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将帅

近代将帅

萨伏伊·欧根

萨伏伊·欧根，在加入自己祖国的军队——法国军队遭拒绝之后，加入奥地利军队并很快升任为陆军元帅，成为当时首要的军事人物之一，并赢得了人民的尊敬。欧根的军队具有高度灵活的机动性，他善于利用地形战术，并且擅长培养属下一贯的忠诚感和激发战斗士气，这些都是他取得胜利的因素。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军事领导生涯中，欧根帮助奥地利建立了遍及德国大陆的统治，并使之上升成为18世纪的欧洲强国。

1663年10月18日，欧根出生在巴黎，父母受反对路易十四事件的牵连被流放出了法国。欧根在家乡由祖母带大，祖母把这个身体单薄、相貌丑陋的孩子安排在了教会工作。可欧根拒绝了这个安排，并寻求应征入伍法国军队。在被路易十四拒之门外以后，欧根离开了巴黎，抵达奥地利，在那里，他把一生都投入到了对抗自己祖国的战斗之中。

欧根最初的胜利是在两场战争中取得的，一场是奥地利协助匈牙利摆脱土耳其统治的战争(1684—1688年)，另一场就是伟大的同盟战争(1688—1697年)。接下来的每场战役都使欧根节节高升，三十岁时就荣任陆军元帅。

在1697年的赞塔(Zenta)战役中，典型的欧根军事作战行动使他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他的军队闪电般地行军十小时后，穿过赞塔河进入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使土耳其军队大为吃惊。欧根军队以群山做掩护向前行进，以钳形攻击将土耳其军队围困在赞塔河边。在傍晚时分的一场战斗中，欧根军队歼灭了敌军超过二万的兵力，而自己的军队则只损失了不到五百人。

18世纪早期是充满着争斗与结盟的复杂的战争时期，在与当时多数主要的军事领导家联合或敌对的过程当中，欧根遇到的是来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的敌人。1701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欧根在卡尔皮(Carpi)打败了法国军队，1704年，联合马尔伯勒在布伦海姆大战中战胜了法巴(法国—巴伐利亚)联军。1706年，欧根率领奥地利军队进入意大利，解放了这个被法国占领的国家，1708年，包围并炮轰了法国当时最坚固的要塞城市里尔(要塞工事由法国伟大的军事工程大师塞巴斯提·勒·普瑞斯崔，德·沃邦设计和建造)，并最终拿下了这座堡垒。

1708年后期，欧根又重新联合了马尔伯勒军队在弗兰德斯(Flanders)击败了法军。欧根的最后一次主要战役是在1716年，他的五万军队被二千万土耳其大军围困，欧根没有惊慌更没有退却，他发动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夜间突袭战，手拿刺刀带领军队打垮了土耳其炮兵团，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占领了贝尔格莱德。

欧根随后的日子里一直在奥地利宫廷担任查理六世所信赖的宫廷军事顾问。然而欧根在宫廷里并不是一个只顾埋头内勤事务的军官，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中，七十岁的欧根暂时披甲上阵，随奥地利军队在莱茵河河谷作战。他从没有真正地退休，直到1736年4月21日，在维也纳逝世。

从前线率军归来和在多次战役中受伤构成了欧根的戎马生涯。他是一个利用地形来布置防御的高手，善于利用闪电的行军速度进行奇袭。欧根备受士兵的喜爱，每次与他结盟的军队也都推崇他是一个忠诚无私的陆军元帅，这些特征在当时的领导者中是很少见的。事实上，除了他一直都憎恨的法国同胞以外，欧根看起来能够和任何一个可以增加他军事力量的人融洽相处，以此来击败当时他面对的所有对手。尽管欧根一直在作战，可他表现出的对文化的亲和与欣赏在当时的将军里也是不常见的，甚至在后来出现的将军中也不多见。

欧根不仅具备出众的领导能力，他在军队中的改革创新也给当时乃至未来的战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欧根废除了指定委任制度，他任命军官看重的是个人品质，而不是看他们的出身和门第。他还建立了军需品转运基地，保证了士兵们能够有充足的军粮和弹药以及其他的必备品。另外，欧根还创新性地将马上骑兵与马上行进马下作战的“龙骑兵”协调共同作战，利用二者在马上侦察报告敌军所在的位置和勘测有利的作战地形，这种方式成为欧根离开奥地利军队之后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的作战特色。

赫尔曼，莫里斯·萨克斯伯爵与腓特烈大帝都对欧根的组织与作战方式进行了研究。拿破仑也同样非常敬佩欧根，认为欧根永远都是最具影响力的军事指挥家之一。被后来的伟大统帅们效仿和学习的欧根一直是他所处时期的最伟大的军人，能与他抗衡的只有他的联盟好友马尔伯勒和同是法国人的萨克斯伯爵。

华盛顿

童年

1732年2月22日早晨10时左右，“哇”的一声，一个婴儿在弗吉尼亚布里奇斯溪畔的庄园里降生了。父母为了纪念其母玛丽的监护人乔治·埃斯克里奇律师，给儿子取名为乔治·华盛顿。

乔治的出生地风光秀丽幽雅，充满迷人的魅力。不久，他们举家迁入了附近的新居——弗雷农庄。这是一座老式的3层楼房，坐落在一个高地上。不远处，湍急的腊帕赫诺克河像一条玉带伸向远方，船只在河面穿梭往来，艄公的号子声不绝于耳。庄园周围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一到春夏季节，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竞相开放，还有野葡萄等浆果点缀其间，姹紫嫣红，争芳斗艳。这里是乔治和他的3个弟弟蹒跚学步和娱乐的地方，也是他们的运动场所和玩军事游戏的“战场”。

一切似乎都那样平淡无奇，但历史告诉我们：一代伟人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

乔治的母亲玛丽是个美丽端庄的女性，仪态优雅大方，喜欢穿华丽精美的服装。但同时，她又具有刚强的毅力，深明事理，治家有方，办事果断认真。正是母亲的这种特殊性格，使乔治从小就养成了自信、自立、自强的信念和待人公道、处事严谨的作风。尽管她也疼爱儿子，但由于管束过严，态度粗暴，乔治与她的关系一直不和睦。特别是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玛丽没有尽到母亲的职责，她未能使乔治受到殖民地最好的教育。在丈夫去世后，她还拒绝像丈夫为前几个子女所做的那样，送乔治去英国求学，因此，乔治在学术和理论等方面的修养是无法与那一时代的一些伟人（如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相比的，这一缺陷不能不使他抱憾终生。

正是因为缺乏母爱，幼小的乔治过早地成熟了。由于得不到母亲的关心，幼年时的乔治便把依恋的目光转向父亲。奥古斯丁不仅受过较好的教育，而且智力超群，品行高尚。他对小乔治十分疼爱，尽管生意很忙，他还是尽量在生活上给小乔治以关心和爱抚，还抽出时间陪他到大自然中去漫游，给他讲历史故事和童话传说，教他读书识字，在智力和道德上给他以熏陶。因此，父亲不仅是乔治的文化启蒙老师，而且还使他懂得了不少做人的基本道理。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记述了这位慈父教子的苦心和小乔治金子一般纯净的品格：乔治幼年时曾不小心砍倒了一棵父亲心爱的樱桃树，当父亲追问时，小乔治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他诚实地说：“我不能撒谎，爸爸，我不能撒谎！是我用斧子砍了樱桃树。”而父亲则激动地向他呼唤：“快到我的身边来，我的宝贝！你砍坏了我的树，我真高兴，你已经千倍地把这棵树偿还给我了……你的勇敢行为比一千棵树更为宝贵！”

为了使儿子受到正规系统的教育，当乔治刚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就把他送入附近的一所学校里就读。据说，这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之一，但实际上学校的条件十分简陋，凄凉的钟声和低矮阴暗的教室陪伴着乔治度过了几年的学习生活。乔治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个叫霍比的农民，他所教的都是一些最简单的科目，如识字、算术等，这些远远满足不了乔治旺盛的求知欲。他的第二位老师是威廉斯先生，也颇具“学者”风度，擅长数学和语法。受这位老师的影响，乔治11岁时已经学会了读、写和计算等基本技能，其中学得最好的课程是数学，并养成了精打细算、一丝不苟和有条有理等好习惯，这使得他终身受益匪浅。

1743年4月12日，乔治的父亲突然患急症去世了，年仅49岁。奥古斯丁为子女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l万英亩土地和49名奴隶。其中长子劳伦斯分得了波托马克河两岸的庄园以及翻砂厂的部分股份；乔治成年后可获得腊帕赫诺克河畔的土地，共计4400英亩土地和10名奴隶以及一些不动产。但乔治却认为父亲留下的教诲要比这些遗产更为重要。

没有母爱，又失去了慈父，对于年幼的乔治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他悲痛欲绝。然而，在这灰暗忧伤的日子里，另一个人激发了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奋斗进取的希望，这就是他同父异母的长兄劳伦斯·华盛顿。在乔治的早年生涯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劳伦斯那样在生活和学识上给他以巨大的帮助和关怀。劳伦斯对乔治表现出真正慈父般的关心体贴，而乔治则对劳伦斯怀有崇敬心理。两个人感情融洽，趣味相投，这种亲密的手足之情不仅愈合了乔治心灵上的创伤，而且对他性格的形成和日后的生涯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劳伦斯比乔治大14岁，他从小就聪明伶俐，显示出过人的禀赋和才华，被奥古斯丁看作家族未来的希望。劳伦斯15岁那年，奥古斯丁就把他送到英国去深造，期望他学有所成，光耀门庭。在乔治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劳伦斯学成回国。在小乔治看来，劳伦斯满腹经纶，风度翩翩，是一个极富教养的真正的男子汉，在学识和风度等方面都值得自己崇拜和效仿。而劳伦斯对这个弟弟也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对他爱护备至。

不久，由于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爆发了战争，劳伦斯应征参加了英国海军，在弗农海军上将的率领下赴加勒比海作战。战争给了劳伦斯展示勇气和才智的机会，他在战斗中的表现十分出众。他勇敢机敏，屡立战功，因此赢得了弗农等军事要员们的信任和友谊。乔治目睹了亲爱的哥哥披挂戎装、奔赴战场的英姿，并听到了不少关于他英勇作战的故事，深受感染和激励。

这一时期，乔治经常与小伙伴们在草坪林地之间搞军事操练，进行假想的战斗和模拟军事演习。他还自觉地加强了体育方面的锻炼，以增强体魄。他所进行的体育项目十分广泛：长跑、跳跃、拳击和投掷，等等。由于他生来就强壮有力，又能自觉刻苦地进行锻炼，使他成为体育竞赛中的佼佼者。再加上他少年老成，为人厚道，处理问题果断，因此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一致推举为学生军的“总司令”。

1742年秋，战争结束，劳伦斯回到家中。不久，弗农上将被召回英国，他希望劳伦斯随他同去，以便在海军中发挥才智，谋取功名。这正中劳伦斯下怀。但此时发生了两件事，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并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这一年冬天，他爱上了费尔法克斯县的威廉·费尔法克斯先生的女儿安妮小姐，并且很快就订了婚。第二年春天，父亲奥古斯丁突然病逝。从此，劳伦斯便在波托马克河岸边的庄园里定居下来，并于这一年7月结婚成家。为了纪念海军上将弗农先生，也出于对未竟事业的留恋，劳伦斯将庄园改名为弗农山庄。

弗农山庄在波托马克河畔的小山上，那里绿树环绕，鸟语花香，似一个人间天堂，它留住了劳伦斯那颗高傲的心，也深深地吸引了小乔治。父亲去世后，小乔治索性搬到了劳伦斯的弗农山庄小住。

父亲去世后，劳伦斯对乔治更加关怀体贴了。他不仅十分欢迎常常不期而至的乔治，而且还经常主动接乔治来庄园做客。他那威武的军人气质和绅士般的言谈举止对乔治来说具有迷人的魅力；他那渊博的知识和动人心魄的战斗故事更使乔治入迷至深，流连忘返。此时，劳伦斯已成为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头面人物，他是当地议会的议员和少校副官长，领有定期的薪饷。他已经成了小乔治精神上的依托和崇拜的偶像，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对乔治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1747年夏秋之交，乔治正式搬到弗农山庄，与劳伦斯同住。

在弗农山庄居住期间，乔治一方面领受兄长的教诲和熏陶，另一方面继续在学校就读。这时期，他仍然对数学十分钟爱，同时又对一门新的学科——土地测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北美的经济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土地的开发使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土地测量便成了当时最热门的应用学科之一，当一名土地测量员不仅待遇优厚，而且颇受人尊重。乔治有很好的数学功底，学习又十分认真刻苦，很快就精通了这门技能，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土地测量法。同时，在艰苦的土地测量工作中，他还养成了一种认真细致、吃苦耐劳和持之以恒的工作作风，不论任务多么艰巨，环境多么险恶，他都能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把工作做好。对此，劳伦斯惊喜地称赞道：“仅仅这种精神本身就能够创造出奇迹！”

在这一时期，由于劳伦斯的关系，乔治还与劳伦斯的岳父威廉·费尔法克斯先生的堂兄费尔法克斯勋爵一家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费尔法克斯勋爵居住在距弗农山庄不远处一个叫“贝尔沃”的庄园里。那是一座欧式结构的2层砖楼，坐落在林木葱笼的山岭上，四周是修整精美的花园，园中盛开着郁金香、紫罗兰和牡丹等名贵花木。费尔法克斯勋爵出身于英国望族，在牛津大学读过书，具有广博的知识和经验，阅历十分丰富：曾做过多次探险旅行，从过军，当了几年地方官吏，有时还为《旁观者》等著名杂志撰稿。此时他已年近花甲，几年前在这里定居下来，过起了隐居式的乡绅生活。家中儿孙成群，三世同堂，生活充满了祥和恬静的气氛。这是北美荒野之中一个具有优雅的欧洲生活气息的家庭。

虽然乔治是一个在北美旷野中长大的略带几分野性的青年，但他对这个充满欧洲上流社会气息的家庭却非常感兴趣。而费尔法克斯勋爵也很喜爱这个聪明睿智的小伙子，曾多次主动邀请乔治到贝尔沃小住，二人结下了忘年之交。他们在一起读书游乐，谈古论今，共同出入社交场所，还常常骑马外出猎狐、野餐。乔治还常常一人躲进小屋，津津有味地浏览勋爵从英国带来的历史、文学书籍和《旁观者》、杂志上的文章。通过交往，费尔法克斯勋爵发现乔治品行高尚、谈吐不凡，并且胆识过人，骑术高超，在追击猎物时有一股穷追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在与费尔法克斯一家的接触中，乔治增长了知识才华，陶冶了性格，学到了英国上层社会的品行礼仪、道德观念和温文尔雅的风度，同时还结识了不少当地的名流，这对于他后来从事政治活动是大有裨益的。

这一时期，为了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使之能与上流社会的气氛相吻合，乔治曾亲手编写了一本题名为《接人待物行为准则》的小册子。其内容虽然过于周详琐细，甚至有几分幼稚可笑，但说明乔治从这时起已能注意自觉地塑造自己的形象，开始养成了彬彬有礼、尊重他人和严于律己等优秀品格。

大陆会议

1749年的夏天，华盛顿被任命为政府测量员。

1753年11月15日，华盛顿奉命出使法控北美据点维纳吉，并圆满完成任务。

1754年4月，华盛顿首次参战。7月战败，回归家乡弗农山庄。

从17世纪初叶英国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永久性的居民点起，英国先后在北美洲建立起13个殖民地。从那时起，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漂洋过海来到这块新大陆，在这里共同劳动、生息、繁衍。经过100多年的辛勤耕耘，大片荒无人烟的处女地被开垦出来，北美各地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北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南部的种植园农业经济蒸蒸日上，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随着生产贸易的发展和交通邮政事业的进步，原来彼此隔绝的各殖民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费城、波士顿和纽约等大城市相继出现，成了北美的政治经济中心，统一的北美民族市场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北美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纷纷建立。在此基础上，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了。

由于北美殖民地2／3的人口来自于英伦三岛，因此，北美人始终对英国怀有一种天然的依恋之情。但是，英国政府对此却从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和珍惜。他们认为，建立殖民地的惟一目的是索取而不是给予，殖民地是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它应该为宗主国源源不断地奉献上它所有的财富和忠诚，而决不能有丝毫讨价还价和抱怨的情绪。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英国政府总是千方百计阻碍北美经济的正常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禁止北美与别国直接通商，严格限制在北美发展工业，以保证英国商品在北美市场的倾销。久而久之，在对母国依恋的感情下，一股分离主义情绪的暗流在北美悄然滋生起来。

在1763年以前，由于英国要利用北美殖民地打击法国在北美的势力，并没有严格执行上述限制性措施。因此，北美殖民地的经济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繁荣，它与宗主国之间还维系着比较稳定的领属关系。

但在1763年，情况发生了突变。英法战争结束，英国在殖民争霸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它便腾出手来，开始执行严厉限制殖民地经济的政策，大肆对北美进行压榨。

1763年，英国加强了制裁北美走私业的措施，派出大量军舰到北美海岸游弋，缉查走私，从而使北美的对外贸易受到沉重打击，沿海港口城市的经济迅速陷于萧条。

同年，英国政府又颁布法令，禁止殖民地居民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民，以保护英国毛皮商人的利益。这一措施使殖民地的各个阶层都受到了打击，因为，农民们期望到西部去谋生，种植园主和资产阶级则希望去西部发展种植园经济和进行土地投机。华盛顿早年当测量员时就对西部土地的状况有所了解，深知西部土地的巨大潜在价值，渴望去西部发展自己的事业，因此，这一法令对他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英国当局似乎仍嫌不足，1764年以后又接连颁布了一系列新税法，例如，1764年的《糖税法》、1765年的《印花税法》和1767年的《唐森德税法》等，强行向北美人民征税，巧取豪夺，以满足英国国内的需要。

英国当局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殖民地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由此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英运动。其中《印花税法》规定：殖民地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须贴上“税资付讫”的印花是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收的第一个直接税，不仅税额很高，而且涉及面广，直接影响了北美每一个人的生活，因此，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斗争首先是以反印花税法为中心展开的，而反对印花税法的第一次浪潮则发生在华盛顿的家乡弗吉尼亚。

1765年5月29日，市民院在威廉斯堡开会讨论《印花税法》问题。年轻的律师帕特里克·亨利发表了演说。他以火一样的激情和雄辩的口吻论述了印花税的罪过，义正词严地指出：只有弗吉尼亚议会才有权利和权力向当地居民征税，反对此项意见者均为弗吉尼亚的敌人。他在会议上大声疾呼：“恺撒有他的布鲁图，查理一世有他的克伦威尔，乔治三世应从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

就在亨利发表这篇使他享誉全美的著名演说时，华盛顿也在座。他虽然没有发言，人们也很难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的思想倾向，但他坚定地投票支持亨利的提案。在许多场合，华盛顿一直公开表示热爱英国，忠于王室。但是，他是一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弗吉尼亚人，他的根本利益牢牢地根植于北美的沃土之中，他的心脏时刻都与殖民地同胞们的脉搏一起跳动着。

此时，华盛顿虽然在感情上站在北美殖民地一边，反对英国在北美实施的各种压迫性政策，但他的观点和行动并不像帕特里克·亨利等人那样激进。他只是认为：实施《印花税法》是一个错误的举动，它不仅行不通，而且会给英国和北美都带来灾祸，英国政府应该审时度势，改弦更张，与北美殖民地和睦相处。事后，他在给亲友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大不列颠议会强加于殖民地的《印花税法》已成为殖民地日常议论的惟一话题。他们认为这种违宪的征税法是对于他们自由的卑劣的进攻，而且大声疾呼地反对这种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这一税法及其远非明智的措施所引起的结果如何，我不愿妄加断言，但它为母国带来的利益将大大小于内阁的估计却是我敢于肯定的，我们的全部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已在源源流向英国，任何促使我们的进口有所减少的措施，都必定有害于英国的制造业……在目前情况下，即便我们愿意执行英国议会的这一法令，要让人人遵守也是不可能的，或接近不可能。除了我们没有钱买印花税以外，还有许多别的有力的原因，足以证明这个法令行不通。”

与华盛顿等殖民地上层人士的温和态度截然不同，北美殖民地人民早已不愿再忍受英国当局的殖民压迫和歧视了。帕特里克·亨利的呼声如同长鸣的警钟和战斗的号角，轰动了市民院，传遍了全国，唤醒了许许多多北美人的民族意识，人们的爱国激情像熊熊燃烧的火山熔岩一样猛烈地喷发出来。

8月，波士顿社会俱乐部和两个劳工协会联合举行了反《印花税法》示威游行。游行者乘势捣毁了副总统托马斯·哈钦森的官邸，把印花税局征用的房屋拆毁烧掉，并迫使印花税经销商们公开表示不再销售印花。

11月，愤怒的纽约群众在船主艾萨克·西尔斯的率领下袭击了总督官邸。他们把总督的模拟像吊起来，当众烧毁，并强迫兼管印花税票的官员把所有的票据付之一炬。

在人民运动的感召和冲击之下，各殖民地的上层人士和议会也纷纷行动起来，支持反英斗争的正义事业。

在弗吉利亚，被任命为印花税局局长的乔治·默塞尔在威廉斯堡公开宣布拒绝执行使命。波士顿印花税局局长的模拟像被群众处以绞刑，该局长知难而退。广大人民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1765年10月，在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倡议下，来自9个殖民地的代表集中在纽约，召开了第一次由美利坚人倡议召开的各殖民地之间的会议，专门讨论《印花税法》的威胁问题。会议通过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及其不满原因的宣言》，重申了“无代表即不纳税”的原则，指出：不得人民同意，或不经人民代表的同意，就不能向人民征税，英国当局的法令侵犯了北美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次会议表明，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识已经成熟了。

1770年3月5日，驻波士顿的英军与群众发生冲突，英军残忍地向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多人，酿成了流血的波士顿惨案。这是殖民地与英国当局矛盾日益尖锐的结果。

波士顿惨案激起了北美人民更大的义愤，群众的反抗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大有爆发革命之势。为了缓和矛盾，解除殖民统治的危机，英国当局被迫做出让步，宣布废除一切商品税。但是，为了维护宗主国的尊严，表示英国有权向殖民地征税，茶叶进口税（每磅茶叶纳进口税3便士）被保留下来。于是，在北美人民眼中，茶税便成了暴政的象征，各地人民纷纷发起不饮茶运动，以此进行抵制。1773年12月的一个夜晚，一群波士顿人化装成印第安人闯入东印度公司的茶船，把价值1．5万英镑的300多箱茶叶倒入了大海。这一事件大大鼓舞了北美人民的斗争士气，同时，也深深地激怒了英国国王和他的政府。

这样，一方面是英国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反抗英国暴政的美利坚民族，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已经不可避免了。

“波士顿倾茶事件”深深地激怒了英国国王及其政府，使他们暴跳如雷。因为在他们看来，与“波士顿惨案”相比，倾茶事件的性质要更为严重，前者是愤怒的英国士兵与失去理智的波士顿暴民之间的冲突，而后者毁灭的是财产，而且是茶叶。要知道，当初英国之所以决定在废除一切商品税的同时仅仅保留了茶税，是因为他们把茶税作为一种象征，即：它象征着宗主国的尊严，表明宗主国享有在殖民地征税等特权。因此英国政府认为：倾茶事件是反对英国统治的有计划的行动，必须进行严惩，遂蛮横地颁布了一系列惩罚性的法令：关闭波士顿港直至东印度公司被毁茶叶得到赔偿；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权，由英王直接任命议会议员，加强皇家总督的权力，被控在北美犯罪的英国官吏不受殖民地法院审讯，授权英军可以在北美旅馆或无人居住的建筑物中驻扎，等等。同时，任命北美殖民地英军总司令盖奇将军为马萨诸塞总督，并调集军队前往波士顿进行镇压。

上述法令明显地剥夺了北美人民的政治和司法权利，并造成了波士顿等地的经济严重萧条，因此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更大义愤和联合反抗，也成为了第一次大陆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

在反英斗争浪潮汹涌澎湃之际，弗吉尼亚议会于1774年5月16日在威廉斯堡开幕。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援助波士顿人民的正义斗争。会议通过了针对英国议会高压法令的抗议书，并指定6月1日为斋戒日，号召全体人民进行祈祷，恳求上帝促使英国及其议会回心转意，对北美采取公正的态度，使人民免遭战争的灾祸。

这届会议虽然被新任总督邓莫尔强行解散，但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爱国议员们自动聚集到雷利旅馆的长形会议室继续开会。他们愤怒谴责英国的高压法令是破坏北美自由权利的危险行为，并号召全体人民继续深入地开展抵制英货运动。值得提出的是，这次会议期间代表们还签署了一份通告，建议：由各个殖民地指派代表每年在被认为是最方便的地方召开大陆会议，在会议上商讨美利坚联合的利益所需要的那些措施。据史料记载：这是第一次由一个殖民地的议会正式建议召开大陆会议。

6月1日，英国封锁波士顿港的法令生效，波士顿港立即陷于瘫痪。整个北美洲都把这一天当作斋戒和祈祷的日子。华盛顿也严格执行了斋戒日的规定，并专程来到教堂，怀着虔诚的心情祈求上苍大发慈悲，赐福于多灾多难的波士顿人民。

6月底，华盛顿以主席的身份主持了费尔法克斯县的市民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由他和梅森共同草拟的旨在对英实行贸易抵制的议案。这一议案后来被7月中旬召开的费尔法克斯县全体代表大会通过。

8月1日，华盛顿代表费尔法克斯县出席了弗吉尼亚第一届全省代表大会。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代表们表现出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帕特里克·亨利大胆地宣布：“不自由，毋宁死。”就连一向沉默寡言的华盛顿也异乎寻常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坚决支持亨利的激烈议案，并当众表示：愿意出资招募1000名士兵，率领他们去支援波士顿。会议最后通过了对英进行经济抵制的决议案，并推举出7名代表去费城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华盛顿也光荣当选，得票数居第三位。

1774年8月最后一天的早上，晨雾散去，旭日东升，天气格外清新晴朗。帕特里克·亨利和埃德蒙·彭德尔顿来到弗农山庄与华盛顿会合。早餐后，他们在玛莎依依不舍的目光中策马上路，前去参加在费城举行的大陆会议。此时此刻，3个人的心情都格外兴奋，他们仿佛并不是去参加会议，而是在神圣使命感的驱使下，去投身一个伟大而永恒的事业。“春风得意马蹄疾”，本来需要走一个星期的路程，他们仅仅用了4天时间就完成了。望着费城那带有西欧中世纪城镇风格的建筑群和街道，他们心底不禁产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像虔诚的朝圣者终于到达了他们朝思暮想的圣地那样。

这是一座貌似古老其实仍很年轻的城市，它庄重朴实，但又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这次会议将会取得什么结果？北美殖民地的命运如何？大西洋两岸的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1774年9月5日，大陆会议在费城木匠厅开幕。大陆会议的召开是北美殖民地向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方向发展的第一步，它本身具有殖民地最高权力机关的性质。这是殖民地人民长期团结斗争的产物，也是北美社会经济发展成熟的一个必然结果。

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中有12个派代表出席了大陆会议，共有代表55人。他们大都是殖民地上最具政治头脑、组织才干和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其中既有激进派分子如缪萨尔·亚当斯、约翰·亚当斯、理查德·亨利·李和帕特里克·亨利等，也有温和派的代表如乔治·华盛顿、佩顿·伦道夫、约翰·迪金森等，另外还有一些保守派分子如詹姆斯·杜安和约瑟夫·盖洛米等。只有那些极端的效忠派没有代表出席。北美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寄托在了他们身上。这次大会是一个人才济济、代表性很强的大会。

虽然代表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在政治上代表了不同的派别，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对此，弗吉尼亚代表帕特里克·亨利看得一清二楚。为了使全体代表在这一基础上团结起来，抛弃狭隘的地域观念，共商民族大计，他发表了脍炙人口的演说：“整个美洲现已融为一体，你们的地界——你们殖民地的边界在哪里？全都不复存在。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纽约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了。我不是弗吉尼亚人，而是美利坚人。”这段话虽未提及“独立”一词，但它消除了各殖民地人之间在心理和地域上的障碍和隔膜，使他们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在民族利益上的一致性。亨利的主张很快便被与会者所领会并欣然接受。在此基础上，大会决定不论各殖民地的人口有多少，每个殖民地只有1票表决权。弗吉尼亚的佩顿·伦道夫当选为大会主席。

第一届大陆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北美人民的宪法权利以及北美与英国在宪法上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触动了要害的重大理论问题，由此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坚持主张，英国议会对殖民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有权管理北美的商业。而激进派则全面否定了英国议会的这种权力，主张北美殖民地应由自己的议会管理，英王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元首”，应受到人民的监督。最后，大会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实行了妥协，在此基础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

9月17日，会议通过了《塞福克决议案》。该决议宣称：英国的高压法令是违宪的，拒绝执行，号召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建立武装，准备反抗驻波士顿的英军，呼吁加强殖民地合作，各地成立自己的政府，自行征税，中断与英国的一切贸易。该文件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很显然，它反映了激进派的要求。

为了安抚保守派，后来议会又通过了《权利宣言和怨由陈情书》以及致英王的请愿书。在请愿书中仍称英王为“最仁慈的主宰”，谋求双方实现和解。

10月20日，大陆会议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成立了“大陆协会”。该组织的职责是负责在各个地区成立“安全和视察委员会”，对英进行全面的经济抵制。这些委员会后来倒很快掌握了各地的地方政权。

大陆协会的成立使大陆会议的性质发生了质的转变：它由原来的咨询机构转变成为事实上的革命政权，开始领导整个北美殖民地的反英运动。这标志着北美人民的革命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做完上述工作之后，大陆会议在1774年10月22日宣布闭会，并宣布于下一年5月重新开会。

会议的召开是秘密的，在会上，华盛顿坚决地维护美利坚民族的利益，给会议的召开发挥了主导作用。

首先，从会议通过的重大决议和措施来看，其精神实质与华盛顿早些时候的主张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坚决维护北美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主张现阶段对英实行经济抵制；把武装斗争作为最后的手段以及还不主张独立，等等。这些主张华盛顿早在费尔法克斯市民会议和弗吉尼亚议会开会期间就已经提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据记载：在开会的日日夜夜里，华盛顿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广交四方精英和有识之士，传递信息，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从不懈怠。在50多天的时间里，他在自己的住处只用过7次餐。

其次，从一些当事人事后的评论来看，华盛顿在会议中确实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开会期间，人们发现这位年轻人虽言语不多，却显得刚毅威武，颇有大将风度。而且，他谈吐冷静果断，虽然不像亨利等人那样慷慨陈词，却字斟句酌，切中要害，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真知灼见，使许多人都获益匪浅，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所以，当会后有人问帕特里克·亨利谁是会议中最伟大的人时，他回答说：“如果论口才，南卡罗来纳的拉特利奇先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但是，如果谈到广博的见闻和正确的判断力，那么华盛顿上校无疑是会议上最伟大的人物。”

大陆会议结束后不久，华盛顿便匆匆赶回弗农山庄。

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华盛顿当选大陆军总司令。

独立宣言

从列克星敦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大陆会议以来，北美人民的反英武装斗争的热情日益高涨起来。就在波士顿战役进行期间，北美其他地区的人民群众也纷纷拿起武器，与英国军队和亲英分子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在南部战场，南卡罗来纳民兵在莫尔桥战役中痛歼效忠派武装，并把企图攻占查尔斯顿港口的英国舰队赶走。在加拿大战场，由理查德·蒙哥马利和本尼狄克特·阿诺德率领的北美军队孤军奋战，给英军以重创，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而严重受挫，蒙哥马利将军也英勇阵亡，但他们的行动牵制住了相当一部分英军主力，有力地援助了其他地区的反英战争。

随着武装斗争热情的高涨，战争席卷了北美，但是北美人民的抗战目的是什么，被明确地摆到了北美人民面前。

北美大多数革命领袖当时认为，北美采取种种经济和军事的手段与英国当局作斗争，其目的仅仅是迫使他们放弃对殖民地的压迫性政策。而一旦达到了这一目的，北美就应放下武器，与英国破镜重圆。北美各地的群众也抱大致相同的看法，他们仍然认为英国是自己的祖国，自己是大英帝国的臣民。他们积极参加了反英武装斗争，只是希望以这种方式迫使英国作出让步，使北美恢复到1763年以前的小康局面。

因此，在当时北美大多数人的眼中，独立与“叛国”和“大逆不道”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即使个别激进分子有独立的思想，他们也不得不三缄其口，否则便会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就连激进派领袖约翰·亚当斯当时也认为：“在人们眼中，独立是一个可怕的妖魔，它会使温厚的人变得发狂，使社会滋生出罪恶、欲念和混乱。”

在这一问题上，华盛顿当时的观点也未能超越他的同代人。他主张北美人民应为“正义”而战，迫使英国当局改弦更张，尊重北美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还认为，英王是一个宽厚仁慈的君主，应该由他出面，纠正英国内阁所犯下的罪行。因此，直至1776年初，在每次晚餐之前，华盛顿总是虔诚地为英国国王的健康而干杯。

但是从1776年初起，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既昏聩无能又刚愎自用，他三番五次地拒绝了北美人民要求和解的请愿书，并蛮横地宣布：北美处于叛乱状态。他还一再扬言：要绞死殖民地的每一个叛乱首领！秉承英王的旨意，英国政府调兵遣将，把几万精锐部队运往北美洲，对人民抗英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英军的铁蹄践踏了北美的广大城乡地区，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事实证明：英国国王决心要用屠刀把北美人民的斗争扼杀在血泊中。北美人民开始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英军的血腥镇压必将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华盛顿统率的大陆军和各路民兵武装浴血抗敌，愈战愈勇。各个地区的爱国者也纷纷行动起来，他们推翻了顽固反动的总督及其地方议会，建立起新的革命议会和地方政权，并开始有效地履行职责。到1776年1月，这种革命议会和地方政权已经牢牢地控制了11个殖民地。英国在北美殖民统治的根基彻底动摇了，北美人民的独立意识已经越来越强烈。

在一片要求独立的呼声中，大陆会议于1776年6月10日召开，选举产生了一个5人委员会，负责起草关于宣布独立的文件。7月4日，大陆会议正式批准了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顷刻，弗吉尼亚议会大厦上响起了悠扬而庄严的钟声，它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一个伟大的国家从此独立了！

在《独立宣言》中，杰斐逊以气势磅礴的手笔高度地总结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阐明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重要原则，他写道：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损害了这些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这段话虽然不长，却包含着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现了自然权利学说和人民主权学说等重要革命原则。它言简意赅，振聋发聩，为美利坚人民打破殖民枷锁、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接下来，《独立宣言》以确凿的事实列举了英王乔治三世压迫北美人民的28条严重罪行，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乔治三世的目的是想把北美人民置于他的绝对专制的暴政之下，英王政府已经变成了人民的压迫者，因为它侵犯了北美人民的基本权利。

基于上述分析，《独立宣言》最后向全世界宣告：“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成为、并依照公理也应该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宣言》宣布取消对英王效忠的义务，全部断绝与英国的一切政治关系。

在大陆会议讨论宣布独立这一大事的日子里，华盛顿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密切地注视着会议的进展情况。

他是多么地渴望早日发表有关独立的文件来争取有利的形势。7月9日，华盛顿接到《独立宣言》的正式文本后仍显得异常激动。根据他的命令，当天晚间便向全军宣读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文件。兴奋之余，华盛顿以一种预言家的口吻告诉将士们：“《独立宣言》将进一步推动每一位军官和士兵以忠诚和勇敢来行动，领悟到现在在上帝的统辖下，他们的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将完全取决于他们手中武器的胜利。”

1777年9月26日，费城陷落。

费城失陷后，华盛顿发挥其聪明才智，把军队整理得井然有序，与敌人周旋，也付出了较大损失，但从整个战场上，却配合了其他地区的战斗，因为他有力地牵制了柏高英部队。

自从6月初柏高英率部从加拿大侵入美国北部以来，其攻势可谓无坚不摧，一帆风顺：7月6日，夺取北部重镇提康德罗加。7月7日，攻入哈巴特顿。7月29日，又攻占了哈得孙河上游的军事要塞爱德华堡。

但是，柏高英不久就发现，自己日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兵员损失严重，战线却越拉越长，既很难得到后方基地的补给，又迟迟见不到郝将军的援军，柏高英的英军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四处飘零，无依无靠，同时又受到美国正规军和地方民兵的重重围困，每行动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面对这种情况，柏高英只好停止进攻，在原地等候补给和援军，与美军迎面对峙。

时至8月中旬，柏高英部队的军用物资已消耗得差不多了，粮草也严重不足，军中开始出现恐慌情绪，广大将士怨声载道。为了劫掠美军的物资和粮食，显示一下英军的威力，柏高英派出一支700人的部队向本宁顿方向扑来。骄横惯了的英军本以为不会遇到美军的激烈抵抗，再加上地理环境不熟等原因，行动非常迟缓。当他们于8月16日到达本宁顿时，落入了约翰·斯塔克的民兵部队早已埋伏好的包围圈。刹时间，杀声遍野，枪声震天，英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绝大部分被当场击毙或俘虏，连指挥官皮姆也重伤身亡。

本宁顿战役显示了民众参战的巨大威力，也激发了广大民兵的作战热情，他们纷纷组织起来，前来助战。此时，华盛顿从中部地区调来的一支援军也赶到了，从而使美军的人数超过了英军一倍以上。几乎与此同时，一支赶来援助柏高英的英军在斯坦威克斯堡遭到了阿诺德部队的重创，狼狈地返回了加拿大。英军欲进不能，后退无路，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战争的泥沼，只能穷于应付，一筹莫展。为了抢劫粮草以补军中急需，同时探测美军的虚实，寻找一条生路，柏高英绞尽脑汁作最后的挣扎。9月中旬和10月上旬，他两度亲自率军对美军左翼发动突然袭击。

9月19日，柏高英率一支精锐部队偷偷地渡过哈得孙河，直奔奥尔巴尼而来。但阿诺德将军早已获得情报，在弗里曼农庄附近设下了埋伏。英军刚刚走到这里，阿诺德率领美军便从密林深处突然杀出，把英军团团围住，一顿痛打。英军死伤过半，四下逃散，柏高英在几名卫士的保护下慌忙择路而逃，才算捡了一条性命。

但柏高英并不甘心失败，又于10月7日卷土重来。这一次他做了精心安排，在两名少将和一名准将的协助下，挑选了1500名精悍的士兵，携带10余门大炮，悄悄地来到美军左翼。柏高英把一支精锐的狙击部队和炮兵布置在距美军不足1英里处，命令其余将士全部到麦田中抢收麦子。

盖茨得到报告后，决定立即进行两翼包抄予以痛击。他命令摩根和普尔两位将军分别从左右两翼迅速包围敌军，自己率领主力部队从正面推进。两军在弗里曼农庄再次展开激战。战斗打得异常紧张，扣人心弦。

英军有备而来，负隅顽抗，美军则三面出击，冒死相争，双方杀作一团，呈犬牙交错状，一时胜负难分。正在这时，骁勇的阿诺德将军一马当先冲入敌阵，左杀右砍。在他的激励下，美军将士个个奋勇争先，拼力向前，一举夺取了敌人的炮兵阵地，随即冒着猛烈的炮火向英军杀过来。这时，阿诺德腿部突然中弹，血流如注，但他仍坚持在前沿指挥战斗，极大地鼓舞了美军的士气。至当日晚间，英军全线溃败。

此役英军死伤过半，大炮全部被丢弃，弗雷泽准将重伤身亡。事后，盖茨将军重新部署了兵力，开始收缩对英军的包围，切断敌人的一切补给线。英军在相继失去了一些重要据点后，被迫退入萨拉托加，尾随而来的美军和民兵趁势将这座孤城团团围住。

经历了一系列失败，英军精疲力竭，士气大衰，粮草弹药也几乎消耗殆尽。据10月11日军需处的一份报告称：全部粮食只能维持部队3天的需要。沮丧悲观的情绪在军中蔓延开来，士兵们纷纷开小差，全体印第安人不辞而别，悄悄地返回自己的家园，英军的兵力从9000余人迅速下降到5000余人。而美军则得到了各地民兵的增援，实力大增，总人数达到1．2万余人。他们占据了哈得孙河沿岸的各重要据点，对英军四面合围，把萨拉托加城如铁桶一般团团围住。

此时，柏高英的惟一出路就是指望亨利·克林顿将军的援军尽快开到。但是，克林顿的部队受到美军的层层阻截，进展极为缓慢。在这种悲观绝望的气氛中，走投无路的柏高英召集了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向美军投降。

10月17日，柏高英在投降书上签字，英军正式缴械投降。

两军主将见面时的情景颇有些戏剧色彩，被广为传诵。柏高英虽身为战败者，却不愿放弃贵族的体面和尊严，他身着笔挺华丽的皇家军礼服，衣冠整洁，面色威严，在几名雍容华贵的将领和仆从的簇拥下来到美军营地。盖茨身为受降者，却毫无骄横之色，他刚刚从前沿归来，穿着粗呢军大衣，一身征尘。二人彬彬有礼，举手致意。柏高英不失风度地对盖茨说：“将军，命运使我做了您的战俘。”而盖茨也摆出大家风范，幽默地答道：“上苍作证，这并不完全是您的过错。”

此役，英军将士共计5752人缴械投降，美方获得了一大批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品。不久后，英军被迫撤出了提康德罗加和独立山阵地，亨利·克林顿在哈得孙河流域的部队也乘船顺流而下，灰溜溜地返回纽约。北部地区的战事基本结束，美军从此摆脱了军事上的劣势，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在国际上，萨拉托加大捷还促进了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特别是，它大大加速了美法之间正在进行的结盟谈判，法国开始认真考虑承认美国参加对英作战的问题。

1778年2月，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讷与富兰克林签订了《美法友好商务条约》和《美法同盟条约》，法国承认美国独立，承担了保卫美国“自由、主权和独立”的义务，同时约定：一方不经另一方的同意，不得与英国讲和。

约克镇战役

1780年7月，在久经沙场的著名将领罗尚博的统率下，一支6000人的法军协同舰队一道驶抵北美。1781年5月，另一支强大的法国舰队在最负盛名的海军上将德格拉塞的率领下开到了北美海岸。美国人民的战斗力量空前地壮大。

1780年下半年至1781年上半年，美军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以及法国远征军的到来，大大增强了美军的实力，同时也鼓舞了美国人民取胜的信心，使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进行战略决战的形势已经成熟。

一个时期以来，华盛顿一直在反复思考这次战略决战的地点。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协商，他主张把战略决战的地点定在纽约。他认为：纽约是美国屈指可数的大都市，又是英军主力部队的驻扎地，而且非常适合进行陆海军协同作战。只要法国海军和陆军驶抵纽约，美法联军协同作战，水陆夹击，就能稳操胜券，从而毕其功于一役，结束整个北美的战事。但他也知道，事态的发展往往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他主张，如果在纽约决战的构想不能实现，也可以在南方的某个城市寻找战机。

1781年5月下旬，华盛顿与罗尚博在瑟斯菲尔德举行军事会议。会上，华盛顿正式向法方提出了这一战略构想，并要求美法联军尽早在纽约附近集结，完成对纽约的合围。事后不久，华盛顿又写信给法军舰队司令德格拉塞将军，要求他向纽约湾方向挺进，以便协同作战。

但是，法军主将罗尚博在选择决战地点问题上却显得疑神疑鬼，举棋不定。其原因之一是：他必须首先考虑法军的利益。他认为，法国舰队如果驶入纽约湾水域，很可能会与英主力舰队相遇，即使不被打败，也会损失惨重，这对于法军来讲是得不偿失的。原因之二是他对美军的作战能力持怀疑态度，因此对美法联军能否吃掉纽约地区的英军主力感到心中无底。出于上述考虑，罗尚博认为纽约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决战场所。他主张：应该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南方的弗吉尼亚，在那里，英军的海军力量很有限，康沃利斯的陆军也比纽约地区克林顿爵士的部队薄弱得多，因此，联合作战取胜的把握要更大一些。

罗尚博生性多疑，他主观认为华盛顿行事不够谨慎，同时也认为他固执，难以说服。因此，他表面上赞同也签了字，暗中却让陆海军开往弗吉尼亚。

但是，罗尚博的这一部署被华盛顿觉察到了，他立即向罗尚博提出质问，对此，罗尚博回答道：部队此行的目的是要到哈得孙河畔与美军会师。罗尚博的意图十分明确：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搪塞华盛顿，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法军到达距切萨皮克湾不远的地方，以最终实现他的战略意图。罗尚博真是一个城府颇深的沙场老将。

确切的消息终于在8月中旬传到了华盛顿的耳中：德格拉塞将军率领的法国舰队和法军部队将于9月3日到达北美，但他们并不是驶向纽约，而是直抵切萨皮克海湾。

此时，华盛顿心中有一种受到欺骗和愚弄的感觉，他对罗尚博的狡诈伎俩感到愤怒，同时，更为美利坚民族的命运而忧心如焚。但是，这已经不是争吵的时候了。华盛顿十分清楚，如果没有法军的大力配合，特别是法国海军的有效援助，美军将一事无成。于是，他决定按原计划的第二步行动，选择弗吉尼亚的约克镇为决战的战场，因为他已经从拉法耶特那里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康沃利斯的军队此时正驻守在这里。

但华盛顿心里仍然很不踏实。他知道，这一战略计划目前仍存在一些明显的漏洞，保障战役顺利实施的某些必要因素尚在未定之中。比如，由于可能受到气候恶劣和英国舰队海上拦截等情况的影响，德格拉塞的舰队不一定能准时开赴预定海区。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整个作战计划只能是一纸空文。另外，法军的重炮远在纽波特地区，从陆路无法把它们运抵弗吉尼亚，而从海路运输又要冒巨大的风险。最为重要的是，美法主力部队目前大多驻扎在距约克镇很远的地方，让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向弗吉尼亚方向行进，很容易使英军看清楚联军的战略意图而实行战略转移，这将会使联军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

华盛顿考虑再三，于是写信给罗尚博和德格拉塞将军，要求此行应谨慎务必按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则胜无疑。

考虑到很可能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战役，而且南下途中美军必须隐蔽巧妙、灵活机动地行进，以避免使英军掌握美军的战略进攻方向，华盛顿决定亲自率军出征。

南进行动是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绝大多数美军官兵都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而华盛顿仍一再扬言要去攻打纽约。为此，他制造了许多假象，在乐新泽西起炉火土建营地，伪造机密文件，清理通往纽约的通道等等。与此同时，华盛顿则悄悄地率军出发，于8月19日抵达金斯渡口。20日，全军顺利渡过哈得孙河，而后兵分几路迅速南下。罗尚博也于同一时期率领法军撤离营地，取道白原、北堡、克伦庞德和石角等地，向南挺进。

华盛顿的巧妙部署果然收到了奇效，在美法联军南进的过程中，英军始终被蒙在鼓里。由于惧怕联军对纽约发动进攻，克林顿爵士的英军主力部队不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还向康沃利斯求援，使康沃利斯派出2000人前来纽约助战。而康沃利斯的这一举动则使他彻底放弃了征服弗吉尼亚的计划，把几乎所有部队都撤入了约克镇。这样一来，他们便落入了华盛顿早已设好的陷阱中。

9月1日，德格拉塞将军率法国舰队驶抵切萨皮克湾，封锁了约克河的出海口。几天过后，英国匆匆调集兵马在海湾作战，由于法军作了充分准备，再加上风向优势，结果打得英军大败。这一海战的胜利使联军掌握了约克镇地区的制海权，为未来的决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9月5日，美法军队在特拉华河畔的切斯特胜利会师，从这里到切萨皮克湾只有很短的一段路途。同时，一支法国分舰队冲破了英军的重重封锁，从纽波特开到切萨皮克湾，为法军运来了重炮和大量物资装备。

直到此时，英军才大梦初醒，意识到华盛顿的战略进攻方向在约克镇。康沃利斯如坐针毡，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企图立即撤退到卡罗来纳去，但为时已晚。在海上，法国舰队已牢牢控制了约克河河口和切萨皮克湾的制海权。在陆地上，美法联军大军压境，通往各个方向的通道已全部被封闭，此时的英军真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康沃利斯只好把军队全部撤至约克镇地区，坚守不出。

情急之中，英军又一次暴露了它凶残野蛮的真实面目。为解约克镇之围，救助处于绝境的康沃利斯部队，黔驴技穷的克林顿爵士使出了最卑鄙的一着：命令叛将阿诺德出兵东征，对康涅狄格州进行残酷血腥的蹂躏，以期转移华盛顿的视线。

9月6日，阿诺德率5000人马（其中大多数是美国的效忠派分子和黑森雇佣军）乘军舰直奔康涅狄格的海港城市新伦敦而来。面对强敌突袭，守城军队和民兵毫无惧色，奋起顽强抵抗，打死打伤大量敌军。后因寡不敌众，城防要塞终被攻破。

入城后，丧心病狂的英军野蛮地屠杀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并对城市和平居民进行血腥的报复，把这座美丽繁华的海滨城市付之一炬，使之化作一片灰烬。随后，这群乌合之众又继续沿海岸线大肆蹂躏。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阿诺德及其手下的效忠派分子扮演了极其丑恶的角色。他们怀着对自己同胞的刻骨仇恨，在康涅狄格广大地区穷凶极恶地烧杀抢劫，奸淫掳掠，干尽了令人发指的坏事。

康涅狄格，阿诺德曾出生在这里，也是他的故乡。昔日为之骄傲的人们变得异常地愤怒，但这一切都未改变华盛顿的总的作战计划。

在向约克镇进军的途中，华盛顿回到了阔别6年之久的弗农山庄。在这里，他幸福地见到了夫人玛莎、继子和3个在战争中出生的孙儿，三世同堂，其乐融融。望着缠绕在膝旁的3个稚嫩活泼的小家伙，华盛顿似乎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纷争和烦恼，一种超凡脱俗、重返田园的理想不禁油然而生。第二天，罗尚博、德夏特吕等联军高级将领相继来到这里，大家纵情宴饮，欢聚一堂，沉寂了6年多的弗农山庄又一次高朋满座，充满了欢声笑语。

虽然家乡和田园生活对华盛顿充满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但此次返乡他只小住了两天，便匆匆踏上了征程。6年前的那一天，他为了民族的命运毅然抛家舍业，投入到一场扑朔迷离、前途未卜的革命风暴之中。6年后的今天，他再一次告别家园，此时他已胸有成竹，志在必得，他要为胜利地结束这场伟大的战争而进行最后的搏击。

约克镇位于约克河河口地带南岸的一个突出部位上，它的东面是切萨皮克湾，西面距威廉斯堡不远。为了加强该城的防务，康沃利斯突击修筑了一大批棱形堡和炮兵阵地，把所有兵力5000余人全部集中起来，配置在城内外的防御工事之中，并在城防工事的外围修筑了纵横交错的壕沟和密集的鹿砦，真可谓关隘险要，固若金汤。但此时，他们所面临的对手已经今非昔比。为了打好这一仗，美法联军做了精心的准备，共集中了1．8万多名战斗人员和数百门火炮，海面还有一支庞大的法军舰队日夜游弋，随时可以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联军的攻坚力量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华盛顿看围歼约克镇之敌时机成熟，为了防止英舰援军到来，他决定马上作战。

9月17～18日，华盛顿与法军主要将领罗尚博、德格拉塞等人举行军事会议，制定联合作战计划。经过充分的讨论和协商，会议最后决定：由美军组成战线的右翼，法军组成左翼，于9月28日清晨向约克镇进发。

随后，联军指挥机构又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鉴于约克镇地域狭小、敌人兵力密集等具体情况，罗尚博建议：此次战役应充分发挥联军炮火力量强大这一优势，用猛烈炮火重创恫吓敌军，以迫其投降。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根据最后确定的作战方案，整个战役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步是挖掘一道平行堑壕。这道堑壕长约2英里，入口处要设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外，以便部队能安全进入。当堑壕挖到预定位置后，便修建潜伏的炮兵阵地，联军炮兵从这里猛烈轰击，直至摧毁敌人的要塞和炮兵阵地为止。此后，战役转入第二阶段：挖掘第二道平行堑壕。这道堑壕应直抵敌人防线，在这里设置炮位，以使敌人的营地完全暴露在联军的火力范围之内。罗尚博认为：如不发生意外，凭借联军炮火的力量足以摧毁英军的战斗力，使其缴械投降，否则便予以痛歼。

9月28日清晨，美法联军从四面开始向约克镇进逼，包围圈日益缩小。在联军的强大压力下，康沃利斯被迫放弃了城市外围的阵地，把军队全部撤入城内。到10月1日，联军已经完成了包围，对英军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10月6日夜晚，联军开始挖掘第一道平行堑壕。在林肯将军的亲自指挥下，广大联军将士夜以继日地工作。结果只用了3天时间，第一道平行堑壕和3个炮兵阵地就全部竣工了。

10月9日下午5点钟，华盛顿作为总司令被邀请去点燃总攻击的第一炮。那是一门新型的法式大炮，黄铜色的炮身被擦得锃明瓦亮，一尘不染，长长的炮筒上还挂着五颜六色的美丽彩带。华盛顿饶有兴趣地把导火线引入炮膛，并目睹了炮弹准确地在英军塞墙上爆炸的情景。刹那间，联军数百门火炮同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声，炮弹像雨点般铺天盖地飞向敌人的城防工事，使小小的约克镇笼罩在浓浓的烟幕和火海之中。

这场炮击整整持续了3天，给敌人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损失。敌军的塞墙成片地倒塌，大片阵地和工事被夷为平地，许多弹药库被摧毁，火炮和车辆被炸成一堆堆废物，英舰“夏隆”号和3艘大型运输船也被击毁，并燃起熊熊大火。望着那冲天的硝烟和火光，华盛顿不禁兴奋地感叹道：“上帝保佑，美国人民此战必胜！”

在这场战役中，弗吉尼亚人民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精神和参战热情。他们不仅积极捐钱捐物，参加修筑工事，帮助运输物资装备，而且还忍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牺牲。弗吉尼亚州州长纳尔逊先生是一位极富献身精神的爱国者，自这场战役开始筹划以来，他派出了大批民兵前来助战，并号召全州人民为战争作奉献，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为了给美军提供军费，他以个人财产作为担保，筹得了一大笔贷款。炮击开始后，当炮兵指挥官问他轰击约克镇的哪一部分最为有效时，他毫不犹豫地指着一座高地上的建筑物说：“那是敌人的指挥部，应该集中火力轰击。”结果这座建筑被彻底摧毁了。事后人们才知道，这正是纳尔逊先生本人的住宅。为了赢得这场关键性的战役，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弗吉尼亚人民也在所不惜。

第一道平行堑壕完成使命之后，11日夜晚，联军开始挖掘第二道平行堑壕。起初，工程进展十分顺利，但不久便滞缓下来，原因是英军在前方修筑了两座棱形堡垒，不断用猛烈的火力从侧翼袭击筑壕士兵。华盛顿命令：立即消灭这两个拦路虎！

14日夜晚，联军兵分两路向两座堡垒发起了猛攻。左翼美军在汉密尔顿上校的率领下乘夜色悄悄潜入敌阵，用刺刀和枪托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一枪未放便攻克了这座堡垒，美军仅牺牲9人。右翼的法军部队在拉法耶特的率领下同时出击，打得颇有章法。先由工兵排除鹿砦，扫清通道，而后部队迅速出击，在稍晚些时候也拿下了敌人的堡垒。

敌人的拦截火力被排除之后，筑壕工作的进度便大大加快了。15日夜晚，联军已在壕中架起了大炮，约克镇的敌军阵地完全暴露在联军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康沃利斯已经陷入了绝境。

但是，英军是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康沃利斯使出了浑身解数，作困兽之斗。他认为，联军第二道堑壕中的炮兵阵地对他是最致命的威胁，于是命令部队袭击并夺取联军大炮。16日凌晨，艾伯克龙比中校率领350名突击队员对联军最前面的两个炮兵阵地进行了突然袭击，并一度取得了成功，抢占了炮位，塞住了几门大炮的火门。但联军很快就发动了反击，将英军逐走，炮位又重新回到联军手中。这天晚上，联军的平行堑壕和炮兵阵地已全部落成，准备对敌人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康沃利斯不甘坐以待毙，于是使出最后一招：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决定让伤病员留下来投降，主力部队在夜间乘船到达格洛斯特角，偷袭德舒瓦齐兵营，夺路向内地逃窜。

在16日午夜，康沃利斯开始实施他的撤退计划。谁想部队在渡河途中突然遇到了暴风雨，河面上狂风骤起，浊浪排空，船只无法行驶，撤退计划只得放弃，康沃利斯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联军随即对英军实施猛烈的炮击，约克镇的城防工事顿时变成一片火海，英军伤亡惨重，士气跌落到了最低点。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康沃利斯终于在10月17日，即4年前柏高英在萨拉托加投降的同一天，给华盛顿送去一封信，要求双方休战，谈判投降条件。

经过谈判，约克镇地区的英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投降仪式定于10月19日在约克镇中心广场举行。应华盛顿的要求，投降仪式完全按照查尔斯顿战役失利时美军所享受的“礼遇”进行，并由当时的美军司令林肯将军接受英军的投降，以示雪耻。

19日中午时分，美法联军在广场上排出整齐的队列，华盛顿身着庄重笔挺的军服，在罗尚博等高级将领和参谋人员的陪同下骑马站在队列的前方，他们的两侧是数十面迎风招展的彩旗，军乐队高奏雄壮的进行曲和欢快的《扬基小调》。下午2时左右，英军将士们拖着沉重缓慢的步伐来到广场。康沃利斯害怕受到羞辱托病未出，由奥哈拉将军代他向指定的受降将军林肯交出了指挥刀。随后，英军士兵走向指定地点，交出武器装备。

目睹此情此景，华盛顿感慨万千，他不禁回忆起几年来艰苦战斗的岁月和身边倒下去的无数战友。美国人民流了多少鲜血，才换来今天的成功。他在当天写给国会议长的一封信中指出：“此次战役中联军将士的英勇战斗，是促成这一伟大胜利的主要原因。即使我最乐观的估计，也未料到胜利会出现得如此早。战役开始时，全军充满你追我赶、力争胜利的激情，使我不胜欣慰和满意，也使我对即将取得的胜利充满信心！”

第二天，华盛顿向全军发出一道命令，高度赞扬了联军将士们在约克镇战役中创下的英雄业绩，对有突出贡献者进行了嘉奖。同时还宣布，赦免军中所有被拘禁的人，并举行隆重的感恩仪式，以感谢上帝对美利坚民族的赐福。

约克镇战役是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中取得的最辉煌的一次胜利。经战后清点，联军共俘敌8000余人，其中包括海军人员840人，缴获大炮250门，各式武器上万件以及若干艘舰船。这次战役是美法联军在战略反攻阶段取得的一次决定性胜利，它意味着英军主力在北美战场上已开始全面瓦解。自此以后，英军一蹶不振，几乎停止了重大的军事行动。

虽然从战争史的角度来说，这次战役的规模并不算大，但它却足以使英国相信，用军事手段是无法征服一个团结起来反抗他们的民族的。而美国人民却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已经从中看到了独立战争胜利结束的曙光，人们载歌载舞，喜气洋洋，全国上下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景象。

首任总统

1788年11月，《联邦宪法》终于被批准，翻开了美国历史新的一页，也在华盛顿的生活中掀起巨大的波澜。

华盛顿，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领袖，在独立战争和制宪运动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创下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因此，全国人民几乎异口同声地拥戴他出任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任总统。这既是一项至高无上的殊荣，又是一个责无旁贷的重任，无论放在谁的头上都会令他无比自豪，不胜惶恐。但华盛顿对此却没有公开表态，甚至没有流露出一点要参加竞选的迹象。

华盛顿此时的心情并不平静，他在为是否出任这一重要职务而反复思索，一时竟拿不定主意。从他本人的性格和兴趣来说，他并不愿接受这一推举，因为赋闲山林、享受田园之乐是他多年的愿望，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况且他知道，出任美国的首任总统是一件体面但却并不轻松的事情，既需要付出超出常人数倍的精力，又要以高度的灵活机敏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新问题和新考验，还要忍受一个习惯于高度民主的国家的人民毫无顾忌的品头论足。

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已日益步入老年，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而自尊和孤傲却与日俱增，他时常扪心自问：我还能胜任这一“尊贵的苦役”吗？所以，当许多友人来信试图劝说他接受这一职位时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指出：“总统一职对我并无迷人的魁力……由于日渐年老体衰并酷爱清静，我已没有别的追求，只希望在自己的庄园里老老实实做人，生于斯老于斯。让那些有雄心抱负、仰慕虚名和年富力强有志于此的人去显示身手吧！”

但是，由于人民拥戴的呼声日渐高涨，亲朋好友们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竭力劝说他为了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再度出山，勇挑重担，他那已经隐藏到内心深处的勇气和雄心又一次被激发了出来。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思考，他决定为了国家的利益做出自己毕生中最大的一次“个人牺牲”，用自己的威望和力量，使美利坚合众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全国团结一致，早日成为一个强大、富裕、文明的世界强国。

当然，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出任总统一职也能使他从长期的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虽然他已经打算拒绝接受薪金，但他的生活和接待费用全都可以由国家来报销。于是，他开始安排家务，清理账目，准备行装，而对于总统选举一事他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了。

在等待选举结果的日子里，有几件事使华盛顿的心境变得十分烦乱。

一是他的经济状况已经窘迫到了令他难堪的程度，以致他竟然一下子拿不出去临时首都纽约的路费，最后东拼西凑了100英镑才算勉强有了这笔川资。

二是他利用这一空隙时间前往亚历山德里亚探视自己年逾八旬的老母亲，发现她已身患重病，缠绵病榻，这使他悲伤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老人家虽仍保持着当年的那种固执和尊严，但她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英雄的儿子而无比欣慰满足，并为儿子又要踏上新的征途而依依不舍。

三是玛莎实在不希望丈夫重返政坛，为华盛顿又要长时间远离家乡而心绪不宁，茶饭不思，这更增添了华盛顿的忧虑和烦恼。随着公布选举结果的日期日益临近，华盛顿的心情也变得越发抑郁和不安了。十几年前离家奔赴抗英战场时，他把那次前途未卜的远行比喻为“驶向一个难以找到安全港湾的大海”。而如今他的心情显得更绝望了，他在给老友亨利·诺克斯的信中写道：“对阁下说句心里话，当我就任政府首脑之时，将有罪犯走向刑场之感。我的一生已为公务消耗殆尽，而在此风烛残年，又须舍去恬静生活，投身于困难的海洋，而我本人又不具备掌舵所不可或缺的政治手腕、能力和兴趣，出任此职，殊非所愿。”

4月中旬，选举消息终于传来了：华盛顿以全体选举人票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这是民意的真正体现，是华盛顿十余年来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为国为民日夜操劳所得到的丰厚回报，也是美国人民的幸运。在他的英明领导下，美利坚民族这艘巨大的航船必能绕过暗礁险滩，顶住急风恶浪，飞速向前疾驶，汇入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

1789年4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告别了春意醉人的弗农山庄，告别了5年多恬静祥和的平民生活，告别了妻子孙儿，怀着无以言状的复杂心情踏上了前往纽约的旅途。

起初，华盛顿还在为自己违背诺言重返政坛可能会引起反感而有所担忧，但是在赴任途中他遇到的却是一幕又一幕热烈欢迎的场面。一路上，兴高采烈的人群骑马簇拥着他前进，一批人还未散去，另一批人马又接踵而至。所到之处，群众的情绪始终是那样高昂兴奋，他们张灯结彩，奏响鼓乐，嘹亮的歌声、雷鸣般的欢呼声和隆隆的礼炮声响彻云霄。每到一个城镇都有盛大的欢迎宴会在等待着他，人们向他举杯致敬，成千上万的人争着与他握手，向他欢呼，以致他的手臂被握得麻木红肿，耳膜也震得生疼。

4月23日，华盛顿一行到达了纽约，受到了更为隆重热烈的欢迎。这些热烈的场面是他所始料未及的，令他感到惶恐不安。他知道，人民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而他却不知自己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的需求。

事实证明，期望值愈高，而如果一旦落空，失落感就会愈大。到时候，人民会不会以这种狂热情绪来反对自己呢？此时，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演员，尚未做好准备就冷不丁地被人推到了前台，而他面对的却是一批鉴赏力很高、秉性各异又极爱挑剔的观众。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奋力挣扎向前。

令世人瞩目的美国第一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于1789年4月30日在纽约隆重举行。

上午9时，各教堂钟声齐鸣，人们虔诚地祈祷上帝赐福于美利坚民族。12时左右，各部门首长和受检阅部队在华盛顿的门前集合完毕，浩浩荡荡的队伍在繁华的大街上向联邦大厦列队前进。沿途挤满了围观的群众，他们载歌载舞，欢呼雀跃，到处是人群、鲜花和彩带，汇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华盛顿乘坐一辆豪华的四轮马车跟随在部队和各部门首长的身后，在他的后面是各国驻美使节以及成千上万的市民群众。游行队伍在联邦大厦前不远处停了下来，华盛顿等人下车，步行穿过一队队排列整齐、军容威武的卫兵，进入大厦议事厅，向早已恭候在那里的参众两院议员们挥手致意。在副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引导下，华盛顿来到议事厅正面的中间坐椅上就座，他的右边是亚当斯，左边是政府发言人默莱伯格。

首先举行总统宣誓仪式。宣誓地点安排在议事厅前面的一个大阳台上，这里摆着一张铺着深红色天鹅绒布的桌子，上面放着一部装帧精美古朴的《圣经》，站在阳台便可以俯瞰纽约最繁华的市区。华盛顿健步走上阳台，他身穿一身庄重的棕色制服，佩带着一把钢柄军刀，脚穿一双白色长统丝袜和有银色扣子的皮鞋，头发整齐地拢向脑后，显得庄重大方，干练潇洒。在这里，华盛顿受到了数以万计的市民的热烈欢呼和赞叹，为了能一睹华盛顿的风采，他们已经在这里翘首等待若干时辰了。华盛顿的身旁簇拥着一群军政界要人：副总统约翰·亚当斯，纽约州大法官罗伯特·利文斯顿以及罗杰·谢尔曼、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亨利·诺克斯等人。

宣誓仪式由利文斯顿大法官主持。华盛顿用手抚摩着《圣经》，用庄重严肃的语气宣读了誓词：“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遵守、维护并保卫联邦宪法。我庄严宣誓——愿上帝助我。”念罢，华盛顿恭恭敬敬地弯下腰深吻了《圣经》。总统宣誓刚毕，街道上的市民便在利文斯顿的带领下振臂高呼：“合众国总统乔治·华盛顿万岁！”

接下来是由总统本人发表就职演说。在演说中，华盛顿对同胞们给予他的“高度信任”表示了感谢，虔诚地祈求上帝“保佑美国民众的自由与幸福，及为此目的而组成的政府，并保佑他们的政府在行政管理中顺利地完成其应尽的职责”。

华盛顿的演说没有任何虚饰客套和做作，全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显得质朴坦诚，深沉敦厚，充分表露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绵绵不尽的赤子之情。

在演说的最后一段话里，华盛顿还用充满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祖国未来的美好希望与憧憬，他说：

“我对祖国的热爱激励我以满腔的愉悦展望未来。这是由于在我国的体制和发展趋势中，出现了又有道德又有幸福、又尽义务又享利益、又有公正和宽仁的方针政策作为切实准则、又有社会繁荣昌盛作为丰硕成果的不可分割的统一，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也是因为，我们已充分认识到上帝决不会将幸福赐给那些把他所规定的秩序和权利的永恒准则弃之如粪土的国家。这还是因为，人们已将维护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维护共和政体命运的希望理所应当地、意义深远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寄托在美国民众所进行的这次实验上。”

由于华盛顿德高望重，能秉公办事，所以在他的任期内，出于对他本人的尊重和爱戴（而不是基于原则），议会对他提出的任命从未提出异议，由此产生了另一个惯例：在一般情况下，总统有权选择自己的内阁人选。

1793年2月13日，选举团一致推选华盛顿连任美国第二届总统，不过，此时的总统声望已大不如前了。

1799年12月13日午夜，乔治·华盛顿永世长辞，但美国人民却永远地记住了他。

拿破仑

著名的法国将军和皇帝拿破仑一世1769年生于科西嘉岛上的阿雅克肖城。他的原名叫拿破仑·波拿巴。在他出生前仅15个月时，法国占领了科西嘉岛。拿破仑原本是一名科西嘉民族主义者，他将法国人看成压迫者。然而，拿破仑被送入法国的军事学校学习，1785年他16岁时从那里毕业，成了一名法国军队中的少尉。4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在其后几年中，新的法国政府陷入数场对外战争中。拿破仑第一次展示自己的才能是在1793年的土伦包围战中(在这次战争中，法国重新从英国人手中夺回了该城)，在那里他负责炮兵(那时他已放弃了他的科西嘉民族主义思想而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法国人)。他在土伦获得的成功使他被提升为准将。1796年他受命指挥法国驻意大利的军队。在1796到1797年间，他在意大利赢得了一系列精彩的胜利。等到他返回巴黎时，他已是一位英雄。

1798年，他率领一支法国军队入侵埃及。整个战役是一场灾难。在陆地上，拿破仑的军队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由纳尔逊领导的英国海军粉碎了法国舰队。1799年，拿破仑放弃了他在埃及的军队回到法国。

回到法国后，拿破仑发现人们还记得他在意大利战役中的胜利而不是埃及历险的溃败。以此为资本，在回来一个月后，拿破仑同西哀士教士和其他人一起参加了政变。政变产生了新政府，即执政府，拿破仑担任了政府首脑。尽管精心制定的宪法被采纳，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这都不过是掩盖拿破仑军事独裁的假面具。他很快战胜其他阴谋者赢得优势。

拿破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掌握了权力。1793年8月土伦包围战之前，拿破仑还只是个不是在法国出生的、默默无闻的24岁的小军官。不到6年以后，年仅30岁的拿破仑已是法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这是他在未来14年多的时间里要占据的交椅。

在他当政期间，拿破仑对法国的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例如，他改革了财政结构和司法体制；他创建了法兰西银行和法兰西大学；对法国行政部门施行中央集权。尽管这些变革对法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有些变革影响甚久，但它们对法国以外世界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拿破仑的一贯政策是支持他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维护者。尽管如此，他在1804年宣布自己为法国皇帝。另外，拿破仑将他的3个兄弟任命为其他欧洲国家的国王。这些行为无疑激起了某些法国共和党人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彻底背叛法国大革命的行为。但拿破仑惟一的严重困难来自于他的对外战争。

1802年拿破仑在亚眠同英国签订了和平协定。在经过了十多年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之后，这给了法国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第二年和平协定便被撕毁，接踵而至的是同英国及其盟国间的一系列长期的战争。虽然拿破仑的军队在陆路上屡屡获胜，但除非击败英国海军，否则英国是不可能被征服的。但很不幸，1805年在具有决定意义的特拉法加尔海战中，英国海军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从此，英国无可争议地控制了制海权。尽管在特拉法加尔海战之后6个星期拿破仑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在奥斯特里茨对抗奥地利与俄国联军)，但它却无助于消弥海军的灾难。

拿破仑于1808年愚蠢地让法国卷入了伊比利亚半岛上一场长期和毫无意义的战争中。有好几年法国军队在此陷入困境，进退两难。但是拿破仑的致命错误是他对俄国发动的战争。拿破仑于1807年会见了沙皇，在《提尔西特和约》中双方发誓保持友好。但这一联盟渐渐被破坏，1812年6月，拿破仑率领他的大军进入俄国。结果大败而归。

其他的欧洲国家，如奥地利和普鲁士，认为这是他们摆脱法国统治的一次良机。他们联合起来反抗法国。1813年10月在莱比锡战役中，拿破仑尝到了另一次惨败的苦果。次年他放弃皇位，并被流放到靠近意大利海边的厄尔巴岛。

1815年他从厄尔巴岛逃跑并重返法国。他受到欢迎并恢复了权力。但其他欧洲列强迅速对法宣战。在他恢复权力100天后，拿破仑在滑铁卢遭遇了他最后的失败。滑铁卢战役后，拿破仑被英国囚禁在南大西洋的一个小岛圣赫勒拿岛上。1821年他在那里死于癌症。

拿破仑在欧洲近代历史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凭借自己杰出的军事才能打败了英、奥、俄等军事强国，在战争舞台上掀起了一场革命，为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拉法叶特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之所以能够成就其伟业，除了他本人的天赋、努力奋斗之外，还得力一大批同仁的辅佐。法国的热血青年拉法叶特便是他的得力助手之一。

正当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和民兵同英国殖民军浴血奋战之时，法国陆军年仅20岁的青年军官、自由派贵族拉法叶特为了支援美国人民的独立战争，不顾凡尔赛宫廷的反对，告别了年轻的妻子，乘着自己装备的“胜利号”船于1777年7月来到了美国费城。

7月的费城，烈日炎炎，暑气逼人。拉法叶特急于上前线，冒着高温酷暑匆匆赶到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办公室正式申请参加大陆军。拉法叶特直接给大陆会议主席写信，要求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大陆军，不取军饷和报酬，为美国独立事业服务。这种高尚的精神使大陆会议主席感动万分。7月31日，大陆会议决定给拉法叶特授予美国少将军衔。

拉法叶特渴望会见正在费城的华盛顿将军，华盛顿也十分钦佩这位来自法国的热血青年，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各国有志之士对美国自由事业的有力支持。

在费城的一次宴会上，华盛顿和拉法叶特第一次会面。拉法叶特凭着华盛顿的不同凡响的风度和外貌，马上就从簇拥着他的众多将领中认出了他。同高大的华盛顿在一起，拉法叶特显得格外瘦小纤细，头上长着微红色的头发，一对明亮的眼睛呈淡褐色，华盛顿一见面就对拉法叶特产生了好感。宴会结束以后，两人又留下来继续进行了有趣的交谈。

华盛顿邀请拉法叶特到司令部任他的副官，拉法叶特欣然应允。华盛顿还告诉他，在美国无法得到法国宫廷那种豪华舒适的生活条件，因为他已是一名美国士兵，必须尽快适应美国军队的习惯和生活方式。拉法叶特满口答应，说他对艰苦的生活条件早有思想准备。

一周以后，拉法叶特满怀喜悦地随同华盛顿骑马从费城来到郊外的大陆军军营，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战斗生活。在军营生活了一段时间，拉法叶特写信给在法国的朋友说：“他们有11000人，武器装备很差，衣着更差，给人以一种光怪陆离的印象。他们穿着颜色斑驳的服装，有的还赤身裸体，棕色亚麻布做的猎人衫要算是最好的衣服了。他们的战术同样不正规。除了最矮的人站在前列以外，其他人混合编队。尽管这样，他们仍然是一群有热情的军官指挥的英俊的士兵。”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大陆军的生活条件尽管很艰苦，但拉法叶特仍然充满着乐观，并对大陆军官兵怀着敬佩之情。

拉法叶特来到大陆军营地以后，与华盛顿形影不离，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华盛顿还曾因为在拉法叶特面前列队检阅大陆军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似有出乖露丑之嫌。而拉法叶特则很有礼貌地表示他是来向美国军队学习的，而不是来当教练的。这样的话，华盛顿及其他大陆军官兵很乐意听。

华盛顿为了长大陆军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组织大陆军在费城市区进行游行示威，沿着河滨路——栗树街路线绕城一周。为了使这次示威尽可能威武雄壮，事先煞费苦心做了充分准备。全体官兵都保持着整齐的队列，拿好武器，随着每一个旅中间传来的军鼓声和军笛声，步伐一致地向前行进。华盛顿骑着马，在许多参谋人员的伴随下，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拉法叶特与他并肩而行。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从这一景象中获得新的希望和鼓舞。他们在华盛顿的队伍经过时，拼命鼓掌欢呼。

华盛顿和拉法叶特在战场上结下了牢固的友谊。在炮火连天的战斗中，他们生死与共，在独立战争最后决战的时刻，他们共商大计，运筹帷幄。战后，华盛顿解甲归田，拉法叶特告别了华盛顿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们又书信来往于大西洋两岸，互通音讯，共叙友情。这是一种神圣、高尚而又奇特的友谊。一位是法国封建宫廷里的贵族，一位是北美革命军的总司令；一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一位是正当壮年的将军；一位热情奔放、感情冲动，一位沉着冷静，不露声色。是什么力量把出身、经历、性格、气质、年龄如此不同的两位英雄联结在一起呢?是为正义、自由、独立而斗争的共同理想，是战争的烈焰把具有相同英雄本色的人熔铸成一块不可分割的钢铁，也是华盛顿和拉法叶特珍视友谊的结果。华盛顿虽然外表严肃，但内心充满感情；他不轻信别人，却十分珍视友情。后来拉法叶特身处逆境，他仍一如既往地加以关怀。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许多有志之士，热爱自由的人民，不惜远离家乡来到艰苦的美国战场，同苦难中的美国人民并肩作战，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年轻气盛的拉法叶特除了给华盛顿出谋划策以外，还经常请缨出战，要求华盛顿允许他亲率部队上前线去同英国殖民军作战。有一次，华盛顿派拉法叶特率领2000名士兵去前线参战，以切断费城同外界的联络并监视敌人的动向。拉法叶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拉法叶特作战非常勇敢，经常冲在部队前面，有一次在战场上腿上中了一颗滑膛枪弹丸，仍然坚持指挥部队战斗。

1779年圣诞节前一天，拉法叶特的夫人生了一个儿子。拉法叶特赶回了法国。

当时，美法同盟条约已经签订，法国宫廷虽然已向英国宣战，并从物资上公开支援美国，但在选择同英国决战的地点问题上瞻前顾后。因此，派遣远征军去美国的事久拖不决。正在此时，重返巴黎的拉法叶特为促进法军援美作出了很大贡献。

几个月来，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科学家富兰克林在巴黎积极活动赢得了凡尔赛方面的好感，获得了一笔300万利维尔的贷款，但是后来法国政府变了卦，只同意将贷款中的四分之一用于供应军需品。拉法叶特获悉此信息以后，就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关系同政府要员商谈，提出从王室的军需库里拨出15000人的全副武装和一定数量的火药运往美国。他还建议国王向美国提供资金为美国士兵购置布匹。这位年轻的贵族还告诉法国外交大臣，美国的独立“对我们自己国家的荣誉和福祉”很重要，因此法国必须重视“下一次战役”。

对于拉法叶特为促进法军援美所作出的努力，华盛顿和美国人民深为感激。华盛顿从西点给拉法叶特发出的信中说：“您对自由事业的无限热心，您对这新生世界的深情厚谊，您在美国及返法后为合众国所作的不懈努力，您对美国人民无微不至的关心，以及您对我要求严格而又始终如一的友谊，已经把我最初见到您的感觉——尊敬与喜欢，转变为完完全全的热爱和感激，而这种感情不会由于时间与距离的变化有所减损。不论您以何种身份——以英勇无比的法军统帅的身份(如果情况有此需要)，或者作为美军的少将师长或干戈平息解甲归田后作为私人朋友与伴侣——我都将以热情的友谊欢迎您到哥伦布的土地上来，并欢迎您光临寒舍，但无山珍海味和豪华的享受，只有家常便饭和亲切的款待。”

外表威严，有时甚至火气挺大的华盛顿将军从不轻易吐露内心的感情，然而他在这封信中却洋溢着一种真切、诚挚的情感。

美国朋友的感谢和赞扬更鼓舞了拉法叶特的斗志。在组织远征军的问题上，他针对别人对他的误解而强调指出：“如果我纯粹被争当指挥官的欲望所驱使，那么他们在美国给予我的已比我在此乞求的多得多!”

