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以中国小说及传说塑造日本文化
一、和魂汉才
大中华主义者贬视日本文化为中华文化的支流，而日本本土主义者则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及优越性，刻意忽略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两者皆有所偏，未能全面了解日本文化的本质。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固然无从否定，但必须注意日本文化具备鲜明的主体性及包容性。对日本人而言，中国文化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日本塑造自己文化的素材。中国的典籍及词汇在日本经历本地化洗礼，其解说及应用均与中国迥然不同[1]。中国儒者从道统的角度可能贬斥日本同侪离经叛道，但从儒学的全球化而言，这种在地实践出现的变调实在平常不过。同样地，中国小说及传说在日本大受欢迎不能单纯从慕华情怀加以理解，日本人其实利用了中国小说及传说作为塑造本土文化的素材。换而言之，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文化往往用来建立及强化日本文化，而非用以取代。日本人自古称这种文化挪用为“和魂汉才”。要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不可不了解这种文化摄取及挪用的形态。
二、日本文化的多样性
日本文化的多样性从其与外国文化的互动中可见一斑。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出现双重结构：一方面是如实地引进与保存；另一方面是将中国原型加以摹仿及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保存与创新往往同时进行。以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为例，德川时代（1603—1868）既有冈岛冠山（1674—1728）的日译本《通俗忠义水浒传》（1728）及曲亭马琴（1767—1848）、高井兰山（1762—1838）合译的《新编水浒画传》（1805），但亦出现二十多种摹仿或改编自《水浒传》的日文通俗小说——“水浒物”[2]。有意思的是译者曲亭马琴本身亦是数种这些所谓“水浒物”的作者。德川日人改编及创作的“水浒物”有不同形式，包括将背景改为日本的《本朝水浒传》（1773）及《日本水浒传》（1777），将主角变为日本女性的《女水浒传》（1783）及《倾城水浒传》（1825），甚至借题发挥的《天明水浒传》（1793）、《忠臣水浒传》（1801）及流于恶搞、荒唐的《伊吕波醉故传》（1794）。可见日本“水浒物”虽受中国《水浒传》的启发，但不论在内容、价值观，还是在精神上都大异其趣。它们反映的是江户时代的人情风貌，而非《水浒传》的创作年代及地方。这类对中国小说的“二次创作”在近世日本十分流行，反映出日本作家以中国文化为创作灵感的情况。
三、中国小说及传说的日本视角
长期以来，中国小说及传说在塑造日本文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至今，对日本的中国小说及传说的研究多从民族学及文学的视角出发，其实它们在思想史及文化史上都十分重要，有助于了解日本人如何超越本土主义与引进中国文化的心理矛盾。
各式各样的中国传说在日本遍地开花，而且出现颇具特色的日本版本，它们包括中国人渡来说（如徐福、杨贵妃、吴太伯）、中国圣帝名君论（如大禹、神农、伏羲）、民间故事（如花咲爷、班竹姑娘、羽衣传说）及怪力乱神论（如九尾狐、石敢当、关帝）等。中国传说跟日本风土人情、宗教与价值观融合，产生崭新的内涵与意义。例如神农信仰在日本与神道教及佛教混同，神农被为认为是日本神祇或佛教菩萨的化身，而且成为药业、香具师及的屋的行业神，出现大量的神农图赞[3]。杨贵妃更摇身一变，成为阻止唐朝侵日、渡海迷惑唐玄宗的日本护国天神，在热田神宫被供奉。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农及杨贵妃形象可说是跟中国的传统概念完全不同，甚至是彻底颠覆。
中国明清小说在德川日本大受欢迎，而且影响当地的文艺创作。“四大奇书”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及《金瓶梅》在德川时代均有日译本。《水浒传》及《三国演义》对日本的冲击最大，它们既是德川文人学习中国语的教材，亦是作家摹仿的对象，出现大量“水浒物”及“三国志物”。其实摹仿只流于故事、情节、结构等形式，内涵却是日本的风土人情及价值观。例如以《水浒传》为蓝本的《南总里见八犬传》（1814—1842）所反映的是日本武士道理念，而《水浒传》的官迫民反及成王败寇观并不符合日本的政治伦理。对日本人而言，八犬士比108位梁山泊好汉在道德上更为完美。梁山泊好汉属于在乱世为生存而抗争的土匪，八犬士却是甘愿为仁义而牺牲的武士。
