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时代有着一个时代的印记，唐诗、宋词曾完美地诠释了唐朝、宋朝绚丽多彩的文化，为我们展现了那些朝代的人文历史，在我们为之惊叹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另一个时代的另一种文化表达，那就是战国时代的楚辞。
战国曾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而楚辞也成了那个“轴心时代”的文化背景符号，从这个文化背景符号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领略着那个时代的人文思想、学术文化。那么，这种浓缩了几千年文化背景的符号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位凝聚着中国文人精神的世界文化伟人——屈原。因为正是屈原，才让楚辞成为了文人墨客们沉醉于其中的文体——楚辞体。
楚辞体又名“骚体”或“骚”，因屈原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离骚》的“骚体”和《国风》的“风体”分别被大家认为是中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鼻祖。因而，世人常以“风骚”来代指诗歌；而用“骚人”代指诗人、文人。
下面详细说说楚辞的由来。
一
楚辞又称“楚词”，首创于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后经他的弟子宋玉等人完善而形成一种诗体。楚辞灵活地运用了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着楚地的山川江河、人物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楚辞最早出现在汉代，刘向把屈原的首创作品以及宋玉等人的“承袭屈赋”编辑成集，最终取名《楚辞》。
楚辞代表的是在痛苦和挣扎中对高洁情操和崇高理想坚持不懈的屈原精神，它的出现，成了继《诗经》以后又一部对我国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
楚辞发展到西汉初期的时候，已经不单单是指刘向所编辑的《楚辞》了，还包括其他一些楚地作品，楚辞也就成了一种代表着楚地特色文化的作品统称。
有以下历史资料为证：
《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
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由于汉代皇帝是楚地人，所以才有人以楚地文辞作品来取悦他，屈原的作品多是悲愁之言，汉代皇帝应该不可能只看屈原和宋玉等人的作品。
“楚辞”中的“楚”，是指楚地，有着地方色彩；“辞”，则是先秦和汉代流传了很久的一种连篇属文泛称。所以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中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当然，“辞”在先秦还只是一个泛称，并没有成为一种文体，只是指楚地特色的文学作品而已。直到南北朝，萧统选编《文选》的时候，排了一个目录，进而形成了一种文体雏形。到了西汉，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整理出来，集结成集，为了让大家便于记住，就想贴一个熟悉的标签，便题名《楚辞》。
从此，“楚辞”便由一个泛称逐渐演变成为以“屈骚”作品为核心的专称。
目前，我们虽然是将“楚辞”等同于“骚体”来看的，但实际上“楚辞”比“骚体”的范畴要广得多。由于汉人将屈原和宋玉等人的作品称之为赋，有些人又将其称为“屈赋”，所以“楚辞”“骚体”和“屈赋”就让很多人弄不清了。
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楚辞”是清晰地说明楚地言辞的作品，所以它包括“骚体”；“骚体”，是对“楚辞”在体式和精神性质上的一种定位，也就是以屈原的《离骚》为模本；而“屈赋”则是汉人对“楚辞”在文体上的一种界定。
弄清楚了“楚辞”这种文体后，我们再来看看《楚辞》的作者。
二
前面说了，《楚辞》的作者是以屈原为代表的一群人。
《楚辞》的灵魂人物，也是《楚辞》的创造者——屈原。除了大名鼎鼎的屈原外，还有几位楚辞作者也在文学史上很有名，他们是：宋玉，又名子渊，战国时鄢（今湖北襄樊）人，相传是屈原的学生，曾在楚国顷襄王、楚庄王时做过官，喜好辞赋；贾谊，雒阳（今河南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淮南小山，此人生平不详，据说是淮南王刘安的门客；东方朔，本姓张，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人，西汉著名词赋家，在政治方面颇有天赋，但汉武帝始终将他当仆人看待，不被重用；刘向，字子政，本名刘更生，楚元王的后代，沛县（今江苏）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王褒，字子渊，西汉蜀郡（今四川）人，文学家；严忌，会稽吴（今江苏苏州）人，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的忌讳，改为严，西汉初期辞赋家；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人，东汉著名文学家，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官至豫州刺史，豫章太守……
