目，岂可援据为称谓乎？杨好奇曲说，吾所不取。
其实，《宋本杜工部集》卷二“山东李白”无异文。牧斋即由此出发，结合其他证据来反驳升庵的观点。
《钱注杜诗》卷十一《客至》注：
近时杨慎曰：韦述《开元谱》曰：倡优之人，取媚酒食，居于社南者，呼为社南氏，居于北者，呼为社北氏，杜诗正用此，后人改社作舍。按舍南舍北，公之所居也，若云社南社北，则倡优之所居，安得取以自况乎？杨氏引据穿凿，其文义舛误若此。
检《宋本杜工部集》“舍”字并无异文为“社”，因此，即使升庵此说有出处可依，但失却了版本上的客观根据，结论还是难以成立的。
近人丁福保（1874—1952）《重编升庵诗话弁言》云：
升庵渊通赅博，而落魄不检形骸，放言好伪撰古书，以自证其说。如称宋本杜集《丽人行》中有“足下何所有？红蕖罗袜穿镫银”二句，钱牧斋遍检各宋本杜集，均无此二句（下又备列他例）。王弇州讥其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93]
以明人中号称“博学”的杨升庵[94]尚且如此，学问次于升庵者亦可想见了。
2. 王嗣奭
《杜臆》卷一《夜宴左氏庄》“风林纤月落，衣露净琴张”二句笺云：
“风林”应作“林风”，才与“衣露”相偶，而夜景殊胜。若作“风林”，则似月落林间，而意味索然矣。
同卷《重过何氏五首》“春风啜茗时”注云：
赵子常云：“两游皆当夏月，‘春’必‘薰’字之误。”用修亦定为“薰”，但与“落日”不相应。余以为当作“清”，“清”与“春”音近而讹也。
同卷《丽人行》注：
用修谓他本于“稳称身”之下，有“足下何所着，红蕖罗袜穿镫银”，此真不可少，《诗归》从之。
卷二《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诏发西山将”解云：
“西山将”当作“山西”，盖“山西出将”是成语。而郭先为秦州都督，固山西将也，而且与“陇右”为对。”
卷八《雨晴》解云：
此诗有误字，余参他刻而定之。“雨晴山不改”，昔人定为“雨时”，今刻本多从，非也。“休殊俗”作“看殊俗”者，是。“附书频”作“送书”者，非。诗以“雨晴”为题，此必久而后晴者。
很明显，嗣奭以上几条意见，也很难在杜诗版本上找到依据，可见他进行杜诗异文校勘时也主要不是依据版本而凭臆断进行的，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很难成立。
再如关于诗题方面，只要诗意与诗题出现偏差，嗣奭则往往归之于诗题有误。如《杜臆》卷一《游龙门奉先寺》云“‘游’当作‘宿’”，《官定后戏赠》云“‘赠’字有误，当是‘戏题’”，卷四《题新津北桥楼》云“据诗语，题当作‘北城楼’，新津令设宴于楼上”，卷六《树间》云“题似有误字”；另外，关于诗句顺序方面，如卷二《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云“此四首，当以第一首与第三首相易，始得其序”，卷七《催宗文树鸡栅》云“篇中语多颠倒，如‘课奴’四句须再整，‘避热时来归’二句，宜移置‘劲敌’之下”，卷九《季秋苏五弟缨江楼夜宴崔十三评事韦少府侄三首》云“第二首误入无疑”等观点，其实亦皆没有版本依据的主观臆断，殊不可取。
3. 王士禛
王士禛《居易录》卷二：
今人但贵宋椠本，顾宋板亦多讹舛，但从善本可耳。如钱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参》诗，从宋刻作“两脚但如旧”，而注其下云“陈本作雨”，此甚可笑。《冷斋夜话》云：老杜诗“雨脚泥滑滑”，世俗乃作“两脚泥滑滑”。此类当时已辨之，然犹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95]
今按《钱注杜诗》卷一《九日寄岑参》“两脚但如旧”句，其中“两”字下注云：“陈作雨。”渔洋此条显然是针对牧斋过于重视宋版而发，后世如叶德辉等学者也往往引此条作为不可过于拘泥宋元旧本的证据。当然，正如余嘉锡先生《藏园群书题记序》所云：“宋人刻书，悉据写本。所据不同，则其本互异。校者不同，则所刻又异。加以手民之误，传写之讹，故明刻可以正宋刻，刊本可以校写本，未可尽以时代论也。”[96]宋本当然不能尽信。但是，作为古籍校勘，钱牧斋此处严格依据吴若本并详列校勘异文，不以臆断，实在未可厚非，不可认为牧斋此处为迂腐不通（“此甚可笑”）。相反，这里体现出的正是牧斋遵守“义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这一基本校勘原则时的审慎态度。
4. 仇兆鳌
仇兆鳌也认识到杜集校勘是杜诗注释基础性的工作。《杜诗详注·凡例》中“杜诗刊误”条即开宗明义：
坊本多字画差讹。蔡兴宗作《正异》，朱文公谓其未尽，如“风吹沧江树”，“树”当是“去”，乃音近而讹。“鼓角满天东”，“满”当是“漏”，乃形似而讹。当时欲作《考异》，未暇及也。
又卷一《游龙门奉先寺》后“附注”云：
杜诗各本流传，多有字句舛讹。昔蔡伯世作《正异》而未尽其详，朱子欲作《考异》而未果成书。今遇彼此互异处，酌其当者书于本文，参见者分注句下，较钱笺、朱注多所辩证矣。
由此可见，兆鳌本人对此项工作期望甚大，希望能继承宋代蔡兴宗和朱熹两人未竟之业，超越近世钱谦益、朱鹤龄两位前辈，在杜集校勘上成一家之言。并且从《杜诗详注》一书来看，他也的确网罗了历代诸家的校勘成果，兢兢业业地从事这项工作。
但其校勘的成绩如何呢？我们来看下面一组例子：
《杜诗详注》卷七《梦李白二首》第一首“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二句下注：“‘君今’二句，旧在‘关塞黑’之下，今从黄生本移在此处，于两段语气方顺。”
卷十五《古柏行》“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注：“二句旧在‘爱惜’下，今依须溪改正。”
同卷《催宗文树鸡栅》“踏藉盘案翻”下注：“此句旧在‘塞蹊’上”；又“终日憎赤帻”下注“此处旧本颠错，《杜臆》谓当再整，今上下互调，语意便明”；“课奴杀青竹”下注“此句旧在‘终日’上”；“避热时来归，问儿所为迹”下注“二句旧在‘高栅’下，依《杜臆》改正”。
