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性淑
1930—1937，北平
最早的记忆
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们全家—爸爸熊佛西、妈妈朱君允、哥哥性美(贝贝)和姐姐性慈(妹妹)，还有我(小弟)，住在北平石驸马大街5号一所古老的宅第内。这房子很大，有几进院子，大人们赠以雅号“勺园”；但不知为什么，佣人和小孩们却叫它“后宅”。这就为这座旧宅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在我的记忆中，庭院中央长着一株高大的梨树。夏天茂密的枝叶四处伸展着；秋天硕果累累，枝头上缀满了青绿色饱满的果实，引人垂涎欲滴。也许正因为这株梨树的华盖，房内的光线总是暗暗的。只记得南房的前沿有个新添的“玻璃厅”，里面阳光灿烂，当然是我们小孩嬉戏的好地方。爸妈也喜欢在这里接待他们的朋友。作家许地山
、北大教授金岳霖等都是常客。至今我还依稀记得许伯伯爽朗的笑声和金伯伯瘦高的身影。
我那时还没有桌子高，常和小伙伴们躲在桌底下玩，觉得挺神秘。我们可以偷窥到许多来来往往的腿和脚，再猜猜它们的主人是谁，悄悄地笑着、比画着，非常开心。
记得有天早上，年轻的女佣王妈突然走进房来，手里拿着半只啃剩下的梨。她说：“太太您瞧，这是我刚在妹妹的枕头底下找着的。”妈妈一看就乐了：“这孩子，我说了不准吃，不准吃，可她还是偷偷地吃了。”王妈应着说：“准是昨晚躺在床上吃了一半就困了，剩下的就塞在枕头底下了。”
大人们又都忍不住轻声地笑起来。
亲爱的妈妈，温柔和气的王妈，还有我那傻乎乎淘气的小姐姐性慈，她们都是我最早的记忆。
府右街罗圈(贤)胡同
后来，我家搬到了府右街罗圈胡同16号。
这又是一座古老宅第，气势不凡。听说原是明朝某权贵的住宅，恐怕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妈说刚一见它时，觉得已显衰败，似乎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但那牢固厚实的灰色砖瓦、宽大平坦的台阶、粗挺的房柱和优美曲折的走廊，都默默地传递出一种恢宏典雅、宁静安详之美。这所古老的旧宅无言地征服了爸妈，于是他们就决心随缘在此安家。
父母那时风华正茂，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一搬进来就动手收拾整理他们的爱巢。宽敞的四合房内又添种了若干姿态各异的树木，西北角还精心栽培了两株碧绿的芭蕉，这在寒冷的北方是很难看到的。充当客厅的西厢房前有一片紫丁香和开小白花的榆叶梅。廊沿下还挂着好几盆爸从福建带回的兰草，绿叶细长，开花时飘出阵阵幽香。
特别令人艳羡的是正南房“双照堂”前那排高大健硕的牡丹和芍药。春天，成百朵雍容华贵的花朵把整个庭院都照得亮丽起来；浓郁的花香还招来许多嗡嗡作声的蜜蜂和上下飞舞的彩蝶。平日显得有些沉寂的庭院，此时就焕发出青春，生机盎然，光彩妩媚，令人过目难忘。这一景色也是主人主妇精心营造的。
房子西边还有另一个大院，那里原本只是高墙围着的一片废墟，外加一座孤零零的假山。后来这场地却被主人主妇平整为一大块绿茵，四围种上五颜六色的太阳花。夏天的傍晚，爸总是和学生们在这片草地上排戏，孩子们和佣人当然是最忠实的观众。
主人主妇时值年富力强，家庭和睦甜美，事业蒸蒸日上。他们热情好客，朋友们都喜欢来这里做客。家里常能听到爸爸的高谈阔论和朗朗的笑声。妈妈总是斯斯文文、轻言细语，脸上挂着恬淡的笑容，一副教书先生的样子。其实她是一位慈爱又懂得如何教育子女的母亲，抽得闲暇总愿与孩子们共处。她也爱吟诗填词，或临帖练字、为人写扇面及屏条。那时她正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记得在一个春天的早上，正是紫丁香盛开的时候。我大概五岁左右，在树丛边玩。春天明媚的阳光照耀着，一时我看见妈妈穿戴整齐，一袭咖啡色的长袍，手里还拿着几本书。我知道她要出去上课了。当她走过来时，我突然发现她今天脸上有点不对劲。我说：“妈妈，你怎么没有戴眼镜呀？”妈妈听了一愣，就笑着说：“哟，小弟这小眼睛可真尖呀，我自己都忘了戴眼镜，她倒看出来了。”说着就笑嘻嘻地回房拿眼镜了。这也是我最早的幸福回忆之一。
春风化雨
在幼儿园里我是一个很羞怯的小姑娘，经常有一种紧张而孤独的情绪。小朋友们玩得热热闹闹，我却躲在角落里，有时还掉眼泪呐。到现在我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但是在家里，我可不完全这样。
有一次妈妈翻晒东西，我看见一个象牙雕刻的小挂钟，只有大拇指头那么大，玲珑可爱。我拿着就不肯放了，摸了又摸，看了又看。可惜不一会儿妈妈就把东西收拾起来了。