以下重点说说《楚辞》的原创者屈原。
屈原，芈（mǐ）姓，后姓熊氏，名平，字原，约生于公元前353年或335年，死于公元前283年或前269年，楚国贵族。他的祖先是传说中的远古五帝之一——颛顼祝融氏，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据说，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到楚地，到了熊绎的时候，因为有功受封，居住在了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省秭归县境内）。这里也是屈原的故乡。
春秋初期，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随之取名为屈瑕，他的后代也就成了屈氏。
屈氏人才辈出，而且大多担任要职，比如屈瑕、屈重、屈完、屈寇、屈到、屈建、屈申等都曾担任莫敖一职，处理楚国的一些内政和外交，甚至有些还率军作战，可以说是楚国有名的将相人家。因此，屈原显赫的家世也就可见一斑了。
屈原的名字还是有一番来历的。从《史记》以及《离骚》中可以看出，他出生的日期非常特殊——寅年寅月寅日，据说在寅时出生的人命运非凡，所以他的父亲伯庸便为他取名“平”，正则的意思，希望他长大后成为一个公正有法则的正直之人；取字“原”，灵均的意思。“灵”与天相合；“均”与地相合。意思是希望屈原能成为一个上可安天、下可安地的非凡人才。
父亲的期望没有落空，屈原显赫的家世使他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史记·屈原列传》中曾用“博闻强志，明天治乱，娴于辞令”来形容他的出色。
知识渊博、记忆力超群的屈原，并非一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而是深明治国之道。心怀大志的他，时常指出楚国政治上的一些弊端，并希望楚王能锐意改革。不仅如此，他还能言善辩，在外交辞令上很有一套。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具有非凡的文采。
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屈原，使他在后来失意时写出《离骚》这样伟大的诗篇来。
贵族的身世，杰出的才能，这一切都让年轻时的屈原意气风发。楚怀王期间，屈原出任左徒（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官员令尹）一职。
《史记·屈原列传》中曾说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可见当时他多么深得怀王信任，多么风光无限。
当时，全国正处于诸侯争霸阶段，有三个国家实力最强，那就是位于东方的齐、西北的秦和江南的楚。在这三个大国中，齐是礼仪大国，秦和楚则被视为蛮夷之邦。在三个大国的较量中，秦国励精图治，很快就从这三个大国中显露出来。
面对强秦的崛起，齐和楚不得不结为盟国，承诺互相救援。秦国为了能够称霸天下，决定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各个击破，让齐楚两国解除结盟。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秦惠王派能言善辩的张仪出使楚国，张仪对怀王说：“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意思是说，如果楚国能够和齐国解除盟约，我们秦国就把商於六百里给你们。
楚王惊喜万分，因为商於原本是楚国的发源地，最后被秦国占领，收回商於是楚国一直梦寐以求的事。于是，楚王迫不及待地答应了张仪的要求。然而，等到楚国和齐国解除盟约，楚王派人去要那商於的六百里土地时，张仪却说：“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
楚王这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感到受了奇耻大辱的楚怀王，马上发动丹阳之战，想夺取商於。然而，楚军不仅没有夺回商於，反而连汉中的六百里地也被秦侵占了。
楚怀王大怒，继续发兵攻秦，结果是屡战屡败，狼狈不堪。秦国见和楚国耗下去也不是个事，便说愿意把最后占去的汉中六百里地还给楚国，并和楚国讲和。意气用事的楚怀王只想着报复受了张仪蒙骗的奇耻大辱，情愿不要商於，也要让秦国把张仪交给他。
张仪早知楚怀王耳根软喜欢听好听话，便买通了楚怀王周围的近臣和宠妃帮自己说话，然后大摇大摆地去了楚国。楚怀王果然听近臣说了张仪的好话后，放张仪回去了。任凭屈原如何劝楚怀王不能听信奸臣之言，楚怀王都不听，甚至开始排斥他。
此后，秦国越来越强大，楚国却是衰落不振。公元前299年，秦再次发兵攻楚，不仅占领了楚国的八座城池，还胁迫怀王到武关赴约。忠诚正直的屈原竭力劝阻楚怀王不要去，但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奸佞之人却怕不答应秦国又会攻城，怂恿怀王去赴约。