卷十六《壮游》“蒸魚闻匕首，除道哂要章”下注：“二句旧在‘秦皇’之下。”
今按在杜诗流传过程中，注家往往有在不明诗意的情况下，按照自己对诗的理解径改本文诗句的顺序以就己意者，这是很不可取的一种做法。仇注这方面也是如此，对杜诗往往按照自己的臆见颇多改动，这都是过于主观、过于武断的结果[97]。现代学者萧涤非先生评《古柏行》云：
宋人刘须溪认为“云来”二句当在“君臣”二句前，“君臣”二句当在“云来”二句后，仇兆鳌把四句倒置，就是依据刘说的，实在太主观大胆。因为这样一来，似乎是通顺些，但文章却显得平庸没有气势[98]。
虽然，余嘉锡先生说“著书之人，类多寒素，岂能办此”[99]，限于自身的经济条件，能广聚宋元善本恐怕不是王嗣奭、仇兆鳌等人所能做到的。但这其实不是主要原因，王、仇诸人之所以“太主观大胆”，实属自明代以来肆意妄改古书的通例，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上面五人为代表的明代直至清初学者们在校勘上对版本问题不够重视的学术风气[100]。
明末清初杜诗学者能够较好地继承牧斋版本和校勘思想的，除了上面提到的毛子晋父子、钱遵王和季沧苇外，朱鹤龄应该算是一位，长孺《杜工部集辑注·凡例》云：
集中讹字最多，朱子欲如《韩文》作《考异》而未果。今遍搜宋刻诸本及《文粹》、《英华》对勘，夹注本文之下，以备参考。至如《年谱》之疏妄，注家之伪乱，详辨诗注中，兹不复赘。
这一体例正与上述牧斋校勘杜集的思路相符，也应当是受到了牧斋的直接影响。
除此之外，黄生《杜诗说》解说杜诗往往以《钱注杜诗》作为判断文本的依据。如卷七《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云：
八句“报”字如闻其声，酷似向客细询二物方法，隔屏呼老妻记之。尤见题中“新”字意，馈者非新不表敬，受者必新始询方。别本竟无此字，惟钱本有之，甚矣，诗之贵善本也。
《杜诗说》中异文“依钱本正之”者颇多，大概黄生也认识到吴若本“最为近古”的学术价值所在。
不过，直到清代中后期，进入到版本之学的成熟期后，以“最为近古”的吴若本为底本的《钱注杜诗》才真正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重视。如现藏湖南省图书馆杭世骏（1696—1772）抄本《杜工部集》底本即为《钱注杜诗》本[101]。另外，清乾隆四十九年郑澐（？—1795）校刻的《杜工部集》，所据之原本实即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本，此书清代翻刻甚多，亦足见其为善本而受到重视的程度[102]。
由此可见，虽然明末清初学者在杜诗校勘问题上没有能在《钱注杜诗》体例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正是由于钱谦益的倡导，朱鹤龄、黄生、杭世骏、郑澐等学者开始认同吴若本“最为近古”的学术价值。不过，终有清一代中，却始终未能发扬牧斋从重视宋元旧版本出发用以校勘杜诗的思想和方法，没能在《钱注杜诗》的基础上将杜集校勘更进一步，这的确是清初之后杜诗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馀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三点主要结论：
首先，杜诗的版本和校勘是杜诗学两个重要的方面，尤其是文本校勘问题成为历代杜诗研究最为基础性的工作。今人王叔岷《校雠通例》云：
校书虽为愚事，而实治学之本也。……夫研读古籍，必先复其本来面目。欲复其本来面目，必先从校雠入手。[103]
程千帆和徐有富先生也指出：
校勘工作是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古代典籍研究的起点。而且审慎精密的校勘成果往往可以防止和杜绝许多望文生义的无稽之谈，为获得正确的结论准备了条件。[104]
从杜诗学的版本和校勘发展来看，明代学者虽然继承了宋代杜诗学的诸多方面，但由于明人不重视版本校勘之学，随着杜诗在明代的再次普遍，反而使得杜诗异文校勘问题在明代变得更加混乱。这一情况直到明末清初，在以常熟为中心的江南一带才发生了新的变化，而起来纠正这一不良学术风气的是钱谦益。牧斋选择“最为近古”的吴若本作为底本并广参宋元旧本及唐宋类书、别集、诗话、笔记、小说等文献进行校勘，最后撰成《钱注杜诗》一书，尤其体现了牧斋版本和校勘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并且这一思想为毛晋父子、钱曾和季振宜等人继承下来，在他们收藏和鉴别宋元旧本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现了“二王本”，并能够认同这一后世杜集祖本的价值。
其次，从宋人承继承了汉代学术“汇众本而校”的思想观念，到钱谦益倡以“最为近古”的吴若本为底本并且汇众本参校的转变，这反映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思想也随之变革。而牧斋《钱注杜诗》中体现的校勘思想和方法则是这一时代风气和精神的集中体现。并且，这一思想对今天我们从事校勘杜诗而言仍有所启示。略举三例为证：
其一，洪业《杜诗引得序》指出现代学者研治杜诗在校勘问题上的方向：
曰校者，当以今尚孤存之王琪原刻而裴煜补刻之《杜工部集》为底本，而以次校勘《九家注》本、伪王状元本、《分门集注》本、宋版黄鹤《补注》本、宋版及黎刻《草堂诗笺》本，并及元版高崇兰本，而标录其异文焉；更遍辑唐宋总集、类书、诗话、笔记，及别集注文中所载之杜诗细校焉；标其书名篇第，而注出其与底本之异同焉。[105]
虽然洪业先生提出的底本和校本与牧斋有所出入，但与牧斋所倡导的杜集校勘思路和方法却明显是一致的[106]。
