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这是吴桥杂技人的生动写照。我的师爷、我的父亲，还有我，都是循着这古老的足迹，踏上了杂技之路。我们吴桥杂技人，就是一个带着另一个、一个教着另一个、一个帮衬着另一个地走出吴桥，登上了世界杂技的舞台。
杂技传承路
父亲与师爷
吴桥，被誉为“天下杂技第一乡”。“没有吴桥不成班”是杂技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它形象地说明了吴桥之于中国杂技的重要作用。从古至今，吴桥杂技人走南闯北，足迹遍布世界各地。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西欧十四国，每到一处他总能在所接见的华侨中发现吴桥杂技艺人的身影。周总理曾欣喜地感叹道：“吴桥不愧是杂技之乡！”
吴桥杂技历史悠久，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记载：“今冀州有乐曰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以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角抵戏源自蚩尤戏，先秦时主要指摔跤等力技杂技，后泛指杂技表演。）
吴桥位于古冀州南部，地处黄河故道下游，人多地少，水灾频发。春冬两闲时外出卖艺，是吴桥人世代延续下来的一条糊口生路。有一句民谣在吴桥流传了上千年：“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
这是吴桥杂技人的生动写照。我的师爷、我的父亲，还有我，都是循着这古老的足迹，踏上了杂技之路。我们吴桥杂技人，就是一个带着另一个、一个教着另一个、一个帮衬着另一个地走出吴桥，登上了世界杂技的舞台。
都说杂技人不善言辞，是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不出。因此，我特别感谢这次“棒棰岛·‘金苹果’文艺丛书”，让我可以好好想一想、写一写，把我们这些“老杂技”的经历和故事“倒”出来。我的师爷、我的父亲，还有我，我们走出吴桥的那天，人生就和杂技“搅”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我干杂技这行，父亲的影响至关重要，他手把手地教会了我杂技。而我的父亲，是被我的师爷领进了杂技的大门。我的老家在河北省吴桥县何庄乡崔庄。我的父亲崔忠孚于1918年出生。那时家里穷，经常吃不饱饭，全家都在为了生计苦苦挣扎。离我家五里路远的地方有个姚庄，我的师爷蔡吉照就来自那里。父亲7岁那年被蔡吉照收为徒弟，从此开始苦练杂技。
我的师爷蔡吉照也是从小练杂技，尤其擅演《飞叉》。他早年一个人走南闯北到处表演，后来于1951年加入旅大魔术杂技改进小组（旅大杂技团前身），是旅大杂技团（1981年改称大连杂技团）最早的二十二名成员之一。我就是应他的召唤于1959年来到大连的。
父亲是师爷蔡吉照唯一的徒弟。为了尽快学到师爷的本事，也为了早日改变全家的贫困生活，7岁的父亲每天训练十多个小时，累得一天到晚腰酸腿疼，被师爷打骂更是家常便饭。就这样苦练了一年后，父亲第一次走出崔庄，怀着忐忑的心情跟随师爷坐上火车，坐上船，开始了漂泊异国的卖艺生涯。
清朝晚期，外国马戏开始进入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很多外国马戏团、魔术团来华演出，规模大者有百余人，国内杂技演出也受其影响发生了许多变化）。随着中外杂技交流加深，大批本土杂技艺人和团体走出国门，进入外国马戏团打工或出国巡演。《纽约时报》1853年1月31日就报道了一个由十五名中国杂技艺人组成的杂技团在美巡演的新闻。