楚怀王不仅不听屈原的劝告，还将他流放到了汉北，然后去武关赴约了，结果被秦国扣押。楚怀王几次想要逃跑，都被抓住，三年后惨死在秦国。
楚怀王死后，新国君顷襄王依然如此，甚至还任用弟弟子兰为令尹，继续听信佞臣的话。子兰原本就将屈原看成了眼中钉，做了令尹后，继续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便将屈原流放到了更远的江南。
楚国被佞臣和软弱无能的国君把持，越加衰败，疆土也是一失再失。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国将领白起攻破了郢都，楚国败亡。悲愤绝望的屈原，跳入了汨罗河……
屈原的遭遇无疑是悲惨的，而除他之外的那些楚辞作者，也有着和他共同的特点：内心正直、才华横溢却不被重用。这些人要么仕途不顺，要么人生坎坷。比如宋玉、东方朔、严忌、王褒，空有绝世奇才，却只能做地位低下的文学侍从。不过，正是因为有着和屈原相同的遭遇，才让他们从屈原的身上和作品中感受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伤，使他们创作出了一篇篇独特文体——“楚辞体”“骚体”，让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屈骚精神有了延续。
那么，这些《楚辞》又有什么样的文学内涵呢？
三
《楚辞》里，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屈原的作品。屈原所有的作品中，《离骚》最具有代表性，而且可以说是楚辞的灵魂诗篇。因为从《离骚》里，读者可以领悟到深刻的文学内涵，以及其“屈骚”精神。
《离骚》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而且也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整首诗从家世出身、政治抱负开始写起，写到了忠诚却不被重用的痛苦，以及坚持理想的执着精神，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和对世事的愤懑之情。
《离骚》叙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屈原一心忠君爱国，一心要振兴楚国，却屡遭小人谗言陷害。即使如此，他还是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每时每刻都想着国家的兴亡和安危。即使被流放到偏远的地方，他还是心系楚国，关心着楚国的战事，为国家的衰败而落泪、痛心，以至于形容枯槁，虽然无人理解，却从不改初衷。
所以首先，《离骚》的精神内涵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它体现了一种令世人震撼和动容，令世人景仰的爱国主义精神。
其次，屈原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独立精神同样值得我们赞颂。
不管是怀王还是顷襄王，都不是明君，他们听不进屈原的直言相谏，反而去听谗佞的奉承之语。结果不仅导致怀王送了命，还让国土一失再失。更严重的是，君王的昏庸，让朝中官员纷纷向公子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等奸佞之人看齐，将其看成升官之道，与之结党营私、同流合污。
屈原成了被这些所谓主流嘲笑的对象。面对这种情况，屈原没有同流，反而让自己更清醒，真正做到了“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浊清”。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这就是屈原的精神，也是“屈骚”带给我们坚守心中信念、独立不迁的精神。
另一方面，屈原还有着不断进修内美的高洁品质。
注重自身修行，保持内心良好的品质，不管身处多么恶劣的环境，都不被肮脏的东西腐蚀，所以在《离骚》中，屈原以种植各种香草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以此来“修美”。比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等等。即使这样，他还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生怕自己“修美”不够：“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修美”是辛苦的，但屈原却不以苦为苦，自得其乐，这种精神值得人们崇敬。
除此之外，就是《离骚》所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勇于上下求索以及不固守旧俗、锐意改革的精神了。
不畏艰险、上下求索的精神，屈原在《离骚》中是通过不断地求女来表现的。比如为了求得品貌双修的女子，他“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去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女子，却依然没有找到合心意的。即使这样，他还是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鼓励自己。在他看来，不管多难，他都要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道路，毫无畏惧地走下去。