其二，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以《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以流传至今的十数种杜集和《文苑英华》等类书为辅的校勘思路，亦来源于此。萧涤非先生《〈杜甫全集校注〉例言》（征求意见稿）中谈“诗文校注”的“校记”时说：
以《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目前已收集到的十种宋元刊本和一种明钞本（钱钞本、宋千家本、宋分门本、宋十注本、蔡甲本、蔡乙本、蔡丙本、元千家本、元分类本、元范梈选本和明钞赵次公注本），同时也参校了宋刊《草堂先生杜工部集》残本。凡底本之误字、缺字、衍文、倒文以及其他明显讹误，有其他刊本可供订正者，则择善而从，改正底本，于校注注明：“原作某某，据某某本改正。”其底本与参校诸本有异者，一律以底本为据，不轻改底本，仅于校记中注明：“某本作某某。”旧本中的校语“一作某某”，其异文已见其他校本者，不复列举。异文为诸校本所无者，则照录“一作某某”。[107]
从上文论述的钱谦益版本校勘思想来看，应该说洪、萧二位先生作为现代杜诗学者，其校勘杜集的思路正是从《钱注杜诗》继承和发展而来的。
其三，从目前已经发表的杜诗校勘的文字来看，王利器先生的《杜集校文释例》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文虽然主要总结了杜集校勘的七十四种体例，但文中涉及到的校勘也多以所见的宋元旧本为依据，尤其多以《宋本杜工部集》为考辨“释例”的主要依据[108]。
最后，现代古籍校雠大家王叔岷先生《论校诗之难》中谈到：
大体说，校经、史、子、集四部的书，校史书比较容易，校经书和子书比较难。因为校史书是根据事实；校经书和子书是重在义理，义理比事实难于把握。但校集部即文学作品最难，因为文学重在情，尤其是诗的微妙处，更往往超忽常情。
清朝乾、嘉时代，是校勘古书的极盛时代，但偏重在经、史两方面，子书不太受重视，校勘文学专集的尤其少。民国以来，校勘子书的渐多，研究文学专集的颇为普遍，但能从校勘入手的却很少。从校勘入手去研究古典文学，尤其是诗的专集，还是一个丰富广大的园地。[109]
古代学者在古籍四部中往往重视对经部和史部的校勘，不甚重视子部，而集部尤甚。因此，前人在集部校勘上所获得和积累的经验也比较薄弱。尤其对诗集的校勘，比起其他集部的古籍校勘来讲因为对象的特殊性而尤其显得困难，因此，古人校勘诗集在实践和理论的总结上则更显单薄。钱谦益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不仅博览群书，经纶满腹，更握有较为科学的校勘思想和方法；而尤其难得的是他又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更能“增加推敲炼字修词的经验，细心体会诗的微妙”，能将才、学、识三者兼于一身，故而能够达到王叔岷先生所说的“由执著而超执著”[110]的学术境地。因此，虽然牧斋考证杜诗异文不多，但其对异文是非考辨中体现的成就和思想为我们今天考证杜诗异文的是非问题树立了可资借鉴的典范，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也是《钱注杜诗》一书给我们现代学术一点重要的启示。
总之，《钱注杜诗》在版本校勘上诚为杜集大开生面，尤其是在杜诗校勘实践中形成的校勘思想和方法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清］于敏中、彭元瑞等著，徐德明校点《天禄琳琅书目》卷四《周易辑闻》云：“考镂版书籍，始于周显德间，或据柳玭之言，以为唐已有之。而刊行大备，要自宋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2]［宋］汪应辰《书少陵诗集正异》，《汪文定公集》卷十，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刊本。
[3]《钱注杜诗》，第5页。
[4]《宋本杜工部集》载王洙《序》，张元济辑《续古逸丛书·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5]《宋本杜工部集跋》：“自后，补遗、增校、注释、批点、集注、分类、编韵之作，无不出于二王之所辑梓。”（第349页）按此篇跋文《宋本杜工部集》题为张元济撰，而顾廷龙先生之子顾诵芬所编“芸香阁丛书”《顾廷龙文集》中亦收录此文，题《影印宋本杜工部集跋》，并注云“代张元济”，本文即从其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269页。
[6]《续古逸丛书·集》，第121页。
[7]《续古逸丛书·集》，第344页。
[8]［宋］李纲《梁谿集》卷一百三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6册，第574页。
[9]宋徽宗政和六年（丙申，1116）黄伯思作《跋洛阳所得杜少陵诗后》：“政和二年夏，在洛阳，与法曹赵来叔因检校职事，同出上阳门，于道北古精舍中避暑。于法堂壁间弊箧中得此帙。所录杜子美诗颇与今行椠本小异，如‘忍对江山丽’，印本‘对’乃作‘待’；‘雅量涵高远’，印本‘涵’乃作‘极’，当以此为正。若是者尚多。予方欲借之，寺僧因以见与，遂持归校所藏本，是正颇多。但偶忘其寺名耳。六年二月十一日，舟中偶翻旧书见之，因题得之所自云。山阳还丹阳，是夕宿扬州郭外，长睿父题。”（［宋］黄伯思撰《东观馀论》，中华书局1988年据《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伯思之书虽不传，其杜诗校勘情况于此略见一斑。
[10]杜诗在宋代社会上的普及，当始于熙宁（1068—1077）前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宋蔡居厚（生活于1100年前后）《蔡宽夫诗话》云：“景祐（1034—1038）、庆历（1041—1048）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此后，杜诗在社会上确立了其他诗人“殆莫与抗”的地位。