我心里若有所失，好生气恼。不断地嚷着：“我要那个小钟！我要那个小钟！”妈妈怎么哄都不行，别的什么东西都不能转移我的渴望。最后她无奈地看着我，把我拉到书桌旁坐下，平静地对我说：“来，小弟，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就顺从地坐下了，可能也是闹累了吧。
于是妈妈打开一本半旧的书，开始给我讲那个叫安利柯的小男孩的故事。孩子每夜在烛光下偷偷地代父亲工作—抄稿子，想为瘦弱的父亲分担一些沉重的家庭负担。父亲并未发觉，只是批评儿子成绩突然下降。有一夜，夜半醒来顺着灯光走进书房的父亲终于发现了事实真相，父子相拥而泣。
妈妈慢慢地讲，我幼小的心灵被深深地打动了。这个小男孩的爱心、他的奉献及忍辱负重的精神，像一条小溪一样静静地、静静地流入我的心田。泪水不觉从我眼中涌出。妈妈平静地讲着，我的泪水却如涓涓细流……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深刻的爱的故事。正如它曾哺育过全世界好几代儿童一样，这故事也给了我深远的影响。
最后妈妈指着书面上赫然醒目的四个大字说：“这本书叫《爱的教育》。”当时我还不认得几个字，但是这四个字，尽管笔画复杂，我却一下就记住了。
这似乎是我识字的开始，也可以说是阅读的开始。从《爱的教育》以后，我知道了书是一样好东西，美妙无比。我开始萌发了识字和阅读的愿望。在妈妈的诱导下，我很快就把这愿望变成了能力。妈妈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
哥哥读五年级时，妈妈也向他推荐了《爱的教育》，并且要求哥哥开始记日记。这本书给哥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少年鼓手》和体壮力大、爱打抱不平的加伦。加伦极富侠义精神，在同学中总是扶弱拒强。妈妈说少年人能够精忠报国，就不是小孩，而是伟大的少年。护卫弱者，不畏强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同样是一种崇高品德，要做到也非易事。闲聊中妈妈始终从容自然、和风细雨，我们三个孩子也都静静地听着，谁也不想出去玩了。
春雨润物无声，滴滴浸入心田。
新帽子
那时我们的家庭经济情况是比较宽裕的。爸爸在北平艺专任教授兼系主任，月薪约三百银元；妈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上课，也有收入。日子过得很舒服。但孩子们衣着很俭朴，我和姐姐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妈妈亲手缝制或编织的。
那时的儿童节是四月四日，孩子们都唱：“四月四日到了，啦啦啦……”正是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的好时候。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四月三日那天老师要求孩子们节日那天要穿得漂亮些，回家后我赶忙向妈妈传达了“圣旨”。
“穿什么好呢？”妈望着她三个孩子发起愁来了。
哥哥和姐姐怎么打扮的我已忘了。只记得妈看着我说：“好吧，小弟，我来给你做顶新帽子吧！”说完就马上找出一些边角余料开始剪裁，并俯身在缝纫机上滴滴答答地赶制起来了。一晚上的工夫，帽子就制成了：帽筒是浅绿色的绸子，前面还有一道起皱的宽荷叶边，两条长飘带则是鹅黄色的绸子。
第二天清早，妈妈高高兴兴地把这顶新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把那两根飘带在我颔下扎了个漂亮的蝴蝶结，然后说：“你走过去让我看看。”我就听话地走过去了。妈妈看着我很得意地笑着说：
“真不错，再配上你那件黑外套，挺漂亮。”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漂亮不漂亮，也不记得到了学校老师同学怎么说了。只觉得那顶绿色的绸帽子戴在头上十分新鲜，使我内心充满了节日的愉悦。
妈妈，谢谢你！
快乐的家庭
哥哥长我四岁，姐姐长我两岁。我们都在府前街的艺文小学上学。1936年秋，我进入小学一年级。
哥哥长得很结实。圆圆的脸上戴着圆圆的小眼镜，聪明又淘气。每日放学回家，他总是风风火火地奔往自己的卧室，然后书包一甩，往地板上一倒，吐出舌头来大呼：“我死了！”吓得我和姐姐哇哇叫。
我小名小弟，但并非男孩，而是出生前哥哥就早已给我“定性”了，他要一个弟弟。我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姑娘，特别爱漂亮，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看看上学前用唾沫“定型”的前留海儿究竟效果如何，但每次都大失所望。