在看到楚国的政治上有着种种弊端的时候，他深感忧虑，向楚王提出“举贤才而授能”的改革建议。而此种建议，正是秦国后来因广纳各国人才，最终吞并六国的重要策略。他提出的“富国而兵强”，也正是秦国战胜其他六国的法宝。
然而，遗憾的是，屈原提出的建议都因触及楚国权贵们的利益而遭到污蔑，被权贵们排斥。楚王却听信谗言，始终不愿听取意见。屈原的“美政”设想虽然无法在楚国实现，但他的改革精神却是永远值得后人敬仰的。
在本书中，除了有《离骚》这篇屈原的代表性经典之作外，还有《天问》《九歌》《九章》等。
《天问》是仅次于《离骚》的第二长篇。通过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体现了屈原对自然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的探讨，带着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很令人深思。同时也表达出屈原对国家及民族发展、命运的担忧。
这篇内容涉及广泛，天地生成、日月星辰、世间珍奇、远古神话、历史兴衰……包罗万象，不仅是文学作品，还是很好的哲学素材。
《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十一篇作品。这是一组清新优美的抒情诗，也是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祀神的乐歌创作而成。
《九歌》分别对天、地、人进行了赞颂，其中赞天神的有《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大司命》《少司命》，每篇都表达了对神的敬爱之情；赞地祇的有《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这四篇实际是对爱情的赞美，表达了配偶间的倾慕、思念、等待之情；赞人鬼的是《国殇》，表达了对英雄的崇敬之情。
《九章》是屈原九篇作品的合称，这九篇分别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这九篇作品中，除了《橘颂》创作时间比较早外，其他的都是屈原被放逐流放后创作的。最早是《惜诵》，是屈原创作《离骚》时的同期作品；其次是《抽思》《思美人》，它们是屈原在汉北放逐时所写；《涉江》和《哀郢》是屈原被流放江南时所作；《悲回风》《怀沙》则是屈原沉汨罗河前的作品了；《惜往日》更成了屈原的绝命辞。
除《橘颂》外的八篇作品，均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先由作者诉说其不幸的遭遇，抒发自己的愁苦心情。接着宣泄对国家的爱恨交加，以及对理想国的向往和对故乡的眷恋，具有强烈的抒情言志特征，使整组作品呈现出了凝重而又浪漫的风格。
《楚辞》中除了屈原的这些代表作外，还有宋玉等人的作品。
宋玉的《九辩》是以衰败的楚国社会现实为背景，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感叹自己的怀才不遇，展现楚国越来越衰败的社会状况，表达出主人公忧国忠君的情感，以及甘愿坚守节操的品格。《九辩》用悲伤渲染悲世，在情感上有着很强的感染力。
和宋玉一样因社会状况而导致不如意的《楚辞》作者还有其他几位，他们也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表达对屈原同情的同时，也感叹自身的失意。
比如贾谊的《惜誓》：“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严忌的《哀时命》：“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王褒的《九怀·危俊》：“林不容兮鸣蜩，余何留兮中州？”；王逸的《九思·逢尤》：“悲兮愁，哀兮忧。天生我兮当暗时，被诼谮兮虚获尤。”；刘向的《九叹·怨思》：“惟郁郁之忧毒兮，志坎壈而不违。”，等等。
通过对先贤屈原的缅怀，寄抒心意，感叹无奈，黯然叹息，正是这本《楚辞》的内容特点。
那么《楚辞》的写作特点又是什么呢？
四
《楚辞》在中国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不容置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一改以前诗歌的短小、简洁，很好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人物形象。
《离骚》中，屈原除了抒发自己的苦闷和沉痛外，还对自身进行了描写，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很立体地感受到了主人公的形象。屈原形容自己头戴切云高冠，身佩陆离长剑，身穿奇异服饰，呈现出一位伟岸、高洁的主人公形象。有了主人公的形象，主人公的忧国忧民、怀才不遇、独立高洁的气质和内心活动也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正因为如此，枯槁消瘦，虚怀若谷的千古文人形象也就变得栩栩如生。