[11]［宋］阮阅编，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后集》卷十八《正讹门》引《正异》特多，可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12页。
[12]［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27页。
[13]［宋］鲁訔编次，［宋］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卷首，《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22页。
[14]莫砺锋《论宋人校勘杜诗的成就及影响》，《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3期，第2页。
[15]苏舜钦编《杜子美别集》，其自述编纂经过说：“杜甫本传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吁，可痛闵也！天圣末，昌黎韩综官华下，于民间传得号《杜工部别集》者，凡五百篇。予参以旧集，削其同者，馀三百篇。景祐初，侨居长安，于王纬主簿处又获一集。三本相从，复择得八十馀首。”（《题杜子美别集后》，《苏学士文集》卷十三，［宋］苏舜钦撰，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据涵芬楼藏白华书屋刊本）王钦臣《王氏谈录》云：“公言校书之例，它本有语异而意通者，不可取信，盖不可决谓非昔人之意，俱当存之。但注为‘一云’、‘一作’（二字已上谓之云，一字谓之一作）。公自校杜甫诗，有‘草阁临无地’之句，它本又为‘荒芜’之‘芜’，既两存之。它日，有人曰为‘无’字以为无义。公笑曰：‘《文选》云：“飞阁下临于无地”，岂为无义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2册，第583页）
[16]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目录书之体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0—81页。
[17]宋张耒《明道杂志》：“读书有义未通，而辄改字者，最学者之大病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五据严有翼《艺苑雌黄》引张耒语，第31页。
[18]《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四册，据陕西省图书馆藏清刻本影印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68—469页。
[19]［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集部·别集类存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32页。
[20]今检《宋本杜工部集》、《钱注杜诗》（吴若本）、《分门集注杜工部集》、《杜工部草堂诗笺》、《王状元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皆未有作“蒪”者。
[21]如宋汪辰《书少陵诗集正异》指出蔡兴宗《正异》即有此弊端：“世传杜诗，往往不同。前辈多兼存之。今皆定从某字，其自任盖不轻矣。诗以气格高妙，意义精远为主，属对之间，小有不谐，不足以累正气。今悉迁就偶对，至于古诗亦然，若止为偶对而已，似未能尽古人之意也。‘千金买马鞭，百金装刀头’，言其服用之盛尔。‘故乡归不得，地入亚夫营’，言故乡方用兵尔。今悉以他本改作‘马鞍’、‘故园’，固未知其孰是。其说则云：‘若千金买鞭，以物直校之非也。若故乡为营，则营亦大矣。’此等去取，非所谓不以辞害意也。律诗全篇属对，固有此格，非尽然也。如‘宓子弹琴邑宰日，终军弃
英妙时’，‘黄峡峡西船不归，赤甲山下行人稀’，皆律诗第一联也，今改作‘年妙’、‘人行’以就偶对。若他本不同，定从其一，犹不为无据。此直以己意所见，径行窜定，甚矣其自任不轻也。《正异》云：考其属对事实，当作‘年妙’。且英妙者，犹少俊云尔，不惟无害于事实，亦未尝不对也。闽中所刻《东坡杜诗事实》者，不知何人假托，皆凿空撰造，无一语有来处。如引王逸少诗云‘湖上春风舞天棘’，此其伪谬之一也。今乃用此改‘天棘梦青丝’为‘舞青丝’。正使实有此证，犹未可轻改，况其不然者乎？余谓不若于杜集之后，附益以《重编年谱》，各卷《叙说》、《目录》、《正异》等，以存一家之说，使览者有考焉可也，未可以为定本。”（《文定集》卷十）而此风北宋王安石实开其端，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蔡宽夫诗话》云：“今世所传《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辞有两出者，多并存于注，不敢彻去。至王荆公为《百家诗选》，始参考择其善者，定归一辞。……”［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22]杨文生著《杨慎诗话校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7—188页。
[23]《第六絃溪文钞》卷一《校书说二》，《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版，第23页。
[24]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0—181页。