最后，法国宫廷决定让拉法叶特重返美国在大陆军中继续任职，并指派一位沙场老将出任法国远征军司令。这位将军就是罗尚博，他在拉法叶特出生以前就已经是一位准将，19岁时他的军衔已同拉法叶特在美军中的军衔相同。拉法叶特孩提时已闻知罗尚博的大名。对这一人选，拉法叶特认为是适合的，因为“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军官”。

拉法叶特根据在美国的实践深知处理好美军和法军的关系至关重要，因此他再三向宫廷建议：法国远征军应受华盛顿的指挥，以免引起纠葛与不和。法国宫廷根据拉法叶特的建议，决定法国远征军司令是华盛顿的第一副手，为此授予罗尚博以中将军衔，使他的军衔仅仅低于华盛顿，而高于华盛顿以外的所有美国军官。战役计划则由华盛顿同拉法叶特合作决定。法国政府这些决定不仅给华盛顿增加了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几乎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的两倍而且也使这位美军总司令置于不受其他力量制约的独立地位，既无需同大陆会议商量，也不必向法国国王在美国的代表汇报而动用这支部队，成了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总司令。

1780年春，拉法叶特准备重返美国前线。出发前，他频繁参加社交活动，同亲朋好友辞别。2月29日清晨，拉法叶特身穿蓝、白、金相间的美国少将制服去凡尔赛宫向国王和皇后辞行，皇后对他能够推进法美共同事业抱有信心。下午，拉法叶特穿着同样的制服出席了前法国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舒瓦瑟尔公爵举行的宴会。会上，英国前首相沃波尔的侄孙对拉法叶特的少将制服表现出轻率的惊讶，还对美国军队衣不蔽体的状况评头论足。拉法叶特虽然无名火起，勃然变色，但仍然冷静机智的回答他说，美国人有许多各不相同的制服，不是所有美国军队都穿得同样好，但是俘获英国军队的美国人几乎全是赤身裸体的。话音刚落，沃波尔的侄孙尴尬不堪。

拉法叶特于3月20日登舟返美。他远眺一望无垠的大海，心中憧憬着未来的战斗。他的口袋里装着一封富兰克林写给华盛顿的信，在信中，富兰克林赞扬了这位年轻军官为了“我们祖国荣誉”而表现出来的热情以及他“对我们的事业”和对华盛顿的牢固感情。后来，华盛顿在给富兰克林的回函中也说：“来函已由我们的青年朋友、蔼然可亲的拉法叶特侯爵带到，获悉一切，至以为感。侯爵在法国为我国所作的一切努力，进一步证明了他对我们这场伟大事业的激情，也使我们加深了对他的敬爱。”

经过38天的航行，拉法叶特乘坐的“埃尔米诺”号船于4月27日到达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的马布尔里德港。翌日，他由水路到达波士顿。拉法叶特重返美国的消息不胫而走，他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一位法国人情不自禁地评论，拉法叶特在波士顿受到了比两年前更为热烈的欢迎。

7月10日，罗尚博率领6000名法国远征军也顺利抵达美国罗得艾兰的纽波特。法军抵美之日，正是英军在美国南部暂时猖獗之时。驻守在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的英军将领康华里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坎宁击败盖茨将军指挥的一支美国军队以后，他便想把美军逼到弗吉尼亚聚而歼之，一口吞掉美国的南方军团。但是，康华里低估了美国军民的实际力量。因此，他的一厢情愿的计划连连遭受挫折。

华盛顿获悉南方连连胜利以及法国海军即将抵美的消息以后，他确信同英军决战已为时不远。然而最重要的是正确选择决战地点，这是关系美军成败的关键性的一着棋。

拉法叶特返美不久，便同华盛顿讨论了如何选择同英军决战的地点问题。当时，拉法叶特向华盛顿建议三个决战地点可供选择：一是美国南方，二是纽约，三是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华盛顿反复考虑，认为在纽约决战是上策。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法国海军不便进入纽约湾，二是英军已经察觉了美法联军准备围攻纽约的战略意图。为此，华盛顿又同拉法叶特、罗尚博等人会合在他的家乡芒特弗农山庄，经过反复研讨，他们正式决定，一方面严格保密，故作继续进攻纽约的姿态欺骗英军，另一方面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选择在约克敦聚歼英军。

1781年10月14日，美法联军开始向英军发起总攻。美军连续几天的炮击，英军岌岌可危。17日英军将领康华里率8000名英军无条件投降。19日举行了庄重的受降仪式。

约克敦胜利的消息像春雷震撼北美大陆，美国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约克敦的胜利是值得美国人民大庆一番的。因为它是独立战争过程中最大的一次胜利，它标志着美军的战略反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自此以后，美英双方几乎停止了重大的军事行动，正如拉法叶特所说的一样，“戏已经演完”。

华盛顿与拉法叶特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以后，拉法叶特于1782年回国。此后，他们一直通信，始终保持着常青的友谊。在华盛顿辞去总司令职务，退居芒特弗农山庄不久，拉法叶特曾于1784年8月怀着对华盛顿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再次远渡重洋，来美国专程看望华盛顿，他们在山庄里度过了一段最愉快的时光。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拉法叶特任巴黎革命军总指挥。他为了让华盛顿分享法国革命者的胜利喜悦，特意把打开巴士底监狱的钥匙寄给华盛顿作纪念。法国大革命失败后，拉法叶特在逃往荷兰途中被奥军俘虏入狱，他15岁的长子只身逃到美国，华盛顿立即设法安排照料，后来又亲自将孩子接到芒特弗农山庄，把孩子置于自己的精心照料和爱抚之下。后来，得知拉法叶特获释后，华盛顿悲喜交集，把啜泣的小拉法叶特紧紧搂在自己的怀里，并让孩子捎信给他爸爸，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

圣马丁

圣马丁于1778年出生在阿根廷，卒于1850年。1786年随父母迁至西班牙，入马德里贵族学校学习。1789年开始在西班牙军队中学习，当过步兵、骑兵和海军；曾随军转战北非、法国和葡萄牙，参加过1796年英西海战和1808年开始的西班牙人民抗法战争，由一名士官晋升为中校指挥官。1808年加入以解放美洲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劳塔罗社”。1811年脱离西班牙军队，回阿根廷投身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战争。1813年，奉命转赴图库曼，接任北方军司令。他根据敌对双方特点制定了解放南美洲的新战略方案，变北上为西进，即停止进攻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统治堡垒秘鲁。改由阿根廷西部越过安第斯山脉，先解放智利，然后再从海上进攻秘鲁。他的主张得到了阿根廷政府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1814年8月，受命赴库约省任省长，组织“安第斯山军”。1817年中旬，率军攀越安第斯山脉，攻进智利。

圣马丁率领由4000多人组成的安第斯山军，分别通过四道相隔甚远的隘路前进，最后终于通过了安第斯山。智利保王军听说圣马丁的军队从安第斯山多路进入智利，皆胆战心惊。他们企图在圣地亚哥附近阻止安第斯山军，但为时已晚。

被击溃的智利保王军，在智利中部各地秘密流窜，并在南部康塞普西翁附近重新集结。沃伊金斯遂指挥军队将智利保王军残余包围起来。西班牙的秘鲁保王军决定重新征服智利，于1817年12月9日派遣一支远征军，增援被包围的智利保王军。西班牙人的意图是击败沃伊金斯，然后把陆军主力经海路运往瓦尔帕来索，引诱圣马丁南下增援沃伊金斯，接着一举进入没有防御的圣地亚哥；即使失败了，也可以从海上撤退。

圣马丁从他派往利马的情报人员那里得知敌人这一意图，便提前进行了军事部署：一面派兵支援沃伊金斯，一面准备在瓦尔帕来索或圣地亚哥以南制止敌人的进攻。1818年2月12日，正值查卡武科之战一周年，圣马丁在政治上争取主动，正式宣布智利独立。根据敌我情况，他决定采取避敌锐气，以守为攻的战术，诱使敌军司令奥索里奥进入内地，在爱国军能施展其骑兵优势的地方与敌决战。3月19日，奥索里奥于坎查拉亚达发动了一次夜袭，爱国军失利。圣马丁指挥军队有计划地退却，于4月初撤至圣地亚哥南侧的迈普平原列阵以待，奥索里奥于4月4日夜在爱国军南侧列阵，左翼部署了骑兵，但没有纵深和预备队。

4月5日晨，圣马丁策马阵前，观察敌人的部署情况，他满怀信心地说：“奥索里奥比我想像的还要愚蠢，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了!”上午十一时，爱国军突然以猛烈的炮火准确地袭击了敌人，获得大胜。迈普战役的胜利，使智利获得完全解放，进一步巩固阿根廷的独立，在军事上为圣马丁大陆战略计划的最后实现扫清了道路。

圣马丁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军事家，他的军事策略使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备受世人推崇。

安东万·约米尼

在拿破仑时代之后的19世纪早期，全世界超过两代的军事领导家与军事学校的学生都在研究着安东万·约米尼的著作，他们把他的作品视为现代战争的《圣经》。约米尼在书中将战争简单地概括成了几条指导原理，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军队应该全力打击敌人的弱点，从而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为美国内战中的将军和19世纪中期各个战争中的欧洲领导家们提供了进行大规模军事战争的首要理论指导。

1779年3月6日，约米尼出生在瑞士的帕耶讷(Payerne)，父亲是帕耶讷市市长。他做过短期的银行职员，十九岁入伍瑞士军队(属法国)，二十一岁开始指挥一个旅作战。约米尼是一个不错的军事学生，他差不多很快就开始出版许多记录着他一些想法和发现的书籍。1804年至1805年，约米尼出版了他的前四本书，这些书给法国元帅米切尔·内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805年后期的奥斯德利兹战役中，内伊元帅把这位年轻的作者留做他的副官，并让他加入了自己的参谋部。

约米尼的著作给拿破仑一世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05年拿破仑晋升他为陆军上校。后来在1806年的对俄战争中，约米尼加入拿破仑一世的总参谋部，并参加了耶拿和伊于罗断(Eyulaus)战役，赢得了荣誉勋章。

1808年至1809年，约米尼参加了西班牙战争，虽然在那里与内伊产生了个人矛盾，可他还是担任了这位元帅的参谋长。约米尼与内伊的关系从互相钦佩转变成了公开的对抗，矛盾激化到约米尼差点辞去职务去参加俄国军队。拿破仑出面介入了此事，并要约米尼继续协助内伊，同时委任他为将军，率领军队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作战。

约米尼将军就这样在两方面军队里同时协助内伊和拿破仑。1814年，拿破仑的参谋长路易斯·亚历山大·贝蒂埃阻止约米尼晋升为师长，并要以约米尼贻误呈交报告的罪名逮捕他。罪名是次要的，可贝蒂埃虚荣自负的怨恨是约米尼不能忍受的。不想再与贝蒂埃一起作战的约米尼离开了法军，加入了亚历山大一世的俄国军队，约米尼被亚历山大一世晋升为中将，并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作为助手和顾问与亚历山大一起共商军事。然而，约米尼拒绝直接参加后来的俄国对法战役。滑铁卢之战以后，约米尼没能说服和劝阻法国君主处死内伊。

许多法国的老朋友都责备约米尼支持俄国的行为，而其他的人却对他支持内伊而感到不满。然而被流放圣·海伦娜的拿破仑却写信给约米尼，表明了他对约米尼的宽恕，还解释说，约米尼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是个瑞士人，而不是法国人。

滑铁卢战役之后，约米尼一直处于半退休状态，并继续他军事著作的写作。1823年，俄国沙皇重新召回约米尼，提升他为全职将军。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约米尼组织建立起了俄国军事参谋学院，并担任未来沙皇尼古拉斯的私人教师，1828年，在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中，短期指挥了瓦尔纳包围战。1829年，约米尼从俄国军队退役，1853年至1856年，除了回到俄国给沙皇的克里米亚战争提一点建议之外，约米尼在布鲁塞尔以著述他的战争观念而度过余生。1869年3月22日，这位当之无愧的战争艺术专家在布鲁塞尔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岁。

在约米尼漫长的一生里，他出版了三十余本有关战争历史与战争理论的书籍，研究的对象包括腓特烈大帝、法国大革命、七年战争以及拿破仑的一生。而1838年出版的《战争艺术概论》是约米尼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籍，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就被美国的西点军校和其他的军事机构当作最主要的教科书来使用。全世界推崇拿破仑作为自己作战指导的军事领导家们确信，瑞士军官约米尼为他们提供了这位法国皇帝能够取得成功的作战秘诀。

约米尼的作品冗长而且难以总结概括。依据他的理论来引用同一处原文，读者可以证调和反驳出截然相反的观点。然而约米尼仍然创作出了第一本系统分析拿破仑战争艺术并广受大家欢迎的书籍。除了作战理论，约米尼定义的战术策略等概念至今仍然被大家接受，其他一些他记录和定义的军事术语还包括：“战场”——就是战争的边界范围；“战线”——就是敌我双方的接触线。

约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强调，“步兵无疑是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但步兵必须与炮兵、骑兵以及后勤完全协调作战。他还强调了军队士气的重要性与“民族精神”对野外作战士兵的支持作用。

约米尼战争艺术理论的核心就在于建立起一套严格的、适用于不同战况、不同地形的计划与行动管理体系，每一次行动都围绕着一系列的作战计划，联合友好的军事力量，有力打击敌人的弱点，穿越敌人的战线，为下一次作战开辟有利的条件。尽管人们读完所有约米尼的作品会发现他要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加灵活变通，可新近越来越多研究战争艺术的人员对他充满限制的几何作战计划形式与绝对的作战条例进行了批判，约米尼的教条学说里并没有预见到人们会发明出远程快速、命中率高又可以集中火力发射的步枪。

约米尼一生都喜欢别人推崇他为军事著作的首要作家。相比大部分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基本作战原理来说，他后来的战争术语学倒是影响得久一些。有趣的是，取代他成为主要军事理论家的卡尔·克劳塞维茨和他同处一个时代，而且还有很多相同的经历。与约米尼一样，克劳塞维茨曾经撇下自己的普鲁士军队加入俄军，两者都参加了几次同样的战役，当然，还同样拥有他们自己的军事理论著作。

约米尼的战争书籍是最早被广泛传看的，可到了19世纪后期，军事学校的学生们开始转为研究意义更加深远的克劳塞维茨的哲学著作了。尽管他们的结论很相似，可是少了些固执呆板的克劳塞维茨理论变成了指挥家在战争中寻求灵活变通的首要原则。克劳塞维茨与孙子的排名之所以要比约米尼靠前，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要更长远一些，并更具有现时意义。

玻利瓦尔

玻利瓦尔，19世纪初，南美洲北部为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而进行独立战争的领袖，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委内瑞拉的民族英雄。

1783年玻利瓦尔出生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一个土生白人贵族世家，父亲及祖辈都在当地极有权势。但玻利瓦尔并不愿在家人的呵护下生活。1797年1月，玻利瓦尔以士官生的身份参加了委内瑞拉民卫部队，第二年7月他被晋升为少尉。1799年玻利瓦尔结束了部队生活，前往欧洲学习和旅游，在此期间，他接受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此后他的一生都在为委内瑞拉和南美洲的独立事业而奋斗。

1807年玻利瓦尔从欧洲回到委内瑞拉，积极投身于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1810年他参加了委内瑞拉人民发动的武装起义，并作为新政权的代表出使英国，以寻求英国对他们的支持与援助。1811年委内瑞拉议会通过《独立宣言》，正式宣告独立，并成立了第一共和国，玻利瓦尔被任命为卡贝略港要塞司令，带领共和部队与外来侵略势力及国内反动分子进行斗争。但是一年之后，第一共和国就遭到颠覆，共和政府被推翻。

为了重建共和，玻利瓦尔组建了一支一千余人的部队从新各拉纳达打回委内瑞拉，收复了加拉加斯，建立了第二共和国。因此他被人民誉为“解放者”，并出任委内瑞拉共和军总司令。1814年，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联手进攻下，第二共和国也被颠覆，玻利瓦尔出走牙买加和海地。在海地，玻利瓦尔总结出了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的巨大失误。

1816年，玻利瓦尔在海地革命者的支持下，又组成一支军队回到委内瑞拉。这次他没有首先攻打大城市，而是建立农村武装，宣布解放黑人奴隶，并从奴隶中招募士兵，组建部队，并答应给革命的战士分配土地。1817年和1818年，玻利瓦尔的部队渡过了接连失利的困难时期，终于抵住西班牙军队的进攻，平定了内部叛乱，并联合平原地区的游击力量，在委内瑞拉东部建立了以安格拉图斯城为中心的基地。1818年，玻利瓦尔主持召开了国民议会，并宣布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成立。1819年，玻利瓦尔率军出征新格拉纳达，在一年之中解放12个省，1820年8月7日波哥大也得到了解放。同年12月17日，安格拉图斯国会决定将原委内瑞拉都督区和新格拉纳达总督区合并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玻利瓦尔当选为总统，并统率三军。1821年初，玻利瓦尔挥师东进，在6月24日取得了卡拉沃沃会战的全面胜利。

他认为，“此次辉煌胜利确认了哥伦比亚共和国在政治上的诞生”。1822年5月，统一的六哥伦比亚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南美洲北部独立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玻利瓦尔不仅是一个民族英雄，同时还是一个极为高尚的国际主义者。在把委内瑞拉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以后，他又开始投身于全美洲的民族解放事业中。1822年，玻利瓦尔率领哥伦比亚军队开始南征，同年4月在邦博纳之战中他率领部队重创西班牙军。1822年中期，玻利瓦尔同北上解放基多的苏克雷部队胜利会师。1824年8月，玻利瓦尔指挥的胡宁之战获胜，为解放利马奠定了基础。由于哥伦比亚国会牵制，玻利瓦尔不得不于1824年10月交出全部军权。但苏克雷遵照玻利瓦尔的指示，于同年12月以不足6000人的兵力和约一万人的西班牙殖民军主力在阿亚库乔高原进行决战，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大获全胜。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它标志着西班牙在南美洲统治的终结，秘鲁总督殖民军的四个元帅、十大将军全部投降。1825年，秘鲁解放。为了纪念玻利瓦尔，该地独立后，定国名为玻利维亚。1826年1月，卡亚俄港的西班牙驻军投降，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宣告结束。

玻利瓦尔以毕生精力反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他领导的独立战争解放了南美洲相当于今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5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拉丁美洲建立共和制度和促进美洲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温菲尔德·斯科特

在革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军事领导人无疑是温菲尔德·斯科特。斯科特是个活跃的将军，他是美国军事历史上在职时间最长的将军，领导军队超过二十年。他对军事领导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他对胜利和训练之间相互关系的洞察。

1786年6月13日生于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附近自己家族的月桂枝庄园，斯科特在独立学习法律之前在威廉，玛丽法学院学习。短暂的在学院逗留后，他于1807年加入了当地的一支骑兵队伍，使他后来得到一份在正规军中担任炮兵的工作。斯科特早年穿军服的日子不是很成功。至少有两次他考虑过辞职重返法律业。从1809年到1810斯科特在新奥尔良服役，在那里，他指控他的长官詹姆士·威尔金森将军是个“叛国者、说谎家、流氓无赖”。虽然斯科特的评价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指控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并从现役停职一年。

斯科特的第一次战斗经验并不比他平时服役更有教益。在1812年战争开始时，已经是陆军中校的斯科特，加入了试图从纽约北部入侵加拿大的美国军队。1812年10月13日在皇后镇高地公园战役中，英军俘虏了斯科特，并在交换战俘前把他囚禁了三个月。

1813年，斯科特指挥了一场对福特·乔治的成功袭击。在从袭击的伤亡中恢复过来以后，斯科特参与了对蒙特利尔并不成功的进攻，在那里他找到了美国军队的问题所在：民兵训练素质差，挑选的军事领导人更看重乡谊而非能力。

1814年3月，已经是准将的斯科特建立了一套保持了二十五年的领导风格。他开创了一场严厉的训练方式，包括反复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操练。他强迫进行循环训练，对着装和行为方面有诸多规定，因此得到了“老古板’的绰号。

作为1812年战争的幸存者，斯科特所带的旅赢得了他们该得的荣耀。1814年7月5日，他的军队在齐佩瓦打败了人数远远超过自己的英国军队。不到三周的时间，这支旅又抵抗了英军主力在兰迪道之战的进攻，斯科特再次严重受伤。战争结束时，斯科特被提升为少将，不仅赢得了军界的尊重还受到普通美国民众英雄式的欢呼。

在这场战争以后，斯科特参与到改造战后军队，融合在战场上的经验编写军队的第一本标准训练手册。他还两次访问欧洲，从别国学习军事组织和各种训练方式。

在1812年战后期间，斯科特证明了自己进行谈判与训练士兵同样拿手。1832年他通过磋商签订的协议避免了与索克和福克斯印第安人的战争，在1838年和1839年两次解决了新英格兰—加拿大的边界纠纷，这场纠纷有导致大不列颠与美国之间第三次大战的危险。1838年，斯科特还监督切罗基族从乔治亚州迁移到后来成为俄克拉荷马州的保留地。

在这期间，斯科特一直保持直率的性格，常常与国会议员和总统的政治议程发生冲突。尽管如此，他的正直和领导才能还是继续得到公认和嘉奖。1841年7月5日，斯科特接管了整个军队，这个职务他担任了二十年，并且利用职务之便继续发展纪律与军事训练和战术的标准化。

1846年墨西哥战争爆发，斯科特最初留在华盛顿让圣扎迦利·泰勒将军领军入侵墨西哥。虽然泰勒在墨西哥北部赢得了几场战术性的战役，斯科特还是意识到美国要赢得完全的胜利，就必须把战场推进到墨西哥腹地，包括他们的首都墨西哥城。詹姆士·K·波尔克总统虽然不愿意增加斯科特受民众的欢迎度，因为害怕他会成为自己政治上的对手，但最终还是授权将军接管战场上的全部军队。

1847年4月8日，斯科特和他的侵略军在韦拉克鲁斯实施了美国第一次重大的两栖登陆作战，并且以最少的人员损失攻占了该港口城市。迅速向内陆推进，4月18日，斯科特在塞罗戈多遭遇并打败了一支由山塔·安娜率领的人数更多的墨西哥军队。虽然补给线拉得很长，又是山区地形，他的军队还是在占领了普韦布洛，并随后在八月和九月分别赢得了孔特拉斯、梅林诺·德拉·雷和查布尔特佩克的几场决定性战役。援助斯科特并学到有用的策略运用于以后的战场的都是一些年轻的军官，包括罗伯特·爱德华·李，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还有超过一百位别的后来在内战中成为北方部队或南方联盟军队将军的年轻军官。9月14日，在历经五个月的连战连捷，斯科特占领了墨西哥城。胜利使美国得到了更多的土地，从德克萨斯州到加利福尼亚，构成了美国三分之一的版图。

斯科特一直作为军政府的首长待在墨西哥城，直到1848年4月回国并成功地回击了波尔克总统对他私生活和财政方面不正当行为的诬告。作为军人他虽然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斯科特转到政治领域做得并不好，没能获得辉格党的提名参加1848年的总统竞选。四年后他获得了提名，但是在大选中大败给了富兰克林·皮尔斯。

在他从政期间，他被获许保持现役军职，斯科特并没有忽略从在墨西哥学到的经验教训中继续改进军事训练。在帮助解决1859年另一次美英之间普吉特桑德的圣胡安岛边界纠纷时，他的谈判技巧仍然保持锐利。

到1861年，斯科特为他的国家服务了五十多年，经历了两场战争。尽管出生于弗吉尼亚，在内战爆发时斯科特还是效忠于他的国家。斯科特是少数认为美国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平息叛乱的人之一，事实上，他制定了一项计划，即通过广泛的动员，封锁南部，迅速从密西西比河撕开联盟的缺口。将军的“蟒蛇计划”受到北方媒体、政客和年轻的军官的嘲讽和奚落。报纸把斯科特描述成常常在办公桌前就睡着的年迈老人。

1861年11月1日，斯科特退休，联邦军队统帅权移交给乔治·B·麦克莱伦将军。斯科特活过了内战，看到他的计划最终被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采纳并获得成功。他于1866年5月29日在纽约的西点军校去世，距他的八十岁生日只有几天。

从战场的前线到国会大厦的大厅，斯科特指挥和塑造了美国军队半个世纪。他的勇敢、无畏和组织才能把一支初生的军队带到了快要跻身世界强国的地位。尽管现在不如格兰特或是李有名，斯科特是他们俩的良师和领导。他的重要性超过他们俩，因为他在职时间长，但是他排在带领美国赢得独立的华盛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级将领之后，这些高级将领打败轴心国赢得胜利，并确定了美国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地位。

尤利塞斯·格兰特

在美国内战联邦军队打败联盟军的过程中，尤利塞斯·格兰特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他的战略战术谋划能力证明了他优于他的主要对手，罗伯特·李。尽管因为有重大人员伤亡的经历，格兰特常被描述成醉鬼和屠夫，但是他理解将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投入整体战争的重要性。格兰特取得胜利维护了美国的统一。

无论格兰特的平民生活还是军事生涯都不是一开始就引人注目的。他在1822年4月27日出生于俄亥俄州快乐镇的一个制革厂主家庭，是六个孩子中最大的，格兰特在1839年接到美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入学通知。在向西点军校报到时，格兰特决定将他的名字从海勒姆·尤利塞斯改为尤利塞斯·海勒姆以避免首字母缩写“HUG(拥抱)”带来的尴尬。一次国会议员提名他竞争学院奖犯了行政上的错误，误将他的名字报成尤利塞斯·辛普森。为了避免以后的混淆和繁琐，格兰特没有费力去修正这个错误，欣然变成了U．S．格兰特(双关语：美国的格兰特)。

格兰特在西点军校并没显示有很大的潜力，他在1843年那届毕业的三十九名军校学生中排在第二十一名。虽然在学校格兰特的马术是最出色的，但是这位新的陆军中尉被分在了步兵团，并在毕业后，到密苏里州的杰弗逊兵营第四团报到。

1846年墨西哥战争爆发，格兰特和随他所在的团在格兰德河边界加入了圣扎迦利·泰勒的队伍。格兰特参与了这场战争早期的几场战役，在蒙特雷战役(Monterrey)因为勇猛善战而受到了表彰。1847年他所在的军队转到南方加入由温菲尔德·斯科特领导的一场入侵韦拉克鲁斯的战争。这场战争中格兰特在四月参加了塞罗戈多战役，八月参加了丘鲁布什科(Churubusco)战役，九月参加了梅林诺—德拉—雷和查布尔特佩克战役。攻陷墨西哥城时，格兰特已名誉晋升到上尉，正规军晋升到中尉。

格兰特在1848年回到密苏里州，娶了当地一个种植园主的女儿朱莉娅·登特(JuliaDent)，他是在早前分配到杰弗逊兵营时认识她的。频繁的换防把格兰特带到·了密西西比州，纽约州，密歇根州和太平洋西北部。1854年，已经是正规军上尉的格兰特到加利福尼亚的福特洪堡报到，因为他的妻子不能随他去赴任，格兰特开始——据一些记录说是继续——酗酒，其后很快他就放弃了他的职务。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格兰特回到密苏里州尝试过农业和各式的商业冒险。但是一样都没有成功。1860年他把家搬到了伊利诺斯州的加利纳，并在他父亲的皮革店里做职员。

内战爆发时，格兰特试图在常规军中重新获得一个职务，但是尽管大规模的动员，军界还是没有对他表示太大兴趣。最后，格兰特终于获得一个上校职位担任伊利诺斯第二十一志愿步兵团的指挥官，不到两个月时间，他就被提升为准将指挥密苏里州东南区。

格兰特的第一次在内战战场赢得有限的胜利是在密苏里州的贝尔蒙(Belmont)。他并没引起林肯总统和正规军的注意，直到他极其漂亮地将海军和陆军相配合于1862年2月占领了联盟军的亨利和达那逊(Donelson)堡。格兰特在达那逊堡战役时要求叛军指挥官的话成了他的昵称：“无条件投降”格兰特。

1862年春，格兰特被提升为少将，并掌管田纳西州的军队。4月6日，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将军(Albert Sidney Johnston)率领联盟军队突袭了田纳西州夏伊洛的联邦军队，但是，格兰特重整他的队伍对叛军进行了反击。

在夏伊洛之后，格兰特指挥了几次机动作战，展示了他对战场战术的掌握。运用快速行军和攻击性行动，格兰特在他的军队向维克斯堡行进过程中，在密西西比州对超过己方人数的敌军五战五捷。格兰特再次用美军海上舰队在密西西比河上配合他的进攻，并在六月从陆上和海上包围了维克斯堡(Vicksburg)。这座城市在7月4号向格兰特投降，使联邦军完全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并成功地将联盟军从地理上切断为两个部分。

在维克斯堡一役后，格兰特终于在美国正规军中获得任职，被提升为少将，并任新成立的密西西比师的指挥官。他迅速地控制了查塔努加(Chattanooga)，冲破了叛军的围城攻势，在鲁克奥特山赢得了关键性的胜利。胜利后格兰特并未休整，而是乘胜追击撤退的叛军。

林肯总统三年来一直在寻找可以结束这场战争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将军。1864年他认定格兰特就是他在寻找的那个统帅，9月他提升格兰特为中将任命其为联邦军的总指挥。正规军的军官们对格兰特没有好的印象，普通的市民听到的都是他酗酒的故事，对此，林肯只是简单的回应，“我需要这个人，他作战英勇”。

那也正是格兰特所做的。他很快就接管了统帅权，在战场上用电报指挥了整个联邦军取得成功。意识到南方比不上北方的人力和其他资源，格兰特开始把一连串的行动建立在损耗资源上(对温菲尔德，斯科特早年蟒蛇计划的继续与延伸)。他一面命令威廉·T·谢尔曼向亚特兰大推进，菲利普·谢里丹压制申南多亚谷的叛军，一面自己同波拖马可河(Potomac)乔治·米德(George Mead)的军队一道抗击瑞奇蒙德(Richmond)和李在弗吉尼亚的部队。虽然经历了一系列血腥的荒原战役、斯巴萨维利亚战役(Spotsylvania)和冷港战役，结果格兰特并没在这场战争中获取必需的胜利。事实上，李足以与他匹敌，并在某些情况下领导才能胜过他。但是联盟军继续损失人员，又不能得到补给，他们只能被迫应付格兰特的进攻而不能自己主动发起进攻。

1864年6月，格兰特在弗吉尼亚的彼得斯堡包围了李的部队。此时1865年4月1日，格兰特在五岔口战役中取得胜利威胁到李的右翼防守迫使他撤退才告结束。格兰特与李的西撤军队平行，并命令谢里丹切断他们的撤退路线。4月9日在阿波马托克郡府，李认识到他已经无力再战，于是向格兰特投降。剩余的南方叛军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也跟着投降了。

格兰特在战后一直留在军中，1866年，国会批准将他提升为四星上将，这是自1799年来唯一一次这样的提升，1868年格兰特赢得了他两次竞选中的第一次，成为美国总统。但是被一系列的丑闻摧毁，用人不善，卷入欺诈的丑闻，虽然不是格兰特本人这样做，他的总统生涯证明了他是个更好的将军而非政治家。

在经过1879年不成功的第三次竞选活动后，格兰特搬到了纽约。他很快证明了他的商业技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长进，他在一次银行业投资中损失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在被诊断出患有喉癌后，格兰特用生命的最后时间来写自传，并在他去世前四天才完成。他于1885年7月23日在纽约的蒙特葛瑞格尔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这本自传很成功，版税足够支持他家庭未来的生活需要。

格兰特矮壮、结实、肩膀浑圆，他的军人风度从未给任何人留下过深刻印象。尽管几乎别的尝试都失败了，他仍然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他的人员伤亡名单很长，也确实常常饮酒过量。不管怎样，他赢得了美国历史上最大、最关键的一场内战，保证了联邦的存在和奴隶制度的废除。

虽然不像李一样受人爱戴，不像J·E·B斯图尔特或菲利普·H·谢里丹一样炫耀，格兰特向世人证明了林肯对他的军事任命是正确的，他就是在那个适当的时间里的正确人选。现代的“总体战”和美国的统一是他留给世人的遗产。没有他的领导，美国很可能会陷于分裂，不会上升到今天的超级大国地位。

加里波第

具有卓越军事天才的加里波第，在政治上却过于浪漫天真，对于身边的种种阴谋诡计，权力欲望、党派纷争，他感到厌烦无奈。他那高贵无私的纯洁的心灵中，只有一个想法：统一意大利，一切为了祖国。他宣布两西西里王国并入撒丁王国，把一切权利移交给埃马努埃莱国王。

至此，除罗马和威尼斯之外，意大利全国基本统一。国王派人送来一份礼单：给他一处王宫古堡，一艘汽艇，给他的长子梅诺蒂一座庄园，委任他的次子里乔蒂为御前侍从武官，给他的女儿泰雷西一份丰厚嫁妆。“我奋战南方，既非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牟取私利。我急欲回去过我的孤独生活。’他不仅谢绝了礼单，而且辞去正规军中的官阶，带着未能进军罗马的遗憾和仅有的50法郎及一口袋菜豆种子，回到卡普雷拉岛。

1861年3月14日，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正式登基，意大利王国成立了。此后20年，内阁的权力斗争此起彼伏，国际矛盾风云变幻。这段时间，加里波第以为自由而战的传奇将军和耕种渔猎、造福于孙的一家之长的双重角色，有时活跃在欧洲大陆，有时幽居在海上小岛。

只要祖国需要，他会立即不计前嫌，二话不说，立刻组织志愿军奔赴前线。他带兵参加1866年的普奥战争，意大利作为普鲁士的盟友收回威尼斯，他再次为彻底统一祖国立下汗马功劳。1867年，他远征罗马失败，又于1870年委托助手组织志愿军进军罗马，和正规军一起推翻教皇国，收回罗马，最后统一了意大利。

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加里波第不仅成为解放祖国的元勋，意大利的民族英雄，而且也成了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一面旗帜。1861年，美国大使代表林肯总统正式邀请他去美国统率部队。1863年，当他因向罗马宣战而被捕时，全欧洲掀起了愤怒的浪潮，英国爆发抗议游行，德国募捐铸造金冠赠给他，瑞典举行群众示威，法国派出慰问团。在1870—1871的普法战争中，当得知法国推翻了拿破仑三世建立共和国时，他主动请缨，指挥八千沃捷兹军队，打败了普鲁士名将维尔德的二万大军。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时，他接到担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邀请。但是他已百病缠身，不能成行。日愈剧烈的风湿病和原因不明的发烧、疼痛，无情地折磨着这位戎马一生的传奇英雄。

卡普雷拉岛上，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坐轮椅的老人。有时他在女儿的墓地一坐半天，有时他扶着一块碑石喃喃自语，那下面埋着他的战马。晴朗的夜晚，他会用望远镜观看划破夜空的彗星，沉闷的下午，他多半呆在房间里，与镶在紫檀木镜框中，那条阿妮塔留下的乌黑发辫作伴。一天，他让人抬着来到海上，望着碧波万顷的大海，他轻轻抚着刚刚几岁的小儿子说：“小家伙，我希望你当海军。”

1882年6月2日，被恩格斯誉为意大利最后一位具有古风的英雄与世长辞了，他安息在小岛家庭墓地的几棵松树下。意大利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名字：朱塞佩·马力亚·加里波第。

毛奇

普奥战争以后，毛奇立即着手制订对法国作战的宏大计划和进行战争准备。北德意志各邦虽然统一了，但是南德还有四个邦国处于法国的卵翼之下。要完全统一德国，势必要与法国一战。而且作为一个军人，他个人的成就因为法国的干涉而打了折扣，心里一直忿忿然。所以于公于私，这一箭之仇都非报不可。

毛奇是一个知识全面、头脑冷静、目光锐利的军事家，就在普奥战争进行之中他已经发现了普军不少弱点。普军上下对骑兵的作用都认识和发挥不够，在普军翻越苏台德山脉时，他和下级指挥官都未派骑兵在前面警戒和侦察，行军处于一种盲目状态，结果在冲出山垭口时与奥军发生了遭遇战。如果奥军在山中或山垭口设伏，普军将吃大亏。此外，对骑兵屏护主力、阻滞敌军行进、反侦察等作用也未能发挥。

毛奇还发现普军炮兵武器和战术上都存在严重缺点。普军使用的大炮，很多还是前膛装填的滑膛炮，这种炮被证明比奥军普遍使用的后膛装填的线膛炮，在发射速率和准确度上都差得多。在战术上，普军习惯把炮兵放在行军纵队的尾部。所以当普军第二军团前卫部队从山垭口冲出与奥军遭遇时，就完全失去了炮火的保护。更为严重的是，当第一军团在萨多瓦向奥军正面发起进攻时，出现炮火支援迟缓的问题，普军步兵完全暴露在奥军火力之下，受创严重。

针对这两大弱点，毛奇在战后立即着手改革，将普军火炮全部更新为钢质、后膛装填的线膛炮，并对炮兵和骑兵指挥官进行新编队和新战术意识的培训。毛奇率先提出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即炮兵的预备队就是弹药。从此，普军在战斗中总是将所有能用上的炮兵都及早投入战斗。

经过毛奇几年的努力，普军在1870年投入普法战争时，无论在编制、装备、指挥，战术思想等方面，都远比法军准备充分。

在普鲁士人忙乎的时候，法国人也没有闲着。普奥战争一结束，拿破仑三世就眼巴巴地盼着俾斯麦答应给他领土“赔偿”的诺言兑现。谁知望穿秋水，俾斯麦一声不吭，就像压根儿没有这回事。拿破仑三世知道受了骗，心中极为不满。普鲁士人得寸进尺，又搞起了一个北德意志联邦，赫然一个大国屹立，法国要想再次称霸欧洲，可就遇到强硬对手了。拿破仑三世痛下决心，决不再姑息遗患，尽快以战争削弱普鲁土，阻止德国统一。

双方都在大规模地扩充军备，同时展开秘密的外交活动，孤立敌人，争取盟友。俾斯麦竭力想争取英、俄中立，拿破仑三世则力图拉拢奥地利、丹麦和意大利，组成反普同盟。老奸巨猾、巧舌如簧的俾斯麦显然比公子哥儿出身的法国皇帝技高一筹。俾斯麦颇有成就，拿破仑三世却接连碰壁，搞得臣民怨他无能，颇有要闹事的架势，逼得他只好尽早动武。

到1870年，普鲁士首先做好战争准备。可一时没有借口。按照俾斯麦的信条：只要需要，没有就去制造。俾斯麦眼睛滴溜溜一转，发现西班牙是个空子。原来的女王伊莎贝拉被1868年的革命推翻后，王位至今空着。俾斯麦派人秘密去马德里，收买西班牙临时政府，让他们邀请普王威廉的堂兄利奥波德亲王去当国王。这事俾斯麦、毛奇、罗昂一伙人事先没有告诉普王，他们怕威廉反对，阴谋就搞不成了。

果然，7月3日西班牙《回声报》披露利奥波德出任西班牙国王的消息后，正在埃姆斯温泉疗养的威廉国王闻讯大为惊讶，并立即表示反对。但反应最强烈的还是拿破仑三世，他简直跳了起来，一面向普鲁士提出抗议，一面扬言：谁敢派人去西班牙当国王，就同谁开战。事情明摆着，他要让那个普鲁士人去做了国王，岂不是让人家两面夹攻吗?

7月9日，法国驻柏林大使奉命赶往埃姆斯谒见普王，要求制止利奥波德继承西班牙王位。威廉表示他将劝阻亲王接受邀请。利奥波德也随即发表声明，不去西班牙做国王。事情到此本就可以了结了，但是拿破仑三世还不放心，竟命令大使去向普王逼索永远不同意利奥波德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书面保证。这就做得太过分了，威廉毕竟是一国之君，岂能做这种丢脸面的事。他拒绝了大使的要求，并将会谈结果电告首相俾斯麦。

俾斯麦收到电文时，正同总参谋长毛奇和军政大臣罗昂共进晚餐。俾斯麦看了电文，诡谲地笑了笑，问：“对法国的战争早打好还是晚打好?”毛奇以他一贯的简洁语言回答：“如果真要打，晚打对我们不利。”俾斯麦于是提笔在电报上改了几个字，将原来比较温和的语气改成带有侮辱法国皇帝的意味，他一面将改过的电文递给毛奇和罗昂，一面说：“那头高卢牛看见这块红布会立刻激怒起来。”三人大笑。他们虽然知道这会引得国王龙颜大怒，但一个统一的德国足以平息他的怒气。这三个战争贩子对于德国的统一，实在比国王本人还要热切。

经过删改的电文在报上一发表，法国舆论大哗。拿破仑三世气急败坏，觉得受了侮辱，但也高兴有了发动战争的借口。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正中了俾斯麦、毛奇等人的圈套，他们正是要法国先进攻，这样普鲁士便处于民族防卫战的地位，有利于争得德意志民族的支持和国际舆论的同情。

法国为这次战争也进行了多年的准备，陆军大臣向皇帝一再吹嘘说，完全准备就绪。拿破仑三世信以为真，急忙调兵遣将，想迅速集中优势兵力，越过莱茵河，向法兰克福方向突袭，切断南北德意志的联系，强迫各邦国中立，然后联合奥地利和意大利直攻柏林。同时，舰队在波罗的海和易北河配合陆军行动。

皇帝的战略计划本也不错，可他的军队实在不争气，平时训练差，装备落后且不齐全，参谋指挥系统效率低。部队接到集中命令时，到处乱成一片，有的将军甚至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地图没有，军需品不足，索要粮草、弹药、帐篷的电报纷纷飞向巴黎总部。7月28日，对此一无所知的皇帝兴冲冲跑到梅斯前线，准备发动进攻，这才发现没有一支部队完成战争准备。又耽误了一个星期，法军才于8月2日开始进攻。

普军却利用这段时间迅速动员和集中起来。在毛奇效率很高的总参谋部的指挥协调下，普军三个主力军团，连同预备队和机动部队共40万人，在十天之内便全部集结于西南边境一带。毛奇侦知法军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分别集中兵力，便将三个军团配置在法军两部之间、孚日山后面从北到南一线，这样三个军团既可以互相支援，也可以集中力量攻击敌军一部。

8月2日，法军主力莱茵军团的三个军从梅斯向德国境内的萨尔布吕肯突进，普军一部受冲击，被迫后撤。毛奇立即命令第一军团向第二军团靠近，第三军团向南突击，阻止斯特拉斯堡—线法军北上增援。8月4日，普军开始全面反攻。

弗里德里希·威廉亲王率领第三军团共13万人向南前进，在维桑布尔附近越过国境，歼灭了一个埋伏在那里的法国师。8月6日与麦克马洪元帅统率的法军南线军团六个师接战，将其击退，同一天，普军一、二军团在福巴克击溃法军第二军一部。

普军这一系列攻势迅猛而凌厉，尤其是改进后的炮兵，双方步兵尚未靠近便以猛烈的火力向敌军轰击，给法军造成大量死伤，严重打击了法军士气，在普军步兵进攻时又提供连续不断的炮火支援。战斗中，普军无论在炮兵火力、步兵火力的配合上，都明显强于对方。法军被这一连串的打击弄得手忙脚乱，梅斯的大本营里一片惊恐气氛。拿破仑三世见形势不妙，立即把帅印交给巴赞元帅，自己坐上马车慌忙往西逃往夏龙。8月9日，麦克马洪留下一部坚守斯特拉斯堡，自己带领其余南线部队乘火车撤往夏龙。

毛奇从骑兵侦察队那儿及时掌握了法军动向，命令第一军团直趋梅斯；第二军团插向梅斯与南锡之间；第三军团从南锡向西前进，从侧翼包围法军。8月中，向西挺进的第一、二军团以骑兵为先头部队进行快速迂回，在格拉夫洛特以西截住了从梅斯往凡尔登退却的法军。8月16日，普军挫败法军往马斯河方向突围的计划，迫其在格拉夫洛特设防。8月18日，两军在格拉夫洛特交战，双方都投入了十几万军队，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到傍晚，普军击败法军，攻入格拉夫洛特，迫使巴赞率领18万法军撤回梅斯要塞。普军乘势围城。

毛奇原计划没有设想法军主力会退守梅斯。法国人拙劣的战术使他喜出望外，他立即集中第一、二军团大部共15万人，由弗里德里希·查理士王子指挥围攻梅斯，将巴赞钉死在这里。其余部队另组一个缪斯军团，配合第三军团向巴黎进发，迫使法军在巴黎以东地区会战。

此时，麦克马洪元帅在夏龙又重新组成了一个新军团，共13万余人，他决定退守巴黎。8月21日，部队出发不久，麦克马洪接到大本营电报，要他火速驰援正在突围的巴赞部队。麦克马洪被迫回师东进。8月26日，麦克马洪向北绕道迂回到色当以南地区，避开从南锡往西北前进的普军缪斯军团。

毛奇从骑兵侦察队那儿得知麦克马洪正向梅斯开进，一时颇为疑惑，难道法国人连首都都弃之不顾了吗?因为巴黎方面已经没有防卫部队了。8月29日，他从被俘的法军参谋人员口中得知确切消息，立即命令缪斯军团和第三军团向北疾进，阻止麦克马洪渡过马斯河。

麦克马洪在途中得知巴赞仍被围在梅斯，普军两个军团又渐渐逼近，知道救援巴赞已无可能，为免全军被困，唯一出路是向北撤退。但拿破仑三世不甘心放弃梅斯的法军主力，命令麦克马洪继续东进。法军指挥混乱，命令反反复复，搞得部队疲劳而沮丧，而且也错过了战机。

8月30日，普军前锋部队赶到，随即发起袭击。法军正在进食，措手不及，受到重创。当晚，麦克马洪命令部队进驻与比利时接壤的色当要塞。拿破仑三世也进入色当。

毛奇命令缪斯军团越过马斯河，抢占通往比利时的阿登山口，从北面和东面包围法军，第三军团截断法军往巴黎的退路，从南面和西面发起进攻。8月31日，普军从四面向色当附近的法军发起猛攻。毛奇对普王威廉说：“近卫师开始进攻了，我祝贺陛下取得本世纪最伟大的胜利。”经过一天激战，法军被压缩在要塞周围一片狭小的地域内。黄昏时分，毛奇观察着地图，见合围已经完成，不禁得意地说：“现在我们把他们关在一个老鼠笼子里了。”

色当城周围小山环绕，法军驻扎城内，位置极为不利。麦克马洪当初退至色当，并不打算在这里组织防守，不过想休息两天，然后往西南撤退。没料到普军进军如此神速，两夜之间便使他成了瓮中之鳖。

9月1日凌晨，大雾弥漫，法军迅速占领阵地，准备抗击普军进攻。普军155000人已进抵前沿，占领了周围几乎所有高地，七百门火炮一齐对准色当城。俾斯麦和普王站在一个离色当只有三公里的小山上，用望远镜俯瞰着雾气笼罩的色当城，等待着欣赏胜利的全过程。

不久，雾气开始消散，色当要塞的轮廓渐渐显现出来。毛奇下令总攻，七百门大炮一齐怒吼，炮弹像雨点般落在法军的阵地上和城内的房屋上，到处是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炸和熊熊大火，法军士兵争先恐后往堡垒里乱钻。上午七时，法军总指挥麦克马洪元帅在视察前沿阵地时被炸成重伤，被迫交出指挥权。当时法军还控制着城北一处高地，这是法军唯一可能的退路。可是法军将领们却在是否突围的问题上发生争吵，普军趁机攻占北部高地，将十余万法军全部装入袋中。此后，普军采取联合火力，集中炮火进行压制性射击，猛烈的炮火时而转向东侧，时而移向西部，轰得法军士兵不知所措，惊恐乱窜，互相践踏，死伤累累。色当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

拿破仑三世绝望地躲在地堡内，称霸欧洲的雄心壮志已然灰飞烟灭。他反复考虑，实在不愿意享受一个皇帝战死的罕见的光荣。下午三时，他下令在中央塔楼上升起白旗，并派人向普王递交了求降书。9月2日上午，拿破仑三世在童雪里村会见俾斯麦，法军正式投降。

至此，色当战役结束。此役法军死伤一万七千余人，被俘十万三千人，其中包括法国皇帝、元帅和39名将军。此外还交出各种火炮550余门，车辆一千余辆，战马六千匹。色当战役是一个典型的完全的包围战，在世界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影响十分深远。

随后，毛奇指挥普军长驱直入，继续向巴黎推进。这次他决心贯彻他的信条；政治不得妨碍战争的进程，直至战争结束。他决心不让任何人使他的胜利再打折扣。

法军战败投降和普军继续入侵的消息传到巴黎，人民群众异常愤怒，以革命推翻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从此结束了法国历史上的王朝统治时代。

9月19日，普军进围巴黎。9月28日，被围在斯特拉斯堡的法军投降。10月28日，被围在梅斯的巴赞元帅投降。普法战争结束。

普法战争是十九世纪最大的战争之一，双方共投入兵力70多万人，火炮近三千门。这次战争是毛奇最成功的军事杰作。他在战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了解了法军的组织、装备、训练和运输能力等所有情况，领导总参谋部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并吸取了普奥战争的教训，对炮兵武器、战术及骑兵战术进行了革新，使炮兵和骑兵在整个战争尤其是色当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切实不懈的努力，使普军无论在兵力、火力、机动能力和战术上都明显优于法军，从战争一开始便占据了压倒优势。毛奇的指挥巧妙果断，随机应变，几乎无懈可击。由于他在普奥战争中树立了威信，指挥官们信任和服从他的指挥，也使得他的战术意图得到完全的实现。

普鲁士对法战争的胜利，把南德意志几个独立的邦国吓坏了，赶忙于1870年底发表声明，宣布加入德意志联邦。1871年1月18日，普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王宫正式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并自封为第一任皇帝。德意志经过近六百年分崩离析的时代，终于统一成为一个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

1月28日，巴黎“国防政府”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解散全部法国正规军。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了初步和约，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了正式和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东洛林给德国，并赔款50亿金法郎。

威廉坐上了德意志皇帝的宝座，眉开眼笑，踌躇满志，对俾斯麦、毛奇一伙愚弄他的恼恨早已烟消云散。他在庆功宴会上说：“您，罗昂将军，磨亮了宝剑，您，毛奇将军，使用了宝剑，您，俾斯麦伯爵，多年来如此卓越地掌管我的政策，每当我感谢军队时，就特别地想到你们三位。”

当然，这完全是颠倒主次的胡说八道。真正导致德国统一战争胜利的，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德国的民族运动，是德意志人民英勇奋战的结果。毛奇，俾斯麦等人不过是历史偶然选中的工具而已。

普法战争的胜利，使毛奇的声誉大增，他被公认为当时欧洲最杰出的军事家。1871年，他因功晋升元帅，赐封伯爵，并得到议院的大笔金钱奖赏。1872年，他成为上议院议员。1876年，在他的出生地举行毛奇纪念碑揭幕典礼。他担任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一直到1888年，当时，他已是高龄，为照顾他，还特设了总军需官协助他处理日常事务。这期间，他主要致力于研究德国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问题，他从青年时起就坚持认为德国有一天将不可避免地同时对俄国和法国作战。

毛奇的最后几年是平静，勤奋和忙碌的，他完成了《论1870—1871年战争》的大型论文。1888年，他退役后还担任国家保卫委员会会长，他的军国主义热情并未因高龄而有所衰退，依然在议会里起劲地鼓吹战争不可避免，要求进一步扩军备战。

1891年4月24日，毛奇病逝于柏林。依照他军事地理学家一贯准确的算法，享年九十岁。他算不上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家，但却是最具现代意识的军事家，他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创建的总参谋部的现代指挥体系，至今仍为许多国家所沿用，他的东西两线作战，分进合击，速决战等战略战术思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具有明显的影响。

阿尔弗雷德·马汉

1805年12月2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名叫奥斯特里茨的地方，爆发了一场有16万军队参加的战略性会战。经过这一仗，拿破仑彻底粉碎了俄奥联军的进攻，法兰西帝国依然巍然屹立着。

90年后，在美国罗德岛海军学院的讲台上，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军战略讲师正侃侃而谈：

“拿破仑战争证明，大规模会战是决定陆上战争胜负的最有效手段。那么海战呢?同样需要这种倾其军力的会战，惟有如此，才能夺取制海权!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海上的奥斯特里茨’!”