那时我们兄妹最亲密的朋友是北师大邱椿(邱大年)教授的四个孩子。他们与我们年龄相仿，父母又都是好朋友。节假日邱家的孩子常来我家共度快乐时光。拿现在的话来说，当时妈妈总担任“节目主持人”。
夏天，在哥哥极力怂恿下，妈妈在我家后院召开运动会。为此挖了沙坑，买回细沙，还围着草地用白粉画了跑道，比赛各种田径运动。哥哥当仁不让地表演了撑杆跳。孩子们都兴奋极了，拼出全力争第一。
冬天，妈妈带着我们过圣诞节。头天晚上就带着孩子们把许许多多物美价廉的小礼物散放在客厅的炕上，上面再盖上一层雪白的薄棉花，准备邱家的小客人来一起摸奖。妈妈和王妈又用彩色电光纸做成长长的链条，挂在天花板下；也不知从哪里挖来一棵小松树，缀上彩色小灯泡—这在当时还是“先进技术”—做成圣诞树。于是圣诞节的夜晚，妈妈带着我们唱啊、跳啊，表演节目、摸彩，热闹非凡。
亲爱的妈妈为了她的三个小儿女，尽力营造一种和睦活泼的家庭气氛，令我至今不忘。在我的记忆中，她总是那么善良、热情、兴致勃勃、充满生气。她千方百计带领她的孩子们创造健康欢快的生活。因此，无论是青少年时代，还是长大成人后，我们三兄妹都有着热情活泼的性格，好交朋友。我想这与妈妈本人豁达的性格以及她对我们早期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
婚礼
抗日战争前在北平，我们家里发生过两件盛大事件。
第一件是有趣的事：Aunt Li(李瑞林)和杨济时伯伯在我家举行婚礼。Aunt Li是当时北平协和医院的著名妇产科专家。她和妈妈还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同窗，因互相倾慕人品才华，又互相砥砺女子自强上进的精神，成为矢志不渝的挚友。杨济时是当时协和医院的内科大夫，两位都医术精湛。但他们年轻时一心追求事业上的成就，直到三十多岁才结下百年之好。现在想来他们决定在我家举行婚礼、设新房，是喜欢那种自由活泼、充满文化气息的氛围，他们希望婚礼典雅大方、别具一格。
妈妈自幼就是个能为朋友赴汤蹈火、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当她知道这位学有专长的妇女经过苦读与事业上的磨炼，在三十多岁时终于找到感情上的归宿，自是高兴万分。于是她一马当先，热心地为这对新人操持起来。她刷新房、摆家具、挂字画，兴高采烈地忙碌着。爸爸就全力布置我们的后花园—婚礼与婚宴都将在那里举行。假山上挂起了许多五彩缤纷的灯泡，还挂了十个特大红宫灯，喜气洋洋。婚礼那天，宾客如云，宴席就设在花园的草坪上，那是一个温暖的初夏之夜。
我们小孩的兴奋快乐自不待言，我们四处奔走穿行：看热闹，逗乐子，大把大把地偷吃糖果，过了几天比过年还热闹的日子。
有一个插曲，十分有趣。
婚礼前的一个下午，成衣店送来了Aunt Li的礼服—一件粉驼色的绸旗袍。Aunt Li拿了衣服就匆匆地进卧室试穿。我和姐姐互使眼色也马上尾随进去了。怎么能错过看新娘试穿漂亮礼服的好机会呢？只见Aunt Li把衣服抖出来左看看，右看看，又看看蹲在角落里的两个小姑娘，面有难色。我们则瞪大了眼睛赖着不走。僵持了一会儿，Aunt Li只好走到我们面前讪讪地说：“妹妹，小弟，可不可以请你们先出去一会儿？我不习惯当着别人面换衣服。”这下我们可没辙了，只好低着头乖乖地走出房间。
妈妈正坐在游廊上吃晚饭，听我们一说就乐了。“你们两人坐下，听我跟你们说，”妈妈一本正经地说起来了，“凡是大人换衣服、洗澡、上厕所都是不能去看的。无论如何也不准去看。这是每个人的私事。明白了？”“明白了。”我和姐姐点点小脑袋。接着妈妈又看看我，问姐姐：“妹妹，你看小弟坐在那儿，好不好看呀？”姐姐说：“不好看。”我吓了一跳。当时我穿了一条短裙，正盘着两条光腿坐在椅子上，小裤衩、大腿都一览无遗。我赶快把腿放下来。妈妈又把我的裙子拉下来盖住腿说：“瞧，现在就好看多了。”
妈妈不失时机地接着说：“你们小姑娘记住，肚脐以下到大腿，这一部分身体，还有裤衩，是任何人都不准碰、不准看的。只有妈妈和王妈例外。记住没有？”看见妈妈那么认真，我和姐姐连忙说：“记住了。”其实是半懂半不懂。
每个时代有各自时代的行为举止规范。但是我一直觉得妈妈在我童年早期就给我上了一堂很重要的课—行为举止规范。不但使我初步懂得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而且有了最早的女子自我防卫意识。防患于未然。
这次婚礼期间发生在哥哥性美身上的故事就与我们小姑娘的经历大相径庭了。
一对新人刚离京去度蜜月，我家后花园就发生了一起不测事件：十个富丽堂皇的大红宫灯高高挂在假山上，一夜之间玻璃全部不知去向，碎片满地，一片狼藉，令人惨不忍睹。是谁干的？爸爸暴跳如雷，决心将肇事者“缉拿归案”。经追查，原来是哥哥学习《小五义》里的豪杰，用宫灯做打击目标，在练习武艺呐。为此性美挨了顿好打，妈妈也绝不呵护。以后妈还多次向性美提起此事说：“这么美丽精致的物件，你不但不知爱惜珍贵，反而粗暴地将它毁于一旦，这就叫没有道德。更是败家子的作风，纨绔子弟的恶习。”