[25]《书林清话》，第180—181页。
[26]《日知录集释》卷十八，第672—673页。
[27]《绛云楼题跋》，第35—36页。
[28]原载《杜诗引得》（特刊14，1940）首页，又载《洪业论学集》，第302—349页。洪业先生后发表《再说杜甫》一文，对先前钱谦益伪造“吴若本”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变更”，原载《清华学报》新十卷第二期，1974年7月，第53—60页；又载《洪业论学集》，第427—433页。
[29]元方《谈宋绍兴刻王原叔本〈杜工部集〉》，《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三期1962年；曹树铭《宋本〈杜工部集〉非“吴若本”考》，《杜集丛校》，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2年版；邓绍基《关于钱笺吴若本杜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蔡锦芳《吴若本与〈钱注杜诗〉》，《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第4期；岳珍《“吴若本”〈杜工部集〉刻工考》，《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4期。日本学者对此问题也有十分深入的探讨，这方面可以参考黑川洋一《关于王洙本〈杜工部集〉本的流传》，《杜甫之研究》，《东洋学丛书》创文社1977年版；安东俊六《“甲本=重刻王琪本”说质疑》，《杜甫研究》，日本风间书社1986年版；长谷部刚，李寅生译《简论〈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几个问题——附关于〈钱注杜诗〉和吴若本》，《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4期等等。
[30]钱谦益《吴江朱氏杜诗辑注序》：“余笺解杜诗，兴起于卢德水，商榷于程孟阳，已而学子何士龙、冯己苍，族子夕公，递代雠勘，粗有成编，犹多阙佚，投老空门，不复省视。”又据清初谈迁《枣林艺蒉》“文瞽”条：“华亭唐汝询仲言，五岁目盲，父兄抱膝上授诗，好听授，博通经籍。《注唐诗解》五十卷，援据该博，著《编蓬》、《姑蔑》等集。鹾使杨鹤旌其庐曰‘耳学淹通’，捐俸刊其书。尝过常熟钱氏，酒间诵《子虚》、《上林》诸赋，杜、白诸长篇，不遗一字。留校杜诗，时有新义，如解‘沟壑疏放’之句，云出于向秀赋‘嵇志远而疏，吕心放而旷’，亦前人所未及也。”（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六册，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4429页）则参与校注杜诗的工作有何士龙、冯舒（字己苍）、钱龙惕（字夕公）、唐汝询、朱鹤龄等人，皆一时之选。不过，杜诗校勘思想则当属牧斋，并对诸人有所影响。
[31]《钱注杜诗》附录，第715页。
[32]［清］钱曾撰《述古堂藏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本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1935年版。今按钱曾述古堂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即为钱谦益绛云楼焚烬（事在清顺治七年，1650）之馀书，遵王《寒食行》小序云：“寒食夜，忽梦牧翁执手諈诿，欢逾平昔。觉而作此，以写余怀。”“绛云脉望收馀烬，缃帙缥囊喜充牣。尽说传书与仲宣，只记将车呼子慎。”自注云：“绛云一烬之后，所存书籍，大半皆赵元度脉望馆校藏旧本，公悉举以相赠。”另外，在绛云楼未烬之先，遵王从牧斋借钞之本当亦复不少。谢正光笺校，严志雄校订《钱遵王诗集笺校》（增订版），2007年，第260—261页。
[33]［唐］杜甫撰，［宋］郭知达编《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中华书局1982年据南宋宝庆元年（1125）刻本影印。
[34]［清］钱曾著，［清］管庭芬、章钰校证《读书敏求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00—401页。
[35]［清］钱谦益撰，［清］陈景云注《绛云楼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本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本，1937年版。
[36]《草堂诗笺》中所收录的六首逸诗未收录其中，是因为这六首诗并已出现在《草堂诗笺逸诗拾遗》之前的《钱注杜诗》卷十八的《附录》中：《军中醉饮寄沈八刘叟》，见“他集互见四首”；《过洞庭湖》，即“吴若本逸诗”《舟泛洞庭》，注“一作《过洞庭湖》”；《送惠二归故居》，即“吴若本逸诗”《闻惠二过东溪特一送》；《绝句三首》，即“吴若本逸诗”《绝句九首》所录三首。并且除《军中醉饮寄沈八刘叟》一首外，都有注明“草堂本”云云。
[37]《杜集书录》内编卷二，第74页。
[38]［韩］闵庚三《朝鲜刊杜诗集源流考》（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6月）认为：“高丽本草堂诗笺，原为宋坊刻，流传朝鲜后，朝鲜世宗十三年（1431）曹致能在密阳据以覆刻。”牧斋所据之高丽本当即此本。
[39]《杜集书录》卷十一，第673—674页。不过，从下文看，对杜诗“分类始于陈浩然”的判断，仇兆鳌应该是有其根据的。
[40]［宋］佚名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上海涵芬楼借南海潘氏藏宋刻本影印，上海书店1989年据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四部丛刊初编》本。