马汉的声音不高，但却震动了世界。“海上的奥斯特里茨”成为穿着不同国家军服的海军元帅、海军上将们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又过了21年，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马汉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不过，这壮观的会战不是发生在其理论的诞生地美国海域，而是在欧洲北海的一角，一个名声并不十分响亮的地点——日德兰。就是因为这场会战，使日德兰的名字永垂史册，也使马汉的理论开始广为人知。

起源于海洋文明的西方国家很早就重视海洋的意义，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就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几百年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乃至今天的美国在世界上的优势力量都是以海权为基础的。

阿尔弗雷德·马汉(1840—1914年)是美国历史学家、海军军官。他发现，人类在海上的机动性超过了陆地。他在研究了英帝国长期称霸世界的历史后，于1890年出版了《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提出了“海洋中心”说。马汉认为，商船队是海上军事力量的基础；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要控制海洋，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军基地，以确保对世界重要战略海道的控制；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夏威夷群岛和巴拿马海峡，海军必须以“集中”为战略法则，同时要重视“海上交通线”、“中央位置”和“内线”；海军必须积极出击，不能消极防御。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在美国再版了30多次，并在全世界广泛流传。马汉也被后人公认为是海权论的鼻祖。他的突出贡献尤其在于对海权这一概念的创建和廓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体现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对当时的世界和后世历史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马汉是一个顺应时代而起又推动了时代发展的伟人。

马汉的有关海权的理论著作有20多部。马汉认为，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美国应与有共同血缘关系的英国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马汉明确表示，他的海权论是要为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并公开称“强权即公理”。马汉曾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顾问，他的理论成了美国海军发展和海上扩张的理论根据。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海军法案》，美国开始大规模发展海军。19世纪最后10年，美国的海军实力由世界第12位跃升为第3位，仅次于英、法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完全控制了太平洋，把太平洋当作自己的“内湖”。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海外仍有700多个军事基地，4个作战舰队，1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各型舰艇468艘。

鉴于马汉对美国海军战略的重要影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说：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直至今天，强大的海权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马汉的海权思想仍然深深影响着美国和世界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大国用于海军建设的开支占国防开支的比例很大，美国为30％，日本23％，法国14％，意大利13％，德国12%。海军如此被重视，归根结底，不得不归功于马汉海权论的开山之功。

卡尔·克劳塞维茨

1831年11月16日，普鲁士王国的一位将军因患霍乱病离开了人世。可是他的名字却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后人淡忘，他就是享誉世界的军事理论著作《战争论》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于1780年生于普鲁士一个税务官家庭。他从小酷爱军事，12岁参加普鲁士军队，13岁踏上与法国作战的战场，不久晋升为少尉。1801年，他被选入柏林陆军大学深造。在军校里，他刻苦攻读，勤于思考，获得了校长沙恩霍尔斯特将军的赏识。军校毕业后，他被推荐到奥古斯特亲王的部队担任副官。

当时，反法同盟各国的军队与拿破仑的军队正在征战。1806年，克劳塞维茨随亲王参加了著名的耶拿战役和奥尔施塔特战役，普军大败，他也在战败后被俘。翌年被释放回国后，他深感陈旧的军事制度无法适应近代战争，因而积极呼吁和参与了普鲁士军队的改革工作。1810年，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柏林陆军大学的教官。在任教期间，他编写了《军事训练概论》等著作，并给普鲁士王太子讲授军事课程。1812年，因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与准备发动侵俄战争的拿破仑结成同盟，克劳塞维茨愤而辞去了教职，奔赴俄国参加了反抗拿破仑的战争。拿破仑被打败后，他重又回到了普鲁士军队，开始从事战争理论的研究；1818年出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并晋升为将军，这年他38岁；在任12年，致力于军事理论和战争史研究，著书立说。

法国大革命、历次拿破仑战争和19世纪初欧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克劳塞维茨世界观、军事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克劳塞维茨虽然对法国大革命持反对态度，但他同时也清楚地看出了这次革命在军事上引起的根本性变化，并对封建主义军事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可是，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仍是资产阶级的中庸思想，在进步的观点中夹杂着反动思想、普鲁士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克劳塞维茨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他以这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指针，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首次对战争和军事学术等一系列现象的相互联系和发展作了分析。克劳塞维茨研究了1566—1815年期间所发生过的130多次战争和征战，撰写了论述荷兰独立战争、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战争、路易十四战争、菲特烈二世战争、拿破仑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许多军事历史著作。但其主要著作是《战争论》。

《战争论》的结论是：“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对于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点，列宁曾给予极高评价。

然而，作为唯心主义者的克劳塞维茨，把他国家的政治视为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而不懂得政治本身的发展动力就是阶级斗争。他认为战争只不过是对外政策的继续，而没有认识到战争同对内政策的联系，把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政治与阶级斗争割裂开来。由于他没有揭示出战争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本质，所以在他论述具体战争时，就无法阐明战争的侵略性或正义性。

克劳塞维茨认为“每个时代均应有其特定的战争”，军事学术的变化是由“新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引起的。克劳塞维茨在研究军事学术理论及其组成部分—战略学和战术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反对军事学术中的“永恒的原则”，认为战争现象是不断发展的。同时，他又否定在军事发展上存在规律性，并且断言“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是一个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

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个在西方军事科学中明确提出了交战、战局乃至整个战争的一些实施原则：最大限度使用全部力量；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于主突方向；发挥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快速性和坚决性；有效地利用既得战果。

克劳塞维茨揭示了精神因素的制胜作用，这也是他对军事理论的重大贡献。克劳塞维茨认为，主要精神力量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然而，由于克劳塞维茨没有弄清战争的社会本质和民众在战争进程中、战争结局中的决定性作用，过分地夸大了统帅的作用，因此他就无法认清精神因素的真正源泉。

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构成了西方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完整阶段。他的战争学说是对战争本质等问题的重要见解。《战争论》探索战争奥秘的深度是克劳塞维茨死后100多年来，任何一个军事理论家从未达到过的，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并受到了各国的重视。曾经担任德军总参谋长、“施蒂芬计划”的策划人冯·施蒂芬伯爵在《战争论》第五版导言中写道：“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有史以来有关战争的论述中最高超的见解”，“通过它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军人”。《美国军事学说》的作者达尔·奥·史密斯将军写道：“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虽然不是产生于美国，但是这种理论对美国的作战方法和政策都具有重要影响。”无论是在西方阵营还是在共产主义阵营，克劳塞维茨的学说都受到高度的重视，并且拥有大量的拥护者。克劳塞维茨本人也因此被视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

现代将帅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帕夏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帕夏于1881年5月29日出生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萨洛尼卡城(今属希腊)。他的父亲阿里·李查当过海关职员，又做过木材商和盐商。凯末尔7岁那年丧父，一直跟随他的祖母一起生活。12岁的凯末尔进入萨洛尼卡幼年军事学校，14岁升入玛纳斯提尔军事预备学校，因为他和这里的一个老师穆斯塔法同名，老师为了便于区别，在他名字的后面加上“凯末尔”(Kemal意思为“完美”，“完善”)。毕业之后，凯末尔到首都进入伊斯坦布尔军官学校，1902年毕业后又继续在参谋学院学习，1905年毕业时，被授予上尉军衔，从此带兵作战，并晋升到校官直至将军、元帅。

凯末尔为了土耳其的新生奋斗了一生。在他生活的时期，土耳其正处于内忧外患时期，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法国和英国掌握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命脉，德国则控制了帝国的政治和军事。德国里曼将军率领的70名德国军官组成的军事代表团，操纵着土耳其的政府和军队，并于1914年8月迫使土耳其签订《德土军事同盟条约》，把土耳其拖入对协约国的战争，最后土耳其战败。

土耳其战败，标志着50年庞大帝国的崩溃。根据签订的战败和约：土耳其军队立即复员；交出全部军舰；由协约国军队占领黑海海峡各处要塞等等。随后，协约国军队先后进占了土耳其几乎全部的国土。1919年底，占领军达10万多人，其中英、法军队均在4万以上。1920年8月，英、法、日、意、希腊等国同土耳其苏丹政府在巴黎附近的色佛尔签订和约，共433条，基本精神就是肢解和灭亡土耳其，不仅把土耳其原有属地削减了3／4，而且对本土进行瓜分，仅剩下的安那托利亚高原地区(即小亚细亚半岛)也丧失了政治和经济主权。条约把土耳其推向了亡国的边缘。这时凯末尔承担了拯救土耳其的重担。

在凯末尔的学生时代，由于欧洲列强的入侵，苏丹政府的腐败，民族受压迫，同胞被奴役，这一切凯末尔都看在眼里，他无法忍受，所以他便积极串连校友，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民主思想。在毕业之后，他被捕入狱，后因没有任何证据，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之后把他释放了。出来以后，因在监狱中看到了苏丹反动统治的腐朽，他就在大马士革和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军官、医生、知识分子组成了“祖国与自由社”。后来这一组织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合并，凯末尔本人也积极地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08年组织的革命，并且在反对封建势力进攻的军事斗争中表现出色。但因凯末尔不同意青年土耳其党人保留帝制主张，所以他受到了排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拒不听从凯末尔的正确建议，跟随德国参加了反对协约国的作战。凯末尔在国家的危险之际，毅然担负起了保卫祖国的重担。在这场战争中他成了名将。凯末尔在1915年担任了人数少、装备差的新编19师的师长，他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击溃了英国军队从海上和陆上的进攻，打碎了英国通往俄国的企图，保住了伊斯坦布尔的安全。这场战争使凯末尔名声大振，为此他获得了“伊斯坦布尔救星”和帕夏的称号，并且被晋升为军长。

一战之后，按照停战协议，土耳其要交出他的军队。而在叙利亚前线的凯末尔，拒绝交出军队。但是从伊斯坦布尔传来了不许抵抗的命令。凯末尔愤然辞职，回到伊斯坦布尔之后向苏丹表示，只要成立由凯末尔自己担任军事大臣的强硬政府，就能够把侵略军赶出土耳其，并拯救土耳其。但是，苏丹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对买办阶级封建势力组成的政府完全失望了，他决定前往爱国力量集中和民族运动高涨的安那托利亚。

安那托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土耳其民族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地方，这里新兴了许多的中小型企业，资产阶级逐渐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战败后签订的和约使他们失去既得利益，所以安那托利亚成为土耳其民主主义的发源地，民主主义蓬勃发展。

凯末尔在萨姆拉就任第九军团检阅使。安那托利亚的人民给了凯末尔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1919年，在锡瓦斯召开安那托利亚和罗姆里护权协会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凯末尔当选为领导机构代表委员会的主席。大会坚决要求外国占领军撤退和恢复土耳其民族主权。有土耳其独立宣言之称的《国民公约》也在这次大会的基础上形成。他还成立了土耳其国民革命军，为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反动势力准备了力量。凯末尔在大会上大声疾呼，要土耳其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并提出了“不独立，毋宁死”的口号。从此，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的领导之下为民族的独立展开了艰苦的奋斗。

1920年开始，希腊在英国的支持下向土耳其进军，进入到安那托利亚的腹地。凯末尔利用这一时机，开始组建土耳其国民军。他号召复员的军人起来为祖国的生存而战，以复员军人建立国民军的骨干，凯末尔还注意和农民武装建立联系。在凯末尔为民族独立的强大号召力之下，许多官兵脱离旧政权参加国民军，各地的农民游击队和自卫军也先后加入了国民军。

1921年初，15000人的国民军，在伊诺努战役中，面对四倍于自己的敌军顽强斗争，打败了希腊入侵军。到8月份，凯末尔亲自指挥5万国民军，同10万希腊军在距安卡拉40公里的萨卡里亚河岸进行了一场大会战。凯末尔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动员全体军人不惜一切牺牲，英勇抗敌。所有男子都上了前线，运输弹药的任务就几乎全交给了妇女。她们冒着枪林弹雨，将一发发炮弹送入战壕。成千上万土耳其儿女的血汗洒遍了萨里卡亚河畔。凯末尔后来回忆这次战争时说：“阵地的防线是没有的，有的是肉体的防线。这肉体的防线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人民的每一寸领土，都是用人民的鲜血换来的。”在凯末尔亲自指挥下，经过22昼夜的血战，击溃了进犯的希腊军，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凯末尔因这次胜利被大国民议会授予“加齐”(胜利者)的称号，并晋升为土耳其国家元帅。

1924年8月26日，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土耳其国民军开始反攻。两周之内把英国支持的希腊军全部赶出了安那托利亚，收复了伊兹密尔，俘虏了希腊军的总司令库皮奇将军，迫使苏丹逃亡国外。1923年，英、法、意、希等协约国成员同土耳其在瑞士洛桑签定了《洛桑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确认了土耳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1923年10月，土耳其国民军进军伊斯坦布尔，实现了全国统一，并且召开大国民议会，宣告土耳其共和国成立，通过宪法，定都安卡拉，凯末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1924年3月3日，神职哈里发被废除。1928年4月10日，宪法删除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文。土耳其至此完全成为世俗的共和国。

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他努力使土耳其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使土耳其世俗化，反对伊斯兰教神权势力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控制和束缚等等，这一切后来被人民称为凯末尔主义。凯末尔主义说来就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封建专制的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凯末尔的改革使土耳其获得了新生，并且致力于建设富强的新土耳其。

约翰·潘兴

约翰·潘兴(1860~1948年)，美国著名军事家、五星上将。1882年进入西点军校学习，是一位出色的班长和学员大队长。1886年毕业后当过骑兵，在新墨西哥和南达科他边陲服役，参加了最后一次讨伐印第安人暴动(所谓“幽灵舞叛乱”)的战争。1891—1895年间，他在内布拉斯加大学任军事学教授。后来又回到西点军校任战术教官。1898年，参加了美西战争，英勇无畏地在古巴作战。战后，他被派往菲律宾服役，与棉兰老地区凶猛、尚武的摩洛人艰难地生活在一起，并成功地建立起美国人的统治。1916—1917年，潘兴亲率1.2万名美军对墨西哥进行武装干涉，追捕弗朗西斯科·维拉，扼杀墨西哥兴起的革命运动。虽然追击徒劳无功，但对潘兴来说，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如此庞大的部队进行实地作战。战争期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17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潘兴担任了美国欧洲远征军司令。由于对部属要求严格，这种严格有时甚至达到残酷的程度，因而得了个“凶恶的杰克”的绰号，1921年，他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1924年退役。晚年任美国纪念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管理美国的纪念馆、纪念碑以及欧洲的基地。1948年7月15日，病死于华盛顿瓦尔特里德医院。

在潘兴的一生中，最值得他炫耀的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所以，他专门写了一本回忆录——《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历》。的确，一战时期是他军事生涯的顶峰，他的指挥艺术和谋略思想在此时得到充分的发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正如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得尔·哈特在他《十年后的声望》一书中所说的：“可能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把美军建成如此规模的部队。没有这支部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不可能出现转机，更谈不上取胜。”可见，正是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才促使人们对他的军事思想产生浓厚的兴趣。

1917年，潘兴携少量的参谋骨干，乘丘纳德班船“波罗的”号离开美利坚，赴欧洲走马上任。到达法国后，协约国军队狼狈的处境尽入眼底，于是他急切希望用美军来扭转战局。然而，此时正陆续运往欧洲的美军大多是素质较差的新兵，又缺少军官。英、法等协约国对这样一支军队嗤之以鼻，尤其对它的指挥能力不敢相信，因此，他们要求把美军编入英、法军队中去，并说这对美军利多弊少。协约国的要求使潘兴很恼火，他极力维持美军的“独立”状态，并明确指出：“凡是有一点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不愿为其他国家军队的建立提供兵员。”他坚持自己的立场，直至战争形势十分危急时，才形式上接受了协约国的要求，但依然不愿放弃美军的独立性和自己对美军的直接控制权。

潘兴之所以如此固执己见，原因是很多的，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协约国热心于堑壕战、阵地战，而潘兴则强调野战、运动战。潘兴认为野战是一种灵活性极大的战法，部队可以在地面上伺机运动，迂回攻击，“迫使敌人走出堑壕，并用运动战的形式将其消灭”，而协约国那种固守堑壕、不求强攻的打法是得不偿失的。事实证明潘兴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从1914年年底以来，交战双方拘于阵地、来回拉锯，未能向前推进几英里的距离，却付出了数百万将士的生命。潘兴明确认识到，“这样的账是付不起的”，要改变窘局，只有先改变作战方法。

同时，在野战中，步枪的作用也可以大大发挥，因为步枪在运动战中歼敌是有效的，是步兵的主要武器。相反，堑壕战是用炮兵开路，用手榴弹和炸药结束战斗，而步枪冷落一旁，甚至协约国军队战士在与敌人短兵相接时，往往忘记朝敌人开枪，而把手榴弹扔出，结果与敌人同归于尽。潘兴极力强调步枪的作用，反对协约国的作战与训练方法，更反对协约国到他的军队中指指点点。

潘兴的态度使协约国很为不满。法国总理克里孟梭郑重地告诫道：“如果美国人不让法国人教他们，德国人会‘教他们的’。”然而，潘兴却用实际行动“回敬”了协约国的“好意”。1918年5月底，美军在坎蒂格尼的战斗中顽强拼杀，获得大胜，与此同时，协约国军队却在节节败退。美军的得势使潘兴激动不已，他致电美国国防部说：“我坚信，我们的部队在欧洲首屈一指，我们的参谋人员不比任何军队逊色。”他甚至拍案怒斥：“谁胆敢再问我美国人会不会打仗，我就对他不客气!”潘兴的举动让人无可奈何，协约国军队大元帅福煦也只得急呼：“战斗!战斗!这是当务之急!”

在形势紧急的情况下，美军顶住了德军，他们牢牢地守在横跨巴黎公路的地带，挡住了德军的前进。据哈博德回忆：“中路的协约国军队没有一支部队能顶住德军的进攻。当德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来时，能站稳脚跟的第一支协约国部队是美国的第二师。他们不但稳住了阵脚，而且还开始向前推进了。”6月6日，美军又向贝洛林苑的德军展开了一场攻势，他们英勇战斗，伤亡较重。6月25日，在一整天的炮火准备后，冲进了贝洛林苑。这次战斗使德国人再一次领教了美军的分量。此后，德军大多只有了招架之势。9月中旬，潘兴发起圣米耶尔战役，这是美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独立实施的战役，尽管它本身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但总体上说，取得了很大的胜利。9月26日，美军又发动了马斯阿尔贡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整个战事也于11月份宣告结束。

潘兴是一位精细、勤勉又很有谋略思想的指挥员。他始终强调现代战争需要充足的准备，不能靠临阵磨枪。他决意打破依托深沟高垒的作战方法，冲破阵地的局限，主张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灵活用兵。他的一个重要的谋略思想就是在运动中争取主动，消耗敌人，而不是蜷缩在阵地上，被动挨打。这个思想不仅在美军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其他国家的军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鲁登道夫

随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树立起来的一座所谓的军事丰碑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倾斜，那个一向被德意志民族殖民扩张分子们狂热崇拜的偶像——当时的德军最高统帅部第一军需总监鲁登道夫，面对兵败如山倒的黯淡局势，终于低下了他那颗曾是不可一世的头颅。自此，一战时期德国军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抛进了英吉利海峡。

鲁登道夫生于1865年4月9日，自幼受当过预备役军官的父亲影响，他希望自己长大后当一名威武的军官，去指挥千军万马。在这种思想驱使下，他十二岁进入陆军幼年学校读书，后又进入陆军士官学校。1890年，他又考入柏林军事学院深造。1908年至1913年，鲁登道夫在德军总参谋部任职，曾担任第二处处长，主管军队的训练、装备、动员等事宜。这时，整个欧洲大地战云密布，德国周边各帝国主义国家磨刀霍霍，加紧备战，眼看一场世界规模的残酷战争一触即发。面对这种紧张局势，鲁登道夫及时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加强陆军实力”和“配合军火工业，把宣传鼓动做为武器，用于最广泛的扩军备战之中去”的主张，使德国在一个时期内又迅速增加了30万军队。由于他扩军屯兵有功，因而他的军阶不断升迁，一度担任德军第三十九联队司令员等职务。

鲁登道夫作为资产阶级军事家，他的“大德意志民族”观念在早期就有所显现。也正是由于他身上害有这种痼疾，才使得他甘愿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效命沙场。他鼓吹、宣传实行大规模的“总体战略”，积极推行对外军事扩张和对内实行扩军备战政策，是德国“彻底消灭”理论的狂妄的支持者和叫嚣者。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的军事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各帝国主义势力兵刃相向，粉墨登场。8月3日，德国军队为了实现长驱直入比利时，向法国腹地实施大纵深迂回，从背后狠狠打击法军主力的目的，在必经之路列日镇展开了一场恶战。战事刚起，德军自恃有新式大炮和优势兵力，原设想比利时守军会不堪一击，一触即溃，孰料，他们面对的是列日花了二十年时间构筑起来的坚固工事，再加上比军将士英勇顽强，拼死抵抗，德军一次次冲锋都溃败下来。残酷的攻坚战斗连续进行了两天，德军伤亡惨重，尸体堆积如山，做为先头部队的第十四步兵旅指挥官“出师未捷身先死”，战局明显对德军不利。这时，鲁登道夫主动接替了第十四步兵旅的指挥职务。是夜，他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带领部队从比军防御阵地侧翼暴露出来的夹缝地带大胆实施穿插，像一把尖刀直刺守军心脏，尔后配合外围部队内外夹击，终于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列日之战”对实现德军最高统帅部速战计划意义重大，立下首功的鲁登道夫因此赢得殊荣，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嘉奖。不久，任命他担任第二集团军军需总监的职务。

鲁登道夫在一战期间曾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普鲁士战役”。1914年8月中下旬，正当德军主力在西线向法国边境推进之际，俄国军队乘德国东线空虚，分兵两路向东普鲁土进犯。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德军仓促应战，连连失利。危急之时，鲁登道夫奉召奔赴东线出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同司令兴登堡联袂负责东线战事。最高统帅部在给他的电文中这样说：“你或许能挽救东线战事。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人曾得到我们这样完全的信赖。德皇也完全信任你。”

到任以后，鲁登道夫果然不负厚望。他根据敌强己弱和俄军指挥不利等情况，及时调整部署，制定了故意示弱，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兵器歼敌一部等作战方案，将俄军先遣部队装进预先设置的“口袋里”。经鏖战五昼夜，全歼俄国一个集团军，打死打伤和俘虏俄军共达十四万五千余人，从而扭转了东普鲁士的局势，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东普鲁士战役”被称颂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围歼战”。鲁登道夫以此被狂热的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奉为不可战胜的偶像，顶礼膜拜，他的职位也于1914年11月擢升为东线方面军参谋长，再次与出任总司令的兴登堡合作。鲁登道夫虽然每次都以副手的身份出现，但他始终发挥着独立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他在《总体战》一书中说的“东线作战的领袖不是司令官，而是参谋长，作战意图取决于参谋长”。1916年8月，鲁登道夫靠自己卓越的军事指挥才略，爬上了德国统帅部第一总监的位置，权力达到了势倾朝野的顶峰。这次，尽管他仍然和担任总长的兴登堡合作一起指挥全国部队，但实际上，军事上的指挥权多半落到了他的手里。1918年，德国经过几年战争的消耗，内外交困，财竭力衰，陷入了极度艰难的境地。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人民掀起了反战和革命的浪潮。面对现实，大权在握的鲁登道夫非但没有收敛军事扩张的野心，反而认为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才能使德国得到繁荣和发展。他扬言，为了胜利，就必须在军事上发动进攻，要进攻就必须进行大的决战。1918年，对于鲁登道夫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他不顾国内朝野上下的一片反对，倾军事上几乎全部实力破釜沉舟，先后炮制和发动了“米夏埃尔行动计划”和“埃纳攻势”，虽然在开始阶段进展顺利，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后来由于美国介入，德军终于在8月8日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鲁登道夫后来回忆说：“8月8日乃是世界大战史上德国最黑暗的日子”，“8月8日这一天确定了我们战斗力衰亡的命运，并把我在战略上为我们的处境寻找亡羊补牢之计的希望破灭了。”1918年9月29日，鲁登道夫下达了和平停战的命令，不久，他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只身逃到瑞典。

1919年春，鲁登道夫从瑞典回国。这时，德国经过所谓“自由与民主”选举，建立了魏玛共和国。1920年3月，鲁登道夫参加了以推翻共和国、建立君主体制为目的的卡普暴动。暴动破产后，他又贼心不死，和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勾结，企图在德国建立起法西斯统治，结果又以失败而告终。1925年，鲁登道夫的军事论著代表作《总体战》出版，阐述了他“战争和政治都是以民族生存为目的，而战争则是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高体现，所以政治是从属于战争的”这一战略思想。这一理论后来被希特勒继承下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37年12月20日，鲁登道夫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卡尔·冯·曼纳海姆

卡尔·曼纳海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了芬兰脱离俄国的独立运动，并且确保了他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都是独立的民族。他对有利地形和气候的明智综合利用使得他得以战胜比他强大的武力。曼纳海姆被称为芬兰的乔治·华盛顿，是他的国家最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

1867年6月4日，曼纳海姆出生在土尔库附近的洛乌希萨里(Villnas)一个贵族家庭，这时他的祖国芬兰还是俄国的一部分。1889年被任命为俄国轻骑兵的陆军中尉，曼纳海姆参加了1895年5月26日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和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加冕礼的仪仗队。在1904-1905日俄战争期间，曼纳海姆学习了自己战争的主要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曼纳海姆中将指挥一个兵团抗击德国人。

随着1917年大革命中俄国军队的瓦解，曼纳海姆回到祖国加入了一场于1917年12月6日宣告芬兰独立的运动。1918年1月16日曼纳海姆在芬兰西部接受了反共产主义白军军事武装的指挥权，挥军向南驱赶赞成共产主义的红军。在瓦萨，曼纳海姆夺取了一个俄国的要塞和一批急需的武器弹药。有了这些战利品和装备，曼纳海姆继续对抗红军的行动直到3月16日在坦佩雷外遇到一支装备优良的军队。

曼纳海姆的进攻暂停了，但是稍后德国军队加入了战斗并于4月18日占领了赫尔辛基，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分割为两个部分。曼纳海姆利用德国人的胜利向东前进切断了源自俄国的卡累利地峡。随着俄国战败，德国人根据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定被迫撤退，芬兰保住了其独立地位。曼纳海姆于1918年12月2日宣布为芬兰的摄政者，继续率军击败最后几支红军。随着战争的结束和1919年7月17日芬兰共和国宣告成立，曼纳海姆隐退了。

1931年六十多岁的曼纳海姆被芬兰政府召回，任命为国防部主席准备抵抗新兴的苏联的威胁。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曼纳海姆监督指导卡累利地峡崎岖地带由相互联结的战略要塞组成的防御工程建设。

曼纳海姆防线变得知名是在其快完工时，苏联投入了将近一百万兵力于1939年11月30日对其进攻。曼纳海姆被任命为总司令率领只包含五万正规军总数不足三十万的士兵面对苏联的武装力量。虽然芬兰兵力弱很多，但是曼纳海姆把他的士兵训练得跟他的防御工程一样强大。每位芬兰士兵都有足够的冬衣，包括与雪景协调的白色外套，还有一副滑雪板以方便行动。

与之相反，苏联的军队训练素质低、装备贫乏。这些侵略者大多来自乌克兰，对在零下四十度的环境下如何生存都没有准备，更不用说战斗了。索姆斯萨尔米战役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间进行，曼纳海姆利用天气和地形来拖延苏军的前进，设伏兵切断他们的补给线，然后用狙击兵和炮兵配合消灭被隔离开的部队。在侵略期间，苏联因被敌剿灭或被冻死损失了2万7500名士兵而芬兰只损失了900名士兵。俄国人还有两个完整的兵团放弃了武器和装备。

虽然芬兰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更多的俄军补充进来，无论曼纳海姆的士兵还是恶劣的天气都不再能压制住他们。2月1日苏联聚集了五十四个兵团冲破了曼纳海姆防线。芬兰人作战勇猛，但是苏军强大的兵力还是在苏玛击败了他们的防守。1940年3月12日芬兰投降，但是苏联允许这个国家维持一定程度的自治，条件是他的人民不能组织游击战争反对占领者。芬兰总的伤亡人数是二万五千，估计苏联的伤亡是这个数据的十倍，还有四十万人负伤。

苏联和芬兰之间的和平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当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俄国时，芬兰与德国结盟，曼纳海姆再次担任军队指挥官，重振士气将俄国人赶出他们的国土。曼纳海姆的首次进攻就成功地迫使俄国人撤退。虽然德国要求曼纳海姆向列宁格勒追击俄国人，但是他拒绝将他的部队带入苏联。在随后短暂的和平时期，芬兰政府将曼纳海姆提升为陆军元帅。

1944年，当苏联最终取得对抗德国的优势时，他们重振士气进攻芬兰。曼纳海姆的部队表现很好但是再次寡不敌众，芬兰再次被迫于1944年9月4日与苏联签订和平条约。作为条约的一部分，曼纳海姆指挥了他的最后一场战役将他从前的德国盟友赶出了他们占领的拉普兰。

根据新条约，曼纳海姆还接任了芬兰共和国总统一职。他专横的政治手腕堪与他出色的军事才能相媲美，曼纳海姆在战后保持芬兰的独立平衡了东西方的关系。他一直是政府首脑直到年纪渐大身体变差才被迫在1946年退休。他于1951年1月27日在瑞士的洛桑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没有曼纳海姆也许就没有芬兰。毫无疑问，他的军事和政治领导挽救了一个国家，否则这个国家不可能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政治格局中生存。他对修筑大型防御工程的专业意见和他善于在崎岖地形和恶劣天气下利用运动战来抗击强大的部队为他赢得了最受尊敬的芬兰战士的声望。

他的表现也使他成为苏联最尊敬和惧怕的对手。在后来的四十年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曼纳海姆是可以阻止和打败自吹自擂、天下无敌的苏联军队的证据。曼纳海姆在本名单中相对较低的排名不是他个人领导能力和影响力的反映，而是因为芬兰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不大。

伦德施泰特

在纳粹德国的高级将领中，声望像伦德施泰特这样高的人为数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强，英国人认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最能干的指挥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资历深，其资历在纳粹将领中是首屈一指的，人们把他视为德国陆军的元老。旧日德国军人的典型。

1875年，伦德施泰特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据说，其家族的军人生涯已经延续850年之久。他的父亲出身贵族，青年时当过骑兵少尉，后来升到少将。1892年，17岁的伦德施泰特从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高级军校毕业，被派到驻卡塞尔的步兵第83团任见习军官，一年后晋升为少尉，开始了正式的职业军官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大战期间，由于没有特殊的机遇和优异的表现，他提升得相当慢，大战开始时，他任预备第22师的上尉参谋，1916年晋升少校，任喀尔巴阡山某军首席参谋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20年以中校军阶加入共和国陆军，任骑兵第3师参谋长。1923年晋升上校，1926年任第二集团军参谋长，1927年晋升少将，1928年任骑兵第二师师长，一年后升为中将，1932年任第3师师长及柏林第3军区司令，半年后又任下辖六个师的柏林第1集团军司令，这时候他已经是上将了。

伦德施泰特是一个性格复杂、难以揣摩的人，他谦虚而又清高，缺乏自信而又多疑；有时沉默寡言，有时议论风生；有时感情冲动，有时又格外镇静和沉着。他的家庭生活倒没有什么特别之处，27岁结婚，只有一个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独生子。在军事思想上，他既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也不是一个守旧的人，比如在对待装甲兵的问题上，他虽不赞同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体制和战术，但又主张部队技术装备的更新，尤其是装甲部队的发展。

伦德施泰特是个纯粹的职业军人，对政治缺乏兴趣，希特勒夺取政权后，在军队建设问题上常同他所在的陆军总部发生意见分歧。1938年元月，陆军总司令弗里奇突然被免职，伦德施泰特因此同希特勒进行过一次激烈的争辩。

这年夏天，当奥地利和捷克苏台德地区发生危机时，他指挥的第2集团军被内定为入侵捷克的主力。当慕尼黑会议解除了苏台德地区的危机后，厌倦官场生活的伦德施泰特主动呈请辞职。据德国一些人说，在这之前，他一再警告要避免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8月下旬，德军入侵波兰的前夕，伦德施泰特被重新征召服役，希特勒任命他为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这时，他遇到了一个得力助手——德国陆军中的干才曼施泰因出任南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在入侵波兰的行动中，他们没有完全按照最高统帅部的计划执行，而是根据实际战况，毅然把第10集团军调到华沙北面阻止波军主力向东撤退，使波军大部遭到围歼。为表彰其卓越的指挥，希特勒授予他武士十字勋章，并任命他为东线总司令。10月18日，他又调任新职，任西线“A”集团军群总司令。

1940年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对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以及英国远征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这次代号为“黄色方案”的作战行动的实施，是按曼施泰因提出的“镰割”计划进行的。伦德施泰特指挥的“A”集团军群作为攻击主力，越过阿登山脉，直趋英吉利海峡沿岸，从马奇诺防线后进至瑞士边界，完成大包围态势。而“B”集团军群以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开路，在航空兵协同下向阿登地区急进。“镰割”计划获得惊人的成功。英、法、比、荷、卢都溃不成军。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先后投降，英国远征军侥幸从敦刻尔克撤回本土，法国也被迫于6月22日投降。7月19日，伦德施泰特被希特勒提升为元帅。

1941年3月，希特勒在布雷斯劳召集会议，部署对苏联的入侵、伦德施泰特又被调到东线，出任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他指挥的部队除德军外，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部队。6月22日，德军发起全线进攻，苏军节节败退，伦德施泰特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围歼了东面苏联元帅布琼尼部队的主力，于8月24日进至第聂伯河河口，突入苏联国土纵深达500多公里。8月到9月下旬，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又在其中央集团军群的支援下，攻占了基辅，俘虏苏联红军60余万人。

11月，伦德施泰特又指挥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17装甲集团军沿亚速海北岸继续东犯，一度曾攻占了罗斯托夫。伦德施泰特由于积劳过度，在其指挥部因心脏病突发而昏倒，后经抢救才脱离了危险。此时严冬来临，他意识到后勤补给线过长，缺乏冬季装备的德军难以在当地长期坚守，于是建议将部队后撤100公里，希特勒没有批准，于是他以心脏病为理由要求辞职。伦德施泰特以为希特勒会表示挽留并接受其意见。不料希特勒却立即答复道：“我批准你的请求，请你马上交出指挥权，伦德施泰特把指挥权交给了德国陆军元帅赖歇瑙，但防线并没有守住，不久就被苏军赶到了米亚斯河一线。

1942年3月15日，希特勒再次起用伦德施泰特，任命他为西线总司令。1942至1943年，西线无大战事，伦德施泰特主要是在其总部所在地巴黎，与德国的傀儡贝当保持接触。由于希特勒认为他对构筑沿海要塞工事态度消极，遂将此事交给了“B”集团军群总司令隆美尔。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伦德施泰特此时已看到德国在军事上是必败无疑了。1944年6月6日，盟军在强大的海空军支援下，出动大量地面部队在诺曼底登陆。盟国的空军夺取了从沿海到内陆纵深地区的制空权。切断了德军所有交通线，使德军在白天无法采取作战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伦德施泰特主张的“机动防御”已毫无意义。

7月2日，希特勒授予伦德施泰特一枚栎树叶骑士十字勋章，同时任命克卢格接替了他的职务。伦德施泰特回到德国休养，希特勒送他一张25万马克的支票，他把这笔钱如数存入银行，一直不曾动用。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事件败露后，伦德施泰特认为这是一种叛逆行为，他说：“作为一个军人，要受宣誓效忠的约束。”正因为如此，他才奉希特勒之命担任了“德国荣誉军人法庭”的主席，负责审理反抗希特勒的案件。

希特勒为了利用伦德施泰特的影响鼓舞士气，于1944年9月1日请他三度出山，再次担任西线总司令之职。10月18日，伦德施泰特代表希特勒主持了隆美尔的国葬仪式，当然他并不知道隆美尔是被迫服毒自杀的。1944年12月16日，德军在西线发动了所谓“伦德施泰特攻势”，但实际上伦德施泰特并不同意这次反攻，甚至根本不管，只是让他的部下们尽力而为之。他把自己的司令部仅仅作为传达希特勒指示的通讯站。虽然德军在反攻初期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后续力量不足等原因，在损失了大量兵力、兵器之后，至1945年1月底又被盟军赶回原出发阵地。1945年3月9日，在美军渡过莱茵河之后，他又一次被解除了西线总司令职务，奉命永久退休。

1945年5月1日，伦德施泰特在他的休养地巴特特尔茨被美军俘获，后来被引渡给英国人。他在英国度过了数年监狱生活，1949年因健康状况不佳而获释。从那以后，他在一所养老院里度过余生，1953年3月24日死于心脏病。

约翰·富勒

通过发展装甲作战以及前瞻性理论，约翰·富勒为自己建立了20世纪首席军事理论家的地位。他的著作中包括有关战争的战术、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还包括军事历史，这些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战后时期的军事领导家们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1878年9月1日，富勒出生在英格兰南部的奇切斯特(Itchenor)，父亲是一个牧师，母亲则是在德国受过教育的法国女人，1898年，富勒获准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短期驻扎爱尔兰之后，1899年率军乘船开往南非，领导英国步兵团和土著黑人士兵参加抵抗布尔人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富勒回到了英国。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和他的军队一直驻扎在印度，并往返于各个军事院校之间。富勒在这段时期中渐渐对战争原理产生了兴趣，他发展了有关战术突破胜于军事包围的理论，并阐述这一理论将成为未来战争胜利的关键。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想法，富勒开始写作，在杂志和小册子上发表文章，并将他的想法应用在了军队集合、训练和军事部署等方面。富勒的这些著作以及他对充满神秘魔力事物的着迷，引起了批评家与反对者们的注意，使富勒的军事生涯变得荆棘密布。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富勒在法国军队里担任了许多不同的职务，得以证实了他突破就是取得胜利的关键的理论。然而，在充满机枪扫射、带刺铁丝网以及重炮轰击的堑壕战中，还没有一种现有的武器能够成功地突破敌军前线。1916年，富勒首次在战争中使用坦克，并认识到最终只有坦克才是可以成功突破的武器。

1916年12月，英国建立了坦克军团，富勒稳坐军团参谋部总参谋长之位，并升任为陆军中校。随后开展了他第一次大规模的坦克袭击战。

1917年11月20日，富勒率领坦克军团突破德国战线，取得了康布雷(Cambrai)战役大捷。这次战役标志着装甲战争时代的到来，并使坦克在战场上成为武器中的重中之重。

之后富勒继续担任坦克作战的总设计师，并制订了“1919年计划”作为结束战争的最后总攻。他在“1919年计划”中提议使用超过四千辆具备远程作战能力的新型坦克发起进攻，突破敌军战线之后，另外的一千辆坦克穿过打开的缺口，向德国领土纵深进攻，瘫痪其指挥体系，空中则利用飞机进行轰炸扫射后勤基地和德国增援部队来配合地面进攻。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使得富勒没有来得及实施“1919年计划”，可却为下一次世界大战中支配早期战局的“闪电战”(深入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

大战结束后，富勒回到英国，并成功地建立起皇家坦克军团。此时，除了战前的反对者之外，富勒的敌人中又加入了英国骑兵团，他们反对把战马换成金属机械。富勒是一个从来不会忍受愚蠢的人，也从不会放弃争辩，他回应那些反对者道：“没有什么再比科学更神奇的了。我们这些为战争服务的人必须抓住这个魔棒，以迫使未来听我们指挥。”

在参谋部供职的同时，富勒写出了许多的军事理论著作。《大战中的坦克》与《战争改革》两本书中包含了他许多提倡进行装甲战的提议，这与当时的军事思想与作战实践有些矛盾，世界范围内的军事领导人们都认为富勒作品中的理论有些极端和不切实际。1926年，富勒担任参谋学院院长，并出版了他名为《战争的科学基础》的演讲集。在这段时期里，富勒还成为同是军事理论家的巴西尔·李德尔·哈特的良师益友，他们除了有一些政治观点上的小分歧外，余下在生活里一直都是一对伙伴。

1926年，富勒在皇家总参谋部任职，继续他军事理论的创作。他坚持提倡突破战理论，并对上级和同盟军强调并依靠毫无攻击力的保守战而感到愤怒。他还中肯地表明了“马其诺防线”将会成为“法国军队的墓碑”，1927年和1930年，富勒两次谢绝了指挥作战的委任，并于1933年以少将军衔退役。他现役出版的结论性书籍《野战条令Ⅲ》进一步阐述了他一直未曾改变的观点，那就是坦克战将会构成未来的战争世界，这个结论在大不列颠岛以外极容易地就被人们接受了，就连德国与苏联军队的总参谋部也在采用并研究着这个结论。

退役之后，富勒曾进入政界一小段时间，还被选为法西斯派议会候选人，他这个时期的著作中包含了些许模糊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同时他还作为《每日邮报》的随军记者报道了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与西班牙内战。在英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富勒提出转服现役，然而即使战争中的盟军与敌军都在研究并执行着他的理论，可他再没被召回英国军队。

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里，富勒转向军史，他的《武器与历史》一书是一部研究武器发展与历史事件之间关系的辉煌著述，而他出版的《西洋世界军事史(三卷本)》则阐述了从远古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发展史。1966年2月10日，富勒在英国的法耳默斯逝世，享年八十七岁。富勒截止到临终前已经出版了共四十多部作品，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文章。

富勒有一个“多骨”的绰号，不只因为他身材瘦弱，还有他盛气凌人的个性。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战术战略思想家，他的理论，尤其是机动的装甲作战理论影响了当时欧洲大部分的军事领导者。他是一位不寻常的军人，极其聪明并坦率直言；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创造性思想家，留下的作品中包括李德尔·哈特为他保存的作品，至今都非常具有影响力。虽然富勒强调突破战的重要性和开发装甲部队潜在能力的思想至今都极具价值，可相比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安东万·亨利·约米尼、孙子这些军事理论家的理论来说，富勒的战争艺术不如他们的更具普遍意义。

伏罗希洛夫

克列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的故事》的前言中写道：“我不信上帝，但我感激自己的命运。因为降临我头上的那条道路，正是我有幸走过来的道路。再也没有比工人和革命士兵的事业更崇高的了。”因此，苏联人称他是“军队的统帅”和“人民的儿子”。

伏罗希洛夫在其一生的军事活动中，曾荣获8枚列宁勋章，6枚红旗勋章，以及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和许多苏联奖章。1935年11月20日，苏联首次授予五名苏军将领元帅军衔。伏罗希洛夫是这五名元帅之一。1920年，他获得革命荣誉武器——带镀金刀柄的、刻有红旗勋章的军刀，1968年，又获得镀有金色苏联国徽的革命荣誉武器。

1881年2月4日(公历1月23日)，伏罗希洛夫出生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里。父亲叶费列姆·安德列耶维奇，当过兵、打过仗，后来做铁路巡道工，母亲玛丽姬·瓦西里耶夫娜是个农家女子，比丈夫小13岁，常以打短工的繁重劳动来补贴贫寒的家庭生活。

伏罗希洛夫童年时期生活贫困。直到13岁，他才进入一所乡村学校读了两年冬季补习班。1895年从这所学校毕业后，他还渴望继续读书，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梦想。

1896年，他进入尤里耶夫卡冶金公司的一家工厂，当上了钳工学徒。1903年到卢甘斯克的加尔特曼机车制造厂做工。在加尔特曼机车制造厂，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共产主义组织是与列宁分不开的，从此，伏罗希洛夫就把自己的命运同列宁领导的党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14万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工人及其家属举行示威，遭到沙皇军队镇压，死伤工人3000多名。这一事件成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开端。卢甘斯克地区的工人和农民都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2月16日，伏罗希洛夫参与领导了卢甘斯克机车制造厂工人罢工，并发表了演讲。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

此后，伏罗希洛夫秘密地在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曾多次被捕，遭到监禁和流放。在霍尔莫戈雷被监禁的时候，他结识了女政治流放犯叶卡捷琳娜·达维多芙娜·戈尔勃曼。两人彼此相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伏罗希洛夫正在察里津(后改为斯大林格勒，现为伏尔加格勒)的一座大炮工厂做工。他在工人中进行反战宣传。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日子里，他来到彼得格勒。发动了伊兹麦洛夫禁卫团起义。起义进行得极为顺利，最后士兵们选举伏罗希洛夫为彼得堡工人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前夜，他按照列宁的指示，加强了矿区工人的工作，在工人中建立了赤卫队。积极参加十月革命。11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市人民委员。

1918年3月6日，基辅陷落于德奥军队之手，哈尔科夫和彼得格勒都处于危险之中。伏罗希洛夫组织和领导了第一支卢干斯克社会主义游击队，开始对德奥军队作战。伏罗希洛夫自己把这件事看作是做军事工作的开端。3月下旬，他率领游击队从卢干斯克出发，向科诺托普前进。在科诺托普，游击队与德奥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率领的游击队在哈尔科夫工人游击队的配合下，击退了德国第27预备兵团的多次进攻。但终因力量悬殊，哈尔科夫于4月8日被德军占领。

不久，卢甘斯克也面临着被德奥军包围的形势。他率领部队掩护80列火车由顿河草原向察里津撤退。此时，他已被任命为第5集团军司令，指挥两个军和由莫罗佐夫军区与顿涅茨克军区居民组编的部队。在这里，他指挥的部队不仅对入侵乌克兰的德奥军队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而且与顿河哥萨克白匪军苦战了三个月，到达察里津与苏军主力会合。

1918年的察里津保卫战，成为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最重要战役之一。伏罗希洛夫率部从顿巴斯突破封锁来到察里津之后，大大加强了察里津市的防御力量。7月19日，伏罗希洛夫到刚建立的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任副主席，同时担任了察里津前线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为了有充足的兵员，他派人到农村动员可靠分子参军，并加强了对部队的训练。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他把零散的游击部队编成正规兵团；为了对付机动性强的哥萨克骑兵，他组建了几个用大量机枪和火炮装备的加强师；为了支持步兵和骑兵作战，他组建了装甲纵队。所有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察里津的防卫。苏军在伏罗希洛夫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显示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

1918年11月，他当选为乌克兰工农政府委员、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哈尔科夫军区司令。1919年5月，他领导了格里戈里耶夫的剿匪作战。6月，出任第14集团军司令。不久，指挥了卡捷林诺斯拉保卫战。后任乌克兰内线司令，指挥了基辅保卫战。

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一样认为，大批骑兵部队机动灵活而且威力巨大，苏联红军必须组建一支相当规模的骑兵集团军。于是，当布琼尼向中央提出这一建议时，他表示完全赞同。1919年11月，伏罗希洛夫便被任命为第一骑兵军的军事委员。布琼尼在回忆中说道，伏罗希洛夫“是领导全军作战的核心人物之一”。“骑兵部队的特殊组成要求任命不仅具有一般政治声望，而且要多少以自己的军事生涯闻名于众，享有一定威信的人。”伏罗希洛夫率领这支部队粉碎了邓尼金军队的进攻。从波兰白军手中解放了乌克兰，消灭了弗兰格尔的部队。

此后，伏罗希洛夫在苏联红军中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党政工作。从1924年起任莫斯科军区司令。与伏龙芝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了军事改革。1925年至1934年，他升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此后又担任了6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为加强苏军建设花费了大量心血。

卫国战争一开始，他就直接参加了粉碎德军进攻的组织工作，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西北方面军总司令和列宁格勒前线司令、游击队总司令等职。但由于他对战争的认识在一些方面仍停留在骑兵时代，对当代战争中的新情况认识不足，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绩一般，未能像在国内战争中那样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于1945—1947年出任盟国对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1952—1960年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因被指责为支持反党集团而未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后，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1969年12月2日病逝。

乔治·马歇尔

1880年12月31日，乔治·马歇尔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万尼敦镇的一个商人家庭。1897年9月，17岁的马歇尔进入美国著名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校学习期间，由于他为人笃诚，才干突出，一年级就当了学员分队长，两年后被任命为全院学员队长、全院学员大型集会指挥。除了弗吉尼亚军校，马歇尔还上过利文沃思堡步骑兵学校、陆军参谋学校，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01年9月，马歇尔参加军官委任考试，次年2月宣誓就任美国陆军少尉。2个月后，他被派往菲律宾，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供职。马歇尔第二次带兵执行任务时，就遇到了士兵们粗野无礼的捉弄。当他们趟过鳄鱼出没的一条小河时，忽然有人大喊一声：“鳄鱼!”士兵们争先恐后把马歇尔挤倒在泥水里。马歇尔借此机会严肃军纪；他把士兵们集合起来，在这条河上来回趟了两次。他的严格、镇静，使士兵们肃然起敬。

1917年6月，马歇尔随陆军第1师到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他被晋升为临时中校，并担任师代理参谋长。有一天，美国欧洲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将军来1师观摩军事演习，马歇尔设计的一套运用新方法猛攻敌人战壕的演习，引起潘兴的注意。不久他又被提升为临时上校，并被调到驻肖蒙的美国远征军总参谋部工作。在那里，他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战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歇尔调任第8军参谋长。1919年9月马歇尔回国，他的临时上校军衔被取消。直到1936年8月，56岁的马歇尔才晋升为准将。

1938年夏，马歇尔被任命为陆军部作战计划处处长，接着又改任陆军副参谋长。这一年，慕尼黑协定签订，战争的阴影在美国上空徘徊。但作为经济强国的美国，其军事力量竟排在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在内的16个国家之后。对此，马歇尔认为必须立刻采取措施，重整军备。1939年9月1日，马歇尔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同时晋升为四星上将。他站在全球的战略高度，分析了美国卷入世界战争的必然性。他的精辟见解，驳斥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者和不干涉主义者反对美国介入战争的论调。他还直率地向总统进言，给总统分析国际局势、美国军事现状以及它所面临的威胁。总统心悦诚服，两天后便把这项计划提交国会批准，为美国的军事发展开了绿灯。至此，美国的军队建设和军备发展迅速展开。一支不到20万人马的陆军部队发展到537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军事强国。

作为参谋长，马歇尔十分重视优秀军官的挖掘和提拔工作，他查阅了手下高级军官的档案，向总统提交了一份需立即退役的将官名单，并建议提拔一批年轻的、具有现代战争思维的人才。艾森豪威尔当时是个年轻的上校，是马歇尔建议予以提升的人选之一。巴顿能领导部队赴汤蹈火，马歇尔建议一有装甲部队就交给巴顿指挥。更难能可贵的是，马歇尔在用人上敢于承担责任。魏特迈是个有才干、有学识的人才、他曾在德国军事学院读过二年半书，他参加拟定的一项有关与德国作战的计划被泄露了，于是他成了头号嫌疑犯。但马歇尔对他信任不疑，指示陆军部长不能撤换他。正是在马歇尔的努力之下，美国陆军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转机，盟军决心在1944年渡过英吉利海峡，开辟第二战场。那么谁来执掌帅印呢?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马歇尔。在魁北克会议上，同盟国首脑们一致同意由马歇尔担任此职。但罗斯福总统认为，一旦马歇尔出任欧洲最高司令，无人能接替他担当美国在全球性军事行动的指挥。马歇尔体谅总统之心，自觉放弃了这次千古扬名的机会，而把它转让给了艾森豪威尔。

1945年8月2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一个星期，马歇尔致信杜鲁门总统，请求辞职，退隐还乡。同年12月作为总统特使赴华调解国共关系，参与国共谈判。

1947年1月，他被任命为国务卿，掌管美国外交事务，他拥护推行“冷战”政策的杜鲁门主义。在此期间制定和推行了旨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1959年10月16日，马歇尔病逝于沃尔特里德医院。终年79岁。

切斯特·尼米兹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海军统帅，切斯特·尼米兹策划、协调和执行了在太平洋战场打败日本天皇海军的行动。尼米兹在与美国陆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合作上，展现了自己的交际能力，而在利用有限的资源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方面，则显示出他的战略战术技巧。尼米兹在航空母舰和水上舰队的军事行动和之前在潜水艇舰队服役的经历使他能率领混成的太平洋海军取得完美的胜利。

1885年2月24日，尼米兹出生在离大海很远的德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Prederkksburg)，最初希望进入美国陆军军官学校，但是在得知西点军校没有剩余的名额时就接受了美国海军军官学校的录取。毕业后，尼米兹加入了美国亚洲舰队，加官晋爵为驱逐舰迪卡特号(Decatur)的舰长。1908年7月7日，他让迪卡特号搁浅几乎终止了他的军事生涯。尽管他因渎职被送军事法庭，但是他受到的惩罚仅仅是谴责。

回到美国后，尼米兹被分配到几个潜水艇上任职，一直到1913年去欧洲学习德国和比利时柴油机的技术发展。在他回到祖国后，他运用这些情报监督指导柴油机推动的美国军舰莫米号并且1916年起航后留在军舰上担任执行船长和总工程师。

1917年4月美国加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尼米兹和莫米号加入了大西洋舰队。8月，在被提升为少校后，尼米兹成为潜水艇部队指挥官辅助决策塞缪尔·S·罗宾逊的助手。这位海军上将与他的导师的友谊很好地保持到了下一个十年。

战后，尼米兹在华盛顿的海军参谋部任职，1920年转到了珍珠港视察新的潜水艇基地的建设情况。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在各式潜水艇和战舰、驱逐舰上服役。他还几次返回华盛顿协助在美国大学里成立第一批海军预备军官训练团计划。

1938年被提升为海军少将，尼米兹在圣地亚哥担任一支巡洋舰团的指挥，在夏威夷担任一支包括美国军舰亚利桑那号在内的战舰团的指挥，随后在1939年回到华盛顿担任航海局的局长。1941年当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时，尼米兹主管海军人事，负责在这场大战中组织人力资源。

1941年12月31日，在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的推荐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尼米兹为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并将他提升为海军四星上将。尽管在太平洋战区由一个美国指挥官统一指挥比较有利，但是无论是陆军还是麦克阿瑟将军都不愿在一个海军军官手下做事。结果，两个指挥官共同主事，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一起负责指挥太平洋战区，幸运的事，首先是因为尼米兹的交际能力，两个指挥官相处得很好，他们都认为有太多的日本人需要他们对付而无暇相互争斗。

尽管盟军认为对付日本人的战场次要于“欧洲第一”计划，尼米兹并没有推迟阻止日本扩张，收复他们的失地，将战火推向日军本土的策略。利用美军密码破译人员提供的日军的作战计划，尼米兹于1942年在珊瑚海歼灭战中第一次打破僵局。

6月，再次利用数据情报，尼米兹确定了由袭击过珍珠港的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率领的敌军的位置，在中途岛附近海域。在日本的飞机还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补充燃料和更换弹药时，尼米兹赢得了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海军的第一次胜利，这也是日本海军在350年来的第一次战败。在这场战役中日本损失了整个舰队中9支航空母舰中的4支，超过300架的飞机和很多日本最优秀的飞行员。

在关键的中途岛战役中，战争的主动权转到了美国人手中，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在一系列的越岛作战战场中成功合作，越来越逼近日本本土。尼米兹在1943年11月占领了吉尔伯特岛，1944年2月占领了马歇尔岛，1944年8月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10月，他加入了麦克阿瑟的队伍收复菲律宾群岛。美国的领导阶层公认尼米兹的成就，将他提升为新设立的海军五星上将。

1945年初，尼米兹指挥对关岛、艾渥吉马和冲绳的进攻。当日本在经受两粒原子弹轰炸后投降之时，尼米兹正在准备入侵日本。1945年8月29日，尼米兹乘坐美国军舰南达科塔号旗舰开进东京湾。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上的投降仪式上，尼米兹作为美国的代表在条约上签了名。

10月5号，海军上将回到华盛顿受到热烈欢迎，这一天被誉为“尼米兹之日”。在欢庆后不久，尼米兹接任了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管理士兵和军舰的复员，同时为核潜艇的发展提供资金。他在1947年12月15日退休。第二年，他短暂地做了一段时间的海军部长顾问，随后做了两年联合国驻克什米尔专员。尼米兹在1966年2月20日他八十一岁生日的前几天死于一场手术后的并发症，安葬在旧金山的金门国家公墓。

尼米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海军领导人，他善于鼓舞士兵的士气并与各方合作。他丰富多彩的经历使得他能执行大胆的行动取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在一场最具深远意义的战役中，尼米兹在中途岛打败了日本最优秀的海军统帅山本五十六。

乔治·巴顿

在人类的战争历史中，时常涌现出一些能征善战、所向披靡的天才人物。他们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斗志和勇气，又不乏浑然天成的指挥才能，所以能在广阔的疆场上建立不朽的功勋。美国陆军上将乔治·史密斯·巴顿就是这样一位光彩夺目的璀璨将星。

1940年6月的一天，一列火车徐徐驶入美国西点镇的火车站，著名的西点军校就在这里。在下车的新学员中，有一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碧眼金发、神色坚毅的青年，他就是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威名赫赫的乔治·巴顿。

1885年11月，巴顿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军人世家。他的曾祖父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位准将，祖父和父亲都毕业于维吉尼亚军事学院。巴顿19岁进入西点军校。一年级时，因数学不好，留了一次级，但他对橄榄球、田径：剑术等都很擅长，特别是剑术方面颇有造诣。巴顿雄心勃勃，相信自己是命中注定的伟大人物，他奋发努力，从不懈怠。他曾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只要今天我能伟大，则明天受苦而死我也甘心。”

巴顿从步入军界起，就把杰克逊的一句名言作为自己的基本格言：“不让恐惧左右自己”。他认为这是军人能够勇猛无畏的根本因素。巴顿发现自己虽然勇敢，但在危险面前并非毫无顾虑。于是他决心要进行锻炼，克服恐惧心理。骑术练习和比赛，他总是挑最难越过的障碍和最高的跨栏；在西点军校的最后一年里，有几次狙击训练，他突然站起来把头伸进火线区之内，为这件事父亲责备了他，他却满不在乎地说：“我只是想看看我会多么害怕，我想锻炼自己，使自己不胆怯。”

从军校毕业后，巴顿被调往美国第一集团军任骑兵少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巴顿随约翰·潘兴将军深入墨西哥镇压农民起义军，1917年初以中尉的身份凯旋归来。当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被派往法国，在圣米歇尔会战中表现非凡，被提升为上校，同时因为作战英勇和训练坦克部队有功获得嘉奖。

经过4年鏖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参战国人民同庆和平的降临，而将自己与战争融为一体的巴顿却感到生活失去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年过半百的巴顿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时代，他那好战的心被欧洲的炮火激荡起来，密切注视着战局。1940年他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奉命到本宁堡组建一个坦克旅，不久晋升为准将，并很快成为美军的战车专家，后又升为少将。

1942年11月，在突尼斯境内的美军被德军打得节节败退，士气低落。为鼓舞士气，艾森豪威尔把巴顿调去接管军队。巴顿在短短十几天时间里，就使美军的精神面貌振奋起来。在他的指挥下，美军开始收复失地，而且每战必捷。使巴顿名声大震的是攻占西西里的战役，他指挥部队沿西西里北岸向麦西纳前进，以惊人的速度先于蒙哥马利进人麦西纳并赢得了这一战役。这一战役使同盟国和德军对美军刮目相看。

正当巴顿在事业上如日中天之际，却因两次殴打士兵引起美国军内和国内的舆论反对，在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等人的保护下才幸免撤职。1944年1月，巴顿前往英国参加诺曼底登陆。盟军登陆后，为了结束缓慢迟滞的推进情况，决定开始发动“眼镜蛇”行动。巴顿又以其惊人的进军速度和勇气把局部性的突破变成了全面的运动战，使盟军终于冲出诺曼底，迫使德军全面撤退。接着，巴顿又率领部队转战欧洲大陆，于1945年3月22日到达莱茵河畔，他当夜就强行渡河，直捣希特勒老巢。巴顿外表豪迈直爽，看似作决定不假思索，实际上他决断前都经过深思熟虑，甚至精确的计算，正是这种精神才使他无往而不胜。

巴顿是一位举世闻名的美国传奇将军。巴顿与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苏联名将瓦杜丁不同，他是在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一次车祸中受重伤不治而逝世的。他未曾听到凯旋时的欢呼，未能接受少女的鲜花，命运却让他与之擦肩而过。

在二战的将军中，巴顿是少有的战争狂热分子，他简直就是为战争而活的。他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与战争相比，人类的一切奋斗都相形见绌!上帝啊!我是多么热爱战争！”另一句著名的话是：“一个职业军人的适当归宿是在最后一战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而干净利索地死去。”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死是不干净利索的，是一种非军人的死法。但是，对一个只为战争而活的人来说，仗打完后死去，却也是一种不错的解脱。

蒙哥马利

1976年3月24日，英国著名的军事家、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间英国武装部队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在他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

1887年11月17日，蒙哥马利出生在伦敦肯宁登区圣马克教区的一个牧师家庭。少年时他十分顽皮，14岁才正式上学，20岁时考入桑赫斯特英国皇家军官学校，1908年毕业，被分配到驻印度的部队中服役，任少尉排长。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即将结束时任司令部上尉参谋。这段经历对他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回忆说：“到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我已经认清军事职业是一种终身的研究。”他潜心研究战争的科学和实践，终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大展雄才。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蒙哥马利体会到军事完全是一种需要毕生精力去探讨的学问，但真正理解这种道理的军官不多。他决心献身于这种行业。1920年，他正式跨进了参谋大学之门，毕业后参加了爱尔兰战争。几年的实践，为蒙哥马利日后任高级指挥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蒙哥马利任第三师师长，率部队赴法国和比利时抗击德军，1942年上半年，英军在远东战场上节节败退，在中东战场上丢城失地。在这危急关头，蒙哥马利被派往北非，出任英国驻北非第8集团军司令。

蒙哥马利是一位谨慎从事，善于把战略、战术联系起来考虑的军事家，他亲自制订了全歼“非洲军团”的计划，并认真检查每项准备工作。这次作战计划是要骗过德国将领隆美尔，不让他发现英军主动进攻的企图，具体行动就是在阿拉曼南面佯攻，在北面准备真正的进攻。激战前夕，隆美尔加强了对英军阵地的空中侦察，蒙哥马利指挥第8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在一夜之间将所有的战车转移出集结地，换上了逼真的假目标，英军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骗过了有“沙漠之狐”之称的隆美尔。阿拉曼决战始于1942年10月23日深夜，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锐不可挡，势如破竹，用十几天时间，迫使隆美尔的部队连续后退600多公里，伤亡惨重。德意军死伤和被俘5.9万人，隆美尔的助手冯·托马将军和4名意大利将军也当了俘虏。一度纵横驰骋于北非的“沙漠之狐”隆美尔遭到了他军事生涯中第一次惨败。消息传到英国，首相丘吉尔下令敲响报捷的钟声，阿拉曼大捷扭转了北非战场的危急局势，给英国人民一剂强心剂，蒙哥马利也随之升迁，翌年荣升英国元帅，并受封阿拉曼子爵。正是因为这场战役，这位“沙漠之狐”的征服者蒙哥马利成为举世闻名的将领。

蒙哥马利是阵地战的高手，有点像“拿破仑的终结者”英国惠灵顿公爵。他对作战的目的、步调有极清晰的概念，但也容易固守这个概念不知变通。巴顿在西西里战役中改变计划，冲向巴勒莫，再回身取墨西拿的即兴行动，蒙哥马利和巴顿易地而处是决做不出来的。因为在他看来，墨西拿才是整个战役的关键。

蒙哥马利在诺曼底登陆后没有及时占领卡昂城，而是改为“在卡昂附近回旋”，吸引德军主力，以便美军在南翼达成突破。包括巴顿、布莱德雷在内的盟军将领都说，这是蒙哥马利为他无力攻占卡昂所找的借口。在当时，即使蒙哥马利真想占领卡昂，他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他的借口也好，应变计划也好，确实不失为上乘的变招：德军主力和全部的装甲部队都集中在英军周围，从而使美军在7月份发动“眼镜蛇”作战，突破德军防线，达成了突进。蒙哥马利是战略上和阵地战的高手，连隆美尔也承认这一点。

蒙哥马利的问题在于他缺乏把突破变为突进的魄力，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过于谨慎。有时即使有了巨大的优势，他能突破敌人防线，但不能决定性地消灭敌人，而是把敌人向后推。像阿拉曼战役以后，和“市场一花园”作战就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他与朱可夫无法相比。蒙哥马利长期与巴顿一起作战，巴顿很看不起蒙哥马利，还经常骂娘。不过蒙哥马利对巴顿本人倒没什么恶意，只是把他们之间的竞争看作是事业上的竞争。

战后，蒙哥马利先出任英军总参谋长，后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副统帅。他退休之后继续参加国际国内政治活动达10年之久，出访了许多国家，广结政界要人。他于1960年和1961年两次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斯大林

不幸的童年

斯大林出生于1879年12月21日，在格鲁吉亚一个叫哥里的小城里。他的父亲给他取名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维里。

他的母亲非常疼爱他，叫他索索。他的家里很穷，父亲是个鞋匠，人们都叫他别索。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东正教徒，名叫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译，人们都叫她凯凯。

格鲁吉亚有句俗话：“所有的鞋匠都是酒鬼。”他的父亲也不例外，是个酒鬼。他把挣来的钱大部分都买酒喝了，只留下一小部分给母子俩，而这点钱是不够养家的。没办法，叶卡捷琳娜只好挨家挨户给人家洗衣、缝纫，来供养自己和孩子。

后来他的父亲抛下他们母子俩到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去了。他一出生就看到拳头、暴力和无情的搏斗。

不幸的是他6岁那年得了一场很严重的天花，在当时，那是一种很凶险的疾病。虽然总算挺了过来，但病后脸上却留下了永远去不掉的麻子。

他的母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出人头地，不再像自己一样受苦，她想让他将来当个神甫。东正教的神甫可以结婚，主管一个教区，有稳定的收入，干得好还有升迁的机会。

他9岁那年，他的母亲如愿以偿，索索进了哥里的教会小学。入学那天，他穿了件新的蓝大衣，戴毡帽，脖子上围了条漂亮的红围巾，母亲呕心沥血，他不能比别人差。

除学校每月发给贫困学生3卢布的助学金，他的母亲还设法在学校为教师们洗衣服，做勤杂、清洁工，每月可挣得10卢布，她就用这些钱供养儿子上学。

他的父亲别索虽然到了第比利斯，但刚开始的几年他还不时地回家。他对妻子自作主张地将儿子送到教会小学勃然大怒，他干脆把孩子带到第比利斯，让他到阿杰利汉诺夫皮革厂做学徒。但凯凯已经不怕丈夫了，她进城把孩子又领了回来。

别人又帮她重新办了入学手续，孩子又上学了。

从此以后，他的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哥里。1890年，他的父亲在一次酗酒后的打架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但他的死，对他一家并未带来什么影响。他对他的父亲从来就没有好感，除了拳头，他没从父亲身上得到过其它东西。

他组织了一个由几名最强壮的男孩结成的团伙，他们被称为“三剑客”。彼佳、采拉泽和格里沙，他们都毫无怨言地听从他的指挥，在他们中间，他是最瘦小的一个。

斯大林在哥里教会小学上了6年学。他通常是班里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记忆力非常地好，学习功课几乎不费什么劲。

在完成神学功课的同时，他还读了不少其它方面的书。他读过格鲁吉亚作家达·乔恩卡泽的中篇小说《苏玛尔城堡》，恰夫恰亚泽、阿·策烈铁里等格鲁吉亚作家的长诗和小说。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亚历山大·卡兹别吉里的一篇短篇小说《弑父》，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勇敢、机智、善于战胜任何困难的英雄柯巴，他救了一对年轻的恋人，为反对沙皇在高加索的总督沃龙佐夫伯爵的军队而进行战斗，最后杀死了叛徒吉尔戈拉。少年的斯大林特别崇拜柯巴，柯巴成了他偶像和理想的化身。对于斯大林来说，柯巴就是神，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他决心要成为第二个柯巴，成为像柯巴那样的斗士、英雄。

从那以后，斯大林就开始称自己为柯巴，并要求同学们也这样称呼他。

早期的革命活动

1894年，斯大林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并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母亲。

正教中学是一所奇怪的学校，看起来像座兵营。它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学生们哪怕只是犯了小过失也要在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关禁闭，修道士们经常侦查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搜查他们的行李，偷听他们的谈话，稍有怀疑，就向校长告发。

学校还鼓励学生们互相告密。学校不允许学生到非教会的图书馆去借书，只有经修道士认可的书才可以阅读。

学校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二三十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生活既单调，又死板，空气在这里好像都凝结了。

教会中学令人窒息的气氛显然与少年斯大林的追求不一致。

他在最初一两年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仍然名列前茅。学校也开设数学、希腊语、拉丁语、俄罗斯文学和历史等课程，但这些并未使他的求知欲得到满足。

入学不久，斯大林就加入了一个秘密的学习小组。他们偷偷地把禁书带到学校里秘密阅读。当时，第比利斯有一个流动图书馆，斯大林就从这个图书馆里借书。他读格鲁吉亚的诗歌，也读俄罗斯和西方一些名著。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雨果的《海上劳工》、《九三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果戈理的《死魂灵》。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使他知道了许多新东西。

斯大林对同学说：“没有上帝，他们骗我们。”他让这个惊慌失措的男生看达尔文的书。

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17岁的斯大林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他写了几首诗，发表在第比利斯文学杂志《伊维利亚》上，第一首诗充满了欢快的气氛，而最后一首诗则饱含悲伤的情感。

斯大林阅读学校禁读的书，在他入中学3年后被发觉。

斯大林失去了对东正教的信仰，但对于自己未来将走什么路，他心里还是不很清楚。

后来，他加入了“麦撒墨达西”社，这是一个第比利斯首批社会民主党小组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后来的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要求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进行社会革命。

斯大林加入后不久，就让他负责一个工人学习小组，给一些烟草工人、泥瓦匠、鞋匠、织工、印刷工人和马拉有轨车售票员讲授社会主义。每次集会都聚集在工人拥挤的窝棚里，房间里充满了刺鼻的马合烟气味和汗臭味。门外一个人放哨，以免遭到警察的袭击。

对于19岁的斯大林来说，给工人讲课的生活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充满了挑战。因此他非常兴奋。

每次这样的集会后，他必须匆匆赶回学校，向教士解释，为自己长时间不在学校找借口。然后装成虔诚的样子，到教堂去同其他人一起装模作样地进行祈祷。

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中学学生，这种生活使斯大林的处境很难堪，他决心摆脱这种处境。

1899年5月，20岁的斯大林从第比利斯正教中学不辞而别，他没有等到中学毕业。1个多月后，学校以无故不参加考试且原因不明为理由作出了开除的决定。

斯大林从此永远地离开学校，开始一种新生活——职业革命者。

母亲知道了儿子拒绝为上帝供职。她为儿子身上所花的心血都白费了，她想让斯大林当一个神甫的理想破灭了，她很伤心。

母亲不希望儿子成为什么革命者，始终固执地认为被学校开除是耻辱。

后来斯大林当上了原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事业成功了。他曾劝母亲搬到莫斯科去住，她也曾在克里姆林宫住过一段不长时间，但她蔑视他的成就，看不起热闹场中的喧嚣和世俗的荣华富贵。她还是回到了她那熟悉的格鲁吉亚老家，过着那安静，没有排场的生活，当一个简朴、虔诚的老太婆。

他的母亲晚年很孤独，因为他的儿子自从15岁到第比利斯上中学后，每次看望她的时间都很短。事实上斯大林已离开了她的生活。

虽然母亲对儿子的选择并不满意，但斯大林却始终热爱着他的母亲。他不回家，但经常给母亲写信，他写给母亲的信很简短。几乎每封信结尾都写上格鲁吉亚的传统祝语：“亲爱的妈妈，愿您长命百岁！”

他给她寄去妻儿的照片，寄钱、寄药，劝她生病时别丧气。

他依然请母亲到莫斯科来，她还是不来。他的妻子在最后的几封信中表示无奈：“夏天快到了，或许能见面，要不，您上我们这来？对了，您总是给我们寄包裹来，我们于心不忍。”

就这样，寄包裹，但不去，不论怎么请求。不过，他也没有去看她。在高加索休养时，离她很近，但不去。

只有在1935年，得知妈妈病得不轻，看来，以后难以见面，他才去探望了她一次。母亲对斯大林没能当上神甫还耿耿于怀，她惋惜地对儿子说：“你没能当上神甫，真可惜！”

1936年，叶卡捷琳娜带着这个遗憾和失望去世于格鲁吉亚，终年80岁。

离开学校的斯大林，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工作，生活没有着落。幸亏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在第比利斯天文台当观测员。

尽管这个工作收入微薄，斯大林还是很满意。他有一间独自享用的屋子，在不值班的时候可以自由使用，他不上班的时候就拼命地读书，桌子上堆着厚厚的书和小册子，有很多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甚至还有《火星报》。

1900年“五一节”快到了，斯大林和其他一些人忙于准备节日的活动。当时在格鲁吉亚，“五一节”是非法的，从来没有搞过庆祝活动。他们准备第一次在这里举行游行集会。

在指定的4月23日，400～500名工人来到第比利斯远郊的盐湖集合。因为这里离市区比较远，大概不会受到警察的监视。到达目的地后，工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自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和用俄文、格鲁吉亚文、亚美尼亚文写的标语。斯大林和其他几个人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讲，最后，集会者唱完《马赛曲》就匆忙解散了。

当斯大林与列宁的战友库尔纳托夫斯基筹划并准备1901年的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时候，第比利斯的警察，已经知道了这个计划并决定先发制人。

1901年3月21日警察逮捕了库尔纳托夫斯基和50多名社会民主党骨干分子。当天晚上，警察袭击了天文台和斯大林的住所。这时斯大林正向自己房子走来，看见房子被警察包围，就转到街上兜圈子，直到警察全都撤走才返回住所。

由于其他领导成员的被捕，斯大林承担了更加繁重的五一节组织工作。

五一节这天，大约2000名工人聚集在亚历山大公园附近的索尔达茨基广场，警察和哥萨克骑兵手持军刀和鞭子等在那里。双方很快发生冲突，14名示威者受伤，50多名被捕。

示威游行的消息使远在国外的列宁感到异常高兴。《火星报》评论说：“4月22日，星期日，在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对于整个高加索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天标志着高加索公开革命运动的开始。”

1901年11月11日，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党召开代表大会。斯大林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并派他到巴统去建立党组织。

巴统位于黑海沿岸，是个有两三万人的城镇。这里交通便利，是俄国的一个工业中心。

斯大林到巴统后组织发动工人，并办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印刷所就设在他的住所。铅字都放在火柴和香烟盒里，斯大林坐在桌子旁写传单，然后就交给排字工人，各种传单和宣言书很快就从这个印刷所散发到工人手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用柯巴作为化名，并且一直用了很长时间。

在斯大林的宣传、鼓动下，巴统的工人开始罢工，上街游行。

警察千方百计想找到秘密印刷所，为了躲避侦查，斯大林把印刷机转移到巴统郊区一个阿布哈兹人村庄。为了保密，到这里来领传单的工人都穿上高加索妇女的服装，戴着面纱。左邻右舍起初怀疑印刷机在印钞票，因此要求分一份。斯大林费了好大劲才向他们解释明白是怎么回事，并得到当地村民的帮助。

1902年4月5日，星期五晚上。斯大林和几个同志在一个朋友家聚会、联欢。联欢会正在进行中，有人猛然发觉，巴统警卫队不仅包围了这座房子，而且在地下室里安了密探。斯大林抽着香烟，正与一位朋友谈话。他没动声色只平静地说：“没事儿。”继续抽他的烟。过了不久，警察闯进屋里，逮捕了屋里所有的人，包括斯大林。

这是斯大林在他的职业革命生涯中第一次被捕。几经流转，1年多后他被判处3年流放。流放地是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省的新乌拉村。经过4个月押送，才到达目的地。但他很快就从流放地逃跑，1904年1月斯大林又偷偷地回到第比利斯。那时他已经24岁了，正是婚爱的年龄。

他在第比利斯的秘密接头点遇见了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后来介绍他同自己的妹妹相识，她叫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

姑娘和斯大林的母亲同名，都叫叶卡捷琳娜。斯大林很快地和叶卡捷琳娜结了婚。婚礼是在一所东正教堂秘密举行的，母亲特地从哥里赶来操办了这次婚礼。

1907年，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取名为雅可夫。不幸的是孩子生下不满1岁，年轻的斯瓦尼泽就病故了。

1905年12月斯大林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高加索联盟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芬兰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和斯大林第一次直接会面了。

1905年的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沙皇制度重又站稳脚跟，工人运动急剧衰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人脱离了党的队伍，党的组织成员大大减少。