其次，《离骚》大量地使用了象征手法。比如用秋兰、蕙茞、杜若等香草来象征自己洁身自好；用臭艾等恶草象征奸佞小人；用跋山涉水求女来象征对贤君的渴求，等等。不仅让我们有种绘声绘色的感觉，也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香草”“美人”意象群。以至于在后世的很多诗文中，都被广泛地使用着。
再次，《离骚》运用了浪漫想象思维。比如屈原为了展现自己的美好品行，写自己用香花做衣裳，用香草做佩饰；清晨饮晨露，夜晚食落花。这当然也是一种象征手法，并非真正用花做裳，草做佩饰，更不可能只喝露水、只吃落花。
屈原之所以这么写，说明他是运用了神奇而浪漫的想象。比如他让马在咸池洗澡、让日神为他带路、凤凰为他开道等，很好地将神话和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结合起来，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浪漫而美好的画卷。
最后，当然是屈原的《离骚》给我们开创的具有显著特征的“骚体”语气了。
在《离骚》之前，诗人们所作的大多是“四言体诗”，但《离骚》却使用了楚地长短不一的句式，如著名的《沧浪歌》《越人歌》等。而由于楚地的句式中常带“兮”（相当于语气词“啊”），每句必“兮”就成了《离骚》的特色。“兮”的运用，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沉痛，极大地增强了诗篇的感染力，比呆板短小的四言句式更有利于诗人抒情。同时，由于每句字数不一，所以整篇文章也给人一种参差错落的美感。
有了屈原在《离骚》中的尝试，之后的《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篇章，从句式、抒情、艺术表现手法上也都借鉴了《离骚》。
在结构上，屈原非常注重自然环境与人物心理的结合，同时还善于借用自然景物来表达主人公复杂的心情。
比如《九歌》中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通过描写秋风扫落叶的萧瑟，表达了主人公的萧索心情，以此达到自然环境和人物感受的统一。
同时，《九歌》在写法上还喜欢以时间为叙事线索，在地点随意变化中，用视角的转换，使叙事内容更加充实，更加多彩。而在《天问》中，屈原又另辟蹊径，通过一连串的追问，表达了对天地生成、人类历史发展的迷惑，对春秋战国历史兴衰的追问和反思……通过这种写法，很好地寄托了作者对楚国现状和前景的担忧。
屈原一直在不停地探索新的写作结构，比如《九章》的诗文就没有《九歌》浪漫，反而有着很强的写实性。因为《九章》是为了体现屈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情感，都以屈原的人生经历为背景，借助楚辞的抒情写作特征，表现了屈原当时真实的状态。
《九章》在语言表达上，依然非常注意情境结合，同时还加入了很多心理描写，将人物内心的恐慌、愤懑、伤感、失落表现了出来，更好地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激愤和抗争，对美善的坚持和对丑恶的摒弃。《卜居》采用了散文式的写法，结合问答和对比来表现主题。问答和对比在《渔父》中也有充分的运用。而这种问答方式与排比、铺叙、记述、对话等的结合，对以后的散体赋写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除了屈原的这些代表作外，宋玉的《九辩》也是承袭了《离骚》的难得一见的优秀作品。
《九辩》在写法上采用了各自独立的线，最终又由一个主体相连接的形式，使整篇文章的结构看起来清晰又紧凑。在句式上，《九辩》和《离骚》相仿，均采用了以上下六句式为主，但又夹杂其他句式的写法。这种不规则的句式让整篇文章看起来多了一份肃杀，准确地表达了作者愁肠百结的心情。同时，《九辩》以秋之悲渲染国家衰亡、仁人志士哀愁的写法，也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那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更是被后世奉为“悲秋之祖”，很好地奠定了全文的基调。
一种文体的良好传承，除了继承之外还需要发展。汉代骚体正是在此基础上，让楚辞有了活力。
比如，汉代骚体作品一方面在遣词造句上模仿楚辞，另一方面在情感上承袭了楚辞抒情述志的结构，在篇幅、句式和结构上也在继承模仿。但同时，相比楚辞来说，汉代骚体作品的篇幅明显缩短，句式也比较整齐，变得朗朗上口了。
比如《沉江》《哀命》两篇作品中呈现出了整齐性和齐言句式，刘向的《惜贤》、王逸的《疾世》《遭厄》等篇，都为齐言。
从汉代刘向整理出的《楚辞》中，也可见逐渐呈现的传承、发扬同时又颠覆的趋势：不局限于固定的句式，继承楚辞的瑰丽想象、奔放激情；颠覆楚辞的长篇，使用齐言、短文。这种取源于屈骚又流变的方式，在给读者带来新奇感受的同时，却又仿佛减弱了屈原开辟的楚辞的魅力。