[41]张忠纲等编著《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版，分别见第22—23、72—73页。关于陈应行和陈浩然的考证，可见该书及张伯伟先生《论〈吟窗杂录〉》一文第一节“《吟窗杂录》的作者”。载张伯伟著《中国诗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0页。
[42]《四部丛刊初编》一〇八—一〇九，上海书店1989年据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本。
[43]或见于《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杜诗最多误字，蔡兴宗《正异》固好而未尽。某尝欲广之，作《杜诗考异》，竟未暇也。如‘风吹苍江树，雨洒石壁来’，‘树’字无意思，当作‘去’字无疑，‘去’字对‘来’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阴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诗云‘鼓角漏天东’，后人不晓其义，遂改‘漏’字为‘满’，似此类极多。”第3327页。
[44]［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835页。
[45]《绛云楼题跋》，第181页。
[46]［宋］朱熹撰，曾抗美校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47]《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一，第3页。
[48]黄庭坚：“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年据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本。
[49]据郭在贻先生对《全唐诗》所录杜诗异文初步的统计，竟多达三千五百馀条。参见《杜诗异文释例》，原载《草堂》1982年第2期，又载郭在贻著《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50]钱基博著《版本通义·叙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51]［清］陈揆编《稽瑞楼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本据《滂喜斋丛书》本排印本，1939年版。
[52]《书林清话》卷九“吴门书坊之盛衰”条，第254页。
[53]《书林清话》卷十“藏书偏好宋元刻之癖”，第291页。
[54]《书林清话》，第275—276页。
[55]谢正光编著《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3—14页。
[56]［清］毛晋撰，潘景郑校订《汲古阁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57]参见曹之《毛晋考》，载曹焜主编，曹培根编著《常熟藏书家藏书楼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159页。
[58]［清］孙从添撰《藏书记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59]［清］于敏中等著《天禄琳琅书目》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60]《宋本杜工部集》附，《续古逸丛书》本，第349页。清毛扆编《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亦略载此跋。《丛书集成初编》据《士礼居丛书》本排印本，1937年版。
[61]潘祖荫著《滂喜斋藏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2—73页。按此书实际的撰写者为叶昌炽（1849—1917）。
[62]［清］陆心源撰《仪顾堂题跋》十六卷，《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刻《潜园总集》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30册，第118—119页。
[63]［日］吉川幸次郎《我的杜甫研究》，载《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58页。
[64]原刻本《钱牧斋先生笺注杜工部集》卷十五后题：“三原县孙枝蔚豹人氏、常熟县毛扆斧季氏同校。”《续修四库全书》第1308册据康熙六年季氏静思堂刻本影印，第263页。
[65]［清］沈德潜（1673—1769）编《清诗别裁集》（原名《国朝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81年据乾隆二十五年（1760）教忠堂重订本影印本，第150页。
[66]简秀娟著《钱谦益藏书研究》，汉美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344页。
[67]［清］钱曾撰，《丛书集成初编》本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1935年版。
[68]《述古堂藏书目》编成于清康熙八年（1669）。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序》“己酉（康熙八年）清和，诠次家藏书目”云云，可证其当时还未得此影宋抄本《杜工部集》。