就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来到巴库，领导当地的工人继续斗争。他在自己参与编辑的《汽笛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坚持认为石油公司必须同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工资制度必须改变，工人需要的不是更多一点的奖金，而是欧洲的工资制度。他和战友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等人一起领导石油工人同雇主进行斗争，在工厂主同意与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之后，他号召5万巴库石油工人来选举他们的代表，当局答应给工人代表以豁免权。

斯大林等人还组织了多次石油工人的罢工，迫使工厂主向工人作出让步。

巴库的斗争引起了列宁的重视。特别是那些有着积极斗争情绪的人使列宁表示十分钦佩。

斯大林在巴库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派出大量的警察，侦探来寻找跟踪他。1908年3月25日，斯大林和他的战友奥尔忠尼启则同时被捕，囚禁在巴库的拜洛夫监狱。

拜洛夫监狱原来只能容纳400人，可现在是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到斯大林被捕时这里却关押了1500人。

在狱中，斯大林除了学习世界语，还利用闲散时间读书，并继续注意着巴库石油工人的斗争，不断地为《汽笛报》和《巴库无产者报》撰写评论。

在这里他被关押了7个半月，然后被判处流放沃洛格达省索利维切戈茨克两年。在押解流放地的途中因患斑疹伤寒，直到1909年底才到达流放地。

不久他从流放地逃了出来，回到首都彼得堡又开始了他新的战斗。

从1908年斯大林在巴库被捕并判处流放，到1912年这段时间，他又先后3次被捕、流放。但他每次都逃了出来，在斯大林的革命生涯中真是多灾多难。在1911年的一次服刑中，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俄国局委员。

1912年底，斯大林再次奉召到克拉科夫参加列宁主持的联席会议。

经过一番艰辛后，斯大林终于到了克拉科夫，并如期参加了会议。

由于叛徒的告密，斯大林又一次被捕了。

斯大林在彼得堡监狱中住了5个月后，被判处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由警察公开监视，期限4年。图鲁汉斯边疆区是一个著名的流放地。斯大林在那里受到极其严密的监视，起初他还打算逃出流放地，但敌人对他越来越严的监视使他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著名的二月革命。沙皇制度被彻底推翻，斯大林的流放生涯随着二月革命的胜利也就结束了。

斯大林一生被捕7次，6次流放，而且集中在1902～1917年期间，真正是百炼成钢。

二月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又发动了七月事变。警方指控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又遇到了新的挫折不得不转入地下。

临时政府极力迫害列宁，说他是德国派来的奸细，要他到政府自首，列宁无法公开露面了。

斯大林承担了安排列宁转入地下的工作，列宁先被隐藏在老布尔什维克阿利卢耶夫家中，暂时躲避几天。

中央讨论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否接受临时政府提出的“出庭受审”的要求，大家意见很不一致，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列宁也犹豫不决，因为他担心，如果逃避审讯，会使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相信对他们的指控。相反，斯大林却建议他们隐藏起来，他说，士官生不可能把列宁押送到监狱，在路上就会被打死，必须把列宁可靠地掩护起来。

事实证明斯大林是对的，一旦列宁同意出庭受审，后果是很严重的，最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下决心隐藏起来。

天黑以后，化装后的斯大林亲自将列宁送上火车，列宁隐居在离彼得堡34公里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的草棚内。

斯大林成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秘密联络员。

十月革命越来越临近了，党的队伍又不断地扩大，斯大林肩上的任务更繁重了。他是《真理报》的负责人，又是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斯大林紧张地工作着，整日整月没有好好睡过觉。他时常记得巴库石油工人们常夸奖他有坚强的意志。因此，他早就用斯大林这个词做他的笔名，在俄语中，斯大林是钢铁的意思，斯大林一生确实具有钢铁般的意志。

1917年10月7日，列宁秘密地回到彼得格勒，党中央举行秘密会议，列宁在会上强烈地坚持“武装起义不可避免，时机完全成熟”的判断。

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列宁的计划太急迫，太突然，而且有危险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现得尤其惊慌，极力反对列宁的主张。

在这场辩论中，斯大林没有过多地表态，但是，在投票的关键时刻，他站在了列宁一边，列宁的举行武装起义的提议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会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然坚持己见，甚至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他们反对起义的声明，泄露了党的机密。这使列宁和他的支持者非常气愤，他们认为反对和泄露党的决议是一种叛变，列宁向党中央提出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

在中央的会议上，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坚决要求开除，还有一些中央委员也同意开除。只有斯大林主张从宽处理，认为他们只要承认错误，就应给予改正的机会。

在斯大林的影响下，会议撤销了开除他俩党籍的建议，但要把加米涅夫调离《真理报》编委会。斯大林同样提出反对意见，并提出“辞职”以示抗议。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他的辞职，加米涅夫仍留在《真理报》编委会里。

斯大林在组织上保护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路线方针上坚决地站在了列宁一边。

10月24日，列宁再次秘密地来到了斯莫尔尼宫，参与指挥武装起义。

武装起义在托洛茨基的直接组织和指挥下，起义成功了。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工兵苏维埃独掌政权。

在十月革命中，列宁是公认的领袖，托洛茨基的作用仅次于列宁。

1918年11月6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周年，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十月革命的一文，文中说：“起义的鼓舞者自始至终都是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秘密住在彼得格勒维堡区。10月24日晚上，大家要他到斯莫尔尼宫去领导总的运动。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做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十月革命胜利了，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新的人民政权不沿袭临时政府各部部长的名称，各部部长都改称人民委员，以增加新政权的人民性。

斯大林开始组建新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虽说是个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但现在他连一个房间也没有。没有办公桌、椅子，列宁只配给他一个助手，波兰人培斯特柯夫斯基。

那时候，革命刚刚胜利，大家都很忙。什么都没有，一片混乱，一切都得靠自己动手。

培斯特柯夫斯基在斯莫尔尼宫一个没人占用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空桌子。他把这张桌子推到边上，靠墙放下，又到别的房间找了两把椅子放在边上。在门上的墙上贴了一张纸，上写“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又让培斯特柯夫斯基到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那里借了3千卢布，作为必要的经费。就这样，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了。

这个办公室的唯一优点是：离列宁很近，使斯大林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列宁，也使列宁有可能了解和帮助斯大林。

的确，在初握权柄的日子里，斯大林成了列宁的得力助手。他的冷静、果断和卓有成效的办事能力受到列宁的赏识。

召开立宪会议原来是列宁及其战友们的一贯主张，他们认为这是实行民主的一种措施。但是在立宪会议临近召开时，列宁却忧虑起来：他担心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不能占优势，因此新生政权的力量将被削弱。

选举结果确实不出列宁所料：布尔什维克只占25％的席位。这使列宁等人感到不能容忍。于是决心取消立宪会议，对此，列宁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

立宪会议在塔夫利达宫开幕。在立宪会议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要求会议予以批准。可是，参加立宪会议的大多数人却拒绝讨论这个《宣言》。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要求休会，以便各党团能分别讨论《宣言》。休会期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提议：复会后宣读他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声明并退出立宪会议。列宁的倡议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一致赞同。

复会后，所有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代表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陆续离开了会议大厅，退出了立宪会议。

当其余的代表来到塔夫利达宫门前，准备继续开会时，却被卫兵挡在了门外。负责警工的德宾科向卫兵下达了命令：“禁止立宪会议继续开会。”

面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硬态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十分气愤，他们立刻组织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列宁对此早有准备，布尔什维克的赤卫队员们呜枪驱散了游行队伍。列宁当即宣布：“兹命令在塔夫利达宫内执行卫生勤务的卫兵和水兵同志不得对立宪会议中的反革命成员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应准许所有人自由离开塔夫利达宫。但非经特别批准，任何人不得入内。”

这样，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9日停止了活动。

斯大林从解散立宪会议这一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中再一次受到深刻启示。他充分体验到在政治斗争中，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具有极大的威力，即使行动显得粗鲁，但它最能迅速而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革命是不能心慈手软的！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作为中央特使去了赫尔辛基，参加芬兰社会民主工党大会。他在会上发言时强调芬兰应按民族自决权原则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并且与列宁共同签署了关于芬兰国家独立的法令。但是芬兰独立后，社会民主工党没有掌权执政，政权转到了芬兰资产阶级手中。因为这，斯大林所坚定维护的民族自决权原则遭到了党内一些人的指责，他们认为这是向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屈服。

面对种种压力，斯大林在1918年1月10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时，对民族自决权原则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说：“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这个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

他的新原则在其后的乌克兰建国一事上得到了验证。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于1917年12月12日，当时在乌克兰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团体的联合机关——中央拉达。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与中央拉达进行了艰苦斗争。

乌克兰终于没有独立，而是以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

十月革命的胜利响彻欧洲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仇视和恐慌。他们纷纷出兵武装干涉，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消灭在摇篮之中。国内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也不甘心他们的灭亡，纷纷组织自卫军举行叛乱，全国烽烟四起。到1918年夏，苏维埃共和国3／4的领土陷入敌人手中，苏维埃国家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岌岌可危，面对严峻的现实，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宣布全国进入战时体制。把首都从彼得堡迁到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得到1／8磅的面包。

战时体制包括：成立了15个方面军以应付战争；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取消市场和私人贸易，实行供给制；实行余粮征集制，成立武装征粮队，强制征收农民手中的“余粮”；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全国的各个战场。

1918年6月6日，列宁派斯大林作为中央特派员到俄国南方的察里津去征集粮食，并委以全权，当地的各级政府、军队、铁路、邮电、粮食等部门均须执行斯大林的命令。

斯大林到达察里津的第二天，就向列宁转告说：那里一片混乱，投机盛行。他马上采取了有力措施：对粮食实行配给制和固定价格，把那些腐化堕落和办事不力的官员撤职，解散一些不必要的委员会，严厉打击抢劫运粮火车的人。并向列宁保证过一个星期向莫斯科运送一百万普特的粮食。

他果断地下命令说：如果有人敢抢粮食，就把他们的村庄烧成灰烬，使他们不敢再袭击火车。

斯大林在这里为收集粮食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并且在5天内向莫斯科发运了5列车粮食。

此外，斯大林还直接参与了军事领导。他领导区军事委员会，将分散的部队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些新的师团、特种部队和装甲列车纵队，建立工人民兵队伍。在危险面前，斯大林没有惊慌失措，表现出独揽大权的气魄和坚毅果敢的精神。

在卫国战争刚开始组建红军时，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内缺少大量的军事专家，托洛茨基提议让沙皇时的旧军官补充到红军中，担任各级指挥官。列宁同意并采纳了这个提议，但斯大林不理解列宁的用意，心里是不同意此举的。

在察里津手握大权的斯大林，极不信任旧军官，撤销了由旧军官组成的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多数人的职务，然后把他们抓起来，囚禁于伏尔加河上的一艘轮船上。托洛茨基闻讯后立即发来了一封电报，要求释放他们，但斯大林“不予理会”。最高军事委员会派调查团奔赴察里津，专门调查此事，结果军区司令一人释放，被捕的其余人连船带人沉没于伏尔加河中。

此后斯大林和旧军官的分歧越来越大，磨擦逐渐升级，终于导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直接对抗。双方互不相让，列宁从大局出发，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派斯维尔德洛夫亲自乘专列代表中央到察里津接斯大林回莫斯科。为了安抚斯大林，列宁又让斯大林兼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19年春天，彼得格勒局势严峻。尤登尼奇率领的白军对彼得格勒发动疯狂的进攻，形势很危急，驻守在那里的第七集团军未能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敌人攻占杨堡，随后又占领了普斯科夫和亚姆市。第七集团军且战且退，撤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是战前的首都，是全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地位重要。

就在这时，中央决定派斯大林以国防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彼得格勒战线，以便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

5月19日，斯大林到达彼得格勒。当天召开了由总司令、西方战线司令员、第七集团军司今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彼得格勒的战况。后来，列宁又致电斯大林，要他在后方和前线注意“有组织的叛变活动”，一旦发现，即采取“紧急措施”。斯大林按照列宁的指示，号召保卫彼得格勒的部队同逃兵和叛徒作斗争。

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不胜任的人撤职，把他认为对失利负有责任的军官交送军事法庭，调整供给系统。这些措施使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明显好转，部队加强了纪律，提高了战斗力。

6月13日，彼得格勒的海防要地红兵炮台和发马炮台发生反革命叛乱，红军立即从陆上和海上对叛乱者展开进攻，16日红军占领了这两个炮台。

6月21日，第七集团军开始对白卫军实施反攻，在维德利察战役中，红军把白卫军赶到了边境。8月5日第七集团军主力解放了杨堡。8月26日，第十五集团军向西北发动进攻，夺回了普斯科夫。

由于保卫彼得格勒有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一样，获得了红旗勋章。

从保卫彼得格勒前线回到莫斯科，这以后，斯大林又曾被派往南方战线，领导那里的保卫莫斯科的重任。1920年10月16日又受命前往北高加索和阿塞拜疆，指导那里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一直到11月20日才返回莫斯科。

1919年3月，斯大林参加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大会之后的中央委员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紧接着，又被任命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上升很快。

1920年底，内战以弗兰格尔的失败而终结。1920年11月，莫斯科庆祝了自己的胜利。

在斗争中斯大林常以全权代表或政治委员的身份征战于各个战场，显示出斯大林的献身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斯大林的表现，列宁也看在眼里：斯大林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这在战争期间很重要。在战争以后，这样的人更是党和国家所需要的。

斯大林的政治斗争

战争结束后，国家的经济更加糟糕，粮食产量不足十月革命前的1／3，工业产量甚至不到战前的1／10。战争期间的战时经济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情况，工人、农民、士兵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政策了。一些地方出现了小型的农民暴动，士兵哗变，而此时党内却还在噪噪不休地，没完没了地争论工会应在国家生产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1921年3月16日，“红色要塞”的3万名水兵和13000名海军工厂工人举行暴动，发誓摆脱新政权统治，反对余粮收集制。提出“打倒布尔什维克暴政”、“要没有共产党的苏维埃！”等口号。

这次暴动经过了3天激战才算平息。军队哗变给苏维埃政权上了一课，敲响了警钟，它使领导人看到：人民并不总像十月革命时那样对党报以欢呼和掌声，事实与想象正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已大打了折扣。列宁在感觉到了人民的不满情绪时曾不无感慨地说：“这是一道闪光，比其它任何东西都更好地照亮了客观现实。”

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主要是：取消余粮征集制，农民在交纳预先规定税额的粮食税后，可以将剩余粮食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去卖；国家只管理一定数量最重要、规模最大的企业，其余的企业均出租和租让给国内外的企业主；关闭那些国家无力管理又无承租人的企业；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加强国营商业机构的同时允许私人经商和一定范围内的贸易自由。

党的书记处，负责党中央的日常事务的管理。

十月革命后，中央委员会正式任命中央书记，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书记处，斯维尔德洛夫任责任书记，他工作得极其出色，日常事务性管理交给斯塔索娃负责。他亲自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任命和调配干部。对每项任命都作了详细记录，十月革命期间和以后，工作量很大，事务繁多，他负责的书记处也只有30人，而工作却做得有条不紊。不幸的是，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死于西班牙流行病。

以后书记处的机构越来越庞大，1920年150人，到1921年已增加到600人。书记处已经成为权力极大，机构复杂的日常指挥机关。

由莫洛托夫任责任书记的书记处，不能令列宁满意。常出差错、管理混乱，找一个能力强的人做党内日常事务的总管已成为迫切需要。

在1922年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在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选举斯大林为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由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这一职务是非常适合的。他有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同党内那些鼎鼎大名的理论家相比，斯大林沉默寡言，不喜欢长篇大论。更重要的是，他不属于任何派系，他只工作，不大说话。

同党内老资格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相比，他的名气差得多。总书记这个职务所需要的巨大的工作能力，能够进行艰苦而平凡的劳动和耐心而持久的组织工作。这样的工作对诸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们的才华表现在理论方面，况且，当时他们也认为这个职位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职位，轮不到这些“大人物”去干诸如此类的琐事。

斯大林当选党的总书记，又是组织局委员，他掌握了至关重要的干部调配任免权。他撤换和新任命了一大批干部，选拔忠于自己的人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他用这种简单的方法使自己在党中央获得多数票。他偷偷地给党换了一次血。

列宁一直主张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他说：“如果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外国人会把俄国所有贵重物品全买走。”

斯大林不同意列宁的这一观点。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依我看……问题不在于垄断制的提纲，而在于实际上不存在垄断制……关于垄断制的废话终归是废话。”那时列宁的身体已经很差，但仍参与政事。显然，斯大林对列宁有些不耐烦，才说出废话的字眼。1922年5月15日，列宁又给斯大林写信，强调“有关削弱对外贸易垄断的一切议论、商谈和委员会等等都应正式禁止。”3天以后，斯大林在给列宁的回信中仍持反对的意见。

斯大林这样的固执己见，使列宁非常生气，他预感到这是分歧的开始，今后必然有严重的冲突。5月22日政治局通过了列宁的决定，但斯大林并未改变自己的看法。5月25日，列宁第一次脑血栓病发作，右手和右腿活动不灵，说话不清楚，几乎丧失了说话走路的能力，不得不住院治疗。

在列宁治病疗养期间，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内形成了“三驾马车”，实际上主持了中央工作，而把托洛茨基排斥在外。列宁一直到1922年10月初才回到克里姆林宫工作。

10月6日，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列宁的决定做了修正，实际上是破坏了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定。列宁因身体不适未能参加那次会议，但他得知新通过的决议后，立即找斯大林谈话，第二天又给斯大林写信。他以亚麻为例说明国家垄断外贸工作的重要性。

他指出：“这种产品在俄国的价格是4．5卢布，而在英国却值14卢布，相差3倍以上。如果开放港口，亚麻的走私活动就会达到可怕的程度。”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都反对列宁的看法。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宁的看法，但同意列宁的把这个问题推迟到下次全会讨论的建议。列宁惊奇地发现，在他生病的5个月中，中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和托洛茨基在政治局中处于少数，但他没有退却。

由于列宁的强烈坚持和参与，总书记斯大林决定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1922年12月18日，中央全会讨论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终于采纳了列宁的意见，重申坚决实行国家对外贸易垄断。列宁与斯大林在对外贸易问题上的分歧算是解决了，但对卧病在床的列宁来说，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几乎同时，列宁与斯大林在苏联建国问题上，产生了更大的分歧，更剧烈的冲突，并且这一次列宁最终也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1922年9月，斯大林主持起草《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决议草案。草案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并接受俄罗斯联邦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就是说，各国加入俄罗斯一国，并受它的领导。草案送给病中的列宁，列宁立刻把斯大林请到他的疗养地——莫斯科郊区的哥尔克，进行谈话。他们谈了3个小时，最后斯大林同意作些让步。列宁说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列宁是打算成立一个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共和国联盟，而斯大林是打算由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对加入它的各民族自治共和国行使主权，建立各民族不平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斯大林部分地接受了列宁的意见，对草案做了修改，主要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与俄罗斯联邦一起组成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改组成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3国先组成外高加索联邦，以外高加索联邦的形式加入联盟。

从实质上说，草案的修改并没有改变各民族自治共和国的不平等地位，而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于降了一级。它们在形式上也不能和其它各国以平等的地位加入新的联盟。这个草案遭到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要求直接地、平等地加入联盟。列宁针对这个草案在病中给加米涅夫写信说：“我宣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我那颗该死的牙齿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好牙吃掉它。”

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奥尔忠尼启则拒绝了格鲁吉亚要求以独立平等的地位加入联盟的要求。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提出整体总辞职，奥尔忠尼启则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接受了格鲁吉亚党中央的辞职，并处分了格鲁吉亚党中央的领导人，格鲁吉亚给俄共中央打电话，要求将奥尔忠尼启则调离外高加索边疆区。俄共中央派出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中央调查团到第比利斯去调查这起纠纷。

列宁显然对捷尔任斯基不放心，又派李可夫到第比利斯调查纠纷的原因，并将调查结果直接向列宁本人汇报。

在第比利斯，在奥尔忠尼启则的家中，奥尔忠尼启则因个人之间的问题打了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卡巴希泽一个耳光，并且是当着李可夫的面打的。

捷尔任斯基调查结束后，回到莫斯科向列宁汇报调查结果。捷尔任斯基明显地偏袒奥尔忠尼启则一方，对奥尔忠尼启则打人的事，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列宁对他的调查结论并不满意。

李可夫回来后将他的调查报告仔细地向列宁做了汇报，列宁弄清了奥尔忠尼启则的打人经过，十分气愤，为奥尔忠尼启则的行为感到羞耻，并认为是斯大林的支持才使得奥尔忠尼启则如此粗暴地对待同志。

由于劳累，由于愤怒，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刚刚工作了一天又发病了。1922年12月18日，中央通过了一次特殊决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作息制度。列宁的一切活动必须征得医生的同意，而医生又要受到斯大林的监督。聪明过人的列宁很快觉察到问题的实质，并对此表示极为不满，这更使列宁的病情雪上加霜。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才几个月，列宁就看出了斯大林的粗暴和滥用权力。列宁决心利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一事作为炮弹，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

1923年1月下旬，列宁让秘书向捷尔任斯基及斯大林要有关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捷尔任斯基说，材料在斯大林那里，而斯大林不在莫斯科。秘书马上写信给斯大林，斯大林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地说：“材料不经过政治局不能给列宁。”列宁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气愤，他对秘书福季耶娃说：要为争取材料而斗争。

2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向列宁提供捷尔任斯基委员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列宁当即指示秘书们去研究这些材料，提出报告供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用。

2月3日，列宁得知政治局已批准了捷尔任斯基的调查报告后，指示秘书们加紧时间，在3星期内写出调查报告，并且又给秘书们一些具体指示，说他“站在被欺侮者的一边”。列宁已准备好在3月份的代表大会上向斯大林发动进攻。3月6日，列宁又口授了给格鲁吉亚领导人姆季瓦尼、巴哈拉泽等人的信，并让人将此信抄送给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

列宁在信中说：“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这是列宁的最后一封信，这一天深夜，列宁病情恶化，从此基本上未理国政。列宁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开始考虑自己死后党的前途，他对斯大林极不放心，在列宁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和医生商讨后，同意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的文章。

1922年2月24日，列宁又把秘书沃洛季切娃叫去，列宁提醒秘书说：昨天和今天口授的东西是绝密的。然后，列宁开始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第二部分。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他个人大概是现在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接着，列宁评价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

1923年1月4日，列宁对《给代表大会的信》进行补充，表示要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按照列宁的意愿，《给代表大会的信》是绝密的文件，沃洛季切娃说：“底稿由我烧毁。按照列宁的意愿，封存文件副本的信封上盖有火漆印，他请求写明，只有弗·伊·列宁可以启封，而他死后则只有列宁的妻子可以启封。”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同年5月，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列宁的妻子把列宁的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拆开了。当时，这份绝密材料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公布的。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因为这一可怕的事而吓得目瞪口呆。斯大林坐在讲台上，看起来显得很小很可怜……尽管他表现出镇定和沉着，但显然他的命运正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这一切，对斯大林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丝毫没有精神准备。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站到了斯大林一边，他们都表示：列宁的担心是多余的，应该让斯大林继续任职。托洛茨基在会上表示沉默和冷淡。斯大林在会上表了态。他说应该按照列宁的遗嘱办事，自己应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让其他人干。但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劝说下他还是放弃了辞职申请。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也没有在代表大会发表。

只有列宁的妻子表示抗议，但她的力量毕竟太小了。就这样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保住了，而且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十月革命前的托洛茨基，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在党内的资历、威望都远远超过了斯大林。他有杰出的才华和坦率的性格，但追求事业成功的欲望没有斯大林那么强烈。

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托洛茨基没有好感。早在1907年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就对托洛茨基的口若悬河、夸夸其谈，描述为“漂亮的废物”。

但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争论还是有节制的。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尽量表现得宽厚、客气、不带个人色彩。斯大林也不否认托洛茨基的成绩，说他“在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

但在3年国内战争结束后，托洛茨基在党内的威望开始下降，他的支持者在党的“十大”上纷纷落选，他开始消沉。

暮年的列宁更偏爱托洛茨基。1922年冬季，列宁与托洛茨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他们认为在国家机关及党内的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决心一起联合起来，反对官僚主义，当然也包括反对组织内部的官僚主义。托洛茨基为能与列宁不谋而合感到自豪。可惜，时过不久，列宁第二次发病，他与托洛茨基共同反对官僚主义的计划只好暂时束之高阁。虽然没有列宁的参与，托洛茨基最后终于决定向斯大林发动进攻。

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在中央金会上公开阐述了自己的现点。他说：“俄共十二大后形成的制度离开工人民主的距离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还要远得多。”他指责“党的组织体制是书记等级制，党的领导机关已经官僚化。”不用说，托洛茨基的斗争锋芒是直接指向总书记斯大林的。

布哈林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也就是总书记斯大林的一边，与托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十分善于因势利导，在斗争中始终处于多数地位。

托洛茨基并没有就此退却。他召集一些观点一致的老党员联合签发了一份“46人声明”，签名者中有不少是著名的党务活动家。“46人声明”向中央提出意见，认为党的集体领导应当允许他们有发言的权力，开展党内辩论应该是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党在列宁不能主持工作时仍应保持民主的优良传统。声明信的内容是很尖锐的，是毫不客气的。

为了避免遭到“搞宗派活动”的指责，托洛茨基本人没有在“46人声明”中签字。但是，当中央收到“46人声明”后，托洛茨基却遭到了比签字者更严厉的指责。他和“46人声明”均被认为有派别活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遭受打击并造成党内危机。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不服，于是两派在《真理报》上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辩论。

总书记仍然不动声色，让对手尽情出击而不对他进行反攻。直到托洛茨基把党内斗争扩展到全国的时候，斯大林才组织了一次有力的反击。

在反托斗争中，斯大林率领中央一班人马前往全国各地，在各地党组织的会议上对托洛茨基进行猛烈的批判，参加这个批判大军的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基洛夫等。他们都是政治理论家、党中央的铁腕人物和权威人士。

广大党员和基层支部站在党中央一边，只有在知识分子较多的大学支部才有托洛茨基的市场。

斯大林从斗争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充满必胜的信心，把支持他的工农基本群众当做后盾。

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他说：“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显然是不会有的。民主不是某种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条件下都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实行民主是不可能和没有意义的。”

斯大林说，不能实行民主的内部条件是：工业不发达，工人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党员素质差等等；外部条件是：随时有可能发生外敌入侵，党要搞军事化，那时必须把民主收起来。

1924年9月，托洛茨基编写了一本书，《1917年》，回忆十月革命的过程和经验教训。这本书的序言题为《十月的教训》。这篇论文不仅叙述了他个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且批评斯大林等人在1917年2月革命后对列宁的《四月提纲》产生过怀疑，重提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在十月革命前后立场动摇的事实。

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不仅惹恼了斯大林，更激怒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大家群起而攻之，本来就陷于孤立的托洛茨基现在就更孤立了。斯大林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中，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并没有起什么特殊作用”……起义的实际领导者是“实践总部”，托洛茨基甚至还不是总部的成员。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坚持主张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斯大林阻止了这一过激行动。他被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解除了他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25年托洛茨基不甘心过清闲的日子，来到克林姆林宫要求工作。结果他得到了3项任命：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工业科技委员会主任、租赁委员会主任。于是，一个政治上颇有建树的理论家干起了技术工作。

托洛茨基被击败了，中央又开始分裂为观点对立的两派。当时，政治局有7名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其中斯大林是超于其他6人之上的领导者，托洛茨基是徒有其名的局外人。其它5名成员分化为两派。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把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称为“右翼”，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称为“左翼”。

两派争论的核心是：怎样理解和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左翼”认为，应该迅速实行工业化，这样能用更多的工业品换取食品和原料。“右翼”则认为必须保住社会主义阵地，即使放慢工业化速度也在所不惜。布哈林提出“蜗步”，即放慢工业化速度，他担心工业化所需资金缺乏来源。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左翼代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贫农的保护者自居，他们希望依靠农村中的共产党员，对富农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对富农的税收。加米涅夫甚至建议部分地恢复“战时共产主义”。季诺维也夫也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其主流来说是退步。

右翼代表李可夫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布哈林提出“富农和平民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我们在农村的政策应该摆脱和消灭阻挠农民和富农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应当告诉全体农民：‘发财致富吧！发展自己的经济，不要担心有人压制你们。’”中央两派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几乎有着相同的命运。他们都出生于1883年，同在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观点接近，几乎从未发生过争论，通常保持相同的立场，他们两人都善于写文章、擅长演说。

相比较而言，季诺维也夫比加米涅夫名气更大一点。季诺维也夫除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外，还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达7年之久。

季诺维也夫有许多优秀品质，但也有许多缺点，他的情绪时而乐观异常，时而垂头丧气，甚至意志消沉，缺乏“主心骨”，在紧急时刻和转折关头模棱两可。

加米涅夫的知名度没有季诺维也夫高，但他善于处理党内的各种微妙事务。比起季诺维也夫，他的知识更渊博，功底深厚，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概括能力，敢说敢干。列宁在世时他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副手，经常主持中央全会，多次主持党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都是由他主持的。

但他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容易头脑发热，他能够很快作出某种决断，但又可能同样快地予以推翻。与季诺维也夫一样，在关键时刻缺乏主见，模棱两可，而且经常把个人目的、野心和威望摆在首位。

列宁在世时，斯大林就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间有矛盾。斯大林当了总书记后，逐渐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这使具有强烈的权力欲和领袖欲的季诺维也夫很不安。1923年7月，他在高加索休养，同在这里休养的一些中央委员搞了一个聚会，想取消政治局，改组书记处，成立由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3人组成的最高机关，季诺维也夫想以此限制斯大林的权力和垄断。但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并讥讽说这是“山洞”中的人制定的一个政纲，其用意是想不让李可夫、布哈林、莫洛托夫等来领导全党。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文章中、讲话中多次不指名地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左翼也好，右翼也好，斯大林超脱于他们之上。斯大林不介入两派之间的争论，也不制止争论。但在内心里，他站在以布哈林为首的右翼一边，他们的观点和他的比较接近，虽然他不赞同布哈林的鼓励农民发财的号召。

列宁格勒是季诺维也夫的地盘。季诺维也夫从十月革命后一直是列宁格勒的苏维埃主席，无论哪个部门，都有季诺维也夫的影子。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莫斯科的党组织深受加米涅夫的影响。斯大林现在不想和左翼摊牌，他要先作些准备。斯大林给莫斯科党积极分子会议作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地阐明了他对工业、农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他的讲话明确，积极向上，很鼓舞人，莫斯科的党组织很快就站到了中央多数派的立场上。

斯大林打算让支持他的柯马罗夫、洛波夫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但遭到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拒绝，甚至没有把他们两人选进出席十四大的列宁格勒代表团。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1925年12月18日至31日召开。斯大林作了一个很长的政治报告，反复讲了有争议的问题，但没有点“新反对派”的名。

列宁格勒代表团对斯大林的政治报告不满意，他们推举季诺维也夫做副报告。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猛烈地抨击布哈林，说他违背列宁的教导，把新经济政策的阴暗面当成了胜利。他的讲话没有多少说服力，只有很少几位代表发言支持他。克鲁普斯卡娅提出反对压制党内民主，反对把反对派成员调离党的领导岗位。拉舍维奇发言反对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割除”，但他发言时，嘲笑和嘘声一片，几乎难以听见。面对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攻击，布哈林也针锋相对。他从各个角度对“新反对派”的指责进行了驳斥，并表示，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愿意收回“发财吧”的口号。

斯大林对“新反对派”猛攻布哈林极为恼火，尽管他也不同意布哈林“发财吧”的口号，但此时他需要布哈林。他解释说：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时期犯的错误比起来，“布哈林的错误甚至是不值得注意的。……布哈林只是犯了一个不大的错误。”他责问“新反对派”：“为什么还要肆无忌惮地攻击布哈林呢？”

加米涅夫说：“我们反对创立‘领袖’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们反对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处实际上把政治和组织合为一体了，凌驾于政治机构之上……我们主张政治局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全权的机构，同时主张书记处服从于政治局，并只完成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任务……”

“正因为我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多次谈过这个问题，正因为我同忠于列宁主义的一些同志多次谈过这个问题，现在我要在党代表大会上再说一次：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起来的作用。”

加米涅夫的发言，只引起了会场上一片骚动。加米涅夫的这番话，其实质并非不对，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限划分，他讲的符合列宁时期设立这两个机构的初衷。但他的用意是想以此削弱斯大林的权力，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务，这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因为斯大林当时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

加米涅夫的讲话，没有对斯大林构成威胁，相反代表们喊着“要斯大林”、“向斯大林致敬”，他们站起来为斯大林长时间鼓掌。

斯大林主张党的统一，反对将“新反对派”采取割除的办法。他说：“割除政策是同我们不相容的。党要求统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愿意这样，党就和他们一起去达到这种统一，如果他们不愿意，党没有他们也要达到这种统一。”

最后，他谈到了集体领导原则：“在我们这里完全会决定一切，当领袖们开始失常的时候，它就来纠正他们。（呼喊声：‘对！’笑声、鼓掌。）……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想肆意妄为，那人们就会来制止我们，一这是必要的，这是必需的。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鼓掌），谁要讲到这点，那也是愚蠢的。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条件下保持党的统一，保持中央各机关中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这些话无疑是正确的，只可惜，没过几年，斯大林就把它忘了。

在这次大会上，托洛茨基表面上很超脱，没有介入他们之间的争吵，但他内心里却在“幸灾乐祸”，坐山观虎斗。他本来也想火上浇油骂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但朋友们劝阻了他。

代表大会通过了《告列宁格勒组织全体党员书》等有关“新反对派”的几项决议。决定派人改组《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12月28日晚，中央立即采取了措施，委派《消息》主编改任《列宁格勒真理报》主编。

在大会最后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所有反对派成员全部当选。在大会之后立即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原有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李可夫、托姆斯基重新当选，但加米涅夫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这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排挤出党中央，“新反对派”也从政治上、组织上遭受了失败。

面对失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十分气愤，也很沮丧。此时，他们又想起了托洛茨基。

1926年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突然叩开了托洛茨基的家门，不久前的冤家对头重新相见时，双方无不感慨万千。

他们商谈联手的可能性，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说：“只要你和季诺维也夫在一个台上出现，党就会认为这是真正的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更现实一点，他说：“我们必须作好长期的准备。”

对于他们之间的接触，尽管各自的拥护者态度不一，但他们却似乎义无反顾，无论在会上还是会后都表现出亲近的样子。

不久，“联合反对派”的领袖各自在党的会议上表了态。季诺维也夫说：“有那么一段悲惨时期，因为对党内的一些本质的情况不清楚，我们两派真正的革命者在两年间互相打架。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并希望今后再也不会重复。”

托洛茨基也在同一时期发表个人问题声明，承认自己不应在《十月教训》一书中指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机会主义者。

斯大林对他们的和解只说了一句话：“他们竟互相赦免了。”

他们开始行动。

在1926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对李可夫的报告提出了批评和修改意见。要求对富裕的农村地区加征税收，进一步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扩大日用品生产，提高工人工资等，扩大工业投资30％，资金的来源靠增加农业税和提高工业品价格。

斯大林在给列宁格勒党组织作报告时，批驳了他们3人的观点，斯大林说：“我们党内有一些人把劳动农民群众看成异类，看成工业的剥削对象，看成我国工业的殖民地之类的东西。同志们，这些人是危险的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农民既不能是剥削对象，也不能是殖民地。”

托季联盟在一些党组织中建立派别组织、集会、散发秘密传单。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拉舍维奇在集会作报告，号召派别组织和党中央相抗衡。

斯大林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的行动，并思考如何解决这个联盟。终于，他想好了，他在给莫洛托夫、布哈林等人的信中说：“目前季诺维也夫集团是反对派一切分裂活动的鼓动者和党内分裂派的首领，是危害最大的集团，在全会上应当受到打击的也正是这个集团。因此，不仅要把拉舍维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而且要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至于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担任的职务，我想，把他从政治局除名后，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担任主席了……这样就可以使季诺维也夫集团失去战斗力，……在全会决议中要指出，季诺维也夫被开除政治局，不是由于他同中央委员会有分歧（托洛茨基同中央委员会有着同样的深刻的分歧，但并不存在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而是由于他（季诺维也夫）执行分裂政策。”

“……在全会上搞一个大而全的决议不好，这样就会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正式合并为一个阵营，这种做法目前可能为时尚早，从战略上也不合适，……最好是把他们各个击破。”

托季联盟的形成，从一开始就是滑稽的，在政治上是可笑的，使他们自己在公众面前丢尽了脸。他们的努力注定是无效的，只能成为斯大林的“割除”提供了把柄。

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搞了个3人声明指责党中央压制党内民主。结果在七中全会上，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托季联盟在中央遭到失败，又转到基层寻求支持。他们奔走于莫斯科、列宁格勒，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宣传他们的政纲，结果常常被从会场撵走，或遭到冷嘲热讽。形势对托季联盟是不利的，于是开始退却，向中央提出和解的建议，希望停止“党内纠纷”以便“共同工作”。斯大林不接受他们的和解愿望，他们只有投降，没有谈判的资格。他们的力量和斯大林相差甚远。

1926年10月，在中央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解除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和加米涅夫候补政治局委员职务。共产国际执委会解除了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布哈林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原苏联党和政府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纪念活动。

1927年11月7日，反对派决定带着自己的标语牌上街。斯大林早已准备好了，他动用了国家机器。在莫斯科，反对派在莫斯科高大建筑物上挂上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画像，在像下方写有“世界革命领袖”的字样。游行队伍扛着“枪口向右转——反对富农”、“反对官僚”、“坚决执行列宁的遗嘱”、“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列宁党的团结”等标语牌子上了街，人群中还不时响起“托洛茨基万岁！”、“季诺维也夫万岁！”的口号声，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直接指挥着游行队伍。

反对派走上街头，公开组织的游行示威，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结束，使问题更加严重。他们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在政治上更加被动。11月14日，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没过一个月加米涅夫也被开除出党。11月16日，原苏联著名外交家，托洛茨基的密友越飞自杀。托季联盟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再作一次努力。

参加越飞葬礼的人很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分别在葬礼上发表了讲话。当有人向列队的士兵呼吁，要士兵向前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致敬、高喊“乌拉！”时，士兵们却没有反应。托洛茨基终于认识到，他的机会已经过去了。

1928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表示忏悔，他们因而恢复了党籍。但托洛茨基坚决拒绝承认错误，他被流放到苏中边境的阿拉木图。他到阿拉木图后，并未停止活动，不仅写作，还经常与他的追随者保持联系。

1929年1月，联共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剥夺苏联国籍。托洛茨基最初流亡土耳其，出版《反对派公报》，还先后写了《我的生平》、《不断革命》、《俄国革命史》、《被背叛了的革命》等著作，以后又流亡法国、挪威、墨西哥，组织成立了第四国际。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他的寓所里遇刺，次日身亡。

在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中，布哈林是一位最年轻，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列宁称他是全党人人喜爱的人物。

布哈林的性格平易近人，豁达开朗、待人诚恳、温和宽厚，从不轻易伤害别人，列宁说他软得像“蜡”。

列宁逝世后，在党内历次派别斗争中，布哈林一直坚定地站在斯大林一边。斯大林是一位舵手，把握着政治航向，布哈林是一位理论家，积极而稳妥地掌握着宣传喉舌，帮助斯大林排除了来自“左”的干扰。斯大林十分尊重他，每当决策重大问题时，总书记经常这样问：“布哈林呢？他是什么意思？”那时，斯大林简直离不开布哈林，当时和后来，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俩之间有着磁铁一般的友谊与合作关系，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可以称得上是“挚友”。斯大林亲切地称布哈林为“尼古拉”，布哈林总是叫总书记为“柯巴”。

在斯大林的多次劝说下，布哈林从1927年起就住进克里姆林宫的一所别墅，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中央领导人也相距不远，他们都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和邻居。

每当假日来临，总书记的别墅里最热闹。住在附近的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经常在这里聚会，布哈林和他的妻子更是斯大林家里的常客。好客的女主人——斯大林的妻子十分欢迎他的到来。

宁静的小树林里常有丰盛的晚宴或野炊，也能听到孩子们的追逐嬉戏声。偶而还有斯大林和其他首长们的欢歌笑语和悠长的琴声。每到这时，斯大林似乎也显得十分开心。他们在这里既谈国事，也议家事，气氛十分和谐，人人感到无拘无束。尤其是人称“和事佬”的布哈林更感到无比欢快。他最爱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并为他们带些小礼品：刺猪在阳台上跑来跑去，小青蛇盘在瓶子里，矮腿狐狸在花园里出没。有时他自己也像个孩子似地开个玩笑或手舞足蹈起来。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总是盼望尼古拉叔叔的到来，因为他最有耐心和孩子们做游戏，他带来的礼物对孩子们来说也是最珍奇，最有趣的。

总之，布哈林对斯大林是一片忠诚的。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斯大林连在一起，他把友谊看得神圣而纯洁，他为有总书记这样的朋友而骄傲。

1925年初的一天，斯大林与布哈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是两人交换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后提出来的。布哈林忠实地维护列宁路线，他认为，要服从经济规律，减少行政手段，增加市场调节和自由周转，反对用榨出农民资金的办法来发展工业，“城市不应该掠夺农村”，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他毫无保留地向总书记坦诉自己的想法。

对“新经济政策”，斯大林认为，那只不过是暂时的退却，或者说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作为长期遵守的法则。斯大林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完全、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而新经济政策却不能保证这一点，只有逼迫、强制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才能尽快踏入社会主义。

自从那次长谈以后，双方都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理论研究——寻求依据。斯大林从来不愿意把矛盾公开化，他很长时间没有再向朋友们暴露过自己的思想。布哈林抱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准备去说服斯大林，他是一心一意替老百姓着想的，他相信，斯大林不会一意孤行地坚持错误，更不会拒绝朋友的忠告而轻易翻脸。

斯大林可没像布哈林那么单纯，他那敏锐的政治头脑始终与布哈林保持着距离。作为总书记，面对落后的俄国，年轻的苏维埃，斯大林有一种紧迫感。他认为，俄国是被资本主义所包围，必须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工业、农业和国防，才能使自己的经济实力强大起来，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不被外国入侵。

斯大林崇拜有权威的领袖，他敬重像彼得大帝这样的君主。他把自己置身于领袖的地位，他产生了一种要把俄国变成世界强国的炽热的使命感，他感到多头领导是脆弱的，必须像彼得大帝那样，使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1928年初，俄国的大小城市突然被一场可怕的粮食饥荒所笼罩。主要是因为农民拒绝交售粮食，他们害怕新经济政策被取消，担心集体化政策会没收他们的余粮和牲畜，因而他们囤积粮食，拒不向国家交售余粮。粮食收购工作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为了完成征粮任务，防止灾情扩大，斯大林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派出3万多名工作者到农村，向农民征购粮食。政治局委员亲自到那些抗粮严重的地区去做工作。

斯大林亲自视察西伯利亚，他看到当地粮食丰收，农民的家里到处堆满了粮食却拒绝卖余粮，他非常气愤，要富农立刻按照国家价格交出全部余粮，如果不服从，就把他们交法庭判罪，从没收的粮食中抽出25％分配给贫农和中农。

有的地方甚至动用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农民开枪，甚至不允许留够口粮和种子。愤怒的农民毁坏自己的农作物和工具，杀死牲畜，减少播种面积。结果是，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强行收购的粮食并不多。1928年，政府不得不用宝贵的外汇进口25万吨粮食。

这些情况，布哈林都看在眼里，他认真地思索着，并把这些材料记录在他的有名著作《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里。布哈林坚持说：农村矛盾激化的原因主要是来自政府工作的错误。富农之所以危险也是利用了我们本身的错误，党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斯大林否认党的失误。他把粮食危机的原因归结于农民不驯服，特别是富农的反抗。因此，他下决心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

布哈林感到十分压抑，他痛苦地为“党和斯大林合二为一”而困扰着。为了迁就和维护党的团结，布哈林没有和斯大林公开争执。他开始想用良知旧情来感化斯大林，但他发现，这根本无济于事，斯大林在推行自己的政策时是一意孤行的。他根本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劝告，于是布哈林想利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来说服斯大林。

支持布哈林的人，除了政治局的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外，还有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莫斯科党委书记乌格拉诺夫、列宁的妻子和妹妹、大学和科研单位的负责人等。

在1928年7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正式提出了他的土地革命纲领。斯大林认为：工业化的进程太慢，为了迅速发展工业，有必要暂时强求农民交贡款，以解决必需的资金。斯大林说：“农民交贡款，这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没有其它的资金来源了，布尔什维克不能因为这些事令人不愉快而闭上他们的眼睛。”斯大林号召全党打击那些富农和投机分子。

布哈林认为：斯大林的观点是违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它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农村自食其力的富裕农民，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在广大农村形成新的国内战争。这对忠实执行捍卫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很明显，布哈林已经不能再沉默了。

在七月全会上，斯大林和布哈林两派吵得不可开交。由于布哈林等人的坚决斗争，斯大林不得不暂时妥协，表示继续贯彻新经济政策，谴责“破坏革命法制”的粗鲁行为，取消对农民过分限制的“土地法草案”等等。

从七月中央全会的会场出来，布哈林同索柯里尼柯夫一起回家，他们在路上遇见了加米涅夫，便停下脚步谈了起来。布哈林向加米涅夫倾诉烦恼，谴责斯大林的政治路线，为斯大林在会议上的粗暴和狡诈的行为感到不安，斯大林是一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为了争夺权力，他可以改变自己的政策，两年前斯大林和布哈林一起批判“托季联盟”，现在，斯大林却用与托季联盟完全相同的观点来攻击布哈林。

此时的加米涅夫刚刚恢复党籍，处境艰难的加米涅夫不敢表态支持布哈林，只是不置可否地听着布哈林的发泄之词。布哈林在谈话时一再叮嘱加米涅夫：“不要把我们谈话的事告诉任何人！”“别打电话，有人偷听，保卫局的人正盯着我们。”可是保卫局还是搞到了谈话记录，据说是从托派分子那里传出来的。

斯大林没有直接向布哈林核实这件事，他先找李可夫，把印成材料的谈话记录告诉他，并指责他不该与布哈林等人搞“右倾集团”。李可夫当场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并立刻找来布哈林对质，当布哈林听到这种情况时简直大吃一惊。

那天，布哈林正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他的未婚妻拉林娜来了，布哈林忧心忡忡地说：“我很不愉快，心乱如麻，不得安宁，你理解我吗？不，你还小呢，好在你还不能理解这一切。”听到这，他的未婚妻哭了起来，他说：“我很可怜你，但我帮不了你啊！”布哈林沉默少许，伤心地说：“应该可怜的不是我，拉罗奇卡，而是农民——庄稼汉。”

正在这时李可夫激动地跑进房间，他说他从斯大林那里得知，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进行了缔结反对斯大林联盟的谈判，并且事先得到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赞同。李可夫向斯大林声明：这是不可能的事，是陷害。斯大林讲出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交谈的详细内容。看来，证据是确凿的。布哈林攻击领袖、谩骂莫洛托夫的事实已经被斯大林掌握了。

“这就是说，加米涅夫告密了，这个混蛋加叛徒！”布哈林气得脸色苍白，手和嘴唇都颤动起来。他高声吼道：“这件事通过其它途径是无法知道的，会见是偶然的，地点是在室外，就在克里姆林宫，在我同索柯里尼柯夫一起参加全会回家的时候，谈话是不会被窃听的。”（他没有想到保卫局工作的厉害）

李可夫愤怒地说：“你简直是个娘们，而不是政治家。你是在对什么人推心置腹呀？……你简直是个小孩子……看你在政治局里怎么交待！”面对这种情况，布哈林无言以对。政治上的幼稚决定了布哈林注定失败的命运。

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文章，指责斯大林的新方针，文章写道：“我们应当……统筹兼顾，让个人、群众、社会和国家都能发挥主动性，我们在各种事情上都集中得太过分了。”这更加激怒了斯大林。

十一月的中央全会，主要讨论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问题。在会上，就农业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会上提出集体辞职，在奥尔忠尼启则的斡旋下，他们三人最后收回了辞呈。

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讲话，在谈到右倾时，斯大林说这“是一种还没有形成机会主义的而且可以纠正的倾向”，“右倾分子”还没有组成“派别组织”。

斯大林在会上批判右倾，但没点布哈林的名。

全会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还是一致通过了《关于1928～1929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的决议。

由此，斯大林得到一个重要证据：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所投的赞成票就等于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这正是斯大林需要的材料。

会后的第三天，他就利用这个决议使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格拉诺夫引咎辞职。与此同时，斯大林还给右倾分子们派去了“政治委员”，给政府主席李可夫派去了奥尔忠尼启则，给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派去了卡冈诺维奇，给《真理报》主编布哈林派去了沙维利耶夫，给由布哈林主持的共产国际派去了莫洛托夫。规定这些部门的一切指示均需有中央代表联署才有效，并且拥有否决权。布哈林把这称为“建立了政治委员制”。

现在斯大林心里有底了，他决定进一步逼布哈林就范。1929年1月30日，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题为《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演说，斯大林说：“不管多么令人痛心，也不得不确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组成的特殊的布哈林集团。”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一个持有自己的政纲、企图和托茨基分子勾结起来反对党的特殊集团”。

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再次发表声明，指责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愤怒地提出辞职。

斯大林在讲话中说：“政治局全体委员通过了关于控制数字的共同决议，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大家知道的决议：政治局全体委员无论在中央一月全会上或全会外都宣称政治局内部是团结一致，没有意见分歧的。”“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投票赞成一致的决议中只是做做样子，他们保留了自己和党不一致的特殊看法……”

原来，斯大林是在用这个理由来说明布哈林在欺骗党。布哈林陷入了斯大林的圈套。布哈林坚决否认与托派勾结的指控。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布哈林、加米涅夫会晤的问题。这个委员会于2月7日提出一份方案，要求布哈林承认同加米涅夫的会见是犯了“政治错误”，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去，作为交换，中央放弃对布哈林的指控。布哈林拒绝了这个和解方案。

斯大林利用自己在会上的多数地位，通过了一个决定：

1、认为布哈林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是毫无根据的。

2、不同意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辞职。

斯大林继续进攻，在1929年4月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在报告中，一开始就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他和布哈林的私人关系。他说：“我不想谈个人因素……因为个人因素是小事，小事是不值得多谈的……是一个破钱都不值……”

他着重打击了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斯大林说：“他这理论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还需要补习一下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带有某种经院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学过辩证法……”“这个经院哲学理论家……昨天还企图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还跑去和他们暗中勾结。”斯大林还指责布哈林1918年时曾反对过列宁。

这样，斯大林对布哈林新账、旧账一起算，很容易说服代表，布哈林的失败已成定局。

会议决定免去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但保留他们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布哈林屈服了，在11月12日的全会上表示愿意回到党的路线上来，“我们同中央多数之间的分歧在消失”。但斯大林并不买他的账。全会决定撤消布哈林政治局委员职务。稍后，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相继被撤消政治局委员职务，李可夫被解除了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

至此，列宁逝世后十三大选出的7名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斯大林，只剩下斯大林一人了。斯大林通过几次党内斗争，他牢牢地掌握了权力，在党内国内确立了惟我独尊的地位。

推行经济政策

1929年，斯大林迎来了他的50岁生日，仿佛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俄国上下忙着为总书记祝寿。

全国各地发来了向领袖致敬的贺词。各地的党组织千篇一律地歌颂他的丰功伟绩。莫斯科的墙上挂满了他的巨型画像。他的各种大小的全身和半身塑像充斥了广场、公共建筑大厅、商店橱窗直至最寒酸的理发店。宣传员高喊着“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

个人崇拜，在政治上斯大林是需要的。他需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但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要的不是表面的热闹。

斯大林早就以“实干”著称，他是不图虚荣的。他坚信自己是一位主宰世界的领袖，是在履行历史的意志，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在《给祝贺斯大林同志五十寿辰的一切组织和同志》的信中斯大林仍谦虚地写道：“我把你们的祝贺看作是对按照自己的形象诞生了我和培育了我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正因为我把这种祝贺看作是对我们光荣的列宁党祝贺，我才敢于向你们表示布尔什维克的谢意。”

“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我决心今后继续把我们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全部才能，必要时把我的全部热血一滴一滴地献给工人阶级的事业，献给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

这正如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吉拉斯所说：“神化的斯大林……若说是他自己搞起来的，至少也同样是斯大林手下那一班人和官僚机构制造出来的，他们需要这样一位领袖。”

农业集体化和剥夺农民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分歧之一，没有了布哈林，他准备实施了。他知道这场革命必然会有阻力，对付阻力的办法，斯大林只有一招：那就是通过暴力手段，把一切阻力都当作反对势力来打倒。他认为如果依靠教育和劝说来实现共产主义，那将是一条漫长的路，而这是国际国内条件不允许的。用暴力对付来自人民中间的阻力，那就等于向人民宣战，这是冒险的，需要勇气和胆量。他决定现在就干。

农业集体化早在1927年就开始实施，但那时是农民的自愿组合，进展缓慢，斯大林要求加快进度。1930年1月，中央公布《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

中央的指示一下达，全国的集体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中央派出2．5万工人到农村，帮助当地的党组织工作。共青团员们起了党的后备军作用。

党的基层干部热心地贯彻集体化的路线，他们把党代会上的号召直接传达给农民，并许愿供给集体农庄拖拉机、收割机等。到1932年底，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62％，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80％，到1937年底，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数达93％，播种面积达99％。

全国各地建立拖拉机站、修配工厂、农艺站、驾驶员学校，农庄选派聪明能干的青年参加学习。不久，他们就开着拖拉机在自己农庄的大片土地上耕作起来。

如何对待富农，斯大林说：“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

中央对富农的标准，做了详细的解释：只要每口人的年收入高于300卢布或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有磨坊、油坊，如此等等。在这些特征中，哪怕只具备一个，就可以使一个农民变成富农。这样，在生活中，最勤奋、最能干、最节俭、最有进取心的劳动者遭受了苦难。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靠自己的劳动形成的，而不是十月革命前的富户。

根据中央的规定：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包括牲畜、生产用房、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种子储备等。

这个规定对富农的处理方法分为3类：第一类是反革命富农的骨干、恐怖活动和反苏维埃活动的组织者，对这类富农应立即逮捕，送进监狱或劳改营，其中对特别危险的分子要处以极刑，家庭成员要迁到边远地区；第二类是反对集体化的“大富农和过去的半地主”，本人及家属应驱逐到边远地区；其余的富农属于第三类，把他们安排集体化居住区以外的某一指定地，并另外分配给他们上地，要他们承担相应的生产任务和义务。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给各地苏维埃电报指示：属于第一类的富农有6万余户，第二类约15万户，第三类约80万户。

随后，采取恐怖手段强行消灭富农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各地都在努力导找富农，来超额完成上面规定的“定额”，“挖制数字”。

富农们被没收了财产，驱逐到北部、乌拉尔、西伯利亚等荒无人烟，几乎无生存条件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富农村”，这些“富农村”有武装看管，直到卫国战争结束后才解除看管，实际上是变相的集中营。

后来苏联学者估计，在剥夺富农的过程中，消灭的富农户总数大约在100万到110万户。许多富农在被迁徒的途中试图逃跑，但结果很惨：逃跑者或者在路上就被击毙，或者被送回集中营。1931～1932年被迁移的41．35户中，只有37万户到达了目的地。

不幸的是，集体化后，粮食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逐年下降，畜牧业损失更大，马的数量下降了2／3，牲畜数量到50年代末才达到1926年的水平，粮食1950年才超过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达到的产量。

虽然粮食产量连年降低，国家收购的粮食却不断提高。1930年粮食产量是8350万吨，收购了2214万吨；1933年产量降至6800万吨，收购的粮食却提高到2330万吨。这种收购是强制性的，农民被迫以相当于市场价的1／10到1／8的价格把粮食上交给国家。各地必须完成上级规定的粮食收购任务。

如此玩命地收购粮食，最主要的是把收购上来的粮食出口、换取外汇，来购买外国设备。许多集体农庄庄员的口粮，包括种子都被“收购”了。

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乌克兰这些俄国主要的产粮区严重缺粮，有些地方出现饥荒。

1932年夏天，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成熟，饥民便纷纷充当“理发师”来到地里，用剪刀剪下谷穗熬粥糊口，当收获季节来临时，剩下的粮食又被送往收购点，于是，一些饥民开始偷偷地把场院的粮食装在衣兜里或藏在怀里带回了家。

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亲自口授了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人“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可以枪毙并没收全部财产，情节轻微的，剥夺自由10年以上，并没收全部财产”。

中央和斯大林仍然对普遍出现的饥荒视而不见，拒绝讨论饥荒问题。

这次饥荒最严重的地区是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南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主要产粮区，饿死的人数至少有几百万人。可是，有关这一时期的饥荒一直到1956年以前都禁止提及，30年代一些人由于提到饥荒而被当作“反革命宣传”逮捕。

1929年斯大林曾保证说，经过集体化，再过两三年，苏联将成为世界上出产粮食最多的国家。然而恰恰3年后，苏联粮食产量不仅绝对地降低了，而且还出现了普遍的饥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斯大林研究俄国历史，从中发现这样一条规律：由于旧俄落后，因而不断挨打。他说：“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方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斯大林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诗《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的一段话：

“俄罗斯母亲啊，

你又贪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斯大林说：“外国侵略者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贫穷、软弱’，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人们的忘我精神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是斯大林领导的那个时代的最大特点。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新西伯利亚城采访了一位带病坚持工作的铁路工人毕尔。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把妻子接过来过安稳的日子，这位钢铁一样的人这样回答：

“人生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工作，是创造！在我们生活的这段时刻，有无穷尽的创造机会，我难道能够从创造的工作中离开一个钟头去温存我的妻子或是按时去吃饭吗？”

那个时期，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把艰苦创业的思想看作一种天职。一切旧的习惯和看法都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这片古老而落后的国度里。

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俄国建立了近1500个大型企业，其中有第聂伯比电站、库兹涅茨克钢铁公司，乌拉尔机械厂及化学机械厂、汽车厂、农机厂、拖拉机厂等，第一个5年计划从1929～1932年，用了4年零3个月。

第二个5年计划调整了工业布局，在燃料和原料产区建立重工业基地，以减少运输压力。在一些大城市中建立大型工厂，在斯大林格勒仅用11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宏伟的拖拉机厂，在乌拉尔建立国防工业，正因为有这样雄厚的重工业基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免遭毁灭性的打击，才有能力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

通过工业化，苏联的工业增长确实很快，到1937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德、英、法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工农业比重中，工业已占到77．4％，苏联已经成了世界上强大的工业国之一。

期大林在政治斗争中是一帆风顺的，但他的家庭生活与之相比，要逊色得多。

斯大林的第一个妻子叶卡捷琳娜去世20年后，他娶了第二个妻子娜捷斯达·阿利卢耶娃。

1918年，国内革命战争刚刚打响，斯大林被派到察里津，她也随斯大林去了，给斯大林当秘书。

被内战折磨的察里津，是一个充满了饥荒、暴力的城市，到处是残砖碎瓦、饥饿的人群，远处的枪炮声，这些残酷的景象，叫她有点害怕但她身边有她强健的丈夫，又让她心里感到有了依靠。

3年国内战争期间，她一直跟随斯大林东奔西跑，一直到战争结束，他们才回到莫斯科，她被分配到列宁秘书处工作。她善于执行任务，对工作一丝不苟，有时可以一连几天几夜，一直坐在打字机前，遇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任务时，列宁总是说：“把这事委托给阿利卢耶娃去做，她一定能做好。”

斯大林很爱他的妻子，虽然他很忙。1921年阿利卢耶娃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瓦西里。1926年又生了女儿斯维特兰娜。

在20年代，领导人生活都很俭朴。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娃也一样，刚回到莫斯科时，根据列宁的命令，给了斯大林一套不大的住宅。后来，他们又搬了两次家，最后才在莫斯科近郊的祖巴洛夫别墅住下来，在这一片别墅区里居住的还有党的一些其他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哈林也离他们不远。

斯大林的岳父母、阿利卢耶娃的哥哥姐姐，斯大林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雅可夫都住在这座别墅里。这里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充满了家庭的欢乐。

斯大林从1922年就是总书记了，官很大，家里却很穷。屋里摆设的是不值钱的家具，沙发椅套着布套，没有一件古董，地板上铺了两块地毯，家里甚至没有一幅好的“真正的画”。墙上挂的是普通本框镶的复制品，惟一的一架钢琴还是公家的。

斯大林的工资也不高，起初生活也很拮据。有一次吃饭时斯大林突然对妻子说：“我从来不爱钱，因为通常我总是没有钱。”钱实在接不上下月开支的时候，斯大林只好向党的会计处预支下月工资的一部分，有时20卢布，60卢布，75卢布。

阿利卢耶娃从不因丈夫做了国家领导人而追求生活的特殊化。她是一位年青漂亮的妻子，但她穿的上衣腋下和裙子衬里全是补丁，这样的衣服一直保存了几十年。后来，她姐姐把这些遗物交给了斯大林的孙女。

斯大林很忙，很少有在家的时候。如果某一个周末没事，他会邀请他的邻居们到他这来做客，阿利卢耶娃待人谦和、热情，大家也都愿意到他家来聚会。常来的客人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琼尼、布哈林。

他们在一起喝茶、聊天，夫人们在一起唠家常。晚餐后，他们来到院子里，布琼尼会拉起手风琴，大家慢慢地围过来一起唱歌，有时斯大林也会和大家一起唱，他的嗓音很好。

20年代的俄国第一批领导人生活都很简朴。国家对党的领导人的个人生活规定得比较严格，中央规定：不许动用国家资金改善个人住宅，装修别墅，给负责人发放资金和实物。专家和负责人员同工人的工资差别不能太大。列宁在生前甚至有一个不公开的传统，中央委员把稿费上交给党的会计处。

那时，党的领导人没有任何贵重物品，甚至谈论这些东西都被看成是粗俗的小市民，甚至是反常情调的标志。

长期以来，斯大林在外表上都一直保持“禁欲主义”，甚至到了晚年也是如此。

斯大林睡觉时盖的是战士们用的被子。除一身元帅服外，还有几双绱底的毡靴和一件打着补丁的农民皮袄。

斯大林平时喜欢在饭前稍许喝点格鲁吉亚纯葡萄酒，但没有托洛茨基那种“贵族老爷式”的习惯，花很多时间去打猎、钓鱼，不过他的生活习惯是不利于健康的，他吸烟很多，常常叼着他那心爱的大烟斗，直到临死前1年才把烟戒了。

斯大林从20年代末开始，每周看一两次电影，逐渐成了个习惯。一般是在夜里12点以后，凡是群众反响比较热烈的影片，都在克里姆林宫一间不大的放映厅里（后来是在他的别墅里）放映过。

斯大林一直认为，电影只有一种功能，即教育功能，而且整个艺术都是这样。再有就是去剧院看戏，《天鹅湖》他看过好几十遍，甚至一些戏的彩排他也看。他通常总是一个人到剧院去，剧场关灯之后他入座，坐在包厢紧靠角落的地方。每当看过首场以后，他都向演员表示谢意。

婚后的斯大林并没有因为成立了家庭和拥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而改变多年养成的习惯。他工作起来仍然是没日没夜，特别是他担任总书记以后，秘书每天送来一叠厚厚的报告、文件、电报、人民来信，堆得像小山一样。他都仔细地阅读，认真地批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事业中去。有时办公室就成了卧室，沙发成了床铺，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那种贵族习惯”。

阿利卢耶娃很快就习惯了丈夫的这种生活方式，也习惯了丈夫那些无休止的会议、斗争和外出的生活。她很爱斯大林，结婚后，她就以年轻主妇的献身精神热情操持起了家庭生活。

阿利卢耶娃对孩子管教很严，她是个说一不二的人。斯维特兰娜5、6岁时，阿利卢耶娃就让她学德语、俄语、数学和学龄前的音乐等课程，稍不守规矩就会受到母亲的训斥。

但斯大林却完全不一样，只要有时间，他喜欢和孩子们玩，对孩子们要求不过于严厉。他尤其喜欢女儿，总是叫她“小东西”、“小女主人”。如果她有什么请求，他总喜欢说：“你请求什么？你下命令吧！我们马上就完成任务。”

在写给女儿的信的结尾时一定是“吻你”，信中充满了娇惯之情。

在家里，阿利卢耶娃常常因为斯大林娇惯了孩子而生气。

阿利卢耶娃渐渐成熟，越来越无法容忍丈夫的粗暴。有时吵架，一连几天不说话，她对斯大林称“您”，他对她称“你”。

有一天，他不跟她说话了，过了好几天，她才知道，因为她对他用“您”相称，他生气。他俩都容易怄气，而且怄很长时间气。不过，这毕竟是爱情，是两个在家庭生活中奇怪的、可怕的人的爱情。只要他俩长期相处，就会彼此气昏了头。一旦分离，又没法活。不过，他俩只有在南方休假时才长期单独相处，在莫斯科生活时，他回家很晚，只来得及喝杯茶就躺下睡觉。说实在的，他待她不错，他很爱自己的妻子。

斯大林和他前妻生的长子雅可夫，是1921年在阿利卢耶娃的一再要求下，才来到莫斯科的。来的时候，雅可夫14岁，斯大林对长期没有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大儿子比较冷淡，认为儿子的性格很不像自己。他把儿子的谦让看成软弱，把儿子的诚实看成笨拙。他不满意雅可夫的第一个妻子，并粗暴地干涉他们的婚姻。在他眼里，雅可夫是一个不成才的庸人。

由于父亲的冷漠，雅可夫曾用手枪自杀，幸好没有打中要害才没死，而当斯大林看到受伤的儿子时，只是冷冷地说一句：“啊哈，没打中。”

善良的妻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是这样一个心冷如冰的人。大概从那时起，妻子就与斯大林产生了分歧。

阿利卢耶娃是个要强的人，她不愿意把自己永远关在家庭中，不愿意被丈夫称为“娘们”。

阿利卢耶娃成为正式党员后，她向斯大林提出要去上学，斯大林不同意。他认为她做个专职妻子就很够了，阿利卢耶娃一再要求，奥尔忠尼启则和叶努基泽也帮着说情，斯大林总算同意了，让她到工业学院去学习化学纤维，那是一个新技术。为了保证她的安全，保密局采取了措施，在她上课的班内安排了特工人员，她的真实身份也被隐藏起来。

摆脱了克里姆林宫束缚的阿利卢耶娃，像脱离了笼子的鸟一样，沉浸在回归自由和大自然的欢快之中。她从心底感激丈夫，决心在新的岗位上，继续支持丈夫的伟大事业。

在学校里，她从同学们的口中了解了许多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农村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各路征粮队又在农村兴风作浪。她感到震惊，在家里她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丈夫，并指责他的政策破坏了农村经济。斯大林听后很生气，命令政治保卫局把传播这些消息的人统统逮捕。

幸福的婚姻，是两颗心之间不断的沟通和接触。但斯大林却没有时间去这么做，当她指责丈夫不关心家庭和孩子时，斯大林常常粗暴地打断她的话，有时还骂她。

阿利卢耶娃是个性格内向，自尊心很强的人。她情绪不好时，也从来不承认心里有事。

1932年11月8日，庆祝十月革命15周年的宴会上，斯大林与阿利卢耶娃之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反常事件，这使人们感到突然和惊叹。

“喂，来，你喝一杯。”斯大林对妻子招手说道。他显然有些醉意。

“我不是你的什么‘喂’！”阿利卢耶娃不同寻常地大吼一声，并且一边喊，一边跑出了宴会大厅。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有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追出去劝解她。这才发现，这些天她的情绪一直很坏，每件事情都使她感到厌烦。她厌恶一切，甚至孩子。这与人们心目中的善良、贤慧、宽容的阿利卢耶娃判若两人。波利娜陪她在克里姆林宫的院子里散步，一阵安慰之后，表面上看，她平静了下来，可内心深处仍充满了沮丧情绪。

第二天早上，管家瓦西里耶夫娜早上照常来叫醒阿利卢耶娃时，看见她已经死了。一支小型的女式手枪躺在地上，人们叫来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

11月10日，《真理报》发布了阿利卢耶娃去世的消息，但没有说明死因。官方的广播则报道说，阿利卢耶娃死于一次紧急的阑尾炎手术。斯大林只参加了妻子的追悼会，在向遗体告别时，斯大林在灵柩前站了片刻，然后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去墓地送葬。阿利卢耶娃没有按照常规被火化，她的遗体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终其一生，斯大林没有到坟上去看过，他认为妻子背叛了他，尽管那里为她修制了粉红色大理石座椅，还为其妻子精心雕刻了塑像。

阿利卢耶娃死的时候32岁，扔下了11岁的瓦西里和还不太懂事的5岁的女儿。妻子的死，对斯大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来她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说：“母亲的死使父亲的心灵变得如此空虚，他失去对人，对朋友的信任。”在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沉痛地提出辞职要求，“也许我已经的确成了党内团结的障碍，如果这样，同志们，我准备隐退……。”

祖巴洛沃那座别墅经常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忍受不了这些，于是在附近的孔策沃新建了一所房子，在以后的20年中，他一直住在那里。但到了晚年，斯大林却表现出了对妻子的怀念之情。在餐厅里，在他的别墅办公室，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里，都挂着阿利卢耶娃1929年夏天和秋天心情愉快时拍的照片。

斯大林怀疑家里的人教坏了妻子，他不想让年幼的儿女再受到伤害。妻子死后，原来服务的管家、厨师、佣人和其它工作人员都辞退了，换上了内务部派来的人，仅剩下斯维特兰娜的老保姆，有人向斯大林说，这个保姆也是个“不可靠的人”，必须让她走。斯维特兰娜听说后，便大哭起来，斯大林不忍看女儿掉眼泪，发起火来，命令把保姆留下。但是阿利卢耶娃的姐姐、哥哥等人都慢慢地离开了这里。

