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和“熊掌”的兼得
1935年，22岁的严仁英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如愿以偿地考入了美国人开办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并拿到了协和的奖学金，这个热衷于文体活动的外校女生令协和医预科“科班出身”学生们瞠目结舌。“到了协和，情况就大不同了，这里没有体育场所，课业繁重，但此前八年在南开和清华的生活为我一生的健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培养了我热爱集体、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团结协作、互相关心的品德。”严仁英随手翻着一本老相册，指着黑白照片中的一位女孩告诉笔者这是当年和她一起打球的一个同学，只是名字记不真切了。
经过五年的学习，严仁英获得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一张1940年在毕业典礼上与母亲的合影成为那一刻最经典的记忆。
11940年夏，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严仁英与母亲在协和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合影
“快毕业的时候，妇产科和小儿科的主任都找我谈过，想留我做大夫，我最终选择了妇产科。”还未等笔者开口，老人便自己答道，“因为妇产科是‘一个人进、两个人出’的甜蜜事业。”说到“甜蜜”，老人的眸子里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特有的幸福，片刻又化为感伤，“当时的儿科能治好孩子的病，却救不了孩子的命，都是营养不良的孩子啊……”
在协和做学生的时候，严仁英一有空就去产房感受“甜蜜”。“老师们忙着做手术，我们就在那儿守着。产妇有的喊叫，有的呻吟，可是我的老师一过来就都没有声音了。我就奇怪，心想老师她有什么魔法啊，只要她一坐到产妇身旁，拿手摸一摸产妇的肚子，给她听胎心，跟她说现在进展到什么情况了，一边聊天一边给她做检查，本来很热闹的产房就立刻安静下来了。我就觉得这位老师真是很神奇！”严仁英说的这位老师，就是中国妇产医学界的泰斗、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
旧协和与其他美国在中国办的学校一样，都对女性有严重的歧视，认为妇女结婚生子后就没有发展前途了。林巧稚、吴贻芳等人都为了事业选择了孑然一身。“林大夫在协和作为一位女性做到主任真的非常了不起，她当时有意培养我做她的接班人，但前提条件是我也不能结婚。”说到这里，熟悉严仁英的人都不可能为她选择“接班”还是“结婚”的结局“捏一把汗”，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有一个多么令人羡慕的家庭，她和丈夫王光超被誉为“杏林双彦”，夫妻携手走至耄耋之年。
王光超是严仁英的大学同班同学，他在实习时的一次急诊经历给严仁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得白喉的小孩儿来了，嗓子全被糊住了，憋得全身发紫像个茄子。他（王光超）见状立刻打开消毒包取出一把手术刀就把孩子的气管切开了，插了个管孩子就好了。我当时就想，这个人将来一定是个好的外科大夫。”严仁英回忆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却是一脸坦然，而就是这份“坦然”成就了恒久爱情的开端。
王光超最终没有进入外科，而是成为一位皮肤学专家。而真正促使两人结合的，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次年，协和医院被日军强占关闭，一大批协和医生被迫离开自谋生路。参加工作还不到两年的严仁英，失业了。
“当不成大夫了，我就结婚了。”严仁英轻松地说道。其实，这段姻缘从一开始就并不轻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地下党工作者在北平西郊什坊院开了一家诊所，名义上为老百姓看病，实则以此为掩护向八路军秘密供应药品和医疗器材，王光超也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为民族救亡甘冒风险的精神和正义果敢的气节深深地吸引着年轻的严仁英。另一方面，恩师林巧稚热心地为自己的学生安排出路，严仁英被介绍到由我国妇幼事业先驱杨崇瑞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附属产院（今北京东四产院）工作和学习。
杨崇瑞是我国第一位女医学博士，她改写了中国延续千年生育技术的历史，她推行的新接生法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生育革命。在产院的计划生育门诊，严仁英发现这里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自己以前完全不同，自己以前是坐在诊室里等着病人上门，所谓“求医”，而这儿的大夫们更多的时候却是在“求”病人，“死乞白赖”地跟人家讲为什么要采取避孕措施、怎么采取措施。
在第一助产学校不长的日子里，严仁英受到了杨崇瑞治病救国思想的熏陶，在和自己过去的工作比较的过程中，一个从未接触的名词渐渐走进严仁英的视野———“预防”。半年之后，王光超和严仁英喜结连理，严仁英辞去工作和丈夫在家开业，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个体户”，然而，此“个体户”可不寻常。
在北平不断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刻，夫妻二人始终没有忘记作为医生济世救人的使命，将自己的私人诊所作为革命根据地药品输送站，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送医疗物资。“给根据地送药，我从没怕过！”年过九旬的严仁英激动地说。