这件事性美至今记忆犹新。
妈妈说的有道理。她同样是防患于未然。
爸爸与他的戏剧活动
话说妈妈，当然不能不说爸爸。爸爸和妈妈于1924年相识相爱在纽约。爸爸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的研究生，妈妈就读于著名女子大学Bryn Mawr Co11ege研究院。1926年，他们双双获硕士学位后结为伉俪，遂即返国。爸爸谢绝了各方面的邀请，决心献身自己挚爱的戏剧事业。当时中国的戏剧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1983年著名戏剧家陈白尘评价爸爸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拓荒者”，我觉得恰如其分。回国后妈妈不但是贤妻良母，更是父亲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他们共同营造了一个美满温馨的家庭。
回国后，爸爸最初任北京艺专戏剧系主任兼教授，后学校改为国立北平艺术学院，他仍任系主任兼教授。当时他刚三十岁出头，不但精力旺盛，而且热情奔放、才华横溢，正处在生命与创作的巅峰时期。据资料记载，他每周至少工作六十小时：教课、著书、写剧本、导演，还主持了三个在全国极有影响的戏剧刊物。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爸爸有一副墩墩实实的身板(其实他患有严重的肾病)，戴着深度眼镜，总是着长衫布鞋，从不西装革履，后来又留起短须，手里还常提着一支手杖，这在当时可能是文人的一种时尚吧。而且，他总是神采奕奕，声音洪亮，笑声爽朗，讲起话来有声有色，极富感染力。爸爸除了爱戏剧，也很爱结交朋友，除了大学教授、戏剧圈内的同行，文艺界中的许多大师如齐白石、张大千、梅兰芳等也都是他的朋友。对待所有的朋友他都热情周到。家里常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不断。酒席后大师们就乘兴泼墨作画，或赋诗题词。家里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气氛。后来我家一大箱名人字画就是如此积累起来的。可惜“文革”时被全部抄走，不知去向。
另外，这所四合院里还经常有年轻人出出进进，他们都是爸爸在艺专的学生。他们在我家吃顿“便饭”也确是家常便饭。妈妈待他们很亲热，大哥哥们和我们小孩也混得很熟。记得下午，爸爸这一批人常在后花园草坪上排戏。爸爸全神贯注、严肃认真，比比画画、说说停停。学生们则一招一式，每句台词都不敢马虎。我这时多半蹲在草坪的角落里，听呀看呀，也兴高采烈。天长日久，那一幕幕的戏、一句句台词便也倒背如流了。有一次哥哥和王妈淘气，王妈说：“贝贝，我有什么罪呀？”我脱口就把爸爸的台词联上去了：“你的罪恶都在你的包袱里。”逗得大人们一阵哄笑。
爸爸更是一个炽烈的爱国者。20年代后期北平城政治气氛极为沉闷抑郁，北洋军阀互相残杀，倒行逆施。为此，爸爸曾创作许多话剧对他们猛烈抨击。从资料中我得知他这时曾写道：“全国伟大的诗人与艺术家啊，你们这会儿躲在哪里？你们生在今日的中国不觉得冷么？不觉得黑暗么？果尔，你们为什么不起来点燃火焰？”他这么说，也就这么做。一出由燕京大学学生出演的戏剧《蟋蟀》就惹恼了当时的大军阀张作霖，作者熊佛西因而被捕入狱，关了三天。他的代表作《一片爱国心》曾连续公演一个多月，场场客满。因为这幕剧生动地表达了人民群众抗日的爱国热情。清华及燕京的大学生们，晚上冒着严寒步行几十里进城观看。不但北平文艺界反映强烈，爸爸本人也深受鼓舞。熊佛西的名字当时在全国都是响亮的。
除了教学与演出，爸爸还与晏阳初伯伯合作深入到河北定县，普及识字教育并在农民中开展实验戏剧活动。据资料记载：这个活动共持续了五年(1932—1936年)之久。它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令世人瞩目。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戏剧界的中青年专家们还对这段历史饶有兴趣地进行深入研究，撰写了精彩的博士论文，从中吸取教益。