家中的不幸使斯大林把希望放在儿女的成长上，他希望孩子们都成为军人。

雅可夫在运动学院毕业后，又进入炮兵学院，1941年5月他从炮兵学院毕业。战争开始的第一天，雅可夫就上了前线，斯大林没时间同他见面了，雅可夫在弟弟的别墅里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在电话中说：“去吧，去战斗。”

雅可夫是炮兵上尉，在战斗中勇敢、顽强。在一次撤退中，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叛徒出卖，并被劫持到敌人的大本营。这是德国人精心策划的一起阴谋。

他们俘虏了雅可夫，向苏军部队撒传单，说斯大林的儿子都投降了。德国人企图用这种办法来瓦解苏军的战斗力。德国人的阴谋失败了，认识雅可夫的战士们把传单撕得粉碎，他们不相信雅可夫会叛变。

斯大林从德国广播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来又看到了传单，他认识儿子的笔迹，独生子确实被俘了。他心情沉重。战争刚刚开始，他就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了解自己的儿子，相信雅可夫决不会向敌人投降。

1942年9月，苏联组织了一个营救雅可夫的特别小分队，他们得到的指令是：营救雅可夫逃跑，如救不了，就打死雅可夫，以免被敌人利用。小分队通过前线到了敌后，后来全部牺牲，营救计划失败。

德国人想让雅可夫叛变自己的祖国，由狡诈的职业间谍施特里克尔德大尉亲自审讯雅可夫。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遗憾地表示：收买雅可夫是一种失败的尝试。

敌人在雅可夫身上使尽了花招，绞尽了脑汁，也没有得到什么便宜，他们绝望了，将雅可夫转移到萨克森豪森死亡营。这是战俘营中最残酷的一个营。

雅可夫深知：自己虽然清白，问心无愧，但他的名字已被玷污了，战后自己即使活着出去，又有什么希望和前途呢？在多次受到人身污辱之后——

1943年4月14日，集中营的战俘们正在放风，7点钟下达了回到棚子里去的命令，人们都回去了。雅可夫没有回去，他要求见集中营的警卫长。一个党卫军士兵去给警卫长打电话，在他打电话的时候，雅可夫沉思着走过无人区，一直往带电的铁丝网走去。哨兵大喊：站住！雅可夫还是往前走，哨兵喊：“我要开枪了！”紧接着这一声喊，雅可夫开始大声怒骂，用双手撕开军便服。露出胸膛，对着哨兵说：开枪吧！哨兵瞄准了他的脑袋射击，打死了他。在哨兵开枪的同时，雅可夫双手抓住铁丝网，立刻就倒在头两排的铁丝网上，就这样，他一直挂在那，有24小时之久。其后，尸体被送往火葬场。

瓦西里是斯大林的次子，他的妈妈是阿利卢耶娃。

1921年瓦西里诞生在莫斯科。政府分配给斯大林一所别墅，那是一个大资本家遗留下来的房产。别墅内风景秀丽，格调典雅，具有俄罗斯古建筑的风格。瓦西里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度过了他的童年。

瓦西里长大以后，称父亲是“职业革命者”。但在幼年，他的确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成天在忙什么，瓦西里不知道家乡是哪儿，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老家中还有一个慈祥的老奶奶。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他感到很新奇，他神秘地对妹妹斯维特兰娜小声说：“你知道吗？咱们的爸爸是格鲁吉亚人。”

日理万机的斯大林很少有机会和自己的儿子亲热，更没有时间亲自对他们进行教育。他请了著名的教育学家穆拉维约夫做瓦西里和他妹妹的家庭教师。老师很好，瓦西里也很喜欢自己的老师，不过，瓦西里更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

在爸爸的老同事中，小瓦西里最喜欢布琼尼和布哈林两位叔叔。在小男孩眼里，这是两位快乐之神，他们的风趣和爱好，他们的威武和尊严都在孩子的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到成年也没有泯灭。

在斯大林高兴的时候，他喜欢抽着烟斗，往小瓦西里脸上吐烟圈，呛得小瓦西里直咳嗽。斯大林想以此逗妻子开心，妻子并不喜欢他的这个举动。斯大林喜欢喝纯葡萄酒，也常给小瓦西里一点低度的葡萄酒。他后来酗酒成性，可能就是童年时父亲给养成的。

斯大林同时又是一位严父，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都能成为革命家，国家的栋梁。可是瓦西里的性格似乎不太像爸爸，更多的像他的爷爷。

瓦西里小时候是个聪明、倔强，感情外露的孩子。有时显得任性、淘气，因此经常遭到父亲的责骂。

瓦西里11岁那年，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母亲突然离他而去了。从此他失去了母爱，父亲对他的爱，表现在更加严厉的管教上，他躲着父亲，避免和他见面。

后来，他所热爱的布哈林叔叔等人被他的父亲处死，他弄不明白爱玩小动物的布哈林有什么错？爸爸为什么容不下他？

以前在别墅里同住的姨、舅、雅可夫的舅舅和那些孩子们都渐渐地不见了，他熟悉的保姆、佣人、厨师也都不见了，妈妈活着的时候的快乐景象再也没有了。这一连串的问题使这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百思不得其解，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允许他多问一句话。瓦西里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变得越来越暴躁了。

做父亲的保留着航校学生瓦西里·斯大林的毕业证书。上面写着：飞行技术优秀，热爱飞行，被授予中尉军衔。斯大林知道这种证书能值几个钱。1941年3月瓦西里从航校毕业，父亲又把他送到柳别尔崔市去上飞行训练班。

斯大林要求这个著名团队的指挥官楚卡诺夫亲自当瓦西里的教官，楚卡诺夫曾如实地报告：瓦西里是很有才华的飞行员，但由于酗酒，他总是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

战争爆发了，20岁的瓦西里成为空军监察部的飞行教官，他坐在皮罗戈夫大街的宽敞办公室里，不怎么干活，却总爱喝酒。3个月后，就荣升为红军空军监察部部长。

后来他勇敢地飞往前线。在前线，他作战勇敢，无所畏惧。

雅可夫被俘后，斯大林不想再失去一个儿子，不允许瓦西里在前线作战，即使有战斗任务，也派几架飞机严密保护他的安全，瓦西里为此气得要命。

战争期间，在前线的人提升得很快，瓦西里尤其快，21岁他已经是空军上校团长。

在祖巴洛沃的别墅里，瓦西里越来越热衷狂欢和狂饮了。他和一群快活的电影工作者交上了朋友。在饭店里他喝得醉醺醺的，开枪打吊灯，名为“水晶音响”，同时他的风流韵事也源源不断。

过了一段时问，弗拉西克交给了斯大林一份文件，“空军检查局局长，瓦西里·斯大林常和电影导演卡门同志的妻子会面。他们还相约去了瓦西里·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在报告上批语：“上校（瓦西里）应该关禁闭，别人的老婆要送回家。”

瓦西里负了伤，可不像别人那样在战场上受的伤，而是和伙伴们用炸弹炸鱼时不慎伤了自己，伤在面颊和脚上。

瓦西里于是又得到父亲的惩罚：“向全团和前团长瓦西里·斯大林宣布：他因酗酒、旷工和给全国做出了坏榜样而被撤职查办。”

斯大林对瓦西里虽然严厉，但对他职务的晋升还是很关注的，瓦西里在一个岗位上最多不会滞留两年。他参加战争时只是一位20岁的中尉，而在战争结束时，他已是24岁的将军。是啊，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斯大林应该成为将军。

战争中，瓦西里27次参加战斗飞行，击落一架战斗机。

斯大林逝世后21天，苏联国防部就下今免除了瓦西里的军职，并对他挥霍、挪用公款、滥用权力等罪行进行了审讯。瓦西里在法庭上供认不讳，他被判了8年徒刑。在狱中他向党的总书记赫鲁晓夫求情，请求放了他。当赫鲁晓夫同意见他时，他又跪下求饶、哭泣、发誓。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谈了他父亲斯大林和他自己。

这次见面后，苏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决定，决定提前释放瓦西里。瓦西里回到家后，他对女儿娜捷斯达说，他想当一个游泳池的经理。但慢慢地他过去的老朋友又使他回到了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释放后1个月就醉醺醺地开起了汽车，出了一次车祸。因为这，赫鲁晓夫骂了半天娘。

最后决定把他流放到喀山。在喀山他和妻子住在一套一居室的房子里。在这里他得到父亲的遗体被从陵墓移出的消息。他在这里并没有回顾自己短短一生浮沉，而是仍然我行我素，酒喝得更多了，1962年3月19日，因酒精中毒而死。死后留下7个孩子，4个是亲生的，3个是收养的。

斯大林非常喜爱他的小女儿斯维特兰娜。在她年幼的时候，父亲总是亲切地称她为：“我的小主人……谢坦卡。”

小女儿5岁时，她的母亲去世，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斯大林为了不使她难过，留下了小女儿的保姆。父亲总是尽可能多地给她一些温暖，给她一些爱。他们曾在别墅里一起用餐、散步。偶而父亲也检查女儿的功课，鼓励她成为好学生。可是繁忙的公务和激烈的党内斗争使斯大林很难尽慈父的责任，小女儿只是在保姆身边孤独地长大，很少享受父亲的温暖。

战争前后，斯维特兰娜写道：“我再也不草拟什么‘命令’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不该拿这个来取乐了。”现在她15岁了。斯大林感觉到她的女儿是热情奔放的，他让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保卫人员到处跟着她——不管是学校，听音乐会，还是去剧院。父亲向她解释：这是为了安全。的确，这样一个热情奔放，不谙世事的孩子很容易闹出乱子来。

战争爆发了，父亲让她撤退到安全的古比雪夫，一直到德国人从莫斯科被击退后，斯大林才准许女儿回来。

后来斯维特兰娜回忆：“那年冬天，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有人不小心给她看了一本英文杂志，从那本杂志上她知道了早已为人所周知的事实——她母亲死于自杀。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女儿的发现，不少人脑袋是要搬家的。斯维特兰娜说：“当时我受了极大的震动。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祖巴洛沃的斯大林别墅遭到了破坏，不过秋天又重建好了。斯维特兰娜住了进去，就在这座别墅里，由瓦西里的引见，斯维特兰娜认识了卡普勒。卡普勒是战地作家、记者，此时他正准备去斯大林格勒，那里决定着一场大会战的命运。

那天晚上，卡普勒请她跳舞。她害羞得要命，穿着没有高跟的儿童鞋（爸爸要求她这样打扮的）就和卡普勒跳起了狐步舞。

他们开始约会了，他给她看海明威还未发表的小说，向她称赞那些失宠的诗人——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

她爱上他了。那时她还完全是个小女孩，并不了解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也不了解她的父亲。但是卡普勒己快40岁了，什么都懂的卡普勒竟然在她学校对面的一个小门洞里等着这位女中学生下学。很快，卫队的一位领导打电话给卡普勒，客气地请他到远方去出差。卡普勒给他的答复是：见你的鬼去吧！

当斯大林得知卡普勒的答复后，他开始想，战争确实都把人改变了，常常和死亡相伴会使人们的恐惧心理消失，有些人甚至天不怕，地不怕了。

第3天卡普勒被捕。父亲来到斯维特兰娜房间时眼睛都气得发黄，她没有见过他这样。他因震怒而喘不过气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你在电话里讲了些什么，我这里都有记录。”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你的卡普勒是英国间谍，他被捕……”

但是斯维特兰娜毫不惧怕。她声称：“可是我爱他！”立刻就换了两个耳光，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挨打。但是做父亲的明白，疼痛不会使女儿屈服，就说出了让他感到特别屈辱的话：“你也不看看自己，谁会要你？他身边有的是女人，你这傻瓜！”

卡普勒被流放到沃尔库塔，为期5年。

斯大林认为，她和她母亲两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背叛了他，这使他伤心至极。此后父女俩如同仇人，数月间互不见面。斯维特兰娜决心攻读文学，最后成为一名作家，后来流亡美国作了出版商的文字雇员。

基洛夫是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书记，政治局委员。1934年又兼任中央书记和组织局委员，同时还兼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他身兼数职，其地位仅次于斯大林。

基洛夫在党内是温和的，他认为应对闹饥荒的农村采取温和的政策，集体农庄不要追求大而全，尽快结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改善党内外关系。

在党的十七大上，按照事先的安排，当政治局委员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对每个政治局委员鼓掌两分钟，对斯大林鼓掌10分钟。但当基洛夫走向主席台时，全场热情地鼓掌，竟忘了事先的安排，特别是列宁格勒代表团，表现出了近乎狂热的激情。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基洛夫得的选票最高，只有3张反对票，斯大林的反对票292张，后来卡冈诺维奇命令将斯大林的反对票保留3张，其余的销毁，在向大会公布票数时，基洛夫和斯大林的票数相同，足可看出基洛夫的威望在党内是很高的。

在大会上，私下里一些代表和基洛夫谈话，提出有必要撤换斯大林总书记职务，让斯大林去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或中央执委会主席，让基洛夫担任总书记职务。

1962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也写道：“在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现象使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十分忧虑。大会的许多代表，而首先是知道列宁遗嘱的那些代表认为，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岗位，让他担任其它工作的时候已经到了。”

十七大代表邵武勉写道：这时已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践踏了集体领导原则，滥用自己的职权，个人崇拜引起的不正常现象在许多党员心中引起不安。后来人们才知道，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首先是牢记列宁遗嘱的代表产生了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是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调他担任别的职务的时候了。这件事自然传到了斯大林的耳中，他十分清楚，列宁的老干部是他进一步巩固个人地位，集中更多独裁权力的最高障碍。

但是，基洛夫没有同意撤换斯大林的建议，也不同意自己被选为总书记，基洛夫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告诉了斯大林。

十七大闭幕后，斯大林想让基洛夫到莫斯科任职，但基洛夫婉拒了这一建议，请求继续留在列宁格勒，斯大林也没有再坚持。

基洛夫回到列宁格勒后，继续脚踏实地做他的实际工作。

1934年12月1日上午，基洛夫在家里起草预定在下午6时召开的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下午4时30分，基洛夫乘车来到斯莫尔尼宫。他在很长的走廊里走着走着，不时和许多人打着招呼，交谈几句工作，随后他往右一拐，走进了一条窄窄的走廊，他的贴身卫士鲍士索夫平时紧跟着他，可这时却不知为什么离他很远。就在这时，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窜了出来，对准基洛夫后脑勺一枪，基洛夫当即倒在血泊中，尼古拉耶夫被当场抓获。

基洛夫遇害后的两小时，斯大林、莫洛夫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失、亚戈达及内务部的一些工作人员乘专车来到列宁格勒。斯大林在列宁格勒的火车站上，见到列宁格勒内务局长梅德韦季时，连手套都没有摘，就打了梅德韦季一记耳光，对前来迎接的人破口大骂。斯大林到列宁格勒后，亲自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他们还准备提审基洛夫的警卫员鲍利索夫。但在内务部人员押解他的途中，汽车撞到了墙上，鲍利索夫神秘地死了，车上的其它人都毫发无损。

尼古拉耶夫很快被枪毙了，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梅德韦季和副局长扎波罗茨很快也被调往远东工作，他们两人在1937年都被处决。凡是有可能了解一点内幕的人都先后死去。

赫鲁晓夫后来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时说：“……有理由怀疑，负责保卫基洛夫安全的人中，有人帮助了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在他行动之前1个半月曾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被释放了……，另一个情况也异常可疑：1934年12月2日，一个担任基洛夫贴身警卫的肃反工作人员在被带去审讯的途中因‘车祸’身亡，可是在这次车祸中，车上的其它人却个个安然无恙。在基洛夫遇害后，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列宁格勒的工作领导干部判得非常轻，但在1937年把他们都枪决了。可以推测，枪毙他们是为了掩盖谋害基洛夫的真正组织者留下的痕迹。”

显然，赫鲁晓夫推测此事是有预谋的，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斯大林有关。

政治“大清洗”

基洛夫的被刺仅仅是一个开始，斯大林的政治“大清洗”开始了。

对于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动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相信，这对于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敌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是必要的，这是胜利的利益所在。我们说这些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需要……并以保卫革命战果的名义来做的事。全部悲剧就在于此！”

斯大林自己认为：德国法西斯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应当对人民的公敌进行无情的打击，否则，一旦希特勒打进来，就会把托洛茨基的同伙扶植上台。

艾萨克·多依彻在《斯大林政治传记》中对斯大林的决定大清洗的动机作了如下分析：“斯大林真正的和更深远的动机，是摧毁那些可以另组政府的潜在人物，也许还不是另组一个政府的人物，而是另组几个政府的人物。”

基洛夫的遇害，为斯大林3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提供了借口。

基洛夫死了，凶手是尼古拉耶夫，但尼古拉耶夫的背后又是谁指使的呢？斯大林认为，尼古拉耶夫以前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此人肯定是一个“季诺维也夫分子”。他对叶若夫等人指示说：“要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中间寻找凶手。”

这是政治上的需要，需要尼古拉耶夫的指使者必须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

起初，在审讯中，尼古拉耶夫坚决否认是受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指使干的，甚至还明确说是内务部的人迫使他干的。于是，内务部工作人员对他采取了严厉的体罚，把他弄得疲惫不堪，负责审判的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乌尔里希对尼古拉耶夫说：只要他招认谋害基洛夫是受列宁格勒一个恐怖中心指使就可免他一死。尼古拉耶夫不得已只好供认：是的，在列宁格勒有一个恐怖中心，他们曾委托我来进行政治杀害活动的。是的，中心的领导人后来曾准备要杀害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和尼古拉耶夫的供词，苏联政府确认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均存在一个总部。这两个总部的成员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是他们策划了谋害基洛夫的行动。

这样，真正杀害基洛夫的指使者没事了。

1934年12月16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时被捕，在随后进行的审讯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严正地驳斥了对他们的指控，法庭因为证据不足，宣判季诺维也夫10年监禁，加米涅夫5年。事情当然不能这样完结，于是又组织新的行动。

按照计划，内务部很快逮捕了3个人。一个是瓦连京·奥利别尔格，他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内务部要他按照“工作要求”假装成阴谋活动的参加者，并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冒充作自己的的领导，他必须提供证词，帮助党和政府来消灭季诺维也夫等人。

奥利别尔格事先得到保证，不管法庭将对他作出什么样的判决，他都被释放，然后派他到远东去担任一个什么要职。因此，奥利别尔格放心大胆地在事先准备好的审讯笔录上签了字。

另一个是赖因霍尔德，他是苏联棉纺工业总管理局局长，与加米涅夫有私交。还有哈德·皮克尔，他曾经领导过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处。

赖因霍尔德是个难以制服的人。他被捕后，侦查人员要他承认：加米涅夫曾经吸收他加入恐怖组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反对苏联政府的阴谋组织者和领导人。并对他说，只有他揭露了这两人，他才能够保住自己的一条命，但赖因霍尔德坚决否认自己参加过任何阴谋组织。

内务部对他进行了各种手段，包括连续审讯48小时，不准吃饭，不准睡觉，逮捕他的妻子和孩子。最后，赖因霍尔德提出一个条件，他可以签字，但必须得由中央的代表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没有犯任何罪，但党的利益却要求他非作出这样的供认不可。最后，中央书记叶若夫亲自出马以中央名义向他宣布：只有帮助内务部来揭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才能证明自己无罪和对党的忠诚。于是，赖因霍尔德不得已只好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供状上签字。这份供状说，他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的一个成员，他曾准备杀害斯大林，活动是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还证实说，杀害基洛夫是季、加两人一起策划的，以后还要暗杀斯大林。

另一个皮克尔也被采取同样的欺骗手段，说这是党的需要，只要签字，没你的事，皮克尔也照办了。

这样，一切都准备好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大案重新审理。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仍然不屈服，他们对加米涅夫进行了毒打和引诱。

斯大林听说他们不屈服，给侦讯员下达了指示。“告诉他们，不管他们怎么做，他们也阻止不住历史的进程。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要么死去，要么挽救自己一条命。给我狠狠地整，直到他们用嘴噙着供状，爬到你们跟前为止。”

对付不屈的季诺维也夫的方法很别致，他们往季诺维也夫的牢房里集中供暖。当时正是盛夏，不供热牢里已热得透不过气来，季诺维也夫正患气喘病，酷热折磨使他难受到了极点。他被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于是便请求和加米涅夫单独谈一谈。请求批准后，他们两人在一起谈了将近1个小时，季诺维也夫劝加米涅夫一起去出席法庭，但条件是斯大林必须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保证不杀他们。

斯大林听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准备投降后，很高兴。他决定把他们召到自己办公室来，和他们当面谈一谈。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向他们保证：法庭审判并不是反对他们的，而是反对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我们都是列宁的学生和追随者，因此不管你们对党犯下了多么重大的罪过，我们都不想杀害你们。

1936年8月19日～24日，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皮克尔等16人进行公开审判。审判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举行，这是大清洗运动中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不允许有辩护律师。法庭调查中，被告几乎千篇一律地供认了“杀害基洛夫和准备杀害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罪行。”

24日，法庭宣布，所控16名被告全部处以死刑。8月25日早晨，这16名被告全部被枪毙了。

在对16人审讯过程中，有人揭发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总检查长维辛斯基宣布了对他们进行调查的命令，几天后，托姆斯基自杀。

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调查最初似乎遇到了阻力。1936年9月10日，当时负责调查工作的亚戈达宣布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罪证而结束对布哈林、李可夫的调查。

正在黑海边度假的斯大林显然对亚戈达的工作不满意，他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它政治局委员发了一份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立即任命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显然不能胜任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个问题上落后了四年。”第二年，叶若夫取代亚戈达担任内务人民委员。

叶若夫上台后，“大清洗”的步伐明显加快。

1937年1月23日，在莫斯科开始了第二次大审讯。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等17名被告被说成是反苏托洛茨基中心的领导人。他们被指控勾结德国和日本政府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的幕后指挥者是托洛茨基。这个审判案同第一次一样，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检察长维辛斯基操纵着审判过程。一个目睹公审现场的人写道：“所有被告好像都争相往自己的头上堆加罪名——‘是我的莫大罪过’。几乎用不着让他们同原告对质。”皮达可夫甚至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同托洛茨基在奥斯陆（被告从未到过那里）的会面……

所有的人都被判为有罪，13人被枪决，4人被判处10年徒刑。

叶若夫在12月的全会上，攻击布哈林和李可夫，指挥他们同反革命分子托洛茨基有联系，他们有“地下组织”，并正在进行阴谋活动。当莫洛托夫在会上继续对布哈林进行指控的时候，布哈林喊道：“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我是不会诬陷自己的。”

全会最后是斯大林讲话，他说：“……我们要继续侦察。”

在审理“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中，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又给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捏造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布哈林接连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为自己无罪进行辩护，在这期间，布哈林等人还不断被叫去与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对质。同拉狄克对质后，斯大林问布哈林，怎么解释大家对你提出的指证，布哈林回答说；“这一点您能解释得比我好。”

1937年1月7日，作为主编的布哈林的名字已从《消息报》消失了。

2月，布哈林年轻的妻子拉林娜上街遇见奥尔忠尼启则，两人邂逅相遇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奥尔忠尼启则先开了口：“要坚强一些！”说完转身钻进汽车走了。拉林娜回到家后，把这事告诉了丈夫。布哈林决定给老朋友写封信，信的结尾写道：“我开始担心，我一旦被捕会落到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穆拉洛夫的地步。别了，亲爱的谢尔戈，我的所有打算都是真诚的。无论以后命运如何，我都是清白的。”他请求奥尔忠尼启则，如果他被捕的话帮助照顾他全家。但信还未发出，奥尔忠尼启则就于2月18日自杀了。布哈林得知奥尔忠尼启则自杀的消息后悲痛地说：“现在再没有人可以指望了。”

中央全会2月23日举行，预定的日程是：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组织问题。中央通知布哈林参加全会，但布哈林决定不去参加。在给中央的声明信中，指出对他所有的指控都是诽谤，并宣布“从明天开始我将完全绝食，直至撤消对我的所谓背叛、暗害行为，恐怖活动的指控为止。”布哈林从2月20日起真的开始绝食。

鉴于布哈林绝食，全会又增加了一个内容：关于布哈林向全会宣布绝食的反党行为问题。由于有这项议程，布哈林决定出席会议，但不停止绝食，进入衣帽间时，李可夫也在，他对布哈林说：“最有远见的还是托姆斯基。”进入会议厅时，布哈林因绝食晕倒在地，斯大林走过来说：“你向谁绝食，尼古拉，向党中央吗？瞧，你像谁了，虚弱不堪。为自己的绝食向全会道歉吧！”

布哈林回答说：“既然你们打算把我开除出党，这又有什么用呢？”“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走吧，走吧，为不良行为请求全会原谅吧。”布哈林相信了斯大林的话，向全会道了歉，并宣布停止绝食，指望全会对他有个公道的说法。他的希望马上就落空了。在全会上，叶若夫在他的报告中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提出3点指控：一、欺骗党，成立地下秘密组织；二、坚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三、在同苏联所有敌人结盟后，转而采取恐怖手段，策划武装暴动，进行各种破坏。布哈林和李可夫对种种诬告都依据事实予以驳斥，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指控。

为了最终处理布哈林和李可夫一案问题，全会决定成立一个以米高扬任主席的委员会，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成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叶若夫、克鲁普斯卡娅、赫鲁晓夫等人。

当天晚上，委员会开会，在会上对布哈林、李可夫一案的处理出现了4种意见。会议最后按斯大林的建议通过决议：1、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2、委托由斯大林、米高扬、叶若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根据决议起草一份说明理由的决议案。一切准备就绪后，第二天早晨，斯大林的秘书给布哈林打电话，让布哈林和李可夫必须参加27日的全会会议。

布哈林知道自己与妻子诀别的时候到了，他让拉林娜逐字逐句地背下《致年轻一代党的领导人信》。分别时，布哈林吻了吻妻子，用颤抖的声音说道：“看看，安姆特卡，不要生气，历史经常有令人懊丧的错误，但真理一定胜利。”

布哈林和李可夫出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党籍，并于当天被捕，并直接送到监狱。

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关进监狱后，内务部对他们的侦查进行了1年多。在不断的折磨和逼供面前，为了表示自己忠于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他们最终接受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指控。

布哈林在狱中给斯大林写了封“绝密，亲收”的信。布哈林在信中并没有打算请求斯大林宽恕，此时他已准备去死，他只是向斯大林表白，“绝对没有犯在侦查时曾承认犯的罪行”。

布哈林认真思索自己的遭遇时，似乎找到了它产生的原因。他在信中对斯大林说：“第一，由于战争即将来临；第二，需要向民主过渡，因此有了大清洗这样一种宏大的，大胆的政治构想。”布哈林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猜到了斯大林“大清洗”的真正目的。

在开庭前夕，布哈林给妻子写了一封绝笔信，嘱咐“不管你读到，听到多么可怕的东西，不管对我说了些什么，也不管我说了些什么，你都要勇敢地、平静地对待这一切，让全家做好准备……决不要生气，要记住，苏联的伟大事业仍然存在，而这是主要的，同它相比，个人的命运则是过眼烟云，微不足道的。”

1938年3月2日～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进行公开审理，被告共21人，除布哈林和李可夫，前内务部长亚戈达也一同受审。

经11天审讯，法庭宣布判处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等18人死刑，其余3人被判处15～25年长期监禁。

1936年底，红军情报总局局长乌里茨基向斯大林报告说，柏林盛传着一种谣言，说是在将军们中间存在着反对苏联领导的派别。

叶若夫送来一份罗沃斯材料的报告，那些材料是从巴黎弄到的，讲到“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为首的是副国防人民委员，红军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奈斯传来的消息加重了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怀疑，贝奈斯提供的文件表明，图哈切夫斯基跟德国军界建立了秘密联系，以求通过暴力推翻斯大林。据认为，参加这一密谋的还有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亚基尔，西部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科尔克、布琼尼骑兵部队的副手普里马科夫、军队总政治委员加马尔尼克等。

1937年5月24日，斯大林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发了一份供表决的文件，文件写道：

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鲁祖塔克和联共中央候补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与托洛茨基——右倾分子反苏阴谋集团和参与替法西斯德国效劳的反苏间谍活动的揭发材料，联共中央政治局提请就开除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党籍并将他们的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审理的建议进行表决。

5月20日，图哈切夫斯基被解除副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被派往伏尔加军区，他于25日到任，第二天被捕。

6月11日，举行了秘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7名高级将领被控犯了“间谍和叛国”罪，被执行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被处决是军队大清洗的开始。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共有3．5万人成了牺牲品，其中高级指挥员受害最深。他们包括：5名元帅中的3名，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83名军长级干部中的57名，196名师长级中的110名，406名旅长中的220名，所有11名副军事人民委员，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85名中的75名，上校级以下的军官3万名被清洗。

大清洗使军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同时也完成了斯大林在战争来临前所要做的政治准备。

二战中的斯大林

原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它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斯大林在1925年就说过：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而使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这种看法构成了斯大林内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他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而且很可能在苏联还未来得及积聚力量之前就把它摧毁。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主张立即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加强自身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围绕着尽可能地避免战斗而展开活动。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战争的乌云开始在欧洲上空集结。希特勒公开表示对苏联的敌视，并提出对乌克兰的领土要求。

1933年，苏联同波兰、芬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同一年，苏联和美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34年夏季，苏联分别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西南边界的安全。1934年9月，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这是为寻求和平采取的一个步骤。1935年，斯大林寻求与英法两国结盟，但遭到英、法两国的拒绝。

1936年10月，德国——意大利轴心形成。纳粹分子不断发出敌视苏联的叫嚣。在东方，日本不断在苏联东部边界上挑起事端，这使斯大林的压力越来越大。1938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接着发生了苏台德日耳曼人危机。德国的好战吓坏了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统达拉第，他们急忙同希特勒磋商，两国同意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压，让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斯大林立即建议，由英、法、苏三国建立一个反德联合阵线，在德国进攻捷克时三国共同出兵制止德国的扩张。但英法两国都不想得罪希特勒，希望用让步政策来换取西方的和平，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把战争的祸水引向苏联。他们不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在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上，逼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地区拱手让给了希特勒。斯大林毫不怀疑，英法同意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动机，显然是怂恿希特勒在东方放手大干，以换取西方的和平。

英法两国的短视和自私自利，使斯大林失去了对他们的信心，为了苏联免遭战争，斯大林转而采用实用主义的政策，同希特勒媾和，时间越长越好。因为他的国家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战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苏联在世界上的存在，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侵入波兰。两天后，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战争已成为现实。斯大林加速了苏联的备战。征兵年龄从21岁降到19岁，苏联军队的人数增加到420万以上。

按照与德国达成的协议，苏军进入了波兰东部，把波兰与苏联接壤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区占领，并归入苏联版图。10月，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出签订互助条约的建议。条约签订后，红军进入这些国家，2月后，把这三个国家也纳入了苏联的版图，保证了苏联波罗的海通道的安全。在西北部，列宁格勒离芬兰边境只有32公里，在炮火的射程之内，苏联曾向芬兰提出以交换土地的方式让芬兰向北迁移30公里，但遭到芬兰的拒绝。11月，苏军进攻芬兰，受到芬兰的顽强抵抗，苏军伤亡惨重。斯大林很恼火，命令增兵大举进攻，芬兰屈服了，同意将边境向北移动130公里。

1940年，德国的机械化闪电部队很快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英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也不堪一击，德国人占领了巴黎。这实际上意味着希特勒可以腾出手来攻打东方了。

斯大林加紧战争准备，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研制并生产出来，迅速地准备到军队中，加紧培训军官。由于大清洗，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奇缺，从被清洗的军官中又召回4千人，他自己每天工作16小时，研究战略战术，组织教官等问题。让总参谋部制订国家防御计划和武装部队部署计划。总参谋部的华西列夫斯基先后两次制订出防御计划，他把红军主力部署在西线，计划呈报给斯大林。斯大林不同意这个计划，令其重新制订。第三次，总参谋部把主力部署在西南面，斯大林同意了。事后证明，华西列夫斯基的前两个方案是正确的，因为斯大林的失误，使战争初期苏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希特勒已经准备好进攻苏联，各种消息源源不断地送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不相信，也不愿意承认战争马上就会爆发，他希望再拖上几个月，部队没有进入战争状态。但是，1941年6月21日夜间，朱可夫从基辅打来的电话里获悉，一名德军司务长越过了边防线对苏军指挥员说，德国军队将在次日凌晨发动进攻。朱可夫立即给斯大林和铁木辛哥打电话。斯大林把他们召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听了朱可夫报告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也许是德国将领把这个逃兵送过来，是为了挑起冲突。”“不，我们认为这逃兵说的是真话。”他们回答说。

政治局委员都来了，斯大林询问他们的意见，但是没有回答。沉默一阵后，铁木辛哥说话了：“应该立即命令边境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朱可夫把在总参谋部队订的命令读了一遍。命令强调必须根据打退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采取坚决行动，但斯大林仍没有放弃他的希望，以为这也许是一场虚惊。他说：“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还太早，也许还可以和平解决。”斯大林让人重新起草命令，发往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西部、基辅和敖德萨各军区的前线部队，要他们立即做好准备，准备抗击德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

1941年6月22日0时30分这项命令下达完毕，但许多集团军尚未接到命令时，德军已发动了全线进攻。

德国以162个师，30万人，3400辆坦克，7000门火炮分3路进军：北路指向列宁格勒、中路指向莫斯科、南路指向乌克兰，向苏联发动进攻。苏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仓皇应战的。

德国的大规模突然进攻，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之外。由于他判断和部署的失误，使苏联遭受极大损失。

通信联络中断，莫斯科几乎失去了同各军区之间的联络。斯大林和他的统帅部并不知道，在战争第一天，苏军共损失了1200多架飞机，大部分飞机是被德军炸毁在机场上的。德军掌握了制空权并从宽约1500公里的广大地区向苏联发起正面进攻。德国的坦克部队和摩托化步兵师潮水般冲向苏联各边防要塞和城市。苏军在边境地区的军用仓库、武器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几乎全部落入德军手中，苏军官兵虽然奋力反击，但无法阻挡德军的快速推进。在战争的头几天，苏联西部边境各条战线都是乱糟糟的，有时简直是一片混乱。统帅部不断发出新的指示和命令，但这些指示和命令又都落后于急速变化的形势。在战争的头五六天里德军就深入了苏联国土150～200公里。

斯大林心情沮丧，甚至有些慌乱，但他很快从消沉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振作起来，重新负起他身上的重任。为了摸清前线情况，他命令大本营的朱可夫大将到西南方面军、沙波升尼科和库利克元帅到西方方面军。

6月28日，德军在明斯克完成合围，苏军43个师又3个旅被围歼于明斯克，傍晚，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失守。斯大林沉痛地说：“列宁亲手缔造了我们的国家，而我们大家却把它误了！”

为了战争的需要，斯大林亲自兼任了国防人民委员，稍后，又亲自担任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一身，这在战争时期是必要的。斯大林命令将工业向东转移，根据这个命令，1500多个企业其中包括1300多个庞大军工厂，向后方疏散。这些工厂很快就完成迁移，并又很快地恢复生产，这为以后的战争胜利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德军攻破了列宁格勒以东20公里的筑垒区。9月8日，攻占了拉多加湖畔的计利湖利堡。列宁格勒被德军包围，列宁格勒居民开始了近500天的保卫战。

在西南方向，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从利沃夫出发，直逼乌克兰首都基辅。朱可夫紧急求见斯大林，向斯大林汇报总参谋部的作战方案，建议加强中央方面军，建议把西南方面军撤到第聂伯河以东。斯大林问道：“基辅怎么办？”朱可夫坚持己见：“基辅不得不放弃。”斯大林发火了，他高声说道：“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朱可夫委屈地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么还要我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

“请你冷静些，”斯大林说：“再说……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也能行……你去工作吧，我们一会儿叫你来。”大约半小时后，朱可夫被召去。斯大林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助他。”

斯大林接着问朱可夫，愿意上哪，并同意由他来指挥他所提议的对叶尔尼亚突击部的反突击。

朱可夫要求离去时，斯大林微笑地请他一起坐下喝茶。他珍惜朱可夫的帅才，尽可能消除他的情绪，斯大林提醒他，他仍然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的成员。

在整个二战期间，朱可夫是斯大林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被频繁地调来调去，他指挥了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反击战……他为祖国立下了大功。二战中，他成了最声名卓著的苏联元帅。

朱可夫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斯大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斯大林打电话给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要他不惜一切守住基辅。经过1个多月的苦战，基辅还是陷落了。基尔波诺斯战死沙场，苏军被围歼60～70万人。

战场上的胜利鼓舞了希特勒，他集中优势兵力准备在入冬前占领莫斯科。在莫斯科前沿的苏联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英勇奋战，到10月6日还是被围困在维亚泽马地区，经过几次突围均告失败。10月10日，60万苏军在维亚泽马覆没。13日，德军已挺进到离莫斯科不到100公里的地区，莫斯科面临现实的威胁。斯大林命令立即撤退主要的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政府迁往古比雪夫，各大企业一律布雷，但他仍希望会有良好的结局，因为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援军已经登车。

敌人的逼近和大规模的撤离一度在市民中引起恐慌，关于斯大林和政治局已经离开莫斯科的谣言也流传开来。10月17日，中央委员会书记向全国广播说，斯大林本人就在莫斯科，他严厉地斥责了要放弃莫斯科的谣言。斯大林留在莫斯科的消息鼓舞了人民。“绝不放弃莫斯科”，“我们无路可退了”成了对每个苏联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的命令。秩序很快得到恢复，街头呈现出沉着坚定的气氛，首都准备战斗到底。

贝利亚曾向斯大林报告说，在莫斯科近郊某车站已为他准备好一辆专列，还有大本营的四架飞机也已经准备就绪，其中有一架是斯大林的专机“道格拉斯”。斯大林一言不发，他深知，只要军队、人民知道斯大林在莫斯科，就会给他们增添信心，他决心留在莫斯科直到最后一人。

1941年11月6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庆祝活动安排在地下铁道的马雅可夫斯基车站举行，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并立即广播发表。在首都岌岌可危的时候，斯大林的演讲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斯大林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并不孤立，英国和美国已表示支持。……问题在于，现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一支同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的英国或美国的军队。因此德国人不必分散自己的力量，不必在东西两个战场上作战。

他用充满激愤的语调说：“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苏利科夫和库图左夫的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人——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歼灭掉……”

在这些关键的日子，斯大林非常重视从精神上鼓舞苏联人民必胜的信心。他决定第二天照常举行传统的阅兵式。

11月7日，斯大林在红场检阅了部队，听他演讲的部队随即开赴前线。斯大林在讲话中最后号召：“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的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英勇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消灭德国占领者！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我们祖国的独立万岁！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斯大林在11月6日和7日的两次讲话的文本迅速在军队和人民中散发。每个苏联人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斯大林的讲话。这些讲话极大地振奋了军队和老百姓的士气，它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对残暴、狂妄的敌人的仇恨，同时也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11月15日，德军再次向莫斯科发动攻击。德军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用坦克在前头开路，妄图冲进莫斯科。德军的先头部队已冲到离莫斯科20公里远的地方，指挥官用望远镜已能看到克里姆林宫顶端的红星了。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

“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2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朱可夫答道。

“你能有这样的信心，这不错。你打电话到总参谋部去接洽一下，看把你所要的2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到哪里。他们在11月底将准备好，但是坦克现在还不能给。”

苏军的顽强抵抗迫使德军未能再前进一步。德国的进攻也就慢慢停了下来。敌人一停下来，斯大林、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就立即计划冬季的反攻。

11月30日铁木辛哥发起了进攻并收复了罗斯托夫，他准备进攻德国中央集团军的侧翼，斯大林表示同意。

12月5日、6日，加里宁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相继转入进攻，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把德军向西击退了150公里，解除了对莫斯科的包围。希特勒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大失败。

1942年，苏军向德国发动总反攻，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和炮兵支援，苏军又受到了一些挫折。在南部、塞云斯托波尔、哈尔科夫等地遭到失败。5月，苏军在刻赤、哈尔科夫相继兵败，7月塞瓦斯托波尔失守，苏军损失惨重。

1942年8月底，苏军已经撤退到斯大林格勒防御区的中心。为了加强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指挥，斯大林把朱可夫从西线调开，同时任命他为副最高统帅。

9月3日，希特勒的一个坦克兵团冲到了斯大林格勒郊区，当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报告形势时，斯大林打断他的话：“你们怎么不懂得，如果我们放弃了斯大林格勒，我们的南部同中部的联系就将被切断，我们还能保持住南部地区？在那里的人员是否懂得，这不仅是斯大林格勒的灾难，而且还会失去一条水路干线，不久还将失去石油！”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斯大林格勒城下一切还能作战的力量，我们都调集到危险地段上去了，我想，捍卫住城市还有可能。”

但斯大林不放心，他立即口授命令给朱可夫：“……敌人可能在今天或明天就把斯大林格勒拿下来。请您要求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各部队的司令立即对敌人发动突击，支援斯大林格勒人……”

随后几天，朱可夫从北面组织了几次攻击。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炮兵和空军的有力增援，这几次攻击没有取得明显效果。

9月10日，朱可夫用电话向斯大林报告说：“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兵力，我们不能够突破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市区会师。德军由于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新近调来的部队，敌人的防御正面相当强大了。以现在的兵力和部署继续冲击是没有用的，而且部队必然要遭受重大的损失。

斯大林听完后，要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回莫斯科。9月12日，他们一起去见斯大林。“要消除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会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需要些什么？”斯大林问道。“至少还需要1个精锐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军、3个坦克旅和400门以上榴弹炮。此外，在作战过程中必须补充集中至少一个空军集团军。”朱可夫回答说，华西列夫斯基同意他的估计。

斯大林听完后，拿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配置图，默默地研究着。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从桌子旁走开，两人轻声交换意见，认为显然得另找别的解决办法。

“还有什么解决办法？”斯大林突然问，从地图上抬起头来。

朱可夫非常吃惊，想不到斯大林有这么好的听力。他们回到桌子旁，扼要地谈了大规模作战的计划。斯大林让他们回到总参谋部，制定一个计划，第二天晚上9点向他汇报。

第二天整天，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坐在地图前，同总参谋部人员商量并制订出初步计划。晚上，他们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同他们打招呼时气愤地骂了一通丘吉尔，然后他又平静地说：“好吧，你们的意见是什么？由谁谈？”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汇报了大反攻的计划，取名“天王星计划”，计划由两支主力装甲部队采用钳形攻势向前突击，瓦图京的西南方面军的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在北，叶廖缅科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南。

就在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汇报这一大胆而果敢的构想时，斯大林格勒已进入残酷的巷战。德国军队攻进了城里，守城部长工人并肩战斗拼死抵抗。在这以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日夜夜都在进行空前激烈的搏斗。最初，德国军队在西南方向的进攻速度是每昼夜前进几十公里，后来是几公里，9月是几百米，到了10月，这样的前进速度也没有了。从10月14日至11月19日，战斗就在农屋进行。

尽管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投入了22个师的兵力，还有几乎相同数量的盟军一起行动，但德国国防军的战争机器却在原地空转。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进入白热化状态的时候，大反攻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根据这一计划的设想，在大约60天的时间里，在斯大林格勒顿河地区集中了100万军队，13500门火炮和迫击炮，300多组火箭炮，110架飞机。这是又一次前所未有的壮举，是计划和组织工作的出色成就，每一阶段都是在斯大林积极直接指挥下由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贯彻执行。

11月19日上午，瓦图京和罗科索夫斯基从北边发动进攻。第二天，在由于浓雾而推迟了几个小时后，叶廖缅科从南边发动进攻。11月23日，他们已在卡拉契附近会师。

斯大林立即指示华西列夫斯基集中力量开始实施土星作战计划，这是对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敌人再加上一层合围圈的大胆攻势。这样，在苏联军队掌握了罗斯托夫以后，在高加索的德军的退路就被封堵了。

在南边，德国人匆忙重新组织他们的力量，建立了顿河集团军群，由陆军元帅曼施泰因指挥。他一直打到接近鲍卢斯防线25英里的地方，但鲍卢斯没有突围与他会师。12月24日，斯大林批准了一次反攻，把曼斯泰因赶回到科捷尔尼科沃，并且更向南赶了60英里。曼施泰因放弃了给鲍卢斯解围的努力。他集中力量防守罗斯托夫与塔曼之间的空隙，以便让高加索和库班的德军部队能够撤退。

在西边，土星作战计划因曼施泰因的进攻而作了修改，现取名为小土星作战计划，取得了成功，5天内前进了150英里。

在北边，朱可夫协调指挥的进攻迫使敌人退出了维亚泽马突出部，并把封锁列宁格勒的敌军打开了一个7英里宽的缺口。

1943年1月31日，德军南部集团军群投降。2月2日，北部集团也投降。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域总共损失了约150万人，3500辆坦克，12000门火炮，3000架飞机及大量的其它技术兵器。这些损失对希特勒德国的整个战略地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彻底动摇了其整个战争机器。

1943年2月4日，罗科索夫斯基和沃罗诺夫奉召从前线回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热情地欢迎他们，祝贺他们所取得的胜利。正如罗科索夫所说，在这种场合，“他确确实实能够以他的热情和关心使人陶醉。”

1943年7月，库尔斯克战役彻底摧毁了希特勒的主力，法西斯当局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不再能弥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的损失，从这时起，德国人只能退却。

1943年10月，苏军渡过了第聂伯河。11月6日基辅解放。两天后，日托米尔解放。在北面，9月25日收复了斯摩梭斯克，莫斯科彻底解除了受进攻的威胁。1944年，苏军先后解放了列宁格勒、克里木和敖德萨、明斯克。至此，苏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收复了被德军占领的所有国土。从1944年7月起转入外线作战，先后解放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1944年6月6日，英美军队在法国的诺曼底胜利登陆，自此开辟了斯大林等待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加快了纳粹法西斯灭亡的速度。

丘吉尔想赶在俄国前面抢先攻占柏林。斯大林也非常重视攻克柏林的政治意义，他把朱可夫召回莫斯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攻，朱可夫回答说，他和科涅夫可以在两周的时间内向柏林发起进攻，但他没有把握罗科索夫斯基是否能够如此迅速地作好准备。斯大林说：“只好不等罗科索夫斯基就开始了，即使他迟几天也碍不了大事。”

1945年4月16日拂晓前，朱可夫和科涅夫的两个方面军开始进攻。4月23日攻入城内。4月30日，苏军直捣德国国会大楼，希特勒自杀。

5月1日凌晨，朱可夫往莫斯科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关于希特勒自杀和收到戈培尔建议停战的信的情况。

斯大林回答说：“完蛋啦，这个混蛋！可惜没能活着把他抓到。希特勒的尸体呢？……告诉索科洛夫斯基，除无条件投降外，不要同克列勃斯或其他希特勒分子进行任何谈判。如果不发生特别情况，夜里别再打电话给我。我想休息一会。今天我们要举行五一节检阅。”

5月9日凌晨，德军元帅威廉·凯特尔代表德国统帅部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这一天被宣布为反法西斯胜利日。

6月24日，在红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胜利阅兵。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身旁是朱可夫元帅。阅兵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这天正下着倾盆大雨，但丝毫没有使庆祝的盛况减色。步兵、骑兵和坦克兵通过泥泞的道路，由红场急驰而过。斯大林作为原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作为红军的最高统帅，最终领导苏联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斯大林的晚年

在西方德国法西斯失败了，在东方日本法西斯还在负隅顽抗，但美军的新式武器——原子弹，大大加快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不久在长崎又投下一颗。斯大林立刻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可怕意义。因为日本人已经准备投降，即使不使用原子弹，即使苏联不参战，也可能会在几天内放下武器。因此，斯大林意识到，美国人使用原子弹主要是给苏联人看的，是为了威胁苏联。

斯大林现在感到，虽然苏联刚刚战胜德国法西斯，可现在又面临来自西方的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的威胁。一种新的战争，特别是使用现代武器的战争，就可能摧毁苏联，这种担忧决定了斯大林在战后仍把政策重点放在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上。

在二战中，苏联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斯大林要求美国给予经济援助，帮助恢复战后重建。美国总统杜鲁门答应提供援助，但条件是苏联的经济要受美国的监督，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斯大林拒绝了这种“援助”。

西方国家指责战后在东欧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扩张”，并很快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之抗衡。大战中的盟国，随着战争的结束，丘吉尔失去了对斯大林的信任、友好，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加深的怀疑和仇视。

斯大林认识到，战后的重建只能靠自己，并且还要快，以防止西方的再一次入侵。战争使苏联的损失是严重的：有2000万人死于战争，1710个城市和市镇被破坏，有7万多个村庄被烧毁，有32000个工业企业，65000公里的铁路被炸毁，2500万人无家可归。饱经战争磨难的人们渴望和平的宁静，渴望过上好日子。

1945年8月19日，也就是在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后的几天，斯大林命令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一个重新建设的计划。1946年3月18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第4个5年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了优先项目并为战后的发展订下了惊人的速度。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被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轻工业和农业增长的指标较低一些。

“新5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我国遭受战祸的区域恢复起来，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较大地超过这个水平。”

到1950年时，苏联的工业产值比1940年增长了73％，但是农业的发展不如人意，直到1953年，苏联全国的粮食总产量还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

这时的斯大林已头发花白，体力衰退。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已不常到克里姆林宫，大部分时间都在孔策沃别墅里度过。每年夏末，到南方的高加索过上一段时间。在孔策沃，与一幢大房子并列又为他盖了一幢稍小一点的。斯大林常常走出办公室，在壁炉旁坐上1个到1个半小时，陷入长长的沉思。

他越来越多地回首往事。他曾吩咐放大几张他的妻子阿利卢耶娃的照片，放在卧室和办公室里。这反映出他孤独的心态。除女儿斯维特兰娜偶尔来别墅探望外，他最经常的社交生活是孔策沃的晚餐，参加者有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人。这些都是工作晚餐，他们边吃边讨论和决定政策问题，间或也追忆往事和开些玩笑。

1953年2月28日，斯大林比往常起得晚了一会，但感觉精神不错。他阅读了一些材料，散了一会步。晚上，按照他的吩咐，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来到了别墅。他们一起吃了晚饭，像往常一样讨论了许多问题，几个人一直坐到3月1日凌晨4时。在谈话快要结束时，斯大林突然表示了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的不满，赫鲁晓夫也受到了责备。他们都忐忑不安地离开孔策沃别墅。

据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雷宾回忆，3月1日中午，工作人员开始不安起来。斯大林没有出来，也没有叫一个人。而没有他的传唤，别人不能进他的房间。人们越来越惶恐不安，但是18点30分，斯大林的办公室里亮起了灯。大家松了一口气，等待着铃声。斯大林没有吃午饭，没有看报刊和文件。这一切都不同寻常，很奇怪。时间在流逝，依然没有传唤。20时、21时、22时，斯大林的房间里寂静无声。人们的不安达到了极点。助手和警卫人员中开始争论起来：应当到领袖房间看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值班工作人员塔罗斯京、图科夫和餐厅服务员开始商量由谁去。23时，斯塔罗斯京拿着邮件去了。

斯塔罗斯京穿过几个房间，顺手把灯都打开，当他打开小餐厅的灯时，一下跳到一旁，他看到斯大林穿着睡裤和衬衣躺在地板上。斯大林勉强抬起手，把他招到跟前，但一句话也不能说。地板上撂着一张《真理报》，桌上放着打开的一瓶矿泉水，看来斯大林已在此躺了很久。随着斯塔罗斯京的喊叫，受到震惊的服务人员都跑出来了。他们把斯大林抬到沙发上。他好几次想说什么，但是只能发出某些不清楚的声音。脑溢血已经使他丧失了说话能力。夜里3时，贝利亚和巴林科夫被叫来了，但贝利亚没有马上叫医生。

星期一，电台和报纸发布了病情公告：“3月1日夜间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他的住宅里患脑溢血，溢血侵蚀了对生命起着重要作用的脑区。斯大林同志失去知觉，右臂右腿瘫痪，丧失说话能力，心脏活动和呼吸严重失调……”

一切抢救都无济于事，斯大林再也没能恢复知觉，1953年3月5日9时50分，他告别了人世。

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大批群众开始拥向红场，许多人都在默默哭泣。一颗巨星陨落了，他的遗体水晶棺被移入红场陵墓中，同列宁水晶棺摆在了一起。

他活着的时候，斯大林的名字响彻全世界，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但毫无疑问，斯大林不是一个完人，他犯过许多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

他给这个世界的影响是深刻的，仇恨也好，怀念也罢，人们都不会遗忘他。

华西列夫斯基

1942年11月19日晨，浓雾笼罩着斯大林格勒，突然万炮齐鸣，集结在斯大林格勒南北两面的苏军出敌不意地发起了钳形攻势，迅速将33万德军合围，而后至1943年2月2日又将其全歼。斯大林格勒战役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为这一战役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苏军总参谋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付出了大量心血。

华西列夫斯基与朱可夫是同时代的苏军高级指挥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一起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但是两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朱可夫豪爽开朗，大胆果敢，魄力强，华西列夫斯基老练稳重，平易近人。有一次，华西列夫斯基从前线回到大本营，斯大林开玩笑地说，“瞧您指挥这么一大批部队，而且您干得不坏，但您自己也许连苍蝇都没有欺侮过”。华西列夫斯基一向认为，善于在下属面前保持自重是军事首长不可少的品质。

1895年，华西列夫斯基出生在新戈列奇哈村的一个神甫家庭。母亲共生下八个孩子，华西列夫斯基排行第四。父亲收入微薄，母亲常到临近工场作坊里做些零活补贴家用。华西列夫斯基也常常到菜园和田地里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他先是在诺沃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教会办的一所小学读书，后来进入基涅什马神学校，1909年秋天又进入科斯特罗马神学校读书。这个学校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

华西列夫斯基童年时并没有梦想作一个军人，更没有想借此机会飞黄腾达，是战争使他进入军队，成长为著名的军事家、统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打破了他学生时代曾有过的当一个农学家的梦想。1915年，他进入阿列克谢耶夫军事学校速成班，毕业后获准尉军衔，被分配到一个县城的预备营，不久，即率一个连开赴前线，被编入第9集团军步兵第103师诺沃赫皮奥尔斯克团。

1916年春，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第9集团军，驻扎在从德涅斯特河畔的拉塔奇到普鲁特河上的鲍扬一线。他作为第一连连长，参加了勃鲁西洛夫战役。同年8月，罗马尼亚对奥宣战，却连吃败仗，11月布加勒斯特沦陷。华西列夫斯基随第9集团军开到罗马尼亚，阻止德国人通过罗马尼亚进攻俄国。

1917年3月，国内传出彼得格勒爆发革命的消息，华西列夫斯基所在团的军官开始分化，一部分人更趋于保守，一部分向士兵群众靠拢。他一向很接近士兵群众，自然走了第二条路。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军军官层的分裂加深了，保守分子暂时占了上风。华西列夫斯基因承认苏维埃政权，接触布尔什维克，出席士兵代表会议而遭到一部分军官的冷遇。为此，他决定结束军事生涯，去做一名农学家。

1917年12月，他退伍回到了家乡。

三个星期之后，华西列夫斯基接受了县军事部的建议，担任了基涅什马思乌格列茨克乡的军训处教官。1919年5月，他参加了工农红军，当上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指挥官。此后，他担任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教导队长等职。1931年5月，华西列夫斯基被调至工农红军军训部工作。在此期间，他参加了许多军事演习的准备和实施，同时参加了司令部勤务条令和大纵深战斗实施细则的编写，使他学会了参谋业务，积累了工作经验。1934年，他升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军训部长。1935年9月苏军实行军衔制时，他获得上校军衔。1936年秋，改任司令部作战部长。11月，进入总参军事学院深造，一年后以优异成绩结业，到总参谋部任训练处长。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6月，德军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仅三个月就推进到列宁格勒、莫斯科和罗斯托夫一线。形势十分危险。这时，已升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的华西列夫斯基，为稳定战局进行了许多具体的组织计划工作。1942年5月，他被任命为苏军总参谋长。当时，他正在西南方面军协助工作。最高统帅要求他至迟于7月4日返回大本营。刚刚就任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根据统帅部的意图，主持总参谋部拟制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计划和方案，领导解决了各方面军作战中的许多具体问题。7月23日，他作为大本营的代表来到对战局起决定性作用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为解除德军对苏第62集团军合围的威胁，他建议使用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的剩余兵力，对敌实施反突击。这不仅打破了敌人的围歼计划，而且阻止了敌人一举拿下斯大林格勒的企图。随后，他协调其他战场，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保证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显示了他统率大军的才能。

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作为大本营派出的代表，先后协助各方面军领导进行了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进攻战役、库尔斯克会战、解放顿巴斯战役、克里木的作战行动和白俄罗斯进攻战役等。白俄罗斯战役是苏联卫国战争中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役之一。在战役准备阶段，华西列夫斯基根据斯大林的设想；一方面详尽审阅了被命名为“巴格拉季昂”的作战计划，另一方面帮助大本营完成了各方面军的调动和集中，提出了他认为适合担任新编组各方面军司令的人选，供最高统帅选择。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又深入各部队检查战役准备情况，实施最直接的战役指挥。这次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解放了白俄罗斯全境，为以后的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1945年4月，华西列夫斯基受最高统帅之命，与总参谋部的人员一起拟制了远东作战计划，并采取极严格的保密和伪装措施，将三个方面军调到中苏边境的三个主要突击方向上。7月，他被任命为远东苏军总司令，指挥对日本关东军作战。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华西列夫斯基指挥150多万苏军发起进攻，进入中国东北等地。仅仅10天，苏军就在三个作战方向上分别挺进了200——800公里，将日军分割成许多孤立的集团。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下旬，关东军陆续被解除武装。华西列夫斯基对这次战役的指挥，再次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战后，他先后担任总参谋长、武装力量部部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国防部总监等职，为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77年逝世。

朱可夫

寒门出英才

1896年12月2日，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出生在原苏联斯科西南的卡卢加省一个普通的穷村庄里。他的父母都是贫苦的下层人，家境凄苦，但自古寒门出英才，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养育了朱可夫勤奋、朴实、坚毅的性格。

8岁时，朱可夫进了一所教会小学。他背着用粗麻布缝的书包，和附近几个村里背着洋书包的小朋友一起去读书，刚开始他有些自卑。但不久，这种自卑感便烟消云散了，因为朱可夫聪明且勤奋，所以在同龄人中显得出众。朱可夫学习成绩拔尖，另外由于他的嗓音很好，于是被吸收到了学校的合唱队。他的老师名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雷米佐夫，教书很有些经验，从不无缘无故惩罚学生，也从不提高嗓门训学生，为人很好，同学们都很尊重他。朱可夫在成人之后，常常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位老师，因为正是这位老师引导自己热爱读书的。

1908年夏天，朱可夫小学毕业了。为了谋生，他告别了父母，离开家乡去莫斯科，到他舅舅米哈依尔·皮利欣开的毛皮作坊里当了一名学徒工。

朱可夫心灵手巧、聪明过人，1年之后就成了徒工里技术最好的一个。同时，他和与他年龄差不多的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关系不错，亚历山大借书给他看，还常常帮助他学习俄语、数学、地理，有时他俩还在一起读科学读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当时在沙俄的大力宣传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志愿上前线打仗。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别利欣也决定去，并极力劝朱可夫去。朱可夫一开始的确动心了，就找他最尊重的好朋友桑多尔·伊万诺维奇商量。伊万诺维奇说：“有钱的子弟是为了保住家中的财产去的。而你呢，你为什么要去打仗？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你母亲被饿得发肿？如果你打仗后，变成残废回来，谁还要你呢？”这些话把朱可夫说服了。他把这些话告诉了亚历山大，结果招来亚历山大一顿痛骂。无奈亚历山大只好独自一人上前线去了。

朱可夫继续在作坊干活。这时，他与房东的女儿玛丽亚正在恋爱，并开始商量结婚的事情，但战争的急剧变化，使他们的希望和打算化为了泡影。1915年7月，沙皇政府决定提前征召1896年出生的青年。1915年8月7日，朱可夫从卡卢加省小亚罗斯拉韦次县应征入伍。这下轮到朱可夫上战场了，但他的热情并不高，因为他离开莫斯科时，只见一面是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一面是阔少爷仍和从前一样过着豪华骄奢的生活。这两种鲜明的对比，使他茫然。可他还是想，既然叫我入伍，我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

军旅生涯

当兵第一天，朱可夫和同伴就被装上闷罐车。每个车厢40个人。新兵们一路上都只能站着，或者坐在肮脏而冰凉的地板上。车厢里气味难闻，臭气、汗味、烟雾，加上车厢里原来不知什么东西留下的霉味，交织在一起，使新兵们连饭都吃不下。有的人在悄悄落泪，还有的人呆呆地坐着，想象未来的士兵生活。尽管此时朱可夫对自己军事方面的天赋还一无所知，但他相信，自己经过生活的锻炼，一定能当个好士兵。这就是朱可夫的个性，干什么就要干好，并且坚信自己一定能干好。

军营对朱可夫来说就像一张白纸，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连最习惯的走路、吃饭、睡觉，都有了新的约束和规定。第一次体验军营生活，他既感到新奇，又觉得那么不可思议。

1915年9月，朱可夫他们被派到了乌克兰境内的后备骑兵第五团，该团驻扎在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城内。骑兵当时分为骠骑兵、枪骑兵、龙骑兵3种。朱可夫被分到枪骑兵连。他为自己没有被分到骠骑兵连而遗憾，一方面是因为骠骑兵的军服漂亮，年轻人爱美心切，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因为那个连队比较讲人道，打骂士兵的现象不多。这时的朱可夫已清楚地看到，在沙皇军队里，士兵只是一个木偶，命运完全掌握在各级长官手里。

到了枪骑兵连里，朱可夫不仅领到了军服，还牵到了一匹深灰色的烈性马，名叫“哈谢奇娜娅”。

那匹烈马不知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有多少次，但越摔这个年轻人训练时间越长，仅仅两个星期，“哈谢奇娜娅”终于被驯服了。于是朱可夫就在1916年春天，以优秀的成绩被选进教导队。1916年8月，朱可夫从教导队毕业了，被分回骑兵第十师。当时第十师正驻扎在德涅斯特河岸，其任务是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朱可夫是乘火车前往部队的。

很快，朱可夫经受了生平第一次战斗的洗礼。那是他们到达一个车站下车时，天空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迅速隐蔽起来。接着敌人来了一架侦察机，扔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结果炸死了1名士兵和5匹马。

不久，在一次战斗中朱可夫俘虏了一名德军军官，因而获得了他军事生涯中的第一枚勋章。

1917年2月中旬，彼得格勒部分工人开始罢工。几天后，罢工浪潮席卷全城和临近的城市，罢工人员达20万人，并且势如潮涌，不可阻挡。朱可夫也置身到革命的浪潮之中，参加了“二月起义”，并被选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

但是，当时的国内形势瞬息万变，朱可夫那里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5月初，共产党负责人雅科夫列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走后，社会民主党人趁机在团里掌了权，宣称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方针。不久，连士兵委员会决定解散朱可夫领导的这个连，于是，朱可夫和其他委员只好给士兵们发了退伍说明书，并让他们带上了马枪和子弹。由于朱可夫是该连负责人，所以，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在到处搜捕他，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得不躲起来。

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等人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进行炮击，标志着起义的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率领下，成千上万的革命军队和赤卫队包围了冬宫及政府各部门。反动军队兵败如山倒，起义很快获得胜利。

当晚10点45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由于工人和士兵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11月30日，朱可夫终于平安地回到了莫斯科。

1918年1月份，朱可夫准备报名参加赤卫队。当时，各地忠于革命事业的工人武装都被称作赤卫队，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统一领导。由于赤卫队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当时名声很响，青年工人十分踊跃地报名参加。但朱可夫这一愿望落空了，因为不久他得了斑疹伤寒，4月份，又得了“回归热”。整整几个月，朱可夫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这是他一生中在病床上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到1918年夏季，红军扩大到了20万人。这时的朱可夫经过几个月的调治，已渐渐恢复了健康。他殷切地希望加入红军。1918年8月，朱可夫终于加入了红军，编入了莫斯科骑兵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铁木辛哥，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布琼尼将军。

朱可夫所在的骑兵第一师，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和优秀的元帅伏龙芝部队的一部分，他亲身感受到了伏龙芝上任后战场及红军士气的变化，伏龙芝成为他心目中的偶像。朱可夫认为，伏龙芝的统帅才能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伏龙芝富有远见；二是伏龙芝讲究知己知彼，用己之长对敌之短，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三是伏龙芝和军亲众、关心士兵。

朱可夫在1919年3月1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也正是因为这个开始，他才得以在苏联红军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以致成就了他辉煌的军事伟业。

1920年1月，朱可夫被派到第一骑兵训练班学习。学员都是从各部队中挑选出来的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军事技术比较过硬，但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有不少人根本就没有文化。由于朱可夫在原来的军队中干过军士，又有文化，训练班便让他兼任司务长，并委托他教学员掌握冷兵器。半年后朱可夫被分配到独立骑兵第十四旅第一团，担任了一名排长。

朱可夫由于在内战中表现出色，所以经过大规模裁军后，他仍然留在军中，并且被提升为萨巴拉骑兵第七师第四十团副团长。1923年春天，朱可夫接到师司令部的通知，说师长要见他。不明所以的朱可夫一开始还以为是他在工作中出了错。没想到师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询问了有关当时国内形势以及如何训练部队的问题，朱可夫做了认真回答，他的回答颇得师长的赏识，最后师长决定任命他为骑兵第三十九团团长。因为在此之前有很多同志向师长推荐朱可夫担任这个职务。

朱可夫刚任团长就碰到了一道难题：该团正准备出去野营，而且这是国内战争以后，红军骑兵部队第一次进行野营训练。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搞好这次训练，上下官兵都很关注，许多指挥员对此感到无从下手。

朱可夫接任团长后，立即深入到连队调查研究，他发现部队纪律比较松懈，战斗准备不足，而且射击训练、战术训练特别差。所以，他在布置野营基地建设时，要求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1924年7月，朱可夫被师长推荐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深造。朱可夫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军事科学的研究上。这一年系统而扎实的学习对他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元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后的几年里，朱可夫先后到莫斯科高干深造班学习，接着担任了骑兵第二旅旅长，不久又改任红军骑兵监察部助理。新的工作岗位使朱可夫学习到了更多的军事理论，于是他常常从更高的层次上去研究战役战术的问题。

1933年，朱可夫又一次被提升，担任了骑兵第四师师长，年仅37岁的他跨入了红军高级军官的行列。

骑兵第四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首任师长是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第二任师长是骑兵监察部部长布琼尼。

朱可夫到任之后，一方面大力解决部队的营房设施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严肃军纪，重点抓了部队的训练工作。朱可夫铁腕式的管理风格也就是在这时形成的。

早在1929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已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两年之内组成常备试验的机械化部队，机械化军编制的出现，标志着军事理论上的一大突破，这意味着坦克将作为一支独立的打击力量出现在现代战场上。

朱可夫是机械化军队建设的最初参与者，1929年他担任团长的新编三十九团就是机械化团。他重视坦克部队的建设，并在以后的战役中取得了许多胜利。

朱可夫发挥自己的才能，很快使这个机械化团训练有素、作风优良，出现了勃勃生机，同时也为机械化部队的大规模建立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就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国内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扩大化，最终伸进了军队内部，成千上万名官兵被指控为叛国和反党，因而遭到判刑和杀害，其中一大半高级军事指挥官遇难。

值得庆幸的是，朱可夫成为大清洗中的幸存者。一方面由于他的军事经验和工作能力突出，更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他的骑兵出身。斯大林对骑兵出身的领导人特别信任，因此大清洗中骑兵领导人很少受到株连。

朱可夫在大清洗中不仅没有被解职或遇害，反而得到了提升，担任了骑兵军长。

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朱可夫逐渐保持沉默了，他不再大声疾呼有关机械化部队建设的建议和设想，只把这些建议和设想默默地记在本子上，但是，朱可夫关注坦克部队建设的思想丝毫没有改变。

1939年6月，日军突然侵犯原苏联友邻蒙古的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原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朱可夫被紧急召赴国防委员会。在那里，伏罗希洛夫给他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并委派他带几个专业军官立即飞赴远东亲临督战。

当天下午，朱可夫和随行人员离开莫斯科，飞往远东。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到达了前敌指挥所的五十七军司令部所在地。

来到司令部所在地，朱可夫对前敌指挥所设在距前线相当远的地方和糟糕的战备颇不满意，他要求军长费克连科和他一起立即到前线去，到那里仔细研究一下情况，但费克连科却借口莫斯科随时可能来电话找他，让政委陪朱可夫去。朱可夫实在看不起这样的军官，便由政委尼基谢夫陪同前往前线了。

尼基谢夫是个十分称职的政委，他对全军人员的情况很熟悉。朱可夫在他的陪同下，在前线地域进行了深入的了解。通过对发生冲突地域内的地形观察，加上与苏蒙部队指战员谈话，朱可夫对已发生的战事的性质和规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日军的作战能力心中也有了数。同时，他发现自己一方军队存在着对日军缺乏周密侦察的缺点。

通过对各种情况的分析，朱可夫敏锐地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边境冲突，日本一直怀着侵略苏联远东地区和蒙古领土的野心。他预测，不久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战役。

他给伏罗希洛夫写了份报告，详细汇报了冲突地区的情况及对敌我双方情况考察后的结论，并提出了苏蒙军队的行动计划：坚守哈勒欣河东岸阵地，同时准备从纵深方向进行反袭击，击溃来犯日军。