当然，这种变化并非没有优点。在汉代骚体作品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就很有特点，很有魅力，完全和汉代骚体不同。《招隐士》用一系列的排比句，渲染了幽深、怪异、可怕的山中环境，表现了此地不可久留的主题。同时，在具体描绘时，作者又以“石嵯峨”来形容怪石林立；用“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来写草木的荒芜；用“虎豹斗兮熊罴咆”来比喻动物的状态……他还用了不少层叠的词语，比如“啾啾”“萋萋”“凄凄”等来渲染令人恐惧不安的环境。这种写法，既传承了屈原的楚辞体，又创造出了一种音韵效果，不得不说是一种很好的创新。
那么，《楚辞》流传下来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呢？
五
从先秦时期到汉初，楚辞都是以单篇的方式流传下来的，直到西汉刘向的出现。
刘向带领一众人，将屈原、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五褒等人的作品收集起来，然后加上了自己的《九叹》，将其编成十六卷，并题名“楚辞”。
这是楚辞的第一次结集，也是屈原的“骚体”和“拟骚”作品真正以“楚辞”的总名出现。
自此，专门针对《楚辞》的历代笺释、评论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了，并且越来越多。首先就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为《离骚》写传，接着是东汉时期王逸作的《楚辞章句》，这也是现存最早的一本楚辞注本。
王逸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曾参与编修《东观汉纪》，又做《汉诗》一百二十三篇，但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只有《楚辞章句》。
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而且由于他出生在楚地，对于《楚辞》中的方言土语比较熟悉，所以颇受后世学者的重视。以至于到了唐代，一些研究《楚辞》的学者基本都以王逸的《楚辞章句》中的篇目为核心，但可惜这些也都失传了。
除了王逸的注本流传较广外，宋代还流传了两个重要的注本：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
洪兴祖，字庆善，丹阳（今属江苏）人，宋徽宗时曾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等职，后来因为忤秦桧而遇害。《楚辞补注》共有十七卷，该书敢于破除旧说、自立新说，又能旁征博引，且所录楚辞异文最多，所以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朱熹，字元晦，今江西婺源人。他曾是宋代大儒，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渊博的学者之一。《楚辞集注》共有八卷，是以王逸的《楚辞章句》为底本的。不过，他对原《楚辞》篇目的选编不是很满意，曾认为选录的《七谏》《九怀》《九叹》《九思》是无病呻吟，并将其删去，又将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收了进去。朱熹曾将《楚辞》分成了两部分：屈原作品和非屈原作品。将屈原的作品命名为《离骚》，将非屈原作品命名为《续离骚》，并附上了释文。同时，他在《楚辞集注》中特别阐明，注释楚辞不是唯一的目的，他还希望屈原精神对当时的政治斗争能起到积极作用。声明后还附上了《楚辞辩证》两卷和《楚辞后语》六卷。由于《楚辞集注》不同于《楚辞章句》和《楚辞补注》，所以也奠定了它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
之后，楚辞的研究著作越来越多，比如明朝汪瑗的《楚辞集解》八卷（《附蒙引》二卷、《考异》一卷）；明朝王夫之的《楚辞通释》十四卷；清朝戴震的《屈原赋注》七卷（附《屈赋通释》二卷、《屈赋音义》三卷）；清朝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附《楚辞余论》二卷、《楚辞说韵》一卷）；清朝胡文英的《屈骚指掌》四卷；以及近代马其昶的《屈赋微》二卷，等等。到了现代，楚辞研究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
六
楚辞凭借其深厚的内涵、独特的文体，引起了历代文人的高度重视，以至于出现了众多的注本和文本，本书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作为底本，通过题解、注释、译文三部分来对《楚辞》中的每篇文章进行诠释。
题解是为了让读者清楚地了解此文的写作背景、语言特点和篇章概要；注释主要针对难以理解的字词一一进行标注，尽量运用简洁的语句，尽可能地让读者参透诗文，准确理解诗文意思；译文则尽量保持诗歌的原生态，以便读者能更清晰地理解诗作的本意。
同时，本书无论在正文或者注释、译文里，均采用了简化字。对于如今不常见的生僻字，有些也用了相应的简化字，但是为了保持原文原貌，尽量不多做改动。
在做题解和注释的时候，本书参考引用了众多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说明，并表示感谢。
本书旨在传承经典和弘扬经典文化，引领民众在读《楚辞》中，了解战国时期的文化和历史，激发民众的学习热情。
亦文
2013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