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往返
春节前两周，朝办公室递交排班表时，就注定我和妻子要在通往农历新年和次年春天的路上，多往返几趟。
农历新年前，到处都笼罩着喜气和忙碌。迎接完各种检查，写给亲朋师友们的一些贺年卡，竟在忙碌的车流和人流中搁浅。早就托人在城里买来贺卡，到邮局送了几趟，每次都被春运挤了回来。邮局那些承载祝福的邮票，还滞留在路上。
假如只有一种工作不能放假，那就是救死扶伤的医疗工作。即使像春节长假，医务人员也是无法享受的。腊月廿九、初一、初二、初三我休假。妻子腊月廿九上夜班，初二白班、初三夜班。这就等于说，我和妻子无法回家过春节。
父母和儿子在农村老家生活，我和妻子在镇上的新家住。春节回家，和家人一起拉拉呱吃顿团圆饭，是每位中国人怀有的情结。三十里路不远，工作性质却无法改变。想过个团圆年，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父母带到儿子的新家来。
让父母来新家过年可行，我却不愿意选择。他们在农村老家住惯了，街坊邻居都熟悉亲切，乍到新家会感觉陌生不舒服；年前下了场大雪，冰雪铺路，就仿佛给大地盖了床厚棉被，天冷路滑，大包小包奔新家来，跟搬家似的，我们不放心；我们这儿，有句时常挂在嘴边上的话，“要想好，小奔老”，凡事子女要去奔父母，切勿麻烦父母绕着子女转。
大年廿九不能在家过，大年初一、初三却可以在老家过两个上午。妻子上班，我的假期就形同虚设，只得留下来陪她一起过。下过一场大雪后，晴朗已款步走来，它边走边笑，笑得格外温情。春节前，寒冷慢慢褪色，阳光渐渐灿烂，染暖了大地的每一寸肌肤。
跟父母通过电话，便把纠结打包封存，我们准备把春节当普通日子过。岳母家离单位三里多路，真不行就去她家。送节礼时，妻子顺便已经“预约”了。只要心情好，过年情结在哪儿都能满足。
腊月廿八早晨，妻子突然欢天喜地告诉我在同事的照顾下调班了，假期值班时间改为廿八上夜班，初二白班、初三白班。几经周折，终于能一起回老家过年了，这简直就是突然的“春暖花开”！
老家的山上，雪被铺满大地。宽敞的村路上，印满了急匆匆地脚印。捂住被零星的爆竹声吵得怦怦乱跳的心情，感觉老家的年味儿仿佛并没想象的浓。显然，有一些熟悉的伙伴和乡邻，已然躲藏起来。一路归来，竟没见着。
三十多户人家，有五六户去了外地。二老爷家的大大爷大大娘去县城堂哥家了，大哥在机械厂上班，没时间回来。二叔二婶去了堂弟家，弟弟刚结婚，弟媳怀有身孕，不方便回老家。另一家的大大娘、大大爷去城里的儿子家了，三个儿子都在城里买房结婚，几家子都回家不如大娘大爷去城里省事。二叔二婶的儿子在市里打工多年，已在那里买房结婚，老两口早奔去照顾孙子了。还有四叔四婶，他儿子在市里当交警，孩子不满周岁，他们也到城里过年去了。关系稍远点的三哥一家，年初就去外地打工了，一家人都没回来。总共三十多户人家，有六七户不回老家过年了，年就显得冷清了许多。
我小时候过年图吃图玩，现在过年就图个团圆。团圆的地方有很多，我最愿意选择的还是回老家，老家是根的所在。
新家的春联，腊月廿八下午就贴好了。春节那天早晨天寒风冷，到处都冻得硬邦邦的。我和妻子一下班就往老家赶。家永远是温馨的，亲情永远是温暖的。不知不觉间，村里那些记忆中的小孩都长大结婚了。长期不见面，突然在村里碰到，竟有些许陌生。
回到老家时，母亲正在喂儿子吃饭。儿子见到妻子和我，饭都不吃了。他笑得合不拢嘴，使劲挣着往我们怀里扑。父亲在烧水，见我回来，让我快歇会儿贴春联。他不识字，我家的春联每年都是我贴。在我们这儿过年，年轻人只有一项娱乐活动——打扑克。大家四个人一围、六个人一伙，升级的、够级的，拼得火热！
与土生土长的乡亲们比，我有点儿不太合群了。打牌时，配合的也不如他们默契。我已经回到老家了，却依然像走在路上。那个一起投沙包、打拉子、抽陀螺、弹玻璃球、捉迷藏的老家，仿佛还在远方。
过年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全家人一起做饭、吃饭。鸡鱼肉蛋外加一碗酥菜是必备的菜肴，其余五个菜则可以随意搭配。我哄儿子玩耍时，母亲和妻子正剁馅料包水饺。春节吃的水饺，除了肉馅素馅的，母亲还包一些白糖馅的。谁碗里吃到了糖水饺，就预示谁来年的生活甜如蜜。
对着一桌子菜肴，品着当地产的白酒，扶着叽里呱啦手舞足蹈的儿子，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其乐融融看春晚。蛇年春晚，歌舞、小品、相声等宛如五谷杂粮，雅俗共赏。“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这话说的，这小品演的，实在是撞到观众心坎上了！
一年365天，好不容易摊上个春节七天长假，分给我们家的，却只剩下春节和初一两个“半天”了。初一下午，我就得陪妻子回单位。对我们来说，春节晚上的团圆饭，多么难得！一家人在一起吃得津津有味、其乐融融，多么幸福！
三十里路、蛇年春节、两个半天，对于生活这条人生之路来说，这只是其中很短很短的一小段。早晨上班下午回，下午上班早晨回，白天上班晚上回。在这条通往新年和春天的路上，有些人，注定要往返很多趟。
（原载2013年2月20日《齐鲁晚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