报告发出后的第一天，朱可夫就接到了莫斯科那边的回答，完全同意朱可夫对情况的判断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并解除费克连科军长职务，任命朱可夫接任军长。

朱可夫的判断准确无误，仅仅十几天之后，日军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们乘着夜色偷渡了哈勒欣河，并以优势兵力占领了战略高地巴英查岗以及附近地区。这种情况对苏军十分不利，如果日军从这个地域展开进攻，可以毫不受阻地对苏军主力部队的侧翼和后方进行突击。

面对眼前的战态，朱可夫经过冷静地分析，决定立即组织一支机械化部队从3路进行反攻。他的分析是：虽然敌军在人数、火炮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但是装甲坦克是苏军的“杀手锏”，必须立即用这些坦克歼灭刚刚渡河的日军，不给日军留下构筑工事和组织对坦克防御的机会，因此对敌人的反击绝不能拖延。如果等敌人采取防御措施后再反击，坦克不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还会遭到敌空军的袭击，那么这时坦克将会完全暴露在连灌木丛都没有的开阔地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兵贵神速，如同神兵天降的苏军坦克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日军抵抗了两天后，丝毫不见效果，只得仓皇向渡口撤退，企图渡过哈勒欣河，可是河这边的日军士兵由于害怕苏军坦克突破后继续长驱直入，于是把惟一的浮桥给炸掉了。日军只好跳入水中以求脱身，结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朱可夫指挥的坦克兵大获全胜。

这一仗是苏军积极防御的典范，体现了朱可夫的作战风格。日军不甘心失败，又新调重兵汇集于哈勒欣河沿岸，企图与苏联红军决一死战。为了加强突然性效果，苏军对下一次行动绝对保密，朱可夫精心拟定了一套迷惑敌人的计划。他命令部队的一切运动、集结、变换部署都只能在夜间进行。

苏军料到日军会进行无线侦察和电话窃听，他们便将计就计，制造假情报传给敌人。通话涉及建立防御和秋冬战役的防御准备，无线电通话主要使用易于被破译的密码，有意识让敌人获得“重大情况”。

更为绝妙的是，朱可夫还印制了几千张传单，内容是《苏联红军战士防御须知》，然后一一发给战士们，使敌人看到，一向重视思想教育的苏联红军，现在已经把防御作为思想教育的重点，进而对红军正在组织防御深信不疑。

为了掩护部队的行动，朱可夫又命令苏军使用了各种音响器材，逼真地模拟打桩、飞机起飞、坦克运行的声音，在突击集团开始调动前的12至15天，苏军就开始模拟这些声音，使敌人对此习以为常。起初日军把这些音响里发出的声音都当成了部队真正行动的声音，于是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进行射击，可到后来，日军真的习以为常了，便对任何声音不再注意，而这一点对苏军真正变更部署和进行集中训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切准备就绪，苏军于1939年8月20日凌晨发动了进攻，比日军的计划进攻时间提前了4天。

这天恰逢星期日，天气暖和。日军指挥部深信苏蒙军队无意进攻，只想防御，加之日军自己还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因而准许其将官和校官星期日休假。对于苏联红军而言，这可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绝好机会！

凌晨5点45分，战役打响了。一时间万炮齐鸣，惊天动地，苏联红军猛烈的炮火对日军高炮及机枪阵地进行了轰击，同时部分火炮对苏空军将要轰炸的目标发射了雾幕弹。

在哈勒欣河地域上空，到处是苏空军飞机马达的轰鸣声。150架轰炸机和近100架歼灭机牢牢掌握着制空权，飞机的突击非常迅速而凶猛，战士和指挥员的情绪极为高涨。

8点45分，在空军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中，3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总攻开始了！冲击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奋力向前涌去。

尽管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宁愿战死也不投降，但强大的苏联红军仍然仅用了10天，就将侵入蒙古边界的日本第六集团军全部歼灭了。

哈勒欣河战役大大提高了朱可夫的声誉。苏联报刊评论认为：“朱可夫在他指挥的这次大战役中，表现出了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

远见卓识

1940年，朱可夫被派到基辅，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朱可夫到任后仅仅几个月，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组织策划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

演习的总题目是：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突然袭击为背景，组织“红”、“蓝”两军的防御和进攻的战役战略总演习。苏联为“红军”，德国为“蓝军”。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巴甫洛夫上将指挥“红军”，朱可夫大将指挥“蓝军”。双方各自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设想在苏联遭到德国突然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为未来的战争积累一些经验和宝贵资料。斯大林十分重视这次演习，要求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司令员等所有重要政治、军事官员自始至终参加这次演习。他还多次召见演习的总导演铁木辛哥，详细询问了演习的准备情况。

在这次演习中，朱可夫率领的“蓝军”获胜，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总讲评在克里姆宫里进行，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报告了演习的经过，当他谈到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和“蓝”军在演习开始阶段的优势、特别是坦克和空军的优势时，斯大林不禁打断他的话说：“参谋长同志，不要忘记，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除了数量上的优劣，还有指挥员和军队的作战艺术。”

演习讲评的第二天，斯大林召见了朱可夫。斯大林对朱可夫在这次演习的表现很满意，又加上他先前对朱可夫的印象良好，于是他以政治局的名义认命朱可夫接替梅列茨科夫，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

朱可夫上任后，形势已经岌岌可危，德国军队进攻苏联的战略意图已经被苏联识破了。但是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德军在对苏战争中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克河域，以夺取苏联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以及高加索的石油，因为这些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德军进行长期、大规模战争的基础。由于他错误地判断了德军的进攻方向，使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期大林忽略了德军赖以称霸欧洲的“闪电战”，所以1941年6月，希特勒统帅部选定的主攻方向恰恰在西部方向，在白俄罗斯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团，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攻破莫斯科。

朱可夫通过详细的侦察得知，德国法西斯军队已经在苏联西部边境集结了大量军队，形势十分危机，朱可夫决定调动部队，针锋相对。但是斯大林仍然犹豫不决，害怕因此触犯德国，影响两国关系，又怕给德国抓住把柄以发动战争，斯大林为了延缓战争发生、保持国内和平费尽了心思，但战争还是来了。

1941年6月20日深夜，基辅军区参谋长向朱可夫报告，从一个德军投诚司务长口中得知，德军已经进入出发阵地，德军将在6月22日凌晨全面发动进攻。

6月22日凌晨3时零7分，黑海舰队司令奥克恰布里海军上将报告，有大量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向苏联海岸接近。3时30分，西部军区报告，德军空袭白俄罗斯的城市。3分钟后，基辅军区报告，乌克兰的城市遭到空袭。3点40分，波罗的海沿岸军区报告，敌机空袭考那斯和其他城市。

战争终于爆发了。德国政府已正式向原苏联宣战。直到此时还犹豫不决的斯大林在朱可夫和铁木辛哥的力劝下，才勉强下了命令任命朱可夫担任西南方面军统帅部代表 ，立即动用各边境军区所有的兵力猛烈还击敌人的进攻，制止其继续前进。

朱可夫雷厉风行，在与斯大林谈话后40分钟就已经乘上飞机起飞了。他于22日黄昏时分，就赶到了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赫鲁晓夫正在等他。两位老朋友此时相见，倍感亲切。赫鲁晓夫关切地说：“不要再往前飞了，否则有危险。德军飞机总是追逐我们的运输机，应当坐车去。”朱可夫听从了赫鲁晓夫的安排。

随后，朱可夫乘车到塔尔诺波尔去，那里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塔斯上将的指挥所。深夜时分，朱可夫赶到目的地。一下车，他顾不上和高级军官们寒暄，立刻要通了瓦杜丁的电话。

瓦杜丁报告说：“到6月22日此刻，尽管采取了有力措施，总参谋部仍无法从各方面军和空军司令部获得我军和敌人的准确情报。”

朱可夫亲自赶到担任主攻任务的机械化第八军（军长利亚贝舍夫）的指挥所。这位军长是朱可夫的老部下。利亚贝舍夫拿着地图向朱可夫报告了部署，安排干净利索，句句击中要害。

这时周围传来一阵飞机俯冲的尖叫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朱可夫看到利亚贝舍夫和在场的军官们都在有条不紊地工作，就像在野外演习时一样。朱可夫心中暖融融的，心想：真是好样的，到底还是老部队过硬，有了这些人，我们是不会打输的！

6月24日，按照统一部署，机械化第八军在别烈斯贴奇科方向转入进攻，机械化第十五军在腊迭霍夫以东进攻。这两个军的出色战斗，使德军第一装甲集团群的第四十八摩托化军陷入十分危急的境地。德军统帅部调动了全部空军到这一地域抗击苏军的反突击，才使第四十八摩托化军免遭全军覆没。

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西南方面军胜利实施了最初的一次反突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敌人不断地从纵深增调生力军来对付我们的坦克。不出所料，敌人以大量坦克兵力在第一坦克集群的侧翼转入进攻。”

对这次战斗，朱可夫并不甚满意，他认为，如果他手中有更多的航空兵用来与机械化军协同作战，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朱可夫是杰出的总参谋长，他临危不惧，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判断准确，又是出色的战略家，哪里有险情，斯大林就把他派到哪里，他曾几度临危受命，几度力挽狂澜，在人民心目中，他就是胜利的象征。

朱可夫分析：莫斯科方面的德军，由于损失太大，短期内不可能实施战略进攻；列宁格勒方面的德军，在得到兵源补充之前，也不可能夺取列宁格勒；乌克兰的德军正在与苏军对峙，朱可夫认为，苏联最薄弱的是中央方面军，德军很可能利用这个弱点向西南方向军的侧翼实施攻击。

当斯大林召见朱可夫时，朱可夫根据当前敌我形势的分析，建议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还要增加3个集团军。西南方面军必须全部撤过第聂伯河，把兵力集中起来，避免被敌军包围。

放弃基辅，在西部方向马上组织兵力夺取叶利尼亚的突出部。

这对于当时的原苏联人来说，基辅意味着生命，他们对这个地方倾注了太多的感情，自然朱可夫这个建议无异于在斯大林头上丢了个炸弹，不明形势所迫的斯大林生气地指责朱可夫完全在乱弹琴。实在无法再忍耐下去的朱可夫只好提出辞去其总参谋长的职务。

半小时后，斯大林板着脸宣布，解除朱可夫的总参谋长职务，任命他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

以后的事实证明朱可夫是完全正确的。基辅会战历时1个半月，最后以苏军惨败告终，65万苏军官兵被俘，大量物资装备落入了敌人手中。

朱可夫的逆耳忠言换来了不公正的撤职，但他带着满腹委屈上阵后，立即全身心投入了工作。

8月中旬，朱可夫率部向叶利尼亚地区的德军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在所有地段同时展开激战，德军企图以密集的大炮和迫击炮火力阻止苏军进攻，朱可夫则成竹在胸，沉着应战，下令动用所有的飞机、坦克、大炮和新研制的“喀秋莎”火箭炮猛烈还击。

9月6日，苏军最终攻占了叶利尼亚，歼敌近5个师，共5万余人，这是苏德战争开始以来苏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的胜利，苏军的士气空前高涨，坚定了战胜德军的信心。

朱可夫又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即将派往形势危急的列宁格勒。

保卫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原叫彼得堡，是彼得大帝在1703年建立的“西方的窗户”，此后一直作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

正是在这里，俄国的共产党于1917年11月夺取了政权。列宁格勒是苏联第二大城市，有300多万居民，是苏联最重要的海港和重要的工业、文化中心。

列宁格勒的重大意义，苏德双方都十分清楚，1941年7月，希特勒就决定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夷为平地。8月底，西北方面的德军进逼列宁格勒。9月8日，德军完成了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并开始收紧夹攻的铁钳。

负责驻防此城的苏军统帅伏罗希洛夫彻底感到绝望，他甚至跑到火线上，希望被德国人打死，苏军士兵的士气也极为低落。斯大林不得不重新启用朱可夫，交给他死守住列宁格勒这一千斤重担。

朱可夫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士气和纪律问题。他一到前线，就发现第八集团军纪律松懈，如同一盘散沙，有些师长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退出战斗，不少战士一听到枪声就跑，朱可夫认为对于这些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于是他颁布命令，凡是失职者都要处决。为了使命令具有威力，他逮捕并处决了一批投敌叛国和擅离职守的军官和士兵，并将一些不良风气弥漫的连队解散，士兵重新分配。对军队机关中不负责任、形式主义严重的不良作风，朱可夫也大力整顿。

经过整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朱可夫精心制定了一个加强城防的计划。苏军在最危险地段和战略要地集中了大量的高炮、舰船，并调集兵力建立了纵深梯次防御。

朱可夫和高级将领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朱可夫显得态度生硬、烦躁。但他对士兵们仍旧保持友好的态度，对于那些没有高度责任感的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则大声训斥。

朱可夫的精心防御有效地阻止了法西斯德军的进攻步伐，这使希特勒大为恼怒，他下达命令猛攻列宁格勒，即使不能用武力取胜，也要用封锁的办法把城里的人饿死，然后将城市摧毁。

朱可夫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了，他手下的的军队不但要进行残酷的防御战斗，还要应付空袭、炮轰，而且还要应付更严重的饥饿。

为了加强防御，朱可夫把全城分为6个防御地段。每个地段都建立了以营防御区为基础的坚强阵地。此外，又组织了所有的妇女在全城修建路障，在城周围挖防坦克堑壕。

朱可夫在进行地面防空建设之后，还作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德军突入列宁格勒后的应变措施。朱可夫命令在工厂、桥梁和公共设施内部安装了地雷，如果敌人进入了城市，就把这些建筑物连同敌人一同炸掉，朱可夫还给居民们发放了武器弹药，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使列宁格勒变成了一座攻不破的堡垒。

由于固守列宁格勒的苏军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尽管苏军在城市周围某些地段发起的反攻未获成功，但他们得以与进攻的德军对峙达50天之久，打破了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夹攻以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到9月底，列宁格勒几个方面的战线都处于稳定状态。

德军为了“彻底摧毁”列宁格勒，除了陆地上封锁外，还进行了系统的炮轰和飞机轰炸。

第一次轰炸是在9月8日，但规模最大的则是9月21日至23日的轰炸，约有400架轰炸机参加了他们选定的主要轰炸目标，企图摧毁喀琅施塔得要塞和红旗波罗的海舰队。

据统计，9月至10月，德军在空袭中进行了数次袭击。虽然，这些轰炸未达到目的，但毕竟给朱可夫及守军带来极其困难的局面。后勤供应基本中断，只剩下的惟一途径就是被称为“生命之路”的拉多加湖水道。通过这一水道运进的食品和弹药只能最低限度地满足官兵们的需要，特别是粮食的需求状况更加恶化。9月至10月，居民的面包定量先后降了5次，10月20日降到最低限量，即高温车间的工人每人375克，一般工人和技术人员250克，职员和儿童125克。可以想象，这么点粮食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不少妇女在挖工事时，饿得一头扎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工人安装机器时，一下子倒在机器上再也唤不醒了。为了节省体力，对路旁的尸体，人们也懒得去进行安葬。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红军在朱可夫的指挥下仍然英勇作战，一次又一次把红了眼的德军打退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到9月底，敌人终于相信，列宁格勒的防御十分坚固，依靠现有兵力是无法摧毁它的。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围困列宁格勒，企图使苏军丧失战斗力，不战而胜。

可德国的企图最终还是失败了。1943年3月初，苏军开始全线反攻，终于结束了长达1年多的列宁格勒保卫战。

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其意义是空前的，它不仅坚定了苏联人民必胜的信心，打击了德军的气焰，而且牵制了德军大量的兵力，对其他方面战场形势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而朱可夫对于这个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的确是功不可没。

莫斯科会战

1941年10月上旬，德军知道列宁格勒是攻不下的。于是，集中了100多万人、1700多辆坦克和1900门大炮，在空军掩护下，又对莫斯科发动了猛攻。

斯大林又一次将这场关系苏联生死存亡大战的指挥棒交给了朱可夫。

莫斯科是苏联的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莫斯科的战略意义，苏德两军再清楚不过了。

1941年10月30日，德军发起了对莫斯科的总攻，企图通过占领苏联的心脏而使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举崩溃。

为加强对莫斯科的防御，朱可夫被任命为预备队方面军的最高统帅代表。接受命令后，朱可夫马不停蹄地奔赴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勘察情况，才知战争态势的进展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

战争态势已经十分明显地显示，必须把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起来，统一指挥。在西方方面军司令部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和科涅夫正在召开国防委员会讨论局势。大家对莫斯科附近出现的困难而危险的局势极为忧虑。会议认为这两支部队应立即重新改编为西方方面军，并建议斯大林任命朱可夫为司令员。

10月10日，斯大林给朱可夫打来电话，正式通知他，最高统帅部决定任命他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最后，斯大林以命令的口吻在电话中大声说：“赶快把一切都抓紧干吧！”

很快，朱可夫就接到最高统帅部于1941年10月10日17时发布的命令：

l、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为西方方面军。

2、任命朱可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3、任命科涅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

4、任命布尔加宁同志、霍赫洛夫同志和克鲁格洛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5、朱可夫同志于1941年10月11日18时开始指挥西方方面军。

6、撤销预备队方面军指挥机关，用以补充西方方面军和莫斯科战线的预备队。

接到命令后，朱可夫立即出发去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司令部临时设在几个帐篷里，朱可夫走进帐篷后立即投入了战役的组织工作。

熟悉朱可夫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意志坚强、处事果断、具有杰出才干和天赋的人，也是一个要求严格、持之以恒、目标明确的人，所有这些品质对于一个精明强干的军事首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莫斯科会战最激烈的日子里，朱可夫的严厉粗暴几乎达到了无法让人容忍的程度。可正是由于他的个性品质，他不去考虑迁就个人的感情因素，才使他在国家与民族的危难时刻，能够挑起挽救莫斯科和整个国家的千斤重担，能够组织保卫莫斯科的有效防御。

朱可夫以他特有的充沛精力和工作效率，开始实施这新的使命。他通过实地考察军情，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方针：在莫斯科正西方面组织了一条牢固的防御带；加大纵深防御，建立第二梯队和方面军预备队，随时听候调动；组织有效的地面和空中侦察，以加强对方面军各部队的指挥；安排好军队的物资保障；增强战士们的必胜信心。

最让朱可夫头疼的问题是兵力不足，现在的部队根本无法有效地守住136公里长的防线。最高统帅部竭尽全力从其他地方调集了14个步兵师，16个坦克旅，40个炮兵团，以解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莫斯科几十万居民不分昼夜地构筑保卫首都的防御工事。他们修筑了7．2万米长的防坦克壕、近8万米长的峭壁和断崖，设置了5万多米长的障碍物地带，挖掘了近13万米的战壕和交通壕。这些用居民双手挖出的300万多立方米土壤，建立起一个颇为壮观的环形防御圈。

前线的苏军官兵知道，全国人民都在为保卫莫斯科作最大的支援，这种军民同仇敌忾的团结精神，是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的鼓舞力量和坚强支柱。

11月上半月，苏德军队双方都作了新的调整和补充，莫斯科附近一场更大规模的生死决斗即将开始。

11月15日清晨，德军从北面、南面、西面对莫斯科发起了猛攻。

德军的总的战役计划是：第九集团军牵制加里宁方面军并进攻克林，从北面包围莫斯科；第二集团军牵制西南方面军并占领图拉，从南面包围莫斯科；第四集团军在西面消灭莫斯科附近的苏军。然后从南、北包抄，在莫斯科以东会师并完成包围，最后几个集团军同时配合，正面进攻，一举占领莫斯科。

在11月16日以后的几天里，形势对苏军极其危险，德军不顾一切动用强大进攻力量，用坦克开路，对苏军实施沉重的打击，苏军的兵力显得非常薄弱。

虽然在前几天残酷的战斗中，苏军损失惨重，但他们却以顽强的防守阻止了德军向莫斯科的推进。在德军方面，虽然战线向前推进了，但是种种不祥之兆却弥漫在军队中。连续作战的疲惫和日渐寒冷的天气成为德军面临的两个大敌。最让德国士兵不安的是，由于战线过长，使得补给品奇缺，尤其是冬装非常缺少。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德军士兵只穿单薄的军服，冻得瑟瑟发抖，怨声载道。

从11月中旬起，其他战区的苏军相继展开了一些反攻，牵制了德军的兵力，支援了莫斯科方面的防御战。

然而，虽然德军进攻受阻，但是对莫斯科的威胁仍未减轻。德军继续缓慢地向前推进，日益逼近莫斯科。

最高统帅部经过仔细的分析，通过了朱可夫的反攻计划。

在苏军大反攻前夕，苏德双方在莫斯附近的兵力情况表明并不利于苏军：苏军有110万人、7652门大炮、274辆坦克、1000架飞机；德军共有170万人、1．3万门大炮、1170辆坦克、615架飞机。

但朱可夫分析，德军人数虽多，可战线拉得过长（长达1000公里），两翼的突击部队相距200公里，兵力分散。而苏军则比较集中，可以集中局部地区的优势兵力打击敌人。

1941年12月6日早晨，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从莫斯科南、北两面开始了反攻，几乎在同一时期，友邻方面军积极配合，苏德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经过10天的激烈较量，使已经削弱和极度疲惫的德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苏军压力下节节后退。

希特勒得知德军撤退的消息后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禁止前线部队继续后退，并答应补充部队。

然而在苏军英勇无畏的进攻下，到12月底，德军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

在莫斯科会战中，朱可夫指挥的西方方面军歼敌50余万人，击毁或俘获1100辆坦克、2500门大炮、1．5万多辆汽车和其他装备。德军被击退了150～300公里，红军解放了1.1万多个居民点，赢得了战役的全面胜利。

德军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失败，是德国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遭到的第一次大失败，它打破了希特勒“闪电战”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此之后，德军的有生力量大大削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苏军却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士气高昂。

朱可夫作为拯救莫斯科的英雄，在这场举世闻名的战役中名声大振，被斯大林称为“胜利的象征”。

争夺斯大林格勒

“闪电战”美梦的破灭，使德军无力在苏德战场上发动全面进攻，希特勒被迫采取重点进攻的战略，他把眼光盯上了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先夺取斯大林格勒，占据这个重要战略要地和战略物资基地，然后由此北进莫斯科，对莫斯科形成夹击之势。

德军在苏德战场的南部部署了150万以上的兵力，其中“南方”集团军群共97个师，90万人，又分为Ａ、Ｂ两个集团军群，动用了12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640架战斗机，于1942年6月28日发动了对斯大林格勒的总攻。

朱可夫再一次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最高副统帅，指挥会战。在朱可夫的指挥下，斯大林格勒军民团结奋战，经反复较量，终于阻止了德军的进攻。

为减轻斯大林格勒方面的压力，9月3日早晨，经过炮火准备，苏联第一集团军发起了反攻，但是只前进了几公里就受到德军的有力阻击而被迫停了下来。

9月5日拂晓以前，如同朱可夫所估计的那样，斯大林格勒附近并没有发生特殊事件。按照预先计划，9月5日早晨，苏军炮兵和航空兵开始火力准备，随之发起了攻击。但德军的阻击仍很顽强，经过1天的交战，苏军进展甚微。

由于苏军这次大规模的反击，迫使德军把大量坦克、炮兵和摩托化部队从斯大林格勒附近向北调动，从而延缓了攻击斯大林格勒的速度。

德军用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兵力有50多个师，其中用来直接攻市区的有13个师，共17万人。他们拥有500辆坦克、1700门大炮和迫击炮。

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虽然合起来有120个师，但是人员编制严重缺额，许多师只有编制人数的20％到25％，有的师仅有800人。实际上负责防守市区和西南一带的主力第六十二和六十四集团军总共只有9万人、1000门大炮和迫击炮、120辆坦克。在市区争夺战中，德军在兵力和武器上是占优势的。

争夺市区的激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全市的街道和广场都变成了激烈的战场，有些重要据点被反复地争夺，第一火车站的争夺战持续了1周之久，曾13次易手。

德军不顾一切，一步步向市中心逼近。苏军似乎有些支持不住了，兵力每时每刻在减少。但是由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下，战斗意志无比坚强，只要德军一向前推进，就要受到顽强的阻击并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这场殊死的战斗中，值得一提的是苏军战士为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表现出视死如归、英勇顽强的英雄主义精神。苏军的顽强使得德军精疲力竭，一筹莫展。

战前，德军十分蔑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力量，但受到意想不到的痛击之后，他们就逐渐感到恐惧和悲观起来。

经过连续13天的战斗，德军在9月25日占领了市南和市中心的部分地区，并且前进到伏尔加河河南，几乎每一个渡口都被德军强大的火力控制着，斯大林格勒变成了一个大战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巷战在这里展开了。

朱可夫命令红军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城市，每1幢房屋，只要有苏联军人，哪怕只剩下1个人，也要成为敌人攻不破的堡垒。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朱可夫下令在部队中组织新的战斗单位——突击小组。

尽管炮火连天、弹片横飞，被炸毁的工厂却成了苏联人的抵抗中心。朱可夫在纷乱复杂的战争形势中，再次显示了他惊人的预见性。

他分析后认为：尽管敌人暂时处于进攻优势，但苏联红军的顽强防守使他们很难完成既定目标，而随着时间的拖延，敌人的补给将越来越困难，恶劣的天气也将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困难。

德军攻打斯大林格勒市区的战斗从9月13日开始，到11月18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朱可夫制定了“天王星”反攻计划：苏军从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和南部两线向中心反攻，合围在那里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为了迷惑敌人，朱可夫又实施了一系列漂亮的伪装措施。10月中旬，当德军的进攻陷于停顿之时，斯大林格勒前线各方面军接到命令，停止一切具有攻势的作战行动，命令中详细地讲述了如何安排冬季的防御，如何构筑工事、如何在支撑点储备粮食、弹药等。与此同时，苏军正在秘密地把部队不断调往准备实施突击的方向。

德军情报机关上当了，坚信苏联军队不会发动反击。朱可夫以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为红军赢得了难得的战略主动。

1942年11月19日7时30分，隆隆的炮声宣告了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开始进攻德军，从此揭开了苏军大反攻的序幕。

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苏军西南方面军的3500门大炮直射德军阵地，然后以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为先导，突击德军的薄弱阵地。

面对苏军强大的攻击压力，德军陆军参谋长建议从斯大林格勒撤军，加强后方，巩固新前方，然后进攻发动突击的苏军。

但刚愎自用的希特勒听到撤军的建议暴跳如雷，驳回了德军陆军参谋长的建议。德国纳粹元首的顽固，给了朱可夫实施其战略计划的机会。

经过十余天的激战，到11月30日，苏军已完成了对德军共22个师33万人的合围，将其压缩在1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面对合围数量如此之大的德军，斯大林十分担心德军发起突围反攻，苏军会支持不住。

朱可夫再次分析了战争态势。他认为以德军目前现状，是不会轻易冒险突围的。但是如果有其他军团的辅助突击，情况就不好说了。当前最紧迫的是防止其他地域德军的支援，主要是防止德军顿河集团军前来解围。

就在苏军分析怎样消灭德军的同时，德军也在积极想办法解围。曼斯坦因元帅计划由德顿河集团军群的主要兵力发动进攻，支援第六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另外，秘密派坦克师来支援。

曼斯坦因元帅得意地把这一作战计划命名为“冬季风暴”，妄图以此摧毁苏军的包围。可惜他的计划与朱可夫的分析如出一辙，朱可夫已经对此做了精心的准备，设计了整套“包围打援”方案，不仅打退了前来支援的德军，还将包围的德军压缩在了更小的范围之内。

德第六集团军对于自己的处境非常清楚，一再请求希特勒准许他们突围。但不甘心失败的希特勒却要求他们继续死守，只要坚守到明年春天，德军就可以展开新的攻势。

希特勒的固执为朱可夫实现战役目的创造了条件，也正是希特勒的固执最后葬送了德国第六集团军。

苏军于1943年1月10日以5000门大炮轰击包围圈内的德军，随后坦克和步兵发起迅猛的冲锋。德军由退却变成了无命令的逃跑，沿途丢下成千上万的尸体被风雪和炮灰所掩埋。不到6天，德军的阵地又缩小了一半。l月24日，德军元帅保卢斯再次电请希特勒允许立即投降，但是他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许投降”，要死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到1月25日，德军被击毙、击伤和被俘者已超过了10万人。苏军又把包围圈缩小到南北长20公里、东西宽3．5公里的地段上。

2月2日，被围德军全部投降和被歼灭，历时20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苏联红军的英勇胜利而告终。斯大林格勒会战标志着苏德战争的转折，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从此，苏军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德军则逐步走向灭亡。

朱可夫因为立下了不朽功勋被授予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勋章后面，标有“第一号”的字样。朱可夫这个伟大的胜利之神，扭转了苏德战争的局面。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吹响了苏军战略进攻的号角。在1942年至1943年之交的冬季战役中，苏军共消灭了德军100多个师，迫使德军在整条战线上后退了600多公里。

全面胜利

苏联红军经过了1943年的反攻和1944年的总攻后，已经挺进到了希特勒的老巢柏林。

1945年4月5日，朱可夫向所有的集团军司令等各级军队的指挥员宣布了斯大林的命令：从1945年4月16日凌晨发动总攻，包围法西斯德国的老巢——柏林，粉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柏林上空升起胜利的旗帜。

当时在柏林地区，敌人还有214个师，其中有34个坦克师和15个摩托化师，共有100万以上的军队、1．04万门大炮、1500辆坦克、3300架飞机，除此之外陆军总司令部预备队有8个师，柏林市民还组建了200多个人民冲锋队营，守备部队超过20万人。

苏联红军也调集了所有的有生力量，与德军相比，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有优势。

1945年4月16日凌晨3点时，苏军向柏林发起了总攻。

首先是炮兵开火，万炮齐鸣，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在战役的第一天，就向敌人阵地发射了80多万发炮弹和迫击炮弹，其中50万发是在头25分钟发射的。朱可夫精心策划了这种前所未有的猛烈和短促的炮火准备，使敌人惊慌失措，德军为此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调集到前沿阵地的德军处于毁灭性打击之下。

德军一发炮弹都没有打，只有几挺机枪响了一阵儿，朱可夫当机立断，命令地面部队进攻。

立刻，苏军几千枚五彩缤纷的信号弹升入天空，接着140部功率强大的探照灯一下子都打亮了。这又是朱可夫创造性的一个好主意，强烈的电光把德军阵地照得通明，德军士兵被突如其来的强烈光柱照得目眩眼花，心惊胆颤，他们认为这又是苏军的什么新式武器，在探照灯的照耀下，原来掩藏在黑暗中的德军目标暴露无遗，苏军的炮兵趁势猛烈射击，步兵和坦克也协同一致地冲了出去。

苏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德军前沿部队完全被掩埋在一片炮火的海洋之中。在两军之间，掀起的烟尘就像一道厚厚的烟墙矗立在空中，有的地方连探照灯也照射不透。

在交战的第一昼夜，苏军出动轰炸机达6550架次以上，发射炮弹123.6万发，也就是说2450车皮的炮弹，近98000吨钢，都落到了德军的头上。纵深8公里范围内德军的防御基本被摧毁或受到强大压制。德军部队受到苏军如此凶猛的攻击后，被迫退到泽劳弗以东的高地。

泽劳弗高地处在苏军向柏林进攻的途中，高居四周地势之上，向东的坡面陡峭，它的后面是一片高原。

在战役发动之前，朱可夫和他的部属对泽劳弗高地一带地形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他没有料到德军在高地的反面斜坡上隐蔽的兵力和武器很不容易被苏军的炮火所损伤，所以德军可以凭借这一地势组织起苏军难以克服的防御。

在泽劳弗高地前，苏军的坦克滚滚而来，前面的一批坦克燃烧起来，后面的仍在继续前进。苏军士兵从浓密的大火中大声喊叫着向高地上爬，前面的一群倒下，后面的继续喊叫着往上冲。在德军士兵看来，苏军士兵好像发了疯一样。

这种无畏的进攻气势，对德军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可怕的心理震慑。此时的德军已经经受不住朱可夫部队狂潮般的攻击，开始从泽劳弗高地向柏林退却。到4月18日早晨，这个被称为“柏林之锁”的高地终于被朱可夫的部队打开了。

4月20日，在四面楚歌声中，希特勒迎来了自己56岁的生日。在这之前他的情人爱娃·勃劳恩，也从阿尔卑斯山的别墅里公开地来到了他的身旁。她是一位身材苗条、容貌秀丽的金发女人。平时她很少露面，由于她性情随和，寡言少语，更赢得希特勒的喜爱。此时，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同希特勒死在一起。希特勒的生日纪念活动是在地下室里举行的。

希特勒原以为他可以留在柏林，以身坚守，鼓舞士气，以图东山再起，可是朱可夫部队的迅猛进攻彻底粉碎了他最后的美梦。

走投无路的希特勒呆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手里摇晃着被手汗浸湿得快要破碎的地图，焦急地等待着援兵的消息。可怜的希特勒不但没有等到什么好消息，却收到了给他和所有在场的人致命打击的报告：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戈林和最“忠诚”的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希姆莱背叛了希特勒。

这个消息标志着第三帝国的末日真正来临了。此时，希特勒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决定：他要在黎明时与他的情妇爱娃·勃劳恩结婚。

结婚仪式是在地下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举行的。

4月30日，希特勒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下午3点30分，戈培尔、鲍曼和其他几个人听到元首寝室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第二声枪响，但是却没有声音。等了一会儿，他们轻轻地走进元首的房间，看到希特勒的尸体趴在沙发上，还在淌血，他是对着自己的嘴放的枪。爱娃躺在他的身旁，她是服毒自尽的。

希特勒自杀的当天清晨，朱可夫的大炮向德国国会大厦开了火。由库兹涅佐夫上将指挥的第三突击集团军攻占了大厦的主要部分。

为了争夺这座象征第三帝国政权的庞大建筑物，朱可夫的部队和装备精良的德国党卫军部队进行了一场近距离的血战。即使在苏军占领了大厦下面各层楼以后，在上面楼层守备的德军仍不肯投降。苏军只好一层楼又一层楼地与德军搏斗。直到夜间，苏军才终于在大厦的主楼圆顶上升起了苏联的旗帜。此时亲自指挥这一历史性战斗的库兹涅佐夫将军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朱可夫此时也是激动不已，因为他在4年的卫国战争中，一直盼望着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胜利的象征

攻克柏林后，斯大林即把朱可夫急召回莫斯科。斯大林很不满朱可夫和美国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的亲密关系，并擅自做主与盟军搞易河北会师，把柏林最后划分东西两部分，等待朱可夫的将是命运无情的挑战。

朱可夫本人敢于坚持真理，性格豁达、坦诚，做事大胆果敢，再加上他富有创造性的独特工作方式，使他与斯大林本人惯有的武断专横、沉醉于个人崇拜的作风，难以相融，而且他在二战中有突出的功绩，难免会令斯大林动心中不快。

斯大林终于在7月份采取了行动，将朱可夫调到了偏远的敖德萨军区，担任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职务。朱可夫的突然被贬，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以专横武断著称的斯大林，不能容忍他周围的人因名望太高而喧宾夺主。

二是朱可夫对于斯大林坚持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他自己的天才，越来越轻蔑，以至到了十分反感的程度。在一些场合，他公开表示了这种不满情绪。秘密警察把朱可夫的言论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好像看见曾经被他杀害的许多红军领袖们的幽灵都集合在朱可夫的身后。

三是朱可夫历来轻视党的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战争时期，斯大林曾对坚持搞一长制的朱可夫作了让步，在军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现在仗已经打完了，斯大林再也不能容忍朱可夫那种对党的工作人员的排斥态度。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或许斯大林还有一个用意，即撤去朱可夫的重要职务，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从而吓住那些大权在握、不听召唤的军队将领们，使他们始终与自己保持绝对一致。

事实证明，斯大林的这一手是成功的，在之后的多年中，苏联的高级将领始终是一种安分守己、无所作为的状态。

朱可夫万万没有想到，1946年的失意还不是他走下坡路的终点，他在敖德萨住了两三年后，又被调到乌拉尔军区更为低下的工作岗位上，这无异是雪上加霜。

朝鲜战争爆发后，朱可夫这才回到了莫斯科，他被通知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但这与其过去的显赫地位相比，变化仍是微不足道的。朱可夫仍然被斯大林严密地控制着，深怕他冲淡了斯大林的荣誉。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病故，这也意味着斯大林专制时代的结束。就在莫斯科电台宣布斯大林逝世的同一天，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同时负责苏联陆军部队。朱可夫的重新崛起与斯大林的猝死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绝非巧合，这是继任者赫鲁晓夫为拉拢军界泰斗为其所用而精心安排的。

朱可夫回到莫斯科，不仅使苏联军界获得了巨大力量，而且对当时稳定军心和民心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朱可夫当然也要回报赫鲁晓夫的“知遇之恩”，他执行了赫鲁晓夫策划的逮捕内务部长、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任务。

贝利亚事件后，朱可夫被提升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在军队中的地位彻底恢复。1955年2月，朱可夫又出任了国防部长。

朱可夫根据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决定加速发展远程航空兵，加强空军远程攻击力量和核武器力量。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大规模陆上作战的重要性。他说：“空军和核武器本身并不能决定武装冲突的成败。尽管原子弹和氢弹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但在战役中不可避免地还要使用大量陆军部队和大量的常规武器与之相配合。”

1956年，苏联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年代。这一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秘密报告，彻底揭露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攻击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独裁专断，赫鲁晓夫不仅否认斯大林在军事上的天才神话，还把许多荣誉归还给了那些著名的军事将领，当然，赫鲁晓夫的这些做法更多的是为了他本人捞取政治资本。

赫鲁晓夫像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客一样，别有用心地拉拢朱可夫。他拍着胸脯大呼：“我自始至终都在反对斯大林对朱可夫的谴责和迫害，我始终把朱可夫当作忠实的朋友。”

于是，朱可夫知恩图报，在好几次反对赫鲁晓夫的政治风浪中，他都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粉碎了这些反对集团，巩固了赫鲁晓夫的权力。

然而，随着个人权力的巩固，赫鲁晓夫也对这位功高盖主的老元帅不放心了，特别是朱可夫不断地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白他在卫国战争历次战役胜利中的重要作用，更引起了赫鲁晓夫的反感和猜忌。朱可夫想干什么？赫鲁晓夫的头脑中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957年10月，朱可夫正在按计划在国外进行访问，赫鲁晓夫的秘书突然打电话说：“赫鲁晓夫同志要您直接飞回莫斯科，因为11月7日要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型军事检阅，有许多事情等着您去处理。”

朱可夫哪里会想到这会是赫鲁晓夫挖掘的一个陷阱：赫鲁晓夫自认为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实力把这位老元帅拉下马，便决定用明升暗降的策略，把朱可夫提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从而夺取他的军权。

朱可夫在机场被直接接到主席团会议室。赫鲁晓夫宣告了这一任命，朱可夫一下子惊呆了，继而是愤怒，他没有料到赫鲁晓夫会来这一手。

赫鲁晓夫早有预谋，在朱可夫返回莫斯科6小时以后，就由塔斯社发表了一项会议公报，公报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免去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苏联国防部长的职务。”不到1小时，莫斯科电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广播了这一消息。第二天，《真理报》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刊登了这则消息。很快，这一新闻传遍了世界各地。一切都按赫鲁晓夫他们的策划在进行。于是朱可夫又突然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消失了。

这种有组织、大范围的批判，对朱可夫元帅的自尊和心灵是一次十分深重的摧残。他已经彻底心灰意冷了。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竟然自己投票赞成把自己从主席团中清除出去。大会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一致同意取消他的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国防部长的职务也被取消，只保留了他的党籍。

1964年，朱可夫68岁的时候，他与前妻离了婚，第二任妻子格林娜比他小25岁。他们是在一次外出途中偶然相识的，两人融洽。婚后不久，朱可夫又喜添千金玛莎，朱可夫那颗早已心灰意冷的心似乎又从幸福的小家庭中得到了新的温暖和慰藉。

但历史的乌云只能遮蔽一时的天空，不可能永远蒙蔽人民的双眼。

就在这一年，赫鲁晓夫下台，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发表重要演说，当他提到战争中著名的指挥官时，首先提到了朱可夫的名字，听众席上立即爆发了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第二天，人们又在大规模的军事检阅中看到了他的身影。

德高望重的朱可夫重新回到了历史舞台。检阅那天，当他穿着元帅服走在街上时，许多行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在晚间的招待会上，苏联军官争先恐后地与他握手致意。

不管朱可夫元帅在政界如何沉浮，人们都忘记不了他在战场上一次次力挽狂澜的风采。在人们心目中，他永远是“胜利的象征”。

要论苏军历史，甚至是世界军史，谁荣获勋章、奖章和光荣称号最多，那恐怕非朱可夫元帅莫属。

他胸前佩戴的一大片辉煌夺目的勋章和奖章，每个勋章上都记录着他的赫赫战功，这些勋章和奖章都体现了他的文韬武略和聪明才智，都代表了他对祖国、对苏联人民和全人类的杰出贡献，都表达了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他的每一枚勋章都受之无愧。他在国内战争中，1922年在肃清安东诺夫反革命匪军的战斗中，屡立奇功，荣获第一枚红旗勋章；1936年，在西班牙前线出色地完成特殊使命，荣获第一枚列宁勋章；1939年，在哈勒欣河战役中，大败日军关东军，荣获第一枚英雄勋章；1943年，由于组织计划第三大战役和10次打击德军有特殊贡献，两次荣获苏沃洛夫一级勋章；1944年4月，荣获“胜利”勋章；1944年8月，荣获第二枚红旗勋章和第二枚英雄勋章；1945年3月荣获第二枚列宁勋章；1945年，攻克柏林，打败法西斯德国，荣获第三枚英雄勋章；1949年6月，荣获第三枚红旗勋章；1956年12月，由于支持赫鲁晓夫挫败马林科夫集团有功，在他60岁寿辰时，授予他第四枚英雄勋章；1966年，在他70岁诞辰时，荣获第三枚列宁勋章；1968年纪念苏联建军50周年时，授予他十月革命勋章；在他75岁诞辰时，又授予他第四枚列宁勋章；朱可夫一生中荣获15枚苏军最高级勋章，这是破纪录的。

苏军有史以来，除他以外任何人也没有能够获得如此多的殊荣。

除此之外，他还荣获了11枚奖章。

世界各国政府授予朱可夫元帅的勋章和奖章又有15枚。

在朱可夫元帅胸前佩戴的勋章和奖章多达41枚，枚枚都折射出了他一生的伟大与辉煌。

1974年，朱可夫元帅在家中平静地闭上了双眼，告别了人世，一颗帅星殒落了，但是，朱可夫作为“胜利的象征”，人们将永远铭记他的丰功伟绩。

朱可夫是一位天才的、伟大的军事统帅，他多次临危受命，挽救败局，谱写了军事史上的神话，他为苏联的卫国战争、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一生经历坎坷，三起三落。但是，他无论是处于巅峰，还是处于低谷，都表现出大将风度和统帅的胸怀。成功时不居功自傲，失败时也不气馁，他始终淡薄名利，严于律己，受到广大人民的深深爱戴和敬仰。

1995年5月9日二战胜利50周年前夕，塑有朱可夫元帅的纪念碑在莫斯科市中心红场革命博物馆前落成。整个塑像由最富盛名的雕塑家精心设计，外加青铜铸就。世界人民纷纷来此瞻仰，以怀念名垂青史的朱可夫元帅。

麦克阿瑟

在二战中，获得过美国五星上将军衔的只有3个人：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在他们之中，马歇尔没有实战指挥经历，艾森豪威尔直接指挥的战役也不太多，惟有麦克阿瑟可说是久经沙场。

麦克阿瑟出身将门，父亲老麦克阿瑟是1898年美西战争中的名将，曾任驻菲律宾军事总督。一战前后好几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都是他的门生，这让小麦克阿瑟在仕途上得益不少。麦克阿瑟本人少年早慧，在西点军校的4年里有3年名列第一，毕业的时候还是学员队长。据说西点军校校史上毕业时既是第一名，又是学员队长的，只有3人而已，一个是麦克阿瑟，还有一位没有在军界闯出名堂，再一位就是南北战争时的南方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李也是被美国人视为军事天才的人。大多数名将早年在军校的成绩都不怎么样，少年早慧的也不多，这也使麦克阿瑟成为了一个异数。

军校毕业后，麦克阿瑟被派往菲律宾服役。但不久，便被调回华盛顿，先后在罗斯福手下和作战部任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率“彩虹”师赴法参战，因作战勇敢、屡建战功而不断升迁，一战结束时他已是一名准将。战后麦克阿瑟回西点军校担任校长，成为西点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长。1930-1935年，麦克阿瑟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届满后被派往菲律宾任陆军元帅。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率军与澳大利亚准备战略性反攻，担任太平洋西南地区总指挥。后来率军攻入日本，接受日本投降，被任命为盟国最高统帅，全权统辖和改造日本。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又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组织了大胆的仁川登陆计划。后因与杜鲁门总统在侵朝战争问题上意见分歧，于1951年被解职，后来他任过兰德公司的董事长，1964年病逝。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麦克阿瑟担任太平洋西南地区总司令。他对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概念是，应该使用由舰队支援的空、地打击力量出其不意地对几个主要目标实施大规模攻击。麦克阿瑟的战略是，应该把灵活与节约兵力结合起来，在他的部队不脱离己方的空中掩护之下，沿着前进的轴心线，向几个重要目标外围作跳跃进攻。从广义上讲，他谋求用突破敌人内部防线的方法来割裂并摧毁所谓的“大东亚——南海日本帝国”。正是由于缺乏同日本正面作战的设施，他建议对日本的坚强据点不做正面攻击。对每一次战斗，他所谋求的是获得时机迂回到敌人后方，打击其侧翼，切断敌人的补给线。麦克阿瑟的整个作战理论是抛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消耗人力的正面攻击，回到拿破仑时代的机动作战。麦克阿瑟采用这一战略，借助海空军力量，运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越过不重要的岛屿，向深远纵深的主要目标实施“蛙跳”攻击，从澳大利亚经菲律宾一直打到日本国土，创造了无数个大步跨跃岛屿的胜利战例。麦克阿瑟的这一战略是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取得胜利的关键原因之一，避强击弱的规避战术使美军重创日军，而自己的损失却不大。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侵朝军总司令，负责援救朝鲜李承晚政权事宜。南朝鲜的美韩残军希望迅速得到麦克阿瑟的增援，麦克阿瑟则考虑得更远，他计划率领军队在汉城附近的港口城市仁川登陆，以拦腰切断北朝鲜军队的供给线，给北朝鲜军队以致命打击。美军中陆军和海军的作战军官及参谋人员都反对这一计划，当地的驻军司令也表示反对。但是麦克阿瑟凭借其超常思维拒绝了将领们的反对意见，并且将进攻日选择在英法七年战争时期魁北克战役191周年纪念日，即1950年9月13日这一天。他声称，当年英军将领沃尔夫认为，既然陆、海将军们都认定他的计划不可行，那么蒙卡姆(法军将领)也一定认为他不会那么干。现在，既然美军军官都认为仁川登陆不可行，毫无疑问，北朝鲜人也一定会那么想。为了达成登陆的突然性，麦克阿瑟指挥航母分别对南朝鲜东海岸的三陟和平壤外港镇南浦及清川江口的达阳岛进行佯攻，在群山方向实施佯动登陆，同时利用报刊、广播散布假情报，造成在东海岸登陆的假象。他自己则率10艘军舰驶进仁川港，稍费力气便登了陆，然后长驱直入，扑向汉城，粉碎了北朝鲜军队对釜山的包围，迫使其重兵撤回三八线以北。麦克阿瑟又赢得了美军史上一次罕见的胜利。

麦克阿瑟的军事才华集中体现在一个“奇”字，出奇制胜是他成功战例的特点。太平洋战争中，“跳岛作战”是他的拿手好戏，这反映了他在战略概念上的冒险和创新。“跳岛作战”能充分发挥己方的海空机动优势，既减少伤亡，又让大批日军无用武之地，加速战争胜利的进程，可以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朝鲜战争中的仁川登陆，则是麦克阿瑟在战役层次上指挥艺术的巅峰之作。

除了军事指挥艺术，麦克阿瑟还是出色的教育家和军人政治家。他在20年代是西点军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他担任校长时正是西点军校经历大变革的时代，他给军校带来的活力和进行的教育改革到现在还有深远影响。日本投降以后，麦克阿瑟作为盟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实际是日本的太上皇。他对日本进行彻底的现代化改造，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从选举权到新宪法。虽然此人反共而且改造的是中国的世仇日本，单就他的工作而言，必须承认他是个出色的政治家。

麦克阿瑟的弱点也和他的天才一样明显。他打过不少本可以避免的败仗，像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的空军被日军奇袭毁在地面上，像朝鲜战争第一和第二次战役。麦克阿瑟过于自信，自信到狂妄的地步，所以往往轻视对手，所有这些败战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轻敌。反过来，他开始重视对手时，往往又有天外飞仙似的妙手出现。他的出身、教育、经历决定了他的优越感和自信，他对荣誉有中世纪骑士式的渴望。麦克阿瑟是美军将领中获得勋章最多的一人，也不吝惜给手下的人以荣誉。在他的回忆录中每次作战之后都有长长的注解“我按以下的顺序嘉奖我的部下”，这在所有将领的回忆录中绝无仅有。以上这些都造成了他的个性弱点，进而影响他的判断力。

阿特拉希

1.傀儡王国君主

阿特拉希，1886年出生于叙利亚德鲁兹山区的卡里亚村，小时进私塾念书。善于骑术，自幼受到本族尚武精神的熏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衰落，阿卜杜·米德苏丹的统治更加暴虐。为了摆脱奥斯曼统治，叙利亚人民爆发了多次武装起义。

1904年，18岁的阿特拉希就跟随父亲加入了起义队伍，并坚持了多年斗争。由于当时奥曼帝国还具备一定的军事力量，而且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终被包围德鲁兹山的土耳其军队打败。1910年阿特拉希的父亲和其他参加起义的部族领袖，被土耳其人捕获，并被押解到大马士革，处以绞刑。而阿特拉希本人则被编入土耳其军队，遣往罗马尼亚前线服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统治叙利亚的土耳其将领企图遏制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发展，采取了恐怖手段。1916年6月16日，汉志的谢里夫侯赛因在麦加发动了阿拉伯民族革命，呼吁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地区人民起来为争取独立而斗争。此时的阿特拉希也脱离土耳其部队返回家乡，于是他迅速组建了一支队伍响应革命。

德鲁兹山区是汉志和大马士革之间的军事要冲，阿特拉希率部先切断这条重要的交通线。然后，他随费萨尔部队北上追击土耳其占领军，直把他们逐出国境，从而奥斯曼在叙利亚的暴虐统治宣告结束。从这以后，阿特拉希成了德鲁兹族公认的领袖。

一战后，法国根据1916年英法两国为瓜分阿拉伯世界而缔结的萨克斯皮何协定，取得了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法国采取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把叙利亚分割成几个部分，组成联邦，德鲁兹山区则被划为联邦中的独立部分，即杰贝尔·德鲁兹王国。由阿特拉希任王国的君主，法国派官员直接参政。

2.为民族独立而战

在法国殖民者的控制下，阿特拉希名义上是德鲁兹王国的社主，但实际上却成了法国殖民者的傀儡。1922年，法国殖民者趁阿特拉希外出的时候，竟然不顾叙利亚的习俗闯进国王住地，并逮捕了阿特拉希的朋友——另一位德鲁兹族领袖——阿丹·汗佳。法国当局指控他以图谋危害法军司令的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阿特拉希闻讯后提出严正抗议，然而法国殖民者却无动于衷。这就是叙利亚历史上有名的“阿丹·汗佳事件”。

也就是这一事件激怒了阿特拉希，他于1922年7月领导德鲁兹山区人民举起义旗，以反抗法国统治。虽然这次起义很快就被法军镇压下去，但法国殖民者慑于阿特拉希在德鲁兹族中的威望，不敢随意杀害他。只是从此以后对他的防范监视更加严密了。

1924年初，叙利亚成立了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党。这个党组织是支持德鲁兹教派的，同时该党还与阿特拉希达成协议，共同起来斗争以争取叙利亚的独立。

1925年6月，阿特拉希以叙利亚全国起义部队总司令的身份率部打回德鲁兹山，准备收复家园。同年7月，起义军占领了德鲁兹首府苏韦达。此时，法国当局派出4000名讨伐军镇压起义。然而，起义军还是于8月2日大败敌军，取得胜利。

1925年8月，起义军乘胜向大马士革挺进，准备与该市民族主义政党里应外合攻下这座中心城市时，由于未能很好配合，斗争没能取得胜利。

1925年9月末至10月初，法军对德鲁兹山区进行两次进攻。都以失败而告终。就在此时，大马士革市内又爆发了反对法国统治的总罢工。1925年10月18日，阿特拉希乘胜第2次率军攻打人马上革。起义军在市内群众全力配合下，很快就控制了大马士革市的绝大部分地区，阿特拉希在自己实际管辖地内，建立了民族自治机构，行使地方政权的职权。各地区也建立了隶属于临时的革命政府的民族自治机构。

3.两度流亡国外

叙利亚人民起义军所取得的胜利，迫使法国政府不得不撤换驻叙殖民军政头目，改变统治手法，甚至企图通过谈判手段来收买阿特拉希等起义领导人，扑灭起义烈火。当这一策略遭到失败后，法国当局便想方设法阻止英国出售武器给起义队伍，同时从摩洛哥调来重兵镇压起义。增援部队到达后，法国殖民军兵分3路向起义军反扑。其中一路在1926年4月攻打德鲁兹山区，占领了苏韦达城。另一路于同年5月5日与阿特拉在大马士革近郊展开激战，并且争得了对大马士革市的控制权。起义军只得撤回到德鲁兹山根据地。第三路殖民军在同年8月向沙漠地带绿洲的游击队阵地进军。阿特拉希派兵驰援，但由于敌人火力强大，遭到严重损失，只得撤出绿洲，退向德鲁兹山。直到1927年初，由于处境日益恶化，临时革命政府不得不停止活动。阿特拉希和一部分游击队员及其家属离开祖国撤到约旦东部。但在那里，他们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刁难和迫害，无法立足，只得又辗转到沙特阿拉伯境内锡尔汉谷地盐村定居，从而开始了10多年的流亡生活。

虽然阿特拉希身在异国，但他时刻关注着叙利亚局势的变化。在起义的影响下，法国虽然改变了某些统治形式，做了一些表面上的让步，但总的说来，仍然在继续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把德鲁兹山区划为特区，由法国顾问掌握实权进行统治。

根据这一新形势，阿特拉希于1930年和流亡在国外的民族主义领袖举行了会议，揭露法国殖民当局的新阴谋，呼吁人民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维希政府投靠纳粹德国，自由法国派卡特鲁将军前往叙利亚。卡特鲁为了争取叙利亚站到自由法国方面，1941年9月27日他正式宣布叙利亚获得独立。同时卡特鲁特意约见阿特拉希，向他承诺，法国当局已决定恢复他的自由，并给予他1000里拉的金币以弥补他所受的损失。被阿特拉希拒绝了。

二战结束后，法国不承认自己曾经宣布叙利亚独立这一事实，不仅拒不撤军，反而还增派大军入侵叙利亚，法国的这一举措激起了叙利亚人民的愤慨，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游击队准备抗敌。阿特拉希在德鲁兹山区带领当时的军政人员举兵起义，一举铲除了法国在德鲁兹山区的统治。

而此时英国以“维护秩序”为名，派兵进入叙利亚，企图取法国而代之，并与叙利亚人民发生冲突。由于叙利亚人民的起义斗争方兴未艾，示威罢工日趋扩大，加上国际舆论都是谴责英法的侵略行径，英法军队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不得不于1946年4月17日从叙利亚撤军。但是，帝国主义势力仍在不断采取各种手段，干涉叙利亚内政。

1949年3月到1951年11月两年多时间里，叙利亚的军政头领在英美的操纵下先后发动四次政变。最后，总参谋长施舍克里在美国支持下攫取了军政大权，实行独裁统治，残酷镇压爱国志士。阿特拉希毅然宣布反对施舍克里的反动统治，并于1954年1月在德鲁兹山区举行起义。施舍克里在采取安抚手段未能奏效后，便派出“讨伐军”进攻德鲁兹山区。阿特拉希被迫再度流亡国外。

虽然暂时遭到挫折，但阿特拉希发起的反对施舍克里的正义斗争却得到广泛的响应，甚至连“讨伐军”中的一些队伍也开始转到起义者方面。

1954年2月，叙利亚北部的正规部队举行大规模起义，并占领了阿勒颇的政府机关和广播电台，这给了施舍克里沉重的打击。随后，起义烽火迅速扩展到拉塔基亚、霍姆斯和哈马。形势急剧转变，施舍克里独裁统治在群众运动和起义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垮台了。

1954年2月下旬，起义军官和政治活动家在霍姆斯举行著名的代表大会，选举新的总统，成立新政府，废除施舍克里颁布的各种命令和决议。霍姆斯代表大会后，阿特拉希返回祖国，回到德鲁兹山区。叙利亚各地群众为他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

阿特拉希结束第2次流亡生活回到祖国后，便辞去公职定居在德鲁山区的苏韦达城。1982年3月26日，阿特拉希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96岁。

艾森豪威尔

1.投身军校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年10月14日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丹尼森，1892年随全家迁往堪萨斯州的阿比林。

1911年，艾森豪威尔考取美国海军学院，却因超龄而未被录取；后经该州参议员推荐，考入美国军事学院，即西点军校。艾森豪威尔在校期间并非模范学员，学习成绩中等，但他注重交际，热衷于橄榄球运动。可以说，正是军校运动培养和发挥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因西点军校1915届毕业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58人晋升为将军，故人们称之为“将星云集之班”。

1915年，艾森豪威尔从西点学校毕业并获得少尉军衔，旋即赴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任职。1916年7月1日，艾森豪威尔与玛米·杜德结婚，同年晋升为中尉。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之时，又晋升为上尉。战争时期留在国内任训练教官。1918年6月，艾森豪威尔晋升为少校临时军衔。

1921年艾森豪威尔从陆军坦克学校毕业，1922年调往驻巴拿马的第20步兵旅任参谋。旅长福克斯·康纳将军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遂不惜时间和精力加以培养：讲授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指导战术制定。

1923年，经康纳帮助而进入陆军指挥与参谋学校学习。1926年，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后又经康纳介绍赴法国进行战场考察。1927～1928年，艾森豪威尔在陆军军事学院深造。1929年，赴陆军部助理部长办公室任职。1933年，改任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的助理。1935～1940年，担任菲律宾军事顾问麦克阿瑟的高级助理。1936年，晋升为中校。

1940年2月艾森豪威尔调到驻加利尼亚的第15步兵团任职，11月升任第3师参谋长。1941年3月，升为第9军参谋长。1941年6月出任第3集团军参谋长，晋升为准将。在任职集团军参谋长期间，因成功组织实施了大规模军事学习，而受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重视。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艾森豪威尔调任陆军参谋部任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部副部长，1942年2月，升任作战计划部部长。就在此月，马歇尔将作战计划部改组为美国陆军最高指挥机构作战部，并于3月任命艾森豪威尔为作战部部长。

此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奉马歇尔之命拟制欧洲盟军联合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军应以欧洲与大西洋战场为主要战略方向，先将美军的主要兵力兵器向英国集中，再横渡海峡突向欧陆。

1942年5月，艾森豪威尔奉命赴伦敦考察军事形势和未来驻欧美军的编制问题。6月，在呈交考察报告《给欧洲战区司令的指令》后被任命为欧洲战场美军司令，重返伦敦。7月，晋升为中将。

2.挺进北非战场

1942年7月，鉴于北美英军及远东美军接连受挫和丘吉尔的极力支持英美发动北非战争，8月，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实施北非登陆的盟军最高司令。盟军司令部设在伦敦，根据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的指示指定作战计划。

作战计划要点是：盟军特遣部队在法属北非的阿尔及尔、奥兰和萨布兰卡实施登陆，占领沿海主要港口，然后由阿尔极登陆部队向东抢占突尼斯，再待机与北非英军协同作战，消灭北非的德意军队。攻击发起日定为11月8日。艾森豪威尔任命克拉克为副司令，史密斯为参谋长，坎宁安为海军司令。11月4日，盟军在巴顿、弗雷登道格尔和安德森的指挥下，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与此同时，无线电台向北非广播罗斯福总统的友好声明。

从10月起，美军副司令克拉克和墨菲开始与法军将官接触，要求合作，但盟军仍遭到法军不同程度的抵抗。艾森豪威尔设法与因故滞留北非的维希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达尔郎达成合作协议。盟军在北非登陆成功，艾森豪威尔则被舆论攻击为与维希干将勾结而险些被迫辞职。北非登陆使法属北非及其军队归属盟国。

盟军登陆前后，蒙哥马利的英国第8集团军与隆美尔的德国“非洲军”正在埃及的阿拉曼激战。11月，隆美尔部退抵突尼斯。艾森豪威尔命令安德森部抢占突尼斯，但抢占行为因指挥系统混乱、蒙哥马利行动迟缓和气候恶劣而告失败，盟军只得就地转入防御。艾森豪威尔因此陷入极度苦恼之中。大批德意志援军趁机开进北非。

1943年1月，卡萨布兰会议决定，盟军将在北非战役之后实施西西里战役，以改善盟军的军事失势；任命艾森豪威尔为北非战区盟军最高司令，亚历山大为副司令兼地面部队司令，特德为空军司令。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晋升为上将。会后，北非盟军整编为第18团军群，由亚历山大任集团军群司令，在艾森豪威尔之下负责直接指挥。

1943年1月底至2月，隆美尔部经费德、加夫萨向卡塞林发动钳式攻势，费雷登道尔的美国第2军在塞林蒙受重大损失。艾森豪威尔急调巴顿任第2军军长。在盟军的强烈攻势下，钳形攻势结束。隆美尔部向梅德宁进攻失败之后，隆美尔认为再战无益，于3月9日抱病回国，由阿尼姆代替指挥。

根据艾森豪威尔批准的突尼斯作战计划，英国第1集团军从北部和中部进入突尼斯前沿阵地；美国第2军则沿山地向东实施有限佯攻，把敌军从第8集团军的前线吸引过来并威胁敌军的右翼。3月17日，美国第8集团军对马雷特防线的正面突击失败。北非战役破坏了纳粹德国的威信，为开辟欧洲第2战场创造了前提条件，北非战役对艾森豪威尔的指挥能力和领导地位都是严峻的考验。

3.扫荡地中海

北非战役之后，北非战区盟军司令部即改组为地中海战区盟军司令部。1943年6月，艾森豪威尔亲自指挥盟军攻占潘特莱里亚岛作为空军基地。

因为根据美英联合参谋会议，攻克西西里战役是以空战为先导的。6月12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大致的作战计划，以此防止新闻记者通过推测性报道泄露作战机密，结果获得成功。6月下旬，特德指挥空军对战区内的德意志空军基地及其他军事目标实施战略突击，并于7月获得控空权。

根据作战计划，两栖登陆作战部队为第15集团军群，担任主攻的蒙哥马利部将在诺托登陆，沿东部海岸向默西拿突击；担任助攻的巴顿部队将在杰拉湾登陆，先向北面和西北挺进并攻占巴勒莫，再沿北部海岸向墨西拿突击，与英军会师墨西拿，围歼西西里守敌。9月9日晚盟国空降部队实施空降，地面部队则于10日凌晨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实施登陆，随后得到空军和海军的火力掩护。

面对铺天盖地的盟军部队，意军毫无斗志。英军登陆之后，先后攻占杰拉、利卡塔、安佩多克列港、卡尔塔尼塞塔、马顿莫和马尔萨拉，但后来受到德国4个师的顽强抵抗。英军的攻势受阻之后，美军成为突向墨西哥主攻部队。得到增援的德意军开始通过墨西拿向意大利本土撤退。8月17日，盟军进占墨西拿。

西西里战役为盟军的两栖登陆作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最终导致墨索里尼政府的垮台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

9月8日，艾森豪威尔进军意大利本土，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最终于10月1日进占那不勒斯。此后，盟军与德军处于僵持状态。

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举行了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参加的“三巨头”会议。会议广泛讨论了国际局势，美国和英国明确表明了1944年开辟欧洲第2战场的决心，苏联则希望尽快决定此次作战的盟军最高司令人选。艾森豪威尔在会后被任命为指挥“霸王”行动的盟军最高司令。

1944年1月中旬，艾森豪威尔抵达伦敦组建盟国远征军，自为副司令，史密斯为参谋长，布莱轩为美国地面部队司令，蒙哥马利为在国地面部队司令，拉姆齐为海军司令，利马洛里为空军司令。

按照艾森豪威尔设计的体制，上述军种司令担负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军种司令是最高司令部成员，参与最高司令部制订计划的工作；另一方面，这种司令是整个军事行动中指挥具体作战的司令，拥有各自的司令部。为了获得诺曼底地区的制空权，艾森豪威尔将朝鲜在英国的战术与战略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

早在1943年3月，盟军就在伦敦成立联合参谋机构，研究和拟制欧陆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在计划的基础上主持制订的“霸王”作战纲要包括：在诺曼底海岸登陆并破敌军的防御阵地；用两个集团军群实施正面追击，重点是在左翼取得必需的港口，进逼德国边境并威胁鲁尔，右民办要同从南面进攻法国的兵力相连接；取得比利时、布列塔尼以及地中海的港口，以便沿着德国占领区的西界建立新的基地；按照两民办包围鲁尔的方式发动最后的进攻，重点再次放在左翼，随后朝着当时决定的特定方向直接突入德国；攻击发起日定为1944年6月5日。

与此同时，集中于英国的盟军加紧进行以两栖登陆作战为重点的协同作战演练，相当数量的登陆艇、特种坦克等逐步装备部队；空军频繁出动，以重创德国空军，掌握制空权，孤立突击地带；情报部门通过“超级”和“魔术”破译机构获取德军情报，气象部门则密切注视气候变化；开始制造人工港和防波堤，敷设通过海峡的输油管道；采取军事欺骗措施，使德国最高统帅部判断失误。“霸王”行动实施前夕，盟国在英国共集兵力38个师——计287万人，坦克5000余辆，舰艇9000余艘，飞机1.3万余架。

处于防御地位的伦德施泰特的德军西线部队共59个师；施佩勒的空军第3航空队和克兰克指挥的西线海军集群，力量明显薄弱。

令人费解的是，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颇受限制；无权向施佩勒或克兰克下达命令；未经最高统帅部批准，无权调动任何装甲师；战斗行动地域及防守沿海地区的所有陆军部队管辖的范围，纵深不得超过20英里。

此外，伦德施泰特、隆美尔和最高统帅部之间在防御计方面亦有较大分歧。

6月4日，在盟军作战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根据气候形势的变化，果断决定将攻击发起日改为6月6日。

1944年6月6日凌晨，“霸王”作战计划开始实施。空降部队在诺曼底地区的要害地域降落。空军和海军对沿海目标实施火力突击和扫雷。盟军5个师在海空的火力掩护和特种坦克的引导下向诺曼底海滩发起冲击，登陆成功。

滩头争夺战时期，盟军主要通过激战来巩固和扩大登陆场。7月，盟军在攻占瑟堡和冈城之后，登陆场扩大为正面宽100公里、纵深50公里的地带。7月25日至30日，美军的“眼镜蛇”战役实现了对德军防线的突破。8月1日，布莱德雷指挥的第12集团军群组成。

随后，美军横扫布列塔尼。盟军挫败莫尔坦反攻后，发现可在法莱斯形成对德军的包围圈。艾森豪威尔命令实施围歼德军的作战计划。自8月8日起，盟军通过机动兵力从北、西、南对法莱斯形成包围态势。直至20日，德国被俘5万，死亡1万。诺曼底战役至此结束，德军损失约40万人，盟军损失约21万人。

8月25日，盟军解放巴黎。8月，盟军“铁砧—龙骑兵”作战开始。9月，实施“霸王”和“铁砧—龙兵”作战的盟军胜利会师。德弗斯的第6集团军群开始归属艾森豪威尔。

9月1日，艾森豪威尔将司令部移驻法国并从蒙哥马利手中正式接管地面部队的指挥权。在此前后，美军解放夏隆、兰斯、凡尔登等地，强渡马斯河，英军则解放亚眠、里尔和布鲁塞尔。艾森豪威尔决定盟军采取“宽大正面战略”，使德军首尾不能相顾而加速崩溃。

4日，艾森豪威尔命令阿登以北部队必须占领安特卫普，突破各菲防线，然后夺取鲁尔区；阿登以南部队必须突破各菲防线，然后夺取法兰克福。英军攻克安特卫普后，盟军在齐格菲防线前受阻。12日，艾森豪威尔晋升为五星上将。

1944年12月16日，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反攻，企图攻占列日和安特卫普，迫使美英同意和谈。德军从圣维特地区出发，向西攻至美国第1集团军的南部，最后进抵马斯河畔的迪兰特。

与此同时，德军实施“格赖夫计划”，组成能讲英语的连队，换穿制服，突入阵区制造混乱。17日，艾森豪威尔对形势正确判断并采取相应措施。19日，艾森豪威尔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北侧盟军先取势，待机转入进攻；南侧盟军侧应尽早向北进攻。南侧盟军于22日发动进攻，迫使德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北侧盟军直到次年1月才发起进攻。

1945年1月，盟军在乌法利兹会师，将德军赶过初始防线。在突出部战役中，盟军伤亡7.7万，德军伤亡12万。在突破齐格菲防线之后，盟军攻占萨尔，将德军赶过莱茵河，并抢占雷马根地区的鲁登道夫大桥，继而控制莱茵河东岸，对鲁尔实施两翼合围。