四、中国小说及传说与日本的互动
本论文集分小说篇及传说篇两大部分，由中国、日本、中国香港地区的学者撰写。10篇文章独立成文，但其内容均是中国小说及传说与日本的互动。这些研究不约而同显示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加入崭新的元素，在性质上属于混种文化的创新，而非外来文化的移植。
小说篇探讨中国小说从中世至近现代在日本的传播与创新。一方面日本人透过重印与翻译令中国小说普及，另一方面使用中国小说的元素从事日本小说及文艺的创作。《中国通俗小说对中世日本的冲击》（长尾直茂）以《三国演义》的关羽故事、《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及《蒙求听尘》为例，说明中世日本人是如何理解及借用中国通俗小说的，其中以中世日本武将造型如何受关羽形象影响的分析最有意思。《江户戏作中呈现的幻想中国形象》（武田雅哉）介绍德川文人雅士在一片慕华气氛下的另一个有趣现象，就是在戏作的世界故意塑造虚构可笑的中国语、中国人形象加以讽刺及恶搞，可以说是日本版东方主义的始祖。中国小说被诙谐模仿，例如明朝小说《剪灯新话》成为俏皮及情色会话的洒落本《穿当珍话》。由此可见，江户洒落本呈现另一种中国情怀，跟慕华儒者形成强烈对比。《江户隐逸传的中国情怀》（丁国旗）介绍中国的隐逸文化如何在德川日本呈现及产生变化。佛教型隐逸为儒道型隐逸所取代，这跟近世日本的政治气候及思想变迁相关。《〈通俗三国志〉对天命观的演绎》（李维俭）以比较《三国演义》与日译本《通俗三国志》的天命观为切入点，检讨译者湖南文山如何透过加译、取代、删减等手段企图改动原著的思想框架。江户日本人透过阅读《通俗三国志》认识三国故事，它亦启发同时代的日式《三国志》读物（如《绘本三国志》《三国志画传》）。难怪中日对三国故事有如此不同的解读。
中国小说对近现代日本文坛仍有影响。《幸田露伴与元杂剧》（井上泰山）分析近代小说家幸田露伴如何借用元杂剧《窦娥冤》来创作其短篇小说《好是奇怪也》，两作在故事、情节及结构有多处相近。幸田露伴的“汉学素养”一直是其创作的灵感及素材。《〈浮生六记〉在日本的翻译》（陈小法）记述清朝散文集《浮生六记》在近现代日本的翻译情况。日本人对六记中的偏好（例如偏好《闺房记乐》，忽略《中山记历》）似有其文化及政治因素。日文翻译有直译及意译，反映日本人对吸收中国文化时呈现的多元性。
传说篇讨论天狗、玉藻前、禹王及源义经这四种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传说。前三种是中国传说在日本的创新，后者则是日本人自创的渡中传说。《古代中日天狗的形象研究》（姚琼）指出天狗在古代中日是名同实异之物，一个源自中国的词汇被彻底改头换面，成为日式妖怪的代表。天狗被传到日本后，与佛教及修验道结合，无论在形象还是在其所代表的意义上都产生巨大变化。《中世及近世日本玉藻前传说的文献考察》（吴伟明）探讨日本版九尾狐传说是如何揉合日本的佛教、神道教、阴阳道等元素及如何跟日本的历史与风俗结合的。日本玉藻前传说跟中国的九尾狐传说差异颇大，九尾狐在中国有正反两面；九尾狐（玉藻前）在日本是恶妖而非瑞兽；中国的九尾狐故事只化身作恶一次，在日本则成穿梭中、印、日的千年妖精。《德川时期源义经入夷说及入满说初探》（丁依若）是中国人渡日传说的倒置，源义经竟被认为去了中国东北当王，成为清帝的祖先。这种想法除反映日本流行的英雄不死传说及雄飞海外的浪漫情怀外，还符合江户幕府的意识形态。《日本禹王传说的今生前世》（王敏）介绍禹王传说在日本从近世至当代的传承，特别是现代日本人对大禹的崇拜。此文让我们不禁思考：为何日本人如此崇拜一位中国的古代领袖？他们心目中的禹跟中国人的认识有何不同？
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之深远无庸置疑，不过我们必须明白日本从来不是被动及全面吸纳中国文化。长期从来，日本以自身的需要及取向为依归，有选择地引进中国文化，而且将中国文化作为素材去构建自己的文化。这种趋向从中国小说及传说在日本的传播及再创亦可窥见，此亦是本论文集重点所在，治中日文化交流史者应该对此有所认识。
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
吴伟明
2017年11月
[1]参见吴伟明：《德川日本的中国想象：传说、儒典及词汇的在地化诠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有关《水浒传》对德川日本的冲击，参见高岛俊男：《水滸伝と日本人》第1部，东京：筑摩书房，2006年。
[3]参见吴伟明：《德川日本神农信仰的形成与本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65期，2017年，第203-2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