懵懂的父亲就这样跟着我的师爷，顺着这条杂技人的谋生之路外出闯荡。头一年，他们先到了台湾，数月后又前往新加坡。由于收入有限，师徒二人又乘船来到日本。他们在鹿儿岛下船，白天在人多的大街和公园表演，晚上就住在旅店，有时也背着道具和行李去路途偏远的农村演出。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济并不景气，人民大多也很贫穷。在日本近两年的时间里，师徒二人吃了不少苦，却并没有赚到多少钱。父亲后来一直记得，有一天师爷突然对他说：“咱们去美国吧。”
在那个年代，美国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坐船去美国更是一段单调而漫长的旅程。这一路上，师徒二人就靠在客船甲板上表演小节目为生，每天挣来7元钱左右，刚好解决了吃饭问题。在洛杉矶下船后，他们很快就加入了美国当时最大的马戏团。父亲第一次进入一个大型的专业马戏团，在巨大的马戏大篷里和来自五六个国家的演员同台表演。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新鲜的杂技节目，真正打开了艺术视眼。
这时，经过三年训练和表演积累的父亲，技术技巧逐渐成熟，演出的节目主要有《杂耍》（手技）、《花盘》、《倒立技巧》。师爷蔡吉照则表演《飞叉》等节目，师徒二人还一起表演了《二人技巧》等节目。马戏团老板对演员热情关怀，演员之间都能友好相处，而且这里工资较高，吃住条件都好，师爷和父亲就在这里安安稳稳地演了两年。
就是这次美国之行“成全”了旅大杂技团的一个著名节目——《飞机术》。
和魔术一样，许多独创的杂技道具也是秘而不宣的。《飞机术》的“飞机”由木板制成，演员把这个“飞机”从手上抛出去，“飞机”在空中“表演”一圈又飞回演员手中。这是一个国内从未有过的节目，走南闯北的师爷蔡吉照此前也从未见过。有一天，他在后台出场口无意间看到了表演《飞机术》的外国演员掉落在地的道具，捡起来时正巧被对方演员看到。对方误以为他刻意偷看道具，就将此事一直闹到了马戏团老板那里。虽然这场纠纷经马戏团老板调解后最终以赔偿数百美元了结，但师爷一直憋着一口气。加入旅大杂技团后，师爷潜心研究，终于自制成道具，寻找到了“飞机”的奥妙。随后，该节目由旅大杂技团在国内首演。如今，这个节目已经过了三代演员的传承和发展。1995年，该节目获第四届全国杂技比赛“铜狮奖”。2000年，演员辛士凤对技巧改编创新后推出的《飞雪迎春——飞板》（演员在轮滑上做出“连飞八个板”“一把撒出六个板”“飞拐子”等高难动作），荣获第五届全国杂技比赛“银狮奖”。
1953年，旅大杂技团小篷演出，师爷蔡吉照表演《飞机术》
父亲离家四年后，师徒二人辞掉美国马戏团的工作，回到家乡吴桥。我的奶奶听说儿子快要到家了，用攒下的钱奢侈地到集上买了半斤肉，准备给儿子包饺子吃。孩子8岁离家，一别四年，四年里练杂技吃的苦、遭的罪是可想而知的。那一天，母子一见面就抱头痛哭。奶奶哭，姑姑跟着哭，爷爷也在旁边掉眼泪。这时的父亲经过四年出国摸爬滚打已经成了一个“小大人”，他为自己能够改变家庭贫困的现状而感到自豪，但却不知该如何安慰家人，半天只憋出了一句话：“不哭了，过几天师父就给咱家送钱来了。”第二天，师爷蔡吉照派他儿子送来200多大洋。家里用这笔钱买了三亩地，从此日子开始有了转机。
印度演马戏
1930年，在家只待了一个月，师爷告诉父亲准备再次出国。当时父亲刚回家，百般不舍，但一想到家里还是很穷，就毅然辞别了父母。于是，12岁那年父亲又随师爷坐火车去上海，在印度使馆用一块大洋办了签证，去码头买了两张四等船票，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途。
那是一艘意大利的白色大客船，需要二十多天才能到达印度。师徒二人依旧每天在船上演些小节目，变些小魔术，勉强收入几元钱。在印度加尔各答下船后，他们住进了艺人旅馆。这是专为漂泊的艺人开办的旅馆，艺人在这里登记后，需要演员的老板就到这个旅馆来挑人。在没有找到马戏团之前，师徒二人就到街上和公园里表演杂技，每天挣的钱能够解决吃饭和住宿的费用。