4月18日，德国B集团军群32万余人投降。1945后3月，艾林豪威尔与蒙可马利就盟军主要突击方向发生分歧。

蒙哥马利主张向柏林快速突击，先于苏军攻占柏林；艾森豪威尔则认为主要突击方向为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因而据此以配合苏联协调行动。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德国代表到驻法国兰斯的盟军司令部治降。5月7日和8日，德国代表在兰斯和柏林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德国投降之后，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驻德占领军司令。1945年12月，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陆军参谋长。1948年，艾森豪威尔退出现役，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0年，艾森豪威尔出任北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1953~1961年，艾森豪威尔连任两届美国总统。

为了使白宫办公厅成为有效的总统行政机构，艾森豪威尔仿参谋长制度而设办公厅主任。艾森豪威尔在任内被迫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但继续奉行冷战政策，并先后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

1969年3月28日，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病逝，终年79岁。著作有《远征欧陆》、《白宫岁月》《艾森豪威尔的战争经历》等。

蒙巴顿

1.年轻的海军军官

1900年6月25日，路易斯·蒙巴顿出生在英国温莎的王室家庭，是巴登堡的路易斯亲王与维多利亚公主的第四子。他的曾祖母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父亲原系德国王室成员，后放弃德国国籍，参加英国皇家海军，曾任海军参谋长兼第一海务大臣。

皇室成员的出身给蒙巴顿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机会，这一身份也给他带来了一种天然的阻力，他的每一步晋升都要招致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议论。但是蒙巴顿一向为自己的皇家血缘感到荣耀，他为英国皇室带来了更大的光荣。

1913年9月，蒙巴顿入奥斯本皇家海军学校学习。次年10月，其父因原籍为德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英德宣战后，被迫辞去在英国海军内的职务。

1914年末，因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的高年级学员提前毕业参战，蒙巴顿和他的海校同学转入该院学习。

1916年7月，海军军候补生蒙巴顿奉命前往贝蒂上将的旗舰“雄狮”号报到。“雄狮”号是当时皇家海军中第一流的军舰，也许是由于皇室背景，也可能是因为海军对路易亲王的尊敬促成了这个对蒙巴顿非常有利的分配。1917年2月，乔治和蒙巴顿被调往贝蒂将军的旗舰服役。

1917年4月，美国进入战争，当美国海军加入到皇家海军这一边后，德国水军舰队就更不敢出来挑战了。不过，蒙巴顿还是干了些苦差事。1918年，蒙巴顿转役K-6潜艇。无论与现代潜艇，还是与敌手德国U型潜艇相比，K-6潜艇都显得低劣，但在北海下巡逻要比在无畏战舰上服役更激动人心，更能给他一种参与战争的感觉。

时隔不久，蒙巴顿晋升为海军中尉，奉命指挥皇家海军舰艇P-31号。P-31号是海军的最快艇之一，专门用来对付德国潜艇，为开到法国去的运输船护航。蒙巴顿爱上了这只小艇，当艇长不在时，18岁的他就负起指挥全艇的责任。

几个月后，蒙巴顿离开心爱的舰艇，奉命进入剑桥大学切斯特学院补习大学课程。其间，他曾以学生会辩论委员会委员的身份领导剑桥大学队力克牛津大学队，以能言善辩蜚声全校。

第2年，也就是1920年3月，蒙巴顿晋升为海军上尉，随即陪同威尔士亲王远航出访。在7个月的时间里，蒙巴顿随威尔士亲王先后访问了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里的许多岛屿。通过这次旅行，蒙巴顿不仅熟悉了他以后将要生活和战斗的那些地方，更重要的是与他的皇室表兄威尔士亲王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并利用出访机会组织拍摄出了英国第一部军事教育片。

1921年仲夏，在一次舞会上，蒙巴顿与富家小姐埃德维娜·阿什莱相识相恋。1922年7月，二人在威斯繁斯特举行了婚礼。

新婚5个月后，蒙巴顿奉命前往“复仇”号无畏战舰服役。随着洛桑公约的签订，土耳其危机得以解决，于是“复仇”号返回马耳他。

1924年7、8月间，蒙巴顿又随威尔士亲王到美国作了短暂的出访。9月，经请求，蒙巴顿奉命前往朴次茅斯皇家海军通讯学校学习远程联络方面的课程。1925年进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结业后，任地中海舰队通讯军官。1931年，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无线电联络官。1931年，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无线电联络官。1932年晋升为海军中校。

1934年，蒙巴顿就任新建造的“勇敢”号驱逐舰舰长。“勇敢”号的设计航速是36节，但他设法使它开到了38.2节。

不久，“勇敢”号与整个驱逐舰队远航至新加坡，蒙巴顿将任“威斯哈特”号舰长。在此期间，蒙巴顿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发明即一种能使舰队保持队形的仪器。1936年，蒙巴顿离开了“威斯哈特”号，前往海军部任职。蒙巴顿离开时，“威斯哈特”号上的水兵们没有让他乘摩托艇走，而是按皇家海军对舰长表示尊重和敬爱的传统方式，由六名海军军官划船为他送行。

当时，白厅内军种之间争执的焦点即是对舰队航空兵的领导权。海军部希望能全权领导舰队航空兵，因此他们想到了蒙巴顿，指望着借助蒙巴顿的交际能力和他那些显赫的关系来加强海军部在竞争中的分量。海军部任命蒙巴顿为舰队航空兵驻白厅参谋，蒙巴顿没有让海军失望——除了海岸侦察航空兵和护航航空兵，其他的舰队航空兵都由海军部全部控制。

蒙巴顿为皇家海军所做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鲜为人知。1936年，纳粹德国正在研制俯冲炸弹，可是英国人几乎没有相应的反措施。

奥地利工程师甘兹达通过在德国的关系，了解到了德国人的新型俯冲炸弹，并找到了对待它的办法。但是，英国海军部除了蒙巴顿以外，没有人对此感兴趣。不得已之下，蒙巴顿以个人名义买下了此发明。

1939年4月，蒙巴顿的朋友贝克豪斯上将入主海军部，实战证明，甘兹达式机关炮是海军里最好的防空武器。

2.遭遇德军鱼雷

1937年，蒙巴顿晋升为海军上校，1939年初被任命为“凯利”号舰长。1939年8月23日，蒙巴顿以舰长的身份正式接收“凯利”号，并亲自在舰上升起了皇家海军军旗。

蒙巴顿早就断定欧洲大战会再度爆发。而且，在英国，除了蒙巴顿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注意到丘吉尔。在整个30年代，丘吉尔被三个政党的领导人所厌恶和疏远。

1939年9、10月间，“凯利”号与德国潜艇进行了残酷的战斗，共击中了9艘德国潜艇，其中确定击沉一艘，其他几艘的毁伤情况不明。

1929年11月下旬，“凯利”号奉命出海搜寻一艘U型潜艇。蒙巴顿提出港口可能已被德国人布下了水雷，但他的意见未被重视。当“凯利”全速驶向一艘正在燃烧的油轮时，一枚水雷撞上了螺旋桨爆炸。

在“凯利”号维修期间，蒙巴顿带着参谋人员到第5驱逐舰队的“卡尔文”号上继续战斗，直到1940年2月“凯利”号修复完毕。

1940年5月，“凯利”号奉命与“伯明翰”号巡洋舰一起出航，在靠近海岸的北海水域搜捕德国布雷艇和一些E型艇，途中“肯达华”号等新型驱逐舰加入搜捕编队。5月14日夜，“凯利”号被德国鱼雷击中了。

8月8日，不列颠之战开始。虽然“凯利”号此时正在维修，因而没经历英国这段黑暗的时刻，但蒙巴顿却在此期间打了一场他一生中受批评最多的海上战斗。

9月，蒙巴顿临时受命指挥第5驱逐舰队的“标枪”号等三艘驱逐舰，此时第5驱逐舰队驻泊在朴次茅斯，处于英国防线的最前沿。11月29日5点40分，“标枪”号驱逐舰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5艘德国军舰，蒙巴顿立即率领“标枪”号等3艘战舰出海迎敌。在距敌舰约900码时，“标枪”号进行边舷侧炮火齐射，这次未命中。紧接着蒙巴顿亲自校正位置，又组织一次炮火齐射，命中德军旗舰。但就在蒙巴顿下令发射鱼雷的话音未落之时，两枚德国鱼雷先后击中了“标枪”号，使它失去了战斗力，随即德舰便释放烟幕撤出了战斗。

战斗结束后，蒙巴顿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指责，心里特别难受。但这次挫折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功绩。1941年元旦，蒙巴顿被授予优异服务勋章，除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之外，这是对军人勇敢的最高奖励。

1940年12月15日，“凯利”号重返第5驱逐舰队。1941年4月，“凯利”号第5驱逐舰队离开朴次茅斯，前往地中海。“凯利”号所驻泊的港口距西丁里半岛上的德国空军机场只有100英里。

5月初，“凯利”号奉命袭击驻泊在本华兹内的德国舰船。在夜暗的掩护下，“凯利”号悄悄驶到港内防波堤的出口处，由于事先已将舰炮的方位设置好，因此几次突然齐射便击沉了港内大部分德国舰船，然后在德军岸防部队做出反应之前，迅速撤出。

1941年5月20日，德军对克里特岛发起了海空协同进攻。21日晚，蒙巴顿率“凯利”号随第5驱逐舰队出航迎战。23日上午，“凯利”号遭到德军大批飞机轰炸并被击中沉没。1941年10月，蒙巴顿晋升为海军准将，负责指挥英军两栖联合部队。此时的蒙巴顿刚刚40岁出头，军衔也不高，突然提拔到白厅，很显然，让白厅的当权者无法接受。这也让蒙巴顿吃过不少苦头。

1942年3月4日，蒙巴顿担任联合作战部队最高指挥官，并兼任参谋长委员会里的第四参谋长，被授予海军中将、陆军中将和空军中将的军衔，成为英军历史上第一个同时获得3个军种军衔的将军。

1942年8月，蒙巴顿指挥联合作战部队对法国北端濒临拉芒什海峡的迪耶普展开进攻，从结果看毋庸置疑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参加迪耶普行动的6086人中，被消灭、负伤和失踪者共有3623人，占59.5%，而行动前的预计是10%～20%。更糟糕的是，参战的加拿大官兵总共4865人，而伤亡、失踪人员达3367人，占其总人数2/3以上。对这次失败，蒙巴顿在当时和后来都没公开指责任何人，也没有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

3.加盟太平洋战役

1942年11月8日，也就是迪耶普之战的两个多月后，“火炬”行动拉开了帷幕。“火炬”行动要求英美部队同时在阿尔及尔和摩洛哥登陆。蒙巴顿是制订该作战计划的关键人员，因为人们认为他是关于登陆作战的首席专家。“火炬”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天之后，英美军队便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和和摩洛哥的一些战略要地。西西里岛战役于次年7月9日打响。盟军在马耳他岛东西两侧集结部队。海滩防线很快就被冲破摧毁，防守海岸的意大利部队几乎一枪未放就瓦解了。11日，蒙巴顿与蒙哥马利一道随后续部队踏进了西西里岛。

从1943年8月14日开始，英美首脑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谈。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会谈通过了代号为“霸王”的战略计划，规定盟军于次年5月1日在诺曼底登陆。另外，还计划了一次在法劝南方土伦和赛附近登陆的辅助性战役，代号为“铁砧”。

会谈结束后，8月31日，蒙巴顿出任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官一职，晋升为战时海军上将。

作为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自然想要在这里建功立业，而丘吉尔则从“欧洲第一”的观点出发缚住了他的手脚。他感到与首相的关系疏远了，自己已渐渐失去了丘吉尔全心全意的支持。尽管“海盗”行动最终未能进行，但蒙巴顿没有气馁，又开始着手筹划适合于他的人力物力代号为“猎猪”的行动，目的仅是在梅宇半岛登陆，以切断驻实况日军的交通线。1943年岁末，白厅电告蒙巴顿，在鳊停泊的5艘大型坦克登陆舰，其中有3艘不准他动用。1944年1月7日，参谋长委员会来电命令他取消在东南亚战区所有的两栖攻击行动，并将所有的登陆器材转运至欧洲。稍后，蒙巴顿甚至接到了将大部分25磅以上的炮弹也运往欧洲战区的指示。他的“猎猪”计划变成了“被猎之猪”。

1942年初，驻缅日军刚刚完成了改组。其中，为实施在西南沿海地区的攻势作战，于1944年1月专门编组了第28军。军司令官由樱井省三中将担任，下辖第2、第54和第55师团。这三个师团，只有第2师团是在瓜岛作战遭美军重创，后又在菲律宾重建的部队；第54师团是于上一年在国内仓促新组建的所谓“特设师团”。

若开前线的英第15军由3个师组成：即英国第5师、英印第7师和第81西亚师。军长为克里斯蒂森中将。为了加强这个军的指挥力量，蒙巴顿调换了几名师级指挥官，其中经伦敦同意，将英军与意大利军队在埃塞俄比亚多洛戈罗要塞之役的英雄弗兰克·梅塞维少将，调来任第7英印师的师长。若开地区的战火刚刚平息10余天，3月8日，日军第15军所属的3个师团及配署部队的近10万法西斯官兵开始越过亲敦江攻入鳊境内，揭开了英帕尔战役的战幕。当3月8日牟田口中将的先头部队渡过亲敦江向英帕尔打来时，蒙巴顿由于意外，左眼严重内出血，正在医院住院。但是，来自英帕尔的消息使他心急如焚。他不顾医生的劝阻，毅然离开医院，飞抵卡米拉的斯利姆指挥部。

听了斯利姆的汇报，蒙巴顿把在亲敦江以西沿边境进行防御的部队，撤至英帕尔附近高地上来组织防御。据战后日本防卫厅的战史专家称：“这一政策正中日军要害，而牟田口中将恰恰没有看出这一点。”

通常所说的英帕尔战役，除围绕英帕尔一地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外，还包括在英帕尔以北的科希马和乌科鲁尔地区英日双方展开的激烈战斗。3月8日，佐藤幸德中将率领第31师团乘木筏和小船陆续渡过亲敦江。在唐都和霍马林一带休整后，即分成3个纵队向科希马挺进，进攻乌科鲁尔，夺取这个通往科希马的交通要道。

斯利姆将这一危急情况报告给蒙巴顿，蒙巴顿立即从第5和第7英印师中抽调部队前去增援，并命令直辖的第3特种突击旅作好空支准备。另外，命令此时尚驻在鳊境内的“饮迪”第23无数程突破旅前去掩护利多，令英第2师从印度内地火速赶来。

5月13日，在贾伊尔山上残余的日军阵地也被英印士兵占领。日军佐藤幸德中将率部向补给地撤退。蒙巴顿接到科希马战线的日军有撤退迹象的报告后，命英第2师和第7英印师陆续向马奥集中，然后进而夺取乌科鲁尔。

6月22日，两支队伍好比钢钳的两只钳牙，在科希马公路的109里程碑处将日军钳住。乌科鲁尔这场堵截仗结束后，直接指挥战斗的第33方旅旅长第15方面军司令河边正三向此时已迁到马尼拉的日本南方军总司令部和东京大本营提出了请求停止“乌”号作战的报告。

南方军总司令宫内寿一大将接到河边正三的报告，随即与东京联系，大本营经几次磋商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7月2日午夜，内大将即成威作命甲第101号发布了停止“乌”号作战的命令，由驻缅方面军向第15军进行传达。

盟军情报人员获悉日本南方军总部下达的全线撤退命令后，立即报告给战区总部，蒙巴顿当即指示斯利姆的第14集团军7个师开始全面追击作战。虽然日第15军渡过了亲敦江，但损失惨重。

英帕尔战役日军惨败后，驻缅日军首脑十分清楚，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塞班、关岛、提尼安等战役中的失利，此时，“缅甸的战略地位，对大本营来说，已失去了政治战略指导上的积极意义，只不过是泰国、马来、印度支那半岛西面的防壁而已。然而，防守缅甸的价值并未失去，因为它占有能够扼制盟军企图沿孟加拉湾向马来半岛的头部和新加坡方向进攻了英印军锋芒的地位。”

于是，新上任的日本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中将，根据南方军总司令部的指示，于1944年9月底拟出守缅甸的作战设想，针对蒙巴顿的英印军队，实施“盘作战”和“完成战”。对向曼德勒附近及该地以南伊洛瓦底江畔下正面来攻之敌的作战称为“盘作战”；对向印度洋沿岸正面来攻之敌的作战称为“完成战”。

10月下旬，日本情报机关已侦知盟军将放弃蒙巴顿的“德拉卡拉”计划，并确立了由陆路戟入缅甸的战略，于是，木村中将立即召集第15军、第28军、第33军各参谋长及作战主任到仰光，就方面军今后作的战构想，特别是“盘作战”指导要领，进行了研究。

蒙巴顿制定了“卡皮特尔”计划——英印部队首先强渡亲敦江，并在那里建立桥头，然后在南下进攻仰光。

11月10日，斯托普福德将军指挥的第33军在亲敦江西岸完成攻击部署。阿萨姆团的一个突击营向江对岸的莫七发起冲锋，顺利登上了东岸。接着，该军的第20师主力也陆续渡过了亲敦江，并占领了莫莱。与此同时，第11东非师在皇家空军准确无误的空袭支持下，沿着亲敦江西岸幽暗的加包山谷向加里瓦打去。

12月10日，印度工兵在亲敦江上迅速架起了桥梁，使第14集团军的各主力师得以开过对岸。

梅塞维的第4军包括第19英印师和第17英印师，后来，集团军直辖的第5英印师也归梅塞维指挥。蒙巴顿给梅塞维的命令是：跨过亲敦江后进入瑞波平原，与日本第15军驻守在那里的师团进行决战，并夺取日本人在耶乌—瑞波地区的各重要机场。这一战要打得既快又狠。

梅塞维部队渡过亲敦江后，遵命向东冲击。4天之后，他们又占领了英多西北部的班毛，并同从北部挥戈南下的英第36师会合，向瑞波平原逼近。

可是木村兵太郎中将并不想在这块宽阔的平原上决战。蒙巴顿便与斯利姆研究制定了一个新方案——斯托普福德的第33军从北面向曼德勒施加压力，去占领伊洛瓦底江上的渡口；这时，梅塞维的3个师要从吉灵庙向正南进发，尽可能悄悄地直插密沙河流域，然后从甘高向东南推进，在本各附近的伊洛瓦底江下游占领一个渡口，目的是越过日军卫曼德勒部队的后方，在敏铁拉附近建立一个战略性屏障，从而封锁他们径南向仰光的退路，并截断来自仰光的补给，最终将日本第15军歼击于曼德勒—塔泽—稍埠—敏建地区。

新方案开始实施。梅塞维的部队在深入的侧翼包抄行动时，秘密穿过丛林密布的甘高山谷，并在帕科库出其不意地强渡伊洛瓦底江，然后利用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风驰电掣般挺进，直逼东南面敏铁拉日军重要基地。

许多高级军官乘坐的指挥车仍在假军部里进进出出，使日军谍报人员仍以为梅塞维和他的军司令部逗留在达木。

一切就绪，即将行动。但就在这时，75架美国运输机却被猝然抽调到云南去，因为中国军队在广西面临着日军猖狂进攻。蒙巴顿为此向美国方面提出抗议，说这些飞机都已装满了运给先头部队的补给品，而梅塞维这次向敏铁拉的远距离穿插是以空运补给为基础的。但抗议没有奏效，大部分飞机还是被调走了。现在，梅塞维必须沿着一条雨季无法通行的坎坷不平的土路，从达木到帕科库冒险行军700公里。这条土路本是供老百姓的牛车通行的，而现在要通过的部队却达3个师之多，还有重型坦克、大炮和其他车辆。好在工兵部队于15天之内，紧急加宽、加固了这条土路的2/3路段，使上述重型装备得以勉强通行。

然而，由于美国的运输机被猝然抽调走，直至1945年1月底前后，梅塞维的部队终于陆续抵达了伊洛瓦底江岸地区。这条江是缅甸的主要河流，虽然江水当时处于最低水位，但是开阔松软的沙洲却又形成了另一道险障。尽管地势对第41军非常不利，梅塞维还是采取佯装渡色漂偷渡成功。3月1日，蒙巴顿得知敏铁拉还未拿下，非常气恼，便要斯利姆亲自飞抵前线指挥。斯利姆到现场后，在该城北面集中兵力发起攻势，最终占领敏铁拉。

蒙巴顿麾下的部队在敏铁拉打赢了，下一步就是夺取曼德勒。其实，就在木村兵太郎中将调兵力反扑敏铁拉的时候，蒙巴顿将尚能调用的兵力统统投入到了曼德勒外围，伺机拿下曼德勒。接下来的目标是攻占仰光城。

3月20日，英军完全占领了曼德勒。

蒙巴顿虽然打开了仰光的大门，但雨季即将来临，必须迅速攻克仰光。

梅塞维的第4军在和时间的赛跑中，还是输给了雨季。于是在1945年5月1日，蒙巴顿对仰光实施两栖登陆计划。其实，在此之前，蒙巴顿就已经考虑梅塞维部队被雨季阻挡的可能性，因此他从驻吉大港至若开一带的克里斯带森的第15军中，抽出一个师的兵力执行两栖登陆任务，这个师将配署一个中型坦克团和一个伞兵营，并紧急搜寻了一些登陆艇集结待命。

5月1日，英军在发动两栖登陆之前的几个小时，蒙巴顿令空军飞越仰光上空进行侦察，发现日军已经逃之夭夭了。然而，登陆计划继续实施。2日，他们合为一路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仰光城。5月6日晨，从勃固南下的梅塞维的第4军先头部队，也终于开进了仰光。

4.“缅甸蒙巴顿伯爵”

夺取缅甸之后的下一个重大步骤是进攻马来半岛及其新加坡。为此，热衷于制订计划的蒙巴顿又推出了取名为“拉链行动”的作战计划。他本打算在7月份实施，但还是由于拨给他的舰艇、飞机和兵力不足，而被束之高阁起来。

7月中旬，蒙巴顿被丘吉尔叫往柏林参加波茨坦会议。波茨坦会议主要研究对日作战问题，所以需要蒙巴顿代表东南亚战区总部前来参加。

8月7日，蒙巴顿乘坐大型轰炸机回到战区司令部。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时，他从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接到命令，接管菲律宾以南的整个西南太平洋地区，目的是使麦克阿瑟的美军部队能从这些地区脱出身来去占领日本本土。

次日，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又给他下达了新任务：（1）重新占领已光复地区中的关键地域，确保对已投降的日军进行有效控制，解除日军武装；(2)努力尽可能早地释放英国和盟军的被俘人员和其他被日军监禁者。

蒙巴顿立即行动起来，他命令即刻实施“拉链”计划，以任何可能得到部队向马来亚和新加坡进军。同时，他指示沃克中将率令包括扫雷艇在内的各类军舰所组成的混合舰队，立即冒着雨季时节的风暴出海；命令其他部队迅即出动，前往香港、西贡等地接收日军司令部。

然而，几天以后，麦克阿瑟给了蒙巴顿当头一棒。此时麦氏已担任了盟军对日事务的最高负责人，他命令蒙巴顿在8月31日东京受降仪式正式举行之前，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后来由于台风袭击日本列岛等原因，受降仪式推迟到9月2日在美国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

尽管如此，9月9日，蒙巴顿仍下令英军在马来亚的波德申和巴生港附近的莫里布登陆。不出蒙巴顿所料，虽然日本天皇早已宣布了投降，但这里的日军还是进行了抵抗。12日，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正式受降仪式在新加坡举行。由于日本南方军司令内寿一元帅事先被告知了仪式的程序，忍受不了这种格外的侮辱而称病不去，由板垣大将代表他参加仪式。

板垣等几位日军将领，想走上前去与身着笔挺的白色皇军海军上将制服的蒙巴顿握手被断然拒绝了。

为了奖赏蒙巴顿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功劳，特别是他指挥英印军队击败缅甸日军的辉煌业绩，封他为“缅甸蒙巴顿伯爵”。1946年底，蒙巴顿被预任为英国地中海舰队第一巡洋舰队司令。转年1月6日，他被送往朴次茅斯海军学院高级将领班进修，为担任这个新职务接受岗位培训。

然而不久，即1947年2月1日，蒙巴顿在伦敦被授予大英帝国驻印度总督的职务。3月22日，蒙巴顿偕夫人抵达德里。两天以后，英印当局举行了新总督的就职典礼。1948年6月23日，蒙巴顿偕夫人乘专机返回伦敦。回国后的第3天，蒙巴顿就向海军首脑提出了申请重返海军。第一海务大臣约翰·坎宁安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痛苦考虑，于10月份决定，让蒙巴顿担任地中海舰队第1巡洋舰队司令。

1950年6月，蒙巴顿被调离地中海舰队，回海军部担任第四海务大臣。1952年5月，蒙巴顿先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总司令。次年2月，晋升为正式的海军上将，这样，就为蒙马顿一步步地获得自己理想的职务铺平了道路。

1955年3月，蒙巴顿出任第一海务大臣。1956年，蒙巴顿登上了皇家海军的顶峰——被晋升为海军元帅，1959年5月22日，麦克米伦首相正式任命蒙巴顿为国防参谋长，并建议这个职务的任期将由3年延长到5年。从地位上说，国防参谋长仅低于国防大臣，但由于后者属于文官并受党派竞选的影响，所以，国防参谋长实际上是整个英国陆海空三军武装力量的专职首长。

1960年2月20日，蒙巴顿的妻子埃德维娜去世，终年59岁。

1965年7月1日，蒙巴顿告别49年的戎马生涯离开了国防部。

1979年8月27日，蒙巴顿在“阴影”号游艇上被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分子炸死，享年79岁。

斯利姆

1.挫折不断

1891年，斯利姆出生在英国布里斯托的一个铁制品批发商家庭。斯利姆从小就有从军并成为一个伟大的将军的梦想，但是他却不那么幸运：斯利姆的家庭相当贫寒，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军事背景，因为当时英国的桑赫斯特军校(相当于美国的西点军校，高级指挥官大多出自这里)还不是公费，所以斯利姆甚至没有办法上军校成为一名军官。

斯利姆踏入社会之初，进入一家当时英国很有名的钢铁公司当职员。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为了进入军队，他想办法走后门加入伯明翰大学的后备役军官训练团，成了一名后备役士官，尽管他根本不是伯明翰大学的学生。

1914年7月，距离一次大战爆发一个月的时间，斯利姆还利用钢铁公司休假的机会特意到德国旅行，观察德军的兵营，为的就是想对未来的敌人有个感性认识。

一次大战爆发，斯利姆进入现役，编入皇家瓦威克郡团。1915年，这个团所在的部队被派往土耳其海岸发起加里波利登陆战役。斯利姆在战役开始以后不久受重伤，回英国休养，1917年3月伤好以后又被派往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服役，再次负伤，养好伤以后转往英国驻印度陆军当参谋，在1918年一战结束时，斯利姆已经是上尉(临时少校)军衔了。1919年，斯利姆从英国陆军转入印度陆军服役。

1939年二战爆发时，斯利姆任印度第5师10旅准将旅长，驻扎在非洲的苏丹。作为高级指挥官的斯利姆在二战初期曾经犯过不少错误，所幸没有造成什么大影响，而他无疑是个善于学习的人，因此早期那些不太重要的战争成了他锻炼军事指挥艺术的机会，而斯利姆曾犯的战术失误也给他后来在缅甸与日军作战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当时英国和意大利在非洲作战，斯利姆指挥的部队受命向意军据点贾拉巴特进攻。斯利姆一开始对指挥大部队有点经验不足。原因是对地形侦察得不够，结果配属给他的12辆老式英国坦克有9辆坏在崎岖的地形上。占领贾拉巴特本身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由于斯利姆过于小心，没有让部队迅速追击乘机攻占下一个目标，结果一个英国营聚集于贾拉巴特城里，被突然飞临的意大利轰炸机打散。所幸意大利陆军的战斗意志惊人的薄弱，整个战役以英军轻易取胜告终。

1941年1月，斯利姆被意大利飞机扫射负伤，回到印度。1941年5月，伊拉克国内发生亲纳粹反英的武装叛乱，英国中东司令部忙于北非作战抽不出兵力，由英国驻印度司令部派出两个师组成远征军，斯利姆任参谋长。此时第10印度师的师长恰巧生病了，因此斯利姆幸运地被任命为第10印度师少将师长。

平息伊拉克叛乱以后，斯利姆又指挥第10印度师参加过两次中东的作战行动，一次是与维希法国军队作战占领叙利亚，另一次是英国和苏联合作南北对进占领伊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发动全面攻势。1941年12月下旬，日军飞机轰炸仰光，1942年初，日本陆军第15军在坂田祥二郎中将指挥下，以4个师团的兵力向缅甸大举进攻。当时缅甸的英国守军只有两个师。第1缅甸师师长是英国的斯科特少将。这个师是1941年4月才组建的，士兵训练不足，武器装备低劣，而且缅甸士兵对英国殖民者有敌意，士气低落。另一个师是从印度调来的第17英印师，开战以后才仓促运到，师长是科文少将。除了这两个师之外，还有刚刚运到的英国第7装甲旅。指挥驻缅英军的是赫顿中将。另外，参加缅甸战役的还有中国远征军第5军和第6军，由杜聿明和甘丽初指挥。这两个军在作战上由美国史迪威中将控制。

与日军相比，英军不仅人数上居劣势，而且士气低落，纪律松弛，训练不足，再加上没有丛林战的经验，完全不适应丛林包抄、远程渗透的战术。英军的补给和机动完全依靠道路，而且在当时没有值得一提的空中侦察，更不用提空中补给和空中火力支援，所以甚至无法获得准确的战场情报。

1941年3月初，由于缅甸的严重局势，英军任命敦刻尔克的英雄亚历山大中将出任缅甸军队司令，归印度总司令韦维尔上将指挥，赫顿中将转任亚历山大的参谋长。亚历山大的司令部是集团军级，不仅指挥两个英国师，而且指挥中国远征军。因此在亚历山大和英军两个师长之间需要新设立一个军部。因此斯利姆就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缅甸军军长，下辖第1缅甸师和第17印度师。

缅甸基本上是一个狭长的地形，西临孟加拉湾，仰光在南方，曼德勒在中部，北部是山地，北部的东面与中国云南接壤，西面与印度阿萨姆邦接壤。几条南北向的大河纵贯缅甸全境。

到斯利姆3月19日上任时，英军已经丢了仰光，在缅甸已无成功之机。盟军撤出仰光以后，基本上分两路向北撤退，中国远征军主力为东路，沿锡唐河谷北撤，斯利姆的缅甸军为西路，沿伊洛瓦底江河谷北撤。

斯利姆的任务是可能地稳住战线，在一系列后卫战中组织撤退。应该说，斯利姆的任务完成得还是相当出色的。首先，斯利姆到缅甸的时间比亚历山大还短，接手的又是个烂摊子。而他在短短的时间里让一支打了败仗、士气低落并且正在撤退的军队恢复纪律，而且他把后卫战组织得井然有序，以冷静的头脑处理一个又一个危机，避免了溃败。

这一点比亚历山大在组织后方勤务撤退中的表现还要好。斯利姆在缅甸的一个半月时间，大概只有一次指挥方面的失误。

在4月29日，英军准备渡过亲敦江进印度之前，情报显示日军正在从右翼迂回企图绕到英军背后占领亲敦江上的主要渡口，切断英军退路。斯利姆马上派出了手边一个师的两个旅向北抢占渡口。实际上，日军33师团根本没有试图迂回，而是从南方正面神速溯江而上，30日清晨突然出现在已经失去部队掩护的缅甸军军部和1师师部之间。当时，面对危机，斯利姆表现得相当镇静，他判断出日军也并不清楚实际的形势，因此没有慌忙撤离而是坚持下来，同时急调17师的一个旅增援，从而挽救了一次危局。

1942年5月，斯利姆的军队保存了所有的轻武器和完整建制撤回印度，重武器在渡过亲敦江的时候因为运力不足被放弃了。重炮在江边向日军发射完全部炮弹以后炸毁，第7装甲旅的坦克也在亲敦江边被破坏，只有一辆渡过江，有意思的是这辆唯一幸存的老坦克后来参加了英军反攻的全过程，一直打回仰光。

英军撤回印度以后，随着雨季开始，战事告一段落。英军改组指挥系统，解散缅甸军，组建东方集团军，欧文中将担任集团军司令，下辖第4军和第15军。斯利姆担任第15军军长，负责防守印缅边境的南端。

此后的一年可能是斯利姆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因为东方集团军司令欧文对他成见极深，完全不信任斯利姆。

在这个阶段，善于学习的斯利姆思考了很多战术问题，总结出很多丛林战的战术原则，并且在日常训练中加以贯彻。比如应该训练步兵学会丛林环境下的单身或者小分队作战，改良装备和后勤供应，强调离开道路网机动。尤其是提出战场上要作纵深部署，防止被日军轻易迂回包抄，而在被日军迂回的情况下，应该坚守阵地，让被围的部队形成一个支点牵制日军进攻兵力，同时从纵深调遣预备队进行反包围。

斯利姆在1942年缅甸战役和后来的反攻战局中都是最高战场指挥官，恰恰是确立和贯彻这些战术原则的人。后来随着英国空军的加强，空地配合成为可能，又进一步发展出为被围敌后的据点守军空投补给和空运援军以加强其持续战斗能力的做法。

1942年底，韦维尔下令英军第15军发动第一次若开战役。这次战役的目标是占领梅宇半岛和若开岛，拔掉这个有可能被日军用来跨海进攻印度本土的基地，同时为将来英军的反攻创造条件。

这是英军在缅甸战场第一次主动发起的一场有限目标的战役，以惨败告终。所幸的是，斯利姆虽然是第15军军长，但是东方集团军司令欧文对他完全不信任，不让斯利姆介入该战役，而是亲自越级指挥斯利姆手下劳埃德少将的14师向日军33师团发动进攻。

开始英军占据兵力优势，但是第14师花了2个月时间慢慢向前推进，逐次增兵，终于在日军顽强抵抗下停顿下来。这时14师一个师居然指挥9个旅(相当于2个军的兵力)，更糟糕的是，欧文将军还是不愿意调整指挥结构让斯利姆的军部介入战役。这给了日军充分时间调集兵力越过丛林出现在14师背后，几乎包围了14师。直到这时，欧文才调整部署，命令洛马克斯少将的26印度师增援，撤了劳埃德少将的职务。

直到4月中旬，斯利姆的15军司令部才接手若开前线。很显然，斯利姆这次接手的又是一个烂摊子，英6旅被消灭大部，旅长卡文迪许准将阵亡，另外一度有两个英国旅被合围。斯利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避免一场彻底的灾难，把前线的英军撤下来。5月中旬第一次若开战役结束。

尽管斯利姆只指挥了最后一个月的撤退，但他差一点就成为集团军司令欧文的替罪羊，但欧文在给韦维尔和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的报告里把责任推给斯利姆，要求撤换他。但是最后总参谋部的答复是把欧文将军解了职，由吉法德中将接替。

1943年，盟军重新调整缅甸战场的指挥结构：韦维尔上将转任印度总督，奥金莱克上将出任印度总司令。从此时起，印度总司令不再负责缅甸战场对日作战。作战事务归新设立的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蒙巴顿负责。

此时，东方集团军又改编成英国第14集团军，斯利姆任集团军司令官。

2.坚守英帕尔

1943年，日军在缅甸的指挥结构也有变化，由一个第15军扩充成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下辖15军和28军(在南方若开战线)，后来还在北方面对中国军队增添了第33军。

日军前线兵力并不比英军差得太多，但是空军力量则要差得远。鉴于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日军在丛林战中的素质又高于英军，还有几个月前在第一次若开战役的失败，英军采取了这样一种战略——等待日军进攻，在印缅边界防御战中击败日军主力以后再大举反攻缅甸腹地。

英军在英帕尔地区为反攻缅甸而设的兵站枢纽，囤积有大量作战物资，而且英帕尔城在群山环绕之中地势低洼，难以防守。攻占英帕尔不仅可以以攻为守延迟英军反攻缅甸，而且只要突破印缅边界的群山丛林，决定性地击败英军，就可以长驱直入平坦的印度腹地。鉴于此种原因，日军选择英帕尔地区作为1944年战局的全攻方向。

为了给担任主攻的日15军创造条件，日缅甸方面军特意安排南方的日28军首先对若开地区的英15军发动佯攻，吸引英帕尔守军英4军来援，代号“哈”作战。这就是第2次若开战役。

1944年2月4日，第2次若开战役开始，不久，日军便将英7师完全包围了。然而，日军的如意算盘却未打好。斯利姆所强调的固守待援的战术原则和一年多的丛林战训练终于见到了成效：英军被切断的部队不但没有慌乱，而且非常顽强地组织抵抗，通过有效的阵地工事和火力配置给日军重大杀伤，同时，战区总部和斯利姆的集团军司令部使用空运为主的一切手段提供后勤支援。

2月底，日军损兵折将没有全歼任何一支英军部队，战术上完全失败，同时28军司令官樱井认为已经达成了把英军注意力从中部战线英帕尔地区吸引过来的战略目的，于是撤出战斗。

这是英军在缅甸战场的阵地战中第一次完全战胜日军。但是这还只是大战之前的一个序曲而已，真正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北面，日军以第15军全部突袭英帕尔的乌号作战。

中部战线日军的第15军是缅甸方面军的绝对主力，下辖3个师团，总共10万之众。

当时，英军在英帕尔驻防的是斯利姆手下第4军。双方的步兵兵力大致相当，装甲和空军方面英军占优势，士气和丛林战术方面日军占优势。但是英军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斯利姆和斯康斯早已料到日军的进攻方向，也就是说，日军根本不可能打英军一个措手不及。

其实，早在日军若开佯攻的前一天，也就是1944年2月3日，第4军向斯利姆提交的报告就预言英帕尔附近会爆发一场大规模战役。但是，所预言的日军重点打击对象是20师而不实际上的17师，而且预料日军补给困难，只能出动一个旅团，没有料到进攻的是一个整军。到2月29日，斯利姆的情报机构发现当面日军有重炮联队，还发现从若开战场调来的33师团，此时英14集团军已经对日军意图作出了正确判断。

1944年3月7日，第2次若开战役结束后1周，日15军全部3个师团越过亲敦江向英军纵深渗透，33和15师团为主力分割包围英17师，然后进攻英帕尔，31师走北路攻击英帕尔以北的科希马城，对英军呈夹击之势。

3月10日左右，英军发现日军的渗透行动，远在英帕尔以南的印度17师立即开始按预定计划收缩，虽然一度曾被日军包围，但是且战且退，最终顺利撤回英帕尔附近。

3月29日，英帕尔被日军从南北两面包围。4月4日，英第4军的3个师主力在英帕尔城外围完全收拢，英帕尔成了日军啃不动的一个大要塞，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共有15万人。

在斯利姆的要求下，蒙巴顿的战区总部全力组织空运补给英帕尔守军，甚至借调了在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空运援华物资的美军运输机大队，包围圈内始终保持15天左右的粮弹药品储备。

这样，日军两个师团在对英帕尔的攻击中伤亡惨重，却始终无法达成战役目的，战线在英帕尔近郊稳定下来，战事第1阶段按照斯利姆的既定计划发展成了对日军的消耗战。

在英帕尔战役中，斯利姆表现出高超的危机处置能力，最显著的就是对英帕尔以北科希马和迪马普附近形势的快速反应。开战时这两个地方没有值得一提的守军。很快，英军调整指挥机构，建立斯托普福德为军长的第33军，负责英帕尔以北作战，而以第4军专门负责英帕尔本身。

这时，斯托普福德还是一个光杆司令，手下没有一个整师。斯利姆的反应相当快，立即从若开抽调主力5师7师驰援主战场，其中5师的一个旅空运科希马外围，在第1时间赶到，两个旅增援英帕尔，全师10天到位。

4月4日，日军完成对科希马的合围，但是斯利姆最担心，也是紧急处置中着手最多的迪马普补给基地，日军15军和31师团却完全忽视，根本没有想到攻占这个基地可以解决自己的给养问题。

随着战役呈僵持状态，日军发现己方不但损失惨重，而且给养渐渐消耗殆尽，伤员得不到照顾，而英军的抵抗越来越顽强，斯利姆转守为攻，用生力军5师的两个旅和23师对日军15师团发动钳形攻击，把日军牢牢地钉死在英帕尔周围的山地消耗下去。

在5月初，英军指挥机构已经胜券在握，着手为反攻作准备了。牟田口还想做最后一次努力，下令科希马的31师团撤下来，和其他两个师团合力再攻英帕尔，但此时日军显然已经筋疲力尽，31师团未经允许即擅自撤离，把15师团的侧翼暴露给英军。尽管顽强的日军一直战斗到7月初才承认失败开始后撤，但是到这个时候，日军的有生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当初跨过亲敦江的10万人已损失过半。英军只损失2.4万。

这一仗完全实现了斯利姆在反攻前用防守反击消灭日军主力的意图。而且，在整个1944～1945年雨季，英军不仅跨过亲敦江，还抵达伊洛瓦底江边，威逼缅甸北部中心城市曼德勒，为1945年旱季反攻占领了理想的出发阵地。

3.突击敏铁拉

1944年战事以后，日本缅甸方面军主力第15军元气大伤，北方日本第33军丢了密支那，只有南方若开地区的日28军向东后撤有限，因此整个日军战线呈一个从东北到西南的大斜线，北边的防线枢纽就是缅甸古都曼德勒。

日军人事在英帕尔战役之后进行了大调整，木村兵太郎出任缅甸方面军司令。

英军在英帕尔战役后也调整了指挥结构，南方的15军不再隶属于斯利姆的14集团军，而是由战区直属。北部史迪威的司令部也不再在战役上受14集团军节制。

这样一来，斯利姆的14集团军仅下辖第4和第33军。第4军军长因战功升迁，调回印度后方任职，斯利姆特意选择在若开和英帕尔立功的7师师长梅塞维升任军长。

更高层的指挥上，第11集团军群番号被撤销，干脆改称战区地面部队司令部，思利斯中将出任东南亚战区盟军地面部队总司令，是斯利姆的直接上司。对斯利姆来说不幸运的是，他与这位上司是难以合作的，关系几乎是公开敌意的。

在1945年2月旱季攻势之初，斯利姆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打击日军的野战部队主力，而不去在意土地和著名城镇的得失。英帕尔的防守反击是他认为当时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手段。

斯利姆现已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和极佳的出发阵位，于是他表现出大胆出奇的一面了。首先，斯利姆的战役计划一开始就不依靠数量优势，他不想动用自己所有的师，因为计划中的反攻战役是大踏步进退，补给线很长，斯利姆有意把几个师留在印度后方不用。

缅甸中部腹地跟印缅边界的丛林不同，相当干旱，适于机械化部队，于是他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机动优势。斯利姆建议把17师和5师改装成机械化步兵师，尤其是5师，拥有两个机械化旅和一个随时可以空运的旅。此外，斯利姆还有一个直辖的255装甲旅，虽然装备的坦克有比较先进的美式谢尔曼坦克，也有老式的斯图亚特式和格兰特式坦克，但也已经比日军装甲部队占很大优势了。

日军从英军的兵力配备上，判断英军是要以曼德勒为主攻方向，因此集中15军主力和28军一部，置重兵于曼德勒周围的伊洛瓦底江防线，甚至准备了用以反攻英军攻势的预备队师团。

实际上，日军判断失误，斯利姆其实要攻击曼德勒南面日军腹地的补给中心敏铁拉。这是日军主力的补给中心，却只有不到一个联队的兵力防守，其余全都是非战斗人员，很像英帕尔战役中英国的迪马普。为了达到效果，斯利姆让英33军在曼德勒两翼的伊洛瓦底江对日军施加强大压力，作出准备进攻的态势，实际上的攻击点却选在曼德勒南面日军腹地的补给中心敏铁拉。整个战线是东北—西南走向，从日军主力集团的西南方直接突击其背后的敏铁拉实际并不困难，而且1942年斯利姆撤退的时候曾指挥部队经过这里，他知道一条不为日军所知的小公路可以让英4军奇兵突出长途奔袭敏铁拉。因为敏铁拉的重要地位，斯利姆判断日军一定会尽全力夺回此地，那么就不得不放弃曼德勒附近的强固防御工事和伊洛瓦底江天险回身反攻，这时正面的英33军就可以抢占曼德勒，和敏铁拉守军夹击日军主力，迫使日军在曼德勒和敏铁拉之间接受会战。

1945年2月中下旬，英4军开始穿插行动拉开曼德勒战役序幕，17师强渡伊洛瓦底江以后，以两个旅打开通道，立即投入255装甲旅奔袭敏铁拉。敏铁拉日军拼命抵抗，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人，英军占领敏铁拉以后，17师另一个旅搭乘运输机飞进城，全师收拢构筑防御工事，准备日军围城。

就在英军发起战役的前两天，木村还和15军军长片村计划从曼德勒正面前线反攻的事宜，在整个战役期间，日军各个高级指挥部几乎是3天左右就改变一次决心，修改一次计划，但每次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手足无措地被斯利姆牵着鼻子走。

英军奇袭敏铁拉后，木村紧急调遣33军的18师团全部和15军的53、33师团大部，加上方面军预备队49师团集中全力围攻敏铁拉，围城作战交给日33军统一指挥，但是一切都已没有成效，日军的仓促进攻在英军有准备的防守面前一筹莫展，3月31日，英机械化5师破围入援敏铁拉的17师，正面英33军也从曼德勒左右两翼渡过伊洛瓦底江，日军防线全面崩溃。

战役进入反攻阶段。斯利姆决心不让日军有停下来喘息的机会，实施了坚决的追击，4军和33军分两路沿伊洛瓦底江和锡唐河直指缅甸南端的仰光。斯利姆更是打破建制组建临时机械化军交给梅塞维，实施典型的装甲部队突进战术，一路上绕过一切大股日军抵抗。战役中临时组建装甲突击部队收到奇效。1945年5月赶在季风季节到来之前，盟军占领仰光。

关键时刻，利斯上将插入一脚，他向蒙巴顿建议让斯利姆留下来清理缅甸日军残余的抵抗，而由克里斯蒂森将军指挥拟议中的进攻马来亚的战役，这意味着把斯利姆从14集团军司令的职务上撤下来。

蒙巴顿本人其实对两位部下都不愿得罪，所以耍了一个小手腕，同意利斯的建议，但是让利斯出面直接向斯利姆交代。显而易见，斯利姆和利斯的冲突正面爆发了，斯利姆向伦敦抗议。由于缅甸压倒性的胜利，斯利姆终于在伦敦获得了承认，建立起个人声望。

利斯对蒙巴顿圆滑的态度也深为不满，公开指责蒙巴顿。蒙巴顿写信要求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元帅撤销利斯的职务。1945年6月，利斯被解职，斯利姆接替利斯升任战区地面部队总司令。利斯在战后出任印度东部军区司令1年，最后仍以中将军衔退役。

1945年7月，斯利姆晋升上将。二战以后斯利姆的声望日隆，1946年出任帝国国防大学校长，1948年被首相艾德礼任命为帝国总参谋长，接替蒙哥马利元帅，打破了一层非英国陆军出身的军官不能担任总参谋长的玻璃天花板(斯利姆原本出身印度殖民地)。1949年初，斯利姆晋升陆军元帅。退役以后还曾经出任澳大利亚总督，1956年出版回忆录，1960年受封为“缅甸的斯利姆子爵”，1970年底在伦敦病故。

布莱德雷

1.飞抵北非建功

1893年2月12日，奥尔马·N·布莱德雷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克拉克。1915年，他从西点军校毕业之后，入本宁堡步兵学校和利文沃思堡指挥与参谋学校深造。

1941年2月23日，布莱德雷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校长兼驻地指挥官，一跃成为准将。

布莱德雷到任后的几周，便制定了一个综合计划，要将本宁堡预备军官学校扩大24倍。开始，他带着计划去找步兵司令霍奇斯和参谋部人事部，结果毫无收效，人们嘲笑预备学校的毕业生是“90天神童”。

最后，布莱德雷绕过所有的人，将计划直接送给马歇尔。自然，马歇尔兴奋异常，为计划开了绿灯。这是布莱德雷在本宁堡办的第一件大事。后来，本宁堡预备军官学校在布莱德雷一手操持下成了美国预备军官学校的样板。它培养的军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布莱德雷对美国兵力动员，立下了一大功。

1942年2月，布莱德雷晋升为少将，任第82师师长。

1942年6月。布莱德雷抵达路易斯安那的利文斯顿接手第82师。该师隶属第4军。1943年2月12日，是布莱德雷50岁生日，他被任命为第10军军长。可是，他还没上任，就派被到非洲任艾森豪威尔的私人代表。

布莱德雷对领受的任务并不高兴，他主要是充当一种难以说清的角色，在突尼斯前线作艾森豪威尔的耳目，同时对前线的美军军官提一些“建设性的调动”建议。布莱德雷深知，他这个角色要穿梭于各指挥官之间，是一个讨人猜忌和厌烦的“间谍”角色。为了避免与人结怨，或招致嘲笑，布莱德雷告诫自己要小心谨慎，多听反映，睁大眼睛观察，而不能胡说八道，多嘴多舌。一到非洲，他就以善于观察、稳健沉着、深藏不露的姿态处理一切。

4月15日午夜，布莱德雷正式接手第2军，交接是秘密进行的。1943年4月中旬，盟军对突尼斯轴心国部队的围歼准备已接近完成，决战即将到来。4月16日，亚历山大下达了代号为“铁匠”的总攻令，要求部队沿整个弧形战线强攻退守的轴心国部队。安德森的第1集团军担任主攻；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对昂菲达维尔施加压力，相机推进；法国第19军在蒙哥马利左侧和安德森的右侧伺机参加攻击而扩大战果；布莱德雷刚接手一天的第2军部署在第1集团军北面，任务是保护安德森的左翼，并逐步向乔吉高地推进，最后协助安德森夺取比塞大。亚历山大给布莱德雷一把尚方宝剑，即如果他认为安德森的命令不合适的话，允许他越过安德森与他本人直接联系，布莱德雷比巴顿幸运，他可以不受英国人的掣肘。

接受任务后，布莱德雷把第2军的司令部安扎在贝迪市郊外的帆布帐篷里。他从第28师调比尔·基恩来当自己的参谋长，并保留巴顿留下的领导班底。布莱德雷取消了巴顿确立的过激的规定。比如，后方医院的护士不必再戴钢盔了。同时，布莱德雷一反巴顿的粗暴作风，耐心地说服下级执行命令，放手让手下的军官独立解决问题。这是布莱德雷从马歇尔那里学来的领导作风，也符合他历来的领导风格。

4月19日至20日夜，蒙哥马利首先发动佯攻，安德森手下的第5军和第9军在佯攻后的两天发起主攻。可是，非洲军团拼死抵抗，奥尔弗里的第5军、约翰·克罗克的第9军严重受阻。布莱德雷的第2军居地中海和安德森之间，埃迪的第9师居北；赖德的第34师位于中间；艾伦的“大红一师”居南。布莱德雷跟随哈蒙的第1装甲师指挥作战。战前，艾森豪威尔希望布莱德雷在南部泰恩河谷用装甲部队攻击敌人，但布莱德雷看到德军居高临下，可用反坦克炮还击，这样做也许会重蹈卡塞林山口的覆辙。布莱德雷没有理会艾森豪威尔的建议，简单地对4位师长说：

“我们要坚决地先攻占609高地！”

“609高地”是布莱德雷根据地图标高给它起的名字，实际上它是第2军东进路上的最高点。艾伦的“大红一师”冲在最前面，战斗异常激烈。从4月23日至26日的3天中，第2军才推进9公里。敌人在第2军有条不紊的进攻中慢慢退却，但每退一步，都要埋设地雷，然后依托崎岖不平的山地构筑工事抵抗。艾森豪威尔及他的新“耳目”平克·布尔，还有莱斯利·麦克奈尔等也来督战。结果，麦克奈尔被炮弹炸伤，布莱德雷也差点被一颗炸弹炸中。为了鼓舞士气，布莱德雷亲自和师长们一起巡视前沿阵地，结果他也差一点送命，这是他在突尼斯第3次遇到险情。不过，他似乎生来与死神无缘，每次遇险都能化险为夷。

敌人死守着609高地，布莱德雷命赖德的第34师在炮兵科长查尔斯·哈特指挥的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攻，但3次均退了回来。

就在布莱德雷的第2军进攻毫无进展时，安德森发来两份怒气冲冲的电报：第一封要求布莱德雷绕过609高地到敌人后方去支援他；第二封则要布莱德雷调一个步兵旅给他使用。布莱德雷认为这违背了美国军队由美国人指挥的协议，对两封电报均未理会。

攻占609高地仍是个大难题，为了加强火力，布莱德雷建议调来坦克作移动大炮使用，并命令部队于4月30日上午发起攻击。17辆坦克迂回到侧翼和背后炮击敌人的阵地，赖德的步兵终于在5月1日占领了609高地。之后，德军多次反扑，均未奏效，第2军牢牢地控制了制高点。用坦克当移动火炮，这是布莱德雷的一个小发明，德军根本没料到这一手，惊慌失措，不少人当了俘虏。

5月7日，突尼斯战役以盟军的胜利而结束了，布莱德雷给艾森豪威尔发去只有两个词的电报：“任务完成！”

从1943年2月布莱德雷飞抵北非充当“耳目”，到5月7日率第2军参加突尼斯战役取得辉煌战绩，布莱德雷如日中天，一路顺风。布莱德雷不像巴顿那样锋芒毕露，他善于与自己的上级和英国人和睦相处，同时也得到马歇尔在背后的有力支持；在作战方面，布莱德雷谨慎沉着、刚柔相济，善于捕捉战机。他对战场态势、兵力运用、战术安排和后勤补给均能巧妙调度。当然，布莱德雷接手的第2军，是以巴顿的辛勤劳动为基础的。没有巴顿的大刀阔斧，也没有布莱德雷的战功显赫；没有布莱德雷的指挥有方，也不会取得为美国人争了一口气的胜利。

对布莱德雷而言，他从战火中显露出自己的指挥才能、作战勇气。战役结束后，布莱德雷名声四起，他的名字见诸了新闻媒介、艾森豪威尔派战地记者厄尼·派尔“去采访布莱德雷”，结果报纸把布莱德雷的战绩详细地报道出来。就连阿拉伯人也认为布莱德雷的教名“奥马尔”是穆斯林名字，他们为之骄傲，并相信布莱德雷会步步高升。

早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美首脑便决定在突尼斯战役结束后立即实施西西里岛登陆战，扫除地中海交通线的主要障碍。5月29日，丘吉尔、马歇尔、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等在阿尔及尔召开军事会议，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决定：进攻西西里岛，成功后即攻入意大利本土，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为下一步横渡英吉利海峡作准备。

布莱德雷作为一位崭露头角的军长，他还没有资格参加这些决策。不过，他坚持认为，进攻西西里岛有两种战略，一是包围孤立之，在墨西哥和卡拉布里亚同时实施两栖登陆；二是对全岛实施正面突击，然后在岛上纵深苦战。对于前一种战略，可以发挥盟军海、空军的巨大作用，利用已控制的海、空权切断意大利本土对西西里岛的支援，也可防敌退却。结果，布莱德雷的战略思想无人知晓和采用，只是到战役结束后才有人想起这一战略的优点：迫使岛上守军投降，节约时间和装备。

1943年夏，盟军在北非沿海港口集结了大量部队，亚历山大的第15集团军群负责执行“赫斯基”计划，下辖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和巴顿的第7集团军。登陆战役定于7月10日开始。

巴顿组建的第7集团军准备以欧内斯特·道利少将的第6军为主攻部队。布莱德雷得知第6军担当进攻西西里岛的美军主力后，心急如焚。首先，第6军于1943年4月抵达非洲。其次，这意味着第2军没有显山露水的机会，他个人也无法显露自己的才能，只好呆在摩洛哥驻防。尽管他对盟军高层的战略决策颇有微词，但他还是积极活动，为自己和第2军求得参加行动的机会。于是，布莱德雷分别给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写信，阐述第2军作战经验丰富，可担当大任，而第6军刚抵非洲，最好不让它去冒这个险。

艾森豪威尔和巴顿都认为这种分析很有道理，巴顿多少有点偏爱第2军。5月15日，艾森豪威尔电告马歇尔，告诉他准备把第2军调给巴顿，而把第6军调给摩洛哥的克拉克第5集团军。艾森豪威尔以欣赏、喜悦的言词说：“布莱德雷干得如此出色，我实在不能拿一个毫无实践经验的军长和参谋部去碰运气。”马歇尔对布莱德雷也颇为赏识，同意了艾森豪威尔的决定。

5月13日，布莱德雷从突尼斯前往阿尔及尔，他和艾森豪威尔等人详细审阅了“赫斯基”作战计划并讨论了在突尼斯战役中美军的得失。之后，飞往奥兰以东的海滨城市穆斯加奈姆，巴顿从司令部率仪仗队到机场欢迎布莱德雷一行。午宴中巴顿豪放地为布莱德雷庆祝胜利，称布莱德雷是“比塞大的征服者”。突尼斯战役的胜利，使盟军上下像庆祝节日一般欢乐。5月20日，艾森豪威尔又邀巴顿和布莱德雷飞往突尼斯参加“胜利游行”，军界高级将领如亚历山大、安德森、特德、坎宁安、朱安及法国权贵们坐在主检阅台上。艾森豪威尔忙得不亦乐乎，冷落了巴顿和布莱德雷，美军主要将领只能坐在侧检阅台上。好在蒙哥马利回国休假了，否则巴顿会气得七窍生烟。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仍被巴顿认为是亲英分子，巴顿对布莱德雷说：“真他妈的浪费时间。”然后回穆斯塔加奈姆继续搞他的作战计划，希望在西西里战役中赢回点荣誉。

布莱德雷想把第2军的指挥部也设在穆斯塔加奈姆，靠近巴顿的司令部以便联络。可巴顿却要布莱德雷的司令部设在号称“苍蝇之城”的雷利赞村镇。这个村镇充满恶臭、苍蝇，天气炎热，周围是一片沙漠。布莱德雷6月2日起升为三星中将，与巴顿的军衔相同。布莱德雷认为巴顿把他安排在此是出于虚荣心，巴顿不允许有同级军衔的将军与他呆在一起。布莱德雷怀着一种恼怒的心情率部下整理破烂不堪的营房，他把司令部设在一所学校里，两名副官切特·汉森和卢·布里奇，还有勤务兵、司机和布莱德雷住在一起，像一个小家庭。

布莱德雷是第7集团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将率两个师担任突击任务，这既是美差又是苦差使。为此，布莱德雷不敢怠慢，努力地调教部队。布莱德雷对手下的艾伦师长早就有看法，认为他目无纪律，虚张声势，多次想提醒艾森豪威尔调其回国当军长。但巴顿喜欢艾伦，他们二人在性格上、作风上有共同之处，布莱德雷勉强同意巴顿保留艾伦的意见。另一位师长米德尔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年轻的团长，曾在利文沃思堡指挥与参谋学校与巴顿同学。退役一段时间后又于1942年再服现役，在国内就是第45师师长。这个师被认为是最为训练有素的国民警卫师，但毫无实战经验。该师将在登陆战前从美国开抵奥兰，休整后即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次大规模两栖登陆。布莱德雷对这两个师均放心不下，忧心忡忡。

参加过突尼斯战役的几个师，在战场上表现出两个明显的弱点：一是缺乏主动搜索敌人和接近敌人的精神，下级军官胆小怕死；二是在寡不敌众时容易擅自投降，这是国内演习中总是判定以多胜少而造成的。除此之外，参加过突尼斯战役的师认为自己该轮换回国了，厌战情绪严重，甚至出现对抗以至动武的事件。而这些对抗恰恰发生在“大红一师”和第3师当中，前者是布莱德雷在西西里登陆中不得不倚重的尖刀。在突尼斯，“大红一师”从比塞大到奥兰途中，一路横冲直撞，士兵胡作非为，艾伦也不加管束。在阿尔及尔，“大红一师”的士兵甚至趾高气扬地搜寻和攻击后方地区部队。最后艾森豪威尔命令布莱德雷将艾伦的“大红一师”调往郊外。

从5月下旬起，布莱德雷率部队开始为期一个月的集中训练，其中包括登上岛屿后的城市巷战实弹演习。布莱德雷视察第1、第9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时，强调要当心敌人埋设的地雷，告诫他们要敢于分队作战，不到绝望境地绝不投降。

6月27日，布莱德雷关闭了雷利赞的指挥所，转移到奥兰作登陆最后准备。7月4日，布莱德雷到奥兰以西9公里的法国海军基地克比尔港，登上了两栖作战指挥舰“安康”号。

布莱德雷和他的部队于7月5日傍晚出发，先绕西西里岛航行5天。布莱德雷不仅晕船、呕吐，而且患了严重的痔疮，痛苦万分。他担心痛苦难以控制，请“安康”号的医生动了局部手术。

11日早晨，巴顿和布莱德雷分别上了岸。第2军的指挥部设在第45师防区内的斯科格利蒂。布莱德雷强忍术后疼痛，咬牙指挥部队。

激烈的恶战持续了1天，德军坦克几乎推进到距滩头阵地不足2公里之处。美军奋力反击，海军也用猛烈炮火轰击敌人。到傍晚，德军溃退了。布莱德雷埋怨近距离空中支援的薄弱，他的部队整天盼望空中支援能到来。

上岸后的当天，巴顿和布莱德雷发生了争吵，巴顿越权命令“大红一师”攻击德军坚固的阵地，结果大败而回。布莱德雷恼怒万分，责问巴顿为何不与他商量，弄得巴顿只好道歉。巴顿事后向艾森豪威尔说布莱德雷“不够勇敢”，而布莱德雷坚定地认为鲁莽和勇敢有严格区别。

在进攻墨西哥时，布莱德雷向巴顿建议，可以利用巴勒莫的小型海军部队向北部沿海公路上轴心国部队坚守的阵地实施“蛙跳”式或“两栖兜圈子”式的两栖围攻。实际上，这种新战术十分有效。

8月7～8日夜，首次“蛙跳”式进攻开始，2个加强营配合第3师围攻圣阿加塔，德军一片恐慌，德军第29装甲师已开始后撤。由于伤亡惨重，登陆太晚，未能消耗德军有生力量。

8月10～11日夜，第2次“蛙跳”式进攻在布罗洛进行。事先，巴顿安排了许多战地记者同往，特拉斯科特要求推迟24小时行动，敌人的抵抗很顽强。巴顿担心新闻界报道不利于第7集团军，反对推迟。无奈，特拉斯科特要求布莱德雷去说服巴顿。布莱德雷警告了巴顿，要求严格控制战斗规模，并要保证登陆部队迅速合拢，否则登陆就会失败。巴顿为了一条新闻，拒绝了布莱德雷，战斗仍按原计划进行。

布莱德雷认为这是巴顿第2次无视他的权利，越权干预行动，甚至让他去干蠢事。巴顿这次越权，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这次布罗洛战斗中，650人组成的部队死伤和失踪277人，伤亡率达27％。而德军几乎没受任何损失便逃逸了。

同一天，巴顿又视察了另一个后方医院，他又打了一个名叫保尔·G·贝内特的士兵。离开医院后，巴顿来到布莱德雷的指挥所，这一次，巴顿轻描淡写地告诉布莱德雷，他无可奈何地打了一个人。布莱德雷没有留意巴顿的事，可两天后医院发给布莱德雷一份爆炸性公函，详细报告了打人事件的经过。布莱德雷大吃一惊，但马上意识到这件事若张扬出去，美军将失去一位有才干的将领。按规定，那份公函应送到第7集团军司令巴顿手中，但布莱德雷认为这样会让更多人知道此事，毫无作用。若越过巴顿送艾森豪威尔，那就等于冒犯了直接上司，不够忠诚。反复思量后，布莱德雷将公函锁在了保险柜里。

8月10日，美军攻到了墨西哥附近的三角形滩头地带。轴心国部队没有空中和海上优势，只好撤退。但是，由于盟军没有切断墨西哥海峡的计划和行动，7万意军和4万德军、l万台车辆，在一周内悄悄地溜走了。一直与盟军作战的3个德国师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随时还可参战。布莱德雷认为，这次战役获得了表面的胜利，未能重创轴心国部队是由于战术失误和盟军内部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指挥班子不能团结一致。

2.参与“霸王”行动

西西里战役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派专栏作家厄尼·派尔去采访布莱德雷，发表了5000字的连载文章，布莱德雷的名字显赫地出现在美国报刊上，他在全国开始扬名。巴顿因两次打耳光事件而受到困扰。1943年8月，西西里战役接近尾声，罗斯福、丘吉尔和盟军最高司令部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了“四分仪”会议。在魁北克会议上，原则上决定由美国指派一名将军指挥“霸王”行动，丘吉尔、罗斯福也同意马歇尔担任这一角色。

进攻意大利南部的战役将由亚历山大负责，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和马克·克拉克的美国第5集团军于9月初分别向卡拉布里亚、萨莱诺进攻。布莱德雷的第2军列入了萨莱诺战役的预备队，一旦克拉克出现“意外”，布莱德雷将指挥第5集团军。

“霸王”行动计划已确定，马歇尔急于拟定详细计划。8个月后，法国海岸登陆就要实施，而此时美国在英国仍没有一个集团军司令部和司令。1943年8月25日，马歇尔致电艾森豪威尔，建议由布莱德雷尽快去英国筹建第1集团军并担任司令。这一天，布莱德雷正和艾森豪威尔在北非审阅克拉克进攻萨莱诺的计划。他根本不知马歇尔的建议，正为接替克拉克作准备。

在伦敦亨利机场，布莱德雷的新上司雅各布·L·德弗斯中将前来迎接，并把布莱德雷安顿在多尔切斯特旅馆。布莱德雷在伦敦呆了一周，于9月14日飞回美国为第1集团军选调人员。

9月21日布莱德雷向马歇尔客观地汇报了西西里战役的得失，尽量避免涉及个人。他也没在马歇尔面前替巴顿美言，因为在战役中巴顿的确使人失望。

第2天，马歇尔的秘书弗兰克·麦卡锡通知布莱德雷要去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西西里战役的情况，布莱德雷猜想这是马歇尔的主意。他细心地准备了汇报的内容，这是总统第一次正式听取自己的汇报，事关重大。

罗斯福总统听完汇报后便向布莱德雷详细述说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布莱德雷得知这一最高级的秘密后大吃一惊。他有点惴惴不安地离开了总统的办公室，此后也未向任何人谈过此事。

马歇尔决定，在“霸王”行动计划确定主帅以前，布莱德雷除在英国担任第1集团军司令外，还要建立一个集团军群司令部并代理集团军群司令。因此，布莱德雷必须组织两套班子。

10月2日，布莱德雷又到了伦敦。第1集团军群司令部设在伦敦西区布朗西斯广场，第1集团军的司令部则设在布里斯托尔的克利夫斯学院。布莱德雷的卡迪拉克牌大型高级轿车来往穿梭于两个司令部之间。布里奇在伦敦任布莱德雷的副官，汉森则在布里斯托尔任副官。

由于“霸王”作战行动的主帅迟迟未定，布莱德雷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很难作安排。1943年12月6日，罗斯福任命艾森豪威尔为“霸王”行动总指挥。

布莱德雷在伦敦获知这一消息，既为马歇尔留在华盛顿保持原有职位并参与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决策而高兴，又为他不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潘兴”而惋惜。艾森豪威尔将成为这样的人物。

几周后，艾森豪威尔任命布莱德雷为集团军群司令。

布莱德雷知道登陆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希特勒就会利用其“秘密武器”，包括火箭、喷气式飞机和改进的潜艇进行反扑。

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比德尔·史密斯及其他军官经常讨论“霸王”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有了更多的权力和精力，他的行动也更加果敢。对于计划，布莱德雷提出了3个方面的修改补充：

首先，布莱德雷主张加强进攻力量。攻击部队增加到5个师，海军提供更猛烈的炮火支援，登陆最好在夜间进行。同时，布莱德雷力主取消西西里岛空降失利后对使用空降部队的限制，将第82和第101空降师首先空降在“犹他”滩，打乱敌人的部署。但艾森豪威尔的英国战术空军司令利·马洛里反对此项建议，认为伞兵要损失50％，滑翔部队要损失75％。最后艾森豪威尔支持了布莱德雷。

其次，布莱德雷主张在法国马赛附近开辟第2个登陆点，以便把德军从诺曼底吸引开，同时向登陆部队提供支援和开辟补给品港口。这个建议称为“铁砧”行动，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对此一致同意。但是，丘吉尔、艾伦·布鲁克和蒙哥马利均不同意，他们想利用“铁砧”行动的部队去攻巴尔干，因而此建议在数月内一直悬而未决。

“霸王”行动的部队正在扩大，需要更多的坦克登陆艇和其他登陆艇。意大利战役久拖未决，英国人认为在那里已拖住德军，“铁砧”行动的目的已达到。一场争论以后，美国人保留了“铁砧”计划，但规模小多了。“霸王”行动也推迟了几个星期，以便拥有更多的登陆艇。最后，布莱德雷坚决支持了由“铁砧”计划改名而来的“龙骑兵”计划。