20年代中期父亲自美国返国后，就以百倍的热情及毅力将西方的艺术形式—话剧，移植到中国，后又大胆地将这种外来的艺术移植到中国落后的农村。令人惊叹的是：他领着一群话剧火种的播植者在农闲季节的隆冬，在河北定县搭起了舞台，设置了灯光，形成了剧场。要知道，当时的农村根本就没有电灯呀！他们只好代之以煤气灯，他们创作并演出了独幕话剧《过渡》，成功地吸引了许多农民观众现场登台亮相、参加演出。这一事件妈妈后来在她的散文《灯光》中有过生动的记叙：“……那时佛西在定县农民剧场初次试演他的《过渡》。在我国农村状况之下，农村戏剧的推进原是极辛苦的工作。而他的戏剧同志们因为要试验灯光在《过渡》出演上的力量，同时也因为深冬是比较的农闲时节，他们竟不顾一切，冒着朔风凛冽，气温在零度以下的寒夜，将《过渡》搬上了定县的露天剧场。剧人们坚毅的主张、热烈的情绪克服了大地的一切。那远村近舍的农人们，千百成群、自然流动，向着这剧场灯光集中而来。可爱的农人们，坦白虚怀地接受一切。他们欢欣地聚集在剧场的集团空气之下，屏息凝神浸润在剧情中，舞台上热烈兴奋的场景紧紧地系着他们的注意力。刺骨寒夜并不能威胁他们离开剧场。星月光棱下，无边田野上，只见灯光流动，人影回环，那是多么可爱的一幅美景呀！”
这个活动经费的资助者—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也曾派了若干国际知名人士来定县实地考察，据说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之一。观后无不叹为观止，赞叹有加。近年，据熊佛西戏剧活动的研究者称，在西方，“吸引观众现场参加演出”这一问题，迄今未能解决。而年轻的熊佛西勇于探索，敢为人先，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中国河北定县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愿望。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总的说来，父亲的定县戏剧实验无论对今日发达或不发达的世界戏剧都极富启示性。
记得爸爸每次去定县搞戏剧实验，妈妈也同去教识字文化等，学生们如杨村彬、贺孟斧等更是热情参与。父亲说：“农民即是今日的大众。”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呀！
父母亲去定县时，家务就由王妈主持。两个小姑娘很听话，哥哥却是猴子称大王，利用各种机会“大闹天宫”。等爸妈回来了，小弟会不自觉地充当了泄密者的角色，哥哥为此免不了遭顿打，看着盛怒的爸爸狠揍哥哥，小弟于是又伤心地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她实在不知道自己只多了一句嘴，就会惹出这么大的灾难。
我那时还只有五六岁，许多事仅存零碎的印象了。当然谈不到对父亲这样一位戏剧家的了解，更谈不上理解。从我1930年出生，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短短七年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段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这同样是一段珍贵的记忆。
话剧《赛金花》的夭折
除了Aunt Li的婚礼以外，抗日战争前家里的另一件大事，就是1936年爸爸编导却未获准公演的《赛金花》事件。当时北平的上空，战争的阴云已密布。街上经常有刺刀闪光，满载日军的日本军车疾驰而过，标有太阳徽的日军飞机也呼啸着在民房上低空飞行。小日本处处耀武扬威，老百姓个个义愤填膺。但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大旗，却高高悬挂在百姓头顶上。尽管如此，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常见高举横幅、高呼抗日口号的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商人们也都贴了标语抵制日货。群情激愤，这正是国歌里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情景。这一切都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当时我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回到家里后院，就与哥哥姐姐一起朝天空中的日本飞机扔石头。
为什么小日本要到我们国家来耀武扬威？
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爸爸和他那些学生们，决心以话剧为武器与不抵抗主义斗争。爸爸很快地就挥笔写成大型话剧《赛金花》以古讽今，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影射当局还不如清朝“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的一名娼妓。