不久，他们就加入了印度然门沙里马戏团。这个马戏团有大象、十多匹马和其他动物，演员来自多个国家。当天，马戏团老板和他的三位夫人、马戏团管家、演出经理一起检查节目。师徒顺利通过了检查，马戏团给出二人每月共210元钱（当时合中国货币280元）的工资。他们就此随马戏团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辗转演出。
然门沙里马戏团的演出一般是每天下午一场，晚上一场。在大城市演出时，通常两到三个月才换地方。杂技是一项危险性极高的表演，每次演出的场地和道具都不得有半点儿闪失。马戏团刚到孟买演出时，父亲就亲眼看见表演《空中飞人》的俄罗斯夫妇从空中掉落，当即昏死过去，而原因就是这次表演时地面网架支得太松。这次经历让父亲对表演的安全有了深刻意识，从此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对表演和道具不敢有半点儿偷懒耍滑。
马戏团的生活有苦也有乐。来印度时间太久难免想家，师爷想吃饺子，父亲就上街买了牛肉。饺子包好刚下锅，马戏团的一个演员恰好来找父亲玩。谁知他看到锅里的饺子大惊失色，嚷着：“你们要吃白老鼠……”父亲赶紧解释这是中国人最爱吃的饺子。于是，饺子吸引来了许多外国演员，他们吃完饺子后赞不绝口，连说：“好吃！好吃！”中国美食就此成了中外演员的最佳交流“工具”。
父亲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具备了扎实的杂技基本功，在印度时期的技巧也更加成熟，其表演得到了观众的肯定。一次马戏团行至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老板召集全员开会，宣布王子将光临马戏团看马戏。第二天，下午场演出取消，大篷门面重新喷了漆，前排包厢的地毯、台灯等一切物品全换新的。晚上10点，警车开道，八辆白色轿车护送王子“驾临”。这天晚上的演出是专为王子进行的不售票专场演出，父亲表演了《花盘》和《杂耍》，师爷表演了《飞叉》，二人合演了《二人技巧》。
父亲崔忠孚（上）和师爷蔡吉照在国外表演《对头顶》
演出非常成功，当父亲演完《花盘》刚准备退场时，有人走上台把他引至包厢前，一位穿白色西服的人摸摸父亲的头，旁边的人拿出一枚金色硬币给了父亲。回到后台，演员聚了一圈纷纷询问：“给你什么东西了？”父亲说是1块钱，大家看后说：“这可不是1块钱，这是枚金币！”那次之后，马戏团老板就把王子给父亲金币的照片印在海报上做宣传，马戏团的知名度也因此大幅提升。不久，父亲在《杂耍》节目中又发展出了新的技巧，演出效果非常好，老板又给师徒涨了工资，每月由210元涨到了260元。
过去的师徒关系与今天的师生关系大不相同。师父，既如师，又如父。师爷蔡吉照的“如师”就体现在严苛的乃至凶狠的管教上。旧时讲“打戏”，国内私人戏班子、杂技班子普遍信奉“不打不成才”的道理。一次在卡拉奇演出时，父亲表演《花盘》失误，有两块盘掉在舞台上摔破了。回到后台，师爷拿起马棒在父亲身上、头上狠狠地打了数棍，父亲当时就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周围一片慌乱，有的演员把橘子放在毛巾里拧出汁来往父亲嘴里灌，有的演员用冷水往父亲头上喷。待父亲苏醒过来时，马戏团老板告诫师爷：“以后再也不准打孩子了！”不少演员也说，这样对待孩子太过分了，不能用这样的方法管教。从此以后，师爷改变了管教方法。
师爷蔡吉照的“如父”则体现在对徒弟的日常照料和人生大事的把握上。父亲7岁学艺，8岁离家赴异国卖艺，十二年间仅回过一次家。除了跟师爷学艺和表演外，父亲的吃穿住行都要靠师爷照顾，他几乎是师爷一手带大的。一次马戏团的外交经理找来，想把他15岁的女儿嫁给父亲，父亲说自己没有意见，但必须请示师父。师爷听父亲说完后坚决不同意，并给父亲分析原因。他认为这个姑娘确实人很好，但她的家庭条件优越，平日的吃穿用度都讲究，回到吴桥后很难适应老家的生活，并不是一个适合跟父亲“过日子”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