再次，布莱德雷建议大量使用战略轰炸机，支援利·马洛里的战术空军，在进攻前几周轰炸法国境内的铁路和桥梁系统，防止德军快速调动部队和坦克驰援诺曼底。

“霸王”行动计划是英美合作的结晶，布莱德雷作为美军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参与了许多重大活动。在计划逐步完善中，他表现出优秀的合作能力，也与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丘吉尔、艾伦·布鲁克、蒙哥马利、德金甘德、登普西等逐步了解和熟悉起来。在诺曼底登陆战初期，布莱德雷的第1集团军隶属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为此，布莱德雷要与蒙哥马利探讨计划的细节。他不喜欢蒙哥马利的拘谨、刻板、冷淡，但尽心尽责地做工作。4月7日，丘吉尔和盟军的主要指挥官聚集蒙哥马利驻肯辛顿圣保罗学校的司令部开会。

蒙哥马利在拟订计划时，显得过分的有条不紊，给地图标上了每天抵达的“阶段线”。布莱德雷认为这样过分刻板，与蒙哥马利发生争论，并第一次对蒙哥马利发了火，要求至少取消美军地区的“阶段线”。

攻击日前夕，艾森豪威尔召开了最后审查“霸王”作战计划的会议。会议在圣保罗学校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召开。英王、丘吉尔、英三军参谋长及战时内阁成员均到会。这一天，英王亲自授予布莱德雷“低级巴斯荣誉军事勋位。

布莱德雷身居高位，他成了《时代》杂志、《生活》杂志和《新闻周刊》等追逐的人物，特写照片赫然出现在封面上，被美国公众称为“大兵将军”。他以珍惜士兵的生命和不作无谓的牺牲而成了著名人物，并引起狂热宣传。

在诺曼底登陆战开始前夕，布莱德雷更频繁地去看望士兵，并把军长、师长召到布里斯托尔最后审查行动计划。布莱德雷手持教鞭亲自讲解有关问题。部属们亲切地称他是“西点军校和步兵学校的老教师布莱德雷将军”。

审查结束后，布莱德雷感到应该讲几句话，他激动万分，感到千斤重担系于一身。与巴顿在进攻西西里前大叫大吼，对部属示以威胁截然不同，布莱德雷眼睛模糊，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祝你们幸运！”

结果，部属们感到布莱德雷是一位“应当为之牺牲一切的司令”。

各种战舰和登陆舰艇云集英国南部港口，登上各自的指挥舰前，蒙哥马利邀布莱德雷、巴顿、登普西、克里勒4个集团军司令到他在朴次茅斯的岸边司令部进晚餐并过夜。6月1日下午，蒙哥马利对布莱德雷的计划作了最后一次审查。晚上，他与布莱德雷等人打赌，乐观地说11月1日将结束战争。布莱德雷不以为然，但还是赌了5英镑，并希望自己输掉。聚会中，巴顿频频为蒙哥马利的健康干杯，表示听从领导，服从命令。他和蒙哥马利之间显得亲密无间。第2天，布莱德雷和巴顿回布里斯托尔，在机场分手时，巴顿激动地拉住布莱德雷的衣服，并说：“布莱德雷，祝你走运。我希望我们能早日重逢！”

6月3日，布莱德雷和助手在普利茅斯登上美国“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他的司令部设在舰上。

6月4日，港口阴云密布，空气潮湿。参谋长比尔·基恩送来艾森豪威尔推迟24小时行动的通知，即6月6日再行动。晚上，布莱德雷上岸和“霸王”行动西线特混舰队美海军司令艾伦·R·柯克少将、美第9航空队副司令拉尔夫·罗伊斯少将等会晤，并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若天气不好转宁愿推迟行动，即8日或9日再进攻。

1944年6月6日攻击开始。

5000艘舰只浩浩荡荡地从普利茅斯出发了，“奥古斯塔”号在21艘护卫舰只的保护下，向登陆点“奥马哈”和“犹他”海滩驶去。布莱德雷这次和西西里登陆时那样，又受到疾病折磨，布莱德雷有点心烦意乱，拒绝任何记者给他拍照。

6日凌晨3点35分，布莱德雷到达指挥位置。表面上，他十分平静、乐观，但内心的忧虑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奥马哈”海滩调来了德军精锐的第352师，那里肯定有一场恶战。

自诺曼底登陆以来，盟军艰难地站住了脚，但在扩大战果上屡屡受挫。7月10日，蒙哥马利夺取了卡昂市郊，但未能控制市区；布莱德雷的突击也未能奏效。英军至此损失了2.2万人，美军损失了3万人，而且盟军与德军正在僵持中。蒙哥马利个人企图担任地面部队总司令的梦想成为泡影。巴顿的第3集团军抵达法国后，布莱德雷即将升任集团军群司令，与蒙哥马利平起平坐。

7月10日，布莱德雷想出了新的突破计划，他称之为“眼镜蛇”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是把美军4个军的兵力集中在圣洛地区的狭窄地段上实施正面突击，以柯林斯的第7军为先锋。地面部队突击前，空军要对正面的德军实施毁灭性打击，进攻时间定在7月19日。

但由于天气原因，7月25日，总攻才正式开始。7月28日，布莱德雷攻击成功。

“眼镜蛇”行动是布莱德雷在诺曼底登陆以来的杰作，这是盟军的一次十分成功的突破，构成了战争进程的重大转折点。此前，盟军被局限在康坦丁半岛上。现在盟军冲出了防线，可以实施大刀阔斧的新攻击了。

1944年9月16日，布莱德雷正式晋升为少将。

布莱德雷升任集团军群司令后，布列塔尼半岛的德军残余势力尚未肃清。按“霸王”行动计划的部署，巴顿的第3集团军应首先扫荡该半岛，夺取圣马洛、布雷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等重要港口。布莱德雷根据德军主力已调往诺曼底的情况，与艾森豪威尔、巴顿商量并决定只派巴顿手下的第8军参加战斗。巴顿的其他军则改派到东线作战。巴顿很长时间未参加战斗了，他终于抓住了机会，指挥装甲师和机械化步兵师大战半岛上的残敌。在肃清半岛的战役中，报上频频出现巴顿的头条新闻，报道他的战绩。但是，德军撤到重要港口，负隅顽抗。他们执行希特勒血战到底的命令，美军以高昂的代价夺取了已经无关紧要的布雷斯特港。战后，许多历史学家批评布莱德雷在半岛投入兵力，付出了无谓的牺牲。布莱德雷则认为，他派巴顿和米德尔顿扫荡半岛，主要还是解决后勤问题。盟军每天需要2.6万吨作战物资。布列塔尼战斗开始时，盟军仅靠瑟堡港和空中运输解决后勤补给问题。在8月份，遭破坏的瑟堡港只运进了1／3的物资，其他物资仍靠“奥马哈”和“犹他”滩运输作战物资。因此，夺取半岛的港口，并非无关紧要。此外，夺取半岛上的港口，美军部队可以不经英吉利海峡，而是直接从半岛上岸参战。在整个半岛，约有5万德军非主力部队，德军精锐的空降第2师也秘密调往半岛。若忽视半岛，则会给阿弗朗什—雷恩—圣纳泽尔一线增加压力，盟军不得不加强这一线的防御。所以，肃清半岛的残敌可一举多得。

8月上旬，布莱德雷开始考虑围歼德军于诺曼底的计划。他计划在夺取布列塔尼半岛后，将第1、第3集团军沿卡昂至勒芒一线摆开，建立好运输线。然后由6个装甲师为先锋，机械化步兵居后，向巴黎挺进。3个空降师在奥尔良以北空投，阻止德军沿巴黎至奥尔良一线溃逃，并起到掩护南翼的作用。达到这些目的以后，地面部队向东南的巴黎、东面的塞纳河和北面的埃迪普进攻，最终攻占巴黎。

布莱德雷构想的远距离迂回包围计划，目的是将德军包围在诺曼底，防止其向塞纳河溃退。孤立巴黎后，盟军可以从迪埃普向加来进攻，歼灭德军第15集团军，肃清进军德国本土的障碍。

布莱德雷的宏伟计划需要有强有力的后勤补给为基础，装甲部队和机械化步兵需要大量汽油才能保证进军巴黎的速度。布莱德雷寄希望于蒙哥马利，即以他手下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夺取法莱斯，建立补给线。

正当布莱德雷还在设想新计划时，希特勒于8月2日命冯·克鲁格攻击美军脆弱的莫泰思地区。希特勒企图靠这次有限进攻让主力撤到塞纳河。8月7日，克鲁格将几个装甲师从蒙哥马利战区调到美军战区，企图突破莫泰恩，夺取阿弗朗什。

布莱德雷获得情报很晚，但他迅速地加强了莫泰恩防线。许布纳的“大红一师”8月3日攻占莫泰恩后将该城交给了霍布斯的第30师，而“大红一师”则调往马延，紧挨着埃迪的第9师。雷·巴顿的第4师部署在圣波伊斯担任预备队，罗斯第3装甲师的一部分也在附近。最后，布鲁克斯的第2装甲师的部队路过该地，加入了“大红一师”以加强防御。

除此以外，布莱德雷于8月6日获得情报后又将巴德的第35师调给柯林斯。同时，布莱德雷电话通知巴顿，命令向沃克第20军靠拢的另2个师停止前进，以防不测。

8月7日，布莱德雷驱车去巴顿的指挥所了解布列塔尼的战况。同时，布莱德雷向巴顿通报了莫泰恩遭到反击的简况以及自己试图从巴黎到迪埃普远距离包抄的新构想。巴顿没提出太多异议，但要求让他的第3集团军实施横扫式的突击。

从诺曼底登陆到巴黎解放，标志着盟军在欧洲开辟第2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巴黎的解放也标志着整个诺曼底战役的胜利。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布莱德雷始终是一位战争的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从集团军司令升任集团军群司令后，更是美军在盟军中的重要战场指挥官。

盟军进占法国西北部以后，新的战略问题又出现了。按原计划，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后，德军将会退到塞纳河与盟军对峙，盟军也准备在塞纳河休整、补充后再和德军决战。不料，希特勒违反常规，纠集部队与盟军在诺曼底决战，结果一溃千里，逃过塞纳河。

按原来的预测，德军在塞纳河会进行殊死抵抗，然后逐步退到索姆、马恩、默兹和摩泽尔河一带防守，最后才退到“齐格菲防线”，沿德国西部抵抗盟军的进攻。盟军也按计划分两路大军追击德军，蒙哥马利率第21集团军群的第2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沿亚眠—列日—亚琛一线追击，其装甲部队要途经阿登山脉北麓的山地；布莱德雷率第12集团军群的第1和第3集团军沿特鲁瓦——南希——梅斯一线前进，途经阿登山脉南部，摧毁和占领德国重要煤炭和钢铁生产基地——萨尔工业区。之后，转向法兰克福直扑鲁尔工业区，与蒙哥马利会合。总的来看，两路大军攻击的目标是鲁尔工业区，进而彻底击败德国，结束欧洲战争。

盟军冲过塞纳河以后，高级将领感到必须修改总战略了。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两位集团军群司令都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而且意见相左，争论不休。

早在7月2日，蒙哥马利就向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提出：他率3个集团军，其中包括布莱德雷率领的第1集团军直接进攻加来。美军像在突尼斯、西西里那样居于从属地位，蒙哥马利担任主攻。从个人角度讲，蒙哥马利企图控制盟军地面部队。

8月13日，布莱德雷正忙于法莱斯围歼战，蒙哥马利向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透露了他的总计划，他建议取消渡过塞纳河之后两路进军，即他本人与布莱德雷各率一支部队追击德军的计划。代之的是由他率4个集团军共40个师“一路出击”，向东扫荡消灭加来的德国第15集团军残部。然后，他将在比利时建立庞大的盟国机场网，夺取安特卫普和鹿特丹以解决后勤补给问题。同时，摧毁威胁英国的V－1和V－2导弹发射场，挥师占领鲁尔工业区，东捣柏林。蒙哥马利的总计划依赖于以最快的速度突击混乱不堪、士气低落的德军，集中盟国所有的人力物力归他指挥。从总体来看，蒙哥马利的总计划十分令人欢欣鼓舞和眼花缭乱。可是，布莱德雷首先接受不了这个计划。蒙哥马利企图掌握更大的权力，指挥盟军地面部队，甚至使艾森豪威尔也黯然失色。

从9月始，美军部队的人数将是英军的3倍，美国公众也不能接受由蒙哥马利来指挥，让他独占鳌头。布莱德雷认为，蒙哥马利从阿拉曼战役到最近的法莱斯战役，都不善于集结部队，过于谨慎而不愿冒险追击敌人，扩大战果。而按蒙哥马利的计划，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追击敌人至柏林，这绝不符合蒙哥马利的风格，把赌注压在他身上是“战争史上最冒险的行动之一”。布莱德雷的反对理由并不是毫无根据、仅为谋求个人利益的。几天后，当新闻界透露布莱德雷升任集团军群司令，与蒙哥马利平起平坐的消息时，英国新闻界一片哗然，他们认为任何人都不能与阿拉曼英雄平起平坐，这意味着对蒙哥马利的“降级”。美国新闻界不甘示弱，奋起抗议，要求伦敦新闻界道歉。蒙哥马利的计划的确会触犯美国人应有的利益。马歇尔对此深为忧虑，写信劝艾森豪威尔按原计划尽快担负起地面部队总指挥的职责，以免节外生枝，引起盟军将领的不和。

在进攻战略上，布莱德雷主张按部就班地实施“两路进攻”的战略。蒙哥马利率军在阿登山脉以北推进，布莱德雷自己则率军在阿登山脉以南进攻，直逼萨尔。两军在德国西部边界的齐格菲防线或莱茵河停下来补给、休整，然后再发起进攻。对于蒙哥马利夺取荷兰港口及摧毁导弹发射场，布莱德雷同意把李奇微的第18空降军调给他通过水乡泽国。并从第1集团军中抽出1个军支援蒙哥马利。调走6个师后，布莱德雷手下仅有15个师的兵力去进军萨尔了。8月13日，蒙哥马利飞抵圣詹姆斯附近的第12集团军群司令部找布莱德雷，要求布莱德雷全力支持他的计划。布莱德雷有分寸地支持他向东北方向夺取港口和摧毁德军导弹发射场的想法，并表示支援他。但在由蒙哥马利个人率4个集团军攻占柏林及让布莱德雷放弃进攻萨尔的问题上，未作丝毫让步。

在这场新战略的争论中，布莱德雷和蒙哥马利各有计划，并且互不相让。最终，在艾森豪威尔的调和下才得以结束了。

接下来，盟军进行了全线追击。但到9月初，终于因补给品的严重缺乏而陷入了困境。在补充汽油的关键问题上，布莱德雷与蒙哥马利又发生了冲突。蒙哥马利计划将李奇微的伞兵空降在图尔内，协助进攻布鲁塞尔，但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早在空降行动前已越过图尔内。布莱德雷要求蒙哥马利调飞机空运汽油，但蒙哥马利为谨慎起见，不肯放手，结果飞机延误了近一周才投入使用。9月1日，美军的汽油耗尽，布莱德雷命令第1集团军在蒙斯附近停止前进，巴顿在默兹河畔停止追击。第1集团军虽不隶属蒙哥马利直接指挥，但他有权协调行动。布莱德雷的命令又使蒙哥马利火冒三丈，他责备布莱德雷把汽油转给巴顿。实际上巴顿的汽油是从德军缴获的100万加仑低级汽油。对此，巴顿也怒火中烧，他口出狂言，对布莱德雷说：“妈的！只要你给我40万加仑汽油，两天内我就能把你送到德国去。”

在蒙哥马利夺取安特卫普后，艾森豪威尔尚未决定战略。布莱德雷和蒙哥马利都为各自的战略设想而奋争。9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布莱德雷设在夏尔特尔的司令部与布莱德雷及其手下的集团军司令巴顿、霍奇斯讨论战略战术问题。布莱德雷主张两路突击，不等重新组织后勤保障而马上实施快速追击。盟军分两路沿阿登山脉南、北侧直指鲁尔区和萨尔区。最后，艾森豪威尔除未确定进攻日期外，接受了布莱德雷的计划。

自从盟军联合作战以来，最高统帅部的将领们就为战略问题纷争不已。到1944年9月，这种内部纷争已达到白热化的地步。9月3日，蒙哥马利、布莱德雷、登普西在亚眠讨论有关进攻亚琛时使用空降部队的计划。蒙哥马利主张在阿纳姆实施空降，夺取安特卫普以北的桥梁和水道。艾森豪威尔同意了这一计划，并要求于9月7日实施。最后，又因天气恶劣而取消了该计划。

9月8日，德国开始向伦敦发射V－2导弹，抓住这一良机，又发动了一场推行其计划的运动。蒙哥马利制订了代号为“市场花园”的作战计划，对阿纳姆实施大规模的陆空联合进攻。

布莱德雷间接地获知了这个计划，他对蒙哥马利违背盟约并偷偷摸摸地请求英方批准其计划而感到愤怒、失望和震惊。布莱德雷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计划是蒙哥马利企图从助攻转为主攻的把戏。若计划成功，可直指柏林。美军到时被迫让出作战物资，甚至停止前进，失去攻打德军的机会。布莱德雷承认这个计划令人眼花缭乱，但却是充满诡计和欺骗的冒险战略，似乎并非完全出自极端保守的蒙哥马利之手。

布莱德雷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抗议蒙哥马利的战略，指出他的战略实质上是以一路突击战略代替两路突击战略，迫使美军支持他一意孤行地攻打柏林。布莱德雷坚持要蒙哥马利扫清斯凯尔德湾，封锁德军第15集团军的逃路，控制安特卫普以保障后勤供应。

9月9日，艾森豪威尔在凡尔赛与布莱德雷会谈了一夜，布莱德雷详细陈述了他反对蒙哥马利放弃扫清斯凯尔德湾而去攻击阿纳姆的理由。其实，布莱德雷一眼看穿了蒙哥马利的真正攻击目标不是阿纳姆而是柏林。

为了与蒙哥马利比个高低，布莱德雷在9月12日向霍奇斯和巴顿介绍完“市场花园”计划后，讨论了美军的作战和供应问题。尽管供应不如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决定储足弹药后让两位集团军司令继续前进，突破齐格菲防线，不必停留。这个命令后来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认可。

但到德国边境时，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两军的对峙形成。布莱德雷的部队受阻了，这是他步入艰难时期的开端，更残酷的日子还在后头。

蒙哥马利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市场花园”计划使盟军损失1.7万人，比进攻诺曼底损失的人数还多。这个计划的失败，比起布莱德雷进攻受阻来说，要严重得多。

事件后，布鲁克、拉姆齐终于看到布莱德雷战略思想的正确。对蒙哥马利，他们非常失望。拉姆齐海军上将甚至认为可以“随意批评蒙哥马利”。

布莱德雷尖锐地指出，允许蒙哥马利发动“市场花园”攻势，这是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战术错误。

但是，蒙哥马利并未因此而放弃争权夺利的做法，相反的，高级将领间的斗争也升级了。

1944年9月22日，艾森豪威尔在凡尔赛的司令部召开盟军高级司令会议研究形势和制订未来战争的方针。这是自诺曼底登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蒙哥马利借口因执行“市场花园”作战行动脱不开身而回避这次会议，只派参谋长德金甘德代之。布莱德雷在筹备会议时就用口头和书面形式向艾森豪威尔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必须启用安特卫普港；向德国纵深进攻并与德军周旋，迫使其无法集中兵力；对首要目标鲁尔区发动两路突击，南北夹击。

毫无疑问，蒙哥马利与布莱德雷之间的争论又非常激烈，艾森豪威尔又一次偏袒了蒙哥马利。他决定，蒙哥马利将在霍奇斯支援下夺取鲁尔区，安特卫普港交给加拿大部队去解决。巴顿的任务是防御而非进攻。对此，布莱德雷内心感到十分沮丧和无比失望。10月18日，布莱德雷9月22日提出的战略终于被艾森豪威尔采纳了，原因是蒙哥马利10月初进攻鲁尔区的失利以及10月6日马歇尔来访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但在布莱德雷11月份指挥大军攻击齐格菲防线和莱茵河却受挫了。

11月份，布莱德雷从情报部门获悉，冯·龙德施泰特重新担任西线司令官。但是，希特勒是否仍控制西线战略，不得而知。布莱德雷希望希特勒主持西线战略，再次命令德军进行歇斯底里的灾难性攻击，盟军便可歼灭德军于莱茵河以西。

但是，所有人都认为德军的反击是袭扰性的，绝不可能是大力反击。造成这些判断失误的原因是决策部门过分依赖“超级”情报，而德军的通信联络已改用有线通信，侦破很难。

布莱德雷也认为德军进攻的可能性极小，但他还是和米德尔顿制定了抗击计划。他要求米德尔顿边打边撤，甚至可以退到默兹河，但要尽量迟滞德军。布莱德雷打算用战术空军打击德军，并派第9、第3集团军的预备队第7、第10装甲师切断德军的退路，第1集团军的预备队“大红一师”也可参加战斗。非到关键时刻，布莱德雷不会轻易动用预备队。他相信，这些计划足以对付德军的骚扰性进攻，足以对付德国第6装甲集团军。

12月16日，布莱德雷晋升为四星上将。但也在同一天夜里，德军对盟军进行了大规模反击。

面对德军的进攻，史密斯对布莱德雷说：

“喂，布莱德雷，你不是期望反攻吗？看来你盼望的东西终于到来了。”

事实上，布莱德雷并不轻松，他清楚目前处境不妙。

面临德军的反击，盟军高层的斗争形势又复杂起来了。蒙哥马利想从美军的挫折中夺权，从而大干一番。

布莱德雷从情报部门获知，德军已弹尽油竭，伤亡惨重，只是做垂死挣扎。蒙哥马利的保守战略只会葬送歼灭德军的良机。夜里，布莱德雷沮丧地飞回自己的司令部，与巴顿长谈，介绍了会议的简况。布莱德雷第二天不再拘束，他大胆地在电话里向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反对蒙哥马利的守势战略，要求将第1、第9集团军归还自己指挥。布莱德雷表示要将司令部迁到那慕尔，组织美军反攻。由于霍奇斯归蒙哥马利指挥，布莱德雷只好去一封信表示自己对战局的乐观看法，奉劝霍奇斯随时寻机反击德军。

12月26日，曙光终于出现了。巴顿第3集团军的先遣部队打通了通向巴斯托尼的一条狭窄通道，解救了固守的美军；柯林斯违抗蒙哥马利的命令，让哈蒙的第2装甲师冲出迪纳特附近的防线阵地，袭击龙德施泰特向西移动的德军装甲先遣部队，并歼灭了德军第2装甲师，德军被迫停止进攻。美军的这两个胜利，鼓励了盟军的士气，布莱德雷决定向最高统帅部施加压力，重新考虑作战计划。

12月27日，艾森豪威尔通知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去布鲁塞尔开会。艾森豪威尔的火车被炸，布鲁塞尔的会议推迟到28日举行。布莱德雷得以先与艾森豪威尔谈了自己对战局的认识。巴顿对布莱德雷先于蒙哥马利与艾森豪威尔交谈抱了很大希望，他兴奋地指望着布莱德雷重新指挥第1、第9集团军，把德军装进包围圈。

3.“布莱德雷计划”

艾森豪威尔、特德、史密斯、斯特朗、布尔、怀特利等人和布莱德雷在凡尔赛开会讨论了盟军的战略问题。

布莱德雷在会上提出了近期、长期两个战略计划。近期战略主要是立即向德军突出部的腰部发动一次钳形攻势。布莱德雷认为这个战略可以将德军包围起来一举歼灭。同时，他提出将第12集团军群司令部迁到那慕尔或迪纳特，以便协调第3、第1集团军的作战。

对于长期战略，布莱德雷主张利用希特勒反攻的错误，及时将北部以蒙哥马利为主力进攻莱茵河改为中部进攻战略，由布莱德雷率主力部队实施。

横渡莱茵河的进攻由蒙哥马利的部队担任主力，布莱德雷的部队担当配角。然而，布莱德雷暗中运筹，美国勇将霍奇斯、巴顿巧战德军，抢在英军之前渡过了莱茵河，建立了桥头堡，为盟军全面渡河歼灭德军奠下基础。

3月9日，布莱德雷和美军的4位集团军司令霍奇斯、辛普森、巴顿、杰罗，还有几位空军将领在那慕尔于接受了法国勋章，法国阿方斯·米安将军亲自抵达那慕尔为他们授勋。布莱德雷抓住几位集团军司令相会的良机，与他们秘密商谈，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他准备以雷马根桥头堡为全面进攻卡塞尔的起点，向卡塞尔击出盟军的右翼铁钩。几位集团军司令都欢喜雀跃，但布莱德雷警告他们要严守秘密，这个计划还未获批准，蒙哥马利的北面仍然是主攻。第1集团军还要准备10个师作为蒙哥马利的预备队。

3月13日，艾森豪威尔下达了行动命令。3月23日，霍奇斯和巴顿以极小代价攻占了“桥头堡”，并迅速扩大了战果。

1945年3月25日，布莱德雷与丘吉尔、布鲁克、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在莱茵贝格会晤后，就和艾森豪威尔开始酝酿最后征服纳粹德军的计划了。这个计划主要由布莱德雷提出，许多人称之为“布莱德雷计划”。

“布莱德雷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其一，美军扫清鲁尔区的德军，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由北向南，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由南向北，两面夹攻，形成钳子，在帕德博恩——卡塞尔地区会师，歼灭包围圈中的大部分德军。鲁尔区的残敌，则从两个集团军和即将渡过河的第15集团军中抽调部分兵力去肃清。其二，美军围歼鲁尔区的德军后，由布莱德雷组织第1、第3、第9集团军向卡塞尔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横穿德国中部，通过莱比锡——德累斯顿向易北河挺进，与攻到易北河的苏军隔岸相望。为此，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在帕德博恩与第1集团军会师后立即归还布莱德雷指挥。进攻中蒙哥马利率英国第2集团军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担任左翼的掩护任务，向北渡过易北河，打到丹麦边境；南部则由德弗斯掩护，第6集团军群在右翼向东南攻到奥地利。

“布莱德雷计划”获准后于3月28日上午开始实施，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包围鲁尔区。4月1日，怀特的先遣队与柯林斯手下的第3装甲师合拢了钳子，德军被包围在鲁尔区。

1945年4月4日夜12时刚过，艾森豪威尔按计划命令第9集团军回归布莱德雷指挥。到这时，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已拥有第1、第3、第9集团军及第15集团军12个军共48个师的兵力，人数达130万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集团军群，也是布莱德雷指挥过的最大规模的集团军群，他高兴万分，现在不用听由蒙哥马利傲慢无礼的说教行事了，也不必与他保持密切联系了。布莱德雷把自己的战术司令部从那慕尔迁回卢森堡，后来还临时迁到德国的威斯巴登。

按照计划，向易北河主攻的计划要在4月14日前后开始实施，布莱德雷确信鲁尔区已不能构成威胁时，于4月6日和7日就让各军开始东进，这是一次小小的冒险。一股股小部队先期轻装进发了，他们的行动实际是在包围圈未形成之前开始的。

主攻从卡塞尔开始，布莱德雷让第9、第1、第3集团军从北到南部署在220公里的战线上。4月12日，辛普森的第2装甲师渡过易北河，首先在东岸建立了桥头堡。在巴比，辛普森已拥有一个桥头堡可作进攻柏林的跳板。辛普森表示4月15日可以用麦克莱恩的第19军、吉勒姆的第13军向柏林发起进攻。第19军可以在17日黄昏抵达柏林郊区，吉勒姆也表示18日中午抵达柏林。

正当辛普森的集团军蠢蠢欲动时，布莱德雷反复思量着攻打柏林的得失。大军长驱直入，后勤补给困难自不待言，以10万士兵的生命去换取一座毫无军事意义的城市，得不偿失是肯定的。但攻打柏林的政治诱惑力如此之大，令布莱德雷不禁怦然心动。

正当布莱德雷让辛普森认真准备进攻，不要轻举妄动时，艾森豪威尔最后下了决心，让苏联红军去攻打柏林。若苏联红军无力攻克柏林或柏林较难攻克时，盟军再考虑去攻打柏林。

这样，布莱德雷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南部战线和阻止德军在阿尔卑斯山脉建立“堡垒”的问题上来。由于巴顿已抵达莫德尔河，布莱德雷让他代替霍奇斯去完成这一任务，以免霍奇斯的部队要在巴顿的前面渡河，两军交错在一起。巴顿可以向东南继续挺进，直扑林茨和多瑙河，德弗斯担任巴顿右翼的掩护，经纽伦堡及慕尼黑向东进攻。

在西线战场，1945年4月15日，盟军的最后总攻令下达，巴顿挥师直指多瑙河谷和萨尔斯堡。

在西线的美军主要由巴顿实施对多瑙河的进攻，这是美军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次决战，布莱德雷不敢有半点松懈。总攻前，布莱德雷对巴顿手下各军及军长的配备作了调整。

4月26日，美苏两军正式会师于易北河。布莱德雷欣喜若狂，美军终于取得了象征胜利的机会——与苏联红军在易北河会师！

4月27日，布莱德雷命令霍奇斯派许布纳的第5军从卡尔斯巴德—比尔森一线向南推进到1937年的捷克边境。这个地区是巴顿的战区，5月4日，布莱德雷正式把第5军划归巴顿的第3集团军。至此，“布莱德雷”计划胜利实施完成，德国法西斯的命运已盖棺论定。

鲁巴伊

1.投身爱国运动

1934年，鲁巴伊出生在南也门阿比洋三角洲地区一个农民家庭里。在读书期间，除学习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外，鲁巴伊还学习了伊斯兰教的宗教知识，成为一名穆斯林教徒。初中毕业后，他来到南也门东部的哈达拉毛省军校，受训一年。后又返回故乡，做过小学教员、会计和法官等工作。

1961年，鲁巴伊开始参加反抗殖民主义统治青年运动，参与秘密的爱国青年组织。因为灵活的头脑，他曾担任法兹利苏丹王的财务秘书，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从事秘密工作。后来，他由于参加职员的罢工活动，被苏丹王炒了鱿鱼。

1962年9月，萨那一批爱国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取得了成功，从而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阿拉伯也门革命的爆发，使南也门爱国志士看到了祖国的未来。鲁巴伊十分兴奋，长途跋涉从南也门赶去参加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人民警卫队。第2年，南也门一批爱国志士在萨那召开“全民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解放被占领的南也门民族阵线”，强调必须采取武装斗争的途径解放祖国。会议选举卡坦·沙比为民族阵线主席。鲁巴伊成为民族阵线的第一批骨干。

1963年10月，南也门爱国者在地势险要的拉德凡山区点燃了武装起义的烽火。鲁巴伊参与发动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为解决武器短缺和物资供应困难，他被派往北也门塔兹城，任民族阵线驻塔兹办事处财务主任。1964年，鲁巴伊返回南也门，担任阿比洋地区游击队领导人。他领导的游击队多次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军。

2.致力于祖国独立

从1965年起，鲁巴伊被任命为阿比洋省和亚丁附近军区游击队领导人，成为民族阵线最重要的军事负责人之一。在民族阵线领导下，南也门人民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积极开展起来。游击队后来改编为解放军和人民自卫队。鲁巴伊参与领导的来丁克里特尔区运动成为这次反英武装斗争的重要转折点。

1967年7月20日，鲁巴伊领导的人民自卫队在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配合下，攻克了里特尔区。接着，鲁巴伊领导的解放军和人民自卫队连续攻克阿宾和迦尔勒。之后，又彻底控制了拉赫杰地区。

在南也门人民武装斗争的重创下，英国殖民当局及其扶持的南也门傀儡政权开始土崩瓦解。

1967年8月，绝大部分酋长国的政权和土地归到民族阵线武装力量手中。11月，英国当局被迫与民族阵线在日内瓦签订南也门独立协定。30日，民族阵线军队攻陷索科特拉岛。同一天，民族阵线宣布南也门独立，成立了“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卡坦·沙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兼民族阵线总书记。鲁巴伊当选为阿比洋省中部地区民族阵线和人民卫队负责人南也门后改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独立后，1968年3月3日，民族阵线开始在阿比洋省的津季巴尔召开了第4次代表大会，会上出现了两条对立的路线。以第一任总统卡坦·沙比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在国情上南也门实现既非资本本义又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他们主张继续争取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投资鼓励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从缓实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以鲁巴伊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必须彻底进行革命，成立工人、贫农和士兵掌权的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会上出现的尖锐矛盾和严重对立导致了民族阵线走向分裂。29日，卡坦·沙比总统逮捕了300名反对派成员。很多与会者便逃往鲁巴伊的大本营阿比洋地区。1968年5月14日，鲁巴伊串联民族阵线总指挥部大多数成员发表联合声明，批评卡坦·沙比总统的行动。此举惹火了卡坦·沙比，他率领军队前往镇压。鲁巴伊等率领600名人民卫队同政府军展开激战。人民自卫队因寡不敌众，撤到雅法和扎莱一带山区固守，就在民族阵线领导层发动内讧时。鲁巴伊常常到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活动。

南也门原被推翻的封建酋长发动叛乱，直接威胁着卡坦·沙比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卡坦·沙比与鲁巴伊等人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1969年6月，鲁巴伊率领的人民卫队回到亚丁。1969年6月22日，鲁巴伊等人经过周密策划，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称为“六·二二”校正运动，迫使卡坦·沙比总统交出政权。第2天，鲁巴伊出任总统委员会主席。1972年，民族阵线召开第5次代表大会，阿卜杜勒·伊斯梅尔为总书记，鲁巴伊兼任副总书记。

3.成立人民政府

鲁巴伊担任国家元首后，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以维护民族独立。

鲁巴伊首先改组军队，提拔了一批优秀的下级军官和原来的游击队员担任了各级军官，解散了受旧军官影响较深的第六旅，建立了以原游击队员为骨干的第22旅。

在经济建设方面，鲁巴伊主张重点发展农业、渔业和畜牧业，力图将“服务性经济”改变为“生产性经济”。不久，鲁巴伊修改了土改法。规定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在国际问题上，鲁巴伊主张在加强与各国人民之间团结的同时，运用“和平共处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969年10月，鲁巴伊刚执政4个月，由于美国进一步支持以色列，便宣布与美国断交。鲁巴伊主张加强同“苏联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联盟”。1972年11月，他率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同苏联签订的联合公报中，表示要扩大两国间的“全面合作”，发展两党之间的关系。鲁巴伊重视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曾于1970年8月及1974年11月两度访华。他高度赞扬中国与南也门两国及两国人民间存在着“深厚和牢固的友好关系”，高度赞扬中国向南也门提供了“无条件的真诚援助”。

鲁巴伊坚决主张两个也门实现和平统一。他在1970年6月22日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说：“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同也门北部的我们的人民割裂开来，因为，我们是一个祖国，一个人民。我们要为实现也门统一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1972年11月，他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元酋阿卜杜拉·赫曼·埃里亚尼在的黎波里会晤。达成了实现也门统一的十点具体协议。

1978年6月，鲁巴伊被杀害，终年44岁。

崔可夫

1.乱世从军，两度出使中国

1900年2月12日，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出生于沙皇俄国图拉省奥谢特尔河谷的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一个贫寒家庭。1912年，由于家庭贫困，12岁的崔可夫辍学到首都彼得堡谋生。

1917年的“二月革命”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罗曼诺夫王朝就此覆灭。同年的7月4日，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派兵镇压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崔可夫亲眼目睹了这一血腥屠杀的场面。此后许多工厂倒闭，崔可夫所在的工厂也难逃噩运。崔可夫失业了。

无计可施之下，1917年崔可夫投奔了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的哥哥，在喀琅施塔德成为海军水雷教导队的一名水兵。

不久，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崔可夫随波罗的海舰队加入了红色政权的行列。1918年春，崔可夫去了莫斯科，并在那里参加了红军军事教官短训班，成为步兵第二班的学员。同年7月2日，崔可夫和其他学员受到列宁亲切接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苏俄军勇敢抗击来犯之敌。崔可夫被任命为副连长，不久，由于表现出色，被提升为连长。

返回莫斯科，崔可夫参加了军事教官短训班，获得了“红军军官”证书后，旋即被派往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在咯山参加步兵第40团的组建工作。此时，年仅18岁的崔可夫被任命为步兵第40团负责队列的副团长。

1919年红军统帅部将步兵第40团编入北部战役集群第2集团军第28师，移驻维亚特省的波梁内地区。第28师的师长阿津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指挥官，19岁的崔可夫处处都在模仿阿津师长。当时，正值原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外国干涉军的支持下准备推翻红色政权，崔可夫率领部队转战东西。

1920年，在苏波战争中，崔可夫任第43团团长，英勇战斗，取得杰出的战绩。

1922年，战事已基本停息。8月，崔可夫到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去深造。1925年8月，崔可夫以优异成绩随第五期学员们如期毕业。在3年的时间里，崔可夫得以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使自己的军事理论素养在丰富的实战经验基础上得到很大的提升。

由于学业优异，崔可夫被学院决定留在东方系的中国部继续深造一年。

1926年秋，崔可夫以外交随员的身份，随资深外交官克罗日科前往中国。

1927年秋，崔可夫正式完成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业，再度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

1929年，中苏双方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出现纠纷。7月13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崔可夫奉命随苏方外交人员撤回国内。

20世纪30年代初，苏军开始大力培养各级指挥官。具有实战经验、系统军事理论素养和外交官履历的崔可夫被苏联军事委员会选派担任首长进修班主任职务。1936年初，崔可夫被选送入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的速成班学习；年底，他从速成班毕业后被分配担任机械化旅的旅长。

1938年4月，崔可夫被任命为步兵第5军的少将军长，这时他才38岁；3个月之后，他又升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博布鲁伊斯克集群司令官。1939年初，纳粹德国疯狂扩军备战致使国际形势急剧恶化，位于苏联西部前哨的白俄罗斯特别军区进行重大改组，在原博布鲁伊斯克集群的基础上组建了第4集团军，崔可夫出任集团军司令官。

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9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鉴于波兰局势已对苏联安全构成威胁，苏军将越过苏波边界，“解放”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随后，苏联政府组建了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崔可夫指挥的第4集团军被编入白俄罗斯方面军，参加了入侵波兰的行动。

侵略战争结束后，崔可夫被调至第9集团军，任集团军司令官；指挥该集团军所辖的4个师承担了对芬战争中切断芬兰“腰部”的任务。12月底，崔可夫的第9集团军虽然楔入芬军防御区40多公里，但在随后的战斗中，他的两个主力师由于当地的严寒，被芬军歼灭过半。因此，统帅部下令解除崔可夫第9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

1940年，法国败降，欧洲局势更加紧张。而远东地区的形势也对苏联不利：日军此前先后在张鼓峰、诺门罕发起对苏的武装挑衅，使苏联远东地区面临严重威胁。

鉴于严峻的形势，苏共中央委员会经过慎重的酝酿和审慎的筛选，决定让崔可夫担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前往中国，指导中国政府的抗日战争，协调中国国共两党的关系，以此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避免苏联两线作战。

1940年12月，崔可夫带着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从苏联出发，于1941年1月1日抵达陪都重庆。在当晚的新年晚宴上，崔可夫与蒋介石进行了短暂的礼节性会晤，双方有一段精辟的对话。

蒋介石说：“今天，世界上有3股力量没有卷入战争，即苏联、美国和某种程度上的中国。中国可以抗战。未来取决于它们和它们的行动。换言之，3个人物将决定世界的命运。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败。战争对中国只不过是生病。而一切病都会好的……。”

崔可夫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疾病会导致死亡。”

蒋介石又坚持表示说：“不，我们不认为疾病会导致死亡。死亡并不是疾病。没有疾病也会导致死亡。”

崔可夫将军担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后，除了参加一周由参谋总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之外，还与美国驻华代表、法国维希政府的代表等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获得很多有价值的资料，为苏联政府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以避免两线作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1942年1月，美国政府任命陆军第3兵团司令官约瑟夫·华伦·史迪威将军为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参谋长；1942年2月上旬，史迪威赴华任事。

此时身处重庆的崔可夫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来华的任务，便向莫斯科提出：“我认为，在这种局面下，我作为总军事顾问在中国已无事可做。和史迪威将军作顾问竞争是不适当的，甚至是荒唐的。我不能介入，也就是说，不能建议蒋介石或中国军队参谋总部怎样帮助美国和英国打日本……我想回国投入我国人民抗击希特勒的战斗。”

2.为斯大林格勒勇敢战斗

1942年3月，崔可夫将军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奉召返回莫斯科。崔可夫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之后，便要求上前线，迫切地希望马上参加抗击法西斯侵者的战斗。

1942年5月，崔可夫被任命为配置在图拉地区的后备军的副司令员。由于司令员还没任命，崔可夫负责指挥部队。

7月初，统帅部将崔可夫所在的后备军改编为第64集团军，戈尔多夫中将任集团军司令；并在顿河或伏尔加河一带迎敌。

7月23日，戈尔多夫被任命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官，崔可夫开始代行第64集团军指挥权。

7月25日，崔可夫在卫国战争第一次参加了战斗。当日，德军以2个步兵师和1个战车师的强大兵力对第64集团军右翼阵地发起攻击，企图在卡拉奇附近强渡顿河，直扑斯大林格勒。3天过后，第64集团军的右翼撤过了奇尔河，但德军从下奇尔斯卡亚地区突袭斯大林格勒的企图落空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官戈尔多夫中将对崔可夫后撤部队的做法不满意，指派舒米洛夫少将担任第64集团军司令。

8月1日，德战车第4集团军在突破了苏第51集团军的防线后，攻占列蒙特纳亚并逼近了科捷尔尼科沃；第64集团军和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左翼受到德军从南面的包围。崔可夫迅速赶赴形势最糟的南部地段，于8月3日组成了拥有4个师又2个旅（后又增加了1个师）的“崔可夫战役集群”，并迅速与方面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与第64集团军联系不通）。

5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命令第64集团军在科捷尔尼科沃方向迎击德战车第4集团军，“崔可夫集群”则奉命从南面掩护第64集团军的行动。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崔可夫率部将德军赶回了阿克赛河，取得了反击的胜利。

8月中旬，希特勒调整部署，要从西北和南部两个方向对斯大林格勒发起“钳形攻势”。

8月23日，德军向斯大林格勒派出了大量的轰炸机，进行了近2000架次的轰炸飞行。形势万分危急。

1942年9月12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任命崔可夫为第62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的任务是防御斯大林格勒城的中部和工厂区。

崔可夫表示：“斯大林格勒对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至关重要，这个城市的失守将挫伤人民的斗志。我发誓决不离开这座城市，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我决心要么守住城市，要么就战死在那里！”

为鼓舞士气，崔可夫在到任伊始就发布命令∶“斯大林格勒是我们最后的战场；未经我和参谋长同意，任何部队严禁擅自撤离现有阵地；集团军司令部在任何情况下不向后撤。”

崔可夫在作战会议上指出：“我们不能仅限于防守，而应该抓住一个有利战机去打反击，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敌人，并用我们的积极行动破坏敌人的计划”。

14日凌晨3时，崔可夫指挥第62集团军从马马耶夫岗向德军发起了攻击；但遭到德军的强力抵抗和反击，进展极不顺利。15日，德军对第62集团军实施强攻，双方在马马耶夫岗等城郊地区展开激烈的城区街巷战斗。

9月16日、17日两天的战斗更加激烈，尤为残酷。崔可夫说：“我们的部队在这里经受了从残酷和顽强程度来说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恶战。”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巷战，崔可夫摸索出了一些规律。他告诫属下的各级指挥官，不要束缚于既定的战斗条例条令，要相信士兵们并给他们充分的战斗自由，要多化整为零地组织突击小组，甚至可将“单人堡垒”作为新的战术单位。这些措施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在接下来的残酷战斗中，崔可夫及其司令部一直坚守着自己的防御阵地，从未撤离到伏尔加河的对岸。

在10月中旬，德军甚至攻至第62集团军司令部仅400公尺之处，而崔可夫和参谋长克雷洛夫都镇定自若地表示：“我们将一起清洗好自己的手枪，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的脑袋”。

10月底的战斗中，在对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来说是更为艰苦的日子，但胜利的曙光已冉冉升起。

1942年11月13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于11月19日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全面反攻行动以围歼该地域的德军部队。

12月17日，第62集团军从一块块漂来的巨大浮冰上步行渡过了伏尔加河，与德军展开激战。

1943年1月10日，苏军部队对被围德军发起攻击行动。顿河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中将在视察第62集团军时告诉崔可夫的任务是：“以积极的行动，从东边将更多的敌人吸引过来。如果敌人企图越过结冰的伏尔加河突围，就坚决地把它堵住。”

崔可夫向罗科索夫斯基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在顿河方面军主力发起主攻之前，第62集团军决不让保卢斯的德军部队撤走一兵一卒。

随后，崔可夫指挥部队由东向西推进，对德军发起了强劲的攻势；1月26日，第62集团军与自西向东进攻的第21集团军在马马耶夫岗胜利会师。

1月31日，刚刚被希特勒授予元帅军阶的第6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及其手下的步兵第4军军长普费尔中将、第51军军长库尔茨巴赫中将、第295师师长科尔费斯少将等德军高级将领都成为了第62集团军的战俘。

2月2日，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向最后负隅顽抗的德军部队实施最后的攻击，俘获德第11军军长施特雷克尔中将。当天16时整，顿河方面军终于彻底完成了歼灭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集团的使命，历时200余天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终于以苏军的彻底胜利宣告结束；希特勒宣布德国全境为此哀悼3天。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崔可夫指挥的第62集团军在市区防御作战中，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数倍于己的德军部队，完成了苏联最高统帅部“不许后退一步”的任务。

苏军的《红星报》在社论中说∶“第62集团军的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入反攻，重创庞大的德国法西斯部队。”

为表彰第62集团军的战功，苏联最高统帅部将第62集团军改为近卫军，而崔可夫则获得了苏联最高荣誉称号——“苏联英雄”。

3.得之不易的库尔斯克之战果

1943年3月底，苏联最高统帅部将第62集团军调入西南方面军编成队，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换防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和斯瓦托沃地域。

1943年4月16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把第62集团军改编为近卫第8集团军。

1943年4月中旬，最高统帅部命令崔可夫利用休整时机，使所属部队做好实施进攻和突破敌防御地带的准备，并深入研究诸兵种协同作战、近战、夜战、反战车战等进攻作战中的常见作战样式。崔可夫在与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大将、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上将、战车第3集团军司令雷巴尔科夫将军、战车第6集团军司令哈里托诺夫将军等著名战将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切磋之后，获得了诸多宝贵的教益。

为了报斯大林格勒城下惨败之仇以及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德军统帅部又拟定了代号为“堡垒”的进攻计划；希特勒于1943年4月15日发布了第6号命令，其战役企图是：从北面奥廖尔和南面别尔哥罗德向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根部实施向心突击，围歼苏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攻占库尔斯克，继而再向苏西南方面军后方实施突击。

苏联最高统帅部在察觉了德军的这一企图后，计划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交战，并立即部署了这次交战的兵器和兵力。

7月4日，苏军掌握了德军将于次日凌晨发起进攻的准确情报。

7月5日2时20分，苏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抢在德军之前发起了先发制人的强大炮火反击行动；德军阵脚大乱，被迫在原计划两小时后发起进攻。

7月7日，崔可夫和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应召到西南方面军的司令部，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向他们传达了苏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利用德军主力部队被牵制在库尔斯克方向的时机，向顿巴斯发动攻击行动——强渡北顿涅茨河，协同正由米乌斯河向斯大林诺进攻的南方方面军，突破巴尔文科沃地域之敌的防线；歼灭敌顿巴斯集团并前出至第聂伯河。

这是崔可夫第一次参加指挥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进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崔可夫一遍又一遍地审订着整个进攻作战计划，给各兵团指挥员下指示。

7月17日4时50分，在长达90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近卫第8、第1集团军在北顿涅茨河右岸对德军发起了强劲的进攻；西南方面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亲临崔可夫的集团军观察所督战。

第一波攻击部队及其战车和火炮迅速从先遣工兵营临时架设的舟桥上渡过了北顿涅茨河；但在扩大登陆场时，不仅德军的抵抗越来越强，而且，德国航空兵也加紧了行动。对渡口实施了猛烈的航空轰炸，使崔可夫部队的进攻行动受到严重阻滞，其原定的进攻计划全部落了空。

这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集团军实施的第一次进攻。受领的任务，没有一项得以完成。对崔可夫来讲，这是相当困难的时期。

可是，苏军牵制德军的目的已受到了明显的成效。在接下来几天的激烈战斗中，近卫第8集团军虽顽强作战，但进展不大；西南方面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命令损失较大的近卫第8集团军暂时撤为第二梯队，改由第6、第12集团军接替之，准备在北顿涅茨河右岸的登陆场发动新的攻势。

鉴于首轮进攻的失利，崔可夫向上级请求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第6、第12集团军组织实施进攻的全过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批准了他的这一请求。

8月17日，新一轮进攻开始，崔可夫来到第6集团军进攻地带的中心，观察进攻的发展情况。但此次进攻也未达到既定的目的。在8小时激战之后，第6集团军只向前推进了不足两公里；此后就难以继续向前推进。方面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只得再命令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进入第6、第12集团军之间的结合部，准备参加进攻行动。

崔可夫对3个集团军进攻行动的连续失利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认为失利的最大原因是苏军的进攻行动没有达成突然性。于是，他拟订了一份实施机动、改变突击方向以达成进攻突然性的新作战计划——将突击集中在一个狭窄地段上，楔入德军防御纵深8～10公里，为机械化部队投入战斗创造条件；同时请求允许自己的集团军进行适度的休整。

8月22日清晨，崔可夫指挥近卫第8集团军向德军发起了猛烈攻势，强大的航空轰炸和炮火准备使德军阵地立即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德军万万没有料到苏军会在两次连续失利后再度发起第三次强大的进攻行动，德军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纷纷溃退。

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此次终于为西南方面军在浴血奋战一个多月后赢得了首次胜利。紧接着，崔可夫指挥部队加强攻势；但德军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首次使用了防战车地雷，使苏军的战车部队受到很大损失。

尽管如此，西南方面军的进攻还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草原方面军则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协同下，攻占了哈尔科夫城，从而为下一步收复左岸乌克兰并前出到第聂伯河奠定了基础。

至此，库尔斯克会战以苏军的最后胜利宣告结束；之后，德军统帅部不得不放弃进攻战略，转而采取防御战略。大兵团夜战的大胆杰作在取得库尔斯克会战胜利后，苏军在从大卢基至黑海长达1500公里的战线上对德军展开攻击行动，以歼灭德南方集团军群的主力，并解放顿巴斯工业区和乌克兰的农业区。

而德国陆军总部则于1943年8月中旬发布了希特勒的第10号命令，企图在苏德战场构筑起一道代号为“东方壁垒”的新防线来阻挡苏军的进攻行动。

通过8、9两个月的浩大攻势，苏军几乎收复了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的全部领土；而德军则撤到第聂伯河右岸的“东方壁垒”后面继续坚守。

苏最高统帅部命令西南方面军不迟于10月3日全部肃清位于第聂伯河左岸的扎波罗热登陆场的德军，并在该方向上前出到第聂伯河。

9月16日，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准备将近卫第8集团军调到中央方向上，而朱可夫坚持要将其转隶于草原方面军，以便支援科涅夫实施的大规模战役，但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认为，没有近卫第8集团军，他无法占领扎波罗热登陆场。

9月23日，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命令崔可夫率他的近卫第8集团军立即在第12集团军和近卫第3集团军的集合部集结并替换这两个方面军的部队。

德军统帅部苦心经营了一年的扎波罗热登陆场，建有防御外廓和防御内廓及大量中间支撑点的纵深梯次防御阵地系统，其整个外围前沿均筑设有一道深4公尺、宽6公尺的梯形截面防战车堑壕，堑壕内灌有1公尺深的水以阻挡苏军步兵的进攻；还建有4排防战车雷场。德军用于防守扎波罗热登陆场的部队为步兵第125师、第304师、第123师、战车第40军。为取得进攻的胜利，崔可夫亲临前线观察敌情，并利用航空侦察获得了大量情报。

10月1日，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与其左翼的近卫第3集团军、右翼的第12集团军一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崔可夫指挥炮兵对德军部队实施了巧妙的推进式打击，近卫第8集团军在当天上午就突破了德军的第一道防战车堑壕。但德军利用苏军炮兵因弹药锐减而不能对步兵和战车提供支援的时机，迅速用精良的“虎”式战车部队实施反击，挡住了苏军的攻势。

2日夜，苏军暂停进攻行动。西南方面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在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部召开指挥会议，决定由崔可夫指挥近卫第8集团军承担主要突击任务。

10月10日晨，崔可夫命令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发起了又一次强攻行动，到中午就在德军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使整个方面军的进攻战线全面推进了3公里，德国士兵已纷纷丢弃战壕逃到各支撑点。苏军在这一天战斗中，防坦克歼击手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鉴于此种原因，崔可夫决心对德军实施夜间攻击行动。

10月11日苏军进攻的任务仍未改变——在预定的各个方向上突破敌人防御，继续开展歼灭敌坦克的斗争。

12日夜23时，崔可夫指挥近卫第8集团军发起了夜间进攻，猝不及防的德军被击溃了。在战斗过程中，崔可夫不顾个人安危，带领自己的司令部人员亲赴前线各处督察战况。

13日上午，马利诺夫斯基来到崔可夫指挥所，决定集中整个方面军的部队暂停攻击，准备对扎波罗热实施夜袭行动。

13日夜，西南方面军集中全部炮火对德军实施了毁灭性的轰击，进攻部队随即发起攻击行动，德军一触即溃，纷纷败逃。

次日13时，苏军终于攻占了扎波罗热。在这一夜的进攻战斗中，崔可夫指挥的近卫第8集团军取得了骄人的战绩。苏联最高统帅部在广播中对崔可夫近卫第8集团军的辉煌战绩表示了祝贺。崔可夫在大兵团夜战方面大胆而成功的杰作，被载入了苏军作战的史册。

攻占了扎波罗热后，西南方面军利用战场的短暂间歇进行休整。此时的崔可夫由于连续征战，已身心疲惫，便被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和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勒令返回莫斯科住院休养，由马斯连尼科夫上将临时代任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一职。随即，原属于第12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4军就近被编入近卫第8集团军。

尽管崔可夫在莫斯科，但无时无刻不牵挂第8集团军。十月革命节过后没多久，崔可夫便急不可耐地返回前线，重新指挥近卫第8集团军，领受的任务是进攻阿波斯托洛沃。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告诉崔可夫“进攻阿波斯托洛沃保留大本营将根据向阿波斯托洛沃进军的情况来判断近卫第8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哪怕一天前进5～10公里，也是在前进”。

以前，乌克兰几乎无人知道，但阿波斯托洛沃小城对于西南方面军攻打尼科波尔具有重要的战役价值，可以切断尼科波尔德军的退路。

为使部队减少伤亡，崔可夫对阿波斯托洛沃发起了避实就虚的攻击。崔可夫规定各部队绕过敌人要构筑在各大车站的强大支撑点，沿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尼古拉耶夫卡——波斯托洛前进。

德军投入大量战车实施连续有效的反冲击，使缺乏反战车武器的崔可夫部队损失严重，在秋雨连绵的泥泞道路上的进攻行动受挫，6天才向前推进了10公里。

在此作战的紧要关头，崔可夫向所属部队发出命令指出：此刻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已非兵力和兵器，而是部队的意志、耐力和决心；各部队要坚决对疲惫不堪的德军实施连续不断的攻击。

崔可夫的果断指挥收到了明显的成效：26日，近卫第8集团军攻占科什卡诺夫卡；27日向前推进了12公里。为守住尼科波尔和锰矿区，德军收缩防线，用主力部队抗击近卫第8集团军；崔可夫部队的进攻受到了遏制，战事陷入暂时的相持状态。

1944年初，苏德战场两军之间的战线，从北往南自拉多加湖南岸经斯摩稜斯克南下，沿第聂伯河为界，德军在西，苏军在东。但苏军的实力已明显高于德军的。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在西南战区实施主攻突击，收复乌克兰和克里米亚。

1月10日，在冰雪严寒之中，崔可夫指挥近卫第8集团军所属近卫步兵第4军在肖洛霍沃方向发起攻击，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便前进到索菲耶夫卡——尼古拉耶夫卡公路。

15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要求该方面军各集团军加紧攻击行动，尽快拿下尼科波尔。

崔可夫针对战场情况，向方面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提出了一份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局部突破的作战计划，获得了采纳。根据这一计划，苏军兵力做了调整，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攻正面缩短了整整60公里。

2月1日，近卫第8集团军向德军阵地发起了进攻，突破了德军的防线。2日中午，崔可夫带领集团军司令部人员亲临前线了解敌情，要求部队继续加强攻势。2月5日，近卫第8集团军和第46集团军会合，开始集中兵力猛攻阿波斯托洛沃。

到了3月10日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完成了对因古茨河当面德军部队的合围。

德军为了解除困境，向崔可夫的部队发起了激烈的反击。对此，崔可夫镇定自若，指挥自己的近卫第8集团军调整兵力部署，坚决挫败了德军的反冲击企图。

3月19日，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强渡了南布格河，将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德军从陆路完全孤立起来，并打开了通向德涅斯特和敖德萨的道路。为表彰崔可夫指挥近卫第8集团军取得的辉煌战绩，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于3月21日再次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

1944年6月5日，近卫第8集团军被调为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预备队，随后根据大本营的决定，被编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

此时的德军已根据苏军的进攻特点，采取了一套全新的“弹性防御”战术：一旦受到苏军的进攻威胁，德军即撤离受威胁地带以保存实力；待苏军突入后再发起突然反击给苏军以大量杀伤。

针对德军的这一新战术，崔可夫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决定将通常在进攻前一、两天实施的战斗侦察改在进攻前两、三小时内进行，以使德军无法及时判明苏军的进攻企图。为防止德军脱身，崔可夫决定以不断投入新的攻击兵力来实施突击的“添油”战术，使德军无法及时躲避苏军的打击，丧失其防御的“弹性”。崔可夫的上述想法受到方面军司令部一些人的质疑，却得到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朱可夫元帅和方面军司令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大力支持。

7月20日，崔可夫的部队和友邻部队越过苏联与波兰的国境线。

23日，近卫第8集团军攻克卢布林。7月27日，苏最高统帅部决定下一步进攻计划。崔可夫奉命率近卫第8集团军在华沙以南强渡维斯瓦河并夺取登陆场。崔可夫向方面军司令部大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攻击地点和攻击发起时间，并向有些犹豫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立下军令状：如果进攻失败，自己甘愿被革职送交军事法庭论处。

8月1日，崔可夫指挥近卫第8集团军沿用由战斗侦察迅速转为主力进攻的战术，在自己亲临一线选定的攻击地段发起了攻击行动。

8月2日，崔可夫的部队在德军猛烈的航空轰炸下源源不断地强渡了维斯瓦河，占领并扩大了登陆场。在紧接着的几天时间里，崔可夫指挥近卫第8集团军对德军的疯狂反扑，实施了坚决而顽强的抗击；在艰难的时刻，崔可夫亲自率领集团军司令部指挥人员渡过河去，在战事最激烈的马格努舍夫实施战地指挥。

最终，在集团军全体官兵们的浴血奋战下，崔可夫终于实现了自己许下的军令状，牢牢地将维斯瓦河登陆场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在维斯瓦河登陆场之战的胜利，为苏军下一步实施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朱可夫元帅盛赞崔可夫“以高度的指挥艺术和决心，赢得了在维斯瓦河上夺取和扼守登陆场的交战”；方面军司令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则明确指出“崔可夫的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善于保卫维斯瓦河登陆场的一小块土地”。

尽管取得如此骄人战绩，崔可夫本人却谦虚地表示说：“这些指挥官善于鼓舞和引导士兵们去建立功勋，他们的主动精神和大无畏精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战役取得了成功”；他努力为近卫第8集团军的各级勇士们向上司争取到了包括“苏联英雄”、“一级光荣勋章”、“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列宁勋章”等在内的各种大量的荣誉表彰，并亲自前往近卫第8集团军所属各部队，向获得奖励的英雄们授勋。

4.攻打战争的最终目标——柏林

到1945年初，苏军已将德军全部赶出苏联国土，并攻入东普鲁士境内。已陷入四面楚歌境地的希特勒妄想与节节进逼的苏军进行破釜沉舟的决战，他在维斯瓦河与奥得河之间构筑了纵深达500公里的7道防御阵地。

为突破德军的最后防线，苏联最高统帅部调集了庞大的部队，配备了大量武器。准备在华沙——柏林方向上实施新一轮强劲攻势。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领受的作战任务是从崔可夫所部驻守的维斯瓦河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向库特诺、波兹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

后来，由于英美联军在阿登战役中严重受挫，为了缓解西线盟军的压力，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将原定1月20日的进攻行动提前到1月14日进行。崔可夫在接到提前进攻的命令之后，立即组织集团军司令部制订了相应的进攻战役计划。

到2月22日，经过苏军30多个昼夜的浴血奋战，苏军胜利攻占波兹南。

当波兹南城激战正酣时，崔可夫近卫第8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近卫战车第1集团军的主力部队也不断向西挺进。

1月28日，近卫第8集团军攻入德国境内；方面军司令官朱可夫元帅命令崔可夫近卫第8集团军及其友邻部队由奥得河向西继续进攻。

此时，崔可夫将近卫第8集团军的司令部西迁至普涅维，他本人则在普涅维与正在激战的波兹南城两地之间往返穿梭实施指挥。

1月31日，仅用一天时间，近卫第8集团军几乎就彻底攻克了梅塞里茨筑垒地域。自2月1日起，近卫第8集团军开始进入森林地带，逼近了奥得河。奥得河可以说是德国首都柏林的大门。为守住这一生死之地，德军在此调集了重兵进行防守，并出动航空兵对苏军实施了疯狂的轰炸，使崔可夫的部队遭受了较大损失。崔可夫亲临作战第一线指挥部队实施强攻，于2月3日攻占了渡河的登陆场；近卫第8集团军的攻击部队随即强渡了奥得河。但随着战线的不断拉长，苏军攻击部队的弹药补给出现了严重问题，使得部队的攻击力受到削弱。

鉴于形势的变化，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暂缓对柏林的不间断攻击行动，命令各集团军扩大奥得河的各个登陆场并使之连成一体，以便下一步对柏林实施大规模的进攻。崔可夫近卫第8集团军的任务是与别尔扎林将军的突击第5集团军一同攻占德军的科斯钦要塞。经过一系列的联合攻击行动，近卫第8集团军和突击第5集团军于3月29日攻克了科斯钦要塞核心堡，使两个集团军的登陆场完全连成了一片，于是，围攻德国柏林已是指日可待。

到1945年4月中旬，在德国东线战场，苏军已在宽大正面上前出到奥得河和尼斯河并占领了登陆场，攻占了维也纳，从东、南两面包围了柏林。在西线战场，盟军合围了鲁尔德军集团，进抵易北河，并向汉堡、莱比锡和布拉格方向发展攻势，距柏林也只有百余公里的距离。

但是，希特勒并不甘心失败，他又纠集了大量德军和国民突击营精心设置了防务：在奥得河——尼斯河地区，构筑了纵深达20至40公里的三道防御地带；在柏林地区，又精心构筑了三层防御阵地体系；在柏林城内还设置了大量的街垒防御阵地，甚至在临街的房屋的窗户上都修筑了坚固的射击孔，使整个柏林城变成了一座巨型掩体和射击阵地。为给守军打气，希特勒声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战斗下去，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说，要一直打到那该死的敌人中有一个精疲力竭不能再战为止”。

为尽快攻克柏林以结束战争，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从1945年4月中旬对柏林德军发起总攻。由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集团军群承担突击并攻占柏林的任务。朱可夫决定由崔可夫指挥的近卫第8集团军和第47、第3集团军及突击第5集团军从科斯钦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行动。

4月12日，朱可夫元帅向崔可夫发布作战命令，要求近卫第8集团军在霍尔措夫铁路车站和萨克森多夫村之间实施突击行动，突破德军的防线。

4月16日莫斯科时间5时整，崔可夫下达了攻击命令。苏军的炮弹呼啸着倾泻到德军的防御阵地上，整个大地都在可怕的颤抖之中，苏军进攻部队随即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但泥泞的道路和纵横交错的沟渠以及德军的顽强抵抗，大大减缓了苏军的进攻速度，使崔可夫当天攻占泽洛夫高地的计划落了空。

针对战场的不利情况，崔可夫当即决定利用夜色掩护来秘密转移炮兵阵地，变更兵力部署，以便对德军实施出其不意的突袭。此一战术果然收到了奇效，近卫第8集团军于4月17日就突破了德军的第二道防线，夺取了泽洛夫高地；此后，苏军部队就有了将所有战车部队投入攻击行动的便利条件。

到20日晚，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已突破了德军的第四道防线，前出到加尔岑、金巴姆、爱尼肯多夫一线；其友邻进攻部队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21日，近卫第8集团军迅速向柏林的东南郊和南郊，从南面收住了对柏林的合围圈，并于次日开辟了通向柏林东郊的进攻道路。

4月23日，崔可夫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攻部队开始在达米河以西的柏林城区与德军守城部队展开激战；24日，近卫第8集团军以强劲的攻势向柏林市中心地带发起了攻击。此时，正视现实的德军柏林城防司令官魏德林将军心里明白，柏林城的失陷已是几天内无法避免的事情了。

但疯狂的希特勒还不死心，他命令负责指挥作战的约德尔上将将西线德军全部撤回柏林，命令海军总司令邓尼兹元帅立即放弃海军的战斗任务而迅速调运部队回柏林，仍然妄想战局出现戏剧性的转机。但此时强大的苏军部队已开始对柏林德军发起了势不可挡的向心突击，希特勒的幻想逃脱不了破灭的命运。

在强击柏林的作战中，亲临一线的崔可夫将军命令战车部队改变过去单兵作战的战术，以步兵、战车、炮兵和工兵的密切协同，全力弥补战车在巷战中容易暴露翼侧的弱点；这样一来，近卫第8集团军减少了战车的损失，大大加快了在巷战中的推进速度。

4月27日，崔可夫的部队逼近希特勒的最后一个堡垒——集中了帝国办公厅、国会大厦和希特勒大本营的蒂尔花园区；困守在此的德军仍然在进行最后垂死的抵抗。

5月1日凌晨3时55分，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打着白旗钻出帝国办公厅的地下掩蔽部，前往苏近卫第8集团军的前线指挥所来谈判；崔可夫在此接见了他。克莱勃斯故作神秘地对崔可夫说∶“我想告诉您一件绝对机密的事，您是我通报此事的第一位外国人：希特勒已于4月30日上午自杀了。”

听到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拥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崔可夫以一付早已知情的模样，淡淡地回答说：“这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崔可夫立即到另一间房子里，用电话将情况向朱可夫做了报告。根据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崔可夫立即向克莱勃斯将军严正指出：“我要直截了当地问你，你们的抵抗有什么意义呢？你们的军队已经在投降，你们的官兵成千上万地做了俘虏，而此时此刻你还在提什么停战和谈判？”

5月1日9时45分，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德军必须彻底投降，否则苏军将在10时40分对德军实施最后的猛烈炮击。在未得到回应的情况下，苏军按时发起了最后的强攻行动。

5月2日早晨，德军柏林城防司令官魏德林上将前往崔可夫的前沿指挥所，签署了投降令；至中午时分，柏林守军全部投降。

1945年5月9日，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凯特尔元帅、什图姆普弗上将、弗雷德堡海军上将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崔可夫作为历史见证人，参加了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

旷日持久的苏德战争终于落下了庞大的战幕。崔可夫以自己出色的指挥才能，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为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授予崔可夫“苏联英雄”称号，向他颁发“金星勋章”，使他成为在此次战争中98名两获此项殊荣的功臣之一。而崔可夫所统率的近卫第8集团军也一同成为一支伟大的英雄部队，有233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十余万人次获得各种勋章和奖章，145个作战单位获得集体勋章。

1945年6月10日，驻德苏军部队统编为苏驻德占领军集群，朱可夫元帅出任总司令，崔可夫上将任副总司令；

11月，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接替了朱可夫的职务，崔可夫升任第一副总司令。

在此期间，崔可夫协助总司令采取各种措施对苏占区实施管制，为后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政治及经济的基础。

1949年3月，崔可夫上将继任苏驻德占领军集群总司令，兼任驻德军管局总指挥官。5月，崔可夫宣布取消自上年3月起对柏林与西占区及德国东占区与西占区之间的交通及贸易封锁。此后，崔可夫致大力于东德的筹建工作。

9月21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成立。

11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任命崔可夫上将出任新成立的德境管制委员会主席，将原来苏联军政府的行政权力移交给东德政府。

1952年，崔可夫上将在苏共十九大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3年5月底，苏联政府取消了德境管制委员会，崔可夫被调回国，担任基辅军区司令。

1955年，时年55岁的崔可夫获晋元帅军阶。

1960年4月，崔可夫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同年7月，兼任苏联民防司令。

1961年，崔可夫元帅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成为苏联武装力量的高层中坚人物。

1972年，72岁高龄的崔可夫元帅改任国防部总监小组组长，仍然着力研究军事理论问题，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自己的晚年中，崔可夫勤于笔耕，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非凡的军事指挥生涯，撰写了《在战火中锤炼青春》和《在华使命》两部回忆录；出版了《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斯大林格勒：经验与教训》、《战火中的180天》、《空前的功绩》、《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近卫军西进》、《在乌克兰的战斗》、《本世纪之战》等8部很有分量的战史著作。

1982年3月18日，戎马一生的崔可夫安详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享年82岁。他在自己漫长的军事生涯中，以其大胆的独创精神屡建战功，先后荣获了9枚列宁勋章、1枚十月革命勋章、4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1枚红星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