那时，我们全家都围绕着这幕剧紧张地活动。排练日夜在我家的客厅里进行着。饰女主角的是俞姗，我仍记得她的模样，是一位白皙斯文的年轻太太，演技精湛。我小小年纪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平日鲜花盛开、井然有序的庭院，这时却放满了各种舞台布景，几乎无法通行。妈妈也是忙进忙出，借东西，制作道具，工作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演出日期已定，对爸爸和他的学生来说，那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北平政府当局却突然来了指令：《赛金花》禁演！理由是剧情涉及了当时德国侵略军司令瓦德西，德国大使提出抗议，说有损于德国的威信。
这对爸爸和他的学生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爸爸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学生们个个表示什么也不怕，一定要把这出戏搬到舞台上去，彻底揭露当局甘当亡国奴的嘴脸。于是家里川流不息地来了许多客人，有充当说客的，有真正关心爸爸的好心人，他们大多都是一个调子：不能与当局对着干，对着干是要吃亏的。爸爸只是紧皱眉头，却不改初衷，妈妈态度也很坚决。我当时并不懂事，但从王妈的语气中知道，恐怕有什么大事会发生。全家的空气都沉闷而紧张。
公演的日期到了，票一售而空，老百姓渴望看到爱国的作品，越是听说不准上演，越是渴望能够看到。学生们已做了最坏的打算。有了上演《蟋蟀》而被捕的教训，这次他们给爸爸把火车票都买好了，准备演完立即护送爸爸南下。但是就在演出的白天，不知来了什么人，对爸爸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最后爸爸没有办法，只好放弃。
但是戏票已售空，怎么向观众交代呢？我记得爸爸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平日硬汉形象的熊佛西斯时斯地竟号啕大哭，为当时的社会现象而伤心绝望，却也无可奈何。最后他只有把自己反锁在我和姐姐的卧室里(我想是因为那里最少干扰)，就坐在我们平日做功课的矮小桌旁，低头奋笔疾书，写成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词。
听说当晚剧场座无虚席，观众齐心盼望着，又齐心忧虑着。演出时间一到，大幕拉开，聚光灯照射在站在舞台中央的父亲身上。父亲慷慨陈词，说明情况，并痛斥国民党丧权辱国的政策，号召国人团结抗日救中国。言者声泪俱下，闻者鸦雀无声，讲到动情处，台下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虽然戏没有看成，但是爸爸的讲话却使观众抒发了一口平日郁积在心的闷气。大家抗日的情绪更高，思想更团结了，最后观众中竟没有一个人提出退票。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在我们家中却余波未断。爸爸愤愤不平，妈妈忐忑不安，平日生气勃勃的学生们也变得沉闷起来。孩子们似懂又不完全明白，昔日的欢笑声消失了。
这已是“七七事变”的前夕了。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 许地山(1894—1941)，台湾省台中市人。历任北平燕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笔名落华生，作品被茅盾誉为“独树一帜”。散文《落花生》解放前收入中小学教材中，哺育过千千万万青少年。
- 金岳霖，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哲学大师、逻辑大师。著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曾创建清华大学哲学系。历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授；解放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 晏阳初，饮誉世界的华语平民教育家，在劳动人民中普及识字及基本文化教育，20世纪80年代末曾因此获美国普利策大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开始在赴欧的华工中从事普及教育工作，终生矢志不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