[69]《读书敏求记校证》，第366—367页。
[70]［清］张金吾撰《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续志》四卷，《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三年吴县灵芬阁集字版校印本影印，第925册，第474页。
[71]《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第2026页。
[72]钱、毛二人曾在康熙三年参与《钱注杜诗》的校勘工作，其时斧季已存有毛晋遗留给他的刘臣影宋钞本《杜工部集》，但当时斧季却没有利用影宋钞本对《钱注杜诗》进行校勘，如《钱注杜诗》卷十七《太岁日》“天边梅柳树”句，《宋本杜工部集》卷十七“梅”作“野”；《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峡》“伤神散北吁”句，宋本“吁”作“眸”；《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久拼野鹤如霜髩”句，宋本“霜”作“双”等等，《钱注》均未出校勘记，不知何故。
[73]关于季振宜的传记资料可参见朱宗宙《清代扬州著名藏书家——季振宜》（《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04期）、吴永胜《季振宜藏书考》（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等。
[74]这方面的情况主要可以参见以下论文：周勋初《叙〈全唐诗〉成书经过》，《文史》第九辑，1980年3月；佟培基《季振宜与〈全唐诗〉》，《中州学刊》1983年第2期；段筱春《季振宜〈全唐诗〉流传经过新证》，《图书馆论坛》2002年第3期。
[75]［清］钱谦益、［清］季振宜递辑《全唐诗稿本》，《明清未刊稿汇编》第二辑，屈万里、刘兆祐主编，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版。又《全唐诗季振宜写本》，《故宫珍本丛刊》第621—632册，共十二册，故宫博物院编，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其中《杜工部集》见第2册（《丛刊》第622册）第303—370页，第3册（《丛刊》第623册）第1—173页。
[76]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序》：“丙午（1666）、丁未（1667）之交，胸中茫茫然，意中惘惘然，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抑天公怜予佞宋之癖，假手沧苇，以破予之惑与？”
[77]［清］黄丕烈（1763—1825）《季沧苇书目跋》：“详载宋元板刻，以至抄本，几于无所漏略。……今沧苇之书，已散失殆尽，而每从他处得之，证诸此目，若合符节。方信藏书不可无目，且书目不可不详载何代之刻、何时之抄，俾后人有所征信也。”严佐之先生说：“从黄丕烈的话里似乎可以体味到，即便是如今看来如此浅略的版本著录，在当时要被藏书家编目所接受，仍非轻易。”（严佐之编著《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季沧苇书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的确，书目著录版本肇始于宋代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随着雕版印刷的推广和学术发展，至清代初年发展成为以常熟为中心，藏书家编目录著录版本尤其是宋元旧版本的倾向，具有代表性的如钱曾《述古堂宋本书目》，徐乾学《传是楼宋本书目》，毛氏《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以及《季沧苇书目》等等，这的确体现了当时人重视宋板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78]［清］季振宜撰《季沧苇藏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本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1935年版。
[79]后引钱笺“滹南遗老诗话云云”，最后又有一段增加“齐梁以来，文士嘉（疑当作喜）为乐府辞，然沿袭之久，往往失其命题本意，《乌将八九子》但咏乌，《雉朝飞》但咏雉，《鸡鸣高树颠》但咏鸡，大抵类此。而甚有并其题失之者，如《相府莲》讹为《想夫怜》，《杨婆儿》讹为《杨叛儿》之类是也。盖辞人例多事，语言不复详研考，虽李白亦不免，此惟老杜《兵车行》、《悲青坂》、《无家别》等数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一段。
[80]《全唐诗》，中华书局1985年版。
[81]《钱谦益藏书研究》，第345页。
[82]《版本通义·叙目》，第1页。
[83]《全明诗话》第五册，第4428页。
[84]《读书敏求记校证》，第371—372页。
[85]《绛云楼题跋》，第109页。
[86]叶启发《郋园读书记跋》，见叶德辉撰《郋园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59页。
[87]《读书敏求记校证》卷二之下，第176—177页。
[88]［清］洪亮吉著，陈迩冬校点《北江诗话》卷三略谓：“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次则辨其板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鉴赏家；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89]《全明诗话》第二册，第1135—1136页。
[90]《全明诗话》第二册，第1018页。
[91]《全明诗话》第二册，第1074页。
[92]升庵此说当本自元方回《瀛奎律髓》的意见，《宋本杜工部集》作“春”字，并无异文。具体情况可参见拙文《“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试解》，载《文学批评丛刊》第10卷第1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294页。
[93]《全明诗话》第二册，第849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云：“论诗最忌穿凿，‘朝廷烧栈北，鼓角满天东’，烧与满气势相应，而元晦以为‘漏天’；‘关山同一照，乌鹊自多惊’，照与惊偶俪相当，而用修以为‘一点’。二君非不知诗者，朱乃偶尔失忘，杨则好尚新僻。”时人亦指出升庵论诗有“好尚新僻”之旨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94]［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九十二《杨慎传》：“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馀种，并行于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083页。
[95]《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多讹舛”条引此，第158页。
[96]余嘉锡著《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69页。
[97]对此清初杜诗学者陈訏从诗意角度对仇注提出了反驳，参见拙文《陈訏批〈杜诗详注〉》，《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程章灿编，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98—208页。
[98]《杜甫诗选注》，第233页。
[99]《目录学发微·目录书之体制·版本序跋》，第84页。
[100]再如《杜诗提要》卷二《遣兴五首》（“蛰龙三冬卧”、“昔者庞德公”、“陶潜避俗翁”、“贺公雅吴语”、“吾怜孟浩然”）：“《遣兴五首》，以四古人二时人自况。后二首，渐有归乡之感。贺是遇而归乡者，故曰‘山阴一茅屋，江海日清凉’，有羡词。孟是不遇而归者，故曰‘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吒’，有慨词。五首相承而下，总为不遇而发，而自寓之意自在言外，故皆谓之‘遣兴’，钱笺编次误。”（［清］吴瞻泰《杜诗提要》，清雍正年间（1723—1735）山雨楼刻本）今按钱笺（卷三）依据吴若本编次，后三首为“我今日夜忧”、“蓬生非无根”、“昔在洛阳时”，与《宋本杜工部集》卷三正同，吴瞻泰擅自割裂旧本的次序，把《遣兴五首》（“天用莫如龙”）的后面三首与此诗的前二首归为一处）以就诗意（所谓“五首相承而下”），也体现了他不够重视版本的思想。
[101]《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杜工部集》十八卷，唐杜甫撰，清杭世骏抄本，6册，清杭世骏录清王士禛、屈复批，叶德辉、叶启发跋，432/31。”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853页。
[102]参见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五对此本之著录，第230—232页。
[103]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册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104]程千帆、徐有富著《校雠广义·校勘编》第一章《校勘学的界义与功用》，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33页。
[105]《洪业论学集》，第347页。
[106]当然，作为早期受过西方系统教育并研治西洋史和神学的洪业先生，其后来提出整理杜集的校勘思想，也极有可能受到西方校勘学的影响。西方校勘学有所谓“折中法”、“谱系法”和“底本法”等文本校勘的原则和方法。其中，“底本”（copy—text）是英国目录学家罗纳德·麦克罗（Ronal McKerrow, 1872—1940）于1904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通常是指“某部作品的整理者所选取的早期文本，以作为其整理本的基础”（参见W·W·格雷格《底本原理》，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174页）。洪业先生或亦受到这一原则和方法的直接影响。
[107]萧涤非著《萧涤非文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108]王利器著《王利器论学杂著》，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47页。
[109]王叔岷著《斠雠学》（补订本）附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39、443页。
[110]《斠雠学》（补订本）附录，第4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